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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业改革主持词

时间:2013-07-10 03:50

李叔同(弘一法师)很有名气,我对他不是很了解,他为什么那出名

弘师  弘一法师(1880-1942年俗姓李,名息,学名文涛,又蹊、广侯,字叔息霜,号漱筒、演音等,别署甚多。

祖籍浙江平湖,清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二十日生于天津。

父李筱楼,曾任吏部主事,后辞官经营盐业与钱庄,为津门巨富。

文涛5岁失父。

13岁知篆书,15岁能诗,17岁善治印,18岁与茶商女俞氏成婚。

戊戌变法失败时,有人说他是“康梁同党”,他遂携眷奉母南下,避居沪上城南草堂,加入城南文社。

22岁入南洋公学,从蔡元培受业。

课余参加京剧演出,还为沪学会补习科作《祖国歌》,并编有《国学唱歌集》。

光绪三十二年,为求救国之道,东渡日本留学。

到日本后,肄业于东京美术专科学校,主修油画,兼攻钢琴。

课余热心于话剧艺术活动,联合留东同学组织“春柳剧社”。

在东京,他创办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发表所创作的歌曲多首。

在写生课时,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被誉为我国新文化运动启蒙时期的急先锋。

宣统三年(1911年),文涛学成归国,先执教于天津高等工业学堂,任图案教员,后转到上海城东女学,讲授国文和音乐。

翌年,加入“南社”诗社,与南社同人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兼任《太平洋报》文艺副刊编辑。

不久,到杭州执教于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即第一师范学校),并到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兼课。

他从事艺术教育工作达七年之久,培育出许多艺术人才。

文涛本有改革社会的理想和抱负,但眼见当时中国社会腐败黑暗,自己又无力改变现状,遂悲观厌世,于民国7年(1918年)8月19日遁入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皈依老和尚了悟门下,法名演音,号弘一,后又采用一音、一相、圈音、入玄等几十个法号。

民国17年,弘一参加僧侣南下服务团,到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弘扬佛法。

12月初从上海乘海轮抵达厦门,受到陈嘉庚胞弟陈敬贤的热情款待,在南普陀寺下榻,旋即转南安雪峰寺度岁。

过了元宵,又回南普陀住了三个月。

民国18年4月间,取道福州赴温州。

同年10月,弘一第二次入闽。

先到厦门,后应泉州开元寺慈儿院院长叶青眼之请到泉州,为该院学童早晚礼佛的赞歌《三宝歌》谱曲。

当时性愿法师在泉州承大寺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弘一帮助整理寺内所藏的古版佛经,先厘订六条凡例,将目录编成五辑,每辑分成禅宗部、律宗部等,每部再分为甲乙两种(甲种为全本,乙种为残本),颇为周详。

民国19年4月,离寺云游江浙。

民国21年10月,弘一第三次入闽,足迹遍及泉州、厦门、福州、漳州各大寺院,其中以住泉州的时间为最长,而在永春普济寺一住就是573天。

弘一第三次寓居福建期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他时时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念,得到僧俗群众的普遍景仰。

民国27年10月,为勉励泉州承天寺僧众发扬爱国爱教精神,他举笔题词:“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词末又跋:“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

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赋予佛说以时代精神。

弘一十分关心历史文物。

民国22年10月,他在泉州西郊潘山发现唐诗人韩偓的墓道;民国27年在惠安县的《螺阳文献》中发现一首韩偓在惠安松洋洞所作而未为《全唐诗》收入的佚诗,于是撰写《香奁集辨伪》一文,认为韩偓并不是一个风流才子,而是一位与自己有同样爱国思想的伟大诗人,为研究韩偓提出独创性的见解。

他还为晋江摩尼教寺草庵撰写寺门对联和庵记,为朱子书院补题匾额,为开元寺补书朱熹所撰写的对联,为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像题赞,使泉州的传统文化更得到发扬。

弘一晚岁十年,积极弘法,他先后在厦门、漳州、安海、泉州、惠安、永春等地城乡开展讲经活动,就律宗、华严宗、净土宗学说及药师经、弥陀经、地藏本愿经、心经等经义作了详细的阐明。

并且关心佛教教育,在泉州开元寺尊胜院倡办南山佛学苑。

民国25年,在泉州请得日本大小乘经律万余卷,亲自整理编成《佛学丛刊》四册,交上海世界书局出版,闽南一带的僧徒因之增进佛学知识。

他的佛学思想体系,以华严为境,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士为果。

十年虔修未有间断。

他潜心圈点校注唐代道宣律祖所撰“南山三大部”(《行事钞》、《戒本疏》、《羯磨疏》)及宋代灵芝元熙律师释三大部的“三记”(《资诗记》、《行宗记》、《济缘记》),为后世治南山律者留下正确的范本。

佛教界尊他为近代重兴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祖师。

民国31年10月13日,弘一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

7天后,在承天寺火化。

遗骨分两处建舍利塔,一在泉州清源山弥陀岩,一在当年落发处杭州虎跑定慧寺。

另建生西纪念塔于温陵养老院过化亭。

他的力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于民国13年出版。

寂后,海内外诸缁素将其遗著结集出版的有《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律学讲录三十三种合订本》、《南山律苑文集》、《晚晴集》、《晚晴老人讲演录》、《弘一大师大全集》等。

  弘一法师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艺术全才,在书画、诗文、戏剧、音乐、艺术、金石、教育各个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

1918年入杭州虎跑寺出家,从此精修佛教律宗,又成为佛门一代高僧。

代表作:《南山律在家备览》、《四分律戒相表记》、《弘一大师遗著合编》、《清凉歌集》、《李息翁临古法书》等。

  代表作评价:  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虽然李叔同词曲兼擅,但传记作者陈星先生却考证出此曲并非词人的自度曲,而是借用了一首美国通俗歌曲的曲调,歌词也参考了一首日本歌曲——也有论者以为词意浓缩了《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的意境。

然而两首歌曲在美国和日本可能早已湮灭于历史的大海,但这首借鸡生蛋的歌曲却在中国获得了长久以至永远的生命。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如此凄迷阴柔、词浅意深但哀而不伤的词句,配以相当中国化的舒缓旋律,就很难不成为中国的名曲——尤其是在新旧交替、道术灭裂的二十世纪。

这首歌已经成了新的“阳关三叠”,“四千余年古国古”的二十世纪中国人,已经用这首歌“送别”了太多的东西。

历史问题

中国古代四大丑男——晏婴、左思、包拯、刘墉: 晏婴(-前500),字平仲,春秋时政治家,维邑(今高密)人,公元前556年(齐灵公二十六年)任齐国国卿。

先侍奉灵公3年,竭力建树新政,继之辅佐庄公,很受重用。

后因谏阴伐晋,庄公不听,遂辞官耕于海滨。

及庄公被杀,景公即位,又被起用,长任相国。

他为国为民,直言敢谏。

一年夏,齐国阴雨成灾,百姓墙倒屋塌,缺吃少穿,景公却充耳不闻,日夜酗酒。

他再三请求发粟赈济,景公不允。

他气愤难平,往见景公,曰“国家重灾,百姓饥寒,君不体恤,却恋酒色。

婴身为相国,实感罪深。

”言毕叩头辞职而去。

景公愧悔,乘车追至其家,见其存粟已尽给百姓,深为感动,遂立即赈灾,并请他复职。

他性机敏,善辞令,属尽职守。

一次出使楚国,楚灵王欲加侮辱.因他身材矮小,就在大门旁另辟小门“迎接”。

他拒不进入,并说:“出使狗国,方入狗门,今臣出使楚国,不应从此门入。

迎宾者只好请其从大门而入。

见灵王,王口出不逊,他仄然邓以批驳。

灵王讨得没趣,又设筵“招待”他。

酒兴正浓时,有小吏两名缚一人来。

灵王动问原由,小吏禀告:系齐国人,犯盗窃罪。

王故意讥讽道:“原来齐人爱偷盗

”他立即起座,正色对曰:“吾闻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其枝叶相似而果味截然不同,系水土不一所致。

齐人在国内不为盗,至楚国则变为盗,岂非楚之水使其然乎

”王再次碰壁,只好自己解嘲。

晏婴一生崇尚节俭,反对奢华,过着艰苦的生活,住的是低矮的房屋,吃的是粗茶淡饭,表现出很高的道德情操,孔子与司马迁都给于他很高评价。

左思: (约公元250~305年)字太冲,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西晋时著名文学家。

他家世业儒学。

少时曾学书法鼓琴,皆不成,后来由于父亲的激励,乃发愤勤学。

左思貌丑口讷,不好交游,但辞藻壮丽,曾用一年时间写成《齐都赋》(全文已佚,若干佚文散见《水经注》及《太平御览》)。

泰始八年(272)前后,因其妹左□被选入宫,举家迁居洛阳,曾任秘书郎。

元康年间,左思参与当时文人集团“二十四友”之游,并为贾谧讲《汉书》。

元康末年,贾谧被诛,左思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

后齐王□召为记室督,他辞疾不就。

太安二年(303),河间王□部将张方纵暴洛阳,左思移居冀州,数年后病逝。

  包拯:近千年来,包公在历代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包青天。

今天,包公的形象仍然活跃于戏曲、小说和民间传说里。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出身于官僚家 庭。

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

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 戏曲里,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这不符 合历史实际。

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

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

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

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 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

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 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

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

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水修)任职。

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

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

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

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

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

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

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

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

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

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

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

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

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

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

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

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

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

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

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

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

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

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

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

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

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

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

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

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

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

嘉柏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

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

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

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

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

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1.清代书画家政治家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诸城县逄戈庄(今属高密市)人。

  刘墉是乾隆十六年的进士,做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

刘墉的传世书法作品以行书为多,这些作品总体上都表现了墨色浓厚,笔势浓肥,线条轻重粗细变化随心所欲的笔画特征。

他的书法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年学习董其昌,字体秀媚妍润;中年,学习颜真卿、苏轼各家,笔力雄健,丰泽厚实;晚年则锋芒内敛,造诣达到了高峰。

  刘墉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一年后散馆,授编修,进入仕途,再迁侍讲。

乾隆二十年(1755)十月,其父刘统勋(时任陕甘总督)因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受株连而遭逮治,旋得宽释,降为编修。

次年六月,充广西乡试正考官。

十月,提为安徽学政。

任职期间,针对当时贡监生员管理的混乱状况,上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部议准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调任江苏学政。

在任期间,他又上疏:“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

(行政官员)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以致遇事迟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后,应责革者,并不责革,实属阘茸怠玩,讼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

”这一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时弊,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称赞其“知政体”,并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任命他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

  乾隆三十年(1765),升任冀宁道台。

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间,失察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坐罪革职,判死刑。

乾隆帝因爱其才,特加恩诏免,发军台(清代西北两路传达军报及官文书的机构,即邮驿)效力赎罪。

次年赦回,命在修书处行走。

乾隆三十四年(1769),授江宁府知府,有清名。

第二年,迁江西盐驿道。

乾隆三十七年(1772),擢陕西按察使。

第二年,其父刘统勋病故,回家服丧。

  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刘墉服丧期满还京,清廷念刘统勋多年功绩,且察刘墉器识可用,诏授内阁学士,人直南书房。

十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办《西域图志》及《日下旧闻考》,任总裁。

次年七月,充江南乡试正考官,不久,复任江苏学政。

在任期间,曾劾举秦州举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惩办。

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刘墉以劾举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授湖南巡抚。

时值湖南多处受灾,哀鸿遍野,无灾州县也盗案迭起,贪官污吏猖撅,百姓怨声载道。

刘墉到任后,一面查明情由,据实弹劾贪官污吏,建议严办;一面稽查库存,修筑城郭,建仓储谷,赈济灾民,井准许民间开采硝石。

仅一年余,库银充实,民粮丰足,刘墉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乾隆四十六年(1781),迁刘墉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次年三月,仍入直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

此时,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结党营私等。

刘墉奉旨偕同和珅审理山东巡抚舞弊案。

刘墉至山东,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访,查明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

征税时,对无力缴纳者,一律拿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人。

及至济南,经审问,查清国泰已知贪赃案发,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

刘墉如实报奏朝廷,奉旨开仓赈济百姓,捉拿国泰回京。

此时皇妃已为国泰说情,有的御史也从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袒护国泰。

刘墉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泰伏法。

在处理国泰一案上,刘墉不畏权要,刚正无私,足智多谋,与钱沣一起挫败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挠而成功地执行了大清律法,为民除了害。

后来,民间曾据此事写成通俗小说《刘公案》,对这位“包公式”的刘大人大加颂扬。

  国泰案结,刘墉被命署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

不久授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

乾隆四十八年(1783)六月,命署直隶总督。

八月,又调吏部尚书,不久,充顺天乡试正考。

是年底,充经筵讲官。

次年五月,复兼理国子监事务。

六月,授协办大学士。

乾隆五十一年(1786),充玉牒馆(修帝王族谱之处)副总裁。

  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以上书房阿哥师傅们久不到书房,刘墉身为总师傅而不予纠正,被降职为侍郎。

不久,授内阁学士,提督顺天学政。

乾隆五十六年(1791)初,迁都察院左御史,旋擢礼部尚书,并再次兼管国子监事务。

五月,又署吏部尚书。

嘉庆二年(1797)四月,授刘墉为体仁阁大学士。

五月,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并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

察看黄河之后,他上疏请求于秋后在决口处“堵筑”,下游“宽浚”。

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嘉庆四年(1799)三月,加太子少保。

后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

刘墉不畏权势,很快查明和坤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奏朝廷。

皇上处死了和珅,没收了他的家产。

  嘉庆四年底,刘墉上疏陈述漕政,对漕运中的漏洞体察至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看后,深以为然。

嘉庆六年(1801),刘墉充任会典馆正总裁。

  刘墉不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是清代四大书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翁方纲、铁保)。

清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中称赞刘墉道:“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

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

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

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

”刘墉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

刘墉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

刘墉之书,尤善小楷。

后人称赞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的风致。

刘墉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

著有《石庵诗集》刊行于世。

  嘉庆七年(1802),皇上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

此时,他八十有余,却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慑人。

  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刘墉卒于官,享年85岁。

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谁能帮我解释哈 瞿 这个姓氏的由来或者历史吧

Qú)姓源出有三: 1、名为姓。

商代有一大夫官,封于瞿上(今四川省成都市县东瞿上城),而得名瞿父。

其子孙后代遂以祖上名字为姓,形成瞿姓。

2、以地名为氏。

据《宣和博古图》记载,商代青铜器皿中有瞿父鼎。

瞿父,是以封地名而命姓瞿的。

3、以地名命姓的还有春秋时孔子的弟子商瞿,字子木,跟随孔子学习《易经》。

商瞿是鲁国人,因生于四川双流县,居于瞿上,故名商瞿,其旧居称为商瞿里,后来在这里居住的人,分别以地名取商姓和瞿姓。

瞿姓始祖:瞿父鼎。

根据《姓氏考略》的记载,商代遗留下来的青铜器中,有一件瞿父鼎,见于《博古图》,瞿父是瞿姓的祖宗,瞿姓都是以地名为姓氏的。

另外,根据《通志·氏族略》是的记载,瞿氏是晋东海王越参军瞿庄的后代,是博陵人。

又有王僧儒谱说,河东的裴桃的儿子娶了苍梧瞿宝的女儿。

”还有,根据《风俗通》的记载,汉代有河南太守瞿茂,梁有镇北将军瞿延,而唐时有绛州刺史瞿稹,望族均出自高平,松阳。

平江府与温州平阳亦有瞿氏。

望族居松阳郡,即现在的浙江省松阳县西部。

瞿氏后人尊瞿父鼎为瞿姓的始祖。

二、迁徙分布 (缺)瞿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

商朝时候有个大夫叫作瞿父,他的子孙以瞿作为姓氏,世代相传,是今天瞿姓最早的起源。

古代时候,有个地方叫瞿上。

商朝时候有一位贵族被封到那里为王,建立了瞿国。

瞿国公族的后代,就以封地名为姓氏,称为瞿氏,形成了另一支瞿姓。

瞿上那个地方,在今四川省成都附近的双流县一带,因为春秋时候孔子的一个弟子商瞿曾居住在那里,所以有叫商瞿里。

最早进入上海地区的瞿姓,据史志记载是参军瞿桧,宋靖康末年,瞿桧从康王南渡,自汴梁举族迁上海地区,定居鹤沙(今南汇下沙),这是浦东翟氏,也是上海瞿氏的主干,他们后来棋布奉贤分水墩、松江城、松江天马山、高桥界浜和嘉定城。

也在南宋初年,另一支瞿氏从严陵(今浙江省桐乡)迁居龙华,与张、沈、赵三姓,世代结义,休戚与共、有“四姓墓”留为海上名迹。

尔后,陆续又有迁入,如无至正间,瞿信由昆山避乱青龙江,同时期,任青龙镇教谕的瞿智也留什定居。

南宋嘉定年问,瞿愉维任下沙盐场盐监,子世代相继,主持上海和浙西盐政达150年之久。

此中最有成就的是瞿家直管的下沙盐场,产量盐赋均为“两浙之最”,见自《熬波图》中所总结的制盐技术,所订刑纪,归倂灶座、建团立盘等系列整顿改革工程,都是瞿氏的作为,遂使“团厅严且肃,立法无弊生”。

从而使盐场地区的下沙“商贾咸集,遂成都会”,新场“歌楼酒肆,贾街繁荣,虽县亦未之过也”。

由于新场的繁荣,明中叶曾有立县之议,由于川沙豪族乔镗的反对,才未成功。

元初,瞿霆发还兼领上海市舶司。

煮盐、海运、棉织是古代上海的三大经济支柱,宋元际盐业尤为发达,瞿氏世掌盐业,聚集了大量财富,遂成松江府的首族。

翟氏占地达7300顷,构筑了当时江南最大园林瞿家园,该园占地2顷,仅园内琴轩中收藏的名贵古琴就有百张,百客堂终日丝竹不绝,宾客满座。

明洪武十二年(1380),朱元漳下诏族灭松江巨族,瞿氏位列榜首。

诏令明文规定,仅留长子“以存宗桃,余皆抄没”,下沙瞿氏“其族数百家”,“歼之殆尽”。

据记另有两仆各负一幼儿逃出,其中之一即传高桥界浜一脉。

瞿姓遭此大劫,人员大减。

明后期,瞿姓复起,隆庆、万历年间,武进士瞿彦威主持上海兵防12年,瞿氏与李、周、曹等姓同为上海望族。

瞿彦威子骞廷,明末为膝县令,抗清牺牲。

(余略)三、历史名人 瞿 佑:字宗吉(1334—1427),号存斋,钱塘(今浙江省杭州)人,明初著名文学家。

少时即有诗名,他的诗绮艳柔靡,但终生怀才不遇,仅在洪武年间任教谕、训导、长史之类小官。

永乐年间因写诗蒙祸,被贬谪十年。

著有《香台集》、《咏物诗》、《存斋遗稿》等20多种,还著有小说集《剪灯新话》等著作。

瞿 俊:明苏州府常熟人,字世用,号学古。

成化五年进士,由御史迁广东按察副使。

性廉介,人不能干以私。

以病致仕归,不取岭南一物。

工书画,兰竹行笔瘦劲,书法二王。

善为诗。

与渔民为邻,时时席地与饮,酒酣吟诗作画,分赠之,权北京时间富室以金帛请求莫能得。

年六十八卒。

有《留余堂集》、《学古斋集》。

瞿 镛:清江苏常熟人,字子雍。

瞿绍基子。

岁贡生。

瞿氏以藏书著名,藏书之精,与山东杨以增海源阁有“南瞿北杨”之称。

镛秉承父志,笃志藏书,不为名利所动。

传说光绪帝欲得其一珍秘本,赏以三品京官,并给银三十万两,竟不奉诏。

有《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续海虞文苑诗苑稿》、《续金石萃编稿》、《集古印谱》、《铁琴铜剑楼词稿》。

瞿九思:明代理学家,字睿夫,黄梅人。

父晟,嘉靖三十二年进士。

历官广平知府。

凿长渠三百里,引水为四闸,得田数十万亩。

卒于官。

九思十岁从父宦吉安,事罗洪先。

十五作《定志论》。

后从同郡耿定向游,学益进。

举万历元年乡试。

居二年,县令张维翰违制苛派,民聚殴之,维翰坐九思倡乱。

巡按御史向程劾维翰激变。

吏部尚书张瀚言御史议非是,九思遂长流塞下。

子甲,年十三,为书数千言,历抵公卿,讼父冤。

甲弟罕,亦伏阙上书求宥。

屠隆作《讼瞿生书》,遍告中外,冯梦祯亦白于楚中当事,而张居正故才九思,乃获释归。

三十七年,以抚按疏荐,授翰林待诏,力辞不受。

诏有司岁给米六十石,终其身。

乃撰《乐章》及《万历武功录》,遣罕诣阙上之。

卒年七十一。

九思学极奥博,其文章不雅驯,然一时嗜古笃志之士亦鲜其俦。

甲,字释之,年十九举于乡,早卒。

罕,字曰有,七岁能文。

白父冤时,往返徒步,不避寒馁,天下称双孝。

崇祯时,辟举知州。

瞿景淳:明代官员。

字师道(1507-1569),号昆湖,谥号文懿。

常熟五渠人。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以一甲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

清廉刚直,不畏权贵。

曾奉敕往凤阳封郑王子朱载

为世子摄国事,拒受重礼。

倭寇侵江南,返京面质大学士严嵩,揭发总督胡宗宪坐拥重兵御敌不力。

历官太常寺卿、南京国子监祭酒、吏部右侍郎。

隆庆元年(1567年)被召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总校《永乐大典》,修《嘉靖实录》,所著《石经大学质疑》,得后世的推崇。

后以疾归,卒赠礼部尚书。

瞿汝说:瞿景淳次子,万历年间官到湖广提学佥事,以刚正而著称,著有《皇明臣略》一百卷,学术成就也很高。

瞿式郦:南明文渊阁大学士,抗清志士。

字伯略(1590-1650)、起田,号稼轩。

瞿景淳孙。

常熟五渠人。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授江西永丰知县,政绩卓著。

崇祯初,擢户部给事中,后被诬入狱,去职家居。

清兵入关,于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出任广西巡抚,立志抗清。

隆武二年(1646年)拥立桂王于肇庆,建号永历,晋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自请留守桂林,多次击退清兵进攻,收复湖广大片失地。

永历四年,清兵大举围攻桂林,城破后与总督张同敞被俘。

坚贞不屈,数拒招降,以文天祥自比,赋《浩气吟》明志。

同年十一月从容就义于桂林风洞山仙鹤岩。

永历五年,被追赠粤国公,谥文忠。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又追谥忠宣。

著有《瞿忠宣公诗文集》等。

瞿鸿机:清湖南善化人,字子玖(1850-1918),号止庵,晚号西岩老人。

同治十年进士,授编修。

光绪间累迁内阁学士,典福建、广西乡试,督河南、浙江、四川学政。

迁礼部侍郎,光绪二十六年,随慈禧太后避八国联军西行,晋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充政务处大臣。

曾建议以西安为陪都。

旋任甸务部尚书,充中日议约全权大臣。

又参与“新政”及预备立宪筹划。

授协办大学士,以忤西太后意罢归。

辛亥后寓上海。

瞿中溶:清代篆刻家。

字镜涛(1769-1842),号木夫。

生于长至日,故又号苌生。

晚号木居士。

江苏嘉定县(现属上海市嘉定区)人。

同里清朝知县钱大昕之婿。

嘉庆十九(1814)年进士,官湖南布政司理问。

博学多识。

尤精金石考证之学,广搜访,富收藏,工书画。

好篆刻。

其篆刻宗汉人,得浙派神韵,布局尚稳,用刀生涩。

因生平勤于著述。

故篆刻、书画作品存世较少。

但他自谓:“白文不如陈鸿寿,朱文则过之。

”一生著作颇多。

著有《湖南金石志》、《吴郡金石志》、《汉金文编》、《集古官印考》《三体古经辨证》、《弈载堂古玉图录》、《集古虎符鱼符考》、《武粱祠画像考》、《说文地名考异》、《春秋三传经异备考》、《汉石经考异辨正》、《弈载堂文集》、《古泉山馆诗集》等。

瞿应绍:字陛着(1778-1849),号子冶,又号月壶,上海人。

清嘉庆年间廪贡生,诗文甚佳,擅篆刻,善绘画,师宗恽南田。

生平收藏古物甚多,宅内陈设皆尊彝及古今名人墨迹。

一生制壶不少,多摹陈曼生之作。

他雇陶工多人,用宜兴陶土制成各式壶模,自己在壶上画竹题诗,由友人邓符生篆刻。

晚年创制月壶,人称“瞿壶”,制壶法未能传世。

瞿壶有粗、细二种:粗沙制作工致;细沙皆画竹,寥寥数笔,更显古朴。

上海开埠后,日人搜求瞿壶,携至日本,一壶可售数十银元。

咸丰年间,上海小刀会起义,瞿应绍所藏书画古玩在兵燹中散失,仅有所作《月壶题诗画》存世。

瞿绍基:字厚培。

又字荫棠。

少时。

家中曾为聘邑中著名学者教读,学识渊博。

授廪贡生,曾当过阳湖(今武进县)县学训导,奖掖后进,业绩显赫。

但他不乐仕进,不久便回家奉母。

他生活俭朴,独乐于慷慨买书,广积善本,不遗余力,经他校阅的书不下万余卷,丹黄满架,怡然自得。

十年之中,藏书达十万卷之多。

瞿方书:湖南省保靖人,一作永顺人。

名一作方思(1884-1947),字孙娄,亦作荪娄。

早年肄业桃源漳江书院。

1900年参加自立会,后入华兴会。

1906年留学日本,入东京明治大学,并加入同盟会,襄理《民报》事务。

1907年任吉林法政学堂教习。

后又加入南社。

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编纂、参事,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二次革命失败后主办天津《公民报》,宣传反袁。

之后,历任北京大学、湖南大学教授。

著有《中国文学史》。

瞿秋白:江苏省武进县人,1919年,在北京“五·四”运动中,被推为俄专代表,1920年10月,被聘为北京《晨报》记者,前往苏俄。

此后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我国最早介绍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

1922年2月,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归国。

回国后,在上海主编《新青年》和《前锋》,同时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和社会学系主任。

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在汉口主持召开“八-七”会议,1930年9月,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

此后他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1934年1月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教育委员。

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

1935年2月,在转移途中被俘,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被押赴郊野刑场。

瞿秋白了望四周山水,驻足说:“此地甚好”。

遂平静坐地,从容就义。

著述编有《瞿秋白文集》、《瞿秋白选集》等。

瞿启甲:藏书家。

字良士(1873-1940)。

清代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铁琴铜剑楼第四代楼主。

常熟古里人。

擅文学、书法,维护先世遗书尤谨。

宣统元年(1909),两江总督端方遣人令瞿氏献书,许以官职,不为所动。

1924年,军阀内战,为免兵灾,将全部珍本秘运上海庋藏。

主张文化流通,对求阅学人,一概乐于助成。

以所藏本支持商务印书馆,辑印《四部丛刊》。

又创建常熟县立图书馆,捐献乡邦文献,首任馆长。

辑录出版的瞿氏藏书书目、书影、题跋、集录等著述数种。

重气节,民国初曾任国会众议员,坚拒曹锟贿选而归。

1950年,其子济苍、旭初、凤起遵父遗命,将全部善本书籍捐献国家。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松阳郡(缙云郡):旧郡名,兴于唐之世,宋初已废。

在今浙江省西南部。

2、堂号 瞿姓的主要堂号有:“松阳堂”、“华鄂堂”、“八桂堂”、“述古堂”、“瞻远堂”等。

雷州东里镇郑氏起源分布

位于雷州半岛东部,又是东海岸的一个小半岛,面积136.67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4.5万亩。

下辖21个管理区,132个自然村,人口67276人。

  镇政府所在地--东里圩,距雷城41公里。

农业以番薯、甘蔗、花生、眉豆为主。

番薯尤为出名,每年种植2万多亩,最高亩产1.2万斤。

总产3万多吨。

沿海渔业和盐业比较发达,大小船只920艘,每年捕捞大虾、墨鱼、鲳鱼、鱿鱼、海蟹等鱼产品,产值2000多万元。

海水养殖闻名省内外,精养虾池一万多亩,年产对虾1000吨以上,产值3000多万元。

是雷州市对虾生产的主要基地。

  泥蚶螺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鲜,已有500多亩,产品销往汕头和港澳,很受欢迎。

东里地下矿藏比较丰富,已发现的有锆英矿、钛铁矿、金红矿和机毒矿。

  乡镇企业有冷冻厂、对虾饲料厂、制砖厂、金属选矿厂和皮革厂等。

雷州市地处雷州半岛东部沿海,三面环海,是典型的沿海乡镇,镇政府所在地-东里圩,距雷城41公里。

区域面积136.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7607亩,虾池面积2.2万亩,海岸线长42公里。

  全镇现有20个村委会1个居民社区,共202条自然村,82833人。

该镇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农民主要种植番薯、水稻,农作物结构单一,产量低。

  近年来,该镇充分发挥沿海优势,大力发展海水养殖业,特别是对虾养殖,养虾业的发展带动了虾料销售、对虾加工、运输、餐饮等相关行业。

2008年,全镇生产总值4.1亿元,养虾产值达2.3亿元,占全镇经济总值一半以上,养虾业已发展成为该镇支柱产业。

  折叠编辑本段文化教育  有东里中学,东里二中,东里中心小学及下割各管区小学共36所,其中以东里中学最为著名,目前在校学生3000多人,其中初中学生2900多人,高中学生500多人,是目前东里镇最高的学府,曾经培养了很多著名的人才,其中有:麦堪成(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麦教猛(惠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等为国家及地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东里中学也是雷州市的面上中学中名列前茅中学之一

李叔同是在哪里创作的骊歌

1915年,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教的李叔同,写了这首著名的《送别》。

它属于李叔同早年创作的“学堂乐歌”。

送别》实际上是用无所明指的象征,传达出李叔同送别朋友,感悟人生、看破红尘的觉悟。

所以,《送别》不仅仅是朋友之间挥手相送的骊歌;而是李叔同即将告别人间、弃世出家的“前奏曲”。

  1921年 (辛酉 民国十年) 42岁  正月,自新登返杭州,居玉泉寺,披寻《四分律》,始览诸先师之作。

春,曾在闸口凤生寺小住,丰子恺游学日本前夕曾前往话别。

3月,自杭州赴温州,居庆福寺。

撰 《谢客启》,掩关治律。

6月,所撰 《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初稿成。

  1922年 (壬戌 民国十一年) 43岁  正月初三,在家发妻 (俞氏)病故于天津本宅,俗家仲兄文熙来信嘱其返津一次,因故未成行。

仍居庆福寺。

  1923年 (癸亥 民国十二年) 44岁  2月,在上海与尤惜阴居士合撰《印造经像之功德》。

赴上海途中曾在上虞白马湖、绍兴、杭州等地停留。

6月,为杭州西冷印社 《弥陀经》一卷刻石。

9月重至衢州,居莲花寺。

  1924年 (甲子 民国十三年) 45岁  4月,由莲花寺移居三藏寺。

不久,取道松阳、青田抵温州。

5月,至普陀山,参礼当代善知识中最膺服之印光大师。

6月,返温州整理《四分律》,8月完稿。

赴杭州,因交通有阻,暂止宁波,居七塔寺。

应夏丐尊之请,至上虞白马湖小住。

10月返温州。

  1925年 (乙丑 民国十四年) 46岁  春,云游宁波七塔寺、杭州弥陀寺、定慧寺。

应夏丐尊之请,至上虞白马湖小住。

不久返温州庆福寺。

  1926年 (丙寅 民国十五年) 47岁  春,自温州至杭州,居招贤寺,从事《华严疏钞》之厘会、修补与校点。

夏丐尊、丰子恺曾自沪至杭专程拜访。

夏初,与弘伞法师同赴庐山,参加金光明法会。

路经上海时曾与弟子丰子皑等访旧居城南草堂等处。

冬初,由庐山返杭州,经上海,在丰子皑家小住,后返杭州。

  1927年 (丁卯 民国十六年) 48岁  春,居杭州吴山常寂光寺。

7月移居灵隐后山本来寺。

  秋,至上海,居江湾丰子皑家。

主持丰子皑皈依三宝仪式。

期间与丰子皑共同商定编 《护生画集》计划。

是年春,丰子皑等编《中文名歌五十曲》出版,内收李叔同在俗时歌曲13首。

丰子恺在序言中说:“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

据我们所知,中国作曲作歌的只有李先生一人。

”  1928年 (戊辰 民国十七年) 49岁  春夏之间,在温州大罗山诛茆坐禅。

秋至上海,与丰子皑、李圆净具体商编《护生画集》。

冬,刘质平、夏丐尊、丰子皑、经亨颐等共同集资在白马湖 筑“晚晴山房”,供大师居住。

  1929年 (己巳 民国十八年) 50岁  正月,自南安小雪峰至厦门南普陀寺,居闽南佛学院,参与整顿学院教育。

春,返温州,途经福州,在鼓山涌泉寺藏经阁发现《华严经疏论纂要》刻本,叹为稀有,发愿刊印。

9月,在“晚晴山房”小住,10月重至厦门、南安,与太虚法师在小雪峰寺度岁,并合作《三宝歌》。

  是年2月,《护生画集》第一份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50 幅护生画皆由大师配诗并题写。

大师在跋中曰:“我依画意,为白话诗;意在导俗,不尚文词。

普愿众生,承斯功德;同发菩提,往生乐国。

”并云:“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

”是年,夏丐尊将所藏大师在俗时所临各种碑帖出版,名《李息翁临古法书》(上海开明书店)。

是年,仲兄李文熙卒,年62岁。

  1930年 (庚午 民国十九年) 51岁  正月,自小雪峰至泉州承天寺,与性愿法师相聚。

4月赴温州,后至白马湖“晚晴山房”。

秋赴慈溪金仙寺,讲律两次。

11月赴温州庆福寺。

时人称弘一大师为孤云野鹤,弘法四方。

  1931年 (辛未 民国二十年) 52岁  2月,自温州过宁波,旋赴白马湖横塘镇法界寺。

发愿弃舍有部律,专学南山,从此由新律家变为旧律家。

9月,广洽法师函邀大师赴厦门。

同月在金仙寺作“清凉歌”。

岁末在镇海伏龙寺度岁。

  1932年 (壬申 民国二十一年) 53岁  是年在镇海龙山伏龙寺为刘质平作书法。

年底,至厦门,住山边岩 (即万寿岩),在妙释寺讲《人生之最后》。

  法师从1921年初次来温至1932年最后一次离温,虽然中间来来去去,但在温先后长达12年之久。

当代有没有包青天这样位高、正直、不畏权贵的官员啊

崧,清代白族著名学者,经学家和文学家,字伯高,又字酉山,号乐山,洱源人。

其父王梅村博览群书,藏书万卷。

王崧拜檀萃为师,17考取秀才,1789年(乾隆 14年)乡试第三名。

1799年(嘉庆4年)中进士第六名,这科的总裁是阮元,见王崧的卷子,大加赞赏,因受知于阮元。

次年,出任山西武乡县令,在职九年,改革盐政,使归于民,治理漳河,兴修书院,自捐资购置书籍,亲自授课,文风大盛。

罢官后,地方人士挽留他主讲晋阳书院数年,道德学问传遍山西。

回乡后,适阮元任云贵总督,倡议修省志,聘王崧为总纂,所订体例,条理精密,分15类,子目68,每类都详述本末,所引资料,注明出处,有必辩证的地方,则加 “议案”,所收资料,超出以前一倍以上,明清两代所修通志,当以此部为最善,稿尚未完,阮元调离云南,伊里布继任,对这部书的体例有所更改,王崧即辞职回家,由李诚负责完成。

阮元也不同意后任所为,因此这部书只定名为,以表示非定稿而不进呈清廷。

王崧将其所撰写的部分取名为(道光),另行刻印。

著作还有,诗文有、、、等。

另有六卷,为考证经史的著作,阮元采取其中有关经史的部分,收入中。

又编有二十一卷,搜罗有关云南史料,自《史记》以至《滇系》,详注出处。

经过校订的《南诏野史》,为研究南诏、大理史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本子。

  宋永平:《王崧与云南地方志》  王崧,原名藩,字伯高,一字乐山,号酉山,云南浪穹(今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人,白族。

生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

其祖上元代时即为浪穹土官,明代洪武年间袭浪穹土典史。

其父王梅村性笃博学,为当地知名学者,家中藏书甚富。

王崧幼承庭训,务实好学。

后拜著名学者檀萃为师,学识益加长进。

嘉庆四年(1799年)中进士,授山西武乡知县,在职9年,任内兴利除弊,倡修漳河,免摊捐,捐薪办学、修葺书院,颇有政声。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主讲山西晋阳书院,“九府十州之士,昔之逖听而未登其门者,咸称弟子,集于皋比之下”,为山西培养了不少人才。

4年后谢病返归云南。

  王崧返滇,适逢云贵总督阮元早有纂辑云南通志之意,只因物色不到学力宏富之人主持其事,一直未能如愿。

王崧到来,阮元喜出望外,于道光六年(1826年)开设通志馆纂修云南通志,聘任王崧为主纂,总理通志之事。

王崧此时已年逾古稀,但通志纂修之事关乎桑梓公益,因而不顾年迈,共襄修志之举。

后来阮元入京述职,云南巡抚伊里布继而为主修。

王崧与分纂黄严和李诚意见不协,遂托词返归故乡洱源。

道光十七年(1837年)病故,时年85岁。

  王崧一生治学范围广泛,涉及经学、史学、方志、诗词等,著述甚丰。

经学著作有《说纬》六卷,此书“析诸儒之异同而补其短缺,多采于史,取证有训”,“兼综群籍,成一家之言”,被收入《皇清经解》。

王崧的史学成就主要是校理《南诏野史》。

因为《南诏野史》版本众多,内容各异,舛伪错落之处俯拾皆是。

王崧乃“取数本互校”,“参互考订,勒为一编,使如乱丝之就理,后观此书者,庶免扫落叶之憾焉”。

王崧校理的《南诏野史》刊入《云南备征志》,成为《南诏野史》最通行的两个版本之一。

袁嘉谷评价说,《南诏野史》“今所传惟胡(蔚)本、王(崧)本,而王本最足征信。

盖乐山通才,厘然次第,凡错简者注而正之,亦有未注而正之者”。

王崧还工于律诗,有《乐山诗集》二卷,刊入《云南丛书》。

王崧在地方志方面成就卓著,编纂了《云南备征志》和道光《云南志钞》。

  《云南备征志》二十一卷。

此书为王崧总理云南通志馆时,采辑前人记载云南史事之书汇编而成。

该书于道光八、九年(1728∽1729年)间编纂完成,初刻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初刻本为16册;宣统元年(1909年)排字重印;至1914年云南图书馆重刻此书时,收入《云南丛书》初编。

《云南备征志》类似丛书,其主旨在于提供有关云南史事的基本资料以备征引。

《云南备征志》首有“总序”,略述汉以前有关云南之事迹。

其后则辑录《史记》以下至清初有关云南史料诸书,凡62种。

这62种书籍的汇编方式有四类:一是收录全书,对历代专记云南史事的书籍,择其善本,全书纳入。

如樊绰《云南志》、张道宗《记古滇说》、杨慎《滇载记》、阮元声《南诏野史》、诸葛元声《滇史》、冯苏《滇考》、余庆远《维西见闻录》、王凤文《云龙记往》等;二是收录专卷,选择重要典籍中有关云南的专卷收录,如《华阳国志·南中志》、《新唐书·南蛮传》、《太平寰宇记·剑南西道》、《明史·地理志》等;三是收录专条,收录各正史地理志及其它地理书中有关云南的专条,如《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元史·地理志》和《水经注》、《山海经》等;四是辑录成篇,将某书中有关云南的零散资料辑录出来,集成专篇,如《资治通鉴》、《元史·本纪》、《明史·本纪》等。

《云南备征志》所汇编之史料大抵以事为主,照录原文,且所用版本多为善本(如樊绰《云南志》为武英殿聚珍版原本、《水经注》则从戴震校本节录),因而,《云南备征志》为以后云南修志提供了基本的资料,亦方便了后学。

该书一出即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赞誉,被称为“滇南大典”,“得此一编,要籍粗备,考究滇史者称便”。

  道光《云南志钞》八卷,亦为王崧总理云南通志馆时编纂。

王崧总纂云南通志数年,析各省通志而标新,参诸史传作旁证,广采案牍、斟酌损益,已成通志稿过半。

后王崧辞归,已成之稿,经过遴选由其学生杜允中注释后刊刻,收入丛书《乐山集》。

收入《乐山集》的《云南志钞》,封面刻有“道光云南志钞”和“道光九年吉佑堂藏版”字样,卷首目录载为八卷:卷一地理志,卷二建置志、盐法志、矿产志,卷三和卷四封建志上下,卷五和卷六边裔志上下,卷七和卷八土司志上下。

《云南志钞》虽刊刻而未通行,故传本绝少,世人知之不多。

直至民国初年,秦光玉编《续云南备征志》时将其收入,始得流传。

孙殿起《丛书目录拾遗》、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有著录。

云南大学《云南史料丛刊》收有徐文德标点本。

1995年云南社会科学院内部出版刘景毛点校本。

  《云南志钞》书名何以言“钞”

王崧未说明。

按高似孙《史略·史钞》云:“凡言钞者,皆撷其英、猎其奇也,可为观书之法。

”《四库提要·史部·史钞类》也说,“要其含咀英华,删除冗赘”,“博取约存,亦资循览”。

盖王崧《云南志钞》系私刻之书,经济能力有限,不能将所成之通志稿全部刊刻,故删繁除冗,含咀英华,勒为八卷七志三十万言,成为一部简要的云南通志。

《云南志钞》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体例严谨,既遵循了地方志的体例而又有所创新。

全志划分为地理、建置、盐法、矿产、封建、边裔、土司七志,七志均有 “序”,概说该志内容;序后设若干类目或条目。

类目和条目的设置并不强求划一,《地理志》、《土司志》按府、州、厅划分后记述,而《封建志》、《边裔志》则采用纪事本末体。

由于设置合理,体裁应用得当,整个志书显得层次明晰,结构井然。

第二,内容详实,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具有云南地方特点的原始史料。

如卷七、卷八《土司志》列“世官”、“废官”两类,前者记土司世袭“相传弗坠者”,后者则录“昔有而今无者”,把元、明至清中叶云南土司的置废、世袭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其中许多资料为此前的云南通志所未载。

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的《土司考》,多是未加考订地抄录《云南志钞》。

另外,卷五、卷六《边裔志》列了 “缅甸载记”、“暹罗载记”、“南掌载记”、“越南载记”、“西藏载记”五个类目,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等系统地进行了记载。

《盐法志》中有关云南盐业章程、井灶的资料,《矿产志》中有关采炼技术的资料也十分珍贵。

第三,文字精炼。

《云南志钞》系博取通志稿资料删削而成,又因王氏乃当时“云南土官中文学著名者”,故整个志书言简意赅而要事不漏,颇有康海《武功县志》之风。

阮元评价说:王崧“所著《地理》、《封建》、《边裔》诸篇,能得魏收、杜佑之遗法,洵为名笔。

”此言并非溢美之词。

  当然,应该指出,《云南志钞》篇幅短小,所引资料多未注出处,不方便考察索骥;文字简洁,又间或有语焉不详者,这是该书存在的不足。

后来王崧的学生杜允中为之作注,考稽资料来源,详明内容缺略,使该书大为增色。

请问在中国古代历朝里成都分别叫什么名字

谢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了。

成都是西南重镇,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三国时为蜀国首都,五代十国时为前蜀、後蜀都城,文化遗存丰富。

秦汉以来,成都就以农业、手工业兴盛和文化发达著称,历代都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长江流域的重要城市。

汉代成都与洛阳等并列为五大都会之一。

唐代商贸繁荣,与扬州齐名,称为「扬一益二」[3][4]。

  [编辑] 先秦  在夏代纪年早期阶段甚至更早的时期,地处成都平原的古蜀国已形成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成为了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和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据记载,古蜀国共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五个朝代,先後定都於瞿上(今成都市温江区,亦有今广汉市之说)、郫邑(今郫县)、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广都(今双流县)。

春秋末期(约公元前4世纪),第五世开明王把都城迁至成都,取周王迁岐「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之典故[5],因名成都,相沿至今,成都也因此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自建城起便未改名称的城市。

而「广都、新都、成都」合称为「古蜀三都」。

  如今成都平原有很多古蜀国的文化遗迹,如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鱼凫古城遗址、望丛祠等,地处成都市区的金沙遗址则是古蜀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

位於成都市区北校场的成都军区大院内有一处古蜀国遗迹名曰「武担山」,相传为第十二世开明王派「五丁力士」由今甘肃省武都县取土为王妃修建的墓冢。

  [编辑] 秦汉  富庶的古蜀国是秦国统一天下过程中首先攻取的对象,秦惠文王为此做了多年的准备,通过「石牛记」、「美女计」等一系列计策,麻痹了第十二世开明王,并开辟了由秦入蜀的「石牛道」(即「金牛道」)。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借巴、蜀互攻之机,派司马错率军沿石牛道入蜀,数月之间便攻占蜀地。

此後,秦王三立三废蜀侯,终置蜀郡,郡治即设於原蜀都成都。

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秦国蜀郡郡守张仪按首都咸阳建制修筑成都城墙;成都据此也成为中国有确切史料记载的最长时间城址不变的城市。

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秦昭王任命李冰为蜀郡郡守,任内他主持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成都平原从此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天府」。

经过数十年经营,成都在秦末便取代关中平原获「天府之国」之称,而这一美誉一直延续至今。

  汉代的成都,经济已相当繁荣,织锦业尤其发达,成为朝廷重要的贡赋来源。

於是朝廷在成都专门设置锦官管理,并在成都城西南修筑「锦官城」(亦可简称「锦城」);「锦官城」、「锦城」由此成为成都的别称。

前汉时成都人口达到7万6千户(约40万人),与长安、洛阳、邯郸、临洮、宛一并成为汉朝六大都市。

汉武帝即位之元年(公元前141年),蜀郡太守文党在成都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堂「文翁石室」。

汉代成都的文学艺术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成都人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皆为汉代最有名的文学大家。

  前汉时期,全国共分为十三刺史部,其中在雒县(今四川省广汉市)置益州刺史部,分管巴、蜀、广汉、犍为四部,范围大致为今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大部、陕西省南部以及湖北省、甘肃省一隅,刺史部後迁驻成都。

前汉末年,公孙述在成都自立为帝,国号「成家」,改益州为司隶校尉,以蜀郡为成都尹。

後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汉光武帝刘秀命大司马吴汉举兵来伐,成家灭亡,在成都恢复设置益州刺史部。

後汉末年,因四方多事,朝廷接受刘焉的建议,改各州刺史为州牧,刘焉则为首任益州牧,设治所於绵竹,後汉初平五年(公元194年)迁驻成都。

  [编辑] 魏晋南北朝  魏黄初二年(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汉中王刘备在诸葛亮等人的辅佐下称帝,宣称继承汉统,沿定国号为汉(史称蜀汉,亦简称蜀),改蜀郡为成都府并定都於此。

这一时期,中国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成都的农业、盐业和织锦业在这一时期得到很大发展,发展成蜀汉最大的城市,是蜀汉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魏景元四年(蜀炎兴元年,公元263年),魏邓艾、锺会率军攻蜀,蜀後主刘禅在成都投降。

益州恢复为魏所领。

  西晋时,益州分为益、梁二州,成都继续为益州治所。

西晋永安元年(公元304年),氐人李雄在成都自称成都王;西晋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李雄自立为帝,国号大成,定都成都。

东晋咸康四年(公元338年),李寿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

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成汉为东晋桓温所灭,成都恢复益州建制。

东晋宁康元年(前秦建元九年,公元373年),前秦攻取梁、益二州,成都并入前秦版图。

淝水之战後,前秦瓦解,东晋将领桓冲趁势於太元十年(公元385年)收复益州。

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参军谯纵叛乱,占据巴蜀之地,建立西蜀政权,自称成都王,而後又向後秦称藩,被封为蜀王。

义熙九年(公元413年),东晋太尉刘裕以朱龄石为帅伐西蜀,攻克成都,谯纵自杀,西蜀亡。

  南北朝时期,成都一直是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东晋元熙二年(南朝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刘裕以禅让名义夺取帝位,东晋灭亡,刘宋建立,益州为宋所领。

南朝宋升明三年(南朝齐建元元年,公元479年),齐武帝萧道成迫使刘准禅让,刘宋灭亡,南齐建立,益州又为齐所领。

其间齐武帝遂以萧鉴为益州刺史,主张德化,不采屠杀政策,成都恢复安定,成为「西方之一都」。

南朝齐中兴二年(南朝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萧衍代齐,建立南梁,益州再为梁所领。

南梁时期,益州刺史邓元起、萧纪先後治蜀,内修耕桑盐铁之政,外通商贾远方之利。

南朝梁承圣二年(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3年),西魏军攻入成都,益州并入西魏版图。

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十二月,宇文觉接受西魏恭帝禅位,於次年正式建立北周政权,益州为周所领。

其间,宇文宪曾为益州刺史,深得蜀人欢迎。

  魏晋南北朝时期,成都地区的史学家和史著多有盛名。

来敏、谯周、陈寿、常宽、常璩、李膺等著述颇丰,传世的则有《三国志》和《华阳国志》。

这一时期,佛教在成都地区得到了很大发展。

  [编辑] 隋唐五代  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益州为隋所辖;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益州又为唐所辖。

隋唐时期,成都经济十分发达,文化非常繁荣,是当时全国四大名城(长安、扬州、成都、敦煌)之一,人口仅次於长安;由於经济繁荣,另有「扬一益二」(扬州第一,成都第二)之称。

唐代成都造纸水平很高,朝廷曾规定国家图书馆的书必须用成都造的麻纸来抄写。

「蜀绣」也在此时成为全国三大名绣之一,「蜀锦」更被视为上贡珍品,产量全国第一。

成都是中国雕板印刷术的发源地之一,唐代後期,大部分印刷品出自成都。

唐代成都文学家云集,大诗人李白、杜甫、王勃、卢照邻、高适、岑参、薛涛、李商隐等都曾旅居成都。

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唐玄宗为避安史之乱逃至成都,改益州为成都府,後再升成都府为南京,此为「南京」一词在历史上之首次出现。

唐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唐僖宗为避黄巢起义军,也曾逃至成都,并在此停留四年之久。

唐代成都开发了摩诃池、百花潭等旅游胜地;贞观年间在城北修建了建元寺,大中年间改名为昭觉寺,时至今日仍被称作「川西第一丛林」。

  成都市花:木芙蓉,摄於温江区  唐天祐四年(後梁开平元年、前蜀天复元年,公元907年),蜀王王建自立为帝,定都成都,国号蜀,史称前蜀。

前蜀初年,王建励精图治,开拓疆土,兴修水利,注重农桑,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由於拥有沃地千里、丰饶五谷的成都平原,前蜀的经济、文化、军事大大的发展,成为了当时的一个强国。

後唐同光三年(前蜀咸康元年,公元925年),前蜀为後唐灭亡。

後唐应顺元年(後蜀明德元年,公元934年),时任西川节度使孟知祥自立为帝,定都成都,国号亦为蜀,史称後蜀。

孟知祥之子後蜀後主孟昶颇能励精图治,境内很少发生战争,维持了近三十年和平。

他在成都城墙上遍种芙蓉,成都由此有了「芙蓉城」之称,简称「蓉城」或「蓉」,并成为如今成都的官方简称。

後蜀的「翰林图画院」是中国最早的皇家画院。

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兵攻蜀,孟昶投降,後蜀亡。

前後蜀时期,成都地区没被卷入中原的恶性争斗,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繁荣的地区。

  [编辑] 宋元明清  北宋初年,朝廷在成都设立成都府,为成都府路治所。

北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王小波、李顺在成都附近的青城起义,遂克成都,建立大蜀政权。

当年五月,宋军攻陷成都,起义失败,成都府被降为益州,成都府路改为益州路,成都仍为治所。

北宋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益州再升格为成都府,益州路再改成都府路,治所照旧。

宋朝时期是成都在古代历史中最为兴旺的时期,其经济地位在国内很高。

南宋时期,川峡四路的经济比重占全国的三成以上。

其时成都地区文化也很发达,在全国都很有影响,以蘇轼、蘇辙兄弟为领袖的蜀学独树一帜。

当时成都的丝绸业规模扩大,品种增多,蜀锦花样由唐时的10多种发展到宋朝时期的40多种,能织出天马、流水飞鱼、百花孔雀、如意牡丹等新花样,每年成都上交丝绸商品,占全国各地上交总数的70%以上。

宋朝时期,成都城东西南北都设有专门的蚕市、药市、花市。

由於商业发达,成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仁宗时,在成都设官办交子业务,由官府公开印刷、发行「交子」。

  南宋宝佑五年(公元1257年),元军攻占成都。

元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元朝中央政府在成都设置「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後简称「四川省」。

  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军攻灭明玉珍所建大夏政权於重庆,在成都设四川承宣布政司,其中成都为首府。

明太祖朱元璋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王府设在成都,今人称其为「皇城」。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率军攻入成都,自立为帝,国号大西,称成都为西京。

随後满洲八旗入川,与张献忠在成都激战。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成都全城焚毁於战火之中,随後的五六年间竟断绝人烟,因此当时四川省会曾迁往保宁府阆中。

康熙年间,朝廷实施「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成都逐渐恢复生气,省会也又迁回成都。

清沿明制,设四川布政使司於成都。

皇帝另简派四川总督、成都将军驻成都。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太平天国将领翼王石达开率兵入川,攻成都失败,清军诱俘之,在成都城内科甲巷将其凌迟处死。

  [编辑] 民国时期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6月,保路运动在成都发起,时任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民众造成的「成都血案」引发民众起义,这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是年11月27日,立宪党人蒲殿俊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成立大汉军政府并担任都督。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3月12日,成都之大汉军政府与重庆之蜀军政府合并为四川军政府,军政府驻成都,尹昌衡任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北洋政府通令在成都设置西川道,领成都、华阳等31县;後废道复省,成都仍为四川省会。

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成都,掀起成都学生运动高潮。

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成都、华阳两县合并为市,成立市政筹备处,处以下设总处、文牍、法治、会计、调查、庶务六科。

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市政筹备处改名为市政公所。

这一时期,四川大学、华西联合大学等一些现代教育机构在成都设立。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正式改市政公所为市政府,国民政府遂置成都市为省辖市并继续为四川省省会。

由於川军派系混乱,成都在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至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间陷入了长时间的军阀争夺时期。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川军军阀刘湘在蒋中正的支持下与刘文辉之间爆发争夺统治权的战争,刘文辉由成都败走西康雅安,刘湘任四川省主席,成为四川最大的实力派。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至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刘湘又与蒋中正争夺对四川的统治权,蒋最终获胜。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沿海沿江的各类工矿企业、高等学校和文化团体纷纷内迁至四川,四川省的省会成都也因此成为中国的大後方。

如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陆军军官学校)於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迁至成都北较场,一直到国民党败退出大陆前没再变更校址,历时长达11年,除短训班外,有10期学员毕业於成都,是该校在大陆培训学员最多、校址未变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也是该校在大陆培训学员的最後一个时期;又如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及畜牧兽医系於1938年前後分别迁到成都华西坝,华西坝後被称为大後方之「天堂」。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6月,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国飞机从成都及其附近多个机场出发,出击了900多架次,为抗日战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国民政府从南京依序迁往广州、重庆、成都、西昌,最後至台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春熙路锦华馆,改革开放後重修  公元1949年12月10日,蒋中正携其子蒋经国,从成都飞往台湾,而成都当时已是中华民国控制的大陆最後一个大城市。

  公元1949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成都,四川省被分为东、南、西、北四个行署,成都成为川西行署区的驻地。

公元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撤销各行署、恢复四川省建制後,成都市一直为四川省省会。

四川省恢复建制之後,西南地区的大区机构如成都军区、成都铁路局等也在成都纷纷成立。

公元1959年9月至文革中期,成都市为中共中央西南局驻地。

公元1989年2月,国务院批准成都成为计划单列市,後於公元1994年12月撤销计划单列,成为副省级城市。

公元2007年6月,成都市与近邻重庆市同时获批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公元2009年1月,中央文明办授予成都市「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这是反映中国大陆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最高奖项。

  描写成都的古诗词  古诗描写成都的诗句数不胜数,自古诗人皆入蜀的说法,见证成都的魅力和灿烂的历史。

蜀地自古出才子,人杰地灵,成都自古以富庶繁华著称於世。

蜀地山水秀丽,物产富蔗,城市闲适自得,悠游惬意的轻松氛围,在国内城市中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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