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陵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道教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
如果从东汉时正式形成教团算起，已经有近二千年的历史。
作为道教的创建者——张道陵在中国道教史上的地位，已是人所共知。
但在学界中将其放置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定位和研究的却是少之又少。
这种状况不利于道教文化的研究与发展，更遑论能全面准确地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原有面貌。
本文拟从文化的角度，对张道陵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进行探讨。
一、创立中国本土宗教，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宗教与文化自始以来就如一胞孪生的兄弟，并互为因果。
文化的积淀孕育了宗教，而宗教的发展和传承，又成为文化得以弘扬的土壤。
一方面，宗教作为人的一种精神需求；一种信仰心理的需要；一种了解世界、完善自我的方式，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将伦理道德、哲学人生、文化艺术、政治法律、民俗风情等熔成一体，涉及的领域几乎涵盖了文化的所有内容。
而另一方面，宗教又随著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大量吸纳其成果，使自身的合理内容呈现出绚丽多姿、意蕴深刻、光彩照人的凝聚形态。
因此，宗教与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没有宗教，一个民族的文化框架是无法构建出它的完整性。
道教作为中华民族自创的宗教，从张道陵创教之始，它便深深地扎根于神州大地的沃野之中，因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经过千百年的延续和阐发，道教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心理和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以及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广持久的影响。
以张道陵为原注的《老子想尔注》首次从宗教的角度上全面地注释《道德经》，在书中，他第一次把自己创立的宗教命名为“道教”，并对创教宗旨、基本教义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对“道”及老子进行了神化。
在《老子想尔注》中，“道”不仅是哲学上的最高范畴，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同时也具有人格神化的意义：“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第10章注）。
老子被张道陵推崇为宗神之后，道教便有了自己的能与孔子、释迦牟尼平起平坐的代表者，从而使原来的神仙崇拜和民间巫术一跃而成为中华民族唯一的民族宗教，近2000年来，一脉相承，香火不断。
正因为将“道”人格神化，所以也就付予“道”以思想情感，使之更容易为民众所理解和接受，成为了玄妙高深的道家思想与普通民众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不仅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也为道教文化的普及发展拓展了巨大的空间。
自张道陵创教以来，道教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可谓源远流长。
尊敬黄帝为中国人的祖宗，这种观念的形成和固化，就和道教有著极其密切的关系，这如同一根绵延不绝的红线，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道教在历史上曾产生过一大批著名学者，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各有创新性的贡献，在历史的进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
特别是道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儒释之间在相互的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在保持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延续著共存并进的格局，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融合与发展。
“道家思想可以看为中国民族伟大的产物。
这思想自与佛教思想打交涉以后，结果做成方术及宗教方面底道教。
唐代之佛教思想，及宋代之佛儒思想，皆为中国民族思想之伟大时期，而期间道教之势力却压倒二教，这可见道家思想是国民思想底中心，大有‘仁者见之谓之仁，知之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底气概。
”⑴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极其深广的。
道教在宣导“敬道”的基础上，近而提出了“太平”的社会理想，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使“道”的精神得以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
这种对平等世界的追求不仅成为广大民众心中的憧憬，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许多文学家，从而产生了如《封神榜》、《搜神记》、《桃花源记》、《水浒传》等众多文学名著。
这些作品中反映出的对平等、安宁、和谐生活的企盼，都渗透著道教所宣导的思想观点。
道教文化的影响远远不限于小说领域，它对中国古代的诗歌、散文、戏剧同样有著深刻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包。
古代中国的文学精神、思想、观念、方法和艺术形象、意象的创造等方面，无不深深地打上了道教文化的烙印，令人赞叹。
此外，道教对中国音乐、书画、雕塑、石刻、建筑等形式及其精神，均有深远影响。
世界上其他宗教几乎全都是关心“人死之后如何”的问题，认为现实人生充满罪恶与痛苦，只能将所有的希望和追求寄托于天国，企望死后灵魂得以慰籍和安宁。
而中国的道教却独树一帜，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口号，将人的生命视作现实的存在，同时珍视这一存在，并且将这一存在当作有形、有气、有神的统一。
也正因为道教有“重人贵生”的人文思想，所以道教对于现实人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关怀，从而创立和构造了一个完整的道教养生体系。
在医药学、科学技术方面，道教文化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的关系。
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
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
其中固有怪诞不经之说，而尚能注意人与物之关系，较之佛教，实为近于常识人情之宗教。
然则道教之所以为中国自造之宗教，而与自印度所输入之佛教终有区别者，或即在此等处也。
”⑵至今我们仍然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就是道士在炼制丹药过程中发现的。
除此之外，道家和道教经典以不同的方式保存了古代许多数学与物理成果，对中国古代数学与物理有著独特的贡献。
“道教含有一种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
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的人，可以从道士的著作中找到许多资料。
”⑶道教是一个十分重视伦理道德教化的宗教。
道教一方面以长生成仙的美好愿景来引导民众自觉地遵守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又用神灵的威力迫使民众遵守伦理道德。
双管齐下，在社会上发挥的影响和作用更大。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道教积累了大量的戒律和劝善书，包括功过格等，其中蕴含了众多对当时的社会来说合理的伦理道德思想，而且也使道教的伦理思想更为集中、更加系统化和通俗化。
这些内容不仅对道教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道教文化宣导宽容、谦让、虚怀若谷，反对自矜、自满、自伐，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文化方面的兼收并蓄的态度，犹如海纳百川，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这种文化心态的传承和弘扬，造就了中华民族宽广的文化特质，更加有利于吸收各种先进文化以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从而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经久不衰，源远流长。
二、独树“神源于道”的旗帜，展现出一个新的人生观宗教是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这种反映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宗教的认识，以对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力量的信仰与崇拜为核心，因此，宗教在现象上看是信仰问题，但在本质上还是种人生观。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对日月星辰、河海山岳和祖先甚为崇拜，视之为神灵，并对它们进行祭祀和祈祷，逐渐形成了一个神灵、天地、人鬼的神灵系统。
古代殷人认为，卜筮可以决疑惑、断吉凶；巫师可以交通鬼神，依仗巫术可以为人祈福禳灾。
神仙信仰的传说故事在民间早已广泛流传。
这种心理在许多古籍中也得以充分反映。
《庄子》中就有“真人”、“神人”之称谓。
《庄子·逍遥游》中曾生动地描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列子·汤问》则称“仙圣之种”所居住的地方叫“归墟”，有“瀛州”、“蓬莱”等五座仙山，“山之中间相距七万里”，庭台楼阁都是金玉做的，到处生长著珍奇的树木，吃了花果就能“长生不老”。
《诗经·豳风·七月》中有“万寿无疆”之说。
《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了“不死民”，并描绘为“其为人黑色，寿不死” 等等。
这些先民们原始宗教遗留下来的思想观念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口传身授，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并以“俱事鬼神”的民间习俗固化在人们的心灵和生活之中。
东汉末期，由于朝政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人民苦不堪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
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
（东汉·王粲《七哀诗》）正是当时那个悲惨社会的真实写照。
穷苦百姓急切需要一种精神的寄托和慰籍。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张道陵顺应天时地利与民心创立了道教。
他以《道德经》为道经之首，并将老子塑造成天本体与人本体的合一，既有神的特质，又是普遍百姓能效法实践的楷模。
他鲜明地突显“道”的至上权威：“天地广大，常法道以生，况人可不敬道乎”
（第25章注）“道者，天下万事之本也。
”（第14章注）为了说服民众，弘化道法，广开道心，他还形象地进行了描绘：“一者道也”，“一散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
（第10章注）这种“神源于道”的道神一元论思想，不仅对以往民间鬼神信仰的提高升华，有著重大的文化意义，而且对以后的道教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
近2000年来，道教虽然出现了各种派别，在修行及方术各有所执，但对“道神”的崇拜却是一脉相传，始终一致的。
《道德经》其书，主旨是阐发“道”与“德”所包涵的哲学思想。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本原和自然发展规律，“德”是“道”在万事万物发展规律中的作用和体现。
因此，《道德经》原是老子关于宇宙观、社会政治思想、为人的修养原则的哲学著作。
张道陵在《老子想尔注》中为将哲学理论演化成宗教教义，便将“道”解释成为宇宙和人世间的主宰，是具有人格化的至尊之神。
对《道德经》中“载营魄抱一能无离”句注释说：“神成气来，载形人身，欲全此功无离一。
”“一者道也，……一在天地外，入在天地间，……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或言虚无，或言自然，或言无名，皆同一耳。
”（第10章注）这样，老子便成为道的化身，超世的神，为其成为道教的宗神，找到了神学论证的理论根据。
张道陵宣导长生得仙寿，但修行的路，仍然还是沿著道家清静自然的情操为依归的。
如对《道德经》中“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一句的注释是：“道人当自重精神，清静为本。
”（第26章注）。
张道陵为此还强调：“自然，道也，乐清静。
希言，入清静，合自然，可久也”。
（第23章注）为了加深人们对清静的要求和作用的理解，张道陵在《老子想尔注》中进行了一段概括式的论述：“求生之人，与不谢，夺不恨，不随俗转移，真思志道，学知清静。
……然后清静能睹众征，内自清明，不欲于俗。
清静大要，道微所乐，……常清静为务，晨暮露上下，人身气亦布至，师设晨暮清静为大要，故虽天地有失，为人为诚，辄能自反，还归道素，人德不及”。
（第15章注）这些思想，随著道教的广泛传播，潜移默化地渗透进行民众的生活方式之中。
张道陵在《老子想尔注》一书中，竭力引导人们把长生仙寿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从而变道家的养生论为道教的长生成仙说。
一是强调遵道而行。
张道陵指出：“欲求仙寿、天福，要在通道，守诫守信，不为贰过。
”（第24章注）又说：“悉如通道，皆仙寿矣。
”（第30章注）二是提倡结精自守。
他强调：“道教人结精成神”；（第9章注）“积精成神”，神成仙寿，以此为身宝矣。
”（第13章注）“所以精者，道之别气也，人人身中为根本。
”（第21章注）三是主张淡泊名利。
张道陵对现实社会中的追求名利行为深恶痛绝，他指出：“俗人于世间自有财宝功名，仙士于俗如顽鄙也。
”（第20章注）这种淡泊名利的主张，不仅丰富了道教养生说，同时也为把道教的人生观同世俗的人生观区分开来奠定了基础。
张道陵在“神源于道”的旗帜下，把道家的哲学理论转变为道教长生成仙教义的论证；把道家的脱俗情操转化为道教心灵解脱的人生追求；把道家的养生理论发挥成炼神养形的道术。
这一史无前例的创新举措，不仅完成了神仙方术与道家哲学的有机结合，而且也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生观和方法论，从而构建起神与道相通的桥梁，使人们在信奉神灵的同时与道相通，进而体悟道的真谛。
更为可贵的是让道教这个新生事物一跃成为与儒家、佛教相并立的民族宗教，从此与儒释一起投身于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
三、宣导“唯道是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一般是指人们的物质资料消费方式、精神生活方式以及闲暇生活方式等内容。
它通常反映一个人的情趣、爱好和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张道陵不仅提出了得道成仙的人生理想，而且阐述了以此理想为指导的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唯道是从”。
他在《老子想尔注》中指出，学道之士“但归志于道，唯愿长生，如天下谷水之欲东流归海也。
”（第28章注）张道陵把现实生活中那些仅仅以个人功利作为人生最大目标的人统称为“俗人”，并明确强调：“死是人之所畏，仙、王、士与俗人，同知畏死乐生。
”（第20章注）“能法道，故能自生而长久也。
求长生者，不劳精思求财以养身，不以无功劫君取禄以荣身，不食五味以恣。
衣獘求财利，不与俗争，即为后其身也，而自此得获福，在俗人先。
”（第7章注）以此来说明学道之士不追求财富利益，不贪图荣华富贵，不追求美食华服，因为这些身外之物都是俗人之所好尚，非求道的人之所好。
“道人求生，不贪荣名。
”（第32章注）只有一心一意专心修身求道，才能得到仙寿获福。
怎样才能成仙呢
张道陵指出，首先要通道、行道，长期修持。
知行问题是中国古人经常研讨的命题。
《尚书·说命中》就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说法。
在人生实践中，许多道理大家都能明白，但到实践中，就难以做到做好。
即使是做到做好了，坚持下去就非常地不容易。
对此，张道陵强调“积善立功”的重要性。
从小事做起，从自己身边的善事做起，一生坚持，志操坚强。
“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
”（第14章注）其次要奉守道诫。
张道陵十分重视道诫，这在《老子想尔注》中多有表述。
如“人欲举动，勿违道诫。
”（第8章注）“心欲为恶，挫还之；怒欲发，宽解之；勿使五藏忿怒也。
自威以道诫，自劝以长生，于此致当。
”（第4章注）“行善，道随之。
”（第29章注）总之，张道陵宣导的人生理想追求的是“积善成功，积精成神，”要实现这种理想，人生不在于形式、方法，关键在于能否坚持善行。
他用水堤作比喻，“精，并喻像池水，身为池堤封，善行为水源。
若斯三备，池乃金坚。
心不专善，无堤封，水必去。
”（第21章注）张道陵创立的道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其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因此而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相信通过积善行道的修行，现实中的人可以直接尸解成仙，不需等到死后才灵魂超度；它注重的是现世人生幸福，主张人的生命要生活得适意、洒脱、超凡脱俗，高雅飘逸。
这种思想向度，适应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需求，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直接而深广的影响。
“正因为道教的理想是要实现一个公平、和平的境地，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主张向邪魔妖鬼等恶势力作斗争；正因为道教幻想形体长生不死而成仙，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与自然作斗争，争取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久视。
”⑷正因如此，这个扎根于中华大地中的本土宗教才会如此深获民心。
随著岁月的流动，道教中许多宗教活动逐渐地转化为民间习俗，代代相传，渗透入每个中国人的心理岩层，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特征。
同时，道教也成为无数文人墨客的精神栖息地，成为其一生的追求。
“常学仙经，博涉道记”（王勃《游山庙序》）；“请斋三千日，裂帛写道经”（李白《游泰山》六首）等等。
道教文化启动了无数文人雅士的艺术想像，创作出许许多多的名篇佳作，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
可见张道陵创立的道教以及随著历史延续而不断发展的道教文化，为人们开辟了一种迥异于世俗之人的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紧紧围绕修道成仙的价值目标，摒弃一切不合修道要志的世情俗态，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无论人生顺境逆境，志操坚强，始终如一地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
千百年来，无数的求道之人按此方式，在生活中修道，在修道中生活，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四、以敬道守诫为本，传播和弘扬道家思想“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通过教育得以实现的。
教育人类学家认为，教育是文化的生命机制，正是在教育的作用下，文化才得以产生、保存和积淀，得以弘扬、创造和发展。
可以说，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力。
”⑸在汉语中，“宗教”本不为一联缀词，如《说文解字》：“宗者，尊祖庙也，以宀从示。
”而“教”指教育、育化、上施下效，侧重在对神道的信仰。
张道陵立教伊始，即奉老子为道祖，以《道德经》作为教化通道民众的根本经典。
并把它规定为通道民众必须习诵的功课。
为帮助通道民众理解《道德经》，他亲自撰写《老子道德经想尔注》，并逐章逐句地进行注释。
为了统一通道民众的思想认识，他提出了“道诫”的概念，以形象的话语对抽象的“道”进行诠释，让人们普遍信守实行。
张道陵将道教的尊神首次命名为“太上老君”，明确太上老君即是“一”、即是“道”，乃一气所化，以表明自己思想理论与《道德经》的一致性，统一性。
“‘太上老君’概念的提出，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它不只神化老子其人，也神化《老子》其书，树立道教的无上权威，对巩固道教的思想和组织，起著不可代替的作用。
从此，道教同其他宗教相区别，有了无可争议的权威标志。
”⑹为了巩固教团组织，扩大教化效果，张道陵将深受道教影响地区，划分为二十四个传教中心，并以此向四面八方扩展，这就是史称的“二十四治”。
并在信道民众中挑选信仰坚定并能讲授《道德经》的信士为“祭酒”，负责主持治教区的各项教务工作。
并且要求信道民众每年在一定的时候会集治所，听取祭酒训导检查有无违反禁令的行为，聆听教区科律，用道家思想教化道人，引导他们按照道教的基本宗旨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从而坚持道德礼仪的操守。
并“三宣五令，令民知法”。
“会竞民还家，当以所闻所禁威仪敕大小，务共奉行。
如此，道化宣流，家国太平。
”⑺张道陵在建教实践中还把道德行为的善恶与生命问题的终极解决联结在一起，以增强人们为善去恶的自觉性和传播道家思想的责任感。
他在《老子想尔注》中指出“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
”（第20章注）“俗人不能积善行，死便真死，属地官去也。
”（第16章注）而“通道行善，无恶迹”的人，则能“避世托死过太阴中，复生去为不亡。
”（第33章注）“行善，道随之；行恶，害随之。
”（第29章注）这种极具威慑力的教化方法不仅大大促进了道教在民间的扩展势头，而且也将道家的思想渗透于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等诸方面，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同时对维护中国古代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从张道陵创立道教时起，道教中人一直奉《道德经》为圣典。
历代道教徒学道修真、济世度人，莫不潜心研习、领悟《道德经》的主旨，阐述和注释过道家思想的许多宝贵著作，这些文化成果都集中在道教典籍的丛书《道藏》之中。
“自魏晋玄学之后，道家再未形成独立的学术思潮，亦未出现纯粹道家式的思想大家。
……唯一从理论上直接继承和发扬道家之学的，是道教中的清修高道。
如成玄英提出的‘重玄之道’，司马承祯著《坐忘论》，陈抟传《太极图》，张伯端著《悟真篇》，皆以老庄思想为主体，吸收佛学、《周易》，而对道家和道教哲学同时有创造性的发挥。
全真道大师王重阳、丘长春、马丹阳、郝太古等，都主张会通儒、佛、道三家之学而致力于内养。
他们不仅是道教的功臣，也是道家的功臣。
”⑻因此，可以说，老子及其学说之所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道家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与道教对它的继承和发展分不开的，而这一尊崇《道德经》、阐扬《道德经》思想的传统，即是由道教的创建人张道陵开启的。
如果没有道教的继承和发展，那末，在上千年由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状态下，老子及其学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将是难以想像的。
五、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摄，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受中华传统文化沃土所孕育。
张道陵在四川创立道教之初，吸收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要素，从而使道教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道教文化的演进从此别开生面。
“早期道教创立于西南地区，汲取了西南少数民族巫术的营养。
由于早期道教创立、活动于民间，就不能不受到民间巫风的影响，这是早期道教与西南少数民族结合的地缘文化因素。
西南少数民族巫术文化中的祀神仪式，法器仪仗，符籙偈咒，禹步手诀等作法方式，均为早期道教所承袭。
在《道藏》的科仪法术经书中，不难睹见巫术文化的内容。
”⑼与此同时，“道教史上历代宗师以济世度人、弘扬大道的道家精神，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道活动，使道教的神仙信仰与祭祀活动，为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所吸纳。
道教融入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之中，由此形成道教化的瑶族道教、壮族师公教、彝族西波教。
这种民族化、本土化的道教分衍形态，即适应了各民族的民情风俗，又符合各民族崇拜祖先的价值观，因而能够绵远传承、沿袭不替。
……道教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经过整合、创新，衍生出地方化、民族化的少数民族道教。
它与正统道教既有联系，又有明确的区别。
这为原始宗教与神学宗教相互融摄，为人类学、民族学的文化传播理论，都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例证。
”⑽道教对少数民族文化所产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远远超过了儒家文化。
“直到元初，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还‘不知尊孔’。
如民国凌锡华所著的《连山县志》卷五‘瑶俗’载：‘儿之聪颖者，不与读儒书，性从瑶道士学，’就反映了这一史实。
”⑾“道教创立后，不少少数民族先后信仰道教。
据统计至今在55个少数民族6千余万人口中，仍有20余个民族约1千万人信仰道教。
例如：阿昌族，至今在家里供奉财神和灶君的十分普遍，阿昌族群众聚居的城镇建有玉皇庙、城隍庙、关帝庙。
白族，主要信奉道教星辰之神‘六十甲子’、‘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京族，主要信奉道教正一派，道士父子传承，不住宫观。
毛南族，信仰一种道教与本民族原始崇拜相融合的宗教，自称道教‘梅山派’。
土族，主要信仰道教的‘真武大帝’和‘女神九天玄女’，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举行盛大庙会，进行祈福消灾和祭奠神灵的活动。
壮族，与本民族原始崇拜结合在一起，但尊奉‘太上老君’为最高神，同时供奉玉皇大帝、三清、真武大帝、九天玄女等道教神明。
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群众在信仰伊斯兰教之前，也曾一度信仰过道教。
”⑿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佛教文书中有大量“急急如律令”的道教术语，可见其影响之深。
道教对拓跋、女真和蒙古等贵族也产生过较大影响，这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内在动力。
总之，从张道陵创立道教起，道教就与少数民族文化建立起天然而有机联系。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摄、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道教文化和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道教以自身特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发挥精神文化纽带的作用，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张道陵在东汉末期创立道教以来，道教便与中华民族的兴衰紧密相连，并随著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变更和文化潮流的演进而不断发展。
时至今日，道教文化仍然对全世界的所有华夏子孙产生著重要的凝聚作用。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把张道陵——这位为中华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杰出历史人物，放置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下重新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讨，并给予客观和准确的评价，不仅是我们的历史责任，而且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屈原的影响
屈原的影响一、崇高的地位汉代以来，屈原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日渐崇高，影响愈加深远。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少不了屈原，灿烂的中国文学史少不了屈原。
屈原的伟大，一是他矢志不移的爱国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不与奸佞小人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
二是他用毕生心血写成的20多首诗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
据，从屈原生活的时代起，至西汉末年的300年间，模仿屈原辞赋创作新篇的有66家，771篇，另有杂赋作者12家，133篇。
除注释的宋玉、景差、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的作品外，紧随其后者有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张衡，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鲍照《芜城赋》，江淹《别赋》、《恨赋》，庚信《哀江南赋》等名篇，继承了屈原创作风格，把楚辞创作发展到新的阶段。
从汉代以来至清朝末年的两千年间，解释《楚辞》的注本虽然很多，但大多亡佚了。
流传下来的注本，游国恩认为较有影响者有以下10种，即：东汉王逸《楚辞章句》17卷，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17卷、《楚辞考异》1卷，南宋朱熹《楚辞集注》8卷、《楚辞辩证》2卷，明汪瑗《楚辞集解》8卷、《蒙引》2卷、《考异》1卷，明清之际王夫之《楚辞通释》14卷，钱澄之《楚辞屈诂》不分卷，清林云铭《楚辞灯》4卷，王邦采《离骚汇订》4帙、《屈子杂文笺略》2帙，蒋骥《山带阁注楚辞》6卷、《余记》2卷、《楚辞说韵》l卷，戴震《屈原赋注》10卷、《通释》2卷、附汪梧凤《音义》3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注本和研究论著更多。
关于屈原作品的评价，王逸说：“屈原之辞，诚博远矣。
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
”刘勰说：“故《离骚》、《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
故能气往轹（利）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李白盛赞“屈平词赋悬日月（屈原的诗歌像高悬在天空的太阳、月亮一样光芒万丈）”。
杜甫立志“窃攀屈宋宜方驾（我要努力攀上屈原、宋玉诗词的高峰同他们并驾齐驱）”。
北宋邵博说：“《楚辞》文章，屈原一人耳。
”苏轼说：“吾文终其身企幕而不能及万一者，推屈子一人耳。
”明蒋之翘说：“予读《楚辞》，观其悲壮处，似高渐离击筑，荆卿和歌于市，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凄婉处，似穷旅相思，当西风夜雨之际，哀蛩（穷）叫湿，残灯照愁；幽奇处，似入山径无人，但闻猩啼蛇啸，木魅山鬼习人语来向人拜；艳逸处，似美人走马，玉鞭珠勒，披锦绣，佩琳琅，对春风唱一曲《杨白华》；仙韵处，似王子晋骑白鹤，驻缑（勾）山最高峰，吹玉笙作凤鸣，挥手谢时人，人皆可望不可到。
”清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如太空之中，不著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
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且。
”王国维说：“大诗歌之出，必须侯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原其人也。
”鲁迅先生说：“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
逸响伟辞，卓绝于世。
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
”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肯定《史记》史学价值的同时肯定了《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史记》具有同等价值的是《离骚》。
郭沫若先生对屈原和屈原作品的评价，本书随处可见，下面的这段话更加耐人寻味，道出了屈原及其作品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楚人是把在政治上统一中国的功名和产生了一位屈原的功名兑换了。
……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
中国人如果不灭种，中国文如果不消灭，《楚辞》没有毁灭的一天。
楚人的功劳是不朽的，屈原是会永远存在的。
”历代文人歌颂屈原的文艺作品，大量的诗词之外，小说、戏剧、美术作品都有，以沈亚之《屈原外传》，睢景臣《屈原投江》，陈洪绶《屈子行吟图》，萧云从《离骚图》，门应兆《补绘离骚图》较有影响。
当代歌颂屈原的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以郭沫若哈姆雷特式史剧《屈原》为最有名，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公演，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战争。
政权回到人民手中以后，屈原研究活动蓬勃兴起，从个体研究到群体研究、专门机构研究，从总体的综合性研究到具体的专题研究，关于屈原的生卒年月、身世根底、思想品格、时代特征、政治生涯、诗歌创作等，无不成为研究课题，其火热程度遍及中国，波及全球，使屈原从一个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东方文明古国走向全面开放的西方世界，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最权威的“使者”。
1982年端午节，由湖北省社科院、社科联、文联发起，邀请全国18个省市约120多名屈学专家和作家、艺术家在屈原故乡秭归举行第一次全国性“屈原学术讨论会”。
1983年8月、1984年5月分别在辽宁大连和四川成都举行两次全国性“屈学研讨会”。
1984年端午节在武汉成立全国第一个屈原研究团体——湖北省屈原研究会（后更名学会）。
1985年4月在岳阳成立湖南省屈原学会。
同年端午节在楚国郢都遗址，今湖北省江陵县召开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著名楚辞研究专家姜亮夫教授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另一位楚辞研究专家汤炳正教授当选为会长。
至1998年5月，中国屈原学会先后在浙江富阳、湖南汨罗、贵州贵阳、山西临汾、湖北江陵和广东深圳召开了6次年会。
除全国性活动外，各省市屈学研究活动也方兴未艾，仅湖北省屈原学会便先后在武汉、黄石、襄阳、恩施、江陵、宜昌等地召开了多次年会，获得多项研究成果。
1999年端午节，中国屈原学会再度回到屈原故里秭归、学会会长褚斌杰教授莅会主持，为20世纪的屈原研究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屈原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前苏联著名汉学家H·T·费德林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屈学研究的兴趣。
以研究内容为标志区分，国外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大致形成三种趋向：一种以前苏联H·T·费德林、E·A·谢列勃里雅可夫和匈牙利汉学家F·托凯为代表的传统式，着重从屈原作品本身探讨其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的地位；一种以日本藤野岩友、竹治贞夫、稻畑耕一郎教授为代表的学院式，着重对屈原诗歌进行考据和诠释；一种以美国汉学家詹姆土·R·海陶玮、劳伦斯·A·施奈德，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德国汉学家卫德明为首的西方式，着重从屈原身世和作品中研究中国古代政体中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深入探讨屈原的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内外条件，施奈德的专著已经反馈到中国。
稻畑耕一郎教授专程来华出席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许多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古代的楚国“是日本人的故乡”。
屈原精神作用于古代，也作用于当代。
爱国主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检验个人行为的试金石。
屈原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有人劝他离开楚国。
凭他的才华和声望，列国君王都求之不得。
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人才的流动具有广泛的市场。
许多有识之士在本国得不到重用，便去列国谋求发展。
特别是那批以游说为业的纵横家，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
耿耿丹心的屈原却是“去国不忍”。
他报国未遂，远离楚宫，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愿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
屈原精神的伟大，在于他可以出走而坚决不走。
“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爱国情怀，在他自身的行为中坚持不渝。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屈原之后，如北宋的杨业，南宋的岳飞、文天祥，明朝的史可法，南明的夏完淳，清朝的林则徐、邓世昌，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林祥谦、施洋、夏明翰、吉鸿昌、江竹筠等，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使站在他们面前的刽子手吓得发抖。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恨不为国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爱国主义的旗帜在他们手里越举越高，使他们成为民族的象征，为理想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真的猛土。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屈原长眠九泉两千多年，居然在20世纪中叶“活”了过来，登上“波音’飘洋过海，潇洒地走进号称文明国度的西方世界，闯进神圣的高等学府，叩开知名学者的书斋，磁铁般地吸引他们拥抱他、崇拜他、研究他。
这是人格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是中华民族5000年灿烂文化的拓展与延伸，超越时空的世界性传播，所有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荣。
1953年，屈原以诗人身份同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的文学家拉伯雷，古巴的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一道，成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二、人民的怀念屈原投江以后，楚国百姓难过极了，愤怒极了。
时隔不久，楚人南公便发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吼声。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仅在位12年。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即爆发了陈胜、吴广和项梁两路农民大起义，加速了秦朝的灭亡，使秦朝只在中国统治了15年。
项梁起义拥戴楚怀王之孙熊心为王，也称楚怀王，建都盱台（江苏省盱眙市东北）。
顶梁战死后，他的侄子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继承项梁的事业，企图恢复楚国旧制。
然而，历史是不可逆转的。
不久爆发了楚汉之争，汉刘邦获胜建立西汉王朝。
屈原在汉朝备受尊重，人民因此更加怀念屈原，关于屈原的传说越来越多，越说越神。
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5年），长沙有个名叫区（欧）回的人，大白天忽然看见了三闾大夫屈原，向他诉说着粽子被蛟龙窃走的事，告诉他以后再做粽子，必须怎样包裹。
区回把这次奇遇告诉了乡民，乡民们含着泪水，按屈原的吩咐精心制作粽子。
这传说后来被梁朝文学家吴均写成一篇志怪小说。
收在《续齐谐记》里，原文是：“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
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常见祭，甚善。
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
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
回依其言。
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
”沈亚之《屈原外传》引述了这段话。
端午节本是中国古代农家的一个节日。
闻一多在《端午考》一文中，认为端午节起源于吴越。
吴越人以龙为图腾，认为自己是龙的后代，每年五月五日致祭，将粽子和其他祭品投入水中供龙享用，不让龙伤害自己的子孙。
吴越人很早以前就有纹身的习俗，身上刺着各式各样的“龙”，挑选纹过身的青年男子去划龙舟，使赛龙舟成为图腾祭礼中一个重要项目，一种带有社会性、宗教性和娱乐性的群体活动。
在南方，夏历五月在节序上届夏收夏种后的小农闲，农家庆祝丰收，调节一下生活，姑娘回娘家探亲，使端午节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西晋周处《风土记》说：“仲夏端午，烹鹜角黍”。
鹜即鸭，角黍即粽子，说明江南水乡过端午节的盛况。
这风俗一直流传至今，中国南方尤其盛行。
招魂端午节跟屈原连在一起是一种巧合，因为屈原投江的日子恰恰是端午这天。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
”把驾舟拯救屈原与端午赛龙舟隐隐约约地联系起来。
《隋书·地理志》把这种联系的来龙去脉和活动盛况记得更详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
因尔鼓楫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
其迅楫齐驰，歌乱棹响，喧振水陆，诸郡率然，而南郡尤甚。
”屈原与端午节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屈原的终日与端午巧合；在距今两千年的东汉初期，屈原与端午吃粽子、投粽子联系起来；在距今约1500年的南北朝时期，屈原与赛龙舟联系起来。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不再信仰图腾崇拜，端午节成为中国民间纪念屈原的一个专用节日，其热度和气氛仅次于春节。
不管这种联系有没有内在根源，它反映了人民对屈原的缅怀之情，标志着图腾崇拜、偶像崇拜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应该崇拜自己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先驱。
闻一多考证了端午节的来源，但他并不反对端午节这天纪念屈原。
1942年4月，由中国共产党指导的进步文艺团体“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公演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轰动了山城重庆。
当年端午节，一大批进步文艺家在重庆聚会，即席赋诗，敦促国民党停止反共，一致抗日。
大家一致通过，将端午节这天定为“诗人节”。
新中国建立后，对屈原的纪念活动更加热烈。
每年端午节，许多地方都要举行诗会和龙舟竞渡，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也举办龙舟竞赛活动。
在中国，龙舟竞渡已经由群众性纪念活动发展为群众体育。
近年来，又发展为竞技体育，定期举行全国性龙舟大赛，并逐步向世界范围推广。
屈原将登上龙舟再度远涉重洋，誉满全球。
三、屈原故里的纪念方式 屈原诞生在秭归，秭归人民对屈原的缅怀之情重于任何地方，纪念方式胜过任何地方。
每年端午节的前几天，西陵峡两岸的千家万户便开始泡糯米，杀鸡鸭，扫庭院，修龙舟，渐渐显露出节日的气氛。
端午节那天，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要挂上菖蒲和白艾，有的还挂上蒜头，餐桌上少不了鱼肉和盐鸭蛋，大蒜炒苋菜和雄黄酒，有人还要吃马齿苋。
马齿苋又名“长命菜”，清热解毒，包含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当然少不了粽子。
秭归人包粽子有个特殊的讲究，在糯米中间放颗红枣，流传着《粽子歌》，是屈原人格和遭遇的写照：有棱有角，有心有肝。
一身洁白，半世熬煎。
看龙舟是秭归最大的群众性集会，锣声一响，《招魂曲》一唱，随着“我哥回”的声声呼唤，四乡六里的人民群众便聚到了西陵峡两岸，用泪水和欢声笑语寄托故乡人民对屈原的深情。
龙舟竞渡屈原诞生地有个农民诗社——秭归县三闾骚坛诗社，成立于1982年，每年端午节，诗社在乐平里举行“端午诗会”，继承屈子遗风，有时还邀请县内外诗人赴屈原诞生地举行“端午诗会”。
他们的诗词流传国内外。
诗社社长谭光沛被接纳为湖北省屈原学会会员，被推荐为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候补代表，他是个地地道道耕耘绿野的泥巴杆子诗人。
近20年来，骚坛诗社创作的旧体诗词达2000多首，已出版诗选多集。
屈原故里秭归最具引力的是多处永久性纪念物，特别是屈原祠、庙，唐宋以来有文字记载者达5处，于今留有2处。
屈原祠 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右神策将军王茂元出任归州刺史，喟叹屈原“诞灵是所，庙貌无睹”，便在州城东5里的屈沱建了一座屈原祠。
“神像章服，悉遵唐制”，并作了一篇《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
这大约是秭归最早的一座屈原祠。
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宋神宗赵顼封屈原为“清烈公”，归州百姓集资在屈沱修了一座“清烈公祠”。
祠宇为硬山顶，四合院式，由山门、配房、大殿、后殿组成，建筑面积350平方米，坐坡朝江，面对楚台山。
屈原祠元泰定初年（公元1324年），归州知州王秃哥不花对清烈公祠进行修葺，拖了很久没有完工，祠宇近乎偏废。
元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知州密儿哈吗提议再修，并将自己的俸银拿出一部分率先倡导，乡绅富户纷纷赞助，于第三年将新祠建成，密儿哈吗提议改为“清烈公庙”，请湖广儒学提举黄清老作了一篇《清烈公庙记》。
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知州孙鹤年，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知州王景阳，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湖北学政凌如焕，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知州王沛膏，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知州李 火斤 相继维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20世纪60年代曾两次维修。
后因葛洲坝水利工程的兴建，库区水位升高，1976年7月迁建于秭归县城东3里的向家坪，祠宇占地20.7亩。
主体工程于1977年2月动工，1982年6月25日建成，更名“屈原祠”。
新祠山门保持清烈公祠原貌，扩大规模，有高17米的牌楼，配房向左右扩展7米。
牌楼盖琉璃瓦，一级屋角为鳌鱼，二级为卷龙，三级为草龙，正中脊饰为宝瓶。
牌楼正面，中为天明堂，左右为二龙盘柱，中嵌郭沫若题“屈原祠”三字。
额枋为襄阳王树人题“孤忠留芳”，门匾为武汉张秀题“光争日月”．祠内塑赵朴初题对联：“大节仰忠贞，气吐虹霓，天问九章歌浩荡；修能明治乱，志存社稷，泽遗万世颂离骚”。
整体建筑气势磅礴，耸立在橘树丛中。
一级屋脊正中绘以蓝天、红日、大海、波涛，二级屋脊下塑有变形夔龙，三级屋脊下饰飞凤。
天明堂下为松鹤延年，两旁为麒麟吐玉书，墙面花边为卷草、汉纹、回纹等。
整个彩绘以红、黄、绿、蓝四色调配，相映生辉。
东西配房为硬山顶，滚龙脊，饰龙凤图案。
是内可供游人题诗作画，品茗小憩。
屈原祠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庄严的屈原铜像，矗立在祠院正中的草坪上。
基座为花岗石，高2.5米。
铜像高3.92米，袍袖周长5米。
人物造型为“低头沉思，顶风徐步”，着力刻画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思想境界。
形象庄重，主题鲜明。
祠内还陈列着一尊国内今存最早的屈原石雕像，高103厘米。
像座一侧有铭文曰：“荆州府归州桐油沱信人曹端福，善同妻朱氏四（子），发心舍造屈原相公一尊，入于白狗峡庙中。
永镇四方，保安家犬。
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丁酉三月吉旦。
同男：田中、执中、秉中、守中立。
匠人陈伯伏。
”此石像原安放于小青滩屈大夫庙内，当地老人介绍说，曹端福是个船主，带他妻子和四个儿子驾船下宜昌，木船在白狗峡（今兵书宝剑峡）失吉，他全家获救，多亏屈原大夫保佑，于是捐赠了这尊石像。
永远寄托着归州百姓对屈原的感情，“家犬”是对他四个儿子的贱称。
祠内还建有东西两座碑廓，面积171.5平方米。
镌刻着屈原作品与插图，历代名家题咏屈原的诗词。
屈原们内还有一座“屈大夫墓”，是一座衣冠冢。
据北宋邵博《闻见后录》：“归州屈沱，屈原故居也。
上有屈原祠、墓。
”按邵博生活的年代推算，此墓极有可能与北宋清烈公祠同时修建。
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归州知州王景阳重修。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湖北学政吴省钦再修。
旧墓建在原清烈公祠左侧。
新墓建在今屈原词祠后缘，按清代墓室扩建，外形庄严壮观。
墓室二进，青石盖瓦，鳌鱼翘角，青狮白象跃然石面。
墓门三层，上嵌墓名横额，中为墓志铭，下为拜台。
门前四根立柱，八字开扇，两侧镶对联三副，其一为：“泪水沉冤千古遗憾；归山枕岫万世流芳”。
拜台正中陈一“寿”字形石香炉，左右石狮雄踞。
墓门后为石砌墓圹，有内外二室。
内室设红漆楚棺，置于一巨型莲花台上；外室隔墙中有小孔，可以窥见内室“烛光”融融，“香烟”袅袅。
墓志铭为：大夫名平，字曰灵均。
太岁在寅，诞生乐平。
皇考伯庸，帝高阳之苗裔；始祖屈瑕，以封邑而为姓。
大夫一生，忧国忧民。
内举贤能，外御强泰。
适张仪入楚，郑袖弄权。
大夫罹难，披发行吟。
山河破碎，汨罗冤沉。
呜呼
大夫一生，正道直行。
逸响伟辞，文苑丰碑；高风亮节，焜焜耀炳燐。
怀沙赴渊，鬼哭神惊。
传神鱼负尸，归瘗故里，实衣冠之冢，乡里父老之情。
而今水回千里，墓室蒙泽。
择地迁葬，永慰忠魂。
公元一九八二年夏吉日立。
屈原庙 屈原诞生地乐平里原有两座屈原庙。
一座位于屈原村的香炉坪，明代始建，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重修，后废；一座位于北峰村的界限垭，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归州知州魏国磷建，后废。
新建屈原庙位于乐平里北沿降钟山麓，建筑面积264平方米，仿清代民居式建筑复原，小青瓦砖木结构，由山门、配房。
大殿组成。
庙前立石狮一对，有石阶67步。
庙宇依山为两段，硬山顶，猫拱式山脊，青瓦粉墙。
彩绘淡雅素净，具民间寺庙风格。
新庙于1980年首建于墓岭，1983年迁建降钟山，1984年10月15日落成。
“屈原庙”题名为郭沫若1965年手迹，正殿内有屈原塑像，清乾隆以来石碑7块及名人书画。
三闾骚坛诗社农民诗人谭光沛、杜青山撰《重修三闾屈原庙记》碑文：楚三闾大夫屈原，公元前三四0年寅月寅日生于归乡乐平里之香炉坪。
公自幼躬耕勉学，壮而出仕，官居左徒，明“举贤授能”之治，奉“联齐抗秦”之策，身事怀襄，行廉志洁。
孰料君王昏聩，奸佞进谗，孤忠见妒，累遭放逐，于公元前二七八年五月五日冤沉汨罗。
公文思高远，辞章瑰丽，著《离骚》等二十余篇，抒忧国之志，哀民生之艰。
历朝推尊孤忠，谥号清烈；乡里父老，立祠面祀。
人民政府彰公乃中华民族不朽之诗魂，重修屈原庙，以志人民感公之伟烈耳。
公元一九八0年孟秋吉日立。
屈原故里牌坊 位于原秭归县城东迎和门外，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建。
重檐木结构，琉璃瓦盖顶。
上有郭沫若1965年10月25日题书“屈原故里”。
右侧并立巨型石碑两座，题：“楚大夫屈原故里”、“汉昭君王嫱故里”乐平里牌坊 位于屈原诞生地乐手里的人口处，与屈原庙隔溪相望，建于 1983年1月。
水泥结构，四柱三门，高 9米，宽 8米，台基四周有石阶三级，将牌坊平地托起，前后各有石狮一对。
牌坊雕塑精美，色彩斑斓，气势雄伟。
“乐平里”三字为川南苏原题书。
乐平里牌坊屈原纪念馆 馆舍于1979年建成，位于屈原祠内。
歇山大屋顶，翠绿琉璃瓦，褐色墙壁，风格典雅。
馆内有上下展厅，上为“秭归出土文物展览”，下为“屈原生平事迹展览”。
1980年2月，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成立，为秭归县文物、博物和名胜古迹的管理机构，接待中外游客的事业单位。
四、屈原遗址与传说 返回顶端屈原去世后，他的诞生地乐平里和投江处汨罗江，留下许多有关屈原的遗址与传说。
乐平里的屈原遗址有：香炉坪、屈原宅基、读书洞、照面并、玉米田、擂鼓台等，汨罗江的屈原遗址有：玉笥山、独醒亭、赏心悦目“濯缨桥、骚坛、屈潭等。
有的遗址与传说并存，有的只有遗址没有传说，有的只有传说没有遗址，有的遗址本身就是一个动人的传说。
香炉坪 又名“屈坪”。
位于乐平里正南，背负向王寨。
坪上是一片月牙形的台地，中间凹进两端凸出，像个剖开的巨型香炉，故名。
台地周围种植着片片柑橘树，中间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坪下茂林修竹，响鼓溪在谷底潺潺流淌。
坪对面是居高临下，状如卧虎的伏虎山，天山毗连处，一字儿排开三座挺拔奇秀的山峰，与香炉坪遥相呼应，因名“三星捧月”，又名“三星照半月”。
相传屈原故居建筑在香炉坪这块钟灵毓秀之地。
屈原宅基 位于香炉坪正中。
庚仲雍《荆州记》和袁山松《宜都山川记》所载“屈平故宅”即指此故墟。
读书洞 又名“洞辟书堂”。
位于伏虎山麓的响鼓溪畔。
洞室高约2术、宽4米、深3米。
上负陡岩，下临清溪。
洞口藤萝垂帘，花草馨香。
洞中有石案石凳，洞顶有钟乳石，犹如一组倒悬的莲花灯。
四周景色静中有动，西侧为响鼓岩，岩顶有圆形石台，传为屈原吟诗处，故名吟诗台。
南为响鼓溪，急流飞泻，落入石潭，状如迸雪，声若击鼓。
《归州志·山水》载：“州城东北百二十里三闾乡，相传屈原读书洞，遗址尚存。
”诗人吴丈蜀《题读书洞》诗：“一洞离尘百仞余，骚人把卷淡云舒。
干年谁可知公意，不悔平生错读书。
”农民诗人杜青山《步吴丈蜀先生题读书洞原玉》：“古洞专攻十岁余，一腔壮志笔端舒。
若非隔世苦吟诵，焉有《离骚》几页书。
”农民诗人谭光沛《读书洞》诗：“传闻高洞旧攻书，屈子干年系我思。
昔日藜燃明月处，此生管写古风词。
琢磨精进山应见，吟咏工夫石有知。
敲壁摩苔增感慨，余音仿赋《离骚》时。
”照面井 位于伏虎山腰，由银灰色龙骨石砌成。
井口直径80厘米，井深60厘米，井水粼粼如镜，清甜可口，相传为屈原幼年照影梳洗之处，一丝微尘也躲不过“井镜”的明察。
井台上立着一块石碑，正中刻着“照面井”三个大字，碑文曰：“预白遐迩人等，此系屈公遗井，特遵神教重新整顿，以后切勿荒，。
倘有故违，定遭天谴。
此株青树永世勿得砍伐。
三闾合坛弟子同修，皇清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立。
”照面井碑石左右长着一株四季长青的青树和一株阔叶浓阴的柞树，像两个威风凛凛的卫士，日夜守卫着屈公遗井，把“神”和“天”搬出来维护屈公遗井，表达了故乡百姓对屈原的景仰之情。
井下砌着一堵半径4米，高约5米的半圆形台地，台沿上有石砌雕花栏杆，立着13根立柱。
石柱一高一矮，错落有致，高者雕着八棱帽头。
石柱中间有12孔，各分三层，上层是四楞方正的条石栏杆，中层是刻着多层图案、花纹的片石栏板，下层是长扇形的枕式栏底，栏杆外是刚劲挺拔、馨香宜人的古松古柏，形如伞盖的排排垂柳，把照面井掩映在伏虎山腰。
骚坛社员李盛良《照面并》诗：“并堪照面独称奇，一股清流万古诗。
莫道西湖灵隐寺，大夫遗水胜瑶池。
”玉米田 又名“屈田”、“玉米三丘”。
位于屈原宅基右侧，相传屈原少年时代曾躬耕于此，又传屈原被放逐之后曾回乡务农，忍辱负重经营三丘稻田。
《屈原外传》描述屈原，“蒙谗负讥，遂放而耕，吟《离骚》，依耒号泣于天。
时楚大荒，原堕泪处独产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
”这几丘田里的稻子红梗红穗，乡民们说那是屈原泣血而染，故名“金粳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