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厦门大学的以前或厦门大学的历史
1919-1921 筹办与立校 厦门大学是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被同志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建的，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综合性私立大学。
校主陈嘉庚先生，独资创办厦门大学，并财政上资助厦门大学达 16 年之久。
面对经济不景气的艰难境遇时，陈嘉庚仍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校旨、校歌、校徽、校训均阐明“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之理念。
校歌由郑贞文写出歌词，著名音乐家赵元任谱曲；校徽由陈嘉庚先生亲自确定，并沿用至今；校训为“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1919年8月，在上海聘任全国教育界名流蔡元培、黄炎培、汪精卫、余日章、郭秉文、胡敦复、黄琬、叶渊、邓萃英等10人为筹备员。
1919年10月召开私立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拟订《厦门大学组织大纲》，会议推举邓萃英为厦门大学首任校长、郑贞文为教务长、何公敢为总务长。
1921年4月6日，私立厦门大学假集美学校举行开学仪式，中国第一所由海外华侨传办的大学宣告成立。
初创时，学校设有师范、商学两部，师范部下分文、理两科，学制预科两年、本科四年。
1921-1937 私立与初创 1921年7月4日，林文庆接受陈嘉庚先生邀请继任厦门大学校长。
在林文庆校长掌校期间，初步建成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
至1930年6月，全校共设 5 学院、21 学系。
学校在林文庆校长的主持下，以“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为校训，致力于行政与学科建设，重金礼聘知名教授学者，一时群贤毕至、名流云集，如：文学家、国学大师：沈兼士、林语堂、鲁迅哲学家：张颐（1927年11月-1929年7月任副校长） 语文学家：台静农、陈衍历史学家：薛永黍 、郑德坤人类学家：史禄国（俄籍）社会学家：徐金声数学家：姜立夫物理学家：胡刚复、朱志涤、孙贵定、雷通辞、钟鲁斋法学家：黄开宗、区兆荣政治学家：王世富、丁作韶会计学家：郑世禄、陈德恒银行学家：冯定璋、朱保训 1922年2月，私立厦门大学董事会正式成立，陈嘉庚为永久董事，陈敬贤（陈嘉庚胞弟）为董事，林文庆为当然董事。
1935年5月10日，重新组建校董会，陈嘉庚仍为永久董事，林文庆为当然董事，汪精卫、孙科、宋子文、王世杰、孔祥熙、黄奕柱、曾江水为名誉董事，陈延谦、李俊承、黄廷元、黄伯权、洪朝焕为校董事。
1937-1945 国立与抗战迁汀 1937年7月1日经陈嘉庚函请，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将私立厦门大学改为国立。
1937年7月6日，著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萨本栋博士任厦门大学校长。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为保证教学不致中断，厦门大学经教育部批准迁往闽西山城长汀。
1938年1月17日，学校在长汀复课，时为在校生数仅为198人。
在长汀办学八年中，学校延聘许多良师学者，厦大学生一方面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组织成立“国立厦门大学学生救国服务团”等团体，投入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一方面勤勉学习，发奋攻读，务期求得真正学问，在校生达1044人。
1940年8月至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首届和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学业竞试，厦门大学均名列第一，蝉联冠军。
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国通令嘉奖，厦大由此被誉为“南方之强”。
1944年春，英国纽凯索大学教授雷立克，美国地质地理学家葛德石，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李约瑟博士等先后来校考察和学术访问，称赞“厦大为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个大学”。
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称之为“东南最高学府”、“国内最完备大学之一”。
厦门大学在长汀办学期间成绩卓著，获得当时社会各界一致赞扬，学校迁返厦门时，长汀社会各界送大匾额誉为“南方之强”。
1940年4月6日（国外定为5月6日），厦门大学校友总会宣告成立。
1945-1949 复员厦门 1945年9月1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汪德耀博士为国立厦门大学校长。
1946年4月6日，汪德耀校长发表《25周年校庆致校友书》，提出“兼容并包”及“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主张，表明厦大的办学已具有开放性的特征。
1946年，学校增设海洋学系，1947年赠设国际贸易学系，1948年7月将机电工程学系分设机械、电机2个系，理学院也因之分设理学院和工学院，至此，全校扩展到5个学院18个学系，学校形成了学科比较齐全，具有文、理、工的综合性大学。
1949-1966 建设新厦大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厦门市军管会于10月20日委派军代表吴强、肖枫接管厦门大学，组建新的厦大党支部。
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为厦门大学校长。
王亚南校长学术造诣深厚，知识渊博，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翻译《资本论》的第一人。
他能正确处理政治和业务关系，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关心学生和年青一代，善于发现人才，培育人才，被誉为“懂得人的价值”的教育家，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当年就是他发现并加以关心培养的。
建国初期，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要，对高校院系进行了调整。
厦大也按照国家要求进行一系列教学和体制改革。
1952年，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成为文理综合性大学。
1958年7月，厦门大学下放归福建省管理。
1963年9月，经中央批准，厦门大学改为直属教育部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
1966-1976 十年动乱，谋求发展 1969年12月6日，教育部军管组等四单位通知，将厦大下放福建省管理。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宣告“文化大革命”历史结束。
同时，厦大也将翻开厦门大学历史的新一页，厦大人也将谱写新的历史篇章。
1977-2006 改革开放，重振雄风 1977年曾鸣同志被任命为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书记，而后兼任校长。
学校1977-1981年历任党政领导成员名单：校党委书记：曾鸣（1977-1984）校党委副书记：司守行、赵源、谢白秋校长：曾鸣（1978年4月-1982年2月） 副校长：司守行（兼）、蔡启瑞、赵源（兼）、未力工、潘懋元、唐仲璋、傅家麟 1978年2月，厦门大学恢复为教育部部属全国重点大学。
1995 年7月，厦门大学进入国家“211工程 ”建设行列。
1996年，厦门大学成为首批获教育部批准建立研究生院的33所高校之一。
1997年4月，厦门大学“211工程”通过教育部组织的专家审定立项建设，有8个学科项目被列为“九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
2001年2月，被列入国家“985工程”一期重点建设高校之一。
2001年4月6日，厦门大学漳州校区奠基兴建。
2001年7月，厦门大学“九五”“ 211 工程 ”建设项目以优异成绩通过国家 验收。
2002年10月，厦门大学“ 十五 ”“211工程”建设通过教育部专家组立项审核。
2003年9月，厦门大学漳州校区正式启用。
2004年，厦门大学被列入国家“ 985工程 ”二期重点建设高校之一。
2004年7月，厦门大学被增列为中管高校。
2005年11月，在教育组织的高校本科教学评估中，厦门大学本科教学取得“优”的评价。
清末民初 有哪些名人 如，唐绍仪等 列举名称和成名事迹
袁世凯，中国的华盛顿；孙中山，国父；徐世昌，国务卿；段祺瑞，内阁总理；赵秉钧，内阁总理；黄兴，国民党创始人之一；宋教仁，国民党创始人之一；张勋，复辟；冯国璋，北洋军阀；曹锟，闹兵变反迁都；瞿鸿机，清末军机大臣；奕劻，清末魁阁；载泽，镇国公，五杰之一；端方，湖南巡抚，五杰之一；恩铭，安徽巡抚，五杰之一；铁良，兵部侍郎，五杰之一；良弼。
梁启超，戊戌变法；康有为；载振，奕劻之子；段芝贵，东三省领导；徐锡麟，起义杀恩铭；秋瑾，鉴湖女侠；唐绍仪，第二届内阁总理；黎元洪，被从床下扯出来闹革命；程德全，江苏国民党都督；蔡锷，反称帝；杨士奇，袁世凯幕僚；载沣：清末摄政王。
汪精卫。
蔡元培：北大第一任校长。
哎，只能想起这么多了。
。
。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的近年大事记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的继续教育学院是金华地区专业类型最丰富的学校而且通过率高毕业就业有推荐。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湘雅春秋
一八九九年过亲戚的斡旋，朱安的婚景似乎明朗了起来；当已是十一岁的“老姑娘”了。
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
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
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
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
但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户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一九○一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又将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
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周树人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也是一份光荣。
周树人在一九○二年三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一九○九年。
他如此一去不归，实在令朱家忧心忡忡。
而他赴日后不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
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
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
一九○三年周树人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
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成 婚 绍兴有句谚语：“养女不过二十六。
”周家体会到拖延婚事实在于理不合，终于定下成婚的日子：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新郎会从日本专程回家。
但朱安不知道的是，他会接到虚报母亲急病的电报，被骗回来。
周家到底有没有想过，如果鲁迅不归，又怎么办呢
其实这也不是个难题：找人代替新郎拜堂本来就是惯用的招数。
朱安除了做出一般准备外，也没有忘记新郎对小脚的厌恶，因此造了一双大脚绣花鞋，鞋头填满了棉花，好在婚礼上穿。
朱安穿上这双鞋，到底有何感想呢
二十多年来，大家不断告诉她没有男人会娶一个大脚妻子。
世界真的变了。
虽说新郎是个放洋留学的新人物，但婚礼还是依照传统风俗进行，大红花轿、媒婆、吹打乐手和陪嫁娘一个不少。
新郎穿着传统礼服，甚至装上假辫，这一切是否可以让朱安定下心来呢
假如她希望有个好兆头，现实却适得其反：她一脚踏出花轿的时候，一只鞋松脱了，揭露了伪装。
绍兴风俗认为新娘掉了鞋是个不吉的兆头。
捱过了婚礼的繁文缛节，朱安终于进入洞房，坐在床上。
四周一片静寂，只听到翻书的声音。
朱安坐着呆等，因为新娘是不能首先开口说话的，而新郎决定了不理睬她。
婚姻生活 婚后第二天，朱安按照传统由新郎陪伴着回门，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
虽然他们没有圆房，但完成了婚礼所有的仪式，因此他们的婚姻作为一份社会契约是完整的。
不过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对她的态度会改善，她很快就失望了：婚后第二个晚上，她的丈夫睡到母亲房间里去，三天后他就离开绍兴，回到日本。
朱家的“安姑娘”离开了富裕的娘家，变成景况拮据的周家媳妇。
作为小安的媳妇，她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二是操持家务，她既然无法完成第一项，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项里。
既然她是小辈中惟一的媳妇，家务的担子自然不轻，而大家也认为她是个称职的主妇。
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对朱安来说是个熟悉的环境，她性格和顺，与人相处并不困难，婆婆鲁瑞对她十分喜爱。
一九○九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一点光明，因为她的丈夫终于决定回国了。
周树人回国主要是为了经济问题：周家实在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他作为长孙，总得挑起这担子。
不过鲁瑞自然也希望借此让儿子和媳妇重聚。
周树人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职，本来有不少机会回家，但他并不如此，而每次短暂的逗留，也不和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
一九一○年夏天，情况变得更坏了。
鲁迅回到绍兴教书，学堂离家不过几十分钟路程，而他决定住在学校。
但与此同时，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变。
一九一一年，她的小叔子周作人带着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绍兴，朱安一辈子头一次接触外国人，头一次体会到丈夫进出自如的另一个世界。
作人和信子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这一点也让朱安感受到，她从小奉为金科玉律的礼教传统，已经权威大减了。
这时外间世界正经历一场巨变：一九一一年十月，满清王朝崩溃了。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周树人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
虽然他因此又要离家远去，但这对周家来说却是件喜事，因为树人成为中央政府的官员，在复兴家业方面迈进了一步。
他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与教育部一起迁往北京。
男人因为经商或做官而居于外地，是绍兴常见的模式，因此树人离家反而减轻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压力。
这时朱安有一块心头大石：她已近中年，无儿无女，不管作为主妇如何称职，作为周家的媳妇却未完成任务。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她回娘家探亲时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丈夫，建议他纳妾，一来生活有人照应，二来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
虽说朱安的建议在当时是个社会常规，但她发出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气，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还请自己的兄弟帮忙写信。
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树人更强的反感，除了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就没有回信。
事实上，朱安和丈夫婚后长期分隔两地，从没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来往信件中转达。
虽说这在当时传统家庭是正常现象，但周树人此时却和弟妇羽太信子有频密的书信往还。
对朱安来说，她熟悉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断层，让她觉得愈来愈难以理解。
一九一九年鲁迅决定举家移居北京时，朱安的去留并不是个疑问：她作为周家一份子地位是巩固的。
她知道这次北上，和娘家可能再无后会之期，所以与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
离开绍兴当天，她的胞妹在码头送行。
北京生活 朱安到了北京，就要面对新生活，但要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她在这个地方连语言也说不通，而离开了大家族的支持，在周家兄弟同住的环境里，她变得孤立无援。
主持北京八道湾家务的是羽太信子，和绍兴相比，北京为一个日本女人提供很多机会和社会关系。
在朱安的生活里，鲁瑞是惟一不变的一环。
迁居北京后，朱安才第一次接触到丈夫的工作、生活，虽然只能旁观，但她也明白鲁迅已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
一九一二年周树人到北京时只是个政府小官员，但一九一九年他已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家中访客川流不息。
在这个新世界，朱安是个外人，虽然年轻人称她为“师母”，但他们都知道鲁迅和她的实际婚姻关系。
虽然这样，鲁迅和他的朋友、弟子对朱安仍算很客气，除了婆婆对自己的喜爱外，这是朱安惟一的安慰。
虽然她知道自己无足轻重，但这个家庭始终有她的一个席位。
朱安这份安全感终于毁于一夜之间。
一九二三年七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鲁迅被迫迁出八道湾。
周家的家庭组织破裂，朱安的位置也动摇了：鲁迅给她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八道湾，一是回绍兴娘家。
这两个选择其实都只会把朱安逼上绝路。
兄弟二人既已互不相容，周作人凭什么要让大嫂住在自己家中呢
假如朱安回到绍兴，就成了不容于夫家的弃妇，以后日子就很难过了。
朱安提出另一条出路：鲁迅迁居后总要有人照应生活，她愿意负起这份责任。
对自己的婚姻，朱安再没有太大的幻想，但在当时的社会，一个旧式女人离开丈夫是极不名誉的事，这一点鲁迅也了解。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鲁迅和朱安迁进砖塔胡同一家绍兴同乡的房子暂住。
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食流质食物。
接下来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
她当然感到忧心，但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一段时日，因为经过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终于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成了他身边惟一照顾他的人。
鲁迅卧病一个多月，不会看不出朱安对他的悉心照料。
虽然两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为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去楚河汉界式的生活。
朱安渴望能进入鲁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
鲁迅曾经教同屋的余家姐妹做运动，朱安不敢在丈夫面前加入，但两个女孩独自练习时，她就站在后面跟着做动作，因为她想孩子们总不会挑剔她。
但她错了：两个女孩看见她吃力地摆动小脚，在旁窃笑。
对鲁迅和他的追随者而言，朱安代表着中国落伍、无望的一代，谁也没想过她不断衡量自己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尝试了解身边的新世界，而且对鲁迅的性格和他与许广平的关系做出非常准确的结论。
正因如此，她没有提到自己作为发妻的身份，因为她知道世界改变了。
一九三○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出生，他们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后表现出关怀和友善的态度。
一般鲁迅传记作者都说这是她迷信的表现，认为有了男丁承继香火，她死后也会有人拜祭她。
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朱安已接受了新的现实，而且她的性格一向和顺：事已至此，为什么要制造更多的不协调和不愉快呢
因此当许羡苏在一九三一年离开北京前夕，把一大包与鲁迅的通信交给朱安时，朱安实在不知所措。
许羡苏和鲁迅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而目不识丁的朱安只能猜测书信的内容，也不清楚许羡苏为什么要把信交给她。
她无法预测如果把信寄往上海，会引起什么后果，所以就把信藏在箱子里。
鲁迅死后，她更感到这些信难以处置，因此可能在鲁迅死后不久或她自己去世之前把信毁了。
无论如何，许羡苏与鲁迅的通信已无迹可寻。
晚 年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消息第二天早晨就传到北京。
对朱安来说，噩耗来得实在突然，因为一个星期前还收到信说鲁迅病情已好转。
不过朱安早已习惯接受命运给她的打击：她在客厅的饭桌上摆上鲁迅喜爱的几味小菜，燃点香烛。
接着几天，致哀的客人络绎而来，新闻记者亦上门采访。
当一切纷扰沉寂下来后，朱安就要面对家用不足的事实。
周作人只肯负责鲁瑞部分开支，许广平偶然汇款接济，但始终无法应付日常用度：朱安的生活愈来愈困难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鲁瑞逝世，临终时把周作人每月十五元的供养费遗留给朱安。
作人为母亲安排了盛大的葬礼，但除了每月十五元外，并没有支援寡嫂；同时许广平在上海被捕入狱，汇款也中断了。
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对经济困境，到一九四四年已欠债数千元。
这时周作人建议她卖掉鲁迅藏书，换取度日之资。
这个消息传到上海，马上引起快速反应，鲁迅两名追随者赶到北京制止此事。
他们到达周家时，朱安正在吃午饭：几块腌萝卜伴着半碗稀粥。
她推开碗筷，站起来接待，客人却开口就责备她卖掉鲁迅遗产。
这是朱安惟一一次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她说：“你们都说要保护周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想过我吗
” 经过商议后，他们答应每个月从上海汇一笔数目不大的生活费给朱安，加上她把几个房间出租的收入，算是勉强可以度日。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因为周作人被判为汉奸，八道湾的房子要充公，朱安在鲁迅的旧友和学生帮忙下，尽力争取属于鲁迅和建人的八道湾业权。
自从鲁瑞死后，朱安开始与许广平直接通信。
一九四六年，许广平回北京收拾鲁迅藏书及其他物品，两人同住在鲁迅旧居一个月，朱安非常珍惜这段相处的时间，但由于她一向不善表达感情，所以只是在许广平回到上海之后，才写信告诉她自己的感受。
朱安的健康每况愈下，在一九四七年三月签署了有关鲁迅遗产及著作权的文件，把权益全部转移给周海婴。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朱安在北京病逝。
虽然她到最后身体已非常衰弱，但脑筋仍然很清醒，后事要穿的衣服也列出了清单。
她的遗愿是葬在上海鲁迅墓旁，这当然未能如愿；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下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标记。
尾 声 朱安可以说是个时代的典型。
虽然社会规范的剧变令她无所适从，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终保留着一份尊严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击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一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观去做人处世。
同时，她对于把她摒弃的新世界也达到一份了解。
朱安死前说到她和鲁迅及许广平的关系，充分显示她的思想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单纯：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朱安自幼身体饱受摧残，婚后感情生活有如枯井，老年又面对经济困难，一生不可谓不凄苦，但她却从没有迁怨于旁人，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大家尊敬了。
一九二四年五月底，鲁迅和朱安搬进鲁迅买来的西三条小四合院，和鲁瑞同住。
一切又回到旧模式，朱安每天做完家务后，坐在婆婆身边，抽几口水烟，听他们母子闲话家常。
虽然家里有佣人，但朱安仍然亲自下厨，除了因为鲁瑞喜欢她的厨艺外，这也是她照顾丈夫的一点办法。
她了解自己不可能在客厅与访客应接，所以只有从厨房送出佳肴，算是尽了女主人的本分。
危 机 一九二五年春天，鲁迅家的访客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许广平。
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一个学生领袖，自三月起和鲁迅开始密切地通信，四月十二日头一次到鲁迅家探访。
从仲春到盛夏，两人的通信和交往愈来愈频密、热切。
这是个多事的夏季，女师的学生和校长杨荫榆展开了强硬的斗争，而鲁迅和学生们站在同一阵线，共患难的感觉明显地促进了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感情，因此当警察搜捕北女师学生，要把她们解送回乡的时候，许广平就躲在鲁迅家里。
在这样的风风雨雨之中，谁也没有注意朱安，但她也正面对一个危机。
她和鲁迅同处多年，对他的个性和行事可说相当了解，因此肯定会觉察到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变。
许广平不是第一个接近鲁迅的年轻女性，却是第一个让他重新估计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的人。
虽然朱安过去曾建议鲁迅纳妾，但她现在已了解到鲁迅的新世界是没有纳妾的余地的。
如果他决定开展新生活，自己怎么办呢
一九二五年八九月是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折点，旁观的朱安面对强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身体终于撑不住了。
九月间她因为严重胃病而入院，医生怀疑是癌症。
鲁迅虽然几次到医院和医生商讨她的病情，却极少在病房停留。
一个星期下来，经过种种测试，还是找不出病因，医生就让朱安出院了。
既然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朱安只好尽量安慰自己，定下心神，因为事情毕竟是她无法控制的。
这样过了半年，“三·一八事件”警察枪杀学生引起的风潮，终于把周家卷了进去。
鲁迅上了“政府”的黑名单。
为安全计不得不离家到外国人开的医院暂避。
到了四月初，情况更危急得连鲁瑞和朱安也暂时搬到旅馆去住。
朱安切身体会到，她卑微的生活所受到的威胁并不单源于男女之情：有一股更大的力量正危及她丈夫的安全。
变 异 一九二六年七月，由于政局、经济和感情各方面的考虑，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离开北京。
八月二十六日，他在家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和许广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车，送行的朋友和学生有十多人，包括曾在八道湾居住、与鲁迅关系相当密切的许羡苏。
鲁迅走后，许羡苏住进他的屋子，成了鲁迅家管账的人，因此朱安不难知道鲁迅是和许广平联袂离京的。
一九二八年，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虽然双方都没有告诉家人，但有关他们的种种传说，自他们离京起已流传极多。
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回京探母，在他到达家门的前几天，朱安对婆婆说自己梦见鲁迅带着个小男孩回家，心里很难受。
鲁瑞听了，责怪她不识大体。
到底朱安是否真的做过这样的梦呢
还是借此让婆婆知道她听来的谣言让她很受困扰呢
我们无法知道真相。
重要的是鲁瑞的态度让朱安明白到婆婆不会在这方面给她任何支持。
鲁迅抵家后，告诉母亲和好友说许广平有了身孕。
一如既往，这个消息朱安也是间接听回来的。
她的反应除了显示孤苦无助之外，也表现出相当深刻的思考：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
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蔡元培与昆曲的关系, 希望写作可以用上的事例
简介 生辰： 1868年1月11日 祭日： 1940年3月5日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
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他提出了“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
他试图通过贫儿院的试验和推广，逐步以学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当时的家庭教育，最终实现学前儿童公育的理想。
他是我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的起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认为幼稚园的美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专题”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内涵的美育因素，如“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它们的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与语法。
”教育论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
生平 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
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十六年会试贡士，未殿试。
十八年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补翰林院编修。
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
二十四年九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
二十七年七月奔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教习。
二十八年与蒋观云等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事务长。
夏，游历日本，同年秋回国，在上海创设爱国女校及爱国学社，任总理。
并以《晨报》为阵地，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
三十年冬与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光复会，被推为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
三十年赴德意志帝国留学。
民国元年(1912)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
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
五年冬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
“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
被迫辞职后，多次赴欧洲英、法等国考察教育和讲学。
民国十六年后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
民国二十一年(1932)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
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
二十九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教育部北大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
其德足以化之
其学足以当之
其才足以择之
呜呼
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培植家乡青年不遗余力，先后主办过绍郡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曾任稽山中学名誉校董。
绍兴城区笔飞弄有蔡元培故居，今建为纪念馆，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并新建“元培小学”、“元培中学”以示纪念。
遗著辑有《蔡元培全集》。
《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有录。
（中共绍兴县委宣传部供稿）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
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
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
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
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
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
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
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也很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
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
蔡元培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 1.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2.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3.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大事年表 1868年1月11日，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 1871年，同治辛未十年4岁的蔡元培入家塾。
1878年，光绪戊寅四年，蔡元培11岁，父亲蔡光普因病早逝时，长兄元金13岁，小弟元坚9岁。
1879年，光绪五年蔡元培12岁时，寄居到姨母家读书。
1880年，光绪六年蔡元培13岁时由姨母家转到李姓塾师家读书。
1884年，光绪甲申十年蔡元培17岁时，考取秀才。
1885年，光绪十一年蔡元培18岁时，设馆教书。
1889年，光绪己丑十五年蔡元培22岁时中举人。
同年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
1890年，光绪十六年，蔡元培23岁时，进京会试得中成为贡士，未殿试。
1892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进士及弟，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1894年，光绪甲午二十年蔡元培27岁时，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
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受到毁灭性打击。
1898年，戊戌二十四年，蔡元培31岁，当在朝廷上无法说服统治者革新图强之后，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
同年六君子被害,除京师大学堂以外的所有百日维新产物均遭慈嬉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迫害。
1900年，庚子二十六年蔡元培33岁，由于之他的妻子受封建思想约束使他们之间的感情一直处在不和状态，而当他逐渐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后，便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于是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
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之后两人关系转好，但同年夏天，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
也就是在这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1901年夏，辛丑二十七年，蔡元培34岁时，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
1901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
1902年1月1日，壬寅二十八年，蔡元培在与他往日的学生黄仲玉女士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
1902年，蔡元培35岁时，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
1903年，癸卯二十九年，蔡元培36岁时，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
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03年，蔡元培为抗拒俄国政府觊觎中国北方领土，与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办了《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 1904年，甲辰三十年37岁时，他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
1905年，乙巳三十一年38岁时，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丁未三十三年40岁时，他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
一面学习，一面教授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
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1911年11月上旬，宣统三年辛亥年，辛亥革命爆发，在陈其美去电催促下，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年1月4日，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教育部在蔡元培之下对公众徵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中华民国国歌） 1月19日，民国元年，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键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
2月，鲁迅被他邀请到教育部任职。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
1913年，民国二年蔡元培46岁时，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1916年夏，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
1916年12月26日，民国五年，蔡元培49岁时，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
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
1917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
1917年，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那就是抗议张勋复辟。
1917年10月，民国六年，蔡元培50岁时，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
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
选修科目可以跨系。
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 1918年5月22日，蔡元培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这个破事，反对政府变相卖国，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
1918年11月16日，民国七年蔡元培51岁时，“一战”刚结束,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
并于9日悄然离京。
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1919年6月15日，民国八年蔡元培52岁时，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
蔡元培任校长。
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1920年5月，蔡元培聘任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邀著名作家莎菲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8月，聘鲁迅为北京大学讲师。
1920年年底，民国九年,蔡元培53岁时，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
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