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主持词
篇一：主持 道德讲堂主持词 尊敬的各位领朋友们： 大
欢迎走进南坑镇道德讲堂，我是主持人xxx，大家好，我是xx。
道德讲堂是弘扬道德的场所，那么，道德是什么呢
辞海中对于道德的定义是这样的：它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
那么通俗地说，道德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道德的力量，用一个词儿来形容特别贴切，那就是“正能量”。
其实，道德并非都是大是大非，它也体现在很多细节中，在拥挤的公车上，我们让一让座位；在红灯面前，我们停一停脚步；在道路两旁，我们弯腰捡起一张废纸；在家里，我们替父母分担一些烦恼。
这些都是道德的表现。
可以说，人的一生中最大的财富就是道德，因为财富随时都可能更换主人，唯有道德根植于人的内心，无法改变。
在道德讲堂，我们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说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让心灵在道德讲堂净化，让好心在道德讲堂滋长。
今天的道德讲堂有六个环节，分别是“静默思、唱歌曲、学模范、诵经典、鞠躬礼、送吉祥”。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静默思。
道德讲堂，是长 好心的地方，长好心做好人，好人有好报，给自己、给家人带来平安、吉祥。
长好心要真心实意。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主持词
宣传思想会议主持词同志们：，把大家召集回来，召开×度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这既是一次总结表彰会，也是一次鼓劲动员会。
参加会议的有县上四大班子领导，县直单位党政一把手，条管单位负责人，各乡镇党委书记、组宣副书记，宣传系统副股以上同志，共余人。
现在开始开会。
今天大会的议程有五项。
现在进行大会第一项议程，请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同志作工作报告
（鼓掌）下面进行大会的第二项议程，由县委常委李××宣布××年度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和模范个人名单，并组织颁奖。
下面进行大会第三项议程。
下面进行大会第四项议程。
下面进行大会第五项议程。
同志们，大会的议程已进行完毕。
刚才，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同志对××年度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年度的宣传思想工作作了安排部署，县委对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尤其是张××书记的讲话，给宣传思想工作明确了方向，就是要贴近实际、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要求宣传工作者负起责任，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原则，树立大局意识和整体观念，讲政治、讲团结、讲协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同时还要求宣传思想工作要突出重点，围绕党建工作，突出抓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宣传；围绕中心工作，突出抓好
2013年全国召开了哪些重大会议?全称,不要缩写.主要是党政召开的.列出时间.公务员备考使用.
2013年重要会议一览 2013年全国两会 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完成新老交替点击进入两会专题 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产生纪实 从3月11日至3月16日，新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家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国家军委副主席、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和新一届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相继产生……在这个万物勃发的春天，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顺利实现了新世纪以来的又一次新老交替。
盘点2013两会十个热词 2013全国两会临近尾声。
此番跨度长达半个月的两会，是决定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重要会议，党的十八大精神化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将对国计民生产生深远影响，而“新老交接”“中国梦”“机构改革”等10个代表委员热议、百姓密切关注的“两会热词”，让人们聆听到一次民主进程的足音。
十八届三中全会 吹响全面深化改革号角点击进入专题 授权发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204人，候补中央委员169人。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党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十大看点 11月12日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公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任务等，“新华视点”记者从中梳理出了十大看点。
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让改革旗帜高高飘扬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诞生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传递明年经济工作新信号点击进入专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提出明年经济工作六大任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
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总结2013年经济工作，提出2014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在讲话中阐述了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明年经济工作新信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3日闭幕。
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传递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新信号。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8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进入专题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8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凝聚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写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开幕之际 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这条主线，集中所有资源与工作精力，鲜明响亮地唱响了富有时代特色的主旋律。
党的十八大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中国梦深入人心；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新一届党中央一系列重大部署深入人心……一段时间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亮点频现，有效发挥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强大作用，鼓舞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奋进。
新华社评论员:统一思想行动的重要遵循 新华社评论员：胸怀大局 把握大势 着眼大事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13年12月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3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4年经济工作，听取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情况汇报。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13年10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9日召开会议，讨论十八届二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工作，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审议并同意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13年9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并同意印发《科学发展观学习纲要》。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13年8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7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1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13年7月30日） 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总的开局是好的。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13年6月22-25日） 按照中央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首先在中央政治局开展的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2日至25日召开专门会议，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教育；回顾总结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情况；联系思想实际和所分管地方部门单位的工作实际，分析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提出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及有关制度规定。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2013年4月25日） 4月25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2013年4月23日） 4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全面部署四川芦山抗震救灾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13年4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召开会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13年2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3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13年1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加强新形势下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定调城镇化发展进入专题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慎砍树少拆房 让居民记得住乡愁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
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城镇化发展形势，明确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
在讲话中论述了当前城镇化工作的着力点，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
城镇化会议回应三大关切：人到哪去钱从哪来地怎么管 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展望未来，亿万农业转移人口如何尽快实现市民化
财政资金能否满足城市建设的大量需求
城市扩张会不会过分侵占耕地，危及粮食安全
大学广播站各部门是做什么的
高校广播站一般设立：办公室、播音部（播音室）、编辑部（通讯部）。
有些高校称为：播音组、通讯组、不设办公室；有些院校不分部室，施行采、编、播、导一体的运行模式；还有一些院校不分部室，以栏目组为单位进行管理。
高校广播站通常设站长一名，副站长一到三名。
高校广播站是高校重要的舆论宣传单位，是高等院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力量，也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高校广播站在高校日常工作中更多情况下发挥舆论宣传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舆论监督的作用并不明显。
由于高校广播站一般不参与高校学生管理，而是只专注于高校校园文化方面的工作，因此在高校文艺活动中可以做到更加专业，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上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是高校文化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高校广播站在完成日常播音的同时一般会通过举办校园主持人大赛等活动为高校培养校园主持人。
班主任应该如何组织主题班会
班主任如织班会?认识、准备和实施上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提高对主题班会教育作用的认识 主题班会活动是实施德育的重要载体。
主题班会的教育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建设班集体。
班主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抓好班级组织、班级文化、班级管理运行机制的建设。
班主任可以通过开好班会向学生传播、灌输、渗透治班方略，在与学生的研讨交流中，让学生明确并确立班级培养目标，为学生指明努力的方向。
2.有利于锻炼学生的自主能力。
学生是班级管理与教育中的主体，教师要在班会活动中了解他们的自我管理需求，关注他们接受教育的情绪，认可他们自主教育的风格与形式，放手大胆地让学生在教育的过程中自我评价、自我矫正、自我提高，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学生在班级教育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启动并激活学生自主教育的动力系统。
3.有利于师生在思想情感上的统一。
班会是活动类教育课程，它的开展就是师生间双方或多方的参与和互动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交流可以实现师生间、同学间的信息互换、思想碰撞和情感交融，对构建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提高班会的教育效果具有积极意义。
4.能够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教育是教师对学生施加连续不断的系列化影响的过程，但同时又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因此，班主任在班会的设计上，要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身心特点，进行不同侧面的专题教育，从低到高，由浅入深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以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二、选择恰当的主题和合适的类型 1.主题的确定。
班会是课程，是结合学校或班级的实际情况，由班主任主持开发、开设的校本课程或班级特色教育课程。
选择班会的主题，就是确定教育的目的，确定会议的灵魂。
因此，开好主题班会的关键和首要任务就是主题的选择与确定。
确定主题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主题教育的针对性原则。
从本班学生思想实际出发确立主题，就是要突出本班学生思想教育的特色与特点，要反映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带有倾向性的典型思想问题。
这就像治病要对症下药，只有“药方”对路，治疗效果才好。
(2)主题教育的计划性原则。
班会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载体，在组织上要配合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总体计划，并在其指导下，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知行层次、实践能力，选定教育主题，努力实现主题教育的连续性、系列化，确保学生的品德修养从思想操练开始，在行为实践中提高。
(3)主题教育的时代性原则。
学生思想教育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具有时代性特征。
这正所谓什么时候要唱什么曲，在哪山听哪山的歌，否则学生难以接受，就起不到应有的教育效果。
(4)主题教育的拓展性原则。
班会主题的选择应该是发散性的，不能局限于室内的说教，不能仅仅选择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课题，可以是某一主题下的科技实践活动、社会调查活动、社区公益活动、文化娱乐活动等。
为此，班会主题的选择视点，要从班内走向校内，从校内走向社会，从社会走向自然。
2.主题班会的类型与选用。
唯物论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好的形式可以更好地展现内容。
主题班会的教育内容应该是开放的，组织形式是多样的，在召开的方法上是灵活的，可以是宣讲、讨论或辩论，可以是表扬与批评，也可以是竞赛或科技文卫等活动。
在会议地点的选择上也不仅仅局限在室内，可以延伸到室外，校外及社会与大自然之中。
因此，上好一堂优秀的主题班会教育课，离不开最优化的组织表现形式，即选择合适的班会类型。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笔者认为主题班会总体上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班主任可在实际工作中选择使用。
(1)从教育形式上看，可分为灌输教育型和活动熏陶型。
正面灌输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原则，通过灌输可以让正确的理念、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学生的头脑中扎根。
我们之所以强调灌输教育，是因为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还不够成熟，在教育中坚持灌输，可以做到先入为主。
活动熏陶型班会，从组织形式上，更符合青少年学生活泼好动、易接受暗示教育的特点。
如通过组织班级道德法庭，可以促使学生良好道德意识的形成，提高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开展“学习英雄事迹，做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故事演讲赛”，能让学生在对故事的联想中反思自我，陶冶爱国主义情操。
(2)从教育内容上看，可分为思品观念培养型和心理发展疏导型。
班会教育的内容是多向的，可以涉及学生的文明礼貌、养成教育、立志报国、学习志向、信息科技、情感交流、健康心理、绿色环保等方面的内容，但概括起来主要有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和健康心理素质培养两大方面。
思想政治品德观念培养是主题班会教育的常规内容，这种类型班会主题的选择要理想化、生活化、实践化，如“祖国未来畅想”“做妈妈的助手”“贸易市场调查报告会”等。
而心理发展疏导是当今社会教育条件下新增的教育内容，是“以人为本”教育思想与模式的根本要求。
班主任可以结合学生的心理发育特点和存在的心理问题，选择恰当的主题，对学生进行人际关系、挫折心理、孤独心理、性心理等方面的疏导教育。
(3)从主持者身分上看，可分为教师引导型和学生自主型。
班会的主角是学生，教师可以是开渠导流的引导者、平等的参考者、遥控指挥的导演者和学生自主活动的参谋者。
在班会活动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能力和活动内容的操作难易程度，确定师生的角色定位。
(4)从召开时机上看，可分为随机召开型和定期组织型。
学期初、学期末、重大历史纪念日要定期召开。
如新生入学召开“让我们走到一起来”新生互认班会，国庆节以“唱给祖国母亲的赞歌”为题召开文艺演唱会、诗歌朗诵会或演讲会、学期末召开“我的成长”总结会等。
随机型班会主要是结合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社会、校园或班级中产生的积极现象或消极问题随时召开。
如学校或班级有人违反法纪，可借此时机开展“学校纪律规章内容答辩会”等。
三、主题班会的准备与组织 1.设计可行的方案。
一个完整、可行的班会活动方案一般应包括以下项目：活动的主题、目的、时间、地点、主持人与参加人、准备（如，会前社会调查，讲稿、报告或辩词的撰写，有感染力的材料选择，主持人主持词的拟定，所需物品或道具的制作，节目的彩排等）、步骤与操作方法、要求与注意事项、总结安排等。
以上项目的设置也不是绝对的，可以依据不同的活动形式或内容进行删改调整。
2.准备相关的文字材料。
班会就是交流，是师生间、同学间的互动过程。
既然如此，就不能没有语言，并且为了确保活动成功，这种语言必须经过预先准备，最好是形成书面材料。
书面的发言材料不一定是活动中学生的交流语言，学生在书面准备的过程中，筛选知识、调整思想、形成思路、激活思维，为自己在活动中的发言积聚思想的源泉。
3.准备实践活动所需的器具。
活动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
组织实践类班会，必须按照活动方案的要求，准备、检查好各种器具，这是实践类班会成败的关键。
班会的准备过程，也是学生受教育的过程。
准备得越充分，学生受到的教育就越深刻。
这样，经过会前师生的辛勤耕耘、浇灌，等到班会举行的时候，就是开花、结果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主题班会成功只是一个组织程序问题，其教育目的的实现则是水到渠成。
班会的召开与设计、准备等前期工作相比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有创意的，因为学生不仅仅是组织者和参与者，更重要的是活动过程的创造者，许多教师不曾想到的形式、情景和效果都可能被学生创造出来。
主题班会是一种实现学生自我教育的活动类德育课程，其形式要不拘一格，活泼多样，要用最恰当的形式表达最完善的内容，承载最丰硕的教育成果。
在实施中要重视学生求真的过程和终身的发展，充分发挥学生的作用，让学生唱主角，做主人；要把活动的过程还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在体验中提高；要让学生在接受社会主义道德伦理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精神，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形成良好的思想政治品德。
谁帮帮忙
我要主持一个《保护牙齿，从我做起》的主题班会，谁给我推荐一个主持词
艺术类专业除了外还有很多，音乐表演（歌舞戏剧影视文学、编导、舞蹈表演、舞台音乐剧、艺术设计（服装设计）、艺术设计（陶瓷艺术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艺术设计（书籍设计）、艺术设计（染织设计）、艺术设计（多媒体网页设计）、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艺术设计（建筑与环境艺术设计）、艺术设计（室内设计）、书法篆刻、摄影、新闻摄影、广播电视编导、雕塑、声乐演唱、中国乐器演奏、管弦与打击乐器演奏、键盘乐器演奏、流行音乐演唱与表演、流行音乐演奏、流行音乐创作、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编导与策划、乐器修造、播音与主持艺术、影视策划与制片、录音艺术、动画、工业设计、广告学、会展艺术与技术、艺术教育、建筑学、影视艺术技术（计算机艺术创作）、表演（戏剧影视）、表演（戏曲表演）、表演（戏曲音乐）、导演、灯光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游戏动漫设计与制作、媒体创意、公共事业管理（群众文化管理）、公共事业管理（艺术展示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影视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文化经纪人）、公共照明艺术、数字媒体艺术、舞蹈学（舞蹈历史与理论）、宝石及材料工艺学（珠宝首饰设计）、装潢设计与工艺教育、人物形象设计（舞台服装设计、舞台化妆设计）、编导（剧本创作、艺术评论与报道）、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园林工程技术（园林景观设计）、服装营销与管理、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文物鉴定与修复、空中乘务、民航空中安全保卫、民航商务、影视广告、烹饪工艺与营养、电视制片管理、新闻采编与制作、电视节目制作，这些基本上是全的了。
经济人假设基本内容。
在布坎南的阐述中，包含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即“经济人”假定。
布坎南以“经济人”这一假定为分析武器，探讨在政治领域中经济人行为是怎样决定和支配集体行为，特别是对公共选择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并由此证明政治领域存在缺陷是可能的。
何为“经济人”
微观经济学家认为，作为一个人，无论他处在什么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个人的满足程度为最基本的动机，并假定人都具有经济人特点。
根据这一假定，布坎南认为，通过类似的行为假设，也能够对集体选择的结构特征进行一些基本的预测。
它的理论价值在于：首先，保证了对人类行为分析的一致性。
在此之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分析采取的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标准，在市场选择领域，假定人人都是自利的；而政治选择领域，自利的人又变成了“慈善、博爱”的利他主义者。
其次，它是进行制度比较分析的理论前提。
制度比较分析的目的是考察在什么体制下，可能产生最坏的政策结果及避免产生最坏政策结果的方法，并且探讨什么样的体制会是最好的。
如果假定人人都是利他主义者，就不存在坏的体制，同样也无法解释现实中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坏的政策产生的原因了。
基于“经济人”这一假定，布坎南进一步提出，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要把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模式，即经济人模式，从而修正凯恩斯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
“政府失灵”研究 根据“经济人”的分析模式，布坎南的政府理论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灵问题。
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
所谓政府失灵，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议会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或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有效”。
在布坎南看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济人所做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
否则，政府的存在就无任何经济意义。
但是政府决策往往不能符合这一目标，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
它们削弱了国家干预的社会‘正效应'，也就是说，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会福利”。
于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政府干预会产生“负效应”以及如何从制度上弥补这些缺陷。
布坎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说。
布坎南对政府失灵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及其根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就如何补救这种“失灵”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政府政策的低效率。
布坎南认为，所谓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是指所执行的政策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
一般说来，美国政府的政策在理论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拟定方案，最后由选民投票确定的政策，像重大税收政策的调整、对国家前途影响较大的对外政策的制定等。
第二类是由政府的高级领导层拟定方案，如联邦政府或地方州政府拟定的方案。
第三类是由政府部门全权独立制定与实施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合理性通常是由宪法等法规来保障的，政府部门的职责是照章事。
这里仅以第三类政府政策拟定的方案作为政策低效率的考察对象。
就这类政府政策而言，因为每个政府部门所遵循的政策，通常是由该部门领导人根据自己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来决定的，所以，一方面是由于这些部门的政治家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自由，使得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被自身的“经济人”动机所左右，以至于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经常难以符合实际；另一方面，由于该部门政治家行为的灵活性与他们的自利动机的强刺激性，使得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不是倾向于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服务，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
布坎南认为，产生这一政府行为的外部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来制约政府行为方式。
如果约束机制不能提供一种良性压力，以确保任何人处于某一特权地位时均不能过多地牟取私利，那么，再高尚的执政官也不能保证公共利益不被他人或他的后继者有意或无意地损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不应该把增加社会福利与保证个人平等的权力随便交给某一特权机构，然后再虔诚地等待它的恩赐。
理性的做法是，使这些特权机构或特权人物受制于某一硬约束机制，并且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该约束机制的最终决策权。
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
政府失灵说认为政府机构低效率的原因在于：①缺乏竞争压力。
在美国的政府机构里，由于相当一部分官员和公务员，受终身雇佣条例的保护，没有足够的压力去努力提高其工作效率；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里，也往往因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使其不注重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②政府行为趋向于资源浪费。
布坎南认为，首先，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的“用他人的钱，为别人事”，由于没有产权约束，他们的一切活动根本不必担心成本问题。
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自由度比市场中私人企业家还大，使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不断发生。
其次，政府行为也没有利润含义，官员从个人的得失出发，为追求选票和政绩，尽量满足来自方方面面的要求，结果使公共产品超量供应，社会福利费用过高，造成了资源浪费。
还因为官员的权力是垄断的，有“无穷透支”的可能，他们一旦决策失误，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可能远远大于一个企业家的投资失误。
③监督信息不完备。
从理论上说，政治家及公共服务机构并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必须服从公民代表的政治监督及司法、审计监督等，以保证政府运行的效率。
然而在现实中，这些监督的效力很可能因为信息的不完备而降低、甚至失去。
这是因为监督者为了有效履行其职能，必须对被监督者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向监督者提供信息的往往是被监督者，由于政府部门对其经营业务有着自然的垄断性，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来封锁一部分公共产品所涉及的有关资源和成本的信息。
因此，监督者根据被监督者提供的不完备的信息所进行的监督，其实效是大打折扣的。
政府的寻租活动。
根据布坎南的定义：“寻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和行贿等，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垄断地位，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如纺织业寻求政府的关税与配额的保护，将外商拒之于国门之外，维持本行业的垄断地位，而高额垄断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被称为经济租金。
可见，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并非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对现有生产成果（利润）的一种再分配。
因此，寻租行为具有非生产性特征。
同时，寻租的前提是政府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介入，政府权力的介入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产生大量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寻租活动中浪费的资源，经济寻租引起的政治寻租浪费的资源，寻租成功后所损失的社会效率。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常见的寻租行为有4种：一是政府定价；二是政府的特许权；三是政府的关税和进口配额；四是政府订货。
因此，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对西方现行民主制度，对国家和政府深表怀疑。
正如布坎南所说的：“公共选择理论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
公共选择理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在这里，有关政府及统治者的行为的浪漫的、虚幻的观点已经被有关政府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充满怀疑的观点所替代。
而且，这一新的观点与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更为符合。
”布坎南教授的思想博大精深，他毕生探求的是市场经济持久繁荣的政治制度基础。
布坎南在1986年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区分了“规则的制定”与“政策的制定”。
换言之，我们可以将政治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规则或者宪法秩序的设计阶段；第二个阶段为规则的实施阶段。
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讲，第一个阶段是博弈规则的设计，第二个阶段是博弈的阶段。
如果将社会博弈比喻成一场体育比赛，那么在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设计好比赛规则；在第二个阶段按照事前设计好的规则来比赛。
就像体育比赛要有清楚的比赛规则一样（没有清晰的规则，比赛必然一片混乱），经济政治生活中人们的有效互动也需要清楚界定的规则，而且这种规则是共识。
否则，可以想见，经济政治中就会出现很高的交易费用和低效率。
例如，在经济生活中，企业家就可能不会有长久的规划，这样本来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使所有人都变好（帕累托改进）的投资就不会发生。
更坏的是，这种没有事前界定好规则的社会，就会出现一种强盗逻辑，即没有规则的规则——“丛林规则”，这样的社会是可怕的。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英国经济学家肯·宾默尔也说，“界定清晰的社会契约是市场出现的先决条件”。
所以，第一个阶段即事前的规则设计至关重要。
布坎南认为，最公正的宪法秩序应该是在“无知之幕”后设计出来的。
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在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类型（即属于哪一类利益群体）的情况下，大家通过形成共识来达成宪法秩序的设计。
虽然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出现，但收入差距不大的相对同质性的社会，还是比较接近这个理想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出来的规则应该是最公正的。
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宪法秩序设计的过程中，人们都知道了自己的类型；在一个利益分化的异质性社会中，最后形成的宪法秩序是不同利益群体博弈、妥协的结果。
因此，排除革命的话，和平的宪法秩序设计要满足所有类型人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
参与约束就是要保证每类人接受宪法秩序设计后不比原来的状态差（即每类人愿意参与），激励相容约束就是在满足参与约束的情况下，每类人的行为尽可能与社会目标相吻合。
我们知道，在异质性很强的社会，这两个条件都很难满足。
拿参与约束来说，在收入差距很大的社会中，宪法秩序设计很有可能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这样既得利益集团很可能就不会赞成宪法秩序设计，他们的行为很有可能与社会目标也是不吻合的，即激励相容约束也不满足。
因此，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越严重，公正的宪法秩序设计就越困难，因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就越难满足。
所以，宪法秩序改革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地看，宪法秩序民主和经济发展都比较好的国家，往往是在那些宪法秩序确定的时候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比较低的国家。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起点公平对于宪法秩序的设计和持久繁荣的重要性。
美国自立国之初，政治家们（尤其是杰斐逊）就认为，初始经济禀赋的平等和相对平等的财产权利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这被称为“杰斐逊主义”，也是美国主流的政治哲学之一。
后来的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是造成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不同发展路径的根本原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将这种哲学灌输给并影响了当时的东亚国家政府。
日本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下，成功解散了大财阀，并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
与此同时，在美国影响下，韩国在1950年左右，也成功实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
在政治上，初始禀赋的平等使得利益集团问题不严重，容易达成社会共识和社会契约（宪法秩序），政府可以实施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局面稍有不利，因为中国现在收入差距比较大。
但宪法秩序的设计对于中国的持久繁荣是不可或缺的，就像没有界定好比赛规则的体育比赛会出现混乱一样，中国若要维持持续繁荣，绕不开宪法秩序的设计。
在中国收入差距已经很高、利益群体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宪法秩序的顶层设计就变得很重要，这样可以绕过利益群体的干扰。
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不同阶层的社会流动性，这样可以创造一个动态平等的社会，也有助于实现公正的宪法秩序设计，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证。
这位自称“田纳西农民”的老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语速平缓，眼神沉静，喜欢使用令人紧张的多义词或隐喻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这样表述的思想于是有了强烈的“内在冲突”。
从他的著作中常可感受到这一经验主义信条——亚当.斯密恪守了这一信条，时刻警惕着不将具体情境内的观察和命题推广为一般命题或“定理”（任何懂得经验主义方法论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使用“定理”来表述自己的思想）。
布坎南常用来描述他自己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是这样一个短语：“notabsolutelyabsolute,norabsolutelyrelative,butrelativelyabsolute”（我的态度既不是绝对地绝对的，也不是绝对地相对的，而是相对地绝对的）。
越到晚年，他越意识到现实政治失败之根源是没有原则——政治人物和他们制订的公共政策越来越追寻短期利益，这是布坎南为1998年这本著作提出的最紧迫任务。
与他的其它著作一样，他的理论从未离开美国现实。
原则，或“generality”（一般性），成为他晚年不断呼吁的核心观念，并且在这一意义上，他走向或走入了奥地利学派。
“金融危机”之后，他呼吁将“货币”问题提升到立宪层次来讨论。
凯恩斯经济学占据主导，通货膨胀政策成为侵吞人民财产的主要途径。
财产权是社会正义的核心，也是美国宪法的核心。
在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视角下，最高的一般性（原则），属于立宪范畴。
上帝死了。
在各国，无一例外地，政客们（以政治为追寻短期利益之手段）逐渐驱逐了政治家（以政治为实现更高理想之舞台）。
货币政策，与外交、教育、人口和社会福利及其公共政策一样，不再有原则。
于是，哈耶克鼓吹的“货币非国家化”政策正在成为市场经济的宪法议题（参见EdwardPeterStringhamandToddJ.Zywicki，2011，“Hayekiananarchism”（哈耶克式无政府主义），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
与其听任这些政客如中国各地政府的“卖地财政”这样滥发纸币，为何不将铸币权交给自由竞争的民间钱庄呢
纸币的价值敏感依赖于发行者是否珍惜自己的名声。
政客和钱庄，谁更珍惜名声
布坎南先是在1975年发表的《自由之限度》最后一章的脚注里批评哈耶克“盲目相信传统”，后来又在讨论哈耶克1988年《致命的自负》初稿的小型研讨会上发表了类似的批评（当然是友善的）。
布坎南的立场，他说：“与罗尔斯的更接近”。
事实上，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主旨就是论证哈贝马斯1980年代发表的“社会交往”理论与奈特（FrankKnight，布坎南的老师和布坎南心中的两位“英雄”之一）在1940年代发表的“自由对话”理论，有无法忽视的相似性（DaliborRoháč，2012，“Knight，Habermas，andRawlsonfreedom,personhoodandconstitutionalchoice”，TheEuropeanJournaloftheHistoryofEconomicThought，vol.19，issue1，pp.23-43）。
现实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普遍失败，经济学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布坎南写道（1986《自由、市场与国家》）：“经济学，如它在80年代的那个样子，是一门忘记了最终目的或意义的‘科学’……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8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在他们自己领域的基本原理方面其实是文盲，……他们似乎是一群被阉割了意识形态的人……。
我们的研究生院正在成批生产着这样的训练有素的和高度机智的技术专家，这些专家被训练为幸运地可以无视他们学术事业的最高宗旨的匠人。
他们绝不感到有道德上的义务去说服和传授给他们的学生那些有关一群自由个体究竟如何能组织为可以相当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并且不发生导致社会解体的重大冲突的社会过程的理念。
”我特别喜欢布坎南这段文字，所以在我的传真问卷里全文加以引述。
这段文字最后一句的关键词“社会过程”，也就是奈特1942年发表于《伦理》期刊阐述了“freediscussion”（自由对话）的那篇文章的关键词（FrankKnight，1942，“science，philosophy，andsocialprocedure”，Ethics，vol.52，no.3，pp.253-274）。
似乎意识到布坎南即将离去，JEBO（《经济行为与组织》）2011年7月出版了“布坎南”专号。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在这期专号发表了一篇情谊深厚的文章，“onJamesBuchanan”（论布坎南）。
与众不同，森的文章，核心只是一句话：布坎南的贡献很多，择其最重要者，森认为是：“Thecultivationofthetasteforpublicreasoninginanopen-mindedway,whichJamesBuchananhasdonesomuchtoadvance,isoneofthefeaturesofhisgreatnessforwhicheconomistsandothersocialscientists—andindeedtheworldatlarge—havemuchreasontobegrateful”（开放心态的公共理性之品味陶冶，布坎南贡献最为卓著，是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事实上全世界——都有充分理由为布坎南这一伟大特质而感激他）。
森在这篇文章里宣称，在追寻这一思路时，布坎南是他心目中的首要英雄（“amajorheroofmine”）。
森的评价，在我看来极中肯。
在公共领域，大众需要发言，可是大众容易有两极化的倾向。
布坎南长期努力于陶冶一种更复杂的从而可以超越冲突的话语品味，在公共领域尤其难得。
所以，布坎南认为经济学家的首要职能是“教育民众”。
因为，这也是奈特的见解：公众普遍地很难接受哪怕是最肤浅的经济学原理及其运用所得的结论。
综观布坎南毕生的思考与表述，我感触最深的，如上述，是他晚年视为最紧迫任务的“基于原则的政治”。
虽然，“末法时代”，有原则的政治很难不被无原则的政治淘汰。
布坎南晚年的思想，对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
他感慨：“政治在一切地方都已超越了它的限度，人们已经意识到它的失败之处，公共选择理论只不过为他们的意识提供了一种解释——理解他们所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中国读者需要了解为什么政治在各地都已失败，以便为中国寻找更可能不失败的政治。
首先要澄清的是“政治失败”的涵义。
布坎南，更接近罗尔斯的“契约主义”立场。
最出色地为这一立场辩护的，是哈佛的天才教授斯坎伦（参见ThomasM.Scanlon，1982，“contractarianismandutilitarianism”（契约主义与功利主义），inAmartyaSenandBernardWilliams，eds.，UtilitarianismandBeyond）。
任何政治行动，不论在主持者看来取得了多么重大的成功，只要违背契约，就是失败的。
宪法是一套政治契约，不论是罗尔斯还是他的批评者都会同意，宪法的基本职能（在罗尔斯解释的“基本社会结构”和“主要制度”的意义上）是维护社会正义。
以契约主义阐释宪法的这一职能，用斯坎伦的朴素语言就是关于“whatweowetoeachother”（我们相互应尽的责任或义务）的基本原理——斯坎伦1998年以这一短语为标题发表了他的名著《我们相互应尽的责任》（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
政治的成功或失败，于是取决于它是否实现了最初的承诺。
政党落实它对人民的承诺（政治契约），是基于人民支持而取得权力的政党对人民应尽的责任。
在多党竞争的或在党内多派别竞争的体制内，执政者本应超越党派利益（他的私人“口味”），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JeremyBentham），所谓“立党为公”（他的公共“价值”）。
这是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第2章第3节“社会状态的排序”关于选民行为的基本假设（KennethArrow，1951，SocialChoiceandIndividualValues，1963年第二版），我称之为“公民意识”假设——每一位公民在公共领域里的“价值”不应被他在私人领域里的“口味”主导。
否则，就没有阿伦特意义上的“政治”（HannahArendt，1958，TheHumanCondition，第1章和第2章）。
阿罗说（上引著作第1章第1节），他的老师奈特多次指出，在与自由市场体制相类的民主政治体制里，选民也如同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一样只根据他们的“局部知识”投票，于是“公共选择”总是倾向于强化“特殊利益”从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富人容易获得更大的代议权）。
不论如何，阿罗声明自己的论文“只研究民主的形式而不涉及它的内容”。
奈特是布坎南的老师，也是阿罗的老师。
与阿罗相比，布坎南与这位老师更相似，他始终在探究民主的实质（内容）。
原则，是政治家的生命。
与政客不同，政治家有信仰。
原则是信仰的政治表达，它不能交易，所以它不是利益。
政治普遍失败，因为政治家在各处都已消失。
奈特的预言，与他的其它预言一样应验了。
以“幂律”方式在过去十年迅速增加的不平等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可说是奈特预言的晚近验证。
更早的验证发生在中国。
张君劢（素享“民国宪法之父”美誉）在1948年发表“民国宪法十讲”总结辛亥以来政治不能成功之教训时发表的见解，与上述相类。
2013年1月9日，布坎南离世，享寿93岁。
他的祖父曾任田纳西州州长，这位州长的孙子却因家境清贫而养成了务农早起的习惯。
政治，从不承诺为掌握权力的个人带来财富。
乔治.梅森大学的“布坎南小屋”（BuchananHouse）是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公室。
小木屋被树林和一大片草地包围着，十足是一座农舍，尤其是那条林间小路，刚够一辆汽车驶过，曲曲弯弯来到门前一株老松前。
老松对面的门廊里摆着一对旧摇椅，窗上吊着一盆家养的野花。
这格调与乔治.梅森大学气派的建筑群格格不入，却充分表现了布坎南的“低调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