聘任书和任命书有区别吗
是什么
聘任书和任命书有区别，区别在于：任命书是下命令让某人担任某一职务的证书。
聘任书是请人担任某项工作或职务的证书。
聘任是某个部门出于某个职位的人才需求,向社会公开选聘工作人员,通过一定程序的选拔和挑选,对某些成绩较为突出,能胜任所安排工作,所以就聘用，发放聘任书。
用人单位采用合同形式聘用工作人员的方式。
又称聘用合同制。
按合同规定，用人单位有聘用和解聘的权力，个人有应聘和辞聘的权力。
合同规定双方的责、权、利及有效期限，合同期满，经双方同意，可以续聘。
聘任制可广泛应用于选拔科学技术人才，也可用于企事业领导班子的选拔，即只聘请主要负责人，然后由他聘请建立一个齐心协力的班子。
任命为适应新形势下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经公司管理层会议决议，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新的人事任命。
又称委任制，是指任免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直接委派干部担任领导职务的一种制度。
委任制是目前使用最普遍的干部任用形式。
在企业中是指通过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本单位上级领导机关有意识地选拔、培养、考察使用对象然后由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委派或审批任命的一种人事制度。
老舍先生主要作品
老舍先生的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小说）、《茶馆》、《龙须沟》(话剧）都是对社会的各个层面有很深刻描写的经典，可以多去品味一下大师，不要让这么有才华的作品湮没在时间的洪流中。
谁能说下老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爆发了五动。
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
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
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
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
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
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
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
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
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
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
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
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
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
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
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
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
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
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
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
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
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
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
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
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
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
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
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
《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
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
《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
《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
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
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
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
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
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
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
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
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
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
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
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
《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
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
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
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
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
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
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
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
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
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
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
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
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
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
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
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
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
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
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
《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
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
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
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
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
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
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
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
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
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
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
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
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
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
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
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
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
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
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
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
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
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
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
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
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
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
《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
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
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
《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
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
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
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
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
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
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
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
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
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
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
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
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
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
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
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
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
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
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
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
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
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
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
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
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
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
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
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
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
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
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
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
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
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
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
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
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
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
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
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
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
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
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
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
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
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
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
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
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
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
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
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
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
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
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
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
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
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
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
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
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
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
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老舍的代表作，他的文学地位是什么
茶馆 骆驼祥子 龙须沟人民艺术家
老舍的作家资料
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是在企业中负责日常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称作行政总裁经理或最高执行长。
他向公司的董事会负责，而且往往就是董事会的成员之一。
在公司或组织内部拥有最终的执行权力。
在比较小的企业中首席执行官可能同时又是董事会主席和公司的总裁，但在大企业中这些职务往往是由不同的人担任的，避免个人在企业中扮演过大的角色、拥有过多的权力，同时也可以避免公司本身与公司的所有人（即股东）之间发生利益冲突。
舒庆春文学史的重要作品,是什么
老舍的原名舒庆春（1899.2.3~1966.8.24），字舍予。
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余万字的作品。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二马》《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东海巴山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西望长安》。
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
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
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文博士》、《骆驼样子》、《火葬》、《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
满族，北京人正红旗人，人民艺术家。
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
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二马》、《离婚》、《猫城记》、《正红旗下》《猫》，剧本《残雾》、《方珍珠》、《面子问题》、《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戏剧集》、《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茶馆》，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茶馆》、《龙须沟》、《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老舍(2张)人生经历 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
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老舍九岁得宗月大师资助始入私塾。
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
于1918年毕业。
工作经历 曾任小学校长（北京东城区方家胡同路小学）、中学教员（北京市第一中学）、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任教5年。
老舍的老年 [1]笔名来历 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絜青、絜予、口青等笔名。
因为老舍生于阴历年底，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含有庆贺新春、前景美好之意。
舒庆春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弃；予，我。
含有“舍弃自我”，亦有“忘我”的意思。
“老舍”这一笔名，是他在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的。
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现今人们熟知的“老舍”。
这个“老”并不表示年龄大，而是含有一贯、永远的意思 老舍 ，合起来就是一贯、永远“忘我”。
他用“老舍”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他的笔名。
编辑本段闽剧情缘 1952年10月，全国首届戏曲观摩大会在北京召开。
福建省闽剧代表队晋京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闽剧《钗头凤》中的“赠钗·泣别”一折。
生角名宿李铭玉饰陆游，名旦郭西珠饰唐蕙仙，“福州之梅博士”林芝芳（此雅号是郁达夫称的）反串陆母。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文艺专家出席观看。
老舍看后大加赞赏。
十年后的1962年，老舍偕同戏剧活动家田汉、戏剧家曹禺、剧作家阳翰笙、戏剧理论家张庚来闽视察，路过福州时，五老在省交际处礼堂观看了原福州闽剧院一团演出的讽刺喜剧《贻顺哥烛蒂》。
“闽剧三宝”之一林务夏饰马贻顺，著名小生邱少峰饰陈春生（后由著名小生陈小言饰陈春生），名旦严美丽饰林春香，头牌老生洪深饰王绍兰，名旦傅玉凤饰白恭人，名彩旦黄碧岩饰道士婶。
名丑林务夏的表演自然含蓄，清淡脱俗，雅中含趣，成功地塑造了闽剧舞台上的“悭吝人”。
五老对他的表演十分赏识。
演出结束时，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第二天，五老邀请林务夏老师一道上福州鼓山涌泉寺开座谈会。
会上，他们对剧团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十分满意，予以很高的评价。
老舍先生欣然赋诗一首赠给林务夏老师。
诗曰：十年尚忆钗头凤，今日欣看烛蒂哥。
宜喜宜悲情更切，轻愁微笑澜春波。
1987年9月下旬，福建省闽剧实验剧团赴港参加“中国地方戏曲展”。
林务夏老师为随团顾问，其弟子朱善根在《贻顺哥烛蒂》中饰马贻顺，他深得老师的艺术真谛，大受港台观众欢迎。
1996年，82岁高龄的林务夏为了庆祝福建省闽剧老艺人之家建家十周年，重施粉黛，再演《贻顺哥烛蒂》中的“说亲”，名旦周淑琴（大扁）饰道士婶。
务夏师的风采不减当年，博得领导、专家和同行的赞美。
1997年三月，福州西子湖畔春光明媚。
福建省电视台正为著名闽剧表演艺术家林务夏老师拍摄专题片。
笔者有幸与剧作家陈明锵先生（《贻》剧二稿作者，原著邓超尘）及林老的学生杨铁城、朱善根应邀参加。
专题片需要将老舍先生赠林务夏老师的诗，书写成中堂。
我自告奋勇，书写一幅。
后因务夏师要我用草书再写一幅挂在卧室，我实在不擅草书，就是楷书也不堪补壁，只好向我省著名书法家、擅写草书的陈清狂老师索求墨宝。
幸蒙清狂老师示复：“光耀兄，遵嘱书中堂一幅。
老舍为我国文学大师，务夏师亦我闽剧名丑，二人均名闻天下。
弟随骥尾，欣然作书。
润笔随意，不可因市场经济忘了老朋友也
匆此，即颂，文礼。
弟陈清狂5·30”不几天，清狂老师大作问世。
务夏师满意之余，向我们致以感谢之忱
于今，这幅老舍先生的诗仍挂在已故的林务夏老师的房间。
编辑本段家庭成员 妻子：胡絜清，满族正红旗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
1958年受聘于北京中国画院，为一级美术师。
历任中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满族书画研究会会长、北京文联顾问、中国画研究会顾问、北京中国花鸟画研究会顾问等。
大女儿：舒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编审，；儿子：舒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二女儿：舒雨，教授；小女儿：舒立。
编辑本段个人作品 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他自己说：“我终年是在拼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
”正因为如此，他勤奋笔耕，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二马》《龙须沟》等大量文学作品，创作的短篇小说《月牙儿》、《断魂枪》 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崇高赞誉，受到人们的喜爱。
其中，多个作品被编入小学课本，如《我们家的猫》《北京的春节》等等。
“舍予”“老舍”，就是他一生忘我精神的真实写照。
曾经担任齐鲁大学等名校教授。
一生主要作品有：《猫城记》《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等,还有很多著名的文章，如：《济南的冬天》等被选入小学中学的课文中。
其中《茶馆》极为著名。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 老舍在伦敦大学 侍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
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
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
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
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
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
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30年回到中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老舍的写作风格： 1、北京的风俗文化、市民形象、的人生步履与作者的主观情愫水乳交融，三位一体，调配出老舍小说特有的“北京味儿”。
2、以通俗化得幽默为重要特征的讽刺色彩，是老舍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
这一特色是狄更斯等英国讽刺小说中夸张、廓大、漫画化的讽刺手法与北京市民文化中的“打哈哈”两者糅合而成得。
这种幽默既是以笑代愤，又是一种自我解嘲，即老舍自己所说的把幽默看做生命的润滑剂。
3、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这种地方特色是以北京市民语言及俗文学语言为原料，加以煅烧锤炼的结果。
语言平易而不粗糙，俗而通雅，清浅而又韵味十足。
编辑本段创作生涯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
1924年夏，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
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
但自第8 老舍和他的著作(17张)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
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
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 《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
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
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
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
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他作出了新的抉择。
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
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
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
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
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9年，老舍取道新加坡回国。
在新加坡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奋斗、强国救民的思想境界。
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 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
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
此后四年，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 。
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
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
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
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告别妻子，只身前往武汉，投入到文艺界的抗日洪流之中。
在1938年成立 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
之后，又转到重庆，“文协”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
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
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 《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
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
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
创作话剧《方珍珠》。
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
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之后，他还 老舍在写作 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
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
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
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
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享年67岁。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
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
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
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
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
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
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
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
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
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5年。
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
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
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
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 的高潮。
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
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
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
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
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
《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
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
《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
《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 《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
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
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
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
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
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了。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
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
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
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
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
这 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
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
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
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
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
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
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
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
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
《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
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9日抵达天津。
“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
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介绍老舍的作文（1000字）
老舍（1899年~1966年），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满族，北京人。
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
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
满族正红旗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老舍这一笔名最初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其它笔名还有舍予、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
1913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
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职。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
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
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
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
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
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
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30年回到祖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1925年， 老舍第一个长篇《老张的哲学》问世，作品取材于老舍在北京教育界任职时的经历。
小说揭露了北洋政府统治下，教育界的黑暗和混乱，在艺术上表现出幽默的艺术风格。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今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骆驼祥子》问世，被译成十几国文字，产生较大影响。
1934年夏到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
1936年夏辞去教职，专事文学创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任常务理事、总务组长，并组织出版会刊《抗战文艺》。
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留美写作。
1949年底返回北京。
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剧协和中国曲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
1966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跳湖自尽。
老舍的一生勤奋笔耕，创作甚丰。
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集《赶集》等。
其《骆驼祥子》问世后蜚声文坛，写了在底层生活者的悲惨生活，标志着老舍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达到了他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曾先后被译成十几种外文。
40年代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等，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贫血集》、《月牙集》，以及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正红旗下》，长篇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散文杂文集《福星集》，剧本《龙须沟》、《茶馆》等。
老舍文学创作历时40年，作品多以城市人民生活为题材，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正义感。
人物性格鲜明，细节刻画真实。
能纯熟地驾驭语言，善于准确地运用北京话表现人物、描写事件，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
老舍以讽刺幽默和诙谐轻松的风格，赢得了人民的喜爱，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编辑本段【生平】 生平与著作概述1 ： 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余万字的作品。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二马》、《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
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
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
优秀长篇小说《骆驼样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
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
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
在大杂院里度过的童年生活使老舍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是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这些都是他将来倾向与写作平民生活和长于话剧创作的生活基础。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老舍正在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任校长。
“五四”对他的思想和人生道路的选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24年夏，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
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
但自第8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
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
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929年，老舍取道新加坡回国。
在新加坡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奋斗、强国救民的思想境界。
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
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
此后四年，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
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
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
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
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今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别妻抛子，只身前往武汉，投入到文艺界的抗日洪流之中。
在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
之后，又转到重庆，“文革”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
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
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
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
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抗战胜利后，1946年，老舍和曹禺作为我国民间第一批文化人应邀赴美国访问和讲学。
在美国，做了多次公开演讲，为增强大洋彼岸的人们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并在此写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和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还有《断魂枪》。
还协助美国友人翻译他的一些作品。
《四世同堂》是老舍完成的规模最宏大的作品，约一百万字。
以北平一叫“小羊圈”胡同里多种人物，特别是以祁家祖孙四代为中心，展开错综复杂的画面与情节的描写，表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幻想破灭后，终于觉醒，坚决抗战的过程。
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汉奸的无耻，也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以及下层市民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决心。
包含着老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留下了一座伟岸的纪念碑。
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
创作话剧《方珍珠》。
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
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之后，他还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
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
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 。
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
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享年6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