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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书史奇迹。
[编辑本段]【甲骨文内容】 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纪录。
商朝的人皆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有些占卜的内容是天气晴雨，有些是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求子的，而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问了
所以甲骨文的内容可以隐略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
甲骨文书法 殷王武乙贞问祭祀先王的占卜用牛肩胛骨 安阳殷墟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系统文字，也是比较成熟的文字。
而上古文字的点横撇捺、疏密结构，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确实初具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要旨，孕育着书法艺术的美，很值得欣赏与品味。
以甲骨文而言，郭沫若在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的序言中，就对其书法体现非常赞赏：“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
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
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足知现存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 “钟王颜柳”指的是古代的四位大书法家。
殷代的“钟王颜柳”们，就是那些书刻卜辞的史官卜人。
正是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也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上古书法作品。
若就甲骨文书契形式作粗略的一瞥，会发现早期字体较大，像罗振玉编《殷虚书契菁华》所收录的许多武丁时期的卜辞，非常大气、醒目；而到商末帝乙、帝辛时代，字变得细小委琐；至于西周甲骨文则更是细若粟发。
甲骨文风格类型：一是劲健雄浑型；二是秀丽轻巧型；三是工整规矩型；四是疏朗清秀型；五是丰腴古拙型。
总之尽管甲骨文是契刻出来的文字，但笔意充盈，百体杂陈，或骨格开张，有放逸之趣；或细密绢秀，具簪花之格，字里行间，多有书法之美。
所谓“甲骨文书法”，大抵有两层意思。
一是指以商周甲骨文字体结构、书法特征为宗，加以工整地摹写而成的书法作品。
这类作品可以按照需要集古字以组合为新句子。
内容是新的，字却如同三千年前殷人的入笔文字一般饶富雅趣。
但是甲骨文总共才二千多字，其中还有不少尚未释出的怪字（特别是人名、地名），真正派上用场的不是很多。
因此一旦遇到甲骨文中没有的字，而所书写的对联、题词中又无法代替，就只好进行偏旁拆零，自己拼接了；再拼不出，就要到金文等其他古文字里去讨救兵。
进行这项创作的首要人物是罗振玉。
1921年他在研究之余，将甲骨文用毛笔书写成楹联，出版了《集殷墟文字楹帖》。
继之有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仿效集字创作。
一些古文字学前辈如董作宾、商承祚、唐兰、于省吾等也擅长甲骨文书法，这是本真意义上的甲骨文书法作品。
另一层意思是指借鉴甲骨文特征加以自行创作的现代书法作品。
他们将甲骨文视作一种灵感，仅仅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点启示，而并不在于追求“形似”。
因此，他们并不严格按甲骨文的书法特征去写，可能是综合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多种古文字的特点而创作。
这样的书法艺术与古文字学虽有关系，但不是亦步亦趋。
[编辑本段]【甲骨文的发现】 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的第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
可是它的发现过程，却是十分偶然而又富于戏剧色彩的。
清末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药品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
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
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
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安阳出土的甲骨文 他对这批龙骨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
他从甲骨上的刻划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 “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
由此肯定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从此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曾有人对王懿荣从中药中发现带字龙骨之说提出质疑，认为王懿荣在他的有关著述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并认为王懿荣吃的龙骨在药店已加工成细粒，看不出刻痕文字来的。
而且当时菜市口一带并没有达仁堂药店。
对此，后来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周绍良说，当时龙骨在中药店都是成块、成片出售的，直到三十年代他到中药店买龙骨还是这样。
至于达仁堂药店当时确实不在菜市口，但菜市口有家著名的西鹤年堂中药店，当时的人很迷信西鹤年堂，买中药都要去西鹤年堂药店，这也有可能是当时传误造成的结果。
在甲骨文还未确认以前，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农民在耕作时就不断在农田里挖刨出古代甲骨。
据说把甲骨当做药材到中药铺去卖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叫李成的剃头匠。
一次他害上一身脓疮，没钱去求医购药，就把这些甲骨碾成粉敷到脓疮上，想不到流出的脓水被骨粉给吸干了，而且发现骨粉还有止血的功效。
从此他就把它们收集起来，说成是龙骨，卖到了中药铺。
经过许多学者专家考证研究，所谓龙骨其实是商代占卜用的工具。
人们在占卜之前，先把龟甲和牛肩胛骨锯削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向鬼神祷告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
于是，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
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
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档案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传于后世。
甲骨文发现的故事，后来被人们称为“一片甲骨惊世界”的奇迹，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写下了带有传奇性的篇章。
[编辑本段]【甲骨文研究】 首先对甲骨文作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
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
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人荣誉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
刘鹗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
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
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
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
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甲骨文 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
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
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
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
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
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
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
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
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
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
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 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
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
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
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
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
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
“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
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
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
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
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
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
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
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
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
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
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
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
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
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
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 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
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我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
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
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
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甲骨文商代的历法与地理 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
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
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
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
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
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142]。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
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143]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
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144]。
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145]一文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
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有关商代地理的知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寥寥可数，因此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
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之先河者为王国维，他在1914（或1915）年撰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从当时已能见到的200余地名中选了8个距今安阳较近而又见载于文献的地名，考释了其地望。
此时还谈不上地名间系联。
真正为卜辞地理研究创立了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的学者是郭沫若。
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猎卜辞为研究对象（此种卜辞多附记当日占卜地名，即田猎驻地），通过同版几条卜辞干支之日差计算地点间的距离
描写桂林的文章片段
桂林山水以“山青、水秀、洞奇、石美”著称，素有“山水甲天下”之美誉。
桂林市现有总人口476万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壮、回、苗、瑶、侗等28个少数民族占全市总人口的8.5%左右，共有少数民族68万人。
它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东经109'45'-104'40'，北纬24'18'-25'41'，市辖秀峰、象山、七星、叠彩、雁山五城区和灵川、兴安、全州、临桂、阳朔、平乐、荔浦、龙胜、永福、、资源、灌阳十二县，行政区域总面积27809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565平方公里。
1982年国务院公布桂林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桂林市区宝积山和甑皮岩洞穴发现多种距今约一万年前的人类遗物。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开凿灵渠沟通湘漓水系，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这是“桂林”名称的最早起源，但郡治不在今天的桂林市。
两千多年来，桂林先后成为郡、州、府、县治的所在地。
1940年始设桂林市，曾长期为广西省府。
解放后，桂林为省辖市。
1998年9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桂林市和桂林地区合并，组建成新的桂林市。
桂林是一座以山水秀丽和文物古迹众多为主要特征的风景游览城市。
桂林岩溶地貌最为发育，最为典型，辖区内洞穴、石峰数以千计，大小湖塘数百个，其间河谷开阔平缓，山多平地拔起，孤峰、流泉、峰丛、峰林环布，漓江依山势流转，江中为洲，间有险滩、流泉、飞瀑，是桂林山水精华之所在，形成了山青、水秀、洞奇、石美的“桂林山水”。
百里漓江水绕青山山绕水，山浮绿水水浮山”。
芦笛岩、、莲花洞、冠岩等洞穴形态奇异，堪称“洞穴瑰宝”。
市区千峰环立，一水抱城，景中建城，象鼻山、伏波山、叠彩山、独秀峰、塔山等，城中见景，城景交融，世所罕见。
桂林人文资源十分丰富，纳文物古迹、民族风情、村寨风光于一体，并与山水景观有机结合、相互交辉。
甑皮岩洞穴遗址、兴安灵渠、明靖江王府和靖江王墓群、桂海碑林、花桥、八路军办事处、李宗仁故居等文物古迹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全市聚居的壮、苗、瑶、侗等少数民族，保持着古朴、奇特、多彩的民俗风情，如壮族的三月三歌节，瑶族盘王节、达努节，苗族芦笙节、拉鼓节，侗族花炮节、冬节对中外旅游者具有极大吸引力。
桂林旅游资源数量多、景区广、地域组合好，整个桂林旅游区以桂林市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呈圈层分布，方圆面积达2万多平方公里。
根据景区特色，大致可划分为六大景区：即桂林——漓江——阳朔山水景区、兴安灵渠景区、猫儿山高山景区、龙胜花坪原始森林景区、海洋——高尚银杏林景区、青狮潭水库景区。
1979年桂林被国务院定为社会主义风景游览城市，1986年被国务院确定为“七·五”期间全国七个重点旅游城市之一。
桂林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有”三冬少雪，四季常花”之说。
每年4月至10月是最佳旅游季节。
历史表格题
甲骨文---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编辑本段【甲骨文简介】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王八担”、“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
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被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
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甲骨文于1898年为古董商、金石学家所识别，之后在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大规模发掘，有大量的龟甲兽骨出土，加上别地的零星采集，至今已收集十几万片，其中单篇文章最长者达百余字，可以看出应用文雏形。
（节选自《应用写作》月刊1992年第3期《应用文的雏形——甲骨文》） 在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5千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1000多字。
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7%，可见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
几片刻有图案符号的兽甲骨(资料照片)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
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
甲骨文是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
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
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范围包括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
这里曾经是殷商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
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
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
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
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
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是甲骨表面产生裂痕。
这种裂痕叫做“兆”。
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
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
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及在汉语的文字体系了。
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
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
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
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
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
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
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
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
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
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
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
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编辑本段【甲骨文特点】 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
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
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
其主要特点： （1）在字的构造方面，有些象形字只注重突出实物的特征，而笔画多少、正反向背却不统一。
（2）甲骨文的一些会意字，只要求偏旁会合起来含义明确，而不要求固定。
因此甲骨文中的异体字非常多，有的一个字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写法。
（3）甲骨文的形体，往往是以所表示实物的繁简决定大小，有的一个字可以占上几个字的位置，也可有长、有短。
（4）因为字是用刀刻在较硬的兽骨上，所以笔画较细，方笔居多。
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
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整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
甲骨文，结体上虽然大小不一，错综变化，但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
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书法，严格讲是由甲骨文开始，因为甲骨文已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
编辑本段【甲骨文发展】 甲骨文因镌刻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
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
商代已有精良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
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其大至可分为五期，底下分别介绍。
殷王武丁占卜用的龟腹甲 一、雄伟期： 自盘庚至武丁，约一百年，受到武丁之盛世影响，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为甲骨书法之极致。
大体而言，起笔多圆，收笔多尖，且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
二、谨饬期： 自祖庚至祖甲，约四十年。
两人皆可算是守成的贤君，这一时期的书法仅饬，大抵承袭前期之风，恪守成规，新创极少，但已不如前期雄劲豪放之气。
三、颓靡期： 自廪辛至康丁，约十四年。
此期可说是殷代文风凋敝之秋，虽然还有不少工整的书体，但篇段的错落参差，已不那么守规律，而有些幼稚、错乱，再加上错字数见不鲜。
四、劲峭期： 自武乙至文武丁，约十七年。
文武丁锐意复古，力图恢复武丁时代之雄伟，书法风格转为劲峭有力，呈现中兴之气象。
在较纤细的的笔画中，带有十分刚劲的风格。
五、严整期： 自帝乙至帝辛，约八十九年。
书法风格趋于严谨，与第二期略近；篇幅加长，谨严过之，无颓废之病，亦乏雄劲之姿。
甲骨上细瘦的笔迹，也受到刀刻的影响。
占卜时常用“是”或“否”刻于龟甲中央纵线两侧，自此中线向左右书写，故两旁对称和谐，具有行款对称之美。
且契刻后，大小字分别填上墨朱，或正反面分填朱墨，更深具艺术之意味，堪称书史奇迹。
编辑本段【甲骨文内容】 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纪录。
商朝的人皆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有些占卜的内容是天气晴雨，有些是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求子的，而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问了
所以甲骨文的内容可以隐略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
甲骨文书法 殷王武乙贞问祭祀先王的占卜用牛肩胛骨 安阳殷墟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系统文字，也是比较成熟的文字。
而上古文字的点横撇捺、疏密结构，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确实初具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要旨，孕育着书法艺术的美，很值得欣赏与品味。
以甲骨文而言，郭沫若在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的序言中，就对其书法体现非常赞赏：“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
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
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足知现存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 “钟王颜柳”指的是古代的四位大书法家。
殷代的“钟王颜柳”们，就是那些书刻卜辞的史官卜人。
正是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也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上古书法作品。
若就甲骨文书契形式作粗略的一瞥，会发现早期字体较大，像罗振玉编《殷虚书契菁华》所收录的许多武丁时期的卜辞，非常大气、醒目；而到商末帝乙、帝辛时代，字变得细小委琐；至于西周甲骨文则更是细若粟发。
甲骨文风格类型：一是劲健雄浑型；二是秀丽轻巧型；三是工整规矩型；四是疏朗清秀型；五是丰腴古拙型。
总之尽管甲骨文是契刻出来的文字，但笔意充盈，百体杂陈，或骨格开张，有放逸之趣；或细密绢秀，具簪花之格，字里行间，多有书法之美。
所谓“甲骨文书法”，大抵有两层意思。
一是指以商周甲骨文字体结构、书法特征为宗，加以工整地摹写而成的书法作品。
这类作品可以按照需要集古字以组合为新句子。
内容是新的，字却如同三千年前殷人的入笔文字一般饶富雅趣。
但是甲骨文总共才二千多字，其中还有不少尚未释出的怪字（特别是人名、地名），真正派上用场的不是很多。
因此一旦遇到甲骨文中没有的字，而所书写的对联、题词中又无法代替，就只好进行偏旁拆零，自己拼接了；再拼不出，就要到金文等其他古文字里去讨救兵。
进行这项创作的首要人物是罗振玉。
1921年他在研究之余，将甲骨文用毛笔书写成楹联，出版了《集殷墟文字楹帖》。
继之有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仿效集字创作。
一些古文字学前辈如董作宾、商承祚、唐兰、于省吾等也擅长甲骨文书法，这是本真意义上的甲骨文书法作品。
另一层意思是指借鉴甲骨文特征加以自行创作的现代书法作品。
他们将甲骨文视作一种灵感，仅仅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点启示，而并不在于追求“形似”。
因此，他们并不严格按甲骨文的书法特征去写，可能是综合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多种古文字的特点而创作。
这样的书法艺术与古文字学虽有关系，但不是亦步亦趋。
编辑本段【甲骨文的发现】 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的第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
可是它的发现过程，却是十分偶然而又富于戏剧色彩的。
清末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药品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
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
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
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安阳出土的甲骨文 他对这批龙骨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
他从甲骨上的刻划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 “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
由此肯定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从此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曾有人对王懿荣从中药中发现带字龙骨之说提出质疑，认为王懿荣在他的有关著述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并认为王懿荣吃的龙骨在药店已加工成细粒，看不出刻痕文字来的。
而且当时菜市口一带并没有达仁堂药店。
对此，后来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周绍良说，当时龙骨在中药店都是成块、成片出售的，直到三十年代他到中药店买龙骨还是这样。
至于达仁堂药店当时确实不在菜市口，但菜市口有家著名的西鹤年堂中药店，当时的人很迷信西鹤年堂，买中药都要去西鹤年堂药店，这也有可能是当时传误造成的结果。
在甲骨文还未确认以前，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农民在耕作时就不断在农田里挖刨出古代甲骨。
据说把甲骨当做药材到中药铺去卖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叫李成的剃头匠。
一次他害上一身脓疮，没钱去求医购药，就把这些甲骨碾成粉敷到脓疮上，想不到流出的脓水被骨粉给吸干了，而且发现骨粉还有止血的功效。
从此他就把它们收集起来，说成是龙骨，卖到了中药铺。
经过许多学者专家考证研究，所谓龙骨其实是商代占卜用的工具。
人们在占卜之前，先把龟甲和牛肩胛骨锯削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向鬼神祷告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
于是，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
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
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档案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传于后世。
甲骨文发现的故事，后来被人们称为“一片甲骨惊世界”的奇迹，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写下了带有传奇性的篇章。
编辑本段【甲骨文研究】 首先对甲骨文作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
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
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人荣誉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
刘鹗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
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
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
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
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甲骨文 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
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
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
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
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
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
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
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
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
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
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 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
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
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
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
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
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
“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
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 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
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
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
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
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
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
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
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
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
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
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
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
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
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 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
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我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
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
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
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与都江堰的有关的故事、古诗、对联和警句
近日到都江堰，发现一副有趣的对联。
镌于离“二王庙”不远处茶马古道旁的一户小道观门两边，字甚沧桑，仔细辩认，勉强可读出一对半，上联后三个字已经完全斑驳莫辨了： 道院有尘□□□玄门无锁白云封诸位朋友如有雅兴可试补上联所缺之字，想来不会太难的：）顺便说一下：所缺三字，有人用粉笔填写在该联下部，不知是否原配，但确相当工整，就算是正确答案吧。
过几天肖马再公布，以博诸位趣乐：）答案：道院有尘清风扫，玄门无锁白云封 答案补充 此为对联诗句清山春《灌阳竹枝词》诗：“都江堰水沃西川，人到开时涌岸边。
喜看杩槎频撤处，欢声雷动说耕田。
” 清黄俞《都江堰》诗：“岷江遥从天际来，神功凿破古离堆。
恩波浩渺连三楚，惠泽膏流润九垓。
劈斧岩前飞瀑雨，伏龙潭底响轻雷。
筑堤不敢辞劳苦，竹石经营取次裁。
”此为故事 诸葛亮设兵护堰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北征，以都江堰为农业之根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征集兵丁1200人加以守护，并设专职堰官进行经常性的管理维护，开以后历代设专职水利官员管理都江堰之先河。
因字数限制
广告时间主持人都在干什么
我记得是纸明之前，古人在上刻字，为了片干燥、易于修改，就在火上烤，竹片里的水分渗出来后就像出汗一样，因此把这样的竹片叫“汗青”。
整部书刻完定稿后，就削去青皮，书于竹白，谓之“杀青”。
现代人推而广之，用以形容影视作品的拍摄完毕。
也就是说影视作品“杀青”后，拍摄内容已经完成，就不会再有大的修改了。
当然，“杀青”这个词和许多成语典故一样，被不求甚解的现代人滥用得一塌糊涂。
++++++++++++++++++++++++++++++++++++++++++++ 杀青，是绿茶、黄茶、黑茶、乌龙茶等的初制工序之一。
主要目的是通过高温破坏和钝化鲜叶中的氧化酶活性，抑制鲜叶中的茶多酚等的酶促氧化，蒸发鲜叶部分水分，使茶叶变软，便于揉捻成形，同时散发青臭味，促进良好香气的形成。
杀青是绿茶等形状和品质形成的关键工序。
杀青方式：炒青、蒸青、烘青、泡青、辐射杀青。
蒸青唐代普遍使用，目前日本、俄罗斯、印度应用较多。
我国明朝后普及使用炒青法，目前世界各产茶国普遍使用。
杀青一般掌握“高温杀青、先高后低；老叶嫩杀、嫩叶老杀；抛闷结合、多抛少闷”等原则。
蒸青则要“高温、快速”。
炒青有手工和机械两种形式，制作高级名茶一般用手工锅炒，茶场、茶厂规模生产则用杀青机，有锅式、草式、转筒式三种。
杀青一词现在多用于影视作品的制作上,经常会看到某某片于今日杀青的说法,这实际上是一部影视作品完成了前期的拍摄工作,开始步入到后期制作阶段的说法,和杀青一词是茶叶的初制过程中的关键步骤是非常有关联的. 客串 一般都指一个比较知名的人物（可以是演员，也可以是其他行当的知名者，比如导演、主持人、模特）在某个戏里演一个戏份很少的小人物，只露几下脸，说几句话（没台词的没见到过，给他们面子导演也肯定会安排说几句的），这样做可以给戏增加些卖点，也比较有稿笑效果，（张艺谋就在大宅门里客串过一个太监）。
不过这个词有时也可以在别的方面用到，用它暂时干非本行事情的意思，比如一些人驾车外出，司机累了，这时有人来暂时做一会司机，就可以说是“客串”。
关于抄袭他人作业的人的诗
四大名亭 晚亭（湖南长沙醉翁亭（安徽滁县）、陶然亭（北京）、湖心亭（杭湖）安徽滁县醉翁亭坐落在安徽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是安徽省著名古迹之一，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写的传世之作《醉翁亭记》心的就是此亭。
醉翁亭小巧独特，具有江南亭台特色。
它紧靠峻峭的山壁，飞檐凌空挑出。
数百年来虽屡次遭劫，又屡次复建，终不为人所忘。
解放后，人民政府将醉翁亭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多次整修。
(一)欧阳修与醉翁亭——琅邪山我们的滁州之行，完全是为了凭吊欧阳修的醉翁亭。
欧公在《醉翁亭记》中开门见山，直抒胸臆：“环滁皆山也。
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
”把我们一个个弄得神魂颠倒；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高论，更使我们对醉翁亭的仰慕不断升温。
滁州位于安徽省东部，东距六朝古都南京48公里，西去省会合肥130公里，因其与城西南的琅琊山诸峰相连，城山一体，蔚然而深秀，是安徽省五大风景区之一。
琅琊山古称摩陀岭，相传西晋时琅琊王司马佩率兵伐吴驻跸于此，故后人改名为“琅琊山”。
琅琊山山不甚高，但清幽秀美，四季皆景。
山中沟壑幽深，林木葱郁，花草遍野，鸟鸣不绝，琅琊榆亭亭如盖，醉翁榆全国特有，琅琊溪、玻璃沼、曲水流觞溪流淙淙；让泉、濯缨泉、紫薇泉等山泉泉泉甘冽，归云洞、雪鸿洞、重熙洞、桃源洞等岩洞洞洞神奇。
更有唐建琅琊寺、宋建醉翁亭和丰乐亭等古建筑群，以及唐、宋以来摩崖碑刻几百处，其中唐代吴道子绘《观自在（即观音）菩萨》石雕像和宋代苏东坡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碑刻，被人们视为稀世珍宝。
古人称之为兼有名山、名寺、名亭、名泉、名文、名碑、名洞、名林的“皖东八名胜境”，蔚然深秀的琅琊山历来享有“蓬莱之后无别山”之美誉。
琅琊山景色淡雅俊秀，文化渊源久远。
据史书记载，琅琊名胜，自唐刺史李幼卿始开于大历年间。
他在南山“凿石引泉，酾其流以为溪”，名为琅琊溪。
在溪岸“建上下坊，作禅堂、琴台”。
继李幼卿之后，唐、宋著名文士如韦应物、独孤及、李绅、李德裕、欧阳修、辛弃疾等，相继出守滁州，修筑城池楼馆，开发山川名胜，传下众多名篇佳句。
尤其是宋代欧阳修谪知滁州期间，修建了醉翁亭、丰乐亭，写下了《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脍炙人口的名篇，“滁之山水得欧公之文而愈光”。
文以山丽，山以文传，琅琊山声名日隆，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纷纷前来探幽访古，题诗刻石，王安石、曾巩、宋濂、文征明、李梦阳、王世贞等著名诗人、文学家也都在此留下了足迹，唐、宋以来的摩崖、碑刻约有数百处之多。
历代书法名家书写的《醉翁亭记》“真、草、隶、篆”碑刻与山中古道、古亭、古建筑相得益彰。
琅琊山的美妙，在于她悠然于喧嚣之外；琅琊山的雅致，在于她融合自然山水与建筑为一体的深幽意境，令人意趣盎然，流连忘返。
(孙明皋)（二）欧阳修与醉翁亭——醉翁亭醉翁亭位于琅琊山半山腰的琅琊古道旁，是上琅琊寺的必经之地。
据《琅琊山志》记载，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感怀时世，寄情山水。
山中僧人智仙为他建亭饮酒赋诗，欧阳修自号“醉翁”，并以此名亭，写下传世之作《醉翁亭记》。
醉翁亭因此而闻名遐迩，被誉为“天下第一亭”。
欧阳修不仅在此饮酒，也常在此办公。
有诗赞曰：“为政风流乐岁丰，每将公事了亭中”。
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间也”，把欧阳修寄情山水，安民乐丰的内心世界挥发得淋漓尽致。
亭内有联对此亦作了点评：“饮既不多缘何能醉，年犹未迈奚自称翁”。
醉翁亭初建时只有一座亭子，直到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全椒观察使薛时雨主持重修，才使醉翁亭恢复了原样。
醉翁亭因欧阳修及其《醉翁亭记》而闻名遐迩，数百年来虽然历遭变劫，但终不为人所忘，正如醉翁亭中一副对联所言：“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醉翁亭一带的建筑，布局紧凑别致，亭台小巧独特，具有江南园林特色。
现在的醉翁亭，已不再是一座孤单的凉亭。
总面积虽不到1000平方米，四面环山的亭园却内有九院七亭：醉翁亭、宝宋斋、冯公祠、古梅亭、影香亭、意在亭、怡亭、览余台，风格各异，互不雷同，人称“醉翁九景”。
醉翁亭依山傍水，幽雅而宁静。
这里古树婆娑，亭台错落，青山如画，碧水潺流，环境十分优美。
整个布局严谨小巧，曲折幽深，富有诗情画意。
亭中新塑的欧阳修立像，神态安详。
亭旁有一巨石，上刻圆底篆体“醉翁亭”三字。
离亭不远，有泉水从地下溢出，泉眼旁用石块砌成方池，水入池中，然后汇入山溪。
水池三尺见方，池深二尺左右。
池上有清康熙四十年知州王赐魁立的“让泉”二字碑刻。
让泉水温度终年变化不大，保持在十七八摄氏度。
泉水“甘如醍醐，莹如玻璃”，所以又被称为“玻璃泉”。
醉翁亭北有二贤堂，初建于北宋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系当地人士为纪念滁州前后两任太守王禹偁和欧阳修所建。
原堂已毁，现堂为建国后重建。
堂内有二联，一曰：“谪往黄冈执周易焚香默坐岂消遣乎，贬来滁上辟丰山酌酒述文非独乐也”，二曰：“醒来欲少胸无累，醉后心闲梦亦清”对两任太守皆因关心国事而贬谪滁州愤愤不平，又为两位太守诗文教化与民同乐深表钦敬。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庐陵（江西吉安市）人，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
他出身贫寒，资性敏悟，勤奋苦学。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曾任谏官，又任翰林学土、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要职，因参与范仲淹的“庆历革新”而遭贬，当过滁州太守。
在文学上欧阳修以韩愈为宗，力扫晚唐五代文学的奢靡之风，提掖了王安石、苏轼等一大批精英。
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北宋就占了六家。
且除欧阳修本人以外，其余五家都出自欧门。
欧阳修不仅成就非凡，而且人品高尚，早令我辈景仰不已。
醉翁亭西侧有宝宋斋，建于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是明人为保护苏轼手书《醉翁亭记》而建。
斋内有两块石碑，正反两面镌刻着苏东坡所书《醉翁亭记》全文，《醉翁亭记》初刻于庆历八年，因其字小刻浅难以久传，又于元佑六年（1091年）由欧阳修门生、北宋大诗人苏东坡改书大字重刻，文章与书法相当益彰，后人称为“欧文苏字，珠联璧合”，视为宋代留下的稀世珍品，与琅琊寺中吴道子所画的《观自在（即观音）菩萨》石雕像，同为难得的古代文化瑰宝。
宝宋斋南面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庭院，院内有意在亭、古梅亭、影香亭、怡亭等亭台建筑。
泉水从墙外流入，曲折蜿蜒，如回肠九转。
传说当年欧阳修常在这里与友人共饮，曾仿晋人作“曲水流觞”，为后世引为趣谈。
后人在“九曲流觞“处建意在亭，并仿欧阳修戏水饮酒作乐，亭似苏州园林建筑，十分古雅。
古梅亭在醉翁亭院的北面，因亭前有一株古梅而得名，又称赏梅亭。
相传此梅系欧阳修所手植，世称“欧梅”。
原梅早已枯死，此株为明人所补植。
古梅高7米，离地面六七十厘米便开始分成四枝。
四枝干粗70多厘米，苍颜多瘢。
虽经几百年风霜雨雪，仍然枝茁叶茂，清香不绝。
这株古梅品种稀有，花期不抢腊梅之先，也不与春梅争艳，独伴杏花开放，故名曰“杏梅”。
古梅北有古梅亭，南面有影香亭，建于一方池上，原名见梅亭，后来有人在壁上题了“寒流疏影”、“翠积清香”两块碑刻，遂改为今名。
春天，“野芳发而幽香”；夏季，“佳木秀而繁荫”；秋天，天高云淡，“风霜高洁”；冬季赏溪中石景“水落石出”，四季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
（三）欧阳修与醉翁亭——丰乐亭丰乐亭建于琅琊山风景名胜区丰山东北麓的幽谷中，是丰山风景最佳之处。
距滁州城约1公里。
这里面对峰峦峡谷，傍倚涧水潺流，古木参天，山花遍地，风景十分佳丽。
关于丰乐亭的兴建，欧阳修在《与韩忠献王书》中告诉友人：“偶得一泉于（滁）州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爱其山势回换，构小亭于泉侧。
”而民间传说却略有不同：据说欧阳修在家中宴客，遣仆去醉翁亭前酿泉取水沏茶。
不意仆在归途中跌倒，水尽流失，遂就近在丰山取来泉水。
可是欧阳修一尝便知不是酿泉之水，仆从只好以实相告。
欧阳修当即偕客去丰山，见这里不但泉好，风景也美，于是在此疏泉筑池，辟地建亭。
泉名“丰乐泉”，亭名“丰乐亭”，取“岁物丰成”、“与民同乐”之意，欧阳修为此还写下了《醉翁亭记》的姐妹篇——《丰乐亭记》，还以《丰乐亭游春》一诗记载与民同乐之盛况：“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
游人不知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后来苏东坡又把《丰乐亭记》全文书刻于亭中石碑上，供人阅读和欣赏，一样地留下了“欧文苏字，珠联璧合的稀世瑰宝。
丰乐亭亭前有山门，亭后有厅堂，还有九贤祠（又名危楼，内供与滁州有关的九位贤人画像）、保丰堂等，四周筑以围墙。
丰乐亭内有苏东坡书刻的《丰乐亭记》石碑、吴道子画的《观自在（即观音）菩萨》石雕像，保丰堂内有明滁州判官尹梦璧所作的《滁州十二景诗》碑刻，这些都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珍品。
丰乐亭以北原有一条“西涧”，与丰乐亭一山之隔。
唐代诗人韦应物在任滁州刺史时，曾为这里优美的山水景色所吸引，吟咏了“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脍炙人口的诗句。
之后，人们依韦氏诗意在这里建起了野渡桥、野渡庵、飞泉览胜亭等建筑。
建国以后，政府为治理水患，开发水利，在西涧上建造了拦河大坝，形成了一个山间水库，称为“城西湖”，使许多景点沉没湖底，但出现了另一种自然景象，四周青山环抱，中间碧水涟漪，山明水秀，鱼跃鸟飞，风光无限，生机盎然。
（四）醉翁系沧浪 欧苏共风流亭子本是一种有顶无墙的建筑物，自古以来，凡有些名气的亭子多与传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素有四大名亭之称的醉翁亭、沧浪亭、陶然亭和爱晚亭，无一不具有其独特的文化蕴涵。
亭以人名。
陶然亭、爱晚亭建于清代，亭名分别出自白居易“与君一醉一陶然”和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诗句。
爱晚亭还以早年读书处闻名当代。
而最具历史文化盛名的醉翁亭、沧浪亭则以宋代文学大家欧阳修、苏舜钦之名传誉千载。
醉翁亭、沧浪亭同建于庆历六年，分别位于当时的淮南滁州和吴中苏州。
两亭虽隔江相望，遥距数百里，却紧密联系着欧、苏二位文学巨擘的不朽友谊，并进而成为后人景仰和神往的胜迹。
人们都知道，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在他的身边，苏舜钦以卓越的文才、诗才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和中坚。
苏舜钦还是欧阳修一生中最推崇的二位诗人之一（另一位是梅尧臣）。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后，欧、苏同受牵连。
欧阳修被以莫须有的“张甥案”贬知滁州；苏舜钦则被所谓“奏邸之狱”所陷，放废为民，流寓苏州。
欧公居滁，是政治上的挫折，但他能坦然面对，怡然乐观，为政之余，陶醉于“环滁皆山”的秀美景色，常偕僚属留连于琅琊山中，与州民同乐而成为历史佳话。
山僧智仙敬重仰慕欧公的学术文章和道德人品，特于山中建亭为他的游山助兴。
欧公以“醉翁”作为亭名，并由此创作出了千古名文《醉翁亭记》。
当时他正值中年，“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四十犹未老，醉翁偶题篇”，从中可见他心境之一斑。
而报国无门的苏舜钦，索寞一人踯躅苏州，他常出城闲游。
一天，他在郡学东侧看到一片三面环水的空阔废地，此处草木蓊郁，有杂花修竹环绕，尚存园囿遗意。
经访旧老，知是前人池馆，便毅然购下，重置水石，理水叠石，建楼阁亭台，以咀嚼自己的寂寞。
他以《楚辞》“渔父”篇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句命名为沧浪亭，寓意自己与世浮沉，幽闲独放的怀抱。
欧、苏两人政治上的不幸却带来了文学上的收获。
《醉翁亭记》、《沧浪亭记》均成为文学史上璀璨的不朽篇章。
《醉翁亭记》以情写景，不仅精彩地描绘了琅琊山中四时不同、朝暮变幻的景色，还以“乐”为文眼，抒写出作者与宾从僚属的游赏、吟咏、宴饮、弈射之乐，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欧公仁民宽政的风范和潇洒风神。
全篇共用二十一个“也”，风格独特，一唱三叹，韵味无穷，历来有绝唱之称。
苏舜钦《沧浪亭记》却是另一种情形：作者“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
”苏舜钦善处逆境，生活恬淡自适，在虚僻、莹净的沧浪亭畔，他感受到脱去仕籍，并非个人的不幸。
他在记文中写道：“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诗人长于议论，这里以激切的语言，直抒胸臆，体现出他对官场生活的鄙夷。
从欧、苏两人的文集中，还可获知当时他们友好的交往。
苏诗记录欧阳修在滁州建丰乐亭并与民众往游其间的生动情形，“构亭于其间，四面开轩墉。
名之丰乐者，此意实在农。
”他还用“百人拥持大车载，城市观走风涛翻”的诗句，描写欧阳修用三头牛拖着二轮大车运送菱溪大石穿城而过，万人空巷争相观看的趣事。
欧阳修也写了题寄沧浪亭的诗：“子美（苏舜钦字子美）寄我沧浪吟，邀我共作沧浪篇。
沧浪有景不可到，使我东望心悠然。
……虽然不许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间传。
”字里行间包含着对友人的无限关怀和不尽的思念，流露出挚友真情。
如今，沧浪亭有一幅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远水近山皆有情。
”此联为欧、苏诗句的集句联，诗意相谐，对仗工整，如出一人。
这一组合正巧妙地把二位历史名人的友谊永远留在一个亭子中了，令人遐思，促人回味。
（摘自《苏州杂志》）（五）醉翁亭名联赏并未成翁，到处也须杖履；不能一醉，此来辜负山林。
人生百年，把几多风光琴尊等闲抛却；是翁千古，问尔许英雄豪杰那个醒来。
翁去八百年，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醉翁亭在滁县琅琊山下，北宋琅琊寺僧智仙所建。
醉翁，欧阳修自称。
修，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为宋初文坛领袖。
所谓“醉”，乃是“饮少辄醉”；所谓“翁”，即其《赠沈蓬》诗所谓“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尔”。
其所作《醉翁亭记》，犹为有名。
“翁去八百年”，欧阳修卒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至清同治末年，约历八百年。
“醉乡”，原指醉中境介，借指醉翁亭。
“山行六七里”，系《醉翁亭记》原状旬，指由酿泉至尊亭影不孤。
从有形的方面说，建亭以来，游人甚多。
周围还陆续增添了许多建筑物，如二言堂、隐香亭、醒园等；从无形的方面说，他领导了北宋古文运动，散文、诗、词皆所擅长，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
全联18字，不但嵌入了“醉翁亭”三个字，而且把写联时间、亭的位置，历史与现状，以及亭主人生前活动及其身后对社会的影响概括无遗，“醉翁犹在”、“亭影不孤”，既写景，又饱含对前哲不可磨灭的影响的追怀与感念，十分巧妙，且字字精炼，耐人回味。
北京陶然亭陶然亭公园位于北京市南二环陶然桥西北侧。
全园总面积59公顷，其中水面17公顷。
1952年建园。
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首都北京最早兴建的一座现代园林。
其地为燕京名胜，素有“都门胜地”之誉，年代久远，史迹斑驳。
名闻遐迩的陶然亭、慈悲庵就座落在这里。
秀丽的园林风光，丰富的文化内涵，光辉的革命史迹，使她成为旅游观光胜地。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监理黑窑厂，他在慈悲庵西部构筑了一座小亭，并取白居易诗“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句中的“陶然”二字为亭命名。
这座小亭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被誉为“周侯藉卉之所，右军修禊之地”，更被全国各地来京的文人视为必游之地。
清代200余年间，此亭享誉经久，长盛不衰，成为都中一胜。
陶然亭周围，有许多著名的历史胜迹。
西北有龙树寺，寺内有蒹葭簃、天倪阁、看山楼、抱冰堂等建筑，名流常于此游憩，其知名度在清道光之后，堪与陶然亭相匹。
东南有黑龙潭、龙王亭、哪吒庙、刺梅园、祖园；西南有风氏园；正北有窑台；东北有香冢、鹦鹉冢，以及近代的醉郭墓、赛金花墓等。
这些历史胜迹产生年代多早于陶然亭，有的甚至早于慈悲庵。
它们都有文人墨客觞咏的历史，曾现过各领风骚的辉煌时期。
近代的陶然亭，有着光辉的历史篇章。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李大钊、、周恩来曾先后来陶然亭进行革命活动。
1920年1月18日，与“辅社”在京成员，集会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大槐树前合影留念。
1920年8月16日，天津“觉悟社”、北京“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团体，在北厅讨论“五·四”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以及各团体联合斗争的问题。
1921年7、8月间，李大钊通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以其夫人金绮新葬于陶然亭畔守夫人墓为名，租赁慈悲庵南房两间，在此进行秘密活动，到1923年间，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常来参加会议。
园内林木葱茏，花草繁茂，楼阁参差，亭台掩映，景色宜人。
湖心岛上，有锦秋墩、燕头山，与陶然亭成鼎足之势。
锦秋墩顶有锦秋亭，其地为花仙祠遗址。
亭南山麓有“玫瑰山”，其地为原香冢、鹦鹉冢、赛金花墓遗址。
亭北山麓静谧的松林中，有著名的高君宇、石评梅墓。
燕头山顶有览翠亭，与锦秋亭对景，亭西南山下建澄光亭，于此望湖观山，最为相宜。
亭北山下为常青轩。
1985年修建的华夏名亭园是陶然亭公园的“园中之园”。
采用集中旅游资源的方法，精选国内名亭仿建而成。
有“醉翁亭”、“兰亭”、“鹅池碑亭”、“少陵草堂碑亭”、“沧浪亭”、“独醒亭”、“二泉亭”、“吹台”、“浸月亭”、“百坡亭”等十余座。
这些名亭都是以1：1的比例仿建而成，亭景结合，相得益彰。
流连园内，有如历巴山楚水之间，或游吴越锦绣之乡的感觉，历史文化内涵更加深邃。
今昔陶然亭亭，是我国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建筑样式。
北京的名亭不少，如颐和园的知春亭，北海公园的五龙亭，景山公园的万春亭，香山公园的阆风亭等，都广为人知。
但以亭命名的公园却不多，最为著名的要数位于城南的陶然亭公园。
最早的陶然亭，其实无亭，而是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在古刹慈悲庵西面修建的三间敞厅，供临时休息之用。
因取白居易诗“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之意，命名“陶然亭”。
习惯上又依建亭人之姓，叫它江亭。
这里的“亭”，用古代“道路设舍，所以停集行人”的原义，“亭”与“停”同，是供行人歇息的房舍，并非作为园林景观的“亭”。
故有“江亭无亭”之说。
江亭位于紫禁城外的远郊区，地势低洼，积水成湖，芦苇丛生，草木丰茂，空旷清悠，富于田园风味和山村野趣。
清代的文人雅士，常在此把酒吟诗、流连山水。
近代史上不少仁人志士，如林则徐、龚自珍、秋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曾登临此处，或忧时伤世、慷慨悲歌，或秘密聚会、共谋变法。
“五四”运动前后，革命先驱李大钊、、周恩来、邓中夏等曾在此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北京地区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高君宇烈士与他的女友、作家石评梅的墓地，至今仍坐落在湖心岛上的苍松翠柏之中，他俩的墓碑，如两柄宝剑，指向苍穹。
早年，在这荒郊野地上，还有清末名妓赛金花的墓地，其旁不远，又有醉郭之墓。
醉郭名瑞，因不满清朝和北洋军阀时代的黑暗腐败，佯狂装疯，谩骂当局，歌哭于市，在京城有一定影响。
此外，还有鹦鹉冢、香冢……1924年，文学家俞平伯所写的《陶然亭的雪》一文，详细地追忆昔年跟朋友一道在雪天游览陶然亭的所见所闻所感。
他们在“白蓑衣广覆着的田野之间，望望这里，望望那里，”“竟不见有什么亭子”，“只见拙钝的几间老屋”，不免“黯然寡色”。
可见那时的陶然亭已是残破不堪了。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
人民政府在整顿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忘改善人居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1952年即将陶然亭辟为公园，清除淤泥，迁除坟地，广植花木，修建亭舍，使原来破旧的面貌焕然一新，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一处休闲娱乐的场所。
1954年周恩来总理和梁思成先生亲临选址，将原来中南海内乾隆时代的宫廷建筑云绘楼、清音阁迁来此处，与慈悲庵内的陶然亭比邻而居、隔水相对，成为亮丽的风景。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戏曲学校、北京舞蹈学校、中国戏曲学校，相继在陶然亭公园附近建校。
这几所艺术学校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一个个如龙似虎、如花似玉，经常在公园内喊嗓练功，优美的旋律和舞姿，回荡在湖光山色之间，为寂静的园林平添几多生机和活力。
白淑湘、陈爱莲、刘长瑜、李维康、张学津、李崇善……这些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艺术家，大概不会忘记在陶然亭畔走过的花季。
六七十年代，在西湖边的坡地上还有露天电影院，夏天的晚上，沐浴着习习凉风，花上几分钱，就可以看到你中意的电影。
《英雄儿女》、《青年鲁班》、《锦上添花》、《甲午风云》、《早春二月》……一部部题材各异、风格不同的影片，看得人心潮起伏，热血沸腾，以致久久不愿离开这块空旷之地。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湖心亭上还不时举办水上音乐会，一些著名歌唱家和乐团轮流到此演出。
如今，上述几所艺校早已升格为学院，国家投资另选新址兴建了漂亮的新校舍。
原来放映露天电影的地方，也盖起了壮观的电影院，因观众稀少，又已改成了娱乐城。
水上音乐会也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陶然亭公园为了突出亭文化的特色，于1985年开始，在公园西南一角，占地十公顷，修建华夏名亭园。
这座由北京市园林设计研究院设计的园中之园，本着“名亭求其真，环境写其神，重在陶然之意，妙在荟萃人文”的宗旨，从全国各地选择和仿建十余座名亭，如位于湖南汨罗纪念诗人屈原的独醒亭，浙江绍兴纪念“书圣”王羲之的兰亭碑亭和鹅池碑亭，四川成都纪念“诗圣”杜甫的少陵草堂碑亭，江苏无锡纪念“茶神”陆羽的二泉亭，江西九江纪念诗人白居易的浸月亭，安徽滁州纪念文学家欧阳修的醉翁亭，四川眉山纪念文豪苏轼的百坡亭，江苏苏州纪念诗人苏舜钦的沧浪亭，以及由园林设计院设计的纪念“诗仙”李白的谪仙亭，等等，一座座造型各异的精美建筑，或依山崖，或临流水，或傍茂林，或倚修竹，峰回路转，错落有致，各呈异彩，互为映带，为整个园林，增添了无限风光。
由古今书法名家题写的匾额、楹联以及《琵琶行》、《赤壁赋》、《醉翁亭记》等经典之作，镌刻在相应的亭畔，向游人诉说着一个个文物典故和佳话传说，极大地提高了审美内涵和文化品位。
加上原来遍布各个角落的瑞像亭、望瑞亭、锦秋亭、南屏晚眺亭、览翠亭、风雨同舟亭等大小不同的、有名无名的亭子，约数十处之多，如朵朵奇葩，四处绽放，如颗颗珍珠，撒落满园，这方宝地简直称得上展示亭文化的博物馆和大观园。
漫步在华夏名亭园中，我忽发奇想：这些历代先贤、诗圣诗仙，如今跨越时空、比邻而居，在“菊黄佳酿熟”之际，聚会一堂，联袂唱和，把酒吟诗，举杯邀月，该是何等壮美的画面，何等浪漫的情怀，何等令人心驰神往的境界啊
这几年来，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陶然亭公园更滚动着银发浪潮。
大批离退休老人盘旋于此，各找其乐，各得其所。
你看，棋迷们围在石桌旁，楚河汉界，杀得正猛；戏迷们聚集在柳荫下，锣鼓铿锵，丝竹悠扬，京戏、评戏，唱得正欢；湖心岛上，爷爷奶奶们学着年轻的舞伴，翩翩起舞，仿佛减去了几十岁；月季园边，一群群、一队队歌唱爱好者，引吭高歌，随着《敖包相会》、《红莓花儿开》的旋律，重温逝去的青春年华；而在幽静的垂钓区，一个个垂钓者，气定神闲，怡然自在，静等鱼儿上钩；爱好武术的小伙子更在广场上一展矫健的身手，……如今这座城市园林，真正成了老小咸宜的休闲场所，普通百姓的欢乐海洋。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我在陶然亭旁边工作和生活了几十年，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退休之后，同老伴一起，每天必来此溜达一圈，健身强体，放飞心情，更对它充满眷念和感激之情。
我收藏有关它的历史记忆，享受它带给我的幸福时光，我为它的发展变化感到欣慰，更为它的美好明天深深祝福。
(陈培仲)陶然亭名联赏窗前绿树分禅榻；城外青山到酒杯。
万荷倒影月痕绿；一雨洗秋山骨青。
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
凭高喜见诸天日；入座微闻百合香。
破除相思鹅儿酒；妆点新闻燕子钱。
喜得故园桑落酒；陶然共醉菊花杯。
载酒重来，问旧游几辈青云、几辈黄土；拈花一笑，看今日满城风雨、满城江湖。
十朝名士闲中老；一角西山恨里青。
（稚辛题）四面时常对屏嶂；众仙同日咏霓裳。
（赵曾望题）珠帘暮卷西山雨；阁道回看上苑花。
(王以敏集句题)穿狄小车疑泛艇；山林高阁当登山。
（曹学闵题）慧眼光中，开半亩红莲碧沼；烟花象外，坐一堂白月清风。
（沈朝初题）客醉共陶然，四面凉风吹酒醒；人生行乐耳，百年几日得身闲。
（蔡锦泉题）爽气抱城来，拄笏香山宜此地；绿荫生昼静，凭栏觅句几闲人。
（卢禅普题）爽气挹山岚，万苇清风带古寺；高踪怀水部，一轮明月照江亭。
（张照珏题）长戈满地，一亭独幽，客子河梁携手去；把酒问天，陶然共醉，西山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