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教师节的资料
一、张恨水、赵清阁、顾志坤这三位作家写过小说《梁山伯与祝》。
二、《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汉族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其他三个是《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
其中，《梁祝传说》是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
自西晋始，在民间流传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可谓中国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
三、史籍记载 1．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载言《十道四番志》记载：“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2．南朝梁元帝时（公元552-554年）《金楼子》一书中有记载。
明代徐树丕《识小录》中记叙：“按，梁祝事异矣
《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
（二书已失传） 3．晚唐（公元851年）张读《宣室志》记载：“英台，上虞县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
……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忍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
晋丞相谢安表其墓曰‘义妇冢’”。
4．北宋徽宗大观年间（公元1107-1110年）明州（今宁波）郡守李茂城写的《义忠王庙记》记载：“神喟然叹曰：‘生当封候，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也。
’后简文帝举贤，郡以神应君，诏为鄮令。
” 5．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张津《乾道四明图经》称：“义妇冢，即为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
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
……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 6．南朝齐武帝时（公元483-493年）《善卷崇记》：“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寺” 7．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载言《十道志》记载：“善权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
” 8．北宋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咸淳毗陵志》记载：“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
皆有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
’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
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
9．明代作家冯梦龙（公元1574-1646年）《古今小说》记载：祝英台为宜兴人，梁山伯为苏州人。
并说祝英台是哥嫂将其许于马家，文中还有地裂、入坟、化蝶之说。
10．明朝著名文学家张岱（浙江绍兴人）在其著作集《陶庵梦忆》第二卷《孔庙桧》一文中写道：“己巳，至曲阜谒孔庙，买门者门以入。
宫墙上有楼耸出，匾曰‘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骇异之。
”据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著名的梁祝文化研究专家樊存常先生考证：梁祝二人在济宁市邹县峄山读书，曾慕名而至济宁市曲阜孔庙拜祭过孔子，并参阅过孔庙的经文藏书，后梁祝二人因相互思恋而死，惊天动地，曲阜孔庙为了表彰纪念他们忠义精神，特地于二人在曲阜孔庙读书的地方标以牌匾，以示纪念。
出自孔子口中的成语有 那些
只找到 《孔子家语·颜回》篇与“颜儒” 杨朝明 地下新出资料往往对的进展起着意想不到进作用，我们对颜子之学的浓厚兴趣，也是新出竹简所提供的学术信息诱发产生的。
湖北郭店楚墓竹简的整理问世是20世纪末期震惊海内外学术界的大事，这些文献引起了广大学者的普遍瞩目，人们从而利用这批资料开始认真检讨中国早期的学术史。
与之同时，人们也期待着另一批数目更大的竹简的公布，这便是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得的1200枚竹简，据说，这批珍宝涉及古籍80余种甚至更多，而且其年代与郭店楚简相当，她当然一定会又为学术研究提供极其珍贵的资料。
在有关的介绍中，我们注意到上博竹简中有《颜渊》一篇，有学者则说上博竹简“可以让颜子之学重见天日”[1]。
带着对上博竹简秘密的猜测，我们思考颜回学术的本旨。
所谓“重见天日”，意含着颜子之学曾经淹没无闻。
《韩非子·显学》篇叙述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就有“颜氏之儒”。
“颜氏之儒”何意
“颜氏之儒”是否宗师颜回的一派儒者
对此，学术界见仁见智，看法很不一致。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颜回少孔子三十岁，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
但不幸的是，颜回却先孔子而去世。
现在的传世典籍中，有关颜回的资料相对较少，而且，受疑古学风的影响，不少有关的记载也被排斥在“可靠”资料之外。
颜回的学术主张更显模糊不清。
那么，颜回之学内含是什么
现有资料能否透露一些端倪
由此，我们想到了《孔子家语》，想到了其中的《颜回》篇。
上博竹简除了有《颜渊》篇名外，还有《子路》一篇；今本《孔子家语》中的《颜回》篇后，接着有《子路初见》一篇，这或者仅是巧合，但它却令我们细心观察了《孔子家语》中的《颜回》篇，对它所提供的学术信息进行认真的思考。
人们重新注意《孔子家语》一书，同样也得益于地下出土文献的启示。
这部久被视为王肃伪撰的著作，到现在依然没有摆脱被怀疑的命运，不少人在编辑相关的资料文献集时，仍把《孔子家语》放在《风俗通义》、《中论》等书之后，或者标目列之于“魏晋南北朝诸子与史志”类中，这不能不影响到人们对该书价值的理解和认识。
其实，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简牍以及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中被定名为《儒家者言》的著作，内容都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这与《孔子家语》的性质极为类似。
特别是定州八角廊竹简，同出的还有《论语》一书，从史籍所述的《家语》与《论语》的密切关系看，李学勤先生认为定州竹简中所谓《儒家者言》也应该属于《家语》的原型[2]。
《家语》是否王肃伪造，其实是有争论的，也就是说，反对王肃伪撰的看法同样是存在的。
另外，清代以来，研究者中的不少人也看到了该书资料的价值，认为《孔子家语》的许多地方明显胜于其他相关古籍，可以用来校正史实、文字讹误，弥补其他古籍记载的疏略，并谈到应当予以重视。
但遗憾的是，人们在指出了《家语》的这一点后，并没有进而深究其书的可靠性，反而又回到了《孔子家语》“伪书”说中去，从而认为她只不过是“保存了一些古代逸书的片断”而已。
实际情况应该并不如此，笔者研究了《孔子家语》的《执辔》篇，认为无论从《家语》成书的相关记载，还是《家语》一书的内证，都可以发现该书具有真实可靠的特征。
笔者指出，对于我们今天的孔子研究来说，《孔子家语》一书的价值并不在《论语》一书之下。
[3]其实，学术界持此看法者已有人在。
郭沂先生就曾指出，《孔子家语》、《孔丛子》等都属于“《论语》类文献”，乃是孔子及门、再传或数传弟子忠实记载的夫子之言。
[4]杜维明先生支持郭沂的观点， 认为“我们不能贸然否定孔子家传，从而对《孔丛子》乃至《孔子家语》都截然断定是与夫子毫不相干的意揣之辞”[5]。
对于颜回之学的研究，《颜回》篇或许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学术信息。
我们现在还无法得知上博竹简中所谓“颜子之学”的具体面貌，还不了解其中《颜渊》篇的内容，但我们研究《家语》中的《颜回》篇，一定有助于上博竹简《颜渊》篇的研究，有助于“颜子之学”或者“颜氏之儒”的认识。
《孔子家语》与《论语》不同，《论语》与《孟子》等典籍那样，都是在章首句子中撷取一词作为篇目，《论语》有以孔子弟子名字命名的篇目，如《颜渊》、《子路》、《子张》、《公冶长》之类，但这些篇并不主要记录孔子这些弟子的言行，这些篇题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家语》则有不同，该书的每一篇都有一个中心内容，篇题就是对这些内容的概括。
其中的《颜回》所记都与颜回有关。
我们估计，上博竹简中以孔子弟子名字命名的各篇，如《颜渊》、《子路》、《子羔》、《曾子》等，可能与《家语》相类，至少其中的《颜渊》篇应该像《家语》的《颜回》篇那样，所记可能主要是与颜回有关的内容。
《家语》的《颜回》篇中共有内容十四节，各节之间并不连贯，但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颜回的为人风貌及思想主张。
就《颜回》篇的内容而言，它可以大致分为几个方面： 首先，颜回聪敏过人，可以由此推彼，可以预知一些事情的结果。
颜回的聪慧都得到了孔子的赞赏。
这方面的事例有两则： 其一，颜回“以政”而预知东野毕的马将会逃逸。
东野毕善御，鲁定公询问颜回是否听说过。
颜回则认为其虽善御，“其马将必佚”。
定公闻听此言，还认为颜回是诽谤。
当几天后有人告知东野毕之马逃逸时，定公才召来颜回，细问他何以未卜先知。
颜回认为善御者应当“不穷其马力”，就像善政者“不穷其民力”的道理一样，他说：“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
”孔子夸奖说：“夫其所以为颜回者，此之类也。
” 其二，颜回“以音”而推知为何“哭者之声甚哀”。
颜回侍于孔子之侧，听到有人在哭，他认为哭者“非但为死者”，“又有生离别”。
孔子问其故，颜回说是根据鸟的声音推知，他说：“桓山之鸟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将分于四海，其母悲鸣而送之，哀声有似于此，谓其往而不返也”。
孔子使人询问后，果然是哭者“父死家贫，卖子以葬，与子长决”。
孔子又夸奖说：“回也善于识音矣。
” 颜回的这些事迹，与孔子的很多事例比较相像，如孔子“知鲁庙灾”、“观象知雨”、“枯矢贯榫”等皆是。
一方面，颜回像孔子那样，知识面广，事物理解深刻。
《论衡·知实》称颜回等人“有圣人之才”，又记孟子说子夏等人“有圣人之一体”，而颜回等人则“具体而微”；《淮南子·精神训》更说颜回为“孔子之通学”。
《颜回》中的这些记载可以印证这些说法。
另一方面，说明了《孔子家语》的作者也像记录孔子事迹那样对待颜回事迹。
第二，颜回向孔子请教各方面的问题。
这方面的问题内容比较简短，但所占比例并不小，计有以下六则： 1、 完美的人格应该具备怎样的德行——“成人之行若何”； 2、 臧文仲与臧武仲相比谁更贤明——“臧文仲、臧武仲孰贤”； 3、 君子应该具备怎样的品格——“颜回问君子”； 4、 什么样的行为是小人的做法——“颜回问小人”； 5、 如何区分似于君子的小人之言——“小人之言有同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 6、 朋友之间如何相处——“朋友之际如何”。
上述颜回向孔子请教的内容，与《论语》等书所记载的孔子弟子向孔子请教诸如“仁”、“孝”、“君子”等问题一样，其记述的形式完全一致。
《论语》等书保留下来的材料来自孔门弟子随时所记，颜回向孔子请教的这些内容当也出于颜回的记录，后由孔门后学编入了《孔子家语》。
第三，其余四则是颜回的论说或者颜回与他人讨论问题，内容都与为人处世有关，这反映了颜回的一些思想主张： 1、 讲究仁德的人用一个“预”字就能有益于智慧， 一个“恕”字能有益于仁德，因为“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就是说知道了不能做什么，也就知道了应该做什么； 2、 人应该谨慎，不宜让力气比德行更为猛健； 3、 “君子攻其恶，无攻人之恶”，也就是说，人要反省自己， 而不宜常常数说别人的过失且妄加评论； 4、 应当自觉遵守礼制、坚守德行，不可“身不用礼而望礼于人， 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
颜回注重修养，仁爱诚信，虚心好学，德行出众，无论孔子还是同门弟子，大家对颜回的远大志向、高超德行都是交口称赞的。
孔子多次夸奖颜回好学，称其为贤人；子贡说自己“何敢望回”[6]，曾子也认为自己比不上颜回， 说“吾无夫颜氏之言”[7]，“吾无颜氏之才”[8]。
在《孔子家语》的记载中，颜回当然同样是孔门弟子中德才兼备，深受敬重的核心人物。
如《弟子行》中记子贡评论说：“夫能夙兴夜寐，讽诵崇礼，行不二过，称言不苟，是颜回之行也。
”《六本》篇中，孔子说：“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治身。
”实行德义时坚定，接受劝谏时柔顺，得到官禄时戒惧，修养自身时谨慎。
这其实是颜回一贯的风格。
孔子还说“回之信，贤于某”，称颜回之诚信超过了自己。
这与《颜回》篇的记载都是彼此呼应的。
在众弟子中，孔子对颜回的喜爱与信赖是最为突出的。
由于颜回的仁德，他也影响了同门中的许多人，使得孔门弟子团结得更加紧密，这便是孔子所说的“自吾得回也，门人益亲”[9]。
孔子喜爱颜回更在于对他仁爱诚信等等方面的信赖， 在厄于陈、蔡的最艰难时期，孔子与众弟子谈论颜回，认为颜回穷而不改其节；“吾信回之为仁久矣”；“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
我们可以将《孔子家语》中各篇的记载联系起来，看其中所反映的颜回的政治抱负及理想信念。
《致思》篇有孔子与弟子们“农山言志”的记载。
在谈论中，子路、子贡一武一文，前者欲行其勇，后者欲驰其辩。
颜回则有不同，他说： 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 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则 由（子路）无所施其勇，而赐（子贡）无所用其辩矣。
对于颜回的志向，孔子由衷地赞叹道：“美哉德也
”这里所记与《韩诗外传》中所记的颜回“景山言志”、“戎山言志”大同小异。
综合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颜回所向往的是德教风行，君臣同心，上下协调，家给人足的安定和谐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讲仁义，个个言规矩，没有沟防城郭，更无战争之忧。
应当说，颜回的理想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但他仍希望努力去争取，而不是因此随波逐流，更不与无道之世同流合污。
孔子自然也是如此，《在厄》篇中记孔子说：“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
且芝兰生于森林，不以无人而不芳。
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
”作为孔子最为相信的弟子，颜回当然理解孔子，了解孔子的远思广志。
所以颜回对孔子表示了深刻的理解，他说： 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
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 丑也。
……不容然后见君子。
对颜回此言，孔子同样发自内心地表示赞同，他说：“有是哉，颜氏之子
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 颜回愿为明王圣主之辅相，而其治国方略自然是仁义道德教化，此即《致思》篇中所言敷其五教，导以礼乐。
《颜回》篇中所记颜回回答鲁定公问中亦含此意，他谈论古时之“政”说：“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马。
舜不穷其民力，造父不穷其马力。
是以舜无佚民，造父无佚马。
” 总之，《家语》的《颜回》篇所显示的颜回的道德思想，是颜回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家语》的其它各篇乃至《家语》以外的资料可以相互印证，对研究颜回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关于“颜氏之儒”，学者们间有探索。
其实，从《韩非子·显学》中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颜氏之儒”与其他各派一样，都是孔子去世以后儒家内部出现分化的产物。
《韩非子·显学》在叙述儒家八氏、墨家三氏以后，接着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
”看得出，儒墨出现分化，是由于取舍相反不同，而且彼此发生了矛盾，“皆自谓真孔墨”。
自谓为“真”，则其他不真。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无法“定世之学”，他们只有互相攻击。
所以，有学者说，包括“颜氏之儒”在内的韩非所提到的八氏，“乃是孔子死后在孔门后学争正统的斗争中先后涌现的以孔子真传自居的八大强家”[10]。
按照《韩非子》的叙述，“颜氏之儒”列在子张之儒、子思之儒以后，这正符合当时的实际。
在孔子的弟子中，子张与其他弟子相处不好，所以有人对他颇有微词，子游说：“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11]；曾子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12]因而，子张氏之儒最早从儒家中分裂出去。
接着，子思以孔子嫡孙的优势，立为儒家一派，希望主持孔门学派。
据《孔丛子》的《记问》篇，孔子本人希望“世不废业”，又记子思称自己“亟闻夫子之教”；《居卫》篇记曾子说子思“有傲世主之心”；《公仪》篇透露出子思往往动辄借助“夫子之言”，鲁穆公就对子思说：“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为子之辞也。
”这透露出子思的作为已经遭致了他人的不满。
在孔子弟子之中，颜回毕竟最为出众，而且深为孔子所赞许，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便抬出颜回以对抗子思。
事实上，除了颜回，孔门弟子中其他任何人都不足以担当这样的角色。
“颜氏之儒”很有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在孔门中，颜姓弟子可考者计有八人，“颜氏之儒”中的“颜氏”何指，有研究者认为不一定就是颜回。
其实，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不言而喻，“颜氏之儒”所推尊的舍颜回还能有谁
“颜氏之儒”既然是孔门后学争正统地位的产物，那么他们一定强调颜回在师尊孔子方面所做的贡献，谈论孔子学说对颜回的影响。
在孔门“四科”中，颜回被列在“德行”科的首位，他是以道德著称的人，因此，他的学说应该不会远离仁义道德这样的主题。
郭沫若先生曾说颜回的思想“很明显地富有避世的倾向”，他的《儒家八派的批判》收录于《十批判书》中，认为《庄子》一书中论“心斋”、论“坐忘”的两节值得重视，说这些应该都是“颜氏之儒”的传习录，又被《庄子》作为“重言”采用。
他还论证说，连曾子、子思、孟子都有严格禁欲的倾向，“颜氏之儒”有心斋、坐忘一类的玄虚不足为异。
孔颜当时不一定真正说过心斋、坐忘这样的话，但很有可能有过这样的倾向，而被“颜氏之儒”夸大了。
我们认为，颜回有此倾向，但这决不一定意味着“颜氏之儒”注重玄虚。
孔门师徒“农山言志”时，颜回的话正是如此。
颜回说“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此言在《韩诗外传》卷七中成为“愿得小国而相之”，在他所描述的治国目标中，那里的世界简直与世隔绝，几乎成了一个世外桃源。
从这个意义上，称他有避世倾向未尝不可，但这不会是其思想的主流，孔门师徒的“飘逸”其实是其崇高思想境界的体现，颜回的所谓“避世倾向”其实是他“思想末节的引申”[13]。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孔子家语》中《颜回》篇所记的十几则颜回事迹，都是谈论宽政仁德、君子小人、朋友之际等现实问题。
按照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的说法，《家语》编成于孔子去世以后，由孔子弟子汇编当初众弟子所记而成。
当时“所论辩疏判校归”，皆不离“夫子本旨”。
该书属文下辞虽有“浮说”和“烦而不要”者，但毕竟都“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
由此可知，《孔子家语》的组织编排体现了孔子弟子们对孔子学术的理解。
颜回先孔子去世，但《家语》之中竟然有《颜回》专篇，那么，该篇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能够体现颜回的学术主旨。
[1]杜维明：《郭店楚简的人文精神》， 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2]李学勤：《失落的文明》第337—34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3]杨朝明：《<孔子家语·执辔>篇与孔子的治国思想》， 见于《传统文化与以德治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山东省济南市，2001年8月17—21日。
[4]郭沂：《郭店竹简与中国先秦学术思想》第360—364页，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5]同注[1]。
[6]《论语·公冶长》。
[7]《大戴礼记·曾子疾病》。
[8]《说苑·敬慎》。
[9]《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10]吴龙辉：《原始儒家考述》第1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1][12]《论语·子张》。
[13]张宗舜：《颜子的志向和道德》，载骆承烈编：《颜子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年。
张道陵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道教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
如果从东汉时正式形成教团算起，已经有近二千年的历史。
作为道教的创建者——张道陵在中国道教史上的地位，已是人所共知。
但在学界中将其放置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定位和研究的却是少之又少。
这种状况不利于道教文化的研究与发展，更遑论能全面准确地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原有面貌。
本文拟从文化的角度，对张道陵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进行探讨。
一、创立中国本土宗教，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宗教与文化自始以来就如一胞孪生的兄弟，并互为因果。
文化的积淀孕育了宗教，而宗教的发展和传承，又成为文化得以弘扬的土壤。
一方面，宗教作为人的一种精神需求；一种信仰心理的需要；一种了解世界、完善自我的方式，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将伦理道德、哲学人生、文化艺术、政治法律、民俗风情等熔成一体，涉及的领域几乎涵盖了文化的所有内容。
而另一方面，宗教又随著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大量吸纳其成果，使自身的合理内容呈现出绚丽多姿、意蕴深刻、光彩照人的凝聚形态。
因此，宗教与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没有宗教，一个民族的文化框架是无法构建出它的完整性。
道教作为中华民族自创的宗教，从张道陵创教之始，它便深深地扎根于神州大地的沃野之中，因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经过千百年的延续和阐发，道教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心理和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以及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广持久的影响。
以张道陵为原注的《老子想尔注》首次从宗教的角度上全面地注释《道德经》，在书中，他第一次把自己创立的宗教命名为“道教”，并对创教宗旨、基本教义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对“道”及老子进行了神化。
在《老子想尔注》中，“道”不仅是哲学上的最高范畴，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同时也具有人格神化的意义：“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第10章注）。
老子被张道陵推崇为宗神之后，道教便有了自己的能与孔子、释迦牟尼平起平坐的代表者，从而使原来的神仙崇拜和民间巫术一跃而成为中华民族唯一的民族宗教，近2000年来，一脉相承，香火不断。
正因为将“道”人格神化，所以也就付予“道”以思想情感，使之更容易为民众所理解和接受，成为了玄妙高深的道家思想与普通民众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不仅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也为道教文化的普及发展拓展了巨大的空间。
自张道陵创教以来，道教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可谓源远流长。
尊敬黄帝为中国人的祖宗，这种观念的形成和固化，就和道教有著极其密切的关系，这如同一根绵延不绝的红线，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道教在历史上曾产生过一大批著名学者，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各有创新性的贡献，在历史的进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
特别是道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儒释之间在相互的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在保持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延续著共存并进的格局，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融合与发展。
“道家思想可以看为中国民族伟大的产物。
这思想自与佛教思想打交涉以后，结果做成方术及宗教方面底道教。
唐代之佛教思想，及宋代之佛儒思想，皆为中国民族思想之伟大时期，而期间道教之势力却压倒二教，这可见道家思想是国民思想底中心，大有‘仁者见之谓之仁，知之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底气概。
”⑴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极其深广的。
道教在宣导“敬道”的基础上，近而提出了“太平”的社会理想，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使“道”的精神得以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
这种对平等世界的追求不仅成为广大民众心中的憧憬，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许多文学家，从而产生了如《封神榜》、《搜神记》、《桃花源记》、《水浒传》等众多文学名著。
这些作品中反映出的对平等、安宁、和谐生活的企盼，都渗透著道教所宣导的思想观点。
道教文化的影响远远不限于小说领域，它对中国古代的诗歌、散文、戏剧同样有著深刻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包。
古代中国的文学精神、思想、观念、方法和艺术形象、意象的创造等方面，无不深深地打上了道教文化的烙印，令人赞叹。
此外，道教对中国音乐、书画、雕塑、石刻、建筑等形式及其精神，均有深远影响。
世界上其他宗教几乎全都是关心“人死之后如何”的问题，认为现实人生充满罪恶与痛苦，只能将所有的希望和追求寄托于天国，企望死后灵魂得以慰籍和安宁。
而中国的道教却独树一帜，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口号，将人的生命视作现实的存在，同时珍视这一存在，并且将这一存在当作有形、有气、有神的统一。
也正因为道教有“重人贵生”的人文思想，所以道教对于现实人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关怀，从而创立和构造了一个完整的道教养生体系。
在医药学、科学技术方面，道教文化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的关系。
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
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
其中固有怪诞不经之说，而尚能注意人与物之关系，较之佛教，实为近于常识人情之宗教。
然则道教之所以为中国自造之宗教，而与自印度所输入之佛教终有区别者，或即在此等处也。
”⑵至今我们仍然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就是道士在炼制丹药过程中发现的。
除此之外，道家和道教经典以不同的方式保存了古代许多数学与物理成果，对中国古代数学与物理有著独特的贡献。
“道教含有一种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
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的人，可以从道士的著作中找到许多资料。
”⑶道教是一个十分重视伦理道德教化的宗教。
道教一方面以长生成仙的美好愿景来引导民众自觉地遵守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又用神灵的威力迫使民众遵守伦理道德。
双管齐下，在社会上发挥的影响和作用更大。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道教积累了大量的戒律和劝善书，包括功过格等，其中蕴含了众多对当时的社会来说合理的伦理道德思想，而且也使道教的伦理思想更为集中、更加系统化和通俗化。
这些内容不仅对道教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道教文化宣导宽容、谦让、虚怀若谷，反对自矜、自满、自伐，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文化方面的兼收并蓄的态度，犹如海纳百川，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这种文化心态的传承和弘扬，造就了中华民族宽广的文化特质，更加有利于吸收各种先进文化以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从而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经久不衰，源远流长。
二、独树“神源于道”的旗帜，展现出一个新的人生观宗教是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这种反映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宗教的认识，以对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力量的信仰与崇拜为核心，因此，宗教在现象上看是信仰问题，但在本质上还是种人生观。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对日月星辰、河海山岳和祖先甚为崇拜，视之为神灵，并对它们进行祭祀和祈祷，逐渐形成了一个神灵、天地、人鬼的神灵系统。
古代殷人认为，卜筮可以决疑惑、断吉凶；巫师可以交通鬼神，依仗巫术可以为人祈福禳灾。
神仙信仰的传说故事在民间早已广泛流传。
这种心理在许多古籍中也得以充分反映。
《庄子》中就有“真人”、“神人”之称谓。
《庄子·逍遥游》中曾生动地描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列子·汤问》则称“仙圣之种”所居住的地方叫“归墟”，有“瀛州”、“蓬莱”等五座仙山，“山之中间相距七万里”，庭台楼阁都是金玉做的，到处生长著珍奇的树木，吃了花果就能“长生不老”。
《诗经·豳风·七月》中有“万寿无疆”之说。
《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了“不死民”，并描绘为“其为人黑色，寿不死” 等等。
这些先民们原始宗教遗留下来的思想观念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口传身授，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并以“俱事鬼神”的民间习俗固化在人们的心灵和生活之中。
东汉末期，由于朝政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人民苦不堪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
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
（东汉·王粲《七哀诗》）正是当时那个悲惨社会的真实写照。
穷苦百姓急切需要一种精神的寄托和慰籍。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张道陵顺应天时地利与民心创立了道教。
他以《道德经》为道经之首，并将老子塑造成天本体与人本体的合一，既有神的特质，又是普遍百姓能效法实践的楷模。
他鲜明地突显“道”的至上权威：“天地广大，常法道以生，况人可不敬道乎”
（第25章注）“道者，天下万事之本也。
”（第14章注）为了说服民众，弘化道法，广开道心，他还形象地进行了描绘：“一者道也”，“一散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
（第10章注）这种“神源于道”的道神一元论思想，不仅对以往民间鬼神信仰的提高升华，有著重大的文化意义，而且对以后的道教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
近2000年来，道教虽然出现了各种派别，在修行及方术各有所执，但对“道神”的崇拜却是一脉相传，始终一致的。
《道德经》其书，主旨是阐发“道”与“德”所包涵的哲学思想。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本原和自然发展规律，“德”是“道”在万事万物发展规律中的作用和体现。
因此，《道德经》原是老子关于宇宙观、社会政治思想、为人的修养原则的哲学著作。
张道陵在《老子想尔注》中为将哲学理论演化成宗教教义，便将“道”解释成为宇宙和人世间的主宰，是具有人格化的至尊之神。
对《道德经》中“载营魄抱一能无离”句注释说：“神成气来，载形人身，欲全此功无离一。
”“一者道也，……一在天地外，入在天地间，……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或言虚无，或言自然，或言无名，皆同一耳。
”（第10章注）这样，老子便成为道的化身，超世的神，为其成为道教的宗神，找到了神学论证的理论根据。
张道陵宣导长生得仙寿，但修行的路，仍然还是沿著道家清静自然的情操为依归的。
如对《道德经》中“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一句的注释是：“道人当自重精神，清静为本。
”（第26章注）。
张道陵为此还强调：“自然，道也，乐清静。
希言，入清静，合自然，可久也”。
（第23章注）为了加深人们对清静的要求和作用的理解，张道陵在《老子想尔注》中进行了一段概括式的论述：“求生之人，与不谢，夺不恨，不随俗转移，真思志道，学知清静。
……然后清静能睹众征，内自清明，不欲于俗。
清静大要，道微所乐，……常清静为务，晨暮露上下，人身气亦布至，师设晨暮清静为大要，故虽天地有失，为人为诚，辄能自反，还归道素，人德不及”。
（第15章注）这些思想，随著道教的广泛传播，潜移默化地渗透进行民众的生活方式之中。
张道陵在《老子想尔注》一书中，竭力引导人们把长生仙寿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从而变道家的养生论为道教的长生成仙说。
一是强调遵道而行。
张道陵指出：“欲求仙寿、天福，要在通道，守诫守信，不为贰过。
”（第24章注）又说：“悉如通道，皆仙寿矣。
”（第30章注）二是提倡结精自守。
他强调：“道教人结精成神”；（第9章注）“积精成神”，神成仙寿，以此为身宝矣。
”（第13章注）“所以精者，道之别气也，人人身中为根本。
”（第21章注）三是主张淡泊名利。
张道陵对现实社会中的追求名利行为深恶痛绝，他指出：“俗人于世间自有财宝功名，仙士于俗如顽鄙也。
”（第20章注）这种淡泊名利的主张，不仅丰富了道教养生说，同时也为把道教的人生观同世俗的人生观区分开来奠定了基础。
张道陵在“神源于道”的旗帜下，把道家的哲学理论转变为道教长生成仙教义的论证；把道家的脱俗情操转化为道教心灵解脱的人生追求；把道家的养生理论发挥成炼神养形的道术。
这一史无前例的创新举措，不仅完成了神仙方术与道家哲学的有机结合，而且也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生观和方法论，从而构建起神与道相通的桥梁，使人们在信奉神灵的同时与道相通，进而体悟道的真谛。
更为可贵的是让道教这个新生事物一跃成为与儒家、佛教相并立的民族宗教，从此与儒释一起投身于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
三、宣导“唯道是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一般是指人们的物质资料消费方式、精神生活方式以及闲暇生活方式等内容。
它通常反映一个人的情趣、爱好和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张道陵不仅提出了得道成仙的人生理想，而且阐述了以此理想为指导的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唯道是从”。
他在《老子想尔注》中指出，学道之士“但归志于道，唯愿长生，如天下谷水之欲东流归海也。
”（第28章注）张道陵把现实生活中那些仅仅以个人功利作为人生最大目标的人统称为“俗人”，并明确强调：“死是人之所畏，仙、王、士与俗人，同知畏死乐生。
”（第20章注）“能法道，故能自生而长久也。
求长生者，不劳精思求财以养身，不以无功劫君取禄以荣身，不食五味以恣。
衣獘求财利，不与俗争，即为后其身也，而自此得获福，在俗人先。
”（第7章注）以此来说明学道之士不追求财富利益，不贪图荣华富贵，不追求美食华服，因为这些身外之物都是俗人之所好尚，非求道的人之所好。
“道人求生，不贪荣名。
”（第32章注）只有一心一意专心修身求道，才能得到仙寿获福。
怎样才能成仙呢
张道陵指出，首先要通道、行道，长期修持。
知行问题是中国古人经常研讨的命题。
《尚书·说命中》就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说法。
在人生实践中，许多道理大家都能明白，但到实践中，就难以做到做好。
即使是做到做好了，坚持下去就非常地不容易。
对此，张道陵强调“积善立功”的重要性。
从小事做起，从自己身边的善事做起，一生坚持，志操坚强。
“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
”（第14章注）其次要奉守道诫。
张道陵十分重视道诫，这在《老子想尔注》中多有表述。
如“人欲举动，勿违道诫。
”（第8章注）“心欲为恶，挫还之；怒欲发，宽解之；勿使五藏忿怒也。
自威以道诫，自劝以长生，于此致当。
”（第4章注）“行善，道随之。
”（第29章注）总之，张道陵宣导的人生理想追求的是“积善成功，积精成神，”要实现这种理想，人生不在于形式、方法，关键在于能否坚持善行。
他用水堤作比喻，“精，并喻像池水，身为池堤封，善行为水源。
若斯三备，池乃金坚。
心不专善，无堤封，水必去。
”（第21章注）张道陵创立的道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其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因此而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相信通过积善行道的修行，现实中的人可以直接尸解成仙，不需等到死后才灵魂超度；它注重的是现世人生幸福，主张人的生命要生活得适意、洒脱、超凡脱俗，高雅飘逸。
这种思想向度，适应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需求，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直接而深广的影响。
“正因为道教的理想是要实现一个公平、和平的境地，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主张向邪魔妖鬼等恶势力作斗争；正因为道教幻想形体长生不死而成仙，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与自然作斗争，争取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久视。
”⑷正因如此，这个扎根于中华大地中的本土宗教才会如此深获民心。
随著岁月的流动，道教中许多宗教活动逐渐地转化为民间习俗，代代相传，渗透入每个中国人的心理岩层，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特征。
同时，道教也成为无数文人墨客的精神栖息地，成为其一生的追求。
“常学仙经，博涉道记”（王勃《游山庙序》）；“请斋三千日，裂帛写道经”（李白《游泰山》六首）等等。
道教文化启动了无数文人雅士的艺术想像，创作出许许多多的名篇佳作，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
可见张道陵创立的道教以及随著历史延续而不断发展的道教文化，为人们开辟了一种迥异于世俗之人的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紧紧围绕修道成仙的价值目标，摒弃一切不合修道要志的世情俗态，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无论人生顺境逆境，志操坚强，始终如一地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
千百年来，无数的求道之人按此方式，在生活中修道，在修道中生活，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四、以敬道守诫为本，传播和弘扬道家思想“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通过教育得以实现的。
教育人类学家认为，教育是文化的生命机制，正是在教育的作用下，文化才得以产生、保存和积淀，得以弘扬、创造和发展。
可以说，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力。
”⑸在汉语中，“宗教”本不为一联缀词，如《说文解字》：“宗者，尊祖庙也，以宀从示。
”而“教”指教育、育化、上施下效，侧重在对神道的信仰。
张道陵立教伊始，即奉老子为道祖，以《道德经》作为教化通道民众的根本经典。
并把它规定为通道民众必须习诵的功课。
为帮助通道民众理解《道德经》，他亲自撰写《老子道德经想尔注》，并逐章逐句地进行注释。
为了统一通道民众的思想认识，他提出了“道诫”的概念，以形象的话语对抽象的“道”进行诠释，让人们普遍信守实行。
张道陵将道教的尊神首次命名为“太上老君”，明确太上老君即是“一”、即是“道”，乃一气所化，以表明自己思想理论与《道德经》的一致性，统一性。
“‘太上老君’概念的提出，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它不只神化老子其人，也神化《老子》其书，树立道教的无上权威，对巩固道教的思想和组织，起著不可代替的作用。
从此，道教同其他宗教相区别，有了无可争议的权威标志。
”⑹为了巩固教团组织，扩大教化效果，张道陵将深受道教影响地区，划分为二十四个传教中心，并以此向四面八方扩展，这就是史称的“二十四治”。
并在信道民众中挑选信仰坚定并能讲授《道德经》的信士为“祭酒”，负责主持治教区的各项教务工作。
并且要求信道民众每年在一定的时候会集治所，听取祭酒训导检查有无违反禁令的行为，聆听教区科律，用道家思想教化道人，引导他们按照道教的基本宗旨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从而坚持道德礼仪的操守。
并“三宣五令，令民知法”。
“会竞民还家，当以所闻所禁威仪敕大小，务共奉行。
如此，道化宣流，家国太平。
”⑺张道陵在建教实践中还把道德行为的善恶与生命问题的终极解决联结在一起，以增强人们为善去恶的自觉性和传播道家思想的责任感。
他在《老子想尔注》中指出“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
”（第20章注）“俗人不能积善行，死便真死，属地官去也。
”（第16章注）而“通道行善，无恶迹”的人，则能“避世托死过太阴中，复生去为不亡。
”（第33章注）“行善，道随之；行恶，害随之。
”（第29章注）这种极具威慑力的教化方法不仅大大促进了道教在民间的扩展势头，而且也将道家的思想渗透于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等诸方面，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同时对维护中国古代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从张道陵创立道教时起，道教中人一直奉《道德经》为圣典。
历代道教徒学道修真、济世度人，莫不潜心研习、领悟《道德经》的主旨，阐述和注释过道家思想的许多宝贵著作，这些文化成果都集中在道教典籍的丛书《道藏》之中。
“自魏晋玄学之后，道家再未形成独立的学术思潮，亦未出现纯粹道家式的思想大家。
……唯一从理论上直接继承和发扬道家之学的，是道教中的清修高道。
如成玄英提出的‘重玄之道’，司马承祯著《坐忘论》，陈抟传《太极图》，张伯端著《悟真篇》，皆以老庄思想为主体，吸收佛学、《周易》，而对道家和道教哲学同时有创造性的发挥。
全真道大师王重阳、丘长春、马丹阳、郝太古等，都主张会通儒、佛、道三家之学而致力于内养。
他们不仅是道教的功臣，也是道家的功臣。
”⑻因此，可以说，老子及其学说之所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道家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与道教对它的继承和发展分不开的，而这一尊崇《道德经》、阐扬《道德经》思想的传统，即是由道教的创建人张道陵开启的。
如果没有道教的继承和发展，那末，在上千年由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状态下，老子及其学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将是难以想像的。
五、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摄，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受中华传统文化沃土所孕育。
张道陵在四川创立道教之初，吸收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要素，从而使道教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道教文化的演进从此别开生面。
“早期道教创立于西南地区，汲取了西南少数民族巫术的营养。
由于早期道教创立、活动于民间，就不能不受到民间巫风的影响，这是早期道教与西南少数民族结合的地缘文化因素。
西南少数民族巫术文化中的祀神仪式，法器仪仗，符籙偈咒，禹步手诀等作法方式，均为早期道教所承袭。
在《道藏》的科仪法术经书中，不难睹见巫术文化的内容。
”⑼与此同时，“道教史上历代宗师以济世度人、弘扬大道的道家精神，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道活动，使道教的神仙信仰与祭祀活动，为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所吸纳。
道教融入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之中，由此形成道教化的瑶族道教、壮族师公教、彝族西波教。
这种民族化、本土化的道教分衍形态，即适应了各民族的民情风俗，又符合各民族崇拜祖先的价值观，因而能够绵远传承、沿袭不替。
……道教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经过整合、创新，衍生出地方化、民族化的少数民族道教。
它与正统道教既有联系，又有明确的区别。
这为原始宗教与神学宗教相互融摄，为人类学、民族学的文化传播理论，都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例证。
”⑽道教对少数民族文化所产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远远超过了儒家文化。
“直到元初，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还‘不知尊孔’。
如民国凌锡华所著的《连山县志》卷五‘瑶俗’载：‘儿之聪颖者，不与读儒书，性从瑶道士学，’就反映了这一史实。
”⑾“道教创立后，不少少数民族先后信仰道教。
据统计至今在55个少数民族6千余万人口中，仍有20余个民族约1千万人信仰道教。
例如：阿昌族，至今在家里供奉财神和灶君的十分普遍，阿昌族群众聚居的城镇建有玉皇庙、城隍庙、关帝庙。
白族，主要信奉道教星辰之神‘六十甲子’、‘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京族，主要信奉道教正一派，道士父子传承，不住宫观。
毛南族，信仰一种道教与本民族原始崇拜相融合的宗教，自称道教‘梅山派’。
土族，主要信仰道教的‘真武大帝’和‘女神九天玄女’，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举行盛大庙会，进行祈福消灾和祭奠神灵的活动。
壮族，与本民族原始崇拜结合在一起，但尊奉‘太上老君’为最高神，同时供奉玉皇大帝、三清、真武大帝、九天玄女等道教神明。
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群众在信仰伊斯兰教之前，也曾一度信仰过道教。
”⑿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佛教文书中有大量“急急如律令”的道教术语，可见其影响之深。
道教对拓跋、女真和蒙古等贵族也产生过较大影响，这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内在动力。
总之，从张道陵创立道教起，道教就与少数民族文化建立起天然而有机联系。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摄、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道教文化和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道教以自身特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发挥精神文化纽带的作用，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张道陵在东汉末期创立道教以来，道教便与中华民族的兴衰紧密相连，并随著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变更和文化潮流的演进而不断发展。
时至今日，道教文化仍然对全世界的所有华夏子孙产生著重要的凝聚作用。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把张道陵——这位为中华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杰出历史人物，放置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下重新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讨，并给予客观和准确的评价，不仅是我们的历史责任，而且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学课究竟应该怎么上
我有在用青书学堂啊，它是个app，我因为高中没毕业，当时觉得没毕业就没毕业呗，可是工作了3年，觉得很没有前途，就准备成人高考，想提升一下自己的学历，所以我就下了这个app，平时要上班，空闲时间不是很多，就在这个app上视频学习啊，背单词啊，做题目什么的，很方便，而且很有效，反正就省掉了很多繁琐的过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