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乡人大代表候选人考察主持词
广义的普通话至少也有3000年的历史了,狭义的普通话也至少有300年(1728年雍正王朝以北作为官话)的历史了。
普通话的历史根据研究和史料来看普通话的由来最早要追溯到汉民同语的产生,但这只是普通话形成的一个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的汉民族共同语才叫普通话,同时也是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通用语。
中华民族共同语是中华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标志之一。
(一)中华民族共同语1. 雅言汉语自古以来有方言,同时也有共同语。
汉民族共同语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时期就产生了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
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时候孔夫子时代管共同语叫雅言。
孔夫子的出生地用现在的地理方就是山东人。
孔夫子有三千多徒弟来自当时的各地,古代也有方言,各学生都讲自己的方言,孔夫子讲课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来自各地的学生都听得明白呢?因为当时有共同语叫雅言,所以孔夫子在讲学的时候用雅言,这样交际没有什么障碍。
这种叫做“雅言”的共同语言便是普通话的由来源头。
普通话的历史
普通话是针对规范化来说的。
普通话同时又是中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
它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方言为基础音的语言。
之所以这样,主要由以下原因: 一、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主要是考虑到新中国定都北京,而北京地区的人都说普通话,况且其作为官话有一定的推广历史和基础,北方的汉族人虽然有自己方言,但是也能说少许普通话,因此为了稳定大局,新中国顺势就沿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
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字,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苏对抗,为了避免国外敌对势力的联合绞杀,新中国迫切需要一种共同语来实现不同地区的新中国国民的沟通与交流,以举全国之力对抗外敌,而普通话有清代满族人两百多年的推广历史和基础,因此继续沿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
历史沿革 商代 据记载当时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所需,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们都已经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愿。
隋代 最早能够找到的官方推广共同语政策在隋代。
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
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地区长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汉族习俗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心想恢复汉族礼乐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复汉族文化的举措,其中包括命陆法言等编著《切韵》,审定比较经典、纯正的汉语。
唐代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
事实上,根据中古音韵所拟的唐诗读音,便与今日的粤语极为相近,指粤语为唐代正音并不为过。
——参见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之附录《唐诗拟音举例》,中华书局,1956。
宋代 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
而在北宋亡国后,南宋时代的刘渊又基于《广韵》著《平水韵》。
元代 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
元代朝廷规定学校教学要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的天下通语。
元代盛行杂剧和散曲,这是两种接近口头语言的新的文学形式。
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
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归纳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北京话,因此,大都话成为近代普通话开始形成的最原始基础。
明代 元代将近百年的统治使得传统的汉人的礼乐风俗、语言文化发生巨大变化。
明代以后,由于语音演变的原因使中国北方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元代所编的《蒙古字韵》仅存十五韵,失去了传统汉语的特点;所以当时的语音距离唐宋的二百零六音韵体系甚远,而更接近现在的北方话和普通话。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第八年,命乐韶凤、宋濂参考典籍中的《中原音韵》和中原雅音,编著《洪武正韵》作为官方韵书。
《明史·乐韶凤传》记载:“八年,帝以旧韵出江左,多失正,命与廷臣参考中原雅音正之,书成,名《洪武正韵》”。
《洪武正韵》所平、去、入分部与《中原音韵》相类似,不过它对入声的处理则有所不同。
对于此书这种保留入声韵和全浊声母,音韵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张世录、王力等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是因为此书的编者不敢完全推翻历来极为通行的旧韵书。
二是因为编者绝大多数是南方人,若不是精通音韵且熟习中原之音,就难免受方言影响。
同时元代的《中原音韵》是否有入声和全浊声母存在争议。
清代 清朝入主中原,汉人仍说汉语,部分汉官操明代官话,所以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满汉双语制。
清代北京话分文读、白读两种,文读是旧的标准音,接近《洪武正韵》,读书人多用,但到了清后期,基本失传,只剩下了白读。
清中期,随着对汉臣的倚重,且为提高办公效率,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
1728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推广标准音。
到清中后期,北方的大多数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等)都和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新官话靠拢,其影响已经超过基于《洪武正韵》的南京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流通最广的语言。
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
国语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代一本书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
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
1909年清政府把官话称为国语。
1911年清朝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取代原来明代官话(《洪武正韵》)的地位,并且加大力度推广。
民国 辛亥革命之后,国语这个词得到当时北洋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称呼。
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因此,民国初期出现两场关于国语的争论。
1912年12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任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8条。
规定读音统一会的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
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
当时来自北方直隶省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发明人)对于会员构成非常不满,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来自无锡的就有5人。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会议实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个会员一票。
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来自江苏的汪荣宝声称,“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
”王照反问:“此语做何解释
”汪不语,王照接着质问:“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
”北方会员坚决要求每省一票,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退出会议。
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长董鸿炜推动下,终于通过了一省一票制度。
这个一省一票的制度是解读会议结果的关键。
该会从清代李光地的《音韵阐微》中选出一批比较常用的汉字,对每个字都用每省一个表决权、多数票决定的办法,在1913年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读音,又对”俚俗通行”的汉字和化学新字、度量衡译音字等600多个,同样审定了读音。
这样审定的汉字读音用当时新制定的注音字母注音,称为“国音”。
国音统一会议终于在5月22日闭幕,由于会议期间争吵激烈,会议的议长吴敬恒在4月22日辞职,接任的王照也在5月7日后请了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
当时对于浊音和入声尤为激烈,江苏代表汪荣宝夸张地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
”同样是江苏的代表、会议议长吴敬恒也语出惊人:“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
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
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一省一票原则的多数票决定“国音”。
整体来说,最后的结果还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主要参考南京语音),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
这次会议审定的汉字读音被后人称之为“老国音”。
并从1918年开始推行。
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
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何以故
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紧随其后,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
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
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
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统一汉字语音,以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
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
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
国音是主要“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
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
两派争吵非常厉害。
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
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蘇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後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
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後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
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读书音。
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
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
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
胡适说“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
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
所以必需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
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剧本。
…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国语,就是将来的标准国语。
这就是说:我们下手的方法,只有用全力用白话创造文学。
白话文学的真美被社会公认之时,标准化的国语自然成立了。
”《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
”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志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
到了五四运动以后,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髙潮掀起,北京教育部也竭力提倡国语,白话语体彻底占领了小学教育的阵地。
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
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
1928年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
7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等六人为起草委员,逐字审改《国音字典》,正式采用北平地方音编成《国音常用字汇》取代《国音字典》。
后来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
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进行国语的全面普及和推广教育工作。
1932年之後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
1937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国语辞典》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出版。
新中国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
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
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
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
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
”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
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力主将小学“国语”科改称“语文”。
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
”“讲解用的语言,仍用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不用方言土语。
”《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再次强调:“教给儿童的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
这种语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是小学语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一是词的声音。
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话的语音进行教学;在方言区域须特别注意正音工作。
”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新中国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5年1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
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补充了对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
“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
“普通话”中的“普通”二字有“普遍”和“共通”的含义。
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中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
1990年国家语委明确以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市作为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
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
1991年派出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的一些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两省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提出建议。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
2014年9月21日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与河北省政府共同举办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重点活动在河北省滦平县举行。
2014年是国务院确定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7周年。
李卫红说:“17年来,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全国有70%以上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中华民族几千年书同字、语同音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 普通话是以北京话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与会专家认为,推广普通话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而是为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
1979年画了一个圈指哪几个地方
“画了一个圈”是指:划出四个特区 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
我要写一篇演讲稿,关于热爱学校的,XXX,我人生的加油站
怎样构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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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托了
你看看,自己调整下,能不能给你作参考:三次结缘:华东师大是我事业和人生历程的加油站——记上海市七宝中学校长仇忠海校友“七宝中学能够创出自己的特色,源于理念的更新和实践的创新,而这个源泉又来自于华东师大。
母校的帮助和支持始终是我事业和人生历程的加油站;我从心底里感激华东师大。
”——仇忠海一提到仇忠海,大家总是会想到七宝中学。
当1994年的七宝中学处于低谷时,正是仇忠海临危受命,在短短的几年中带领七宝中学走出困境,创造了一个个“七宝奇迹”。
无论是仇老师提出的“全面发展、人文见长”的教育理念,还是开展中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教育思想和学校管理实践,都已为教育界所熟识。
在采访仇老师之前,我脑海里一直在思考:作为华东师大的校友,是否可以从校友这一特殊的身份作为切入点去了解他独特的一面呢
国庆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当我走进七宝中学校长办公室是,正值仇老师与学校领导班子的几位成员在讨论学校的一些事务,我便在边上等了一会,而这等待的时间也给了我聆听、观察和体验他如何管理学校的绝好机会,也深刻感受到他在那种快节奏工作状态下的应对自如和游刃有余。
谈及与华东师大的缘分,仇忠海用“三次结缘、事业和人生历程的加油站”来概括。
从1976年10月插队结束踏进师大校门参加教师培训的那一刻起,他便与师大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在1996年、2000年,身为七宝中学校长的他又先后两次来到校长培训中心学习。
与华东师大的三次结缘造就了仇老师不一般的事业和人生历程。
初进师大:人生的转折点仇老师是七宝中学68级的高中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读完高一之后就到了吴泾塘湾插队,这一插队就是八年。
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当年10月他获得了难得的进入华东师大师资培训的机会。
“华东师大,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当我踏进校门时,花园似的校园就让我沉醉不已。
在师大为期一年的培训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由农民变成了教师。
”“在农村插队的8年锻炼了我的意志,农民们的纯朴感染了我;这使我懂得了感恩,为我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更体会到了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
”在短短一年的物理学科培训期间,他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的啃书,在教室里听过李政道的报告,还参加了许多学校的大活动,学到了知识,拓宽了视野;而让他更难以忘怀的是在师大遇到了很多好老师,从老师身上体会到了什么是敬业精神、什么是关爱学生以及如何去关爱学生。
1977年10月,仇忠海回到塘湾中学当物理老师。
当时师资紧缺,他一回来就被安排教高三学生。
由于高中才上了一年,而在师大培训的主要课程是大学物理,很多高中教材的内容自己都没学过,那他就边教边学。
那时候只有简要的考试大纲,没有高考参考书,老师们也不是很清楚高考考什么内容,也没有专门人员研究高考,而当时仇老师手头上也只有三套书——物理教学丛书、重点中学物理教材和物理辅导资料,他便靠着自己边看书边做习题汇总成一张张练习卷。
“当时真的很苦,常常是做卷子做到凌晨2点,然后第二天在课堂上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告诉学生。
那时候我是住在学校的,和学生都生活在一起,完全沉浸在工作中,有时候兴奋了,早上六点多就到学生宿舍跟学生交流。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大年初三我就到学校准备备课了,那时我也真正享受到了为人师者的快乐。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第二年的高考中,仇老师所带的班级里的12个学生有8个考进了大学,其中最好的学生厥波物理考了97分(总分100分),进了交通大学,现在是市南供电局局长。
“农村中学能有这么好的成绩着实让很多人刮目相看,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我也从中获得了更多的自信。
”正是凭着这股自信,仇老师总能在教学和学校管理上找到合适的独特做法,并取得不俗的业绩。
1984年10月,他被任命为塘湾中学校长,并在较短时间内将这一薄弱农村中学带上区域品牌学校行列;1988年,他被调任友爱实验中学校长,再次在较短时间内将学校转变成为上海县办学成绩突出的初级中学。
再进师大:教育理念的全新拓展1994年9月,仇忠海被调至闵行区内唯一的一所市重点中学——七宝中学,而此时的七宝中学正处于低谷,仇忠海可谓是临危受命。
如何带领七宝中学走出低谷、再度崛起,进而成为上海市重点中学的品牌学校之一,这是他苦苦思索的。
这时,他也接到了华东师大中学校长培训中心第九期的培训通知书;但如果参加培训,就要脱产近三个月,而自己刚到七宝中学担任校长,学校发展又面临着困境。
纵然觉得能到校长中心培训是很好的机会,但学校更需要自己;权衡之下,仇老师毅然选择了暂时放弃这次机会。
然而,在做出决定的那一刻,他已经暗下决心——要带领七宝中学尽快走出困境,要尽快再次跨进华东师大的大门。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在仇忠海的带领下,经过七宝中学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1996年,学校获得了很大的改观。
在这两年里,在寻求学校走出困境的过程中,他看了很多教育和管理类的书籍,也考察了很多学校,获益颇多;同时,他也更加深刻的意识到,如果有机会系统学习教育和学校管理知识,他的管理水平和办学理念定会更上一层楼。
机会总是青睐有所准备的人。
1996年9月,他走进了华东师大校长培训中心,成为了12期学员中的一员。
在课堂上,袁振国、陈玉琨、戚业国、夏忠益、霍益萍等老师在课堂上讲解的内容把他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教育世界,而仇老师的可贵之处便在于将这些全新的教育理念消化后迅速贯穿于实践之中。
12月,刚接受完培训的他回到七宝中学后,迫不急待的把他所学到的东西与学校的老师共同分享。
经学校师生一番“头脑风暴式”的讨论,七宝中学确定了“全面发展、人文见长”的教育理念。
从此,学校高举起“人文教育”旗帜,以人文的方式构建学校课程、推行学校管理、建设学校文化,以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和较高文化品味的学生。
1998年秋季,作为校长培训班的优秀学员,仇老师参加了华东师大教育部校长培训中心举办的第二期高级研修班,与来自东北育才中学、辽宁省实验中学等11所全国知名高中的11位校长在宋永刚(现教育部师范司副司长)、陈玉琨和霍益萍等老师的带领下赴德国和法国进行考察,在14天的行程里访问了21所中学。
虽然行程很紧、很辛苦,但是这些学校对学生能力培养的方式给了仇老师颇多触动。
在采访过程中,仇老师谈到了一个细节:“在法国一所高中访问时,因为是周三,全校安排的是活动课,校长抱歉的说不能安排我们正常的听课了,但如果我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进入任何一个教室观摩活动课。
于是,我就进入了一个班级。
该班级正在开展以‘世界上孩子的营养状况’为主题的活动,学生都是在活动课之前的几周就分成7个小组,带着做课题、做研究的意识搜集了很多资料,还有实地调查,然后做成ppt在活动课上演示,其中有的观点和数据时不时引来其他同学的驳斥和争论,整个活动非常生动活泼,学生的积极性也很高。
这堂课对我的影响很大,我震惊于这样的活动形式,震惊于学生能力培养的方式。
当时一直困扰我的如何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研究意识在这里找到了答案。
”回国后,仇老师与校长培训中心的霍益萍、戚业国、张人红等老师一起设计研究性课程大纲,并于99年底基本完成。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华东师大等相关专家的指导下,七宝中学在每个星期五天正常教学时间中拿出一个完整的半天,逐步建设了以“文艺与人生”、“人与自然”、“上海的今天与明天”和“人与社会”等为主题的学校研究型活动课程系列,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社会,向实践学习,在实践中培养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开放性主题活动课程”被教育部领导称之谓“研究性学习最有推广价值的模式之一”,成为国内研究性学习的四大模式之一。
三进师大:办学理念进一步更新2000年6月,仇老师与华东师大第三次结缘。
他参加了教育部首届全国骨干校长研修班(共4期),随后又参加了教育部首届全国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从4期中选出28位校长参加高级研修班,相当于博士生层次的培养)。
华东师大要求参加研修班的每位学员在结业时要有自己的学术成果,仇老师决定以七宝中学的实践为基础,以“人文·德育” 为主题开展研究,在与老师和学员的交流中受益匪浅。
在交流和学习过程中,仇老师的办学理念也进一步更新:学校的发展要重视内涵,要重视教师培训和校园文化建设,要淡化宣传、发展内涵、不断创新。
七宝中学从具有可操作性的创建校园文化节日做起。
读书节、感恩节、狂欢节等8大校园节日不仅丰富了全校师生的校园生活,也成为校园文化建设和开展德育的重要阵地,构建了富有人文教育特色的学校德育体系,形成了“将道德融入文化浓场,将德育置于人文沃土”的学校教育模式,为探索如何形成学校、家庭与社会和谐统一的大德育环境,如何运用人文教育提高中学德育的实效性走出了一条新路。
学校的《实践人文教育、提高德育实效》被中央教科所评为全国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学校同时也被授予中国教育特色项目学校。
我到七宝中学采访的那天,一进门我的视线就被第四届读书节的海报栏吸引了。
该届读书节的主题为“读书——让梦想插上翅膀”,引言部分为仇老师的致辞,其中说到:“你们正值‘书生意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春年华,应该有激情、有梦想、有追求。
如美国著名诗人兰斯顿·休斯在一首诗歌中写的:‘牢牢抓住梦想\\\/如果梦想破灭\\\/生活就像折翅的小鸟\\\/不能展翅飞翔
’”而真正带领学生插上翅膀的是推荐的书目,如林语堂的《中国人》、周国平的《守望的距离》、周作人的《艺术与生活》、伏尼契的《牛虻》、拿破仑的《成功之路》(美)、覃彪喜《读大学究竟读什么
》、江明武的《周恩来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毕生事业》、陈善广主编的《中国航天员风采》、陈文谦的《英语成语背后的故事》、韩寒的《就这么漂来漂去》、培根的《读书的情趣与艺术》、《中华传统美德格言》、《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等。
通过这些书目不难想象出读书节带给学生的影响,它不仅能引导学生博览群书,培养学生“爱读书、读好书”的良好习惯,还能让学生在阅读中放飞理想、感悟历史、体验社会、了解科学、拓展思维、憧憬未来。
正如一位七宝中学高二年级学生所说:“读书节上推荐的书目看似与我们的高考科目没有直接关系,但通过阅读我了解了更丰富的世界,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很难获得的东西。
我现在正在读《读大学究竟读什么》,这让我更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周恩来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毕生事业》使我懂得了人生和事业都需要自己不懈的努力。
”这位学生的感触正是开展读书节活动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也是学校德育成效的体现。
学校管理的三要素:共同的理念、制度和领导班子对于仇老师的学校管理,可以从共同的理念、制度和领导班子这三个要素加以阐释。
共同的理念是学校发展的灵魂。
一位学生家长在毕业典礼上说他记得仇老师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以同样的分数考进同一所大学,那么七宝中学的学生综合素质一定比其它学校的更优秀。
”这样的自信来自哪里
大家可能惊叹于七宝中学创造的一个个奇迹,其动力来自哪里
当我们走进七宝中学、走进仇老师,不难发现,其最终的动力在于“全面发展、人文见长”这一理念,它是七宝中学发展的灵魂所在。
各类学生成才是学校的目标,要关心每一个学生,着眼于学生未来的发展;老师们要时刻以“好老师”的标准要求自己;学校高举起“人文教育”旗帜,构建学校课程、推行学校管理、建设学校文化、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和较高文化品味的学生等;这些无不体现了这一共同理念。
制度是保证学校有序、高效运作的机制保证。
自1996年办学思想确立、常规管理制度建设完善和第一个学校发展规划制订始,七宝中学就致力于将多年有效的办学经验沉淀、积累、提升,将这些好的做法程序化、操作化、规范化、制度化,不断丰富了学校办学实践,进一步丰满了“人文见长”的办学思想。
现在,七宝中学已完成“中长期发展规划”、“学校典章”、“形象设计”和“民主管理制度”等现代学校核心制度的制订工作,并在2005年正式出版了《七宝中学现代学校核心制度建设》,为国家教育“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理论与实践作出了新的贡献。
团结有力的领导班子是学校发展的推动者。
仇老师说,学校管理是一门艺术,而领导班子的团结程度和素质是提高学校管理水平的关键。
他在与文莱中学(七宝教育集团所属中学之一)的一位负责人谈话时说到:“作为领导,必须要具备一些基本的素质,如不要浮躁,要心胸开阔、学会宽容。
校长要引导领导班子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这是产生团队力量的前提。
对于一些新的做法一定要让师生理解它们的意义所在,还要让老师做力所能及的事,不能超越他们的水平。
我在塘湾中学和友爱中学都做过校长,后来又到七宝中学,深刻体会到老师的素质和水平是不一样的。
”领导班子要学会换位思考,要从师生的角度思考,关心、体贴、爱护广大教职工和学生,积极创设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使每一位教师都能够发挥才智,实现自身价值;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发挥自己的潜能,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
仇老师的领导风格和管理的游刃有余无不印证了这一切。
在七宝中学这个教育的大实验场上,“全面发展、人文见长”、学生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些新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实现了完美结合,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让人感叹不已。
但仇忠海老师自己对此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七宝中学能够创出自己的特色,源于理念的更新和实践的创新,而这个源泉又来自于华东师大;我也对这几年的努力颇感欣慰,我可以自豪的说自己没有辜负母校的厚望。
我从心底里感激华东师大,感谢我的导师陈玉琨,感谢校长培训中心的其他老师,师大的帮助和支持始终是我事业和人生历程的加油站。
”采访即将结束时,作为华东师大教师教育特聘教授的仇老师还谈到了华东师大师范生培养的“4+1+2”模式,他认为这是提升高校学生培养层次的有益探索,他也相信这一培养模式的实施将使华东师大教师教育特色得以进一步的推进。
仇忠海校友简介:仇忠海,男,1949年3月生,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在华东师大物理学科师资培训班进修,1996年至1998年于华东师大校长培训中心进修,2000年6月于华东师大参加教育部首届全国骨干校长研修班及教育部首届全国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现任七宝中学校长、党委书记,上海市特级校长、中学特级教师,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特聘教授,教育部校长培训中心兼职教授,上海市高评委学科评审组专家,上海市重点中学校长联谊会副会长,市十二、十三届人大代表,十二届人大主席团成员,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劳模。
自1994年以来,获得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十佳“我心目中的好校长”等区级以上各级各类荣誉称号(证书)60多项;2008年教师节前夕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第二届“上海市教育功臣”的光荣称号。
著有《研究性学习模式探索——开放性主题活动课程的理论与实践》、《人文·德育——将德育根植于人文沃土》、《感恩教育——上海市七宝中学的实践活动》、《星期五:一生回味》、《教育教学故事》、《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学教育教学案例》、《中学管理实务》和《七宝中学学校核心制度建设》等;先后主持六项上海市级规划课题和一项全国规划课题,其中《实践人文教育、提高德育实效》被中央教科所评为全国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其余分获上海市一等奖和二等奖。
召开支村两委会的讲话稿怎么写
村两委班子成员会议讲话稿尊敬的镇党委x书记、x镇长、组织科x科长、各位同志:大家好
我没有什么准备,随便说说,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请大家谅解。
一、下面我先作个自我介绍:我叫xx,xx人,大学文化,x年x月从xx大学经济法专业毕业后到xx市人民法院工作, x年x在组建地级xx市的时候被选调到xx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至今,现在是xx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正科级审判员、四级高级法官。
二、下面我把这次到村任职的过程介绍一下:2012年8月22日中共xx市委出台了《xx市选派第三批机关干部担任村党组织书记》的文件,我在第一时间向组织递交了报名表,经xx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讨论,决定将我作为中级法院后备干部推荐给市委,经过组织遴选考察、健康检查、确定任职等程序,9月17日xx市委组织部确定包括我在内的98名市、区两级机关干部到村任职,其中xx市直机关30名,各市区68名,副处级干部1名,正科级干部17名,科级以下干部80名,这次选派到泰兴市的xx市直机关干部5名,泰兴市选派了15名机关干部到村任职。
9月18日,xx市举行欢送大会,市委书记张雷、副书记杨锋、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何榕及市人大、市政协的相关领导及市级机关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出席了欢送大会。
xx市委要求选派干部要于9月28日前到村任职,泰兴市委组织部通知我们9月19日到泰兴市委组织部报到,钱娟部长要求选派干部在9月24日到村,昨天上午我按时到广陵镇报到,并由镇领导送任到村,昨天下午与吴书记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个别交谈,对当前农业、农村和农民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面临的困境广泛交换了意见,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一致认识,了解了我村的一些情况,对我村的整体状况有了个初步印象。
三、下面我谈谈我为什么到村任职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民朋友有着与生俱来的感情,我的很多亲戚仍生活在农村;我有在农村工作的经历,1991年4月---1992年4月在xx市x乡长x挂职锻炼,任村委会主任助理,1992年4月----1996年12月在xx法院x人民法庭工作,长期与农民群众打交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就是我们广陵镇的,到中级法院工作后也多次处理过我们广陵的案件,因此,我对农村并不陌生、对广陵并不陌生。
可以说,我现在是老兵归队,老农回乡。
二十年一个轮回,好像是有点宿命,我用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换来了从村委会主任助理到村书记的“升迁”。
不管怎么说还是进步了。
这些年来,我走遍了我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很多城市和乡村,看到了祖国各地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正是那在农村工作的一年,让我时刻关注有关农村、农业、农民方面的信息,深深了解农村的实际、农民的艰辛和农业的落后(相对于工业发展的进程和速度),虽然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些惠农政策,公粮国税全免、农村两金一费摊派的取消、粮食直补、农药化肥的补贴、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些惠农政策让农民摆脱了沉重的生活负担,但并不能让他们真正致富。
二十年过去了,农村很多方面仍未改变,停滞不前,有些方面甚至是历史的倒退,分田到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了全国80%以上人口的温饱问题,但时至今日,却制约了农业大规模生产和机械化耕作,农民仍然很苦。
小打小敲无法发展,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
农村必须集约经营,走机械化耕作的道路,让农民真正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农业必须搞高效规模种植和养殖,只有这样才是现代农业,才能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
四、下一步打算近期内我将尽己所能,发挥各方面的人脉资源,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向社会相关人士和旧朋好友介绍我村的现状,让他们对我村的实际情况和我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有主观认识和直观印象,请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快速发挥输血功能,努力改善村两委的办公环境和会议室的基本设施,也请在座的各位班子成员配合做好一些必要接待工作,发扬我村班子团结有力的优良传统,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坚守阵地,尽心尽职地干好本职工作,维护好日常工作,积极完成党委、政府交办的各项中心工作。
作为一名选派干部,我肩负着上级党委的重托,承受着包括在座各位村干部、全村68名党员和近3000村民的期盼。
我深深地知道,我非神人,没有三头六臂,有的只有一颗对农民群众火热的心,有的只有一副不能挑担的肩、一双不能提篮的手。
在下面的三个月里,我将迅速转换角色,沉下身子,和广大村民生活在一起,我将走访干部群众,深入村民,针对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的现象,白天找不到人,晚上找;平时找不到人,节假日找,多了解村情和村民的愿望,尽可能地多做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纵观全局,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村三年发展规划,同时作为我的任职目标,请在座的各位村两委班子成员、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讨论,经镇党委批准,并报泰兴市、xx市委组织部和xx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备案,作为我任职期间的考核依据。
古人云,“与人鱼不如与人渔”,说的是与其送鱼给人吃,不如教人捕鱼的本领。
我们不仅要埋头做事,更要学会抬头看路,因此我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出去拉拉赞助,满足于解决村干部的工资问题,解决我们的日常经费问题,更主要的是要围绕如何改变农村的现状、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如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如何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如何发挥村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我们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寻项目,谋发展,逐步培养我村的造血功能,让我村自我发展、自我壮大。
我们的规划制定出来以后,将逐年实施,稳步推进,逐步解决村民迫切想解决的问题,办村民单家独户办不了的事,真正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良好愿望,不求流芳百世,但求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也不枉这三年时光。
我坚信,有镇党委政府的英明领导、有镇各职能部门的正确指导、有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有在座各位的共同努力,我们xx村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以上是我两天来的随感而发,时间仓促,没有准备,不到之处,请x书记、x镇长、x科长和在座的各位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关于“环境保护”的研究性学习课题小组活动记录表如何填
1、前期准备及立项阶段2003年3~9月): 在市人大常委会黄和东副主任亲自主持下,组市人大常委会九龙江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调研组,调研组以市人大办公室、科教文卫委、城环委、研究室等委室人员为主,吸收市计委、环保局、科技局、水利局(包括水土办)、林业局、海洋与渔业局、国土资源局、改革开放办等有关部门的技术骨干参加。
经调研组3次研究,界定九龙江口的范围并拟定分组对该区域经济、环保、水资源、水土、海域、林业等六个专业子课题开展调研。
在初步调研的基础上,正式提交了项目申请报告。
于2003年9月,市科技局、财政局下发联合通知,即《关于下达漳州市二00三年第一批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漳财教〔2003〕28号),获批准立项,为社会发展项目。
2、调研阶段(2003年10月~2004年1月) 项目获批后,市人大常委会十分重视,黄和东副主任主持,及时作了研究,决定把调研组转为课题研究领导小组,并成立技术组,按下达该课题的主要内容,进一步研究细化,布置分六个子课题进一步组织对该区域进行调研;同时,也组织部分参与研究的技术人员赴甬江口、钱塘江口、长江口等地学习、考察;3次组织技术骨干赴厦大环境科学研究中心、海洋三所等科研单位请教、商研,并收集有关资料;组织赴该区域两区一市、6个开发区和北溪引水局等有关单位进行深入调查。
经认真分析、研究后初步形成两类基础材料: 第一类,分专业提交6份子课题研究报告; 第二类,形成《九龙江口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调研报告》(初稿)。
3、综合研究,编写研究报告阶段(2004年2月~4月) 在前两类调研报告的基础上,以技术组为主,对已收集和调查的资料进行综合研究,撰写项目研究报告,并3次发出讨论稿请领导小组成员、参与单位和人员进行认真研究、修改,最终形成送审稿,题目确定为《漳州市九龙江口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报告》。
二、课题研究的几点体会 通过一年多的课题准备、调研、立项、再调研和报告编写工作,市人大组织了十多个有关部门参与,外请科研单位协助和咨询,顺利完成了送审稿。
在研究、编制过程中,主要有以下体会: 1、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的重视及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是课题研究顺利进行的有力保证。
该课题自始至终在市人大常委会黄和东副主任的主持和指导下工作,也得到市科技局、财政局、计委、环保局、林业局、海洋与渔业局、国土资源局、统计局、改革开放办和两区一市、6个开发区、北溪供水局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从技术人员、业务经费和基础资料等方面保证了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
2、该课题研究是一次市人大常委会重大调研课题与市科技项目紧密结合的尝试。
在市人大组织调研的基础上,选择重要的具有长远影响的课题列入市科研项目,有足于深化人大调研,提高调研水平,提高调研成果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3、采用人大牵头组织,政府部门参与、科研单位指导的方式,是推动课题研究的有效途径。
通过该课题的研究,较系统地收集有关数据,预测该 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趋势,通过分析研究,提出对策与措施,针对性强,有利于今后科学决策,指导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回顾一年来的课题工作过程,也感到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一是起拟题目太大,跨专业太多,课题经费不足,再加上以往投入该区域的有关生态环境的基础工作太少且不连续,导致纵、横数据难获取、难对比。
二是研究区域范围跨漳、厦两市,难以在厦门获取有关资料,只好把“九龙江口”改为“漳州市九龙江口”,把“海湾”改为“区域”,不得不缩小研究范围,使题目与内容贴切。
三是随着调研深入,越感到我市对这一重要区域重经济发展,轻生态环境保护,潜伏着不可忽视的生态危机,必须在开发同时对生态安全引起高度重视。
如何把乡镇人大规范化
“乡镇人大是最基层的基础,基础不牢,就会地动山摇。
”湖南省东安县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的感触,一语道破了乡镇人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五级人大中,乡镇人大是我国最基层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前沿阵地,也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基础环节。
探讨乡镇人大工作存在的困境,研究切实可行的对策,对于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乡镇人大工作面临的问题1、法律地位软化。
现行地方组织法对闭会期间如何落实人代会决议决定、代表建议意见督办和财政预决算调整审查等事项的运行操作,都没有具体地规定,导致乡镇人大在闭会期间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由于乡镇人大主席团在闭会期间不是法定的常设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大工作的开展。
乡镇人大权力机关的位置、工作重要性往往只体现在法律认知上,现实中其地位被软化,工作被边缘化。
一些乡镇主要领导对乡镇人大工作心存不屑,对乡镇人大工作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认识,对新形势下人大工作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对人大监督和民主政治心存抵触。
不少地方由乡镇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席,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和党建工作方面,人大工作成了“搭头”,人大主席也是“徒有虚名”;乡镇工作重实绩,看效果。
专职人大副主席大都分管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承担了招商引资、综治维稳、计划生育、分片包村等具体工作,因为目标任务考核,导致专职副主席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党政工作上,导致“专职不专”,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的现象。
2、决策权力虚化。
地方组织法赋予了乡镇人大13项权力,简单地说就是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选举权。
但实际上,除了联系代表等一些常规性的工作外,乡镇人大很难组织行使其他权力。
重大事项决定权是法律赋予乡镇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但是在权力运行中,人大很难发挥作为权力机关的作用。
乡镇的重大决策从法律角度讲应提请人代会讨论,做出决议决定后组织实施,把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和人民的意志。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实权”大于“法权”。
现行体制下,普遍存在权力机关在党内决策层的实际地位低于行政机关的现实状况。
乡镇的重大工作一般由党委会或党政联席会议作出决策,偶尔经过人大,也只是照本宣科走过场,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职权的基本上无法履行。
乡镇人大行使职权所需的人财物来源于党委政府,党委政府不点头,人大监督就无法开展,行使监督权被搁置、被制约的现实普遍存在。
3、代表素质弱化。
乡镇人大代表普遍文化水平低、业务素质差、法律意识弱,有的代表“本质很好”却“素质一般”,有的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审议、书写及口头表达能力,审议报告不置可否,表决投票随大流,所提意见、建议一般化,多反映局部小问题,忽视全局大事;有的将当选人大代表视为一种荣誉称号,缺乏履职意识,很少关注社情民情;有的代表把参加人代会和代表活动看作是“例行公事”,参会前不做任何准备,履职意识不强;有的代表平时不注意联系选民,不及时反映民意,对组织的视察、检查、调研、评议等活动被动应付,在闭会期间很少参加或不参加代表小组活动;有的代表认为决策重大事项是领导干部的事,自己“人微言轻”,或不发表意见,或人云亦云,看领导的脸色附和,会议表决环顾左右而行事,没有主见,对参政议政缺乏政治热情,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
4、会议活动简化。
对于乡镇来说,人民代表大会属于大型会议,一般乡镇有正式代表100人左右,按惯例要将七站八所的负责人和非代表的乡镇企业负责人邀请列席,差不多要超过150人,如果租用会场,安排中晚餐,会议成本较高,因此尽量将时间压缩在一天内,除去格式化法定程序的议程外,真正留给代表审议讨论的时间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会议质量的提高。
据近年相关统计,在全国3万多个乡镇人大中,1年举行1次会议的占91.9%,1年举行两次及两次以上会议的约占7.2%,1年内没有举行会议的约占0.9%。
在议程安排上,有的乡镇为了省时省事省钱,明显“缩水”,把党务、经济工作也一同纳入,成了“大杂烩”,而会议议程一简再简。
在部分人大代表的心目中形成了“开一天会、发一次言、画一个圈、吃一餐饭”的程式化印象。
5、监督工作淡化。
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乡镇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
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乡镇人大监督工作存在淡化的现象。
一是不便监督。
不少地方乡镇党委政府合署办公,联合行文,统一行动,这导致乡镇人大监督工作难以开展,与加强党的领导原则形成冲突,造成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深不得,浅不得,重不得,轻不得”,处境十分尴尬。
乡镇人大主席团成员分管党政工作现象较为普遍,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一般都属于党政班子成员。
致使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裁判员”与“运动员”身份混淆,人大监督政府的行为变成了自己监督自己,最终导致监督缺乏实效。
二是难以监督。
目前乡镇人大专职副主席的党内职务普遍低于政府主要领导,监督工作难以开展。
乡镇人大代表是乡镇人大的组织细胞,其素质偏低也直接影响乡镇人大监督工作的开展。
大部分乡镇人大代表都是农民,受教育程度差异很大,对法律法规学习不足,对依法监督的业务不熟,导致既没有监督意识也缺乏监督能力。
三是不会监督。
目前大多数乡镇人大在监督方式上主要采用听取汇报、调研、视察、执法检查等常规方式,对于法律赋予的询问、质询、约见部门领导等行之有效的形式还没有普遍运用。
二、加强乡镇人大规范化建设的思考乡镇是我国传统治理模式的重要层级。
乡镇人大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最基础地位,是宪法规定设立的最基层、与群众联系最直接的国家权力机关,其工作水平直接关系到人民政权的稳固和人民民主的实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浙江考察时把乡镇人大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提出了加强乡镇人大建设、提高乡镇人大工作水平的重要要求,为乡镇人大工作与时俱进,更好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
解决乡镇人大软化、虚化、弱化、简化和淡化的问题,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和措施。
具体说来,就是在“一加强”、“两明确”、“三个有”、“四监督”和“五规范五提升”上下好功夫。
“一加强”就是:就是要加强党委对乡镇人大工作的领导。
乡镇党委要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来认识人大的地位、作用,要把人大工作纳入党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每年定期听取和研究人大工作,使乡镇人大在代表人民管理地方国家事务中做到有职、有责、有权。
乡镇党委中心学习组坚持把宪法、法律和人大制度作为重要内容列入每年的学习计划,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人大工作制度,统筹安排人大工作。
坚持把人大工作纳入党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统筹安排,坚持每年召开一次人大工作办公会议,坚持每年印发一份党委文件,对人大的工作提出具体工作任务和要求;坚持集中听取上级人大会议精神的汇报,并将人大工作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安排部署;坚持人大的重要活动集体研究,统筹安排;坚持党委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通报并听取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注重为人大工作创造办公环境,树立人大的地位,听从和采纳人大代表的意见及建议,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党委班子成员还要带头参加人代会和人大组织的视察、议政、述职、评议等活动,并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以实际行动推进人大工作的顺利开展。
“两明确”就是:一是明确乡镇人大工作职责: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领导或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族、民政等工作的重大事项;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部分变更;监督本级人民政府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根据上级的提名,决定本级人民政府镇长、副镇长的任免,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
二是明确乡镇人大主席团工作职责:人代会期间,镇人大主席团要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权,做好人代会的各项工作。
闭会期间,主席团要根据工作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制定工作计划。
工作计划由主席团制定,经乡镇党委同意后报上级人大,下发至各代表小组和相关部门。
开好主席团会议。
主席团会议每季度举行一次,由乡镇人大主席主持,代表小组组长列席会议;如遇特殊情况,经主席团成员3人提议,经镇人大主席同意后,可临时举行。
组织代表听取审议政府专项工作报告。
对政府专项工作提出建议意见,转交有关部门办理,并跟踪督办到位。
推进预决算审查监督。
受乡镇人代会委托,强化对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决算和绩效管理的全过程监督。
组织视察调研。
结合党委工作重点、政府工作难点和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每年选择3至4个有代表性的事项,组织代表开展视察、调研,提出高质量的建议、意见。
开展执法检查。
对法律法规以及上级人大及常委会决议、决定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对政府依法行政工作进行监督。
组织工作评议。
组织代表评议本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工作,也可以组织本乡镇各级代表评议驻地有关直属部门的工作,一届任期内对所有部门至少评议一次。
积极探索对镇人大选举干部开展述职评议,重视评议结果的运用,在一定范围内公示。
加强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
加大建议办理力度,规范建议办理流程,建立代表建议办理公示制度,不断提高办成率。
“三个有”就是:有人管事。
乡镇人大应设有人大主席、专职副主席、人大秘书,配设专门编制、专门机构。
有场所议事。
按标准化要求建好“人大代表之家”,用于代表活动;设立“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用于接待选民。
使之真正成为代表活动的场所、学习培训的园地、联系群众的桥梁、议政督政的平台。
有钱办事。
将乡镇人大工作经费和代表活动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四监督”就是:一是抓住全局性的问题搞好监督。
凡涉及到乡、镇的大事,都应交乡镇人大主席团召开主席团会议进行审议。
二是抓住依法治乡(镇)的重点进行监督。
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把各项事业纳入法制轨道,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依法治理,推动本乡镇范围内的各项工作。
三是抓住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大事开展监督。
要从群众反响强烈、影响大、普遍关心的民生问题和社会“热点”抓起。
四是抓住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认真监督,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五规范、五提升”就是:规范主席团设置,提升组织机构。
乡镇人大应作为一套班子,在机构设置和干部编制上必须健全,才能有利于开展工作。
为了避免乡镇人大主席团沦为“空架子”,必须加强乡镇人大机构设置,增设人大办公室和人大干部专职编制。
主席团成员一般应由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副主席,共青妇等群众团体,以及有关代表小组组长组成。
乡镇人大在设立主席的同时,至少设一名专职人大副主席和一名专职人大工作人员,保证每个乡镇人大至少有三名专职干部,并确保人大干部定岗、定编和定责,专心于人大工作。
党委组织部门要统筹考虑人大干部的培养、使用和提拔,加大人大干部与党政部门之间的交流力度。
要促进人大干部年轻化,年龄结构上形成老中青梯次。
县级财政部门应该按照有关规定对乡镇人大的日常工作经费和乡镇人大代表闭会期间的活动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专户管理,专项使用,确保乡镇人大工作的顺利开展。
规范会议召开,提升会议质量。
在人代会会议的时间、次数、参会人员、议程等方面做到依法依规。
乡镇人代会会议每年召开不少于两次,每届第一次会议不少于2天,每年例会不少于1天,有选举任务的例会不少于1天半。
每届乡镇人代会原则上至少形成一件代表议案,并督促办理到位。
探索询问等监督方式,提高审议质量。
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对乡镇人代会会议议程应作出严格要求和详细规定。
规范代表选举,提升代表素养。
在党委领导下,充分发挥选举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作用,把好代表政治关、素质关、结构关。
代表有缺额的,乡镇人大主席团要及时组织补选。
乡镇人大主席团根据代表履职实绩,提出连任代表初步建议人选,确保连任代表达到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
党政干部、企业负责人不得挤占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代表名额。
对需人大会议选举的干部要按党组织要求,根据地方组织法做好选举工作。
探索建立代表退出机制,对代表无特殊情况未经批准连续两次缺席人代会的,按照法律规定视为代表资格终止,对不能履行代表职责和影响代表声誉的劝其辞去代表职务。
规范代表履职,提升主体活力。
建立履职公示、奖惩等相应机制,代表小组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活动,每次活动要明确主题,确保成效。
在乡镇人大代表小组中开展“四个一”活动:即每年形成1篇高质量调研报告,走访1次选区,提出1条建议,组织1次代表向选民述职。
一是督促代表认真履职。
提高人代会和代表活动的参会率、发言率、建议率,鼓励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二是要开展代表接待选民活动。
充分运用代表联络工作站、网络工作平台,开展经常性代表接待选民工作,每年组织好上级人大开展的代表大走访活动,听取群众呼声,帮助解决群众困难。
三是开展代表向选民述职活动。
在选区内公开代表信息,便于选民与代表联系。
每位代表每届任期内要向原选区选民述职一次,做好述职测评工作,并将测评结果作为代表连任初步建议人选和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规范制度建设,提升顶层设计。
制定和完善《乡镇人代会会议制度》《乡镇人大主席团工作规则》《闭会期间人大主席团例会制度》《重大事项讨论决定办法》;制定和完善《乡镇人大主席接待和处理来信来访制度》《乡镇人大主席职责》《人大主席团成员联系代表制度》《乡镇人大信息报送制度》;制定和完善《代表履职管理制度》《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制度》《代表小组活动制度》。
做好台账记录,建立乡镇人大工作“六簿三册”,即《会议记录簿》《代表先进事迹记录簿》《人民来信来访记录簿》《主席团收发文登记簿》《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记录簿》《代表小组活动记录簿》和《代表履职登记册》《代表花名册》《代表联系接待选民花名册》。
加强对人大各项工作书面材料或电子稿、照片的整理保存,每年度归档一次,确保有据可查。
(作者系黄冈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