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写一份主持词?
因为你主题没有限定,所以给你胡乱找点文章也没有用处.建议你能从形式和过程角度注意一下细节问题.比如话题的转换,衔接过渡,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等等.
运动会解说词
看
_____班的运动员们走过来了
他们个个精神饱满，英姿飒爽，准备在本次运动会上大显身手。
_____班素有团结拼搏的优良作风，永争第一是他们永不放弃的口号!你看
他们的步伐多么的豪迈整齐
你听
他们的声音多么的嘹亮铿锵有力
他们愿将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实现于运动场上的每一刻，愿将永攀高峰的意志带给每个人
来吧
祝愿他们在本次运动会中实现自我，胜不骄、败不馁；让我们为他们每一次拼搏加油，让我们为他们的每一次努力喝采
瞧
一群意气风发、精神抖擞的年青人正向我们走来。
整齐的步伐踏着他们的坚定，灿烂的微笑写着他们的热情，嘹亮的口号体现着他们的实力。
就是这样一个由41人组成的团体，他们团结友爱，勤奋好学。
他们用拼搏的汗水挥洒赛场，用晶莹的泪水拥抱胜利的辉煌。
这就是他们，这就是永远的、激情飞扬的——班
各位老师、同学们，现在朝主席台走来的，是由_____班健儿们组成的方阵。
这是一只顽强拼搏的队伍，一个团结向上的集体。
在去年的运动会上，虽有几名运动健儿因故未参加，但在所有人的奋力拼搏下，依然取得了团体第八名的好成绩。
今年，他们凝聚实力，决心向更好的成绩发起冲击、发动挑战。
他们的口号依然是：团结进取、奋力拼搏、齐心协力、共铸辉煌。
请拭目以待吧
现在走来的是_____班，天空闪烁绿松石的光芒，年轻的春天充满希望；我们带着崭新的力量随春天而至，鲜花将为我们开放；我们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我们的心朝着同一方向眺望，我们心相连，手牵手。
团结成就我们旧日的辉煌，今天年轻的心萌动新的希望。
我们青春飞扬，我们团结向上，我们相信有梦的地方就会有飞翔。
放飞理想、放飞激情、勇往直前、永不言败，_____班正踏着朝阳，激情豪迈地走过来；这，是一个奋发向上、充满朝气的班级，他们步伐矫健、精神抖擞，在向你我庄严的宣告：_____班，本界运动会上最亮丽的风景线
我们同欢乐、我们共追求，我们驰骋赛场、挥洒豪迈，让我们的热血无悔地沸腾吧
加油吧
运动健儿们
胜利，将与我们_____班同在
迎面走来的是_____班,朝气与活力在每一个人身上洋溢,友爱与鼓励在每一个人心中传递,稳中求进,挑战自我是他们的起点.不懈努力,不倦追求是他们的历程,突破自我,争创第一是他们的目标,奋斗造就辉煌!昨日的汗水必能成就今朝的辉煌,加油, _____班,你将成为成功的代名词
造化钟神秀，大地青未了。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看
_____班这个团结向上，激扬个性的集体迈着整齐化一的步伐，昂首阔步地向我们走过来了，这是一个充满爱心和魅力的集体，同心协力--事故他们彼此的默契，顽强拼搏--是他们永恒的信念，永争第一--是他们不变的追求。
在这次____运动会中，_____班全体同学集体宣誓：将在比赛中奋勇争先，赛出成绩，赛出风格，赛出个性。
让所以人为他们大声呐喊_____班,加油现在走来的是_____班的健儿们,他们意气风发,他们勇于坚持,他们将在这次运动会上展现他们矫健的身姿,他们将在这次运动场上写出他们青春的名字他们如大风压林,他们有豪气干云,他们有一颗非我莫属的年轻的心,他们是一杆永争第一的青春的旗!现在入场的是_____班，这是一个团结的集体。
同行是一首歌，我们用自信、顽强谱写青春的旋律。
我们这里有短跑冠军，长跑健将。
我们这里高手云集，人才荟萃。
团结是我们斗志的源泉，是不断激励我们向更高更快更强努力的精神支柱。
我们_____班一定会争创佳绩，勇夺第一。
迎着太阳的光辉，卖着整齐的布法，现在想主席台走来的是_____班。
看，运动健儿一个个精神饱满、英姿勃发；听，整齐的步伐向大家展示着他们是一个有纪律的的班集体。
原男子110栏纪录保持者___就是来自于这个班级，另外，_________的获得者________也在该班。
_____班就是这样一个有活力的班集体，她一定会大步的走向光明的明天
现在走过来的是_____班的方阵，____个兄弟姐妹组成的一支朝气蓬勃，英姿勃发的队伍。
他们昂首挺胸，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俨然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就是这样一个团结拼搏的集体在去年运动会上力搓群雄，夺得团体总分第三的不俗成绩。
今天，他们又意气风发，信心十足地站在这里，为了班级荣誉而战，我们坚信，他们一定会不负众望，再续辉煌。
让我们拭目以待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逞飒爽英姿，一代天骄。
看，现在迈着整齐的步伐，正昂首阔步向主席台走来的，是我们_____班的同学们。
这是一个热情如火，团结向上的集体。
他们不但学习优秀，工作积极，参加各类文体活动也从不甘落后。
今天，他们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个个精神抖擞，想在百米赛场上与各路英雄一争高下。
_____班,祝你们好运
瞧，______班的代表队整齐的走过来了，他们精神抖擞，步履从容。
他们没有赛前的豪言壮语，却知道平时在运动场上轰轰烈烈；他们并不是时时以别人的步伐前进，却能在比赛中不断努力的超越自我、奋力前行。
他们要把自己当作体育健儿的代表，要用自己的拚搏进去诠释时代的体育精神。
他们说：也许昨天是属于你的，但今天的主角一定少不了我
听，他们嘹亮的口号，不就是他们向胜利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呐喊吗
让我们一起衷心的祝愿，祝愿_____班取得优异的比赛成绩吧
听见那激昂嘹亮的口号声了吗
看见那整齐稳健的步伐了吗
感觉到那永不言败的气势了吗
不用怀疑，这就是_____班
坚定的目光代表我们执着的追求，沸腾的热血证明我们必胜的决心，We are the best !we are the wonder!
鲁涤平生平
（1887—1935），湖南宁乡人，高级将领，曾任湖南省主席，因逼迫退出湖南，任江西省主席，后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1934年11月13日，总经理在沪杭道上遇刺身亡，负责调查此案，就在此案初露端倪时，却于1935年1月31日突然病故，其妾室沙夫人也坠楼身亡。
有人认为，遇刺案系高层策划，而鲁涤平为侦破此案不遗余力，内部恐其查出案件真相，因而将其灭口，其妾室沙夫人发现丈夫鲁涤平死因有异，也被人推下楼身亡。
鲁涤平(1887年-1935年)，字咏庵，湖南宁乡人，行伍出生，1903年11月入湖南陆军兵目学堂。
毕业后在湖南新军服役，辛亥革命时为湘军排长，营管带。
参加过反清之役，民国初年又参加过护国、护法诸役，1915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1923年拥护孙中山，率部到广东。
后任湘军独立第三旅旅长、第二师师长，中任副军长，后升任军长，是湘军元老谭延闿的嫡系将领，后任第四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序列上为第四集团军总指挥李宗仁麾下。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由于鲁涤平没有追随桂系参加反蒋活动，取得蒋介石的好感，逐渐得到提拔，1928年出任主席。
湖南省清乡督办，后被桂系迫走，并引发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蒋桂战争。
后来在蒋、桂争夺两湖的战争中，鲁涤平又在中央军第三军朱培德的军中任第十八师师长。
之后任武汉卫戍司令。
1929年，鲁涤平转任主席兼第九路军(即湘军旧部)总指挥，负责围剿中共中央苏区。
下辖张辉瓒的第十八师、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和路孝忱的第七十九师等，并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与张辉瓒相同，鲁涤平和当时正在井冈山的也是老相识了。
1925年11月上旬，曾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与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等7人，组成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任书记，负责领导此前成立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当时，曾与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一同，访问过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以及副党代表李富春，争取他们支持在武昌开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此后，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
1929年初，国民党湘赣两省的军阀何键与鲁涤平，联手发动了第三次对井冈山的“会剿”。
1月14日，率红军主力下山，欲将敌军引离井冈山。
但红军在赣南数战不利，直至2月11日，才得以在大柏地歼灭了赣军刘士毅两个团，打破了危局，这也是赣南和闽西的红军根据地创建之始。
后来重经大柏地时，欣然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一词，词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国民党又开始大举发动对苏区的“围剿”。
当时鲁涤平任“江西剿匪总指挥”，他率领张辉瓒、谭道源的湘军和邓英新十三师的陕军，进攻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
结果，又被“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打得一败涂地，其手下的两员大将张辉瓒、谭道源一俘一逃，或全军覆没，或溃不成军，国民党参与“剿匪”的将领们个个面如死灰，谈“红”色变，鲁涤平也脸色无光。
不久，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取代了他的地位，以南昌行营主任的身份赴江西，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几近破裂的国民党内部达成了“宁粤合作”，蒋介石迫于压力宣告下野，下台前把鲁涤平调往自己的故乡浙江任省府主席。
因参加“剿共”惨败而大丢脸面的鲁涤平匆匆率部上任，使得原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毫无准备，以至于当时杭州城里传出“张难先终究难先”的谑语。
张主席只好拱手让出湖滨“澄庐”的官邸，把权力移交给领兵前来的鲁涤平。
显然，鲁涤平是因“剿共”无力铩羽而来的，他也知道自己在蒋介石的老巢担任“父母官”很不容易。
于是，他索性采取“无为而治”的对策，大半时间他是在距杭州不远的“清凉世界”——莫干山上养疴和避暑。
在他任职的时期，浙江有这样的民谣：“主席病三年，秘书长嫖三年，民政厅长醉三年，各有千秋。
”鲁涤平担任浙江的省府主席，其实是被架空的，重要部门都掌握在蒋系人物的手中，例如教育厅长是陈布雷、建设厅长是曾养甫、财政厅长是周骏彦、保安处长是宣铁吾和俞济时等等，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嫡系，或是“二陈”即“CC”的重要成员。
鲁涤平晓得其中的“游戏规则”，凡事听命于蒋介石的南昌行营而已，以南昌的命令马首是瞻。
于是，鲁涤平在浙江的“政绩”，大概除了滥发公债之外，就没有什么了。
加上当时鲁涤平的旧部以及刘珍年客军的给养，都是由中央供给的(蒋介石下野后乐得让汪精卫政府出钱)，也没有给浙江人民增添什么新的捐税。
借着鲁涤平“无为而治”的这个机会，国民党军统的戴笠，以其在杭州的浙江省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的身份，加速培植自己的亲信和心腹。
后来这所学校的校长赵文龙就是他的“铁杆”，也是不久之后相继发生的史量才遇刺案和鲁涤平猝死案的关键人物。
1934年离任。
被调到南京，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是一个闲职。
1935年病逝南京。
蒋介石曾作挽联：遗爱在钱塘犹见白苏政绩；大星陨衡岳长留褒鄂勋名死亡之谜编辑鲁涤平到浙江履新不过三个年头，1934年忽然又被调到南京，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是一个闲职。
可是不久，他却奇怪地猝死。
鲁涤平的猝死，其中疑窦甚多。
一是他致死的原因：当时报纸上说是因脑溢血而毙命的，后却有人说是军统特务下毒所致；二是他死亡的地点：一说是死于其新上任之地南京，一说却是死于其在杭州梅花碑省府中的官邸内，且此前省府内外已是戒备森严，对外的口风是鲁涤平中风病危，需要安静，禁止行人喧哗等；三是在鲁涤平死后，其“爱妾”在开丧前夕，竟然跳楼殉夫，这时已是民国，不是做烈女的时代了。
这更为这桩悬案平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其实，鲁涤平与其小妾的离奇之死，是史量才案的“一水涟漪”。
原来，史量才一案的内因，是因为蒋介石嫉恨史量才，并且不肯降服于蒋。
当时，史量才已逐渐获得中国报业托拉斯巨子的地位，拥有《申报》、《时报》、《新闻报》等，这对国民党“一党**”的舆论和宣传构成了严重威胁。
于是，蒋介石命令戴笠等人，布置和策划一桩旨在消灭史量才的凶杀案，由国民党特务来充当凶手(具体执行的人是军统上海特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等6位“黑衣人”)，并由国民党杭州警察局局长兼警官学校校长赵文龙配合执行。
这一行动的计划是，在史量才一行从杭州返回上海之际，行动人员抢先一步在公路上做好准备，进而实施突然的刺杀。
尽管事前史量才得知杨杏佛遇刺后也有所防范，如配置了防弹汽车和防身手枪等，但毕竟不是精于黑道的国民党特务的对手。
于是，1934年11月13日，在沪杭公路海宁翁家埠段，发生了史量才被刺案(死三人、伤两人)。
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经由最高统治者授意的三大政治谋杀案之一，是宋教仁、杨杏佛被刺血案之后的又一血案。
“史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
特别是此前顾祝同在江苏省政府主席任内悍然杀害了记者刘煜生，激起了全国新闻界和各界的轩然大波，为此国民党军政部不得不公布了一个“保护新闻事业人员训令”的文件。
然而，“刘案”后不久，又发生了中国新闻巨子史量才的被刺案。
为了应付舆论，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装模作样，布置侦查和破案，并且悬赏5万元捉拿凶手。
由于“史案”发生在浙江，当时就由当省府主席的鲁涤平去主持了。
本来，这是搪塞舆论的把戏，也就是说，这是“做戏”给人看的，掩人耳目而已。
不料，不知底细的鲁涤平竟然“假戏真唱”，开始认真地着手侦查起来。
这除了他不知道蒋介石命令限期破案是另有“猫腻”之外，有人说，这也是他发自内心敬仰史量才其人所致。
还有人说，鲁涤平因非蒋介石嫡系，恐怕在“史案”中自己成为牺牲品，所以索性放开手脚，把案情调查清楚，借以保全自己。
因此，他才会在浙江任内，破天荒地以职责为重，甚至带病追查案情，并且居然在蒋介石连续三次下令在浙江全省严密缉查和悬赏捉拿凶犯之后，又下发“最后通牒”，要求浙江和杭州的各级负责机关呈报缉查结果，否则将予以严惩。
于是，他获知了一点案情中的“案情”，也就是整个“史案”中的蹊跷之处——为什么案件发生在沪杭公路的海宁翁家埠段，但凶手所乘轿车的车牌却被遗弃在西湖的苏堤上?而且，这辆轿车何以竟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如此这般，案情就和戴笠(校长)、赵文龙(公安局长)、俞济时(保安处长兼警备司令)等不无嫌疑了。
当然，这时的省主席鲁涤平也就“危乎殆哉”了。
却说“史案”发生之后，蒋介石鉴于中外舆论的压力，一面向史量才的亲属致以唁电表示哀悼，同时猫哭耗子地为史量才的哀挽录题写了“哲人其萎”的题词。
其他国民党的高官们如孙科等，均一一题字，表示悼念，鲁涤平也献了一副“舆论同悲”的挽联。
而在上海的追悼会上，却有一副最醒目的挽联，不啻是给他们一记耳光——“死亦寻常，忍此一刹那痛苦；有舆论在，有事业在，复何遗憾”。
与此同时，蒋介石煞有介事地给案发之地的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记了一个大过，并责成他10天缉凶破案，后来又借口他“破案不力”，逾期未能破案而调离职务。
对此，鲁的心情显然是不愉快的，加上杭州的一批国民党“地头蛇”乘机兴风作浪，一面以“鲁主席即将荣迁”为由，对他假意逢迎；一面以冷眼相窥，暗中捕捉他抱怨的口实。
鲁涤平的一番牢骚，经过他们的捕风捉影和添油加醋，上报给了蒋介石。
蒋原本就恼怒戴笠等人在“史案”过程中手脚做得不干净，给人抓到了把柄，命令戴笠暗嘱赵文龙，在鲁调离浙江之前，先“做”了此人。
据说，就是在鲁主席频频出席的下属欢送宴会上，他的酒食中被人暗放了毒药。
于是，他半夜毒发，一命呜呼，时1935年1月31日。
“史案”和“鲁案”，真正的元凶是蒋介石和其属下的特务。
尽管鲁涤平曾因参加讨桂战争而获得过蒋介石的青睐，但他毕竟不是蒋的嫡系。
此时的蒋介石，忧心于全国舆论对“史案”的关注，同时又惧怕先因不知杀史内情、继而又获知情由的鲁涤平会认真侦查破案，这样难保会有弄假成真的麻烦。
于是，他就以办案不力为借口，将鲁调离浙江，接替陈调元，去南京就任所谓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
而鲁的原职，就由黄绍竑来担任了。
为了“作秀”，蒋把浙江海宁县长也撤职了，一些杭州的公安人员也被记了大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鲁涤平的猝死，引起了其妻丁静安和爱妾沙佐安的疑心。
原来，鲁涤平是一位“美食家”，大概湘军的首领都喜吃鱼翅之类，中国著名菜系之一湘菜的菜单中，居然也有鲁涤平的“作品”，那就是所谓“三层套鸡”的传统湘菜，其实那是长沙名厨柳三和最擅长的名菜之一。
据说鲁涤平主湘之时，沙夫人患有头痛的顽疾，当时医生推荐了一个方子：用麻雀、斑鸠、乌骨母鸡和天麻套蒸，饮其汤来治病。
后来柳三和借用这个配方，在母鸡肚子内放入鸽子，鸽子内再放入麻雀，麻雀内又放入天麻、枸杞之类的药材，用此三物套蒸，制成了所谓的“三层套鸡”，不久就名噪一时。
鲁涤平非常讲究饮食，他还有专职的私人厨师。
好吃加上他身材肥硕，就有了“中风”的几率，所以鲁涤平因中风抢救不及而死的消息，当时一般人是信以为真的。
可是，他的妻子和爱妾却不这么看。
因为随侍在鲁涤平身边的这一对妻妾知道，主子虽然一向身体不佳，却没有高血压之类的疾病，怀疑，一定是在酒席宴上中了毒。
她们还从鲁涤平生前的口风中，得知了“史案”的不同寻常。
鲁涤平猝死之时，她们更亲眼看到了其死相的难堪，尤其是在他临死时的喃喃中，断断续续地吐露出的一些隐情也被她们听到了。
然而，身处高墙深院中的鲁涤平的妻妾们，却不知“江湖”的凶险，她们居然扬言要在鲁涤平开丧时当众喊冤。
已经因“刺史”不力被上峰责骂的赵文龙，听到这个消息自然不免慌张起来，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捏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硬给戴上一顶红帽子，说她私通共产党，逼得她跳楼自杀。
再“做”了这些女人。
于是，接下来就有了鲁涤平开丧的时候，他的小妾跳楼的一幕(当时称她是哀思鲁涤平，痛不欲生为主子殉身)。
从此之后，史量才一案和鲁涤平及其小妾之死，都不了了之了。
后来，史量才被安葬在杭州西湖的茅家埠天马山，当年他为其爱妾沈秋水建造的“秋水山庄”，依然是西湖边最靓丽的一座建筑物。
而鲁涤平呢?有人说他于1936年春被葬在了杭州，也有人说灵柩被运回湖南安葬了。
据说，曾有人为了“纪念”这位省主席，在西湖边的孤山上建造了一座以其名字命名的亭子。
当然，这已是老掉牙的故事，今天那座亭子早已无处可觅了。
为什么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盛行
南北朝时期的佛在三国瓦解之后，（公元265316年）曾经想重新统一中国，但接着却因蛮族的入侵而又一次分裂为南北朝（公元317—589年）。
在这个时期，南方与北方的文化和宗教生活都越来越显出了重大的差异。
南方的建康是六朝（公元222—589年）的首都，它坚持国家的正统；北方却是杂凑的许多国家，兴亡相继，大小不一，但都是异族人而又都多少有些汉化，都称为帝国，而都城各异，但主要仍是都洛阳和都长安。
毫无疑问的是，从体制上来说，这种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有利于佛教的普及。
异族人没有汉族人那种反对外国宗教的偏见；相反地，比如公元333—349年统治过匈奴后赵王朝的嗜血的暴君石虎，就这样说过：为什么外族人不欢迎一个外族上帝，甚至也为了他们的汉族臣民
①佛教最初因为它的魔力和占卜术而受到珍视，这也是它的代表们所引以自豪的；当佛教最初介绍到日本和西藏的时候，它也在那些地方起着同样的作用。
佛教僧侣变成了野蛮民族酋长们的顾问；这方面的第一个例子便是佛图澄，这位西域僧人于公元310年正当洛阳被洗劫而西晋政府逃亡的前夕来到了洛阳；他供职于后赵王朝，被人们全身心地尊奉为法师和神圣。
①可是，他也是道安的师傅。
后赵王朝据有中国的东北部。
在公元4世纪的下半叶，北方的权力中心移到了长安，另一个蛮族——即原始藏人的苻族——在这里建立了中文名字的苻秦王朝。
②这些以领土征服而与中亚相接壤的强大的波斯式统治者都皈依了佛教，因此许多外国宣传家带着大队翻译人员前来向他们宣教。
翻译人员最初是在道安的指导下工作，后来从公元402年起又在伟大的鸠摩罗什领导下工作；关于后者，我们回头再谈。
在中国南方，佛教的中国化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仍在进行下去。
官方正史不是没有恶意地渲染了南方朝廷和浙江显贵——特别是梁武帝（公元502—549年在位）的佞佛行为，他纵情地对僧人滥加施舍，因而引起了儒术官吏们的一片抗议声。
他的朝臣们在向僧徒、佛教社团组织及其庙宇布施时，夸耀豪富，争相以压倒对方为能事。
梁武帝是第一个开办“四部无遮大会”的人，这有些类似印度僧伽每五年一度的大法会，因而所费不赀。
无遮大会在公元529年举行时，据说参加者逾五万僧尼和善男信女。
皇帝穿长袍祈祷，他的众臣下以10亿钱赎金从僧伽把他赎回。
当533年无遮大会举行时，据说有30万人参加，均得“法定布施”的丰厚财物和饮食；会上还有娱乐奇观，展示了驯象等等。
有几种材料还说到佞佛的贵族们所乐此不疲的做法，即舍身给寺院，再用现金付给僧伽来赎身。
①这种自己献身的办法走得甚至比印度的做法还远。
有些狂热分子断残肢体，甚至把自己的整个躯体都作为祭祀的奉献，因此被儒家人士视为亵渎神明；还有些人则舍身自焚；②这种自杀的方式直到不久以前还存在于中国和越南，其目的或者是想避免天灾或战争，或者是用作政治讹诈的一种形式。
在印度，大乘教英雄们的赎罪的自我牺牲多半是神话式的，但是，现实主义的中国人却把这些传奇当做真人真事，他们总是渴望要做到言行一致。
关于这种拘泥字句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它具体表现于儒家的古老品德“诚”字之中（在语源学上，这个字的写法意味着“已诺必诚”）。
就教义方面来说，印度一位大师于公元546年来到广州，于是南方经义出现了一大转折点。
此人即是真谛，一位原是有极高教养的婆罗门教徒，后来皈依了佛门。
③他通过扶南（Bnam，下柬埔寨）而来，随身携带240捆梵文贝叶经。
在使南中华不得安宁的政治动荡中，他借助于口译者和有学问的高僧以其余年翻译和解释了这些经文；后者对他的译文写下了注疏，也摘取了这位大师的教导作为评注夹杂在译文之内。
它的大部分经文属唯识宗（vijňā-na-vāda），也称为瑜伽行派（yogācāra）。
在中文里它被特称为法相宗（dharma-laksana），因为它着重分析认识的材料，而不太着重设想无分化的绝对——万物的本质（法相，dharmatā）——的综合方面。
这种分析式的认识论，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崭新的东西。
它最初是在6世纪之初通过北方的印度大师们所作的翻译介绍进中国来的；它在北方曾引起很活跃的辩论。
它特别讨论的是所谓的基本知识（阿赖耶识，ālaya-vijnāna），这个学派对基本知识的论证比对产生于感觉的经验主义知识的论证要更深一些（或者更高一些）。
这种精妙的心灵本质论，即“贮藏”事物的“种子”（它们使因果报应得以连续下去）的下意识行为只有使中国人手足无措。
它是好是坏
是真是假
是纯洁的还是不纯洁的
这个问题当时正在中国北方进行讨论，正巧传来了真谛的新译文和他的教导，因而更加促进了辩论的复杂化和尖锐化；因为真谛还在他的学说体系中加入了一个更升华了的认识论范畴——即纯洁无瑕的知识（无垢识；阿末罗识，amala-vijnāna）。
不管中国在政治上的分裂，北方与南方佛教徒之间就用这种方式继续进行交流，从而在宗教方面为隋、唐的政治统一准备着道路。
真谛据认为也“翻译”了出色的哲学论文《大乘起信论》。
批评家们马上说它是中国的伪经，但它却表明了中国人在6世纪中叶的时候是怎样融会贯通印度的思想的，不但在它的最深奥的思维方式上如此，甚至在它的表达方法上也是如此。
①伪经经文在中国佛教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
②它们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体系（的确象在道教中，甚至在儒家中那样），并且在六朝时期更加丰富起来。
“伪经”一词特别表明这种经文意在冒充佛陀的教言，而以印度的原著为基础或者用印度语言写成，但它们事实上却是中国人的伪作或代用品。
有的时候伪造者相信，他们的灵感得之于上天，因此能滔滔不绝地写出伪经来，正象道教的经文是由神灵传授给中介人一样。
例如，有一个名僧法的尼姑死于16岁；她是在阴魂附身时，口诵一系列偈语而被周围的人们虔敬地记录下来以后死去的。
①在那时的佛教伪经中有形形色色的内容，包括许多特别是论述长生术的道教的成分；这部分地说明了中国人普遍信仰弥勒佛或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原因。
但是，其中也有儒家的因素，例如有赞扬孝道、敬拜祖先和殡葬礼节等这些在印度不时行的东西。
佛教书籍中充满了敬神术、占星术、占卜术以及各种各样中国人特有的迷信，这就从中世纪早期起预示了“三教”合一的发展，后来便以此形式侵入了民间宗教之中。
但是，在文人学士之中，正是象《大乘起信论》这类伪作取得了，而且继续取得例外的成功。
他们在这部经中找到了经过过滤后能为自己所用的一种佛教的形式。
在12世纪，甚至大哲学家朱熹（公元1130—1200年）在批评佛教的时候，也几乎只提到它的伪经；印度经院哲学中那些伟大的论文已经从梵文翻译出来，但他实际上并不知道。
②毫不奇怪，佛教书籍对他为来说不过是一堆剽窃物而已。
在真谛在南方展开工作的50年以前，鸠摩罗什已经在北方介绍了另一种形式的印度佛教哲学。
鸠摩罗什③原为一个印度婆罗门教徒之子，后来皈依了佛教，曾卜居西域诸王国之一的库车，这里无疑地既使用梵文，又使用中文。
他在这里娶了当地一位已经削发为尼（就象其夫已为僧那样）的公主；当时在西域并不严格奉行僧侣的独身生活，因此鸠摩罗什也生了孩子。
当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他的母亲带到克什米尔作见习僧，同时在那里研习小乘教经典。
在他返回库车的路上，他在喀什噶尔停留了下来并开始研究大乘教，特别是其中由龙树（Nāgārjuna）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中观学派（Mādhyamika）的学说；他是一位很出名的教主，但在历史上又很模糊不清。
这个学派曾就《大般若波罗蜜多经》（Praj■āpāramitā-sūtra）中的教义做了极精详的系统化工作；它宣扬在相对和绝对之间的中道（madhymā pratipad）；它的出发点是对两“边”（anta）和任何二元性实行归谬法的辩证法；它依靠悖论来否定被排除的第三者。
绝对和相对之间的对立、常（■ā■vata）与断（uccheda）之间的对立、菩提（bodhi）与烦恼（kle■a）之间的对立、死（nirvāna）与生（sam-sāra）之间的对立，都可归结为空（■ūnyatā）。
①公元384年，库车被前秦的一位将军所攻克，鸠摩罗什也被俘获；这位宗教大师是他们急需的人材。
这位将军回到中国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自治国家——后梁（公元386—403年），其地在梁州的姑臧（今甘肃的武威）。
鸠摩罗什在那里呆了约20年，他在这期间多半完善了他的中文知识，因为如若不然，就很难说明他会翻译得那么优秀了。
后来他再次被后秦的姚兴（后秦的高祖，公元394—406年在位）所组织的一支军事远征队所俘获。
姚兴是一位狂热的佛教徒，他在他的京城长安给鸠摩罗什加了许许多多荣衔；罗什于402年被带到长安，并被委托带领一支已由道安训练出来的第一流的翻译队伍。
这支翻译队伍不仅在规模上引人注目（他们有三千人），而且其成员的素质很高 鸠摩罗什的译文经过他的合作者的一再修饰和润色，中文的行文非常优美流畅，它们超出了前辈（因为鸠摩罗什的许多译文在他以前已有别人译过），也使后来的译文为之逊色。
它们终于变成了中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例如，他所译的《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ika）、《维摩诘所说经》（Vimalak■rti-nirde■a）、《净土经》（Sukhāvat■-vyūha）即是如此。
但是，他译的中观学派的论文才使得中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的运动。
这里主要有“三论”。
②除此之外，恐怕应该加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注释（计25000偈），③它据说为龙树所著，但恐怕是4世纪初在印度西北部写成的。
这样就构成了大乘教哲学的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可视为小乘教《阿毗达磨》的一种补充，这在《十诵律》的经文中体现了出来。
④鸠摩罗什对大、小乘教都很精深；这两种教义在他那个时代已开始在他的本土西域彼此竞争。
这种巨帙注释本技术性很强，又不少于百万汉字，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公元404—406年）译成，在当时确实是创世界纪录的译作；只有玄奘在公元7世纪的翻译工作做得比这更好一些。
让我们想象一下，在这个大都市郊区渭水岸上的皇家庭园中的阁子里有一位库车大师，环绕着数以百计的汉族合作者——由这位异域主持者亲自指挥的长安的文化菁英人物；让我们判断一下，中国人当认为自己需要向外邦人学点什么东西而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中华中心论的民族——那是多么有意思啊
鸠摩罗什在他的合作者中有几位著名的中国弟子，例如竺道生，①特别是僧肇（公元374—414年），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作用可以比之于王弼（他有时被人称为“王弼第二”）。
僧肇出身于长安的寒素之家，幼年被迫给人做抄写工作维生。
这使得他有机会读到中国的经籍和史书，然后读《道德经》和《庄子》，最后才皈依佛门。
这是符合通常的学习进程的，但是他没有象道安和慧远那样成为中国文化的饱学之士。
大约在公元398年，他前往姑臧进入了当时在长安有口皆碑的鸠摩罗什的学校；4年以后，鸠摩罗什和他一起返回了学校。
僧肇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有创见的论著，②它们是用强烈的道家精神和语气来阐发中观学派的伟大论旨，可是显示出他比南方的任何“玄学”门人或庐山慧远派的门人弟子们更熟谙印度的哲学。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竺道生曾把僧肇的一篇文章给慧远看过。
③僧肇在他的文章中又讨论了王弼和郭象所曾经讨论过的主要问题，如“体”与“用”等。
僧肇把这和佛教中诸如“慧”（praj■ā）与“方便”（upāya），或“真谛”与“俗谛”之间的对立联系起来。
④在他的著作中，新的“理”还带有大大不同于印度哲学的宇宙秩序的意味，因此有时使人怀疑他究竟是一位佛教徒还是一位道教徒。
他似乎没有学过梵文，但他吸收了中观学派的分别推求法，这是向逻辑学的挑战，同时利用了印度形式的三段论，即“四难推理”：有；无；有和无；非有非无。
他的著作确实是中国人在理解印度思想方面一个显著的进步，给中国佛教留下了持久的痕迹。
甚至迟至唐代，禅宗还从僧肇吸取灵感。
公元417年，长安一度被南方的武人刘裕所占领；他不久又返回浙江，利用他的军事优势建立了南朝时代的宋王朝（公元420—479年）。
后秦王朝灭亡了；长安又被一个匈奴领袖所重新占据，鸠摩罗什的社团不得不向南或向东北流落到北魏地区（公元386—534年）。
①北魏王朝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在公元5世纪中叶统治并统一了整个中国北方。
它的第一个首都是在山西（平城，今大同附近），但在495年迁到了旧都洛阳，此地现在已变成了北方的佛教中心。
北魏王朝从一开始就左袒佛教，但对它的实际活动则控制得更严厉。
它采用了汉人的制度，这时面临着南方早已爆发的国家和佛教教会之间的冲突。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②在东晋王朝，慧远如何为僧徒赢得了“不敬王者”的特权。
这种政教冲突总是削弱中国佛教的力量，并且将最后使它濒于毁灭。
③印度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因为印度的国家不象中国的那样是皇权的和视国家为神圣的；在那里，国王们很自然地向宗教领袖致敬。
但在中国，反对佛教徒的主要之点是因为他们信奉外国的宗教，它不服从皇帝和他的政府；在私生活方面，它反对作为公民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并且反对祖先崇拜。
它的反对者最不满的是佛教僧侣的寄生性质，因为他们可以不纳税，或者不服国家的任何徭役，特别是不服其中最重要的兵役。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世俗富豪给寺庙的极大量捐赠，使得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处于危殆之中。
所有这些不满大部分都是一篇小小的辩白文章——即《牟子理惑论》——中提出的，它据推测写于汉末，出自远在南方的一位皈依了佛教的学者之手；从它的现存形式看似不早于六朝时代。
①北魏王朝所最关心的是帝国的和平与安定不受干扰。
为了终止政教之间的这种斗争，政府企图设立一种国教，把僧侣置于一个民政部门的管理之下。
它的负责人是一名僧侣，同时又是一名政府官吏，各外州府也有其下属来负责管理地方佛教团体。
除了或许在阿育王时代以外，印度从来没有这种设置，而即使在那时，公元前3世纪的这位佛教徒大君主所采用的监督权也不象北魏王朝管理僧众的人具有的职责那样广泛和重要。
②这样把佛教教会置于国家之下的办法马上给佛教徒带来了麻烦。
公元5世纪中叶，两种敌对的宗教掀起了反佛教运动：一为儒教，其目的是想接收北魏的政府机器，使之不利于外夷人；一为道教，因为它嫉妒佛教的大受群众欢迎。
太武帝（公元424—452年在位）之排抑佛教是受了他的谋臣崔浩（公元381—450年）的影响；后者被教养成一名道士，但他的目的是想汉化这种外夷制度，并且直接以儒教原则为法式在北魏帝国建立它的行政制度。
他赢得了道教天师寇谦之③对他的事业的支持。
公元455年当皇帝扑灭了长安的一起叛乱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座佛教寺庙里藏有武器。
在那个时候，许多叛乱都是佛教徒煽动起来的。
皇帝下令将长安的所有和尚一律处死，以后又下令杀尽全帝国的和尚，并且尽毁一切佛教寺院、佛像和佛典。
①这道命令看来似未严格执行；可是，它是被中国佛教史学家称为第一次“法难”。
几年以后这道命令被取消了，佛教随着和尚昙曜（可能是汉人）在460年当上了沙门统而重新得宠。
②正是此人开始了云冈石窟的开凿；此地距北魏在山西的都城不远。
这些佛窟的装饰受到印度、西域风格的影响，甚至也受到希腊化时期风格的影响。
里面的佛像都再现了魏王朝诸帝的形象，③因为他们已被神化为佛祖了（这就在神权政治上解决了和尚该不该敬奉世俗君主的问题）。
到了公元4世纪之末，北魏的第一任道人统法果（约在公元348—420年）就已经把皇帝和佛祖合二而一了。
据说：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
遂常致拜。
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
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半个世纪以后，昙曜也精明地在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碰撞处加上了安全垫。
为了表示佛教徒不是寄生虫，他也建议让他们做工作。
大约在公元469年，建立了“僧祗户”制度。
④这种户包括应向教会当局交纳“僧祗粟”的世俗佛教徒。
这种交纳是储积之物，以备在荒歉之年用来分给人民和寺院。
昙曜还建立“浮图户”，招募刑徒和官奴来寺院服役，使之垦田、开荒和运输粮谷。
①这意味着佛教教会必须在公共福利上做些事情。
那些生产僧祗粟的 田免除其他一切杂赋，僧祗户则免除了兵役，这就引起了地方官员很大的嫉妒，又使得大批为非作歹的人和无所事事的人涌入僧祗户，甚至也涌入了正式的僧侣队伍。
据公元477年的人口统计，北魏帝国估计有6478座寺院，僧尼共67258人。
公元512至515年之间，寺院又增长一倍多，到了北魏王朝的末年寺院达30000座之多，僧侣总数200万人。
南朝在此时期的统计数字则要少得多；寺院的数字约在1768到2846座之间，僧尼数目约在24000至82700人之间。
在北方，僧侣数目的大量增长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腐化现象。
和尚们中间兴起了经商热和高利贷行为；企图逃避赋税和兵役的伪滥僧越来越多。
拉帮结伙的佛教伪滥僧是北魏末年的一大灾祸。
据记载，公元402至517年之间至少有九起被佛教徒引发的农民叛乱。
②这种叛乱可能是由一些目不识丁的和尚发动的，他们把自己视为弥勒佛转世，或弥勒佛的先驱，或者是想要创建太平盛世的一个新王朝的开国之君，象汉末的道教叛乱者那样。
和黄巾军一样，这些佛教徒帮伙是军事和宗教组织，按杀敌——即魔鬼（Māra）——的多寡而给予武士以佛教等级中的相应名号。
叛乱者不仅反对政府，也反对依附政府的教会。
寺院被劫掠，僧官被困扰。
毫无疑问，叛乱者的被激怒是因为甚至这个非汉人政府也在搞苛捐杂税，这些外夷贵族也在搞豪华建筑作为敬神的表示，而这就意味着人民的赋税和徭役的增加。
洛阳的寺院充塞着财富，①公元6世纪初年在洛阳附近建造的龙门佛窟是为新的首都服务的，正象云冈佛窟是为山西的旧首都服务一样；这些佛窟中的雕刻显示了多么挥霍无度的气概。
据说，在公元518年，洛阳超过三分之一的地面上布满了佛教建筑物。
16年以后，北魏王朝便覆灭了。
几经变化之后，中国北部分成了两个新的外夷王朝：东为北齐（公元550—577年），西为北周（公元557—580年）。
北周都长安，因迫害佛教而知名，这被称为第二次“法难”（公元574—576年）。
北周的武帝（公元561—578年在位）希望自己比汉人更加汉人，他想给儒、释、道三教排个队，并组织了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各教共同参加的会议，它的记录已留传至今。
佛教的主要反对者有已被开除僧职的卫元嵩，他想借拥护儒教来达到自己升迁的目的；还有一个反对者为道士张宾。
这种情况很象北魏王朝时代的公元446年，那时反对佛教的汉人联合起来博取一位外夷君主的欢心；后来在公元13世纪蒙古人的统治时代也有类似的情况。
公元573年，皇帝宣布支持儒教。
佛教徒被贬到第三位，他们提出了抗议。
第二年他们又被禁止进行活动。
僧尼必须还俗；他们的建筑物、圣像和经籍被销毁；他们的货物被没收。
甚至道教也未能幸免于被排斥。
②当北周于577年破灭了北齐以后，此举波及整个中国北方。
大量僧尼被勒令还俗，其数达二三百万人。
直到578年武帝死去以后才废除这道禁令。
三年以后，即581年，他的王朝被隋所取代；这个新王朝是北周的高级官员所建立的，他是汉人，但婚媾于有外夷血统的一个佛教徒。
他本人生于一座寺院内，由一位尼姑所抚养，他很快又重建了佛教，并依靠佛教的支持重新统一了中国。
在中国南方，没有发生象北魏和北周那样大规模迫害佛教的事情。
这里的佛教社团要小一些，也不准备以叛乱向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挑战。
但是，北方的叛乱使我们大致了解大多数信佛教的居民用什么形式起事，但其详我们迄无所知。
那时的碑铭和敦煌发现的手稿也对人民的信仰有所揭示。
我们在还愿的铭文中看到，那些奉献佛像的人都祈求在弥勒佛的天上——或者后来是在阿弥陀佛的净土——得到超生，不仅为了他们自己，根据回向①之说，而且也是为了他们的亲属、祖先，甚至也是为了全人类。
突出祖先，这是地道的中国人的做法。
也有一些地方的社团是由一个和尚主持它们的活动。
信徒们可能聚集在一起制作圣像，抄写经文，给香客布施或为他们的同道出资做殡葬法事；或者他们甚至用道教的守斋名义聚会在一起；虽然这些活动应该是素食，但他们往往大吃大喝，和道教的守斋一样。
②这种社团活动也称为“社”，这个名词是指佛教以前的古代的土地神和农民社团聚集在这里敬拜的社稷坛；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一种古代中国的制度仍然在佛教环境中留存的情况。
③法术也还在民间的信仰中起重要作用。
许多和尚有法术，并变成了传奇人物。
比如，宝志（公元425—514年）就以他的奇特行为被称为“神僧”而知名于建康（极象唐代的禅宗大师们）。
他被认为是救苦救难的观音（Avalokite■vara）的化身，后来他才变成了对死者的崇拜的守护神。
①公元6世纪，北方兴起了一个千年至福运动；这是一种外教，即隋代和唐初极为流行的三阶教。
②这是一种印度的传统，它主要按照《妙法莲华经》的说法把佛教的人世演变分为三级或三个连续的时期：正法时期、象法时期和末法时期。
③不能肯定的是，每一个时期到底是500年还是1000年（甚至末法时期是一万年），而且根据正法的最后代表释迦佛“涅槃”之绝对日期来算也有不同的算法。
据说有一位慧思和尚（公元515—577年），生于北魏时期的河南，后来流寓南方的湖南，他第一次提出了末日即在眼前的想法。
他把末法时期的开始定在公元434年。
公元574—578年北周的迫害佛教的运动可能助长了这个教派人数的扩张。
它的真正组织者是信行（公元540—594年），也是出自河南的一位怪僧，他在589年被隋王朝邀请到了长安。
可是，隋王朝马上就谴责了他的教派，所以它很快转入了地下并有搞颠覆活动的迹象，特别是它认为政府应对法律的败坏负责，而且它变得异常地富有。
因为按照信行的劝告，这个教派的成员都奉献财物来建立不可剥夺的“无尽藏”，以备正法的第二位佛祖弥勒佛到来时用。
这些宝藏成了私人资本主义的种子，同时由于六朝末年货币和商业经济的增长，国家是不能容忍这种发展的。
唐王朝也可能严厉地对付这个教派，并且可能有几次没收了它的货财。
对于唐代的民间佛教的形式我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可以肯定，它们的起源都在南北朝时期。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各宗派在唐代已或多或少地形成了制度化的形式。
它们也发源于南北朝，①当然在南北朝时期它们仅仅是一些偶然聚集在某些外国或中国大师周围的佛教社团而已。
另外也有一些社团专门研习某一部特别译经，例如对鸠摩罗什的“三论宗”，或是对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十地经论”（地论宗）的注疏，或是对真谛的摄论宗的注流均有研习；另有一些人则更专注于研习寺院的纪律（vinaya；律宗），或冥思的实践（dhyāna；禅宗）。
佛教历史编纂学家决心编造他们的被称为“祖”的那些大教长的谱系时，他们自然不难于把大唐时代各宗派的渊源上推到5世纪或6世纪。
例如禅宗就是这样，它在八世纪才发展起来，它说它的中国初祖是来自南印度的菩提达摩大师（据推测，他在6世纪时先住在中国南方，后来移住北方），但是，他的历史真实性已坠入原始神话的迷雾中而模糊不清了。
湖北浠水历史名人
名人名家 庞安时（1042-1099），字安常，本县麻桥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为北宋名医。
安时幼时，其父授以脉诀，他不以为足，后读黄帝扁鹊的脉书，渐通晓医理，悟出新意。
年近弱冠病聋，刻苦钻研《灵枢》、《素问》等秘籍，融会贯通经传百家所涉及的医术。
他曾说：世传所谓医书，予皆见之。
惟扁鹊之方深矣。
盖所谓《难经》者，扁鹊寓术于其书，而方之不详，意者后人自求之欤
予之求盖出于此。
安时为人治病，愈者十有八九。
登门求治者，则设坊（医疗室）留诊，亲视汤药，悉心护理，治愈后始允其回家，据《宋史·庞安时传》记载：有民家孕妇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求无所救，安时之弟子李百全适在傍舍，邀安时往视之，才见，即连呼不死（不会死），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抚摩，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
其家惊喜而不知所以然。
宋人黄庭坚，多称道安时医术，苏轼的《东坡杂记》、《仇池杂记》，袁文之的《瓮牖闲评》，均记有安时的医迹。
苏轼评安时精于伤寒，妙得长沙（指汉代名医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遗旨，张耒《柯山集》中记载：淮南人谓庞安常能与伤寒说话。
后世医家论庞安时医能启扁鹊之所秘，元化（即华佗）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不在古人下。
安时58岁时发病，门人请他视自脉，他笑着说：今予胃气已绝，死矣。
拒饮汤药，数日后，与客坐语而卒。
后人为了纪念他，于浠水县城内建有药王庙（亦名洞天福地）、妙华庵（庙内设庞安时泥塑像），均毁。
庞著有《难经辨》万言、《主对集》（一卷）、《本草补遗》、《伤寒病总论》（九卷），在药理、医理、医疗诸方面，为祖国中医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伤寒总病论》）（九卷）于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特予印行，推为中医学经典著作。
杨思义（生卒不详），本县人。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启用杨思义，命掌起居注，后调任司农卿。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设六部，司农为户部，杨思义任户部尚书。
在任期间，他对土地丈量、户口清查、财粮收支等办理得井井有条。
明初经历战乱，百姓流亡，土地荒芜，他奏请朝廷下诏，招抚流亡，开垦荒地，广种麻桑，免税四年，以利民生。
当时朝野上下，无不称赞其理政才能。
后调任陕西参政，不久病逝。
归葬于本县黄草湖。
王聪（1362-1409），巴河镇人，明代将军。
王聪出身农民，臂力过人。
他习武投军，隶属燕王棣部下，智勇兼备，能谋善战。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他随燕王巡视边境，以军功升任都指挥使，靖难之役，燕王夺取帝位，聪被封为武城侯。
永乐七年（1409年），随征虏大将军邱福出征。
福与本雅失里（鞑靼人）交战，本雅失里佯败，福追击，聪知其计，劝谏福止，福不听从，终中埋伏。
聪战死，时年58岁。
其尸毁于战场，未能收骨，后追封为漳国公，立碑敕葬。
衣冠冢在县西司家畈。
文质 （生卒不详），本县人，字东进。
善骑射，有异材，明嘉靖年间会试第一。
清光绪十年版《黄州府志》及其墓志均记载为武状元，任锦衣卫都督。
其子应诏，由进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
父子二人，一封为昭义将军，一封为昭勇将军。
其墓在县北。
姚明恭（1583-1644），字昆斗，人称姚阁老，本县巴河人。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庶吉士，初任詹事，礼部右待郎。
崇祯十二年（1639年）入阁，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任户部尚书参与机要。
相位一年，回归故里。
光绪《黄州府志》载：黄之九属，数百年来，居相位者，惟明恭一人而已。
明恭宅心仁厚，曾致信告诫其弟居恭（任剑州牧）洁已爱民，虚心听狱，严胥役，禁家奴。
明恭回居乡里时，蕲水漕米在蕲州兑军（作为年粮缴纳，由军队验收）。
路远，又无押运者，军旅任意科旅。
他为此向有关方面建议，改兑军为兑会城（漕米直接交专收粮的机构），百姓得免其苦。
陈沆（1785-1826），亦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本县巴河人。
10岁随父读书，以诗赋见长。
15岁应试科举，县试，乡试、会试，皆名列第一名。
学使鲍星读其试卷，击节叹赏。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保和殿对策，陈中第一甲第一名（状元）。
其策论文章，气势雄浑，论述精辟，笔力奇健（原卷手抄本藏于县博物馆）。
授翰林院修撰。
出任四川道监察御史。
清道光二年（1822年），任广东省主考（学政）。
次年，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
道光六年，病逝于北京，归葬于本县调军山南麓。
在文学史上，陈沆被列为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
其组诗《河南道上·乐府四章》中的《卖儿女》、《狗食人》、《吃草根》、《逃饥荒》等诗，用极其辛酸的笔调，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当时河南道上的悲惨景象。
陈的友人魏源，称其诗是香山乐府之遗。
陈的赋文，铺叙多用白描，代表作有《简学斋赋存》。
陈著作《简学斋诗存》、《课馆试律存》、《诗比兴笺》、《白石山房诗钞》、《简学斋赋续存》为后人整理出版。
学术著作《近思录补注》14卷，补宋代朱熹、吕祖谦及清代江永之缺，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瞿瀛（1857-1949），亦名炅，号干琴。
本县人。
幼就读私塾，勤敏笃实，县试名列前茅，府试名列第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乡试中亚元。
回县创办学堂。
广西提学使李翰芬慕其人品，于1907年函召赴桂襄办学务。
辛亥武昌首义时返鄂，被推为浠水县议会议长。
年底应黎元洪之约入军政府任机要主任。
因办事干练，深得信任，几次提名担任国税厅长、民政司长，瞿坚辞不就，仅任副秘书长。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周年之际，北京及各省代表来鄂集会，追悼先烈。
瞿奉命撰写演讲词，言武汉所居的地位，谋人民之福祉，以慰先烈于九泉。
洋洋7万余言，时传诵甚广。
1913年12月，袁世凯将副总统黎元洪幽处瀛台，瞿随侍，持正不移。
1914年袁要黎为参政院长，并结为儿女亲家，瞿愤而归隐。
1914年劝黎辞去参政院长。
1916年袁世凯密称帝，封黎为武义亲王，瞿劝黎拒绝受封。
同年8月，黎元洪担任大总统，拟选瞿为秘书长，瞿辞之，乃改任副职仍掌机要。
1917年张勋复辟，黎授命段祺瑞戡平叛逆，瞿多方参赞。
事定，随黎隐居天津。
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瞿复原职。
1928年黎元洪逝世，国府明令国葬于武昌卓刀泉，瞿赴武汉，主持丧事。
后又将黎从政轶事，编辑成书，躬任校勘，数载始成。
瞿返乡后，杜门谢客，家居20年，足不入公门。
1930年川军驻浠水，纪律极坏，邑人吴剑安激于义愤，投诉当局。
川军旅长竟捕吴拟置之死地。
瞿闻讯，星夜奔驰十里，赶至师部，请以身代吴。
吴获释至瞿府长揖拜谢。
瞿一一还拜曰：足下为民请命，是仆应怀惭以叩谢者。
1947年11月，瞿光照、王细伢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活动于浠（水）、黄（冈）、罗（田）边境，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瞿力保释放。
瞿一生俭朴，在京作官，不穿皮袄，不坐车轿，热心公益事业，为本村人修水井、建祠堂、办学校。
1935年大旱，四处募捐，买面粉救活700余人。
博览群书，尤对考古、音韵训诂之学造诣较深。
著有《瞿典》、《文字考证》、《历代政治家言行考》、《清末明初政史纪实》（其中有辛亥革命始末）、《文物考古》、《从政篆文日记》、《浠水县志》（均未刊印）。
1949年病逝。
孔庚（1873-1950），又名照焕，字文轩，号雯掀。
本县王祠人。
清末秀才。
1898年，因带头殴打学官和劣绅之子，被捕下武昌府狱，后释放。
1903年与吴禄贞等暗组革命机关。
后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期骑兵科。
1905年加入同盟会及铁血丈夫团。
1907年毕业回国，任广西新军督练公所参事官兼经理科、教育科科长，办陆军小学堂，训练新军后，任职于军咨府。
留学生考试赐兵科举人。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本县南凉人。
县禀膳生，肄业于黄州经古书院。
清光绪壬寅（1902年）中举于乡，甲辰（1904年）试礼部，中进士，授刑部主事。
旋应山西学政宝熙之聘，任山西大学国文教习。
后二年自请赴日留学，攻读法政。
在此与鄂籍同学自办留学生教育会及《教育杂志》。
历时二年回国。
时鄂督陈夔龙奏请地方自治，汤化龙返鄂筹草自治事宜，旋任咨议局筹备处参事。
次年当选为副议长，不久任议长。
后赴京参加全国咨议联合会议，被推举为会议主席。
1918年，汤怀着失意的心情出国考察，由日本及美国，历时半年，同年9月初，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候船回国，被中华革命党人--华侨理发师王昌刺死，时年45岁。
闻一多（1899-1946），又名亦多，辈名家骅，字友三，本县巴河人。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战士和杰出的诗人、学者，中国民盟早期领导人之一。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
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
同时创作旧体诗。
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
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
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
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徐复观（1903-1982），亦名秉常、佛观，其师熊十力为之改佛为复。
晚年居香港时，用名天行。
浠水县团陂人。
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一生中就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及历史、命运问题发表大量论著。
如他与唐家毅、牟宗三、张君励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系统阐述他们的中西文化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驳斥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
又出版《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公孙龙子讲疏》等书，探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撰《西汉思想史》（上、中、下）对西汉思想史进行缜密研究。
他对研究、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名扬海内外的现代大儒。
汤佩松（1903-2001），本县南凉人。
小时在父亲汤化龙身边就读。
1917年入清华留学预备学校。
1925年秋，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
1928年夏，考入当时以植物生理研究而颇负盛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年后毕业。
1930年9月，受聘于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
1933年秋回国，在武汉大学任教。
1938年9月，应聘西南联合大学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
抗战胜利后，任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
1948年，被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选聘为首批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
主要从事植物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提出完整的植物呼吸代谢的控制理论。
1955年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
1998年6月，又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
闻允志(1904-1940)，字永之，浠水县巴河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领导工农运动，曾任国民党蕲水县党部执行委员、青年部长。
1928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与中共党员温健公等组织留日学生会及社会科学研究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
由中共党组织派往河南偃师中学任教，从事地下工作。
1935年春调北平，任《世界日报》社编辑，秘密进行抗日活动。
同年到天津法商学院任辅导课主任，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党的工作。
同年，天津爆发一二·八学生救亡运动，文化界以法商学院为中心组织文化劳动者协会天津分会（后改称文化职业者协会），闻任执委，帮助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
1936年秋，参与领导天津各学校和各机关反对强迫填写反共自愿书的斗争。
1937年春，受中共组织委派，到河北省地方实力派张荫梧部做统战工作。
同年赴豫北林县、安阳、汤阴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组织抗日力量，又争取团结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和国民党驻军黄宇宙及其他地方武装。
1938年10 月，民军第十一团团长朱程在山西陵川成立河北民军晋察豫边区办事处，闻任该部十一团部政治部主任，闻积极争取朱程，并在部队建立中共党组织。
1938年春调晋东南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任训练教育科科长。
同年，朱程因张荫梧公开反共反人民，遂率部反张。
八路军总部改编朱部为华北抗日民军，闻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并以抗大一分校带去的部分军政骨干，在部队重建党组织。
1940年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华北抗日民军政委，并任冀鲁豫军区党委委员，领导军民粉碎日寇多次扫荡，建立沙区抗日根据地。
同年8月调八路军总部，由冀中南下。
8月21日拂晓抢渡卫河时，遭日军汽艇袭击，不幸牺牲。
徐楚光（1909-1948），又名建豫、祖芳、楚狂、席正，浠水县华桂人。
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班，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任鄂豫皖边区直属团连长；秋，受边区党组织派遣潜入国民党军内部，任蕲水县自卫队中队长。
1930年，任罗田县自卫队大队副。
1932年打入武汉第四集团军十八军和江汉师管区任连长、营长等职。
1934年随李济深、宣侠父赴广西南宁争取桂系反蒋，后任豫西师管区兵役局局长。
1937年兼任河南伊川县第三科科长。
1938年春，打入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部任教育大队中校教育主任。
秋，冀察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第五军，孙殿英军长委其为该军后方司令部作战参谋兼官佐子弟学校校长。
1940年初，调至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
不久，通过同乡九十七军参谋主任杨自绳的关系潜入该军，顺利完成对朱怀冰部的侦察和反正任务。
后调任抗大总校任教官。
1942年受八路军总部秘书处（情报处）派遣，入汪伪首都南京。
他通过旧时的朋友、汪伪自卫军总司令金龙章介绍，拜南京洪门大亚山首领朱亚雄为大哥。
复以黄埔军校学生身份广交军政朋友，在汪伪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
1943年，任伪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挂名为伪军参赞，兼伪中央政治感化院上校教官。
秘密发展伪中将参赞武官洪侠和朱亚雄参加地下情报工作。
得以会见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伪军委会少将科长周镐。
遂秘密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运输线。
12月潜入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任上校秘书。
为取得京沪（今宁沪）铁路线的行动方便，徐任秘书主任兼督察长，不断获得蒋汪内情，并截取蒋汪联合剿匪军事计划及江浙日伪联合清剿行动计划等重要情报。
1944年1月，汪伪创建警卫第三师，他利用伪中央政治训练班总队副赵鸿学潜入该师任政训主任，争取师长钟健魂起义。
旋在人民地方武装六合支队政委魏然策应下，钟、徐、赵亲率三师官兵3000余人至淮南解放区钟家集宣布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
钟任军长，徐任副政委兼参谋长和第二师政委。
1946年，徐楚光调华中局联络部筹组第三工作委员会任主任。
后由于三工委遭保密局侦破，徐于1947年4月在长沙组建湘鄂民主联军，任政委。
9月，他从长沙抵武汉，不久即被捕，交保密局审讯。
1948年3月，敌人以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的头衔，诱他投降，遭拒绝。
1948年10月9日，被保密局秘密杀害于南京，时年 39岁。
苏哲文（1915-2006），原名苏有威，1915年8月出生，浠水县人。
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积极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由中共重庆办事处派往东北解放区工作。
自1950年起，历任中央燃料工业部计划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
1955年任中央电力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
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司长。
1975年先后任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副院长、院长。
1979年先后任电力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
1985年离休后，担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领导成员，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专题论证主持人，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
饶兴礼（1925-2000），浠水县清泉镇十月村人。
1949年6月投身革命，195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被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
1966年被华中农业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1993年被评为高级农艺师。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
湖北浠水人。
徐复观在抗战时期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下决心去政从学。
其为学不喜形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界。
徐复观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主张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衔接的内容，力图揭示历史上个人主义与专制政体、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
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必然会歪曲和变形，说明专制政体压歪和阻隔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却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的“护符”。
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始于殷周之际，以人性论为其主干，而孔、孟、老、庄及宋明理学家的人性论就是中国人性思想的主流。
提出一种不同于宗教恐怖绝望意识的“忧患意识”概念，认为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激发下产生了中国的道德使命感和文化精神，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徐复观对中国传统作了深入分析，他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历朝历代一直贯穿着体现人文精神的圣人之道，或曰理，与表现为无限制的君主专制的势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中国历史的死结”。
虽然士大夫始终坚持道尊于势，但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社会的严酷事实却是势远远强于道，知识分子在这种道与势的紧张冲突中，形成了精神上的重负和奴才性格，变成君主专制的工具。
他的剖析的最终目的是要论证只有引进民主与科学，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
此外，他还特别重视从传统深处发掘其内在的精神生命力，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转化为民主和科学。
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公孙龙子讲疏》、《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史基础》、《中国艺术精神》、《石涛研究》、《中国文学论集》等。
求中世纪西欧官职，
**大体：皇帝》国王》领主&总督（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期有差异，领主类似诸侯，总督就是一个地区的最高官，但不是家族式的继承）》将军、元帅（不同的国家有点差异）》骑士团长（欧洲圣战兴盛的时候，在靠近东欧的一些地方以不同的形式由骑士组成了骑士团，多是效忠十字军的圣战，出名的有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爵位：还有一些对于对国家有功劳的人、或是贵族（和皇家能沾上边的那种）爵位只有三级——公、伯、男，侯和子爵**详细：在英国5级贵族中，伯爵出现最早。
个别学者认为伯爵爵位来自欧洲大陆，至迟在公元900年的法国，伯爵已成为公爵的封臣。
但更多的学者认为英国伯爵（Earl）与法国伯爵（Count）并无继承或连带关系；而且英国伯爵称号是5种贵族称号中惟一的英文词，是由古英语eorl转化而来；大约在盎格鲁一撒克逊时代后期，因王权不够强大，英格兰广大地区曾划为几个较大的伯爵管辖区（great earldom）。
而伯爵爵位却是在 11世纪初由丹麦国王克努特引进英格兰的。
11—12世纪中叶之前的伯爵多是镇守一方的诸侯。
他们大多是一人治理数郡，所以又被称为“方伯”。
诺曼大公威廉侵人英国后，担心他们权势过重，危及王权和国家统一，遂将方伯权力加以分割，移交给他的亲信，每个伯爵的辖区仅限一郡，与国王有着极其明确的封君封臣关系，伯爵倘敢兴兵作乱便会被王军镇压，或受其他贵族制裁。
伯爵职权名号可由后代继承，但会因为有的伯爵缺少继承人而使总数有减无增。
斯蒂芬在位时，破格加封格奥弗雷。
德。
曼维尔为艾塞克斯伯爵。
14世纪以来，伯爵数目攀升。
1307年计有9名。
1327年爱德华三世即位时仅余6名，10年后增至12名；爱德华在位晚期增至14名。
14世纪20年代之前，伯爵作为高级贵族，是男爵的“天然领导人”，在地方上负有对男爵、骑士的管理责任。
但在1327年政治危机[指爱德华三世废黜其母法国伊沙贝拉公主的摄政，登极亲政时，伯爵曾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政治群体独立行动，与男爵们的“距离感”突然产生。
1328年由亨利三世增封玛奇伯爵领地之后，伯爵不必行使地方管理的职责。
学者大都认为早期中世纪或封建主义的第一阶段西欧基本上没有较为完备的行政制度，由于权力的分割，国家对于地方的行政基本处于无力控制的状态。
但自12世纪始，西欧开始国家重建，国家行政制度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12、13世纪国家行政制度在西欧的发展虽然因国情不同而有不少差异，但也有一些共同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央行政管理制度日渐走向专门化和正规化。
早期的王室官员只是国王的侍从而非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但从12世纪始，这些官员的职责相对明朗，出现了一些常设性的机构和官员。
英国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明显。
在英国一些机构逐渐脱离国王宫廷管理者的性质，而取得国家行政机关的名分与职能。
中书省有中书令、副中书令等主要官员，他们负责王廷文书的颁发。
文书分证书及令状两种。
缮写文书是文书室主管及若干名文书之事。
一般文书都盖有国王的玉玺，掌玉玺者为副中书令。
后来因文书繁多，乃有锦衣库兴起，且有小玉玺出现，以便随王出巡时及时发出各种文书。
财政署的出现则标志着独立的财政机关的逐渐建立。
早期国王的国库被12世纪初年的财政署所取代。
后者成为国家财政收支管理中心，形成了一整套复杂而准确的收支计算方法，并裁决有关王室负担的各种案件，建立起自己的档案制度。
从著名的《财政署对话集》中我们可以较为详尽地了解财政署的情况，它的成员分为上下两部，上部组成实际上是小会议的成员，主持者一般为宰相，参加者有中书令、司宫、司厩、国库长及其他贵族。
下部称收支部，主要成员为国库长及司宫的代表。
负责整个收支部的活动。
上部是财政署的神经中枢，下部是其执行机构，做技术性的工作。
其他机构还有锦衣库，它本是国王存放行李的地方，后来地位日重，发展到能够取代财政署而主管国家的财政税收。
另有所谓的宰相一职也曾短暂地设置过，它在帮助国王主管司法财政等重大事务方面，代王行使职权，权力极大，后来废止。
虽然这些机构及其官员往往相互重叠，但国家行政制度发展是明显而有效的。
法国的情形与英国类似，虽然它没有英国那样完备，但更具有代表性。
法国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兴起是在12世纪初。
1105年或1106年法国曾设置王家中书令一职，但1127年被废止。
该机构负责国王的文书之类的事务，这类令状由文书们草拟，由国王的掌玺官加盖印玺，然后颁行。
直到菲力普·奥古斯都和路易九世时的大量文书语言和格式统一的令状的颁布证明该机构是常设的，由一班专门官员组成。
与西欧其他国家一样，法国直到13世纪仍然是国王的内府与国家政府没有明确地区分，国王的周围有一大帮亲戚朋友。
但随着国事日增，尤其是像菲力普四世这样爱旅行、朝圣和战争的国王，使跟随国王行动的那些机构从其庞大的家庭成员中分离出来而成为常设的行政机构。
档案材料的保管有专门的官员，财政官员也出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是外国人在国王的宫廷出现了。
既能持刀舞剑又懂法律的骑士、大量的民法专家也出现在国王的宫廷，由他们丰富的罗马法知识为国王服务。
法国中央政府制度发展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是王室代理人贝利斯（Baillis）的出现。
代理人为国王的代表。
当时因为国王常常要到东方参加十字军或者到各地打仗，故将王室事务委托给一些重要人物，他们或是国王的亲属或是亲信。
他们有解释王国事务之权力，他们的职位不能任意罢免，除非证明他们犯下滔天大罪。
他们代王在国内各地行使各种权力，尤其是司法审判权。
他们将审判情形做下记录，并呈之于国王。
这一机构虽是临时的，却也反映国家行政制度的发展。
地方行政机构的发展以英国为先。
早在盎格鲁萨克森时期，英国就有郡、百户区、村之类的行政区划。
诺曼征服之后，三级行政管理系统仍然得以保留。
郡的长官为郡长；早期虽曾有郡长封建化的倾向，但在英国诸王的努力下，对其有很大的遏制。
1170年亨利二世曾把几乎全部的郡长及其下属撤职，然后组织人员调查郡长是否有侵吞国王应得收入及榨取钱财等其他恶行。
这就奠定了郡长一职成为国家公职的基础，避免了封建化的命运。
郡长的职责包括行政、司法、军事等，相当广泛。
郡下面是百户区，郡的百户区的大小及数目不一，有大至60多个百户区的郡，也有小至6个百户区的郡。
虽然有不少百户区赐给个人，由私人掌握，但国王对它们的控制仍然很紧。
一般百户区由郡长派管家管理，负责执行郡长所发布的各项行政财政指令，主持百户区法庭。
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是村，它是一种组织共同体。
它实际上是古代农村公社的变形，它履行着国家的一些行政管理职能，如维持治安、抓捕盗贼及其他罪犯、出席郡长及百户区法庭和郡法庭，还要分担各种罚金及财政负担等。
因此，英国地方行政管理相当发达，尽管人们对是否有村一级行政单位尚有疑问，但近来的研究证明它是存在的。
比较于英国，法国没有明确而清晰的地方行政管理系统。
早期法国地方管理的代表是相当于郡长的伯爵，但这一职务已经完全封建化，他们成为地方上的封建主，是私法意义上的统治者，而非公共权威的执行者。
但法国也在发展地方行政管理系统。
这种尝试首先出现于王室领地。
11、12世纪一种被称为普雷沃（Prevots）的人物出现在王室领地上代王行使权力，从税收到司法都管。
但是他们的职位及其作为报酬的采邑被世袭化了，所以难以称其为纯粹意义上的国家行政管理官员。
贝利斯作为国王的代理人出现，他们起先有盎格鲁诺曼人的巡回法官的某些职能，与英国郡长相类似，能够在许多事务上代表国王，他接受国王的指导．监督国王的财务并向国王报告工作，可审理国王中央王室法庭的诉讼。
并且他们的职位由巡回变为固定，每一位代理人都有固定的管区，在此管区他为王室施政且是一名法官。
而普雷沃则渐渐变成了贝利斯的下属。
他们继续负责地方事务的管理，执行国王的命令。
他们由当地那些谨慎守法和受人尊敬的人士担任，在地方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英法两国的情况可以看出西欧国家行政制度发展的大概轮廓和主要特点。
第一，王室官员逐渐分离发展为国家官员，国家行政机构增加，与之相适应的是大量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进入国家机构，成为国家行政官员。
他们在从司法到财政的诸多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国家的职能越来越明显，国家处理一应事务也就相应增加，司法审判在增加，颁布发行的令状在增加，征收税款也在增加。
这些官员大都出身于中下阶层，但在当时兴起的大学中接受过教育，尤其是法律方面的教育。
这些人在政府中的存在及大量增加事实上已经改变了国家政府的形象与职能。
受他们的影响，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相当多的王室及政府的支持者。
他们不是政府官员，但在帮助政府履行其职能上起了重大的作用。
如英国各种法庭上的陪审员，他们成了国家行政事务事实上的帮助处理者，是行政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而法国在许多时候的征税工作若少了那些估税人的帮助是难以完成的。
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帮助政府征收税款的列，如1314年征收一项骑士协助金，仅在巴黎近郊就有322名征税人。
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当时西欧各国行政制度发展的普及状况。
第二，行政制度的发展不仅是一个与封建世俗势力争夺权力及利益的过程，也是一个与教会势力争夺权力与利益的过程。
前者可称为封建私法权力的公法化，后者则可称为政治力量的世俗化。
教会是西欧各国不容忽视的政治实体，它在各国从中央到地方的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12世纪开始，西欧各国王权不断削弱和限制教会的力量。
这种斗争的直接后果是教会只能在其有限的范围内行使权力。
中央政府与教会做斗争的重要武器是那些来自下层的地方世俗小官员，他们到地方上代理国王行使权力，干预教会事务，限制教会权力，使王权大伸。
以至像图卢兹大主教那样的封建主必须寻求皇家枢密院的干预来保护其教会的基本权利。
不仅如此，人们对世俗政府的观念已经有了改变，人们选择国王的政府而不是教会作为服役的对象，更有甚者，许多宗教人士也来到国王的世俗政府，而将其教会的义务抛诸脑后。
第三，虽然国家行政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显然不能对此夸大。
此时的行政制度表现出相当模糊、不定型、临时以及重叠、职责不分等较为原始的特征。
它表明中央政府机构仍然没有完全从王室家庭中分离出来。
地方行政系统则即使在英国也没有上通下达的管理制度。
英国的郡长之于其下的百户区或村，没有如中国那样明确而直接的统辖权力。
管理在更多的时候仍然靠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个人能力的表现，王权的发展也因此受到限制。
古代罗马的政治制度P171. S平民与贵族的矛盾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即土地问题、债务问题、平民向贵族争取政治权利问题。
其中心内容是土地问题2. S古罗马王政时代政治制度的内容;它是氏族制度向国家的过渡时期,其特征是军事民主制;主要内容有:1.库里亚大会即罗马的人民大会;2.元老院即长老院(相当于库里亚大会的预决机构);3.王或勒克斯(军事首长,身兼最高祭司和审理某些案件的审判长);3. S古罗马共和时代政治制度的内容;它打破了由氏族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是以大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新老贵族联诀执政,全体罗马公民有限参与的寡头民主制;其内容有:1.人民大会(两种形式:森杜里亚大会即百人队大会;以及特里布大会即平民大会);2.元老院:处于权力的中心地位;3.行政官吏:执政官(两人组成,拥有军事权和民政权),独裁官(国家紧急状态下元老院任命的特殊官职,有最高的军事权和民政权),行政长官(诉讼方面的最高长官),监察官,保民官,4. S古罗马帝国时代政治制度的内容;实行的是军事独裁统治.先后采取了三种体制: ⑴元首体制（奥古斯都体制），他只用元首，保民官和军事长官的称号，实际上凌驾于元老院、一切官员和全体人民之上⑵四帝共治体制，戴克里先把帝国划分四个部分，由四个统治者治理，两名为奥古斯都，两名为凯撒⑶君士坦丁体制，他废除四帝共治体制，从而成为罗马世界唯一的统治者，是彻底的君主专制政体5. S古罗马帝国军事独裁统治元首体制的含义;即奥古斯都体制,奥古斯都保留共和制的形式,人民大会,元老院,执政官,监察官,保民官等机构仍然存在,他本人通过共和制的合法程序当选为元老院的首席元老,人民大会的首席公民,并被任命为终身执政官(兼监察官),终身保民官,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称号;实际上是凌驾与元老院,一切官员和全体人民之上.同时还建立了一套与共和制政权并存的元首制新机构:元首的督办员,元首的御前会议,元首的内务府.帝国的实质在于行省.6. S古罗马帝国军事独裁统治四帝共治体制的含义;宫廷卫队首领戴克里先由军队拥立为帝从此君主取代元首成为帝国君王的称号,罗马进入正式的君主制统治时代.他把罗马分为4个部分由4个统治者治理,2名为奥古斯都,两名为凯撒,他掌握帝国的最高权力.在四帝共治体制下,元老院的权力被剥夺,所有与共和制相关的职位均成了荣誉称号,全部权力集中在君主和以君主为首的官僚机构中.7. S古罗马帝国军事独裁统治君士坦丁体制的含义; 君士坦丁废除了四帝共治制,从而成为罗马世界唯一的统治者,所有高级军政官员完全由皇帝指派,皇帝的意志成为唯一的法律,皇帝本身也已神话. 君士坦丁体制是彻底的君主专制政体.8. L古罗马氏族社会解体向城邦过渡的必然性;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某些氏族逐渐变成氏族贵族,并掌握权力,而平民无权分得公地且无权参加库里亚大会和担任公职,却要纳税和服兵役,这种只尽义务不享有权力的地位引起平民和贵族间的斗争.随着平民的人数超过贵族,且在经济和军事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对于政治上受排挤受摆布和受歧视的地位越来越不能忍受,他们要求形成中的罗马城邦国家按照财产的多寡而不是按照氏族门第来确定管辖下的居民的权力和义务.此外,氏族制度也越来越表现出它不适应罗马统治和扩张的性格.导致了罗马第六王塞维.图里乌的改革,并且打乱了氏族血缘关系.9. L古罗马政治制度发展的三个阶段; 经历了王政时代、罗马共和国时代、罗马帝国时代10. Y古罗马政治制度对现代西方国家共和政体的影响和意义:⑴古罗马政治制度第一次以共和国概念替代城邦概念，是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⑵古罗马共和政体被认为是一种混合政体⑶罗马法是古代世界各国法律中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备，对资本主义法权概念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法律，是罗马人留给人类最宝贵的遗产之一11. B帝国时代军事独裁制的社会根源:⑴土地私有制运动造成的贫贫富极化趋势愈演愈烈，一方面导致贵族和富有者进一步垄断政权，另一方面削弱了平民参政的经济基础⑵罗马的对外扩张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股役的军人本是各等级的产者和自耕农。
马略改革把征兵制改为募兵制，形成了职业军队⑶共和国晚斯不断发生的奴隶起义沉重打击了贵族势力动摇了贵族寡头的统治。
罗马在这种紧急状态下，不得不任命军事统帅为独裁者 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君主制1. S封建君主制的含义: 是对5-17世纪中叶西欧封建国家的主要的政治形态的一种统称。
它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产物.它先后出现过封建割据君主制,等级君子制和专制君主制三种形式.2. B封建领主占有制: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居支配地位的土地占有形式.即土地由享有特权的大地主占有者占有.3. S封建割据君主制的含义;它出现于9-13世纪,是封建君主制的一种早期形态.不同等级的领主统治,大领主的势力日益扩大,他们与小领主在契约的基础尚结成封主与附庸的关系,割据一方以对抗国王.大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的行政,司法,经济与政治权力不受国王的干预,大领主只是按照封建契约规定的义务服从国王.国王与大领主之间的松弛的主从关系是封建割据君主制的核心.4. S等级君子制的含义; 即议会君主制,是封建割据君主制与专制君主制之间的过渡形态.设立等级代表机构,由确定的等级选派代表组成. 法国的等级代表机构称作三级会议，即贵族、僧侣和市民三个等级的代表机构,英国是国王,骑士和市民.5. S专制君主制的含义;是封建君主制的最高和最后形式,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集中在君主一个人之手,君主的权力伸展到全国各地,成为一国之君. 专制君主制的特点:一是等级会议对王权的牵制作用丧失；二是君主建立起直接对国王负责的官僚机构；三是确立了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6. S分封采邑制的含义;7. B墨洛温王朝的土地分封采邑制及特点:法兰克王朝的宫相查理马特，对统治阶级内部的土地占有关系进行改革，实行新的封建土地占有形象即分封采邑制。
采邑是连同居住其上的农民一起分封的，农民过去对国家履行的赋役，现在全部转移到采邑主手里。
特点：国王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他把大部分土地分封给教俗大封建主－＞公爵、伯爵和大主教及修道院长；大封建主把土地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分封给中等封建主－＞男爵和子爵；中等封建主也把土地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分封给小封建主－＞骑士. 8. 中世纪欧洲封建领主土地分封制的结果：在各个封建领地内，政治统治权力与土地所有权实现高度合一，而整个国家层面上，王权或国家权力则极为分散。
第一在这种政治结构中，没有一个人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第二这使封建领地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实体，而且成为一个政治实体9. S领主和附庸臣属关系的含义: 采邑制建立了以土地关系为纽带的领主与附庸之间的臣属关系.各个等级依照一定的契约关系享有较大的独立性.10. L欧洲封建君主制形成过程中教权与王权的关系及其作用; 从封建领主制到封建君主制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这一个过程中,封建主始终面临着基督教会的强大的政治压力,基督教会凭借上帝的权威威慑和索取封建王权的合作,而王权在与教会合作的同时也依持从封建经济中积累起来的种种优势试图抵御教权对世俗领域的侵夺.这种教权和王权既合作又抗衡的政治互动是推动封建君主制形成的重要原因.11. B欧洲封建君主制形成过程中教权与王权的冲突:教权与王权的冲突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王权的来源上，即世俗君主的权力是谁授予的。
教权至上论认为教会把治理国家的权力委托君主，而把管理精神事务的权力留予自己；君权神授论认为无论是教皇还是国王的权力都来自上帝，在上帝面前，教权和王权都是平等的。
主教授职权之争是教权与王权冲突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的中心内容是关于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等职务是由皇帝任命还是由教皇任命12. L封建君主制的历史演变过程:p37先后出现过封建割据君主制,等级君子制和专制君主制三种形式. 封建割据君主制是封建君主制的一种早期形态、等级君主制是封建割据君子制与专制群主制之间的过渡形态、专制君主制是封建群主制的最高和最后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