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可适用广东省林木林地调解处理条例吗
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16年121日由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5月1日起施行。
本人就《条例》出台的背景、主要内容及特色亮点进行初步的学习解读。
一、《条例》出台的背景（一）领导重视、亲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014年8月28日《法制日报》报道，湛江市一些市县政府在处理集体土地、林地纠纷时，居然以“双方均无权属证明”为由，违法将集体性质的土地、林地收归国有，近年来引发多起纠纷。
省委《值班要情专报》第225期对此转载。
省委主要领导作出“要及时研究，依法依规，提出指导意见”的批示精神，建议省林业厅、国土资源厅归纳梳理全省不同山林土地纠纷的类型，并由省林业厅牵头，联合起草《全省土地山林纠纷调解处理适用法律规范》，由省府办公厅印发全省，分类指导各地准确适用法律规章。
省人大常委会领导果断行动，突出问题导向，经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条例》补充列入了2015年年的立法计划，明确由省人大主导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安排由常委会法工委牵头组织实施。
《条例》的起草，省人大黄龙云主任亲自部署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时任省人大肖志恒副主任带队调研、多次提出起草重点，保证了工作的顺利进行，省林业厅领导亲自主持调处部门《条例》研讨会，出席、列席条例起草评估会等，对有些条款作出具体修改意见的批示。
（二）现行调处规章不规范，不适应新常态对调处工作的需求。
一是原《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滞后于形势的需要。
目前，已实施了八年的省政府规章《调解处理办法》局限性显而易见，该《办法》存在没有规定政府处理期限，对政府确权行为的责权利、对当事人争山抢林的法律责任规定得比较模糊等问题，造成许多纠纷久调不决、成为历史积案，矛盾不可调和，引发不少的群体性事件。
二是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需要。
2015年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规制度，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
尤其强调落实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等方面的法规规建设。
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属行政确权的范畴，是政府的一项具体行政行为。
在实践中各地调处部门普遍反映，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律原则，必须对省政府规章《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予以修订，并独立升格为地方性法规，才能更好地依法执法，提高执法的权威性。
通过明确制定具体执法细则、裁量标准和操作流程，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强化程序约束，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切实做到步骤清楚、要求具体、期限明确、程序公正。
三是部门规章存在适用范围不清问题。
对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确权案件，有部分市、县相关裁决机关认为，只有土地、林地权属证书才能“依法证明争议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但实例中部分规章又存在依照《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广东省林地林权登记换发证工作补充规定》等。
事实上，在处理山从山林权属争议时，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应当依照林业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而不能依照国土行政管理法律、法规。
如混淆使用，属定性不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因此，出台《条例》，才有利于在调处实践和参与诉讼实践中，不易造成处理林地纠纷适用了处理土地纠纷的相关法规的矛盾，有利于在行政诉讼中获得“适用法律正确”的裁定，有利于当事人息诉罢访，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四是林木林地权属变迁的复杂性需要有健全法规来规范保障。
从山林土地权属确权的历史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山林土地权属历经了土地改革时期、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化时期、六十年代初的“四固定”时期、八十年代初的林业“三定”时期等多次变革调整，在分分合合中，存在大量山林土地历次改革均没有确权发证，已确权发证的又大量存在界址不清、权属不明、权属凭证缺失等问题，长期以来积存了大量的山林土地纠纷。
若没有健全完善而且具有强制约束的法规保障，就会导致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运用有偏差，群众的合法权益就可能受到侵害。
（三）严格立法程序，科学严谨起草《条例》。
一是成立起草小组、制定工作方案。
6月3日，成立了由省人大农委、常委会法工委、省法制办、省林业厅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组成的条例草案起草小组，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并报告常委会分管领导，全面启动起草工作。
二是密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条例》起草小组通过省内外的实地调研、召开林权争议案件审判法官专题等10多场座谈会，理清立法思路，突出重点，在现行的政府规章《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修改不下10次，形成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广泛全面征求意见建议。
多次向省编办、省法制办、国土资源厅、农业厅、林业厅，省法院、检察院等10多个单位征求意见，由省山林权属争议调处办征求了全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调处机构的意见，向人大代表、律师、基层实务工作者、社会人士征求意见，通过省人大公众网平台向全省社会开放征求意见，据不完全统计，《条例》出台前共征求意见达到上万条之多，起草组认真研究吸收其好的制度设计和规定内容，将主要的修改意见均已采纳吸收。
三是开展重点制度规定的试点工作。
本《条例》立法项目是实操作性很强的程序性、实体性立法。
为检验《条例》是否接地气、有实效，实践是最有效的检验手段。
先后在选择在林情不同、山林纠纷案情不一、管理体制各异的连山、仁化、五华三县开展《条例》试点工作。
着重在试行公开聘请调解员参与调解制度及按照调处依据、调处程序和调处时限等规定试行调处。
通过为期三个月试行，为《条例》的完善制度创设提供了实践依据。
四是严格遵守立法规定，立法程序科学严谨。
《条例》是严格通过立法的程序要求，经过科学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及《条例》草案经过吸收了中山大学等9所地方立法研究与咨询服务基地、省法学会等4个地方立法社会参与和评估中心、66位立法咨询专家等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建议，经过了6次专题论证会、表决前评估会等，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共三次会议审议后，最终于2016年1月22日提请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
因此，《条例》的出台，凝聚了省委主要领导以民为本、爱民之心、为民之要，凝聚了省人大领导敢于直面问题、为民当家作主、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凝聚了专家、学者、社会人士等积极参与立法良好法治氛围。
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群众利益高度关注并极力维护，体现了政府依法行政、全力以赴推进山林纠纷调处工作，体现了全社会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同责任与担当，将进一步推动山林纠纷调处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建设。
二、《条例》主要内容《条例》共有六章五十七条，对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的原则、调处依据、管辖与受理、调处程序、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作了规定。
与原《办法》相比，增强新内容、创设了新亮点，突出“事要解决”的原则，着重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推进林区的平安边界建设，为我省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和谐氛围。
（一）重在调解，特别对民间调解制度作了设计。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处目的是明晰产权、化解矛盾、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先通过调解方式来处理，而且通过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能实现案结事了。
为此《条例》将做好调解工作作为重点，放在制度设计的首要环节，力求通过调解解决大部分的林权争议。
一是在林权争议受理前，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先行组织调解；二是林权争议受理后，调处机构调解正式介入前，先由社会调解力量组织一次公正公开的民间调解；三是规定调处机构应当根据需要组织多次调解，只要有需要或者调解有可能解决争议，就应当组织调解；四是调处机构应当组织一次有利于增加公信力的调解，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关专家、技术人员、有关社会组织和双方亲友代表参与，见证调解。
（二）强化责任，特别对限定调处期限作了突破。
为体现社会民众立法意愿要求，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提高林权调处的效率，《条例》从几个方面强化了调处机构及工作人员的责任：一是为强化调处具体工作的责任，规定了受理、调查、勘验、使用、处理、公告、送达、建档等各个时机应当进行的工作内容、程序和完成时限等；二是为强化管辖的责任，规定林权争议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就地处理的办法，由各级人民政府依照管辖权进行受理，依法调处并作出决定；三是为强化提高自身能力的责任，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培训计划，定期组织调处技能等培训；四是设置了法律责任，明确不作为将受到严惩。
（三）明确依据，特别对各类权属凭证作了规定。
为解决林权争议双方各持一词，证据界定困难的突出问题，《条例》将现有的各类林权凭证结合历史和现实情况进行了梳理，力求调处依据更加明确和清晰，通过凭证效力认定等工作解决大量类似的林权争议。
一是对法定林权凭证作出规定的同时，又规定有关材料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二是在规定不同时期权属凭证应当追溯权源依据的同时，又规定同一时期合法权属凭证处理的原则；三是在规定当事人凭证与所在地其他持证人属同一情形的予以认定的同时，又规定与发证机关档案存根或者登记台帐不一致的，以档案存根或者登记台帐为准；四是对鉴定凭证本身真伪作出规定的同时，又规定了权属凭证所载实地四至范围的确定办法。
五是对登记发放、撤销、变更林权证作出指引性规定的同时，又规定了不能作为林权依据的情况。
（四）分类调处，特别对常见争议调处作了区分。
《条例》归纳分析了当前林权争议的不同种类，依据法律法规对其调处作了原则性、选择性规定，力求解决几类普遍存在的问题，或者解决某类争议共同的焦点问题，促成全省林权争议的批量解决。
在规定确认林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林业法律法规和本条例有关规定办理的基础上，对以下六类争议的调处作了规定：一是仅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发生争议的；二是因历史原因当事人对争议的林地均无法提出权属凭证，在不同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经营使用事实的；三是可以按照林地权属和林木权属分离的原则进行调处的；四是国有单位与乡镇、村农村集体发生林权争议的；五是对当事人提供的权属凭证提出异议的，可以通过司法鉴定确定真伪。
六是跨行政区域发生林权争议的等。
关于限定调处工作期限，《条例》有所突破。
林权争议千差万别，调处工作有其特殊性、复杂性，上位法没有对调处工作限定期限，已经立法的兄弟省市只有福建设置了办理期限。
但从我省山林纠纷调处现实来看，必须对大量积存的林权争议及时调处，并争取通过制度保障来批量解决，决不能延办。
为夯实政府调处机构的责任，合理加快问题的解决，《条例》规定了调处工作各个时段的期限，包括：受理期限、审查期限、调解期限、处理和重新处理期限、公告期限，以及有关特殊情况下延长的期限和当事人配合有关调处工作的期限。
（五）完善程序，特别对调处关键环节作了细化。
林权争议调处工作需要一定的自主性、灵活性，《条例》对相关主体在几个关键环节应当遵循的调处程序进行了细化，以实现与正在进行相关政策改革相衔接，与可能进入的司法程序相衔接，既体现《条例》要结合调处实际赋予适度自由裁量权，又要体现出法规的刚性约束及执行严肃。
一方面，细化当事人在申请环节的配合义务：一是规定当事人申请林权争议调处应当提交申请书和有关证明材料等；二是规定申请人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应当推选参加调处的代表并予以授权委托；三是规定行政村、居委会的法律顾问应当全程参加调处活动；四是规定被申请人提交书面答复书和有关证明材料等行为。
另外，对当事人维护林权争议现状和依法参加、配合调处工作等管理重点作了规定。
另一方面，细化调处机构在调处环节的工作规范：一是对调查核实工作进行细化，规定通知勘验人、当事人、见证人及有关人员到场，并制作调查勘验笔录；二是规定签订《林权争议调解协议书》应有的附件和手续；三是规定作出《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书》后，送达、公开、归档等工作均应规范办理；四是规定一般只有五种情形才能中止调处；五是林权争议调处期间有三种情形之一的，调处机构可以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终止调处；六是规定对争议林地林木必要的管理措施以及补偿提存发放措施等。
三、《条例》创设的主要特色亮点《条例》的制定坚持了以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省委有关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的系列指示，从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的实际出发，通过搞好制度创新和设计，规范相关行为，落实有关主体责任，调整相关利益诉求，着力解决林权争议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引导集体组织和人民群众运用法治方式、通过法治途径解决林权争议问题，为我省改革发展和社会和谐提供法制保障。
出台的《条例》主要特色亮点体现在“五有”：（一）林权争议“有人受理”，解决了当事人“出路”问题。
《条例》降低了门槛、放宽了山林纠纷调处申请条件，凡是当事人认为有权属争议并能提供证据材料的，向当地调处部门提出申请，政府调处部门必须先接受，经审查后对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并在林木林地所在地予以公告。
这一宽进制度设计，解决了群众诉求有人理、申请有人管的问题，畅通了渠道，方便了群众，体现了政府要“以民为本、主动服务”的行政工作要求。
（二）林权争议“有人调解”，解决了权属争议“源头治理”问题。
引入民间调解，是《条例》制度设计的首创，“多元调解、民间参与”也是最大限度发挥群众自治的力量。
一方面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聘请熟悉林权历史和现实情况，既有相关法律法规专业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人士作为民间调解员，组织专门的履职培训，并向社会公布名单，充实调处力量。
另一方面规定，民间调解员由当事人自主选择，政府不强加给当事人，尊重了公民自由选择权。
还规定民间调解员参与调解的交通劳务费由调处机构支付。
这一创设条款，既充分尊重民意，传承中华民族“和为贵”理念，又积极引导当事人自愿解决争议、化解矛盾，从源头上突出主动治理，减少了政府的因行政裁决的行政成本，达到了权属争议的“案结事了”、“案清人和”。
（三）林权争议“有限期结案”，解决了权属争议“久拖不决”的问题。
林权争议千差万别，调处工作有其特殊性、复杂性，上位法没有对调处工作限定期限。
但是，广泛存在的林权争议不能因此延办，否则以后更加难办。
尤其是对目的全省积存着已受理未办结的案件达7841宗，因山林纠纷引发的信访量仍居高不下，这些矛盾纠纷、权属争议就象是埋在林区“地雷”，若不及时排除，将成为影响林区和谐稳定的老大难问题。
因此，为夯实政府调处机构的责任，合理加快问题的解决，《条例》规定了调处工作各个时段的期限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行政行为的法律约束及行政高效原则，从原来没有时间限制到现每宗案件必须在15.5月时间内限期办结案件，否则将受到行政问责或承担法律责任，这从制度设计上防止了政府不作为情形，避免了争议案件从原来的只受理没期限解决处理规定，造成了当事人想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都没有法律救济途径，减少或者杜绝出现案件的“堰塞湖”现象，保障了争议案件解决有出路。
（四）林权争议“有规范程序”，解决了权属争议调处程序问题。
调处林权争议是政府法定行政行为，属于程序和实体的裁决，既要充分依据证据、准确适用法律作出实体的裁决，又要严格依照调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否则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将因程序不规范等情况被撤诉。
从调处实例中，就有不少案例因程序问题被法院撤诉，需要政府重新作出的处理决定。
因此，《条例》在制定时已充分考虑、作了周全安排，严谨了调处程序、细化了工作规范、明确了各环节内容，同时条例颁布施行后，将对调处工作标准进行统一规范，以实现与正在进行相关政策改革相衔接，与可能进入的司法程序相衔接，尽可能减少因程序出错被法院撤诉的风险。
（五）林权争议调处“有问责追究”，解决了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
《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尤其是“未按照规定时限调解和处理林权争议造成不良后果的”；以及“行政机关负责人负有领导责任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明确了调处各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和具体工作期限，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若没有在规定期限结案，不仅调处具体工作人员、而且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制度上解决了调处人员及地方政府应当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依法行政的要求，减少或杜绝了机关工作人员懒政、不作为现象出现，压实了责任，提高林权调处的效率，实现了林木林地争议“定纷止争、案清人和”调处目的，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推动了我省平安林区建设。
当然，同时《条例》也规定了对林权争议调处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体现责任、权、利对等原则，将更好地调动调处工作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机关工作人员的“有为则奖、无为就罚”管理措施。
依法办事的司法机关是什么
公安局 检察院 法院 这三个部门都是依法办事的司法机关至于实际工作中是否依法,看人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和我身边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这些道德规范和要求具有什么样的内涵
如何在个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得到落实和践行
本报今日刊发一组笔谈，对此进行探讨。
爱国：公民最基本的价值准则 爱国是人们对于祖国的一种深厚的依恋、爱护，以及与此相应的实际行动。
爱国是每个公民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几千年来，中华儿女一直高举爱国旗帜，涌现出无数爱国英雄、仁人志士，传诵着数不清的爱国诗篇，爱国主义精神早已融入亿万人民的心里。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各民族、各阶层团结一致的强大动力，支撑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发展繁荣的伟大实践。
我们爱国，因为我们的祖国山河壮丽、地大物博，因为我们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因为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祖国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们的心。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历经磨难，但中国人民始终英勇不屈、艰苦奋斗，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经济、政治、文化成果。
这一切在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铸造了中国心。
正如《我的中国心》歌中所唱的那样：“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
在中华民族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实践中，我们深深地懂得国家的重要和爱国的必要，懂得个人命运与国家和民族命运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没有国，就没有家，也就没有个人的自由和幸福，甚至没有个人的生命和安全；只有国家独立富强，个人才能自由、富裕与幸福。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国家者载民之舟也，舟行大海中，猝遇风涛，当同心互助，以谋共济。
”正是从这种个人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中，以及对这种关系的深刻认识中，中国人民产生了对祖国浓厚强烈的道德情感，并把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感转化为行动和实践。
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我们应当怎样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呢
爱国就要热爱人民。
我们要尊敬我们的先辈，是他们创造了中国的今天；爱同自己一样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父老乡亲、师长朋友，他们与我们血肉相连，共同支撑和发展着今天的社会。
我们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为人民服务，努力回报祖国、回报社会、回报人民，让人民生活得更富裕、更美好。
爱国爱民应从孝老爱亲做起，尤其要关心爱护鳏寡孤独等特殊社会群体，热心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之中的人。
特别是当国家发生突发事件和巨大灾害之时，一定要高度关注，挺身而出，不畏艰险，不计报酬，尽力贡献；坚决反对国内外一切敌对势力对我们的分裂瓦解，同一切损害祖国利益和荣誉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
爱国就要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爱惜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新创造。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认识到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强调“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注意爱护生态；中华传统文化一直强调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这些远见卓识，已被今天世界的人口膨胀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危机、雾霾和水系污染所证实。
保护环境再也不能等待，再也无法推托。
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优良传统，立即行动起来，发扬中华民族朴素节俭的好传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让天蓝气清，推动和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爱国就要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丰富的宝库，既有文史哲学，又有科技艺术，尤其值得珍视的是蕴含其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精神，“崇德向善、团结友爱”精神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文化根基和思想支撑，对于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爱国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社会主义救了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了中国。
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曾经一度陷入被人任意欺凌践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但是她又迅速崛起。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如今，我们的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神舟”九天揽月，“蛟龙”五洋捉鳖，一个“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正在加快实现。
我们的祖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这样可爱。
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能不欢欣鼓舞，能不感到骄傲自豪吗
能不以更大的决心和干劲报效祖国吗
培育和践行爱国这一价值准则，首先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特别是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同祖国发展繁荣、同人民幸福安康结合起来，为祖国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和成绩而喜悦，为祖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而担忧，为增进民生幸福而努力。
更重要的是把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转化为实际行动，落实到每一个祖国需要的时刻，贯彻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和日常生活中。
当爱国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最高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就会发挥得更充分，中华民族就会更加同心同德，创造出新的辉煌。
（陈瑛 作者为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 敬业：在平凡中铸就非凡 敬业是公民的重要价值准则，也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
一个人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担任什么职务，都应该用辛勤的劳动和扎实的工作践行敬业这一朴素而崇高的美德。
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尤其需要大力倡导敬业精神，引导人们恪尽职守，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敬业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元素。
《礼记》中有“敬业乐群”之说，孔子也主张“敬事而信”“执事敬”。
梁启超在《敬业与乐业》一文中，专门阐述了敬业的职业精神。
他认为，“敬业”就是“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
”简单来说，敬业就是用敬畏、敬重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一心一意、精益求精。
其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
敬业的人会对自己从事的职业具有献身精神，将自己的一生与其联系起来，在事业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会拥有强烈的责任感，明确认识到自己承担的特定职责，忠实履行职责，勤勤恳恳工作，任劳任怨付出。
这样，工作就会由外在的强制和被动转化为内在的自觉和主动。
正如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所说：“如果一个人是清洁工，那么他就应该像米开朗基罗绘画，像贝多芬谱曲，像莎士比亚写诗那样，以同样的心情打扫街道。
他的工作如此出色，以至于天空和大地的居民都会对他注目赞美：‘瞧，这儿有一位伟大的清洁工，他的活儿干得真是无与伦比
’”工作岗位没有高低之分，没有贵贱之别。
每一项工作都值得我们去做，值得我们用心去做。
只要我们勤勤恳恳、尽职尽责、精益求精，都会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干一行爱一行的职业情感。
“爱而不敬，非真爱也；敬而不爱，非真敬也。
”事实证明，真正的敬业者必然有爱业情怀。
对职业的热爱是敬业的深层动力，会燃起人们巨大的工作热情，激发人们奋进的强大动力。
正如高尔基所言：“天才是由于对事业的热爱感而发展起来的，简直可以说，天才就其本质而论只不过是对事业、对工作过程的热爱而已。
”爱业的人会把工作当作快乐、当作幸福，会保持一股积极进取的干劲、一种拼命奋斗的热情，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好、做到极致。
一个人无论身处什么岗位，只要在岗一天，就应当踏踏实实、尽职尽责地干好分内工作，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
勤业、精业的业务素养。
敬业是精神和状态问题，精业是能力和水平问题。
一个人无论本领多大、能力多强、素质多高，凡事拈轻怕重、应付了事，就很难有所成就。
同样，一个人无论多么爱岗敬业，如果认识水平不高、技术能力平平，恐怕也很难取得大的成绩。
特别是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显得十分重要。
今天，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标兵、模范，如被誉为新时期产业工人杰出代表的许振超、“蓝领专家”孔祥瑞、“金牌工人”窦铁成、“知识工人”邓建军等等，既是爱岗敬业的杰出代表，也是勤业、精业的先进模范。
他们干一行精一行，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练就了高强的本领，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创造了一流业绩，在本职岗位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也将敬业精神提升到了新的境界。
敬业看似平凡，实则不易。
职业和工作岗位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
任何岗位都意味着机会和平台，它可以成就我们的事业、成就我们的人生。
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正是通过从事一定职业显示出来的。
人生在世，成就一番事业，在职场上大有作为，是大多数人的职业愿景。
而事业有成，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展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
机遇青睐敬业者。
只有勤勉敬业的人，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铸就不平凡的业绩，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理想。
任何一个工作单位都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人人热爱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各个工作部门协调运转，才能产生整体效用。
敬业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道德基础。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公正即和谐，正义是个人和国家的“善德”；城邦的正义体现为不同阶层的人们各司其职、尽展其能所形成的秩序。
在现实生活中，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每个社会成员在各自岗位上勤勉工作：公务员廉洁奉公、法官秉公执法、军人保家卫国、商人诚信经营、教师教书育人、医生救死扶伤、科技人员发明创造……唯有社会成员各守其道、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才能形成正义的良善社会。
敬业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实现的，需要每个人、每个行业乃至全社会共同努力。
每个劳动者都需要树立正确的岗位意识，认识到每个岗位都可以施展理想抱负、奉献聪明才智、展示人生价值；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度，在岗言岗、在岗爱岗、在岗为岗，做到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埋头苦干、积极奋进；争创一流业绩，刻苦学习工作所需要的各项技能，努力成为本行业、本岗位的行家里手、业务骨干，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非凡的人生篇章。
（吴玉军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诚信：为人之本 兴国之基 诚信是人类的普遍道德要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诚信的要义是真实无欺不作假、真诚待人不说谎、践行约定不食言。
培育和践行诚信价值观意义重大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诚信是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
同志曾说：“讲信义是我们民族的传统。
”具体来说，“诚”是尊重事实、真诚待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
故朱熹曰：“诚者，真实无妄之谓。
”“信”是忠于良心、信守诺言。
故张载曰：“诚善于心谓之信。
”“诚”是“信”之根，“信”是“诚”之用。
中华传统美德把诚信视为人“立身进业之本”，要求人们 “内诚于心，外信于人”。
诚信是立身处世之道。
诚信是人之为人的道德规定。
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诚信是个人社会化的“初始原则”。
人是通过“社会化”完成从生命体的自然人到具有社会角色的社会人转化的。
人的社会化，不仅要学习和掌握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要学习社会交往的规则。
其中，遵循不说谎、说话算数等诚信规则，则是每个人最早接受的规则教育之一。
诚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
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以信任为基础的信用交易活动。
这种交易活动，蕴含着对市场主体诚实守信的道德和法律要求。
诚信是实现信用交易的前提和保障，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金规则和生命线。
市场主体诚实守信，不仅能够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交易成本，而且能够形成合理的市场秩序，增强经济社会活动的可预期性，提高经济效率。
诚信价值观的实践要求 诚实劳动。
诚信绝不只是单纯的守约与履约问题，更是劳动创造的态度和品德问题。
诚信要求人们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中，尊重客观事实不作假，不投机取巧、偷奸耍滑。
如果说劳动创造世界，那么，只有诚实劳动才能创造出提升人的生活品质和增强人们幸福感的美好世界。
真诚待人对己。
诚信要求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求实不骗人、对己不自欺，反对虚伪和欺骗。
因此，诚信是忠于本心、真实无妄、信守承诺的态度和品行。
按照真实要求为人做事，即为人实在、实诚，才会有好的工作作风和社会风气；人们唯有信守约定、践行承诺，才会心里踏实有安全感、彼此信任有幸福感。
恪守诺言和约定。
诚信要求人们遵守诺言、契约，反对毁约和违背诺言的行为。
这里所说的诺言和约定，既包括由人们自己承诺而引发的特定权利和义务，也包括国家法律、法规、政令、规章制度等规定的普遍权利与义务。
培育和践行诚信价值观的着力点 发挥政务诚信的示范引领作用。
古人云：“政者，正也。
”政务诚信是社会诚信的风向标、定盘星。
取信于民是为政之道。
应通过管理和教育，使行政人员树立法治思维，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行政；依法公开政务信息，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避免违背社会公平正义的腐败行为；确保制度科学、合理、有效，履行对公众的承诺，避免“朝令夕改”和“新官不理旧账”等失信现象。
领导干部要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树立诚信形象，提高政府公信力。
营造讲诚信的商业文化氛围。
社会成员的诚信观念、信念和品行，与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产品掺假作伪、商品价格欺诈等虚假商业行为，不仅会加重社会成员普遍怀疑和猜忌心理、加大交易成本，而且会消解社会成员的诚信道德信念和意志、诱发欺骗失信行径。
培育和践行诚信价值观，应加强监管力度，引导、教育人们在商业活动中诚实守信，不造假、不掺假，做到童叟无欺等，积极营造讲诚信的商业文化氛围。
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
围绕诚信方面的法律规定、信贷业务、信用卡办理、信用消费、职业发展等，开展针对性强的诚信教育，使人们进一步明确在信用经济时代如何利用“信用”为自己生活服务、如何通过诚信的收益累积增强自己的社会生存能力，从而增强人们诚实守信的行为动力，真正“让诚实守信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
加强社会组织的诚信建设。
培育和践行诚信价值观的主体，不仅包括社会个体，也包括各种社会组织，如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
从事职业活动的社会成员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组织，组织对内对外是否遵守诚信原则以及是否形成诚信的工作氛围，直接影响社会成员个人诚信品行的形成。
组织诚信的缺失，无论对社会个体诚信理念还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都是巨大的。
因此，培育和践行诚信价值观，应加强社会组织的诚信建设。
发挥诚信道德模范的社会辐射效应。
诚信道德模范是人们身边的道德标杆，具有“润物细无声”的道德说服力。
培育和践行诚信价值观，应大力宣传诚信道德模范真实感人的事迹，营造诚实守信光荣、虚假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充分发挥诚信道德模范的社会辐射效应。
（王淑芹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友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友善，是对人类以往友善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价值准则，是我们建设和谐家园、实现民族梦想的重要精神条件和价值支撑。
友善价值观的丰富内涵 谦敬礼让、帮扶互助。
即在工作和生活中不矜能、不伐善，先人后己，保持谦虚低调。
面对道德高尚、品质优秀的人，要虚心学习，做到见贤思齐；面对他人的过失、缺点，要设身处地给予体谅和包容，诚心诚意进行提醒和帮助。
戮力同心、同舟共济，在他人有困难时及时解急救难、雪中送炭。
谦敬礼让、帮扶互助的友善风气在人们之间流转和传递的是温情与爱心，能消除隔阂、融冰化雪，使人如沐春风。
志同道合、携手奋进。
同类相感，同声相求。
友善之情往往生发于志趣相投的人们之间，因此人们常说“同志为友”，“道不同不相为谋”。
如果说友善意味着志同道合、友善的基础是志同道合，那么，在当代中国，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之“志”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共同之“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梦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同心同德、共同奋进，是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时代要求。
珍惜资源、关爱自然。
人类不仅生活在群体、社会中，而且生活在天地、自然中。
人们在自身的生存发展中不仅要和他人、社会打交道，而且要和自然打交道。
“爱人”与“爱物”密不可分。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是人们共有的生存家园。
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同时就是尊重和保护他人他国的生存发展权利，就是尊重和保护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权利，就是尊重和保护人类自己。
友善价值观的践行途径 深刻领会友善价值观在“三个倡导”中的地位作用。
“三个倡导”是我们党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高度概括、凝练的产物。
其中，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居于基础地位。
而在个人层面的四项价值观中，友善又相对处于更为基础的地位，其他三项价值观无一不与友善理念相关联：如果一个人在日常交往中对身边人都不能以善相待，就不能指望其会爱国，也不能指望其会在具体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为社会和他人做奉献；一个不爱他人、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就很难在人际交往中做到尊重他人、诚信无欺。
所以，在实践中积极倡导、培育友善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培育与践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创造性地用活我国传统优秀道德资源。
我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仁爱友善思想。
在甲骨文中，“友”字的造型是顺着一个方向的两只手，意为二手协同或以手相助。
我国古人强调“仁者爱人”，主张“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人际交往论，主张“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论，将“民胞物与”视为道德修养的理想境界。
在此基础上，古人还发展出了丰富的道德实践理论，包括“反求诸己”、“推己及人”的忠恕论，“责友以善”、“以友辅仁”的友善观。
在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过程中，应科学继承这些传统优秀道德资源，并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夯实力行友善价值观的物质基础。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离不开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切实提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随着就业、医疗、住房、养老等事关国计民生问题的改善，那些原本为生计而紧锁的眉头会自然舒展。
而当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时，人际和睦友善的风气就会更易生发。
开展以友善为主题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活动。
榜样的教育、示范和引领，对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具有重要作用。
人间自有真情在，生活中从来不乏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善行义举。
因此，道德教育应贴近百姓生活，着力捕捉、发掘和宣传群众身边的善意与真爱。
此外，还要在社会中广泛开展人人参与的以关爱他人、奉献爱心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着力引导全社会成员关注、关心、关爱困难群体，营造帮扶互助的友善风气。
完善对善行义举的保护保障机制。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是一项匡正人心之举，需要惩恶与扬善并举。
一方面，要对损人利己等伤风败德行为采取多管齐下的治理、惩处措施；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护践行友善品质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相应的支持和慰勉。
概言之，在全社会积极营造风清气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崇德向善氛围，是有效培育、涵养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必备土壤。
坚持依法治国为什么首先要坚持依宪法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这不仅是对宪法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的概括，同时也对宪法的实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宪法是治国的总章程，是治国的根本大法，是一切法律的来源和依据，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坚持依法治国，立法是基础，立法工作必须统一于宪法之下，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
宪法是各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和效力来源，各级人大和政府在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过程中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不能超越宪法的规定，不能违背宪法的基本原则。
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坚持依宪治国要求立法工作必须以宪法为最高法律规范，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把国家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按照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扩大人民民主，依法保障人民有效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
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依法规范权力，保障权力严格依法运行。
坚持依法治国的关键是坚持依法治权，保障权力在法律的制约下规范运行，防止公权力对私权利造成伤害。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这些权利就是权力行使的边界。
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要认识到所有国家机关的权力都是人民通过宪法赋予的，只有按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力，保护权利，才能真正履行好职责，树立宪法权威。
坚持依宪治国要求行政机关落实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
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围绕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公开、行政权力监督、行政化解矛盾纠纷等主要环节，着力规范政府行为。
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尤其要继续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坚持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
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立法队伍、行政执法队伍、司法队伍建设，畅通立法、执法、司法部门干部和人才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部门具备条件的干部和人才交流渠道，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完善职业保障体系。
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增强广大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
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
坚持依宪治国要求司法机关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
通过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大力推进司法公正和司法公开，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司法民主和司法监督的新要求。
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
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只有坚持依宪治国才能使改革不偏离正确的轨道。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的主要工作，而要减少改革的风险，避免改革的盲目性、无序化，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加强宪法实施，以宪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加强顶层设计，引领和保障各项改革措施，以法治为全面深化改革护航。
宪法是判断一切行为合法与否的依据和准则，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还是社会领域里的改革，其目的都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因此，从根本上讲，都是体现宪法的基本原则，落实宪法的有关规定。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一提法不仅令人振奋，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更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事实上，无论是在我国的立法、司法，还是行政执法领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宪法实施不力，具体法律法规与宪法存在差距的现象，强调坚持依宪治国就是要从观念解决这些问题，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保障宪法全面正确实施，最终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求尊宪护宪的法治征文，一千字以下，最好别超过650字。
30年前的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
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四部宪法，与广纳民意、深得民心的1954年宪法一脉相承，同「文革」色彩鲜明的1975年宪法、「左」的思想尚未彻底清除的1978年宪法进行了果断切割。
现行宪法根据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使命和任务，全面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和社会活动的根本准则，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保证。
可以说，这是一部改革色彩鲜明的宪法，是一部开放思维贯穿的宪法，更是一部人的尊严彰显的宪法。
30年来，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又於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对现行宪法进行了四次修改，形成31条修正案，与时俱进地实现了宪法规范与社会实践的紧密衔接。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1982年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克服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缺陷，总结了建国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集中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既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又照顾到将来的发展前景，同时注意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是一部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宪法，也是建国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在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这个特殊时点，我们更要深思，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应当如何进一步发挥应有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尊崇宪法、遵守宪法、施行宪法、捍卫宪法的良好氛围和自觉意识，从而凝聚社会共识、引领改革发展、有效制约权力、充分保障人权。
凝聚社会共识 古往今来，不论中西，每一个国家要独立生存、向前发展，前提就是全体国民要形成最起码的社会共识，比如一国以什麼为最终目标和基本底线，内部的政治权力如何分配、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如何规范，等等。
很难想象，一个缺乏基本社会共识或者只能用武力来获得暂时社会共识的国家，能够自主、和平、可持续地发展，而不陷入战争内耗、四分五裂的泥潭。
因此，立宪承载著一项最基本的政治功能——凝聚社会共识。
产生於中世纪的宪法性文件——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是世界上第一部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虽然主要限於保护封建贵族的权力，但充分体现了当时英国绝大多数国民反对王权专横的意愿。
此后的1628年《权利请愿书》、1689年《权利法案》以及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与大宪章的精神一脉相承，构成了限制包括王权在内的公权力，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的宪法性法律，为英国从封建传统社会和平过渡到现代法治国家、开启强国之路奠定了政治基础。
如果说英国宪法是国王与贵族、精英与平民「妥协」的产物，那麼美国宪法则是吵架「吵」出来的共识。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13个州先后各自制定了自己的宪法。
1780年，各州代表又制定了《邦联条约》，建立了一个权力孱弱、缺乏权威的中央政府：它无力控制各州的立法权力，任凭各州议会干预司法程序；它无权向各州徵税，以致退伍军人一度因为得不到欠付军饷而威胁兵变；它无权调节州际贸易，无力阻止各州之间的保护主义和贸易战争；它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无力保卫美洲疆土和各州治安。
这充分说明，现有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既不能解决当时的内忧外患，也不能体现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大州与小州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间、开拓者与后来者之间、农场主与实业家之间、推崇大政府者与偏好小政府者、浪漫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都存在著难以调和的立场分歧和利益冲突。
怎麼办
既然不准备武力解决，那麼只能「打嘴仗」——各州派代表在费城召开制宪大会，吵得天昏地暗、不可开交，好几次差点就散了夥，但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杰弗逊等先贤最终以纯熟的政治手段和难得的妥协精神，完成了美国立宪进程，建立起权力相对集中但又有效制约的联邦政府。
美国联邦宪法是美国社会达成基本共识的产物，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裏虽历经沧桑，但保持了国家的基本稳定，虽经历南北内战却未分崩离析，虽经历经济萧条却未丧失信心。
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之所以被称为「好的宪法」，正是因为它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各方面的共识，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成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已经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走到了极为关键的历史关头。
可以说，当今世界剧烈变动，当代中国深刻变革，社会思想复杂多远，社会矛盾叠加碰头。
关於中国的走向、改革的步骤和顶层的设计，也是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有人怀念建国初期虽然封闭隔绝、物质匮乏却精神丰富、平均分配的类似田园牧歌、乌托邦式的「美好年代」，提出要重回「时代」；有人痛感当前官员腐化堕落、权力不受制约、公平正义匮乏，一厢情愿地想照搬照抄，走西方「三权分立」、「两院制」和「联邦制」的道路；也有不少人因为户籍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的滞后，背负种种压力，成为「漂族」、「蚁族」、「留守儿童」、「空心家庭」，既想要有所改变，又觉得无能为力。
对此，执政党在刚刚闭幕的十八大上已经明确回应，中国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为未来施政设定了方向、划出了底线。
可以说，当前中国纷繁复杂的利益诉求和思想观念，更加迫切地需要宪法发挥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也唯有如此，中国这艘大船才能排除「左」与「右」、「中」与「西」的干扰，轻装上阵、乘风破浪，驶出一条最适合国情、最有利於人民的路。
引领改革发展 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的30年，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特殊时期，可以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改革」是检索中国这三十年发展历程的关键词，也是对宪法稳定性和生命力最大的挑战。
纵观美国1787年宪法颁布实施后的两百多年裏，共历经18次修改形成了27条修正案，平均13年修改一次，每形成1条修正案平均需要8年时间。
而我国现行宪法通过以后，至今已作过4次修改，形成了31条修正案，平均每7.5年修改一次，平均每年修改1处。
以修宪频率和幅度作比较，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宪法稳定性与变动性的剧烈冲突，以及这一冲突背后，中国社会因为改革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般而言，改革有三种基本方式：第一种是先修法后改革；第二种是一边修法一边改革，两者同步进行；第三种是先改革后修法。
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改革就意味著必须突破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法律制度或政策底线，「摸著石头过河」的试错模式一直存在并被默认，「先改革后修法」成为无奈而又必须的选择。
在这一背景下，「先违宪违法（或违反政策），既成事实后再修宪修法」的突破和创新成为常见的改革模式。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看来则是弊多利少。
第一，让改革在没有相应宪法依据和法律保障的情况下进行，使改革者心有余悸，反对改革者理直气壮，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影响了改革的深入发展。
第二，让改革处於无序状态，「改革允许试错」、「改革要付出成本与代价」等藉口之下产生了不少监管真空和灰色地带，加大了权钱交易和权力失控的腐败风险，形成了既得利益格局，也给下一步深入改革增加了难度。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三，虽然有些明显违反法律甚至宪法的改革，在事后被证明是有利於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於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良性违宪」、「良性违法」，但这从客观上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助长了法律虚无主义，从长久来看不利於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建设法治国家。
从整体趋势上看，经过多年的改革，目前我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已经形成，正在逐步走出「摸著石头过河」的历史阶段，现在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法治框架内进行改革创新。
因此，「先改革后修法」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先修法后改革」、「边修法边改革」应当成为必然的趋势。
我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改革者，非常重视改革的正统性和合法性，都把改革称之为变法，凡要进行改革，都先通过皇权颁布法律，用法律取信於民，用法律与保守势力作斗争，从而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比如说，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主持了两次大规模变法，推行建立县制、奖励军功、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推动了秦国社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宋中期，面对尖锐的阶级矛盾、严重的民族对立以及财政困境、军事危机，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
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明朝中叶，土地兼并日盛，大量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流民日益增多，政府税赋收入不断减少而开支却不断增加。
为了扭转国家衰亡的趋势，张居正推行了一系列变法措施，比如通过实行考成法，裁减冗员，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颁布清丈条例，清查田地，增加赋税；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税，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需要合宪性和合法性作保障，宪法法律必须走在改革的前面，为改革提供依据，用宪法法律推进改革、保护改革、规范改革，决不能把有利於生产力发展的改革置於违宪违法的境地，更不能让不适应的宪法法律影响改革的进程。
因此，我们在按法定程序及时将成熟的改革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通过宪法法律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宪法法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引作用，通过宪法法律来规范和引导改革开放的发展，依靠国家的力量排除改革中的阻力。
尤其是应兴应革的事情，要尽可能先修宪修法或者先释宪释法后改革，避免宪法法律滞后於改革，削弱改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对於需要在一定地区、一定范围内先行先试的，在注重灵活性和改革勇气的同时，也要确保在法治框架之内有序推行，通过授权决定、宪法解释、法律解释等方式赋予其合法性和正当性。
有效制约权力 宪法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因此宪法很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通过各种监督机制有效约束权力的运行，确保政府的各项权力依法行使并对人民负责，真正建立起一个法治的政府、一个透明的政府、一个服务型的政府。
但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模式，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
由於我国特殊的政党制度以及长期以来党政不分的现实，政府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调动能力，「强政府、弱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大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等宪法确立的监督机制贯彻不力。
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往往不是监督的结果，而是政府的自觉行动。
比如说，在2003年《行政许可法》的基础上，2012年10月10日《国务院关於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取消171项行政审批，调整143项行政审批，同时明确指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
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这一表述的力度，前所未有，被舆论普遍视为政府自我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但不可忽视的是，直到现在，中央政府层面的审批事项还有1000多项，而地方政府层面的审批事项则多达1.7万项。
可以说，没有外部的监督，没有权力的制约，光靠政府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很难真正建成法治政府。
将宪法中的权力监督原则和运行机制落到实处，还有待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
一是，继续加强监督权力运行尤其是规范行政权运行的立法，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当前，尤为迫切的就是推动行政程序法的出台，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规范行政权运行的法律法规形成合力，给作为「双刃剑」的行政权力套上法律的笼头和韁绳，努力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必赔偿」，推动「良法善治」的实现。
此外，还要在行政权运行过程中，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二是，加强人大监督的成效和「刚性」。
过去，人大监督采取的主要是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即执法检查）、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等一些看上去缺乏「刚性」的措施，类似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刚性」的手段很少采用。
从2010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监督法的规定，结合听取审议中央决算、国家粮食安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报告，选择人民群众和人大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了多次专题询问，并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现场直播或报道，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面对面地提出很多敏感问题，指出政府工作的不足，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这一监督形式推动了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工作的改进，加强了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也丰富了人大监督的形式。
同时，也给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刚性监督手段的运用，积累了实践经验。
下一步，应当循序渐进地激活人大的各种法定的「刚性」监督手段，确保权力得到正确行使，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还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管好政府的「钱袋子」。
三是，依照宪法的规定，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在任何一个追求司法的公正性和现代化以实现社会治理方式合理化的社会中， 司法独立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但是由於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 我国并不存在而且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也不可能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司法独立。
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未肯定司法机关在国家基本权力结构中的独立。
因为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司法机关相对於权力机关并非相互制衡的分权关系而系下位对上位的关系。
司法官员受人大任免， 司法机关对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
但在这个整体框架之下，审判权和检察权应当依宪独立公正行使。
尤其要避免党政领导干部的干涉，避免法定程序之外救济手段和渠道的冲击，避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蔓延，真正做到执政党所承诺和宣示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充分保障人权 人权的核心是使每个人的个性、人格、精神、道德和能力获得最充分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并加以保障。
虽然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才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人权入宪，但人权的理念、原则和精神早在1982年宪法中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比如说，与前几部宪法相比，1982年宪法在宪法结构上，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於国家机构之前，表明国家权力来源於人民的委托和授予；在宪法内容上，增加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公民有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等规定；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增加了基层自治制度；等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和完善的进程中，依据宪法制定的法律法规，从不同方面对公民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等进一步作了具体规定，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切实保证公民享有广泛的、充分的、真实的自由和权利，为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权的优越性，有利於依宪依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可以说，人权保障已经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但关键在於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在实践中，公民的民主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纸面上和形式中，离「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目标还有距离。
不少地方的主政官员还习惯於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俯视」民众而不是「仰视」民众。
公民的平等权利还屡受侵犯。
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地域歧视、城乡歧视等还大行其道，且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
宪法所规定的、物权法所强调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原则还未落到实处。
在「土地财政」的巨额利益驱动之下，一些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紧密合作」，导致「野蛮拆迁」、「带血拆迁」、「自焚抗拆」屡禁不止。
社会各界广泛期盼下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徵收与补偿条例》，在实体和程序上尚有规避空间，「公共利益」在实践中也时常被随意解释和肆意滥用。
公民的人身自由保障有待加强。
从制度上看，虽然因孙志刚案所引发的舆论狂潮，「收容遣送」已被「救助管理」所取代，但劳动教养制度已经饱受诟病仍在广泛使用。
公民因为上访而「被精神病」或者被「安元鼎」等黑保安公司非法拘禁的案例层出不穷，不仅影响了公民表达自由尤其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建议权的有效行使，而且激化了社会矛盾，恶化了治理生态，不利於坚持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
人权的充分保障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基石，但也是一个艰难且漫长的过程。
不仅需要立法上的道德自觉和法律理性、执法上的权力制约和程序制衡，更需要建立有效的宪法实施监督制度，保证宪法正确实施，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确保一切侵犯人权的组织和个人都得到法律的严惩，让每一个公民都能生活在安定平和、免於恐惧的社会之中。
法治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和长治久安，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富有的国家不一定强大，国家要「富」且「强」且「久」，就必须由稳定可靠的法治来支撑。
因此，执政党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
宪法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规定的是对人民、国家、民族最重要、最应该铭记的事项，是我们民族历史经验教训最深刻的总结。
因此，大家才会公认，宪法既是国家的根本法，也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凝聚社会共识、引领改革发展、有效制约权力、充分保障人权，既是宪法功能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对现行宪法的合理期待。
但归根结底，离不开宪法全面的贯彻和有效的实施。
唯有如此，宪法规范的最高效力才能够变为现实。
一方面，宪法要始终与时俱进，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宪法不是完美无缺的，宪法内容要随著时代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吸纳共识、不断完善、凝聚力量、明确方向，从而充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
此外，为了保证宪法在与时俱进中保持稳定，应当充分发挥宪法解释的作用。
无论是改革创新还是推进法治，只要遇到与宪法条文与精神不一致的，执政者都应有宪法思维和宪法意识，先问「宪」於释宪机关，由释宪机关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使宪法的规定更好地得到贯彻和落实。
另一方面，宪法要健全监督机制，具备必要的威慑力。
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纠正和追究。
只要宪法「有牙齿」、「能管用」，宪法就会树立起极大的权威。
宪法也是法， 也具有法律效力，违反宪法同样要承担责任。
但不同於民法、刑法等一般法律不一样，最可能违反宪法的并不是普通公民，而是国家机关；最可能违反宪法的也不是具体的行为，而是抽象的行为。
如果国家机关的抽象行为违宪而没有审查监督和救济渠道，人权就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国家根本大法就会威信扫地。
因此，必须尽快健全宪法监督机制，明确宪法监督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行为。
对於为违宪、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人大常委会既可以通过内部沟通的方式督促制定机关自行纠正，也可以依法行使撤销权，逐步建立健全审查的标准和后续的程序，为宪法的有效实施和严格遵行树立「标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