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歌行和曹植，王昌龄
长歌行（李白） 桃李待日开，荣华照当年。
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
枯枝无丑叶，涸水吐清泉。
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
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
桃李务青春，谁能贯白日。
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
金石犹销铄，风霜无久质。
畏落日月后，强欢歌与酒。
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
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在西域的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
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
少年即显露才华，吟诗作赋，博学广览，并好行使。
从二十五岁起离川，长期在各地漫游，对社会生活多所体验。
其间曾因吴钧等推荐，于天宝初供奉翰林。
但在政治上不受重视。
又受权贵谗毁，仅一年余即离开长安，政治抱负未能实现，使他对当时政治腐败，获得较深认识。
天宝三载，在洛阳与诗人杜甫结交。
安史之乱中，怀着平乱的志愿，曾为永王幕僚，因兵败牵累，流放夜郎。
中途遇赦东还，晚年飘泊困苦，卒开当途。
李白的诗歌以豪迈的气魄歌唱自己的进步思想，抨击权贵，蔑视礼教。
但也时时流露出怀才不遇、人生如梦的消极情绪。
从艺术上说，他的诗歌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运用大胆的夸张和深入浅出的语言，形成豪迈爽朗的风格，是屈原之后古代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杰出代表。
曹植(192～232)，三国时魏诗人。
字子建。
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
曹植自幼颖慧,年1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曹操的宠信。
曹操曾经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
然而曹植行为放任，屡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终于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得立为太子。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又称帝。
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
黄初七年(226),曹丕病逝，曹睿继位，即魏明帝。
曹睿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
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卒谥思，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诗歌是曹植文学活动的主要领域。
前期与后期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
前期诗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他贵介公子的优游生活，一类则反映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
后期诗歌，主要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时而愤慨时而哀怨的心情,表现他不甘被弃置,希冀用世立功的愿望。
今存曹植比较完整的诗歌有80余首。
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
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
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
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
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
曹植作为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对于后世的影响是不小的。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他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
曹植生前自编过作品选集《前录》78篇。
死后，明帝曹□曾为之集录著作百余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30卷，又《列女传颂》1卷、《画赞》5卷。
然而原集至北宋末散佚。
今存南宋嘉定六年刻本《曹子建集》10卷，辑录诗、赋、文共 206篇。
明代郭云鹏、汪士贤、张溥诸人各自所刻的《陈思王集》，大率据南宋本稍加厘定而成。
清代丁晏《曹集铨评》、朱绪曾《曹集考异》，又对各篇细加校订,并增补了不少佚文□句,为较全、较精的两个本子。
近人黄节有《曹子建诗注》，古直有《曹植诗笺》，今人赵幼文有《曹植集校注》。
丹霞蔽日行 飞龙篇 薤露行 惟汉行 鰕{鱼旦}篇 吁嗟篇 豫章行二首 浮萍篇 野田黄雀行二首 门有万里客 泰山梁甫行 怨歌行 圣皇篇 灵芝篇 大魏篇 精微篇 孟冬篇 当欲游南山行 名都篇 美女篇 白马篇 升天行二首 五游咏 远游篇 仙人篇 盘石篇 驱车篇 种葛篇 妾薄命行 平陵东行 当来日大难 桂之树行 当墙欲高行 当事君行 当车已驾行 苦思行 飞龙篇 飞龙篇 远游篇 善哉行 对酒行 苦热行 艳歌行 艳歌行 结客篇二首 天地篇 长歌行 亟出行 妾薄幸 妾薄相行 艳歌行 陌上桑 两仪篇 秋胡行 对酒行 乐府十首 歌 甘露讴 时雨讴 嘉禾讴 白鹊讴 白鸠讴 木连理讴 责躬 应诏 朔风诗五首 矫志诗 矫志诗 正会诗 闺情诗 公燕诗 侍太子坐诗 斗鸡诗 赠徐干诗 赠丁仪诗 赠王粲诗 赠丁仪王粲诗 赠丁翼诗 赠白马王彪诗 送应氏诗二首 三良诗 代刘勋妻王长杂诗 弃妇诗 游仙诗 杂诗七首 杂诗 杂诗 七哀诗 怨诗行 情诗 喜雨诗 诗 七步诗 离友诗三首 妬诗 四言诗 四言诗 离友诗 诗 诗 芙蓉池诗 言志诗 诗 诗 七哀诗二首 离别诗 诗 诗 述仙诗 诗 寡妇诗 诗 洛神赋 王昌龄，宇少伯，盛唐著名诗人，约生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约卒于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
王昌龄的籍贯，有多种说法，太原之外，又有江宁、京兆两说。
《新唐书》本传与《唐诗纪事》说他为江宁人，但并无直接材料，大概是因为王昌龄被时人称作“王江宁”而致误。
王昌龄曾任江宁丞，李肇《国史补》与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均称他为王江宁，与宋考功、韦苏州、王右丞等同列，而宋、韦、王诸人都是以官职称，所以玉江宁也是以官职称，而不是以籍里称。
《旧唐书》本传云王昌龄为京兆（即唐西京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大概是因为他在《别李浦之京》诗中说：“故园今在霸陵西”，又有《霸上闲居》之作。
唐代许多山西诗人因为洛阳、长安为当时文化中心，多游洛阳、长安，有的甚至多年住于京城，不能因为居住在京城便说他们为京城人。
《河岳英灵集》为唐人殷番所编著的唐人诗集，载王昌龄为太原人，当可信，所以《唐才子传》从《河岳英灵集》，认为王昌龄为太原人，现在一般人也认为他为太原人。
两《唐书》本传都未载王昌龄登进士第的时间，徐松《登科记考》也未载。
《唐才子传》说他为开元十五年的（727年）进士。
又唐诗人顾况《监察御史储公集序》说开元十五年“擢第常建少府、王龙标昌龄，此数人皆当时之秀。
”顾况之序所记当确。
王昌龄进土及第后，补秘书省校书郎。
校书郎自古由文学之士充任，为当世所重，所以学者称校书之所为志氏之藏室、道家之蓬莱山。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王昌龄选博学宏词科，超绝群伦，于是改任汜水县尉。
詹（钅英）先生据王昌龄诗文，考证他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被贬岭南，这是未见于史籍记载的一个新发现，详《李白诗文系年》。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王昌龄即北归，游襄阳，访著名诗人孟浩然。
孟浩然患疽病，快痊愈了，两人见面后非常高兴，由于喝酒过多而病复发，竟因此而死，在这时期，王昌龄又结识了大诗人李白，有《巴陵送李十二》诗。
与孟浩然、李白这样当时第一流的诗人相见，对王昌龄来说，自是一大乐事，可惜与孟浩然一见，竟成永诀，与李白相见，又都在贬途。
当时李白正流放夜郎。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冬，王昌龄离京赴江宁丞任，此时已与名诗人岑参相识，岑参有《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王昌龄也有诗留别。
途经洛阳时，又与綦毋潜、李颀等诗人交游，也都有诗。
王昌龄作为一代诗杰，流传下来的资料却很少。
除了上文所说贬岭南外，还曾遭过贬，具体时间和原因也不太清楚。
《詹才子传》说他“晚途不谨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
《河岳英灵集》说他“再历遐荒”，《旧唐书》本传也说他“不护细行，屡见贬斥”。
看来这位诗人屡次遭贬斥，仕途极不顺利。
更为可悲可叹的是，王昌龄后来连龙标尉这样一小小的职务也没能保住，离任而去，迂回至毫州，竟为刺史闾丘晓所杀。
《唐才子传》载：王昌龄“以刀火之际归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忌而杀。
后张镐按军河南，晓衍期，将戮之，辞以亲老，乞恕，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
’晓大渐沮。
”一向同情诗人的张镐终替王昌龄报了仇。
王昌龄是盛唐诗坛一著名诗人，当时即名重一时，被称为“诗家夫子王江宁”。
因为诗名早著，所以与当时名诗人交游颇多，交谊很深，除上文谈到与李白、孟浩然的交游外，还同高适、綦毋潜、李颀、岑参、王之涣、王维、储光羲、常建等都有交谊。
他因数次被贬，在荒僻的岭南和湘西生活过，也曾来往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原和东南地区，并曾远赴西北边地，甚至可能去过碎叶（在今吉尔吉斯）一带。
因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广泛的交游，对他的诗歌创作大有好处。
王昌龄擅长七言绝句，被后世称为七绝圣手。
如《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慨叹守将无能，意境开阔，感情深沉，有纵横古今的气魄，确实为古代诗歌中的珍品，被誉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
又如《从军行》等，也都为脍炙人口的名作。
反映宫女们不幸遭遇的《长信秋词》、《西宫春怨》等，格调哀怨，意境超群，抒写思妇情怀和少女天真的《闺怨》、《采莲曲》等，文笔细腻生动，清新优美。
送别之作《芙蓉楼送辛渐》同样为千古名作。
沈德潜《唐诗别裁》说：“龙标绝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
” 阎丘晓因忌才而杀害了王昌龄，实在是对我国古代诗歌的一大破坏，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据叫《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知王昌龄有集五卷，唐时传世之本，今已难觅，《全唐诗》收王昌龄诗四卷，《全唐文》收其文六篇。
目前能看到的王昌龄诗文便只这些了。
摘自《三晋历史人物》，书目文献出版社，本文作者：马斗全
盛唐诗坛三大家
各个时期人们对洋务运动价不一，从最早的一味否定到如今的正确认识．（如果是考试，一楼的答案是很好的，我这个只是为了提高你的课外阅读量．） 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
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
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破产。
洋务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35年，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
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引起了对洋务运动不同评价的持续论争。
这一论争从洋务运动开始起，历经旧中国近90年，新中国48年，仍未能论争出一个“定论”来，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以下仅就我所了解的洋务运动评价与研究的情况，做一概略的回顾，聊供史学界同仁讨论批评，以期推动有关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
一、旧中国90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 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
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
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
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
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
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
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
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
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
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
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
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
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
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①a〕。
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
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
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
（二）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评 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
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
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
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
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
……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
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
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
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
”梁启超对洋务派官督商办方式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
”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更击中了洋务派维持封建专制君权的要害，指出：“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
在《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一文中，严复又形象化地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
”这一批评一针见血，从而动摇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根据。
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批评，痛切时弊，击中要害。
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风靡全国，相形见绌的洋务运动，不得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①b〕。
（三）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对洋务运动的态度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6月北上，提出《上李鸿章书》时，年方28岁，其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变。
他在上书中，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最后并赋予殷切期望。
他赞赏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
由于自己看到“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因而“逖听欢呼，闻风鼓舞”。
在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应该不是一般的阿谀奉迎之词，而是反映了当时一个爱国青年对洋务新政的看法。
他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虽取得显著成就，但终因“舍本图末”，“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
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他提出以上四大改革纲领，意在拓展洋务领域，推进洋务运动，并非反对洋务运动，否定洋务派实行的新政，而是认为“今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所谓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
对洋务运动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①c〕。
（四）旧中国史学界研究洋务运动概况 在这一问题上，章鸣九、徐泰来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发表的《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一文中（以下简称章徐文）已做了全面而详尽的论述，我只打算在章徐文的基础上做以下几点补充。
第一，赵尔巽等编撰的《清史稿》，站在清政府封建统治的立场上，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的评价很高。
例如《曾国藩传》对曾的结论是：“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
公诚之心，尤足格众。
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
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
……呜呼
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②c〕再例如《李鸿章传》，称“鸿章持国事，力排众议。
在畿疆三十年，晏然无事。
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
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
尝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铁矿，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坞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
”〔③c〕对左宗棠的评价也很高，结论中说：“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
廉不言贫，勤不言劳。
待将士以诚信相感。
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
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
”〔④c〕 第二，中共创始人之一的瞿秋白，在20年代头几年，即对近代中国早期的社会变动和洋务运动的本质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论述。
瞿曾多次指出，近代中国经济关系的变动，是在“中国的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相接触”的基础上发生的。
帝国主义“既要投资投货于中国，就不得不破毁中国宗法社会之束缚”，因为经济上已有变动，遂发生新的生产关系，同时国内外亦发生新的经济力量”，外货倾销使国内“渐渐形成‘商业资本’，商人渐能组织生产，出现资本主义式的工场和工厂；侵略使农民破产，造成闲空的无产阶级后备队”。
这样外国资本就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资本主义与劳动力的结合，从而“不得不建立相当的资产阶级的关系”。
这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不是社会经济内部矛盾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引起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动，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之途径有特异之点——它从一开始就分成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样两部分”。
瞿认为官僚资本的发展是受外铄，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两个买办化的过程。
一是中国大商人的买办化；二是大地主阶级变成官僚买办阶级，这就是洋务派的产生。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技术上依靠外国技师，在经营管理上采取腐朽的官僚制度，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来维持封建统治。
外国侵略势力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结合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①d〕。
这是中共党人对洋务运动较早定下的否定基调。
第三，章徐文中对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反动立场所作的批评，我完全同意。
但该书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值得注意。
该书肯定奕欣、文祥倡导洋务新政之功，并惋惜洋务运动晚了20年，他说：“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奕欣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
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
奕欣与文祥决不转回头看，留恋那一去不复返的闭关时代。
他们大着胆子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
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
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②d〕接着对洋务运动做出以下评价：“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
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
”〔③d〕 这一评价，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符合历史实际的持平之论。
该书最后对洋务运动未能救国的原因也做了比较深刻的剖析。
应该承认，蒋氏这本书立场虽然反动，但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研究水平比起梁启超来已有所提高。
第四，萧一山在他所著的《清代通史》中，用了较大篇幅论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人物。
他首先表示完全赞同蒋廷黻对于洋务新政晚来20年的感慨。
他对同光中兴的总评价是：“顾此时列强与中国相见者，若英法俄美德奥之属，不仅兵力商务凌踔我国，其宗教文明，又足掀神州学术之基础，使吴亘古未有之变局……而应付此变局者，虽以奕欣、文祥在内，曾、左、李等在外，勉强维持，渐有起色，然固无如专权纵欲之女主何也。
换言之，即奕欣、曾、李辈对国际有认识，对政治有兴革，亦不免受制于宫廷骄矜之寡妇，不得大行其志。
而此寡妇者，乃上承祖宗家法、旗门规矩，旁受宦寺及亲属之包围，其才其智，对驾驭群臣则有余，对政治建设则不足。
且以当时环境，位固守旧者占绝大多数，权位至亲若醇王，德高望重如倭仁，皆头脑冬烘，不谙大计，又何攸责怪于未受教育之妇人以斡旋气运耶
是则所谓中兴之业者，察其意义，不过在削平十余年之太平捻回之乱，使内部趋于安定而已。
而军事政治社会不惟不能改良，反日趋于窳败。
以故同治中兴不能比迹于开国，而中兴亦无显著之殊勋，此其效盖可睹矣。
”在这里，萧一山已接触到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源了〔①e〕。
他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国藩相清之动机，一曰保天下，二曰保人民，三曰保中国。
”这种评价完全是颂扬。
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梁氏以不学无术责李，而原其生于数十年前之中国，未能尽行其志，诚为确论……其权术机警之才，坚忍之性，皆颇足以有焉，在当时之环境中，舍李外更无他人可代也……但以受旧思想之感染，仍不免自信自大，与外人交涉，常带傲慢轻侮之色，视外人如市侩小儿……故李鸿章入外人之彀中而不自知，尤以受俄国人之诳骗与订中俄密约，结果中国一无所获，而受害又不仅密约之条款。
总之，争小节而遗大体，清末外交失败之总因，鸿章固未能例外也。
”〔②e〕在这里，对李鸿章已是有褒有贬了。
第五，施复亮在他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一书中，对洋务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
他对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用工业的评价是：“以上所述，都是军用工业时期重要企业，大部分是军用工业。
这些军用工业，都是由官僚所创办，由官僚来经营的，所有机器和技师，完全仰给于外国，又不注意养成本国的技术人才。
加以那些担负经营责任的官僚，丝毫不懂得军用工业的精神，而认为是一种美差肥缺，只知道尽量搜刮以饱私囊。
因此，虽有此种军用工业，而对军事仍无什么补益。
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败北，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底入京，充分暴露了此种军用工业的失败。
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国内统一破坏，这些兵工厂，反成为各地军阀争夺的目标，而为助长内乱的一个祸源了。
”他对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的评价是：“这些官办及官督商办的商品工业和矿业，与军用工业一样，差不多完全归于失败。
以官僚和绅士为总办的官办工业，自己既无经营能力，完全听信外国工程师经营。
那些外国工程师，一点诚意也没有，竭力排斥华人干部参与工厂经营，并助长外国资本的流入，因而种下中国企业界的普遍祸根。
”他对洋务企业的总评价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始者，既然是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所以中国的新式企业，也还与官僚结有不解之姻缘。
中国近代企业的迟迟发达，这亦是一个原因。
”〔①f〕 第六，章徐文的第二节，提到吕振羽1940年发表的《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对洋务运动作了如下分析：“洋务运动在本质上并非革命运动，而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客观上是进步的，而在‘中学为体’，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则是保守的、反动的。
但由此而开展了‘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
”“洋务运动是失败了，但它替戊戌运动开辟了道路。
”〔②f〕我个人认为：吕先生在40年代初对洋务运动的这一评价，是中肯、全面而的，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对今天进一步深入研究洋务运动来说，也是富有指导意义的。
第七，章徐文第三节，对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些背景材料。
当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的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俨然以“八德四维”这一中国道统的继承者自居。
而这一所谓“八德四维”的道统，实际上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翻版。
更有甚者此书中一再指责共产党“割据地方，反对革命，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妨碍统一”，诬蔑共产党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是“反革命”。
实际上，是蒋在进一步强化专制独裁统治，在这本书出版的同时，蒋介石进行大规模反共内战的阴谋已露端倪。
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警惕。
于是中共在思想舆论战线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上述范、胡两本书，正是上述政治背景下的产物。
1944年范文澜发表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这篇名著，骂的是曾国藩，针对的却是蒋介石。
1981年初，当时主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出版工作的原《大公报》记者徐盈同志，读到黄逸峰和我合写的《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一文（《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以后来信说：“在40年代，我（在重庆）写过一组关于洋务派为帝、封服务的小文，同胡绳有过讨论……我当时是指洋务派与四大家族是一脉相承的。
”徐盈同志这里所说的问题，是关于评价洋务运动很珍贵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背景的理解。
二、新中国47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50年代全面否定论占统治地位 新中国开国以后，在50年代，前述范文澜、胡绳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占有了统治地位。
1954年8月，《中国近代史》又出了第9版，范老在说明中又特别强调指出：“《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时写的。
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
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骗群众的偶像。
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
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写出的。
现在仍把它附在书后”。
1956年12月，牟安世的《洋务运动》问世。
该书在导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
”这就进一步给洋务运动宣判了死刑。
这一时期，虽已有不少论著对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给予相当重视，但均不占主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洋务活动的历史资料，为后来开展深入讨论准备了条件。
（二）60年代的一场论争 这场论争，是由我在《文汇报》理论版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和21日，连续发表的《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三篇文章所引起的。
这三篇文章，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三段，因太长而分成三篇发表的。
我在1957年才从机关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正在主持编写《江南造船厂厂史》，并负责执笔撰写江南制造局的一章，由此我开始接触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问题。
由于对洋务运动素无研究，所以我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初期只能依据范文澜、牟安世等人的全面否定观点，竭力贬低江南制造局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后来，我认真翻阅了1959年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在史实面前，我开始对全面否定论有所怀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写出文章初稿，并在经济所内会议上提出讨论。
当时有不少同事劝我不宜轻易发表，避免自找麻烦。
那时候党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七千人扩大会议，政治空气较为宽松，《文汇报》理论版负责人郑心永，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前来征稿，我便把文章初稿加以修改后交给他发表了。
当时我对洋务运动的主要看法，已初步形成后来一直坚持的两点论，即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
我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题目，片面突出它的进步与积极一面，目的是为了便于打破全面否定论一边倒的沉闷局面，以利于展开深入讨论而已。
平心而论，这种两点论，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如前所述，早在40年代吕振羽便已提出；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的序例中，也同样提到：“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我的文章只是加以强调和突出罢了。
文章发表后，如所周知，引起新中国史学界的一场大论争，在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和我商榷的文章近50篇，多数不同意我的意见，支持者只是少数人，可见全面否定论的影响之大。
这一讨论开始还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后来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和北京会议上，一再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政治空气紧张起来，一些文章便无限上纲上线，变成了围攻和批判，迫使我只得沉默不言，这一场论争，只好不了了之。
但尽管如此，这场论争还是对全面否定论产生了很大冲击，为下一阶段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洋务运动提供了基础。
关于这场论争，在前述章徐文第四节中也做了详尽而恰当的述评，我是赞同的。
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在“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下，我和黄逸峰被扣上“美化洋务派”的帽子而受到种种折磨，那就已经不是学术范围的事情了。
（三）新时期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为全国四化建设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而且为洋务运动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这一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先说新论争。
这次新论争，是60年代论争在新时期的必然继续和发展。
事有凑巧，这次新论争的导火线，又是黄逸峰和我合写的《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点燃起来的。
1978年下半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向黄逸峰和我约写重评洋务运动的文章。
交稿后，他们不太满意我们的两点论，建议将反动消极的一面删掉或压缩，以便突出进步积极的一面。
我们不同意改动，他们便组织徐泰来写《也评洋务运动》，和我们的文章同期发表，同我们商榷。
紧接着我们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发表《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答徐泰来同志》。
于是便展开了这场新论争。
新论争的阵容是：徐泰来和他的老师李时岳、以及胡滨等为一方，认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进步运动，和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并列，批评了我们提出的洋务运动反动消极的一面——五个罪恶产物和三大恶果等等。
黄逸峰和我等为另一方，主张洋务运动同时存在进步与反动的两面，而反动的一面则是主要的，不同意称作进步运动。
就这样，我在新论争中的位置，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论的“激进派”，一变而成为反对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这是多少带上一点戏剧性的变化。
在这场新论争中，比起60年代，学风上有很大进步，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可喜局面。
这是一种有益于学术发展的良好学风。
次说新局面。
这主要指的是连续召开七届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的盛况。
首届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是1980年12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和该校学报编辑部发起，在长春举行，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到会学者近50人，主持人李时岳，会后出版了《洋务运动讨论专集》，收录论文24篇。
第二届会议是1982年冬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主持人夏东元，到会学者100余人，提交论文70余篇，会议主题仍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讨论气氛之热烈，超过首届会议。
第三届会议于1985年8月在兰州举行，主持人杜经国，会议主题是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到会学者近90人，提交论文60余篇。
第四届会议是1987年12月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由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副校长的李时岳和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杜经国共同主持，到会学者近80人，提交论文50余篇，会议主题是评论洋务派人物。
第五届会议于1989年10月在山东东营市举行，由山东大学孔令仁主持，到会学者130余人，提交论文90余篇，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会后出版了论文集。
这是五届会议中比较盛大的一次会议。
第六届会议于1992年5月在宜昌水利学院举行，由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主持，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早期城市发展，到会学者10余人，提交论?br>参考资料：历史研究
盛唐诗坛最为杰出的代表诗人是
1、王湾，生卒年不可考。
今所知他约在先天年间登进士第，开元初为荥阳主薄，开元五年后曾参预《群书四部录》的修撰，大约卒于开元中。
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说：“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
故知文章关气远，非人力。
”这“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句子，便出自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一诗，（其余四句分别是：中唐于良史《冬日野望寄李赞府》和晚唐温庭筠的《商山早行》），据说当时的宰相张说非常喜欢这两句诗，曾手题于政事堂，每示能文者以为楷模式。
全诗如下：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由达，归雁洛阳边。
这首诗虽然写的是行旅中的乡思，却没有一点凄凉的情调。
诗中明朗的感情，壮阔的气象，喜悦的情思以及那海日、江春及早而来，仿佛要驱走“残夜”和“旧年”，都向我们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一种更为健康、昂扬、乐观、壮大的时代情绪分明浸润于其间。
这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平凡的开端。
2、张说（667-730），字道济，或字说之，洛阳人。
官至中书令，封燕国公。
当时苏 被许国公，二人均善为文，朝廷的大述作多出二人之手，因被称为“燕许大手笔”。
他在当时文坛上地位显赫，很多文人都曾受到他的提携，聚集于他的门下，玄宗曾称为“当朝师表，一代文宗”。
由于他一生曾三任宰相，也曾任边镇节度、贬谪岳州，因此他的诗除大量应制诗外，还有不少朴实凄婉之作，特别是贬谪岳州之作，凄婉而有情致，人谓“得江山之助”。
他的作品中，《邺都引》一诗，慷慨悲壮，已具有盛唐七古情韵。
诗中凭吊邺都，赞扬曹操的英雄业绩，寄托自己的雄心壮志。
沈德潜曾评云：“声调渐响，去王杨卢络体远矣”。
（《唐诗别裁》），所以也是盛唐诗风形成中的一个重要作家。
3、张九龄（678-740），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曲江）人。
曾先后任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开元二十二年迁中书令，为贤贤明，正直不阿，是盛唐时期难得的名相，后为李林甫所排挤，开元二十五年贬荆州长史，二十八年病卒于曲江。
有《曲江集》二十卷，存诗二百余首。
张九龄在唐诗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大致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他是一个好文的宰相，对于形成盛唐诗坛的彬彬之盛的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开元初年开始，他以左补阙的身份，用右拾遗赵冬曦主持吏部考选，前后数次，都被称为详正公允，此后二十年间，他为朝廷选拔了不少人才，其中尤以文士为多，许多优秀诗人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如孟浩然、卢象、王维等等。
由于他的提拔和奖掖了一批能诗能文的人才，自己也成为事实上的文坛领袖，并进而在诗坛上形成了好文的风气。
二是他的创作实践，他以简约清淡之笔扭转齐梁之浮艳，同陈子昂以古朴豪迈抨击六朝的效用是一致的。
胡应麟《诗薮》评云：“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大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
盛唐继起者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卷以风神者也。
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
”沈德潜《唐诗别裁》中说：“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之而诗品乃醇。
”他的《感遇》十二首是贬荆州时所作，与陈子昂的《感遇》相似，都是托兴讽谏之作。
如： 兰若春葳蕤，桂花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以兰若秋桂比喻自己坚贞、清高的品德，确可看出其简约的风格。
又如《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把怀恋相思，写得十分真挚浓郁，而又淡雅明朗。
4、贺知章（659-744），字季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官至太子宾客，秘书少监。
天宝初请为道士还乡，年八十六而卒。
为人性放诞嗜酒，善草隶，自号“四明狂客”（四明山在今浙江鄞县西南百五十里）。
今存诗十九首。
其中绝句写得十分清新，如《回乡偶书》二首：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
唯有门前镜明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又如《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5、王翰（生卒不评详），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张说入相期间，曾荐引其入朝任秘书省正字，为人性豪荡，恃才不羁，在登进士后赴吏部诠选时，他将海内文士分为九等于吏部东街张榜公布，第一等中仅三人，除张说、李邕外，就是他自己。
喜纵酒游乐。
今存诗十四首，多壮丽之词，《凉州词》其一是他的代表作。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此诗的情感，或云：“作旷达语，倍觉悲痛”，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作悲伤语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
” 二、盛唐山水田园诗派 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十分繁荣，作家作品很多，后人将这一具有大致创作倾向的作家列为一派，称之山水田园诗派，此外还包括裴迪、常建、储光羲、綦毋潜、祖咏、张子容等。
（一）孟浩然 1、生平概况 孟浩然，襄阳人。
他是盛唐诗坛上一位年辈较老的诗人，生于武后永昌元年（689），卒于开元二十八年（740），比王维、李白大13岁。
关于他的生平，《旧唐书·文苑传》记载比较简单，云：“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
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
”《新唐书·文艺传》记载稍多一些，记载他在太学赋诗，在王维署中偶遇玄宗，令俑已作，他诵诗云：“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其中“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二句深为玄宗所不满，故而见放。
又载采访使韩朝宗曾约他一同入京，想将他推荐给朝廷，他却故意爽约，弄得韩朝宗很生气，京城也没有去成，等等。
内容仍然很空泛。
由于史书记载比较简单，陈贻焮先生根据他的诗歌所透露的情况，以及同时代人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中的记载，参考两《唐书》的记载，理出了一个线索。
据这些材料知，孟浩然出身于一个小庄园地主家庭，四十岁以前，除了短暂的出游外，主要隐居于家乡襄阳的鹿门山，过着以诗自适的生活，同时也为乡里排患释纷（王士源说他是“救患释纷以玄义表，灌园艺竹以全高尚。
”）这一时期，他一方面过着隐居的生活，与一些禅师、上人、山人、逸人交往，同他们谈玄说道，妙悟玄理。
另一方面，也闭门苦读，为应举做准备。
他曾说：“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秦中苦雨赠袁左丞》）：“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南阳阻雨》），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学，大概他觉得有把握了，便在开元十六年（728）赴京应举，不料却失败了。
在长安逗留了一年，便回到家乡，临别有一首留别王维的诗云：“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扇。
” 回家后不久，大概为了排遣失意的痛苦，他便去吴越一带作了较长时间的漫游。
他在《自洛之越》一诗中说：“惶惶三十载，书剑两无成。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
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
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
”可见他是带着愤懑的心情去漫游吴越的。
这次漫游，历时四年之久，足迹遍及吴越一带的名山胜水。
也正是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的山水诗。
四年之后，他回到家乡，不久又一次入蜀之行。
开元二十二、三年，友人张子容休沐还乡，他在家乡与张子容过了一段诗酒唱和的宴游生活。
二十四年又有一次湘赣之游。
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贬荆州，召他入幕，他在张幕中呆了短暂的一段时间。
大概在张幕中，张九龄告诉了他一引起朝政的实情，他便潜心归隐了。
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来到襄阳与他相会，当时他“疾疹发背”，因“食鲜疾动”，旧病复发而逝，终年五十二岁。
孟浩然在同时代的人心目中，是被当做一个不慕荣利的高人而得到人们的推崇的。
王维曾替他画过一幅像，据张洎的题识，是“状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是一幅隐士的神态。
王士源说他是“骨貌淑清，风神散朗”。
李白《赠孟浩然》中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间。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闻一多先生《唐诗杂论·孟浩然》中说：“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只是点暂时的调济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
”又说“唐代的士子都是登第狂，独浩然超然物外，而晚唐的士子因为政治不明，更多落第机会，往往爱拿孟浩然来遮羞，于是编造浩然‘大内诵诗遭黜’的谣言，竟把这位心怀澹泊的风流雅士变成了东方名利场中的唐吉诃德，这是自有诗人以来少有受到的侮辱和诬蔑。
” 其实，这种看法，只看到了其中的一个方面。
我们说，孟浩然的思想中，确有向往隐逸的一面，这从他诗所写的对于慧远、庞德公等隐士的追怀与向往可以看出。
但是，从他的诗中也可以看出他有着强烈进入仕途或者济时用世的强烈愿望。
如《洗然弟竹亭》：“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
俱怀鸿鹄志，共有鶺鴒心。
”《田园作》中说：“冲天羡鸿鹄，争食嗟鸡鹜。
望断金马门，劳歌采樵路。
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
谁能为扬雄，一著《甘泉赋》
”所以他的一生实际是在隐与仕的矛盾中度过的。
2、诗歌创作特点 孟浩然的诗歌今存260余首。
从总体来看，他的诗中，以山水诗居多，田园诗只占一少部分。
就山水诗而言，他的诗大多写旅游中的所见所感，一部分是他登临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还有一部分是漫游吴越时所作，所以可称为行旅山水诗。
这种山水诗与王维的山水诗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观物方式上，他是以旅人的眼光来看山水，自然物象在诗中往往具有流动感，它是随着诗人的眼光而渐次出现的，不象王维是在静态中观察景物，物象具有相对稳定的视角。
其次，孟浩然作诗，往往是“伫兴而作”，“遇景入咏，不钩奇挟挟异”。
殷璠在评论孟稍浩然时说他“无论兴象，兼复故实”，重视“兴象”，可说是孟浩然诗的普遍特点。
所谓“兴象”，是指诗人的情感、精神对物象的统摄，使之和诗人的心灵的颤动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生命，具有个性和活力。
他的诗，往往是本之以“兴”，出之以“象”，突出主要的情绪感受而把两者统一起来，构筑起完整的意境，因此，他的诗往往没有惊人的字眼，一篇之中没有特别用力精警动人的句子，但由于诗人是“伫兴而作”，是在对自然景物中有所领悟引起创作的冲动而写的，因而他的诗整体上显得很浑融完整。
所以，闻一多先生说他的诗“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地分散在全篇之中，淡到看不见诗了。
”其三，就风格而言，孟诗以冲淡为主调，诗的境界清淡恬远。
他往往运用白描手法，风味天然，但却韵味醇厚。
清人沈德潜说他是“语淡而味终不薄”，即说出了他诗的这一特征。
不过，孟浩然诗在平淡的主调下，也有雄浑壮逸之作。
清人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指出他的部分诗“雄浑劲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胡震亨《唐音癸签》引《吟谱》说他的诗“冲淡而有壮逸之气”。
这些评论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孟诗的风格特征是颇有启发的。
（二）王维 1、生平概况 王维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卒于代宗上元二年（761），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从父亲处廉时迁于蒲（今山西永济）。
维与弟缙均为早熟的才子。
《新唐书》本传云：“九岁知属辞，与弟缙齐名，资孝友。
”《太平广记》引《集异记》云：“年未弱冠，文章得名。
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歧王所重。
”约十五岁左右，他与弟缙由家乡来到长安与洛阳活动，由于能诗、懂音乐，擅长绘画，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所以在当时深受贵族社会的欢迎，因而经常出入王公、驸马等权贵之门。
开元九年（721）二十一岁时中进士第。
据《太平广记》，他是随歧王入公主府，因奏《郁轮袍》而得解头，事或不可信，但他精通音乐则是事实，且中举后被任命为大乐丞。
但不久因伶人舞黄狮子舞而被贬为济州（今山东长青县）司仓参军。
十几年后，约开元二十一、二年回到长安，此时他已是三十三、四岁了。
王维这次回长安任京官，是由于张九龄的赏识与提拔。
他的诗《献始兴公》，即是投献干谒张九龄之作。
诗中称赞张九龄：“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
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
”并表示他的干谒并非出于“曲私”。
张后来擢他为右拾遗。
在张九龄为李林甫排挤罢相后，他深感沮丧，在《寄荆州张丞相》中说：“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
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
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
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
”表示要辞官归隐，但王维并不敢与李林甫公开决裂，所以并未真的辞官。
开元二十五年三月，他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劳军，并任判官。
这次出塞使他目睹了奇异的边塞风光，写了《使至塞上》等边塞诗。
两年后回京，又任侍御史。
开元二十八年赴襄阳，主持南选考试事，有《江汉临眺》等诗。
回京后即开始了亦官亦隐的生活。
先隐于终南山，后又在蓝田辋川得宋之问的别业，修葺后作为其母奉佛之所，他也隐居于此。
经过他的修整后，辋川共有二十多个景点，如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鹿柴等，他便与友人裴迪隐居于此，“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
《辋川集》即是他与裴迪的唱和之作，共收入他诗歌二十首，裴迪和诗二十首，主要是歌咏辋川的二十个景点，全为五言绝句。
这一时期他还写有《渭川田家》、《山居秋暝》、《新晴晚望》、《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具有代表性的山水诗。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乱军攻破长安，玄宗奔蜀，王维等官员扈从不及，为乱军所俘，被授予伪官，王维曾装病推托，但也不敢反抗。
一日，安禄山大宴其徒于洛阳凝碧池，招梨园诸公合乐，诸公皆泣。
后裴迪看望王维，告知此事，维悲伤不已，写了一首七绝寄意：“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后长安收复，维以受伪官定罪下狱，因此诗怀念朝廷，传到行在，为肃宗所嘉许，又加上弟缙平乱有功，愿削己官为兄赎罪，因得宽恕，责授太子中允，后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等，最后官至尚书右丞，后世因称他王右丞。
不过经过这场重大的政治变故，他深感内疚，情绪更加颓唐，无意于仕进荣辱。
《旧唐书》本传说他“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
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就是这一时期生活的写照。
几年后，这位卓越的诗人画家就与世长辞了。
2、王维的创作 王维一生所创作诗歌今存约四百余首，收在《王右丞集》中（清人赵殿成有《王右丞集笺注》，今人陈铁民有《王维集校注》）。
大致而言，王维一生以天宝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的王维，生活态度比较积极，向往开明的政治，对功名亦有热烈的追求，对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也有所揭露。
由于这一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气息，因而他的诗歌中不少都反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时代精神，也即人们所称的“盛唐气象”。
诗中或写游侠的豪迈、大将的英武、大唐的国威、征戍的辛苦、凯旋的欢乐等等，都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如他的《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诗中少年游侠身上的豪迈之气，实际上反映了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
后期的王维，由于思想日趋消极，因而初期政治上的积极进取转为消极退隐，作品在内容与风貌上均与前期有所不同。
尤其是后期半官半隐的生活，使他的创作重点也转向了山水田园题材，这些作品在感情基调上虽不如前期作品那样充满热烈、明朗、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但在艺术上却具有杰出的成就，使他成为中国山水田园诗派中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王维在当时被称为“一代文宗”。
他的诗歌在题材上也比较全面，既有边塞诗、赠别诗、妇女题材诗，还有山水田园诗。
其边塞诗的代表如《使至塞上》、《从军行》，妇女题材诗歌如《洛阳女儿行》，赠别诗如《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福归江东》（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
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
）不过在这些题材中，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最为出色，而奠定他在唐诗歌史上地位的，则是他的山水田园诗，这类诗歌不仅最能体现他诗歌艺术上的创造性，而且也达到了中国山水田园诗的最高成就。
闻一多先生说：“王维替中国诗定下了地道的中国诗的传统，后代中国人对诗的观念大半以此为标准，即调理性情，静赏自然”，大致即指他的此类诗。
就艺术特征而言，王维的这类诗歌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