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租界历史
中国第一界是怎么形成的 提起租界们不禁会想到旧中国的那段屈辱历史。
在长达的时间里，作为列强侵略中国的跳板，租界成了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然而在中外最初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中，并没有租界这一说法，它的出现竟然是一名英国领事和一名中国地方官交易的结果。
中国商人主动巴结，英领事挤进上海城 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为了在东方开辟新的通商口岸，英国殖民者曾多次以各种方式在中国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刺探寻觅良港。
很快，他们就看中了上海这块风水宝地。
鸦片战争后，在侵略者的炮口下，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上海等五个沿海城市被开辟为通商口岸。
条约签订之初，散居在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只有25人。
但参加条约签订的英国侵略军头子璞鼎查却认定中英贸易会迅速增长，来华英国人将大幅增加。
1842年10月初，他迫不及待地从南京赶到上海，预选英国人在上海的居留区。
经过几天考察，璞鼎查看中了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今上海外滩一带）的一块地方。
当时那一带还是芦苇丛生的荒滩。
但璞鼎查认定此地交通便利，便于贸易运输，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1842年12月，璞鼎查推荐巴富尔上尉为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英国人寻找长期定居地。
1843年11月8日晚，巴富尔带着6名助手来到上海。
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往道台衙门，拜会上海的地方官———道台宫慕久。
宫慕久客气地把巴富尔领到客厅嘘寒问暖。
巴富尔刚一落座，就开门见山地说：“道台大人，根据贵我两国签署的条约，上海已被辟为通商口岸。
我此次登门就是要和道台大人商讨具体开埠时间的。
” 作为清政府的地方官，宫慕久当然不敢对朝廷签署的条约存有异议，于是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
看到宫慕久那么爽快就敲定了开埠日期，巴富尔来了精神，来时他就琢磨着在上海县城内觅一上好地皮，建造气派的英国领事馆。
“我初来贵地，今后与大人会常来常往。
如果不嫌麻烦地话，能否请大人帮忙在城内物色一块地供建领事馆之用。
”巴富尔不露声色地说。
这几句话让宫慕久出了身冷汗，想想今后如果华洋杂居，难免会闹点乱子出来，到时朝廷怪罪自己可担待不起。
他强压心中的不悦，定了定神说：“领事先生，上海县城素有‘小苏州’之称，人口众多，城内已拥挤不堪，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供建馆。
如果领事不嫌，我倒愿意代劳在城外替领事寻觅。
” 宫慕久的拒绝让巴富尔很是懊恼，但他哪肯罢休。
一连几天，他一方面派人在城内四处寻找出租房；另一方面，不断对宫慕久施压，并扬言如果找不到房子，甘愿在城里搭建帐篷居住和办公。
正当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时，一名中国商人主动找到巴富尔，愿意出租其房屋给巴富尔作领事馆用。
巴富尔如同找到了救命稻草，马上就租下这座有52间房的老宅。
看到事已至此，宫慕久也只好以此处不扰民为由，奏报朝廷后予以默认。
谈判持续两年，每亩年租金仅1500文 巴富尔在上海安身后不久，就发布通告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
开埠后一个半月内，就已经有11家洋行涌入上海滩。
英国传教士、医生、领事馆人员等也纷至沓来。
与此同时，从国内各地赶来的冒险家、暴发户、买办、金融家、商人甚至帮会流氓等各色人等也汇集其间。
一时间，黄浦江中汽笛声不断，跑马路旁灯 火彻夜长明；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话与欧美语言混杂一处。
由于上海普通百姓之前很少看到过洋人，每当看到洋人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时，百姓们都不免好奇。
洋人们吃饭、穿衣、喝茶甚至走路等一举一动都有路人围观。
同时，一些洋人仗着清廷软弱，到处滋事，因此华洋之间纠纷和摩擦不断。
一次，一位姚姓基督徒因为非作歹被拘捕，巴富尔为迫使清政府放人竟威胁出动军舰，事情最后以宫慕久放人并道歉收场。
事后，巴富尔又不失时机地来拜会宫慕久。
“道台大人，我们之间的很多不愉快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块自己的居留地。
我看中了县城外黄浦江边的那块荒滩，不知大人能不能卖给我们作居住用。
”巴富尔设想买下整片土地，然后再分租转让给侨民。
其实，宫慕久也有这样的想法。
为避免纠纷，他几天前曾向两江总督璧昌和江苏巡抚孙善宝建议：给洋人一块地，实行华洋分居。
但是两个老官僚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而是把上海地方对外交涉全权交给他一个人办理，让他自己定夺。
明知是上司有意推脱责任，他也不得不接过这个烫手山芋。
听罢巴富尔的建议，宫慕久摆了摆手，“按照大清律例，土地是不能卖给你们的。
但是租给你们是可以的。
” 在其后的两年间，巴富尔与宫慕久为租地进行了时断时续的谈判，最后双方就租地范围、租地手续、外侨应遵守事项等达成谅解。
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23款。
这个被视为上海租界“根本大法”的章程划定了租界界址：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1846年确定)，面积约830亩，每亩年租金1500文。
章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租界———英租界的出现。
租界建在“棚户区”，最初由清政府管理 在早期英租界，领土主权、土地管辖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等还归清政府掌管。
不久，住在上海城内的外国侨民陆续迁入租界。
为防止华洋纠纷，巴富尔与宫慕久协商后还规定，租界内不准中国居民居住。
到了后来，规定更加苛刻，华人只被允许白天进入租界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城，就连洋人雇的华人用人也不得与主人同住。
那时租界里的人口也很少。
据记载，在租界出现两年后，外侨人数也仅有134人。
租界里的生活设施也不健全，建筑基本上是一片“棚户区”。
最早来上海的侨民，英国植物学家福钧曾这样回忆他住过的陋室：“每值晨雨，则衣被尽湿。
天雪，则六出飞舞，自窗隙而进。
”直到1849年初，各洋行才在外滩建起第一批砖木建筑，竹草棚子才慢慢被淘汰。
随着来沪的各国侨民不断增多，英国领事也在酝酿着扩大租界面积，并谋求更多权力。
1848年，新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正式提出了扩充英租界的要求。
11月，中英双方订约将英租界面积向四周扩为2820亩。
1853年，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大批避难华人涌进租界，这给洋行商人提供了一个发财的绝好机会。
因为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很多从事贸易的洋行生意清淡，他们正好利用闲散的资金在洋泾浜沿岸造了800多幢简易住宅，供中国难民居住，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随着人口和大笔资金的流入，英租界出现了繁荣景象。
租界内土地、房屋价格暴涨。
其中外滩一带的地价上涨最快，1852—1862年的十年间，平均涨幅高达200倍。
同时，英租界当局乘局势动荡之机，逐渐夺取了对租界内华人的司法管辖权，独揽了租界内一切诉讼案件。
此后，英租界当局多次单方面修改《上海土地章程》，权力不断扩大。
租界逐渐发展成为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警务权、军事权于一体，中国政府无权制约的“国中之国”。
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曾露骨地表示，上海租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在租界内，华人备受洋人凌辱，洋巡捕甚至拿中国人当活靶子，练习射击。
娼妓、赌博、贩卖毒品和人口等也成了受租界当局保护的公开行当，租界成为了罪恶的代名词。
继英租界后，法国、美国等国也争先恐后地在中国设立租界。
到1902年奥匈帝国在天津开辟租界为止，列强已先后在中国建立了27个租界，仅天津一地就有八处之多。
直到1943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才通过谈判收回了租界，结束了这段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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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是个什么样的人
段祺瑞的一生就不多说了，随便百度都能找到。
不能简单的用军阀俩字来总结，的确做过很多事，但终究是个政客。
信佛吃素，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朴素，清廉如水，无积蓄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一生酷爱围棋，资助过大批围棋手（包括吴清源），被称作“中国围棋的大后台”，还好打牌；段祺瑞喜用私人，刚愎自用，在军事上并无出色战功和理论，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善于利用政治手腕和军事手腕维护自己的统治，因致电逼迫清帝退位、抵制袁世凯称帝和讨伐张勋复辟这三件事，有“三造共和”的美誉。
黄埔军校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有哪些成功经验
基本经验分析： 1) 套完整的思治教育组织和严密章制度是中共在黄埔 军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
在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机构方面，中共在黄埔军校有一整套完整的设置安排。
黄埔军校本部设置了党代表和政治部，配备了相当数量的专职政工人员。
政治部编制达70多人，聘定专任政治教官10余人，临时政治教官10余人，部内设置秘书、指导、编撰三股，分别由聂荣臻、杨其纲、王逸常负责，对内负责政治训练，指导党务活动；对外负责宣传和组织民众，推动国民革命。
在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及其显著成效的情况下，又特设培养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政治科”，也主要由共产党员主持，军政并重。
此外，中国共产党也在黄埔军校设置了党的组织，相继称为“黄埔直属支部”、“黄埔特别支队”和“黄埔党团”，统一领导学生的党支部和教官党小组，以代理政治部主任熊雄为书记，恽代英、杨其纲、安体诚等为干事，日常工作由鲁易和聂荣臻负责。
一整套完整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机构的设立，为黄埔军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规章制度方面，中共在黄埔军校制定颁布了严密而健全的规章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纲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官长政治教育计划》、《政治部服务细则》。
如对于政治部适用的《政治部服务细则》，包括总则、权责等共计134条，共计9000余字，全面而具体地对政治部的工作作出规定。
这些严密而健全的规章制度，使军校内部的各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章可循，有力地保证了军校的革命性，以及军校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
2) 紧握时代脉搏,培养反帝反封建革命军队，挽救民族于危亡，是军队政 治工作的一项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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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以“建立革命军，以挽救国家危亡”为口号和目标，希望建立不同于中国以往的旧军校，强调军事与政治并重，以培养深明革命道理、具有革命精神的革命军。
为此，中共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注重紧握时代脉搏，确立起了培养反帝反封建革命军队，挽救民族于危亡的教育目标，以培养学生的爱国、革命思想，振奋革命精神，提高为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而英勇奋斗的自觉性，增强部队作战能力为主旨。
1926年7月，周恩来在总政治部举办的政治训练班作题为《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的报告，指出“军队中为什么要进行政治工作„„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由于“革命军是建设的，军阀军队是破坏的，所以，我们革命军不是消灭敌军、扩张自己的军队，我们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
”他要求：一要使国民革命军革命化，通过政治工作把经济不安的民众收集在自己的旗帜下，明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确立革命观念；二要使官兵的思想统一化、系统化，通过政治工作使官兵明了党的理论、主义和政策，了解自身生活的环境，从而觉悟起来；三是使官兵的作风纪律化、统一化，通过政治工作使官兵明了纪律是“革命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要对官兵作出各种纪律规定，即使是宣传标语和口号也要按政治部的规定统一起来。
利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亲爱精诚，和衷共济”等标语口号向广大黄埔学子灌输先进反帝反封、挽救民族危亡的观念。
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国革命、团结合作、用于牺牲为主要特征的“黄埔精神”。
成为黄埔人在建校、建军和参加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中共共同打造出来的“品牌”，是黄埔军人克敌制胜的法宝。
3) 根据教育对象的层次性特点,因材施教,有助于提升教育效果。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根据对象不同内容和要求也有差别。
当时黄埔军校的 政治教育根据对象分为学生队、高级班、入伍生及学生军和军士教导四种。
四种对象的政治课程都不同。
如学生队的政治课程重在使学生了解三民主义及国民党方针政策，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况，以培养学生对革命尽职尽忠的精神为目的。
相比之下，高级班的政治课程增加了20种，以便担任革命军中较重要或专门的政治工作。
另外，军校还办了一些针对特定对象的教育培训，如培养和选拔党代表的政治训练班和对全校长官进行军长教育。
根据不同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内容在既定范围内作深浅难易、专门普通的调整，因材施教，有利于提高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为黄埔军校培养有志、有才之士做出了切实有效的贡献。
4) 以最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教育为内容，对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派 的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包,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特色。
虽然国共两党在性质上有着根本区别，但这一差异并没有造成到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分歧。
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
把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
在军校内开展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主义、军队政治工作等二十多门讲授课程，并确定了各门课程的内容提要，以明确教学内容、教学重点和任务。
另外，在学员的招收上，由于在前期采取推荐介绍入学的方式，使得进入军校学习的学员和工作人员既有来自国民党一党，也有来自共产党一党和众多暂未加入党派的青年，风云际会。
使得黄埔岛成为国共两党近距离接触，共同参与建校建军的重要基地，有效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特色。
5) 政工人员要确立良好的工作作风，对官兵起表率作用。
1926年9月，恽代英在军校作题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的演讲，指出“政治工作是重要的，但绝对不是唯一的重要”，也“不要夸大政治工作的地位，政治工作要与其他工作有很好的联系”，要“使人了解政治工作人员是帮助他们的，不是害他们的。
政治工作做好了，其他的工作都可以得到好处，这样才可以使人家亦看重政治工作。
”1926年11月，游步瀛在《黄埔潮》第19期发表《军中政治工作人员应具备之条件》一文，提出政工人员要以身作则，“在行动上，要站在党的观点上，注意客观事实，光明磊落地与部队长官合作，诱之趋于革命化，并能深入群众、组织群众、获得群众信仰；在宣传上，不单凭理论、口号，要注意当地群众日常生活的要求和群众心理；在态度上，对长官和群众均应诚挚、和蔼、慈祥，不能有严峻苛刻的现象；在知识上，要刻苦努力学习，对党的主义、世界趋势以及联合战线的政策，都应详细懂得。
” 事实证明，以周恩来、叶剑英、萧楚女和聂荣臻等党政工作者为代表的广大政工人员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以其良好的工作作风，展示了党的良好形象，对广大官兵起到了表率作用。
6) 把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1925年2月，周恩来《在东莞商务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中，把东征军政治工作的任务概括为：“告以中国如何受到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能如此，则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而黄埔校军此次东征，“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
宣传队印制了《革命军东征告各界人民书》、《告敌军官兵》等传单，军校剧社表演了文艺节目，对争取民众、瓦解敌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6年11月，李富春在第2军政治部作题为《最近之政治状况及北伐胜利条件》的报告，指出“要永远将我们的优点保持，第一就是怎样使我们的军队切实与人民合作，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武装；第二是怎样使我们的军队团结一致，不可稍存分歧，以分散我们革命的势力”。
在黄埔办校期间，不仅注重实际办学，同时同农工商学各界的活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身处革命策源地的广东，黄埔学生拥有许多参与政治活动、工农运动、革命战争的机会，在这些场合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信仰、才智、能力，加强了革命精神的宣传和对群众的组织。
7) 把争取教育敌军，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
1926年10月，刘伯坚主持制定的《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写道：“敌人的士兵和我们是一样的中国人，其所以变成敌人，是因为被他们的官长蒙蔽欺骗了，如果使他们了解政治的意义及其切身的利益，他们便会和我们携手”，各级政治工作人员要“监察本军兵士不要恐吓或辱骂俘虏来的敌人，对俘虏要有正当的待遇”，“在俘虏的兵士中，也要进行政治工作；派遣到敌人中秘密进行政治工作，最好将已宣传成熟的俘虏派回去。
”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从俘虏中挑选了一批下级军官加以训练，将表现好的分配到部队中工作。
从1926年12月起，黄埔军校开办了由共产党员韩麟符任主任的俘虏军官训练班，对被俘的吴佩孚、孙传芳军阀部队1300名下级军官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教育，然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各部工作。
8) 把以革命精神维持纪律，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
黄埔军校颁布了《革命军连坐法》、《革命军刑事条例》、《革命军惩罚条例》、《审判条例》、《陆军监狱规则》等。
其中《革命军刑事条例》规定，对犯有“私通敌人，泄露机密”、“不遵命令，擅自进退”、 “临阵退却，率众投降”、“玩怠职守，废弛纪律”、“收受贿赂，侵占粮饷”、“强占民房，私卖公物”、“强奸妇女，吃食鸦片”、“抢劫财物，挟械潜逃”等罪行者，分别给予监禁一年以上直至枪毙的处罚；《革命军惩罚条例》规定，对犯有“损坏枪械”、“毁弃服装”、“无故开枪”、 “执务怠慢”、“蔑视长官”、“酗酒滋事”、“语言秽杀”等错误者，给予轻重不同的处理。
军校还颁布了《政治工作人员平时惩戒条例》和《政治工作人员战时惩戒条例》，对平时“不遵守宣传大纲者”、“服务一月尚不明了本部队状况者”、“不参加所属部队党部会议者”、“不纠正官兵中谬误思想者”、“逢民众运动不参加宣传者”、“不注意士兵给养及卫生者”；对战时“不随同所属部队行动者”、“不调查死亡官兵状况者”、“不利用时机向士兵、夫役及俘虏宣传者”、“军队所过之处不贴标语者”、“驻军一星期尚不组织民众及不与该地党部发生关系者”，要分别给予撤职、降级、罚薪、记过或党内记过、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
对于军队纪律的严格要求，为培养一批有纪律、有能力、经得起考验的革命军提供了纪律保障。
侵华日军甲级战犯
有东条英机，坂田，土肥原等28名甲级战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