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中央官制是什么
1921年脱离中华民国后独立，1924年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92年改制，国号改为蒙古国。
清朝政府根据其对蒙古地区统治政策的需要，将蒙古地区分为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
内属蒙古，是指不设世袭札萨克，直接任命官员治理的蒙古各旗，与外藩蒙古相对。
外藩蒙古指以世袭札萨克为旗长的蒙古各旗，与内属蒙古相对。
内札萨克蒙古又称内札萨克或内蒙古，内札萨克各旗后来成为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
外札萨克蒙古又称外札萨克，狭义的外札萨克蒙古即外蒙古，包括喀尔喀四部；广义的外札萨克蒙古还包括西套蒙古、科布多蒙古、青海蒙古、新疆蒙古。
作为特指的名词，一般以乌里雅苏台统部指称外蒙古，但实际上乌里雅苏台统部还有一些旗属于内属蒙古，故此称并不准确。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
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封建统治时代，然而由于模仿西方（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无视中国仍存在各系军阀的国情，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没有着统一的强大的政治力量，议会选举制被军阀利用，中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内战内斗的军阀割据时代。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瓦解，在沙皇俄国驻库伦（现乌兰巴托）领事的策动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派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出使俄国，后在库伦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
随后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
此独立未被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
1911年外蒙古叛军，在沙皇俄罗斯鼓动下，驱逐清政府官员，侵入内蒙古，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袁世凯出兵经过三年收复内蒙古，但没有收复外蒙古。
国民政府正式承认1913年沙俄当局迫使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
声明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
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恰克图协定》，将此声明具体化。
据此，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
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
外蒙古实行自治。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其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事实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
苏维埃俄国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919年8月，蒙古三盟（车盟、图盟、汉臣）王公联名密呈库伦镇抚使陈毅，自愿取消自治，恢复旧制。
俄国领导人列宁在世时曾经说，要把沙皇掠夺的中国土地全部无条件还给中国人民，他承诺，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外蒙古将自然回归中国。
1919年11月7日，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和政府首脑段祺瑞遂决定出兵外蒙，派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库伦，挟持“内阁理”巴德玛·多尔济，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全面否定《中俄声明》。
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
南方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致电庆贺。
11月22日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
同时取消《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
孙文因此赞扬徐树铮：“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宣布独立1919年牧民出身的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寻求共产国际的帮助建立独立的蒙古国。
1920年在列宁的帮助下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的共产党，即蒙古人民党。
1920年7月19日，段祺瑞下台，徐树铮率军返回内地，旋遭通缉，逃入日本使馆。
库伦仅留守部分兵力，外蒙古也进入了混乱状态。
1921年2月11日，苏联国内战争期间，白俄恩琴的军队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攻入库伦。
中国驻军撤离库伦，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在高在田的率领下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3月18日，蒙古人民党军队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攻占买卖城，逐走了中国驻军。
由于中国国内处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各派军阀无暇分身，只得坐视蒙古在苏联的帮助下独立。
苏联红军于是应邀在蒙古人民党军队的支援下于5月25日进入外蒙古，7月6日侵入库伦，抓获恩琴。
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
11月25日外蒙古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并与苏联在1922年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
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发表严厉声明，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但由于当时中国陷于内战中，北洋政府没有派军队收复外蒙古。
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包括内蒙古王公在内的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
北洋军阀各派系，如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吴佩孚等因忙于彼此之间的内战，无可奈何。
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徐世昌政府发布了一份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1922年苏蒙签定一份协约，苏联率先承认外蒙“独立”。
1924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
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允许苏联驻军，制定仿苏“宪法”，改库伦为乌兰巴托，北洋政府及民间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日出面干涉，以曹琨和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政府对事件十分恼火，但鉴于忙于内战，国力不张，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蒙独立不予承认。
外蒙古地区在苏联的扶持下非法独立，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中国政府的一致抗议。
鉴于此，苏联一方派重兵保护“独立”，并与外蒙古签定互助协定，大规模驻军外蒙古。
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早就对外蒙古闹独立十分恼火。
东北的张作霖也大骂俄国人，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一时冲动，竟准备发兵外蒙，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
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不敢对外蒙贸然行事。
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它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无可奈何。
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政府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然而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
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反抗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外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
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
内乱中的中国也一次次丧失了收回外蒙古主权的机会。
不久，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活佛逝世。
在苏联第三国际以及蒙古人民党的支持与行动下，蒙古政府1924年11月26日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以1911年作独立。
但中国及英、美等当时主要国家政府皆未承认。
1924年5月31日，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和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也叫《中苏协定》。
主要内容：一、废除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二、苏联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租界、租地；三、苏联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四、苏联取消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五、中东铁路同意由中国赎回。
六、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外蒙古有完全的永久的主权。
抗战期间从北伐、中原大战、国共内战，到1931年九一八事件和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无力处理外蒙古问题。
1927年，蒋介石主持中央政府时，苏联要求中国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蒋介石回电拒绝，并责令外蒙古执政者放弃“独立”，回归中国。
1928年，外蒙古发生大规模反对独立并要求回归祖国的统一进步运动，苏联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古进行血腥镇压，整个外蒙古血流成河，蒙古统一人士要求民国政府出兵外蒙古，1928年中苏军队在外蒙古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
中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古。
此后，由于战乱不断南京政府没有精力顾及外蒙古之事，之后的中日战争，使南京政府再一次失去收复外蒙古的机会。
亲苏的乔巴山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古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
至此，外蒙古在中国内战期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分离。
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后，苏联军队才彻底从蒙古国撤走。
与此同时，在乔巴山等人的领导下，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了苏联式的政治制度。
1939年，苏、蒙联军与日本、满洲国的军队因蒙满边境问题爆发诺门罕战役，之后因欧洲战事而停战。
1941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岗洋右访苏，苏联外交部次长在3月27日对中国驻苏大使说：“斯大林接见松岗，是纯礼貌问题。
”4月11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国民政府说：“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岗是照例接待。
”但是，就在两天后的4月13日，苏联就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对此中华民国政府外长王世杰声明“《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在此期间，内蒙古的德王试图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使内蒙古也独立，还建立了实际上受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但随着日本的投降和苏、蒙联军的参战，该政府也垮台，内蒙古很快被中国共产党占领，1947年成了中共治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区。
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邵力子曾说：我在1943年春间，曾提出有关中苏邦交的建议……关于中苏之间的许多应解决的问题，我所建议的几乎多与中苏友好协定所包含的相类似。
因为那时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加以合理的解决，尤其是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和中山先生建国大纲所定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治自决的精神，完全符合。
宋子文斯大林1945.8.14中苏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同盟国为争取苏联对日本宣战，美、英两国在未通知中国以及其他盟国之下，於1945年2月11日与苏联签定涉及外蒙古以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又称“雅尔达密约”）。
其中规定：“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应予保持。
”1945年斯大林曾对蒋经国说过：“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这也是他坚决要求外蒙古独立的主要原因。
但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面请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谓在维持外蒙现状之下，中国仍有宗主权。
当时中国政府亦认为中国具有对外蒙古之宗主权。
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是外国人操纵外蒙古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
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已经战败投降。
在亚洲，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但战役打得非常艰苦；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处于战略对峙，谁都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然而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是中国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无理要求。
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
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5年8月14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根据条约允许依公正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外蒙古是否独立。
[2] 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
在苏联（俄罗斯）和美国的压力下，1946年的中国中央政府（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但在1950年代后又不承认。
在台湾陈水扁当局时期承认外蒙古独立。
1949年10月，中国的解放战争胜利震惊了世界，国民党的军队撤离到台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
8月8日在德国投降正好三个月，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之后，苏联在和中国谈判成功之前，对日本宣战。
一百五十万苏军在外蒙古集结后进攻中国东北、朝鲜等地的日本关东军。
其间外蒙古提供后勤并派军队参加了苏军对日军在内蒙古的作战。
中苏在就外蒙古问题举行谈判时，斯大林坚称外蒙今日已是“人民共和国”，故其现状，即是独立。
谈判开始时，中方坚拒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则称，外蒙问题如无法获致解决，则条约不能订立。
谈判中，蒋经国对斯大林说：“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
”斯大林回答：“倘使你该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
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为继续取得同盟国对中国战区的支持，以及避免苏联援助中共和在东北驻军不撤走，1945年8月14日，经过与苏联两个多月的谈判，中华民国政府最终做出妥协。
宋子文、王世杰等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授权下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将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宋子文拒绝签字，并辞掉外交部长一职，最后该条约由王世杰签字。
同日，中苏两国外交部互致照会，其中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对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节选如下：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於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於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对此，杜鲁门给蒋中正打电报说：“我请阁下执行雅尔达协定，但我未曾请阁下做超过该协定之让步。
”指蒋中正抛弃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
王世杰回国称该条约可保中苏三十年的和平，于是8月24日立法院在孙科主持下，以95人赞成，4人反对（以起立方式表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7）10月20日外蒙举行公民投票，中国政府派雷法章前去参观。
雷法章奉蒋中正之命，“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雷法章“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
外蒙人民“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18）投票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
但联合国所派之观察员不承认此次投票。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国民政府公告说：“外蒙古人民于1945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
”随后国民政府表示支持蒙古入联合国。
2月13日，国民政府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
从此，中国失去了对外蒙的宗主权。
曾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蒋廷黻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条约太相同了。
条约及换文，就全体看起来，是极有利于苏俄的，简直可说是片面的、不平等的。
苏俄如严格遵守这条约及换文，于苏俄只有利而无害。
任何公平的研究员，不能避免这个结论。
”雷法章事后对外蒙“公民投票”的评介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古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中华民国政府曾於1947年8月27日於联合国安理会开会时表示质疑此投票之公正性。
中华民国代表蒋廷黻发言称：“吾人认为此事是吾人所不能接受之过份简单的历史，当适当时机来临后，中国政府有从事进一步观察之权利。
”关于蒋中正的国民政府放弃了对外蒙的宗主权，顾维钧这样写道：“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团认为非得向苏联做出超过需要之外的让步不可。
即使从英国的观点来看，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是能够不让步的，美国的国务卿贝尔纳斯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这是贝尔纳斯在1945年9月从莫斯科来参加五国外长会议时在伦敦对我说的。
然后他问我为什么我们做出了不必要的让步，他指的是蒙古。
我虽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做，但觉得这个评论进一步证实了艾登(英国的外相)对我说的话是有理由的。
我对中国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场自然是极感失望的，我设想一定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公开当年我们的重庆政府为什么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与苏联缔结这个条约的全部理由。
”1949年经国共内战国民政府败走台湾。
1950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53年“中华民国”政府援引苏联并未做到“不援助中共”等条件，而废除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
蒋中正在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沉重地检讨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愿负其全责。
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蒋还称，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蒋中正还表示自己“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
1952年，“中华民国”向联合国控告苏联。
联合国大会以25票赞成，9票反对，24票弃权通过联合国大会505号决议谴责苏联。
是为“控苏案”。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中华民国”政府一向恪守该条约产生之一切义务，（22）但苏联却屡次背信，不但在东北强奸中国妇女，还劫掠工业设施，价值达80亿美元，超过德境三倍；（23）并支持中国共产党。
（24）1949年10月苏联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
苏联屡次违约，但“中华民国”政府却“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25），直至195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国会正式否认雅尔达秘密协定的存在，才于2月23日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2月25日，外交部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加入联合国1946年8月6日，国民政府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徐淑希发表支持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声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
其独立乃由中国所赋予，职是之故，中国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
……中国于适当之时间到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
”1955年，台湾当局在安理会上弃权，同意蒙古加入联合国。
谁知道达斡尔族名人有哪些
巴达荣嘎，（1917-），语言学家。
20世纪40年代留学日本，通晓达斡尔、鄂温克、满、蒙古、汉、日、俄、英等语言文字，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先后应聘为辽宁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档案馆讲授满文。
主要译著有由达斡尔语译成蒙文的《达斡尔族诗歌》、由英文译成蒙文的《蒙古与青海》等。
发表《蒙古、达斡尔语比较研究》、《满、蒙、达斡尔语比较研究》等论文多篇。
晚年曾将满文《三国演义》译成达斡尔语（遗稿）。
德古来，又名吉尔嘎朗。
黑龙江讷河县温察尔屯德都勒哈拉人，1924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
后赴日本留学。
伪兴安东省成立后不久，德古来任总务科长，后到呼和浩特，在德王手下当财政部长。
1947年底，德古来在国民党长春选区以布特哈代表的名义被选为立法委员，1948年去了台湾。
在台湾，德古来一直担任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1991年底，他辞去了所有职务，移居美国。
沃岭生，男，1958年7月生，黑龙江省龙江县人。
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
2008年2月任黑龙江省民委主任、宗教局长、委（局）党组书记。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省政协常务委员。
主管工作 主持省民委（宗教局）全面工作，分管经济处、人事处、监察室和民族研究所工作 。
2013年任黑龙江省司法厅厅长。
男，现任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从1985年开始从事国际贸易及对外交流工作，熟悉欧洲美国事务、曾写过多篇有关国际问题评论。
孟志东（1935.10—），又名乌兰巴图、莫日根迪，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旗人，曾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内蒙古达斡尔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族学会理事。
王鹏林（1953~），齐齐哈尔梅里斯人，语言学家。
1993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获语言学博士学位。
先后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美国东西方中心、夏威夷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香港大学人类学系执教和从事研究工作。
现为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终身教授。
多年从事达斡尔语和其他阿尔泰语言的研究，对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印欧语系的数词形成和认知模型及数词的早期扩散和联系深有研究。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美国的《普通语言学》、《人类季刊》，德国的《中亚学报》，俄罗斯的《人类学与文化论坛》等学术刊物发表文章。
巴图宝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中共党员，中央民族大学研究员。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额尔登泰，1925年留学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
1926至1927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党校学习。
1961年11月调至内蒙古历史研究所，任编译室主任。
侧重于《蒙古秘史》的校勘和语词注释工作。
生前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
主要著作有《〈蒙古秘史〉词汇选释》、《〈蒙古秘史〉校勘本》等。
凌升（1886年－1936年4月），又名福贤，字云志，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索伦右翼正黄旗（鄂温克族自治旗）人，莫日登氏。
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之子。
其先祖明信阿于嘉庆八年(1803年)奉命从戍，由布特哈地区到呼伦贝尔，任厄鲁特旗总管；凌升历任呼伦贝尔衙门副都统和兴安北省省长等职务。
多立安，男，理学博士，教授，黑龙江省人。
天津师范大学生态学学科带头人。
2002至2003年应邀于新西兰梅西大学自然资源研究所作高级访问学者。
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部级重点课题4项。
鄂晓梅，女，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联合国大学高等研究所法学博士后。
现任内蒙古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0年，她入选了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候选人名单。
乌尼日，女，1956年6月生，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首任广西大学政治学院院长兼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首届广西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学会理事。
发表学术论文论著80篇部，主持和参与省级、厅级、校级课题29项。
获省级教学成果奖5项。
孟定恭，西布特哈旗人，生于清末光绪十九年(1893年）。
历任黑龙江省议会议员、西布特哈总管公署旗务科长、布西教育局局长等职。
编著有《布特哈志略》、《人生指南》等书。
金铁宏，男，1957年7月生，教授（硕士生导师），内蒙古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副理事长，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会副理事长，内蒙古师大音乐学院副院长。
代表作品：《扎恩达呀》、《江南造船厂厂歌》等。
长顺，（1839年－1904年），字鹤汀，清朝军事人物。
他是三朝重臣，光绪十四年他出任吉林将军，他于光绪三十年去世后，特赠太子少保，并谥号忠靖，入祀贤良祠。
少将军衔，武警总医院教授，从医40余年，现兼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肛肠分会名誉顾问，全军肛肠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肛肠病杂志》副主编，曾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鄂忠齐，男，1963年4月生，黑龙江齐齐哈尔人，1985年9月参加工作，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
曾任宁安市市长；穆棱市委书记；绥芬河市委书记。
现任黑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
吴艳刚，男，1967年3月出生，黑龙江富裕县人，研究生，1990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呼和浩特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曾任大兴安岭林管局党委书记，东北林学院党委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秘书长、顾问（副部级）等职。
阿尔达扎布，1936年10月生，内蒙古呼伦贝尔人。
1960年毕业于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文献室历史学科研究员。
中国蒙古语言研究会会员，国际蒙古学者会员，中国蒙古史会员，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学会常务理事。
郭文林，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今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人。
1928年10月又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学习，直至1931年7月毕业回家。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前后，郭文林追随凌升参与“满洲国”的“建国”活动，伪满执政府侍卫官兼护军统领，后以护军统领任禁卫步兵团团长，主要负责“执政府”的警备、警卫任务。
1938年9月，郭文林调任伪满兴安军管区参谋长，次年晋衔少将。
1941年3月，升任伪满第九军管区司令官(司令部驻通辽)。
领导了“锡泥河”起义，加速了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地区的崩溃，加速了苏联红军解放呼伦贝尔、进而解放我国东北地区的进程。
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区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国内著名金融分析专家。
曾任中国银行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曾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工作，现任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副总经理。
著作有《华尔街风景现场观察:世界性金融危机与全球金融新格局》等。
萨娜，女，内蒙古莫力达瓦旗人，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多篇小说、散文、诗歌。
男，莫力达瓦旗人，特级飞行员，空军大校（副师级），飞行学院副院长。
1929年生于齐齐哈尔罕伯岱村，在国家民委工作35年，曾任人事司副司长，东北民族学院（大连民族学院）党委副书记。
1923年出生于齐齐哈尔梅里斯区，曾任齐齐哈尔民族中学校长，齐齐哈尔市政协副主席、黑龙江达斡尔族学会理事长、全国第六届人大代表等职务。
撰著多部关于达斡尔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著作。
1922年生，莫力达瓦旗人，历任莫力达瓦旗旗委书记、呼伦贝尔盟副盟长、统战部部长、呼盟政协副主席等职。
诺敏，国家一级词曲，内蒙古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呼伦贝尔市文化局局长、民族歌舞剧院院长。
医学博士后，现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曾在《自然》等科学杂志上发表20余篇论文。
孟新，男，1965年生于新疆。
中科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为航天地面应用系统技术，卫星组网技术研究，空间科学任务仿真技术研究。
现任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应用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纪委书记。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大阪大学客座教授。
满苏荣，国家一级演员，教授，曾任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学科带头人。
国家一级演员，曾任黑龙江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黑龙江省第七、八届政协委员。
2006年获得黑龙江省首届艺术终身成就奖。
多隆阿，齐齐哈尔人，清朝著名将领。
历任荆州、西安将军。
嗣特授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
郭贝尔·都兴阿，清朝内大臣阿那保之孙。
父博多欢是正黄旗蒙古都统。
都兴阿历任江宁将军、盛京将军等职务，清晚期重要军事人物。
光绪元年卒于官，赠太子太保，谥清悫。
有《都兴阿奏稿》。
穆腾阿，生于1824年，卒于1884年。
布特哈正白旗满那屯人。
生长于官宦世家，精通满、汉文，文武兼治，学识渊博。
曾任江宁将军、镶黄旗蒙古都统。
著有《演练炮阵图说》、《诸葛兵法》、《楹联录》等。
萨茹拉，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国内主讲《职业生涯规划》课第一人。
著有《没有计划的人一定被计划掉》等。
孟希舜，字孝闻。
达斡尔族莫尔丁（孟尔登）哈拉人。
内蒙古莫力达瓦人。
莫旗第一任旗长。
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
精通满文、汉文。
多年从事教育工作，著有历史专著《达斡尔族志略初稿》。
巴尔达齐，达斡尔族，萨哈尔察部精奇里氏，世居精奇里江畔的多科屯，为达斡尔部落首领，努尔哈赤时代归附清廷有功受封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男爵)，入京供职。
清朝时国旗是什么样
蒙古族的传统节日有旧历新蒙古语为查干萨日阿，即白色的月。
夏季丰茂、牛羊肥壮的时草原要举行那达幕大会，届时方圆几十里、上百里内的牧民都会举家前去参加。
其他节日还有由生产活动、宗教祭祀仪式演变成的祭敖包、马奶节、剪羊毛节等。
此外，还有一个重大的祭事活动，这就是成吉思汗陵祭奠。
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五月十五日、八月十二日和十月初三，在鄂多斯伊金霍洛举行四次隆重的祭奠活动。
蒙古族的节日比较多，有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中元节、那达慕、祭鄂博、成吉思汗纪念节等。
中国近代历史性白的人物
我就俩 白毓昆：创地学杂志》。
武昌后，策动滦州新军起义，参与组织“北方革命协会”。
后任北方革命军政府参谋长，因兵败被捕牺牲。
白崇禧：广西桂林人，国民党桂系首脑。
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均担任国民党军队重要职务。
清朝选秀女在什么地方
历代皇帝都有自己的后妃来源，清代皇帝与历代不同，它创立了具有自己特点的“选秀女制度”。
如果按照爱新觉罗·溥杰的夫人嵯峨浩的《食在宫廷》中的说法，选秀女之事从顺治二年起“直到康熙帝之后，这种事一次也没有发生”。
而事实并非如此。
清代第一次选秀女 顺治皇帝六岁登基，十四岁举行大婚，二十三岁死去，在位十七年。
前七年由多尔衮摄政，那时顺治才十来岁，自然不会有选秀女之事。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多尔衮病死。
翌年顺治帝亲政，同年举行大婚，册立科尔沁蒙古旧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但到顺治十年八月，这位皇后因故被降为静妃，改居侧宫。
顺治十年十月，作为皇帝的顺治下令“选立皇后，作范中宫，敬稽典礼。
应于在内满洲官民女子，在外蒙古贝勒以下，大臣以上女子中，敬慎选择”。
这次选秀女，从上谕颁布后，直到第二年五月，才择定科尔沁蒙古镇公绰尔济之女———也就是废后静妃的侄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并于同年六月举行大婚。
尽管顺治在前述上谕中没有使用“选秀女”这一词，但为解决皇帝配偶，而在满蒙官民女子中大规模阅选的做法，与后来的所谓“选秀女”活动是完全一致的。
实为清代皇帝第一次选秀女。
严格的选秀女制度 在八旗子女内部“选秀女”形成定制以后，每三年都有一批年轻的旗籍女子被选到宫中，不仅皇帝的后妃要从这些女子中挑选，有的秀女还有可能要配给皇帝的近支宗亲。
选择作为后妃的秀女有严格的条件。
清制规定秀女一般从满、蒙八旗中遴选，凡年龄在13至16岁，身体健康无残疾的旗籍女子，都必须参加阅选。
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以前，甚至公主下嫁所生之女也得经过选秀女这一关之后，才能论及婚嫁。
秀女年满十三岁称“及岁”，超过十六岁称“逾岁”。
“逾岁”者一般不再参加挑选。
如因故未能阅选者，则必须参加下届阅选，否则虽至二十余岁亦不能出嫁，违者将受惩处。
凡应选的旗女，在未阅选前私自与他人结婚者，也将由该旗都统参查治罪。
即便是因为残疾不具备选秀女的条件，也要经过各旗层层上报，最后由本旗都统呈报给户部，再上奏皇帝认可后，才能免选。
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乾隆六年时，两广总督玛尔泰的女儿恒志，年已过十七岁，但从未入选秀女，玛尔泰为此奏请皇帝为女完婚，结果遭到皇帝的斥责。
选中被记名的秀女，在记名期内(一般为五年)不许私相聘嫁，违者上至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下至旗长及本人父母，都要受到一定的处分。
选中留牌子的秀女久不复选，而记名期已过，那么，这样的女子只得终身不嫁了。
选秀女由户部主办。
三年一次的选秀女时间一到，由户部行文八旗各都统衙门、直隶各省驻防八旗及外任旗员，将适龄备选女子呈报备案。
每届入选日期，均由户部奏准，然后通知各旗，具备清册，准备入选引看之日，秀女们都在神武门下车，按顺序排列，由太监引入顺贞门，让帝后们选看。
史料中曾记有嘉庆、道光年间选秀女的经过情况：挑选八旗秀女时，每日选两旗，以人数多寡匀配，不序旗分也。
挑选之前一日，该旗参领、领催等先排车，如挑正黄、镶黄两旗，则正黄之满、蒙、汉分三处，每一处按年岁册分先后排定，然后车始行。
首先是正黄之满洲，继而蒙古、汉。
接着是镶黄之满、蒙、汉军，贯鱼衔尾而进。
车树双灯，各有标识。
日夕发轫，夜分入后门至神武门外，候门启，依次下车而入。
其车即由神武门夹道出东华门，由崇文门大街直至北街市，还绕入后门而至神武门，计时已在次日巳午之间。
选毕者，复依次登车而出，各归其家。
虽千百辆车，而井然有序，俗谓之排车……应选女子入神武门至顺贞门外恭候，有户部司官在彼管理。
至时太监按班引入，每班五人，立而不跪，当意者留名牌，谓之留牌子，定期复看，复看而不留者，谓之格牌子。
其牌子书某官某人之女，某旗满洲人(蒙古、汉军，则书蒙古、汉军)。
入选秀女，凡获得皇帝封号者，至死不得出宫另嫁。
民间女子也要经过选宫女一关 宫女，指在宫中供役使的女子。
宫女的上层，为宫中女官。
历代宫女也都要经过挑选才能入内廷服役，从汉朝时，宫中的“家人”、“采女”，就都是从民间采选而后入宫的。
明代挑选宫女皆奉钦命而行，如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下令从苏、松、嘉、湖等地(也就是现在的江浙地区)，选民间13岁以上19岁以下女子以备后宫，选30岁以上40岁以下无夫妇女以充女官。
清朝除秀女外，也选宫女，有的宫女入宫以后，还可晋封为内廷主位。
宫女是在内务府包衣、佐领以下的女儿中，每年引选一次，由内务府会计司主办。
她们在宫中的地位无法和秀女相比，主要是供内廷各宫主位役使。
清代选宫女的具体做法与选秀女大体相同。
在民间广选美女，以充实后宫，对平民百姓而言，完全是一种虐政。
在清制中，13岁以上的女子都被禁止结婚，居家待选，而有的女子甚至就这样被贻误青春，终生不能结婚。
而那些被选中的女子，就意味着要与家人骨肉分离，因为一入深宫，就不知几时才能与家人相见了。
因此，富豪之家一般都以金钱贿赂有司，以求放过爱女，或者干脆买下穷家姑娘顶替；地方官吏则借机敲诈，挟嫌报复，胡作非为。
宫中多怨女 像选美一样选入宫廷的女子绝非进入了天堂，她们当中虽然有极少数人可成为后妃，似乎一步登天，但更多的人则是被幽闭深宫，战战兢兢，为人仆役。
对宫廷的这种选秀制度，民间怨声载道。
清朝咸丰九年(公元1895年)冬，就有一应选女子当着主选官吏的面，责骂皇帝。
对这一情景，《湘绮楼文集》中有记载：此直辞女童为满人。
咸丰九年冬，选良家女入宫，引见内殿。
上亲临视女童。
诸女于清晨入宫，天寒，上久不出，诸女立阶下，冰冻缩蹙，莫能自主。
女童家贫，衣薄不堪其寒，屡欲先出。
主者大嗔怪，固留止之，稍相多论。
女童大言曰：“吾闻朝廷立事各有其时，今四方兵寇，京饷不给，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
吾等家无见粮，父子不相保，未闻选用将相，召见贤士。
今日选妃，明日挑女，吾闻古有无道昏君，今其是耶……” 面貌俊朗的光绪是清代帝王中后妃最少的一位，只有一后二妃，这一后二妃的选出也不是光绪本人的意思。
1888年，光绪18岁。
经过多次筛选剩下的五名秀女让光绪自己过目。
这五名秀女是慈禧兄弟桂祥之女、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
慈禧太后上座，光绪站立一旁。
前面摆着一张小桌，上面放着如意一柄，绣花包两对。
按规定，选中皇后授予如意；选中妃子则授予荷包。
一开始慈禧故作姿态，坚持让光绪自己选。
于是，光绪慢慢走到德馨长女面前，正要把如意递到她手里，这时慈禧却大叫一声：“皇帝”，并用嘴暗示站在第一位的秀女。
光绪无可奈何走到桂祥之女面前，把如意授予了她。
看到光绪中意的是德馨的女儿，想到她们一旦被选为妃嫔，也会有夺宠之忧。
慈禧太后便不容光绪再选，命人把两对荷包交给了长叙的两个女儿。
桂祥之女就是后来的隆裕太后，长叙的两个女儿就是后来的瑾妃、珍妃.凡八旗官员家中年满14岁至16岁的女子， 都必须参加三年一次的秀女挑选。
清朝的后宫，上至皇后，下到宫女， 都是从旗人女子中挑选出来的。
从顺治到光绪九朝，选秀女总共80多次。
八旗秀女，每三年挑选一次。
挑选秀女的目的，除了充实皇帝的后宫，就是为皇室子孙拴婚，或为亲王、郡王和他们的儿子指婚，重要性自不待言。
秀女们要走进紫禁城高高的宫墙，必须经过一道道的考察。
首先要严格审查旗属与年龄，不在旗的想参加选秀，势比登天；在旗的想逃避选秀，也是自讨苦吃。
顺治朝规定：凡八旗官员家中年满14岁至16岁的女子，都必须参加三年一度的秀女挑选，17岁以上的女子不再参加。
乾隆五年（1740）进一步规定，如果旗人女子在规定的年限之内因种种原因没有参加阅选，下届仍要参加阅选。
没有经过阅选的旗人女子，即使到了20岁也不准私自聘嫁。
乾隆皇帝命令“户部通行传谕八旗，所有未经选看之秀女，断不可私先结亲。
”根据清宫档案，到清末光绪年间，参选秀女的年龄，最小的是11岁，大的可达20岁。
每到要挑选秀女的时候，先由户部奏报皇帝，奉旨允准后，立即行文八旗都统衙门，由八旗的各级基层长官逐层将适龄女子花名册呈报上来，到八旗都统衙门汇总，最后由户部上报皇帝，皇帝决定选阅日期。
各旗选送的秀女，要用骡车提前送到京城。
秀女们抵达京城后，在入宫应选的前一天，坐在骡车上，由本旗的参领、领催等安排次序，称为“排车”，根据满、蒙、汉排列先后次序。
最前面是宫中后妃的亲戚，其次是以前被选中留了牌子、这次复选的女子，最后是本次新选送的秀女，分别依年龄大小排列，鱼贯衔尾而行。
日落时分发车，入夜时进入地安门，到神武门外等待宫门开启后下车，在宫中太监的引导下，按顺序进入顺贞门。
宫中的御花园、体元殿、静怡轩等处，都曾是阅选秀女的场所。
一般每天只阅看两个旗，根据各旗参选秀女人数的多少进行搭配。
通常是五六人一排，供皇帝或太后选阅，但有时也有三四人一排，甚至一人一排的。
如有被看中者，就留下她的名牌，这叫做留牌子；没有选中的，就撂牌子。
然后，留牌子的秀女再定期复选，复选而未留者，也称为撂牌子。
经复选再度被选中的秀女，还有两种命运：一是赐予皇室王公或宗室之家；一是留于皇宫之中，随侍皇帝左右，成为后妃的候选人。
如果成为后妃的候选人，手续会更为复杂，初次“引阅”之后，屡屡“复看”，有“记名”的，这是被选中留牌子的；有“上记名”的，这是皇帝亲自选中留牌子的。
最后，还要经过“留宫住宿”进行考察，在留宫住宿的秀女中选定数人，其余的都撂牌子。
皇帝一死，风华正茂的后妃们就要搬出原来居住的东西十二宫，住进专为皇帝遗孀安排的“寡妇院”。
当“秀女”二字映入人们的眼帘时，人们的直觉是秀女应有沉鱼落雁之貌，然而，秀女中有靓丽容貌的实在不多。
从一张张清末应选秀女的照片上，似乎很难将这些面孔与任何一个表述美貌的词汇联系起来。
清皇室公开的两条选秀的标准，一是品行，二是门第。
清代册封皇后、妃、嫔的册文中，常常见到的是“宽仁”、“孝慈”、“温恭”、“淑慎”，以及“诞育名门”、“祥钟华阀”等等字眼。
其中，门第又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相貌奇丑，但她是慈禧皇太后的侄女，因此，她最终也当上了皇后。
在清代，皇帝一死，还是风华正茂的后妃们就要搬出原来居住的东西十二宫，住进专为皇帝遗孀安排的院落——慈宁宫、寿康宫和寿安宫，就是人们常说的紫禁城里的寡妇院。
从此，这里的座座佛堂和袅袅轻烟，就是她们未来日子的主要内容了补充沿着纵贯紫禁城的御道一直向北，穿过雄浑空阔的外朝大殿，通过了乾清门，就来到了皇帝的内廷。
这里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接见大臣以及读书习字的地方，也是他和后妃们起居活动的场所。
乾清宫和坤宁宫是属于皇帝和皇后的，东西十二宫则是其他嫔妃的居所，它们星辰一般簇拥着象征天、地的乾清、坤宁两座宫殿。
清代的后妃制度是在明代后妃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到了康熙以后，后宫的位号就有了具体的规定：一共分了八个等级，其中皇后一名，皇贵妃一名，贵妃两名，妃四名、嫔六名，另外，地位比较低的贵人、常在、答应等不限人数。
清朝选秀女是从顺治皇帝开始的，从八旗女子中挑选出中意的少女作为内廷的后妃，顺治皇帝的这一作法从此代代相传，成为清宫的一个制度。
八旗选秀女，每三年一次，由户部主持，选中的秀女就作为皇后、妃嫔的候选人，或者选配给王公贵族。
包衣三旗秀女，每年挑选一次，由内务府主持。
这些人中虽然也有一部分后来升为妃嫔，但绝大部分都成为后宫妃嫔的使女。
参选的秀女要成为清宫后妃，要想住进这金碧辉煌的宫殿，必须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考察和挑选。
首先，要严格审查她们属于哪个旗，年龄有多大。
因残疾而不能入选的，由族长层层上报到都统，也就是这个旗的旗长，说明原因，报户部上奏皇帝后，才可以免除应选，自行婚嫁。
如果违犯了这一规矩，就要被追查治罪。
在选秀女之前，先由户部奏报皇帝，获得批准后，由八旗的各级基层长官，逐级将适龄女子的花名册呈报上来，到八旗都统衙门汇总。
最后户部上报皇帝，由皇帝决定选阅日期。
各旗选送的秀女，要提前送到京城。
在选秀女的前一天，她们乘坐的骡车由本旗的基层长官参领和领催排定次序。
日落时骡车开始出发，入夜时分进入地安门，停在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的外面，等待宫门开启以后，选送的秀女，仍然按照上车前排好的次序下车，然后由宫中的太监领着她们进入顺贞门。
皇宫的御花园、体元殿、静怡轩等处都曾是选秀女的场所。
选秀女时，通常是五六个秀女站成一排，由皇帝、太后亲临现场挑选。
如果看中了谁，就留下她的名牌，叫做留牌子，没选上的将名牌丢弃，就叫撂牌子。
这是同治帝选阅秀女所用的绿头牌，这位名叫阿鲁忒氏的秀女，就是后来同治皇帝的皇后。
在现代人的想象中，秀女们一定是倾国倾城，一个比一个美貌娇艳。
可是看到这几张清末应选秀女的照片时，人们难免要大失所望，实在看不出这些面孔漂亮在哪。
这是因为，清朝明确规定，八旗秀女接受选阅时，必须穿旗人服装，严禁穿时装。
并且，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万恶淫为首，“好色”是极不名誉也不道德的。
所以，清朝统治者公开的两条选秀标准，一是品德，二是门第。
初被选中的里边还有绝大部分人要被淘汰，也就是所谓的撂牌子。
然而，走的与留的，哪个是福，哪个是祸，实在很难说清楚。
清代从顺治皇帝到光绪皇帝九朝，选秀女80多次，按后来入葬陵寝的后妃统计，共214人。
在这些后妃之中，乾隆皇帝的第一位皇后富察氏可算是一位幸运者。
富察氏是乾隆在做皇子时的嫡福晋也就是正夫人，十年后，乾隆登极，她也当上了皇后。
乾隆十三年正月，富察氏跟随皇帝和皇太后东巡，前往山东曲阜祭孔，三月十一日，死在了返京途中的船上，年仅37岁。
乾隆为此悲恸不已，连续九天，乾隆每天在皇后棺材前三次摆上供品，并用富察氏生前所希望的“孝贤”二字来作为她的谥号。
孝贤皇后的灵柩安放在裕陵地宫后的四年多，在这段时间里，乾隆皇帝共为她奠酒一百多次，并写下一篇情真意切的《述悲赋》：“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随
”意思是说：我是多么的悲痛啊，这样地生死离别，失去贤惠的内助，从今往后谁来陪伴我呢
像孝贤皇后这样的幸运者并不多，绝大多数的皇后、妃嫔是在孤独寂寞中度过一生。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图，叫消寒图，以九个九笔的汉字组成，每一笔代表一天，每个字代表一九，从冬至开始，每天填一笔，九个字填满即出九，冬去春来又过了一年。
长夜难眠，百无聊赖，填注这种“消寒图”就成为她们打发漫漫寒冬的消遣方式，日子过得这样了无生趣。
即使得到了皇帝的宠幸，也难以持久。
因为皇帝喜恶无常，从顺治皇帝开始，清宫里废后为妃、降妃为嫔的屡见不鲜。
仅道光一朝，20位后妃，竟有10位受到了降级处分。
乾隆皇帝的第二个皇后乌拉那拉氏，在乾隆做皇子时就陪伴着他了。
她不仅深得皇帝宠爱，而且颇受皇太后喜欢。
然而，在乾隆三十年年初乾隆第四次下江南的途中，刚刚过了48岁生日的皇后，在杭州却突然从伴驾的行列中消失了。
据这份清宫档案记载，闰二月十八日，皇后在行宫吃早饭时还得到皇帝赏赐，到了晚饭时皇后却不见了踪影。
清宫的《上谕档》：“闰二月十八日，奉旨派额驸福隆安扈从皇后由水路先行回京。
”是驸马福隆安由水路把她先送回京师的。
至于为什么被遣送回京，野史里说是皇后劝阻皇帝不要出去寻欢作乐，因而惹恼了乾隆皇帝。
这种说法可能出自想象，但皇后惹恼了皇帝是肯定的。
从此以后，乌拉那拉氏就被冷淡在一边。
第二年，乾隆皇帝正在承德木兰围场打猎时，乌拉那拉氏终于在清冷的深宫中走完了49岁的人生之路。
乾隆听到消息后，并没有停止打猎，他平静地打发那拉氏的儿子回京办理丧事，并发下一道谕旨：“丧仪……照皇贵妃例行。
”也就是说，要降一个等级为乌拉那拉氏举行丧礼。
对于秀女们来说，留了牌子不过是取得了一张进入皇宫的门票，如何博取皇帝的欢心则是她们一生的生活课题。
争得皇帝的宠幸已经很难了，何况宫廷的权利斗争既复杂又激烈，即使在皇帝那里得宠，也不能万事大吉。
人们最熟悉珍妃的故事了，她不是深得光绪皇帝宠爱，被视为红颜知己吗
但是她却不讨慈禧太后的欢心，在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她被慈禧下令丢进了井里。
慈禧专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连儿子、儿媳也不例外。
同治十一年，六岁继位的小皇帝同治已经长成17岁的翩翩少年，慈禧太后不得不放弃垂帘，把政权交给他的儿子同治。
而在挑选谁为皇后的问题上，东太后、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出现了分歧：东太后看中了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忒氏。
而慈禧太后则看中了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
由于同治皇帝也倾向于立阿鲁忒氏为后，慈禧太后败下阵来。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两宫太后颁布懿旨，选阿鲁忒氏为皇后，同时，封富察氏等三人为慧妃、瑜嫔、珣嫔。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由此也埋下了慈禧与皇后关系紧张的祸根。
再加上阿鲁忒氏生性不苟言笑，更令慈禧太后耿耿于怀。
在同治皇帝死后，阿鲁忒氏失去了最重要的保护伞，最终因不堪忍受慈禧太后的淫威，在同治皇帝死后不到一百天就被迫自尽了。
死了的倒是一了百了，没死的呢
皇帝的后妃时而封，时而废，不断降，不断升，后来者虽然说不上一个比一个漂亮，却绝对是一个比一个年轻。
当道光皇帝69岁驾崩时，他的妃嫔们大多正当年华。
更不必说那些短命皇帝，如顺治活了24岁，同治活了19岁，他们的后妃们无疑都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皇帝一死，后妃们就得“守节”，那些风华正茂的寡妇，只好从原来居住的地方，搬进专为皇帝遗孀安排的院落——慈宁宫、寿安宫和寿康宫，就是人们常说的紫禁城里的寡妇院。
从此，秋雨梧桐，白云苍狗，这里的座座佛堂和袅袅轻烟，成了她们未来日子的主要内容。
后妃们的命运如此，贵为天子的皇帝也不见得都能得到美满婚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