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典礼主持词
尊敬的校长、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要结束一段不平凡的旅程，明天我们将意气风发地踏上新的征程。
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一定都感慨万千。
这六年来，我们的进步是巨大的。
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儿童成长为一个有容、有敬、有执的少年。
我们的成长记录袋里放满了许多奖状和作品：三好少年、阳光少年、风采少年、十佳少年、作文、奥数、美术、书法、音乐等，我们为自己的进步而感到自豪与骄傲!是我们积极的参与和精心的爱护，才有了今天的绿色校园；是我们的刻苦求知，才有了今天母校的育人成就；是我们的良好品行，书写出许多典型事例……；是我们用自己的行动，验证了 “涵养化育、自然天成” 的办学目标。
今天，我们就要离开母校了，为了一个更高的理想，奔向一个更远的前方。
但我们的心已留在这儿了。
你听，每一片花草树木都录下了我们琅琅的读书声、教室里依然回荡着我们的欢歌笑语；你看，每一片土地上都留下了我们踏过的足迹、操场上依然奔跑着我们娇健的身影。
在给予我无数光荣与梦想的母校里，有我永生难忘的恩师，有我情同手足、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那一份深深的感激与眷恋早已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
回首这六年的点滴进步，我们的心中不能不充满感激。
感谢我们的母校，感谢我们的老师。
正是他们的言传身教，无私奉献，才使我们迎来了这个充满喜悦的丰收季节。
曾记得，是老师您毫不吝啬的表扬与鼓励，激励着我们一次次扬帆起航，勇往直前；曾记得，是老师您中肯严厉的批评，才使我们一次次摆正前进的方向。
短短的六年，抛弃了依赖，学会了选择；懂得了自尊、自立、自强。
同学们，六年的跋涉，六年的攻读，六年的探索，成长了自我。
我们增强信心，鼓足力量，奋勇冲刺，自觉参与学习过程，刻苦学好文化知识。
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一定能考出好的成绩，考进理想的中学，在此，谨让我代表全体毕业班同学向辛勤耕耘的老师们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学们，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离开母校。
但我们骄傲，我们自豪，我们曾是光荣的建湖县实验小学的一名学生。
“同学少年，奋发向上”，明天，我们将以更高的热情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创造出一个个辉煌的战绩，为我们建湖县实验小学这个闪亮的名字增添新的光彩。
谢谢大家
简短的自我介绍要怎么说，我是幼儿教师
你好比如说嘿
大家好，我是小小（一）班的老师余卓越，我从事幼教工作已经23年了，大专毕业，幼儿园。
我喜欢和不同年龄的人交朋友，喜欢动动手，动动脑，动动笔。
我想对宝宝说，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只要你活泼、健康、开心，老师永远是你的支持者。
我想对家长说，请把你的信任留下，把我的关心带回家。
Hello!我是小小（一）班的老师—胡，小朋友都喜欢叫我老师。
我热爱老师这个职业，喜欢孩子。
喜欢和他们、唱歌、跳舞，看着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听着他们天簌般的声音，我感到无比快乐。
欢迎你们来我们这个欢乐王国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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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试制度的发展过程是什么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明朝：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清代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国古代科举制度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
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
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
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
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
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
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
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
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
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
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
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
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
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
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
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
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
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
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
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
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
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
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
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
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
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
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
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
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
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
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
”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
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
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
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
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
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
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
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
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
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
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
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
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
“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
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
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
”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
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
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
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
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
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
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
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
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
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
一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
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
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
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
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
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
殿试后分三甲放榜。
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
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
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
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
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
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
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
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
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
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
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
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
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仅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
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
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
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
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
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
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
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
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
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
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
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
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
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
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明朝：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
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
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
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
监生可以直接做官。
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
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
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
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
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
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
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
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
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
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
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
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
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
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
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
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
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
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
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
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
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
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
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
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
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
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
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
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
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
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
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
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
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
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
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
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
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
应试者为贡士。
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
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
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
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
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
一、二、三甲通称进士。
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
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
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
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
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
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
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
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
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
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
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
格式也很死。
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
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
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
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
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
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
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
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
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 清代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
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
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
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
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古代私塾除了教四书五经，还教别的吗
除了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以及做人的和写作等。
明种类就更多了，如孔子时期，还教六艺，以及治国，管家，修身之道，除了务农可以说什么都教，后来明清时期才缩减成四书五经，八股文的，以下是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私塾-源流发展 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作为私学的一种。
作为中国固有的民间办学形式，私塾有悠久的历史。
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在家乡曲阜开办的私学即是私塾，孔子是第一个有名的大塾师。
追根溯源，私塾是从更早的塾发展过来的。
西周时期，塾只是乡学中的一种形式。
《学记》追述西周的学制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
最早关于塾的记载不是出自《尚书》，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
据裘锡圭先生考证，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多处提到了塾。
塾在卜辞中作“孰”，两个字旁为上下结构。
不过，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儿童的场所，而是宫门侧之堂。
塾是怎么得名的
清人顾震福的解释是：“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
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
”（《隶经杂箸》甲编卷下）先秦时期，孔子只是诸子中的一子，儒家思想没有被作为治国的工具使用。
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变成了重要的社会统治资源。
以传递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私塾从此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虽历经战乱而绵延不绝。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
当时，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儒家经典“五经”展开的。
明清科举考试的重心向“四书”倾斜，而“四书”同样属于儒家经典的范围。
此外，宋明理学家注重对儿童进行伦理教育，并制订乡规民约，推行社会教化活动。
宋明理学的兴起，促成了族塾义学的兴盛。
历代帝王都把教育儿童看成是家长自己的责任，对蒙学只是略加提倡、引导而已。
官府从不干预私塾办学，任凭私塾在民间自由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中断，长期扮演强势文化的角色，兼之私塾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在古代少有变动，多种因素决定了古代私塾办学的面貌变化不大。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书于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明清两代最常见的儿童识字用书。
《论语》、《孟子》属于经典读物，这时，也变成蒙学教材的一部分。
私塾历来实行个别教学，塾师根据不同人的学习基础、接受能力安排课业，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
私塾对学生背书的要求特别高，读书是私塾学生的主要活动。
清代，杭州城内著名的宗文义塾在条规中要求学生：“每日读生书，朗读百遍。
”对于文化的传递、人才的培养，私塾在古代曾经做出过贡献，它适应了古代社会的需要。
但是，到了近代，私塾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距离，因此，私塾受到社会的质疑。
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责私塾不开设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知识覆盖面过窄；教材长期不变，知识老化问题严重。
显然，中国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不能不发展近代新教育。
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鼓励地方兴学。
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兴学让路。
教育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
中国近代工商业非常稚嫩，小农经济无力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经济滞后制约了近代小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儿童在小学的就读率大致为20%。
另一方面，社会上还有大量私塾存在。
把私塾与小学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有人发现，转化私塾可以作为发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长点。
1906年，学部向各省转发了江苏士绅提供的《私塾改良会章程》，支持民间组织私塾改良会。
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励劝学所对私塾进行改良，调整私塾的课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学靠拢。
20世纪前半期，受政府更迭的影响，近代私塾改良活动时断时续。
从全国范围看，大致出现了三次私塾改良高潮：1905～1911年，1915～1920年，1930～1937年。
在这几段时间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加强对私塾的管理，劝导或者逼迫塾师调整办学方式。
私塾-教育方式 私塾乃中国古代私人所设立的教学场所。
它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学时 私塾的教学时数，一般因人因时而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
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
而“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的含义，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龄也长，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内容也多。
教材 中国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学生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
其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
教学方法 私塾的学生多六岁启蒙。
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
私塾规模一般不大，收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数人。
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
至于私塾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
如对蒙童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为中国教育的传统。
在教学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
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命学生复述。
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
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须一律背诵。
另外，私塾中体罚盛行，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这样与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
而且在两千多年前的书中，就称之为“古之教者”，可见其年代的久远，历史的悠长。
对现代人说来，“八股文”已是很古老的事，更何况这样很古很古的教育制度。
不过虽说它那样古老，而其寿命却很长。
由两千多年前就称为“古之教者”的远古说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时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还是一直沿续着，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谓“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县学、府学、国学类似的国家教育机构，似乎只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
学习年限也颇自由，并未如远古规定的那些年限。
最起作用的也还是那遍布全国各省农村、城市、包括穷乡僻壤的各种私塾。
从教学程度分，私塾是高低程度浑在一起的，全看教师的水平，有的教师程度很差，只能在三家村的小书房中，教教识字课本“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论语》就困难了。
这是极少数，只能教程度极低的蒙学，稍微高些就不成。
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师，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读完《四书》、“五经”，而且会作八股文的，如前举《儒林外史》第二回周进的例子，他在县里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经”、《四书》烂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错了。
可是时运不济，所谓“文章虽好难入考官眼”，连个秀才也考不上，只能到乡间去作“孩子王”，但这样的老师他教的幅度就比较大了，从启蒙教育，教教识字课“三、百、千”小书，一直教完《四书》、“五经”，教会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状元。
教育方法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
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孟子》的，三个读《诗经》的，两个读《左传》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
同时同读一种书的学生，教师也可以按他们不同的智慧，不同的记忆力，理解力分别读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内容。
一般都以“句数”计算，即每天老师大体规定读多少句生书。
当时读的书，都是没有标点的。
老师教学生读生书时，用朱红毛笔点一短句，领读一遍，学生读一遍，到一完整句时，画一圈。
如《论语》开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老师在“子曰”边点一小点，领读“子曰”，学生也跟“子曰”，然后点读“学而时习之”，然后圈读“不亦悦乎”，学生均跟着照读。
这就是老师教学生读书，也就是所谓句、逗之学。
一般人如此读书，皇子也如此读书。
福格《听雨丛谈》记“尚书房”，“皇子冲龄入学读书，与师傅共席向坐。
师傅读一句，皇子照读一句，如此返复上口后，再读百遍，又与前四日生书共读百遍。
凡在六日以前者，谓之熟书约隔五日一复，周而复始，不有间断。
”可见皇子和民间读书情况是一致的。
作者‘季羡林’的简介
季羡林简介 [编辑本段]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
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
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
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
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
”（《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
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
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
因此，“非读梵文不行。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
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
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
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
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 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
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5年赴德国留学。
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
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
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
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
叔季嗣诚。
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
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
10岁，开始学英文。
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
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
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
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
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
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
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
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
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
同学中还有胡乔木。
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
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
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
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
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
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
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
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
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
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
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 [编辑本段]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
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
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先生的品格 [编辑本段]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
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
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 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6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图为季羡林和他心爱的猫。
（资料照片）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
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
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
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
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
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
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
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
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
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
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
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
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
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
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
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
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
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
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
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
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
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
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
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
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
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
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
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
我实在是大惑不解。
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
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
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 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
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急求期中考试成绩总结汇报表彰班会主持词
朋友，看得出你的心情来，现在国家规定不在校的本科生是没有资格。
可是如果您雅思也确实太贵的话，可以试下公共英语等级考试，那也是国家承认的，建议你从公共三开始考就行，如果工作没有必要，也可不考，但是考了也无访，有益无害，希望我的答案能让您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