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的有关故事和著名诗句
这个可好玩了． 赣南游击词·一九三六年夏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
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
满身沾野草。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日落西，集会议兵机。
交通晨出无消息，屈指归来已误期。
立即就迁居。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
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
几番梦不成。
天放晴，对月设野营。
拂拂清风催睡意，森森万树若云屯。
梦中念敌情。
休玩笑，耳语声放低。
林外难免无敌探，前回咳嗽泄军机。
纠偏要心虚。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满山抄，草木变枯焦。
敌人屠杀空前古，人民反抗气更高。
再请把兵交。
讲战术，稳坐钓鱼台。
敌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
乖乖听安排。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
勤学习，落伍实堪悲。
此日准备好身手，他年战场获锦归。
前进心不灰。
莫怨嗟，稳脚度年华。
贼子引狼输禹鼎，大军抗日渡金沙。
铁树要开花
一生只参加张思德和谁的追悼会
一生只参加张思德和陈毅的追悼会，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是无意义的拔高。
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曾为刘志丹、白求恩、“四八”烈士、刘胡兰等题词、撰文或创作诗词，以表深切悼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还参加追悼会，直接表达悼念之情。
1928年8月，红军优秀指挥员王尔琢不幸牺牲，就曾赶到其牺牲地———江西崇义县思顺圩向烈士遗体告别；1937年1月，宁都起义领导人、红军杰出指挥员董振堂壮烈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中共中央为其举行追悼会，等领导人参加。
在抗日战争中，曾多次在延安参加集体性追悼大会，如1938年3月12日参加延安各界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7月7日，参加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并献挽词：“抗战到底，浩气长存。
” 1945年党的七大决定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在七大结束后的第六天即6月17日，追悼大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及七大全体代表、延安各界代表参加大会。
担任主祭，并题挽词：“死难烈士万岁。
”此外，还数次题写挽联、挽词，追悼英勇殉国的王铭章、张自忠、戴安澜以及杨靖宇、左权、白求恩等。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的悼念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次： 1938年9月17日，抗大政治教育科科长杨兰史因病逝世，抗大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追悼会由朱德主持，出席大会并亲笔写下“哀悼我们教育战线上的勇士，杨兰史同志永远不死”的挽联；1942年3月9日，参加张浩(林育英)的葬礼，并为张浩守灵、执绋、抬棺和给墓穴奠土；1944年9月8日，出席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并题写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并在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话；1945年2月7日，出席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追悼彭雪枫大会。
1949年至1976年约27年时间里，参加了为数不多的几次悼念活动，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痛悼开国元勋任弼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次。
1950年10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名誉主席等重要职务的任弼时，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年仅46岁。
听闻噩耗，十分悲痛和震惊。
这不仅仅由于任弼时是新中国成立后逝世的第一位党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更多的是由于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走过三十多年的风雨历程，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同志加战友的深情厚谊。
沉痛之中，提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以表达对战友的悼念之情。
10月28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以为首、由240多人组成的任弼时同志治丧委员会。
同日上午，任弼时遗体入殓，并移灵至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接受各方友好、人民群众的瞻仰和吊唁。
28日上午9时整，哀乐齐奏，亲视含殓。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抬任弼时遗体入棺，并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
9时半，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立三、罗荣桓、刘伯承、张闻天、蔡畅、聂荣臻、吴玉章、滕代远、徐特立、薄一波、邓颖超、罗瑞卿、李维汉执绋，将灵柩移至劳动人民文化宫灵堂。
10月30日上午9时，首都各界四万余人参加了任弼时的追悼大会。
追悼大会由彭真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作简短讲话(相当于悼词)，对任弼时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追悼大会后，上午10时起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济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执绋，任弼时的灵柩送殡至北京市革命公墓(今八宝山革命公墓)。
由于当时革命公墓尚在筹建中，中央决定在任弼时墓穴选定修建之前，灵柩浮厝在大庙前安放。
1951年7月18日，任弼时的灵柩正式安葬，前往执绋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彭真等，灵柩在执绋者引导下，由公墓灵堂移到墓地。
亲笔为任弼时墓碑题写碑名：“任弼时同志之墓”。
1953年至1960年数次赴使馆悼念苏联和东欧国家领导人 20世纪50年代，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关系。
曾经数次赴苏联、波兰、捷克、民主德国等国驻华大使馆，吊唁各国逝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1953年3月，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国际共运领袖斯大林逝世，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此表示深切悼念，除派出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葬礼外，在中国国内也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
3月4日，获悉斯大林病重，同朱德、周恩来、高岗等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使，请其转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斯大林病情的关怀与慰问，并表示了对斯大林早日恢复健康的盼望。
3月5日夜，斯大林逝世。
3月6日，致电吊唁，并偕同朱德、周恩来等，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面请潘友新大使转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斯大林无限沉痛的悼念和崇敬之意。
3月9日，发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
同日下午，在与莫斯科举行的斯大林葬礼的同时，北京各界六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
在我国国内为外国领导人举行追悼大会，这是罕有先例的。
作为追悼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大会，并向斯大林遗像敬献花圈。
1953年3月15日，在获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不幸逝世的消息后，于当天偕朱德、彭真、、杨尚昆等到捷驻华大使馆吊唁。
1956年3月13日，在获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莱斯瓦夫•贝鲁特不幸逝世的消息后，当晚11时偕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到波兰驻华大使馆吊唁。
1957年11月14日下午3时30分(莫斯科时间)，正在莫斯科出席会议的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大使馆，吊唁前一天逝世的捷总统安托宁•萨波托斯基。
在捷驻苏大使沃萨格里克陪同下，在萨波托斯基总统的遗像前敬献花圈并默哀。
在外国吊唁第三国元首，这是唯一的一次。
1960年9月7日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在获知民主德国总统威廉•皮克不幸逝世的消息后，前往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馆吊唁，在皮克总统的遗像前静默悼念。
这也是数次亲赴使馆悼念苏联和东欧国家领导人的最后一次。
1960年以后，参加各类悼念活动更少，目前可查的只有两次：1963年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和1972年参加陈毅的追悼大会。
1963年12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罗荣桓元帅因病逝世。
当晚，同刘少奇、等正在颐年堂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
会议开始，他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
还参加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
12月17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解放军高级将领和各方面的负责人，陆续来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
在罗荣桓的遗体前静默致哀，并向守候在遗体旁的罗荣桓家属表示亲切慰问。
12月23日上午，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公祭罗荣桓。
没有参加公祭大会。
据回忆，著名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是在北京医院向罗荣桓遗体告别后几天写下的一首诗。
诗中写道：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晏鸟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虽然对这首诗存在不同的解读，但毋庸置疑，这份身后哀荣，充分表达了对罗荣桓的高度评价和痛惜之情。
1972年出人意料地参加陈毅追悼大会。
1972年1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陈毅，因病逝世。
1月8日晚，周恩来将中央军委送来的悼词稿送审阅，同时附信说明陈毅追悼会的日期、规格等。
在悼词上删去其中有关功过的评价：“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 按当时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其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
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
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500人。
《传》和当年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的基本情况：1月10日下午，首都各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
开始并没有打算出席追悼会，各方面也都没有准备。
就在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突然决定要出席。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也感到很突然。
他立即指示中央办公厅：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接着又指示外交部：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
然后，周恩来急速赶在之前到达八宝山休息室，激动地通知陈毅夫人张茜：毛主席要来，并安慰她“要镇静些”。
到达追悼会会场的时间很早，除了陈毅家属和周恩来外，还没有多少人到达。
一下车便要见张茜及其子女。
看着神情悲切的张茜，潸然泪下，他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
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
”还说：“他是个好人。
”在询问了陈毅几个子女的近况后，勉励道：“要努力奋斗。
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这已经作了结论来。
”张茜表示很感谢，并真诚地请求提前回去。
微微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朱德、宋庆龄等陆续到达会场，正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被“特别邀请”出席，追悼会的规格明显地提高了。
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周恩来致悼词。
左臂戴着黑纱，站在前排，高大的身躯略微前倾，静静地听着悼词。
1500多人的会场被哀痛的气氛所笼罩，人群里不时传来呜咽声。
致完悼词，向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三鞠躬，深情凝视着陈毅微笑着的遗像，思索良久才慢慢离去。
追悼会结束后，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久久不肯放下。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头版用整版篇幅刊登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报道，同时发表陈毅遗像、周恩来所致悼词和西哈努克亲王写的悼文。
此后近一个月里，新华社又连续播发了一些外国政要和友好人士的唁电、唁函等，悼念陈毅的活动及其影响大大超出了预定范围。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崇高地位日益强化。
从1963年以后近10年时间里，都没有参加过任何悼念活动。
出人意料地参加陈毅追悼会，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突然性，但这实际上是他心灵深处隐藏着的一种自责和悔恨的流露。
经过“文革”几年的冲击和混乱，特别是1971年林彪事件的强烈刺激，认识愈加清楚，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又一次进行了极为沉重的反思。
他决定抱着重病之躯参加陈毅追悼会，这既是对死者的一种悼念，也是对生者的一种安慰。
周恩来在不久后的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 这也是最后一次出席悼念活动，与以往的亲视含殓、吊唁、遗体告别不同的是，他正式和完整地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独此一例。
但不幸的是，在遭受林彪事件沉重精神打击后，在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的情况下，冒着严寒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不久病情即“急遽变化”，2月12日发生了休克，“经过这次重病以后，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求文学高手写一篇关于父亲简短感人的悼词
柳亚子重视文学的思想性，他反对叹老嗟卑的个人主题的吟咏，也反对批风抹月的流连光景之词。
在诗风 柳亚子 上，他崇尚唐音，承继夏完淳 、顾炎武、龚自珍3家，贬斥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
在词风上，他推崇辛弃疾，贬斥吴文英。
在文风上，他反对韩愈和桐城派。
柳亚子书画作品(17张) 柳亚子是一个以诗歌为武器的政治诗人。
他的诗，紧密结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激情，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在广泛的革命交游中，柳亚子写下了大量的怀人诗和赠友诗。
革命派的英勇斗争使柳诗充满了慷慨激昂之气，这一斗争的多灾多难的历程又使他的诗具有沉郁苍凉的风格。
辛亥革命后，柳亚子的诗歌主题转为对这次革命不彻底的批判。
五四运动后，他的创作转入了新时期，一直歌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柳亚子一生中写下了大量声情激越、意气风发的诗篇，计有诗7000余首。
词200首。
箸有《柳亚子自传年谱》、《磨剑室诗集》、《词集文集》、《南社纪略》，编有《南社丛刻》、《苏曼殊全集》、《柳亚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辑有《柳亚子集》。
柳亚子原名柳慰高，字号很多，在读了法国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后，就以“亚洲卢梭”自居，改名人权，号亚庐。
后友人高天梅因“亚庐”之“庐”，笔画太多，而写作“亚子”，他也就认定了。
柳亚子家学渊博，三岁能背诵《唐诗三百首》，12岁就背完《杜甫全集》。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才16岁的柳亚子，已读遍自家书房的藏书。
他的家乡江苏吴江，在明末就是抗清基地，人才辈出，非常讲究民族正气，这让他熏陶了强烈的反清意识，早年喜欢开“诗界革命”之风的龚自珍、梁启超的诗文，特别是南明志士张煌言、夏完淳的道德文章。
1918 年，柳亚子主持南社时期，因人事纠纷，自请辞去主任职务，回到家乡，把更多精力转向家藏图书馆和搜集本土地方文献。
他将几代所搜集的书籍目录《养余斋书目草本》《养余斋书目》重作调整、核对，并自辑《养余斋松陵书目》《养余斋书画目录》；与此同时，又开始有目的地搜集、整理吴江地区乡邦文献，与同乡、图书目录学家薛凤昌发起建立吴江文献保存会。
他说：“此时我又在发狂地收买旧书，凡是吴江人的著作，从古时到近代，不论精粗好歹，一律收藏。
这样，便花去了一万多块钱。
”为此，他还编了《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共收集吴江人著作740种。
还不包括100余种抄本，这些抄本，多是他人家藏孤本或是尚未刊刻的稿本，若得，便请人——包括年纪很小的儿女柳无忌、柳无非等——参加抄录，柳亚子自作校对、审定；更有甚者，柳亚子还辑录若干地方文献，见存上海图书馆的《分湖诗钞》稿本23册，辑录吴江地方历代作者400余人，诗作2500余首，前19册按作者姓氏分册，后四册分别为“杂姓”、“闺秀”、“方外”和“寓贤”。
此部辑集造端宏大，柳亚子乃据乡邦典籍，大量地采撷、编辑和考订，呈现了分湖地区的历史文化内涵，兼及苏南、浙西的艺文景观和望族文化。
其中或可窥出早年柳亚子应用图书目录和文献学，对乡邦文化所作的巨大努力了。
柳亚子非常珍重搜集的乡邦文献，见存上海图书馆的这些吴江地方抄件、稿本，很多留下他所写的题跋。
这些题跋，有记述文献来源，流传始末，收集经过；有涉及撰著年代、著者、辑者及收藏者情况；有交代校勘、增补、参订缘起：有与各种刊本、抄本的比较；更有若干有价值而一般不易查询的，还广征博引，多加考证。
柳亚子写字潦草，自认为“写字像冲锋一般，喜欢赤膊上阵，杀了一下，胜败不问，也就完蛋，管它写得像样不像样呢!”“我写字的毛病，就是太快，太随便，倘然把一个一个地剪碎了，连我自己也会不认得的。
”但他自行抄写或写题跋，却是一丝不苟，极其工整。
20世纪八十年代初，顾廷龙在谈及柳所写图书题跋时就说： “柳先生的题跋很有用，如果收集起来，可以考见其藏书之故实及吴江文献的史料。
”因而，当年上海图书馆沈津先生，曾有意地收集柳亚子的题跋，计得270余篇，六万字。
引 普查全上海的图书馆 三十年代初，柳亚子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主持编撰《上海市通志》。
通志馆白手起家，没有自己的图书资料库。
他和通志馆同仁所拟的有关上海古今史事方方面面的课题，就需有大量的图书资料作依托。
当时上海虽已定格为直隶中央的特别市，但基于历史因素，没有一家有权威性的、集中地方文献的文化机构，因而需要对全市的图书馆做普查，特别是那些知名度很高、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如商务东方图书馆、上海天主教徐家汇藏书楼和亚洲文会。
他把这项任务交给才由持志大学毕业的胡道静，由他对全市大街小巷的图书馆调查，还特别关照他要注意这些图书馆庋藏的上海地方文献。
当时柳亚子搜集、采购有大量新文化启蒙以来的各种书籍，正由胡道静前来帮助编目、分类。
胡通常上午赴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柳家整理图书，下午外出调查。
柳亚子常于胡处获得有关图书馆的庋藏。
当时上海有些庋藏地方文献极为丰富的图书馆，是不对圈外人开放的，也拒绝他人采访、调查。
胡道静以他的真诚、恳切，竟然受到徐家汇天主教堂欢迎，几次伴同进书库，摸清庋藏中国地方志，特别是上海及其周遍的县镇和乡村方志，回来与柳亚子介绍，柳大为欣喜。
又为他兴奋的是，胡道静还在英国人主办的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作了详细调查，发现书库所收上海文献很多，而且还把这一项书籍用特殊方式分类排架。
柳亚子很欣赏胡道静的图书馆调查报告，在定稿后，还破格把它作为通志馆期刊抽印本，取名为《上海图书馆史》出版。
上海市通志馆到1937年“八?一三”时结束，柳亚子和他的同侪，利用图书馆若干图书文献，出版了两本《上海研究资料》，四期《上海市通志馆期刊》和三部《上海市年鉴》。
引 收藏并提要南明文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上海华界，柳亚子困居法租界，自题寓所为“活埋庵”。
抚今思昔，他又拣起旧时有兴致的南明史和抗清的民族志士史可法、吴易、夏允彝、夏完淳和陈子龙等故事，但是见于吴江早已沦陷，无法运用所藏图书文献。
他通过当年南社和通志馆关系，向收藏颇多的胡朴安、朱希祖借阅。
一天，柳亚子买票观看剧作家阿英创作的《碧血花》(《葛嫩娘》)，这是一部以南明志士复明抗清为题材的话剧，归后赞扬不已，与素不相识的阿英写了一封长信，此后两人订交，几乎天天信件来返，讨论南明史事。
阿英将自己收藏的几十本南明史图书相借，柳亚子凭着固有的版本学知识，对这些史料分别作了考信。
他还从隐名蛰居的郑振铎处借得善本《南疆逸史》，竟闭门抄写了20天，将全书 56卷抄写完毕。
1940年12月，柳亚子离开上海到香港，将这些南明图书，抄本，以及所著述的《南明记事史纲》《南明后妃宗藩传》等多种携带了去。
他把在九龙寓所的藏书室称为“羿楼”，寓意“后羿射日”故事。
这时，他又陆续收集，遂使所藏南明史料达几百种。
柳亚子对此非常兴奋，其中若干本本得来不易，如广东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补辑本抄件，经他考订，乃是后人据正本补缀而编的。
盖晚明史书在清季均乃禁书，300年里没有人敢刊刻印刷，因而弥足珍贵。
当太平洋战争后，日本侵占九龙，羿楼所藏图书不及带走，柳亚子后来在广西桂林每每谈及，不胜惋惜，尤其是这部《皇明四朝成仁录》，了无去向。
他很清楚此书的稀罕，他掌握了其余几部传抄本的去向，其中一部是中山大学九龙书库的朱希祖寄存；还有一部是广东顺德风雨楼藏书中散佚出来的，已归屈的后人。
柳亚子经努力终于在屈大均后裔处抄到藏书目录，又得悉朱希祖藏本还有副稿在重庆可供借抄，他真是高兴极了。
柳亚子仍对佚失的南明文献念念不忘。
他在桂林四个月期间，很多精力放在为南明史籍做提要、整理等事宜。
开始，他据自己在《笔谈》写的《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为九龙羿楼所失的部分书籍做提要，又托熊佛西赴广西省图书馆查找香港《大风》新年号杂志，上面有他写的《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经过》，按图索骥，写了《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为《南疆逸史》《小腆纪年》等书做提要，但仍不够，再托熊佛西自广西省图书馆借用谢国桢《晚明史籍考》。
他视此书为“研究南明史料的一把钥匙”。
柳亚子就是据该书，旧梦重温，以所列书目为本，凡是羿楼所旧有的，都把它写成题跋。
他用了半个月时间，终于写完了《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117种。
引 尽数捐献家藏图书 1950年秋，柳亚子从颐和园乔迁到北长街89号新居，他把书房取名为“上天下地之庐”，后又将从家乡黎里和上海带来的南明史料和南社图书文献，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特为开辟研究室，柳亚子很是高兴。
在与柳无忌的信中还提及： “在北京的书，我把后明史料《南社文库》《革命文库》都捐给北京图书馆了。
他们替我腾空了一间房子，把这些书放着，算是我的特别研究室。
我随时可以去看，非常满意。
”当时柳亚子还计划编写一部《南明史》。
1950 年底，柳亚子又南下，在上海向陈毅市长提出：“要将自己在上海及吴江乡下的藏书全部捐献给政府，由国家来保存。
”陈毅欣然同意，由上海文管会组建陈乃乾、尹石公等七人小组清点装箱，此间黎里藏书就有木箱300余只，内贮书籍四万四千余册，柳亚子往来信札400余包。
其中各种版本图书、报刊由上海图书馆庋藏。
在此同时，他又动员老友朱希祖之子朱偰，希望将朱希祖所藏南明史料捐与国家。
朱偰遂将家藏南明史料最珍贵部分整理五大箱，交与柳亚子，全部捐献北京图书馆。
柳亚子捐献的图书，在五、六十年代上海图书馆就作了整理，那些庋藏的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出版物，因其稀罕的文化价值，被厘定为一级藏品特藏。
柳亚子的信件文札被编成《书信辑录》，198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7年，在柳亚子诞生100周年纪念时，上海图书馆又编选、影印了《柳亚子先生手札》，“既反映先生思想活动之一斑，亦体现时代风云之特点”，还举办了“柳亚子先生在上海”的展览会。
引 编辑本段柳亚子和南社 南社旧址 柳亚子是著名的民主主义战士，也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是南社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也是南社的主 要代表人物。
柳亚子诞生在江南水乡吴江县北库镇大胜村。
苏州一带原是晚明东林、复社、几社的活动之所，又是著名爱国诗人、抗清志士吴易、孙兆奎、杨廷枢、顾咸正、刘曙、钱梅、陈子龙、夏完淳等诗人、志士、爱国者的战斗之地。
那时候，封建末世的清王朝，正面临着风雨飘摇，豆剖瓜分的危局。
西方民主学说和革命思潮正传入中国。
时代的风雨波澜。
江南的思想风气，前贤的英风伟迹，使柳亚子从少年时代就萌发了爱国思想，树立了革命志向。
1903 年初，17岁的柳亚子经陈去病等介绍加入上海的中国教育学会。
不久，到上海进该会所主办的爱国学社读书，受教于章炳麟，与邹容等为友，他的反清革命志向更加坚定了。
他在《放歌》长诗中表达了反帝反封建、爱国救亡的激情：“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间”，“胚胎革命军，一扫粗与糠”。
此为柳亚子著作之最早发表者。
1904 年，柳亚子在吴江同里自治学社读书，并在《江苏》、《女子世界》 等刊物先后发表《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 、《花木兰传》、《 哀女界 》 等文，竭力鼓吹革命。
在《题＜夏内史集＞》五首的最后一首中，他以青年抗清英雄、爱国诗人夏完淳自期自许：“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风流一世宗，我亦年华垂二九，头颅如许负英雄。
” 1905 年初，邓实、黄节等发起的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成立，陈去病、高旭、柳亚子都是早期的会员。
春间，柳亚子在同里自治学社发起学生自治会，主编《自治报》，后改称《复报》，自刻、自印，每周一次。
1906 年，柳亚子应高旭之请在上海健行公学任教，参加中国同盟会，又参加光复会。
他继续编辑《复报》，第8 期起，从周刊改为月刊，从油印改为铅印，从单张改为单行本，由高旭函托在日本的志士田桐在东京印刷，寄回上海发行，后来成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小卫星”。
《复报》是辛亥革命前在海外印行的重要革命刊物之一，主编《复报》是柳亚子生平的重要活动之一。
《复报》，大32开本，60 页左右，第1号出版于“中国开国纪元四千六百四十年四月十五日” 。
现存第1 —11号。
《复报》上先后发表的柳亚子著作，有《立宪问题》、《民权主义
民族主义
》、《吴日生传略》、《夏内史传略》（以上署名“弃疾”）、《中国灭亡小史》（署名“中国少年之少年”）、《云间张女士传》（署名“焉是”）等论著和大量的诗篇。
署名“师南”的《神州种族危论》 、《吴烈妇传》 、《明季气节列传（赵雪华、宋蕙湘传）》。
柳亚子主编的《复报》是《南社丛刻》的前驱。
1907年冬，在上海的一次宴会上，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决定建立革命文学团体，得到在座的刘师培夫妇、邓实、黄节、朱少屏、沈砺等的赞同。
据柳亚子后来回忆，“南社”的名称就开始于此时。
进入1908 年，南社的筹备工作在抓紧进行，“南社”一词也先后见诸文字。
南社的三个发起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南社第一次雅集参加者十七人中的十四人，是中国同盟会会员。
因此，南社实为受中国同盟会思想影响的革命文学团体，说它是中国同盟会的外围组成，也未为不可。
尽管当时见于报章的南社文献，态度或不免隐晦，语气或有所含蓄，其反对清朝统治，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意旨，还是不难领会的。
南社成立时，柳亚子才二十二岁，意气风发，勇于任事。
他以梁山泊上的及时雨宋江喻陈去病，而以小旋风柴进自命，在会前会间，奔走筹划，不遗余力，会后有诗以纪云：“寂寞湖山歌舞尽，无端豪俊又重来。
天边鸿雁联群至，篱角芙蓉晚艳开。
莫笑过江典午螂，岂无横架建安才
登高能赋寻常事，要挽银河注酒杯。
”这次雅集选出的 《 南社丛刻 》 （简称《南社》）的编辑员和职员是：文选编辑员陈去病，诗选编辑员高旭，词选编辑员庞粟子，书记员柳亚子，会计员朱少屏。
陈去病、高旭都富于书生气，不善任事，作风马虎，高所编《南社》第一集，陈所编（《南社》第二集，体例都不严谨，引起柳亚子不满。
第三次雅集改选出的编辑员都未任事，因而四、五、六、七各集，实际上都由柳亚子主持选政。
1912 年元旦，孙文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柳亚子应南社社员雷昭性之荐，赴京任总统府秘书，寻因病辞职返沪。
对当时南北和议及孙文让位于袁世凯的妥协主张，柳亚子坚决反对，在《天铎报》上，他以“青兑”笔名间日撰社论强烈抨击。
《南社》第5集所载柳亚子撰《追悼会祭周阮二烈士文》更表现出痛心疾首的愤慨。
南社从成立到停止活动，历时十五年，参加者一千余人，其中不少人革命意志薄弱，未能与时俱进，转向保守，有些甚至蜕变为民主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堕落为官僚、卫道者、卖身投靠者、汉奸、卖国贼，也不乏鹜名而来，随流涌进的官僚、政客和浮薄文人。
在反清民主革命时期，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南社在文字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南社革命文学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作为革命文学团体的组织者，柳亚子以苦干实干的精神作了大量的工作。
在大部时期内，南社社务的主持者，南社活动的中心人物，是他；《南社丛刻》二十二集的大部分的编辑、校印者，也是他；南社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的坚持者，更应当首先数到他。
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南社的代表人物。
作为爱国主义的诗人，柳亚子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写下了许多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光荣传统、鼓吹抗暴救亡的篇章。
在社会主义时期，他为争取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
他的《磨剑室诗词集》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为广大读者所珍爱。
10副对联,拜托了!!
水车车水，水随车，车停水止风扇扇风，风出扇，扇动风生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近世进士尽是近视古时故事固是古事明月照纱窗，个个孔明诸葛亮细雨洒神洲,处处润之金碧辉煌万盏灯艳色醉人满堂春冰比冰水冰烟较烟火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问楼外青山山外白云何处是唐宫汗阙 寒风西来雪堆起万里冰川喜院前红梅梅前清霜明日有佳景丰年 寸土为寺寺旁言诗诗曰明月送僧归古寺双木成林林下示禁禁云斧斤以时入山林地暖花长发村幽鸟任歌两制策启千秋业五星旗开一统天
宋庆龄一生做过和经历过大事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
她的父亲作为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
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
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
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
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
”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
她并且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
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
之后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
1950年，她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
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75年1月，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再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78年2月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
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
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病逝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