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报》刚出版时胡汉民担任编辑,宋教仁担任什么职务? A.编导 B。
写作C。
核对D.庶务
选D 庶务
宋教仁的死
袁世凯的第一反应据章士钊回忆，当宋教仁遇刺的电报传到时，他正在总统府与袁世凯一起用餐。
袁闻讯后的反应是叹息说：“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随后闲谈中，袁世凯意指宋案的凶手是黄兴，理由是“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章士钊闻之不满，愤然辞出。
孙中山的第一反应宋教仁案发生时，孙中山正在访日。
1913年3月21日孙中山中止访问，立刻回国，于3月25日返抵上海。
当晚在黄兴家召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
孙中山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
孙中山10年后回忆当时情景，“于是一般同志问我有何办法。
我谓事已至此只有起兵。
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赵秉钧的第一反应据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回忆：1913年3月21上午，赵秉钧正主持国务会议。
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却突然闯入报告：前门车站收到上海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宁车站遭枪击，伤重恐难救活。
赵闻讯面色大变，猛然站了起来，以手掌击手背，环绕会议桌一个劲地兜圈，一面反复喃喃自语： “这一下腌杂了。
人家岂不要说我打死了钝初吗
岂不要说卖友吗
我还能算人吗
”黄兴的第一反应据说开枪时，黄兴正在现场，于是他将宋教仁扶住说：“我们一方面将宋教仁先生送到附近医院，另一方面迅速派人追捕凶徒。
”宋教仁手术出来后，住在单间病房。
黄兴代拟一电文，向袁世凯报告遇刺经过。
临终前，“宋已不能语，惟以目四瞩，周视故人，依依难舍。
黄兴睹此心痛，用双手扶着宋的臂膀，附耳呼曰：‘钝初，你放心去吧
’宋遂气绝。
黄兴痛哭失声。
”在悼宋教仁的挽联中，黄兴严斥 “凶手”：“前年杀吴禄贞，再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黄兴在挽联中所说的“今年”是民国3年，即1913年，于这年3月22日死，4月13日召开追悼大会，黄兴因病未参加。
凶手很快落网，警方追查凶手为一个22岁的失业军人、流氓兵痞武士英。
侦查、抓捕、取证、审讯，牵涉出包括拥有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会长和江苏驻沪巡查长头衔的青帮大佬应桂馨、内务府秘书洪述祖（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内阁总理赵秉钧等人，武士英承认子弹是从他的枪膛中射出的。
先供述受应桂馨指示，后又在法庭翻供称系个人所为，否认见过应桂馨。
后来突然传出凶手暴毙上海狱中的讯息，各方猜测应属中毒，赵秉钧被迫辞去总理。
1914年1月，应桂馨出狱后北上向袁世凯索酬，被人追杀，在逃往天津的火车上被刺。
时在天津的赵秉钧曾为之抱怨，不久在家中突然死亡。
以致于案情更为扑朔迷离。
洪述祖后被抓获，被判处绞刑。
一个毒杀凶手的馒头，将一个举国瞩目的政治大案划上了句号。
从此，关于宋教仁案幕后的元凶就成了一个谜。
有毒的子弹结束了宋教仁年轻的生命，但是从没有结束“是谁杀了宋教仁”的疑问。
百年来，以上诸位“第一反应者”都被放在显微镜下一一过目。
曾经板板钉钉“证据确凿”的嫌疑者最后似乎也不那么“证据确凿”，曾经慷慨激昂的同志却在怀疑者的笔下显得“疑点重重”：袁世凯杀宋说据说袁害怕宋教仁以合法手段取得权利，后见收买不成，便布置歹徒，对宋教仁下了毒手。
《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右图）（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中收录了，案发前后，应桂馨和袁世凯，洪述祖来往的电报。
电报内容已经赤裸裸说明袁世凯杀宋教仁的意图。
另，《张浦泉先生回忆录、日记》说：宋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
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
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
”袁有不豫色。
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
但是以当时国民党在国会的得票率，还不能肯定宋教仁一定能够组阁，也就不存在谁怕谁、非要杀谁的问题。
何况当时跨党人士比比皆是。
引退后的伍廷芳，就被先后拉入11个党。
国民党议员的组成也是“什么人都有”。
到关键时刻伍廷芳式的议员会投哪个党的票
宋教仁虽然公开竞争总理，但一直明确主张总统要选袁世凯。
而宋死后，国民党内还有孙中山、黄兴这样威望远高于宋的领袖，愤怒的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在正式总统选举中把袁从总统宝座上拉下来是极有可能的，而且国民党当时确实有这样的计划，即所谓“法律倒袁”。
所以袁世凯在宋案后非常恐慌，对人说：“这是怎么好
国民党失去了宋遯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考虑到激怒国会的严重后果，袁世凯完全没有必要为相对次要的内阁问题冒险刺宋。
根据现有证据，袁世凯对刺宋是否知情只能存疑，但是根据对民初政局的分析，刺宋并不符合袁世凯的利益，很难设想袁世凯会有这样卤莽的举动。
所以，袁世凯是杀宋的主谋的说法也变得扑朔迷离。
赵秉钧杀宋说根据在场目击证人和其他人士举报，嫌凶很快就锁定在无业流氓武士英头上，随后又有古董商王阿法举报，短短三天，凶手武士英和他背后的应桂馨双双被缉拿归案。
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只是个失业军人，在穷困不堪时，曾向同住在鹿鸣旅馆的两个学生借钱，并夸口杀人还钱。
案发当晚，武士英回来就说自己有钱了，次日便离开旅社。
3月23日，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称：一周前，因卖字画曾去巡查长应桂馨家，应桂馨拿出一张照片，要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
王阿发自然不敢答应，而宋教仁遇刺后，照片见于各报，竟与他所见照片相同，于是报案。
巡捕房立即对应桂馨实施抓捕，并在一家妓院将其抓获，武士英随后也很快被擒拿。
巡捕房在应桂馨家中搜获凶器，以及密电码三本，封固函电证据两包，皮箱一个。
证据显示，应桂馨策划暗杀了宋教仁无疑，但是这绝不是故事的结局，背后必然还有人。
从应桂馨家搜出的密码本上注有“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等字样，而电文内容将矛头指向了国务院秘书洪述祖。
3月20日半夜两点钟，即宋教仁被害之日，应桂馨致电洪述祖有“所发急电令已达到，请先呈报”等语。
次日又致电洪述祖称“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
从上述证据来看，洪述祖涉案是逃不掉的。
更重要的是，上面应的电报，均有“转呈候示”、“请先呈报”、“望转呈”。
那么转呈的对象是谁
显然不是赵秉钧就是袁世凯。
应桂馨与洪述祖的电文公之于众后，赵秉钧便成了刺杀宋教仁的最大嫌疑人。
4月26日，黄兴致电袁世凯指出“此案词连政府”并认为“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为暗杀主谋之犯”。
因为“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所以建议“请大总统独持英断”。
4月28日，袁世凯复电黄兴，指出赵秉钧虽接到应桂馨、洪述祖的来电，但并未回电，而3月13日之前往来电文，均为“解散会团及应、洪串谋挟制讹诈各事，词意甚明，与刺宋案无涉”。
袁在回电中指出，不能因应与洪的函电就认定赵秉钧是谋杀主犯，他承认应桂馨与洪述祖图谋陷害宋教仁名声一事，并指出只是在3月13日才有“去宋”谋杀之意。
赵发给应桂馨的密码本包含了公务成分，如果凭着这一条，不经侦查审讯，仅仅根据应、洪往来函电便将赵秉钧“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确实是“实非法理之凭”。
不久，赵秉钧给上海地方检察厅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护说：“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宋案证据，其涉及秉钧者，惟手书两件，然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均属因公”。
而且按照赵宋二总理的交情与利害来说，赵秉钧杀宋说也显得可疑。
赵秉钧曾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他在唐绍仪内阁期间和宋既是同僚，又是至友。
宋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宋总是住在他家，彼此无话不谈。
宋离京南下时，欠了5000多元的债，都是他替宋还的。
法庭呈现的“密电”中并不能得出赵参与并赞成杀宋密谋的结论。
因为所有密电、信件中最恶毒的字眼是“毁宋”，而“毁宋”不一定就是杀宋，有证据证明之前应桂馨已经搜集了一些试图诋毁宋教仁名誉的黑材料。
主犯应桂馨此人是个两面间谍角色。
赵秉钧曾自辩说：我只和他有“书信往来”，他却帮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转抵义丰银行私存，赵质问：“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
” 证据显示，赵秉钧确实涉案，但仅以“宋要来做总理，我往哪搁”这种理由去推论，未免过于草率。
民国初年，各种制度极其混乱，各种官职也是走马灯似地轮换，仅半年多就换了三个总理。
赵秉钧出任总理，还是孙中山和黄兴1912年7月到北京见袁世凯，由黄兴提出的，当时有个人选是国民党的沈秉堃，黄与国民党员们商议，多数人不服沈，折中出个赵秉钧。
在国事未定、国会未开、宪法未定的情形下，总理之职是很虚的，今天你做，明天可能他做，为此杀人，怎么能杀得过来。
宋教仁遇刺后，因为舆论反应很大，赵秉钧马上就上了辞呈，1914年2月26日。
赵秉钧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的诡异死亡更使赵秉钧杀宋说变得疑点重重。
陈其美杀宋说辛亥前，同盟会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在这两次倒孙风潮中，宋都没有站在孙一方。
由此，陈其美等铁杆拥孙派对宋颇为怀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与孙处处相反。
孙主北伐，宋主南北议和，推袁作总统。
孙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
俩人政见也大相径庭：孙主张实行美式总统制，宋主法式责任内阁。
孙坚持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理由是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
双方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于是，作为国民党内的激进派，陈其美利用孙中山出国之机，在孙中山不知道的情况下，贸然杀宋，以造成既成事实，进而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近可以让自己更上一层楼，顺理成章地接孙的班，远可以激发党人国人，发起反袁“二次革命”。
当时袁世凯为稳定政局，正在全国“打黑”，应桂馨出面发起的共进会，也是带有黑帮性质的组织。
负责打黑的洪述祖南下之后，应桂馨同他达成交易，愿受政府招安，并自告奋勇承担“毁宋”任务。
洪述祖护主心切，“假托政府名义”向应桂馨下达指令，以致回京后秘密函电往来。
但应桂馨脚踩两只船，一面跟洪述祖联络，一面向同门大哥陈其美透露了“毁宋”计划，陈其美巧妙利用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的“毁宋”计划，安排应桂馨和一班党人成功地实施了“杀宋”计划。
当时上海是陈其美势力的大本营，宋案从刺杀到审判都发生此处。
和以往刺杀案悬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获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几乎要用难以置信来形容。
而凶手武士英在监狱的神秘死亡，似乎也与陈其美有关。
当时看守武士英的沪军六十一团，是国民党人黄郛的部队。
而陈其美、黄郛和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
这一切不禁使人开始怀疑上了陈其美。
1913年3月27日，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令娴）的家信中：“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刺宋之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胪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补者，今将彼宣告文剪寄，应某谋北来刺我，二十日前蜕丈已电告矣。
”但是陈其美和宋教仁交情深厚，又同为一个战壕里的同志，而且宋被刺时，陈就在身边，事后表现也可圈可点。
在宋案中，虽然陈其美疑点重重，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其美就是杀宋的幕后黑手。
那些宋陈恩怨都是捕风捉影。
余论宋案已发生了百年，这样的争吵在私底下就从来没有停过。
因为宋案当年没有真正经过司法程序开庭审理，二次革命就爆发了，所以从法律的角度讲，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谁是真正刺杀宋教仁的幕后黑手，它至今是个谜。
鲁涤平生平
（1887—1935），湖南宁乡人，高级将领，曾任湖南省主席，因逼迫退出湖南，任江西省主席，后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1934年11月13日，总经理在沪杭道上遇刺身亡，负责调查此案，就在此案初露端倪时，却于1935年1月31日突然病故，其妾室沙夫人也坠楼身亡。
有人认为，遇刺案系高层策划，而鲁涤平为侦破此案不遗余力，内部恐其查出案件真相，因而将其灭口，其妾室沙夫人发现丈夫鲁涤平死因有异，也被人推下楼身亡。
鲁涤平(1887年-1935年)，字咏庵，湖南宁乡人，行伍出生，1903年11月入湖南陆军兵目学堂。
毕业后在湖南新军服役，辛亥革命时为湘军排长，营管带。
参加过反清之役，民国初年又参加过护国、护法诸役，1915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1923年拥护孙中山，率部到广东。
后任湘军独立第三旅旅长、第二师师长，中任副军长，后升任军长，是湘军元老谭延闿的嫡系将领，后任第四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序列上为第四集团军总指挥李宗仁麾下。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由于鲁涤平没有追随桂系参加反蒋活动，取得蒋介石的好感，逐渐得到提拔，1928年出任主席。
湖南省清乡督办，后被桂系迫走，并引发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蒋桂战争。
后来在蒋、桂争夺两湖的战争中，鲁涤平又在中央军第三军朱培德的军中任第十八师师长。
之后任武汉卫戍司令。
1929年，鲁涤平转任主席兼第九路军(即湘军旧部)总指挥，负责围剿中共中央苏区。
下辖张辉瓒的第十八师、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和路孝忱的第七十九师等，并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与张辉瓒相同，鲁涤平和当时正在井冈山的也是老相识了。
1925年11月上旬，曾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与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等7人，组成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任书记，负责领导此前成立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当时，曾与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一同，访问过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以及副党代表李富春，争取他们支持在武昌开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此后，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
1929年初，国民党湘赣两省的军阀何键与鲁涤平，联手发动了第三次对井冈山的“会剿”。
1月14日，率红军主力下山，欲将敌军引离井冈山。
但红军在赣南数战不利，直至2月11日，才得以在大柏地歼灭了赣军刘士毅两个团，打破了危局，这也是赣南和闽西的红军根据地创建之始。
后来重经大柏地时，欣然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一词，词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国民党又开始大举发动对苏区的“围剿”。
当时鲁涤平任“江西剿匪总指挥”，他率领张辉瓒、谭道源的湘军和邓英新十三师的陕军，进攻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
结果，又被“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打得一败涂地，其手下的两员大将张辉瓒、谭道源一俘一逃，或全军覆没，或溃不成军，国民党参与“剿匪”的将领们个个面如死灰，谈“红”色变，鲁涤平也脸色无光。
不久，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取代了他的地位，以南昌行营主任的身份赴江西，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几近破裂的国民党内部达成了“宁粤合作”，蒋介石迫于压力宣告下野，下台前把鲁涤平调往自己的故乡浙江任省府主席。
因参加“剿共”惨败而大丢脸面的鲁涤平匆匆率部上任，使得原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毫无准备，以至于当时杭州城里传出“张难先终究难先”的谑语。
张主席只好拱手让出湖滨“澄庐”的官邸，把权力移交给领兵前来的鲁涤平。
显然，鲁涤平是因“剿共”无力铩羽而来的，他也知道自己在蒋介石的老巢担任“父母官”很不容易。
于是，他索性采取“无为而治”的对策，大半时间他是在距杭州不远的“清凉世界”——莫干山上养疴和避暑。
在他任职的时期，浙江有这样的民谣：“主席病三年，秘书长嫖三年，民政厅长醉三年，各有千秋。
”鲁涤平担任浙江的省府主席，其实是被架空的，重要部门都掌握在蒋系人物的手中，例如教育厅长是陈布雷、建设厅长是曾养甫、财政厅长是周骏彦、保安处长是宣铁吾和俞济时等等，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嫡系，或是“二陈”即“CC”的重要成员。
鲁涤平晓得其中的“游戏规则”，凡事听命于蒋介石的南昌行营而已，以南昌的命令马首是瞻。
于是，鲁涤平在浙江的“政绩”，大概除了滥发公债之外，就没有什么了。
加上当时鲁涤平的旧部以及刘珍年客军的给养，都是由中央供给的(蒋介石下野后乐得让汪精卫政府出钱)，也没有给浙江人民增添什么新的捐税。
借着鲁涤平“无为而治”的这个机会，国民党军统的戴笠，以其在杭州的浙江省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的身份，加速培植自己的亲信和心腹。
后来这所学校的校长赵文龙就是他的“铁杆”，也是不久之后相继发生的史量才遇刺案和鲁涤平猝死案的关键人物。
1934年离任。
被调到南京，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是一个闲职。
1935年病逝南京。
蒋介石曾作挽联：遗爱在钱塘犹见白苏政绩；大星陨衡岳长留褒鄂勋名死亡之谜编辑鲁涤平到浙江履新不过三个年头，1934年忽然又被调到南京，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是一个闲职。
可是不久，他却奇怪地猝死。
鲁涤平的猝死，其中疑窦甚多。
一是他致死的原因：当时报纸上说是因脑溢血而毙命的，后却有人说是军统特务下毒所致；二是他死亡的地点：一说是死于其新上任之地南京，一说却是死于其在杭州梅花碑省府中的官邸内，且此前省府内外已是戒备森严，对外的口风是鲁涤平中风病危，需要安静，禁止行人喧哗等；三是在鲁涤平死后，其“爱妾”在开丧前夕，竟然跳楼殉夫，这时已是民国，不是做烈女的时代了。
这更为这桩悬案平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其实，鲁涤平与其小妾的离奇之死，是史量才案的“一水涟漪”。
原来，史量才一案的内因，是因为蒋介石嫉恨史量才，并且不肯降服于蒋。
当时，史量才已逐渐获得中国报业托拉斯巨子的地位，拥有《申报》、《时报》、《新闻报》等，这对国民党“一党**”的舆论和宣传构成了严重威胁。
于是，蒋介石命令戴笠等人，布置和策划一桩旨在消灭史量才的凶杀案，由国民党特务来充当凶手(具体执行的人是军统上海特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等6位“黑衣人”)，并由国民党杭州警察局局长兼警官学校校长赵文龙配合执行。
这一行动的计划是，在史量才一行从杭州返回上海之际，行动人员抢先一步在公路上做好准备，进而实施突然的刺杀。
尽管事前史量才得知杨杏佛遇刺后也有所防范，如配置了防弹汽车和防身手枪等，但毕竟不是精于黑道的国民党特务的对手。
于是，1934年11月13日，在沪杭公路海宁翁家埠段，发生了史量才被刺案(死三人、伤两人)。
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经由最高统治者授意的三大政治谋杀案之一，是宋教仁、杨杏佛被刺血案之后的又一血案。
“史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
特别是此前顾祝同在江苏省政府主席任内悍然杀害了记者刘煜生，激起了全国新闻界和各界的轩然大波，为此国民党军政部不得不公布了一个“保护新闻事业人员训令”的文件。
然而，“刘案”后不久，又发生了中国新闻巨子史量才的被刺案。
为了应付舆论，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装模作样，布置侦查和破案，并且悬赏5万元捉拿凶手。
由于“史案”发生在浙江，当时就由当省府主席的鲁涤平去主持了。
本来，这是搪塞舆论的把戏，也就是说，这是“做戏”给人看的，掩人耳目而已。
不料，不知底细的鲁涤平竟然“假戏真唱”，开始认真地着手侦查起来。
这除了他不知道蒋介石命令限期破案是另有“猫腻”之外，有人说，这也是他发自内心敬仰史量才其人所致。
还有人说，鲁涤平因非蒋介石嫡系，恐怕在“史案”中自己成为牺牲品，所以索性放开手脚，把案情调查清楚，借以保全自己。
因此，他才会在浙江任内，破天荒地以职责为重，甚至带病追查案情，并且居然在蒋介石连续三次下令在浙江全省严密缉查和悬赏捉拿凶犯之后，又下发“最后通牒”，要求浙江和杭州的各级负责机关呈报缉查结果，否则将予以严惩。
于是，他获知了一点案情中的“案情”，也就是整个“史案”中的蹊跷之处——为什么案件发生在沪杭公路的海宁翁家埠段，但凶手所乘轿车的车牌却被遗弃在西湖的苏堤上?而且，这辆轿车何以竟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如此这般，案情就和戴笠(校长)、赵文龙(公安局长)、俞济时(保安处长兼警备司令)等不无嫌疑了。
当然，这时的省主席鲁涤平也就“危乎殆哉”了。
却说“史案”发生之后，蒋介石鉴于中外舆论的压力，一面向史量才的亲属致以唁电表示哀悼，同时猫哭耗子地为史量才的哀挽录题写了“哲人其萎”的题词。
其他国民党的高官们如孙科等，均一一题字，表示悼念，鲁涤平也献了一副“舆论同悲”的挽联。
而在上海的追悼会上，却有一副最醒目的挽联，不啻是给他们一记耳光——“死亦寻常，忍此一刹那痛苦；有舆论在，有事业在，复何遗憾”。
与此同时，蒋介石煞有介事地给案发之地的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记了一个大过，并责成他10天缉凶破案，后来又借口他“破案不力”，逾期未能破案而调离职务。
对此，鲁的心情显然是不愉快的，加上杭州的一批国民党“地头蛇”乘机兴风作浪，一面以“鲁主席即将荣迁”为由，对他假意逢迎；一面以冷眼相窥，暗中捕捉他抱怨的口实。
鲁涤平的一番牢骚，经过他们的捕风捉影和添油加醋，上报给了蒋介石。
蒋原本就恼怒戴笠等人在“史案”过程中手脚做得不干净，给人抓到了把柄，命令戴笠暗嘱赵文龙，在鲁调离浙江之前，先“做”了此人。
据说，就是在鲁主席频频出席的下属欢送宴会上，他的酒食中被人暗放了毒药。
于是，他半夜毒发，一命呜呼，时1935年1月31日。
“史案”和“鲁案”，真正的元凶是蒋介石和其属下的特务。
尽管鲁涤平曾因参加讨桂战争而获得过蒋介石的青睐，但他毕竟不是蒋的嫡系。
此时的蒋介石，忧心于全国舆论对“史案”的关注，同时又惧怕先因不知杀史内情、继而又获知情由的鲁涤平会认真侦查破案，这样难保会有弄假成真的麻烦。
于是，他就以办案不力为借口，将鲁调离浙江，接替陈调元，去南京就任所谓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
而鲁的原职，就由黄绍竑来担任了。
为了“作秀”，蒋把浙江海宁县长也撤职了，一些杭州的公安人员也被记了大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鲁涤平的猝死，引起了其妻丁静安和爱妾沙佐安的疑心。
原来，鲁涤平是一位“美食家”，大概湘军的首领都喜吃鱼翅之类，中国著名菜系之一湘菜的菜单中，居然也有鲁涤平的“作品”，那就是所谓“三层套鸡”的传统湘菜，其实那是长沙名厨柳三和最擅长的名菜之一。
据说鲁涤平主湘之时，沙夫人患有头痛的顽疾，当时医生推荐了一个方子：用麻雀、斑鸠、乌骨母鸡和天麻套蒸，饮其汤来治病。
后来柳三和借用这个配方，在母鸡肚子内放入鸽子，鸽子内再放入麻雀，麻雀内又放入天麻、枸杞之类的药材，用此三物套蒸，制成了所谓的“三层套鸡”，不久就名噪一时。
鲁涤平非常讲究饮食，他还有专职的私人厨师。
好吃加上他身材肥硕，就有了“中风”的几率，所以鲁涤平因中风抢救不及而死的消息，当时一般人是信以为真的。
可是，他的妻子和爱妾却不这么看。
因为随侍在鲁涤平身边的这一对妻妾知道，主子虽然一向身体不佳，却没有高血压之类的疾病，怀疑，一定是在酒席宴上中了毒。
她们还从鲁涤平生前的口风中，得知了“史案”的不同寻常。
鲁涤平猝死之时，她们更亲眼看到了其死相的难堪，尤其是在他临死时的喃喃中，断断续续地吐露出的一些隐情也被她们听到了。
然而，身处高墙深院中的鲁涤平的妻妾们，却不知“江湖”的凶险，她们居然扬言要在鲁涤平开丧时当众喊冤。
已经因“刺史”不力被上峰责骂的赵文龙，听到这个消息自然不免慌张起来，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捏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硬给戴上一顶红帽子，说她私通共产党，逼得她跳楼自杀。
再“做”了这些女人。
于是，接下来就有了鲁涤平开丧的时候，他的小妾跳楼的一幕(当时称她是哀思鲁涤平，痛不欲生为主子殉身)。
从此之后，史量才一案和鲁涤平及其小妾之死，都不了了之了。
后来，史量才被安葬在杭州西湖的茅家埠天马山，当年他为其爱妾沈秋水建造的“秋水山庄”，依然是西湖边最靓丽的一座建筑物。
而鲁涤平呢?有人说他于1936年春被葬在了杭州，也有人说灵柩被运回湖南安葬了。
据说，曾有人为了“纪念”这位省主席，在西湖边的孤山上建造了一座以其名字命名的亭子。
当然，这已是老掉牙的故事，今天那座亭子早已无处可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