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开国是谁主持的会议
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主席为、副主席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有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等56人。
当日下午6时，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回到会场才宣布上述结果。
简短隆重的闭幕式，由主持，朱德致闭幕词，奏义勇军进行曲。
主席台上第一次悬挂了五星红旗。
散会时天已经很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是指1949年10月1日15：00在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举行的仪式，直到21：00才结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标志。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决定，1949年10月1日在北平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10月1日下午3时，大地欢声雷动。
刚刚就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朱德两位伟人一前一后，最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当林伯渠宣布开始后，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
人民领袖庄严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亲手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
与此同时，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共54个单位的54门礼炮齐鸣28响。
升旗之后，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紧接着举行了规模浩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庆祝活动到当天晚上9点多钟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从此，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
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主力已基本被歼灭，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到长江北岸。
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已陷入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绝境。
新中国诞生的条件已经成熟。
1949年9月21日，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侨胞和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
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1] 过程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个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北京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开国大典。
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秀海洋。
下午3时，大地欢声雷动。
和朱德两位伟人一前一后，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最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当林伯渠宣布开会后，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
人民领袖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洪亮的声音震撼了北京城，震撼了全国，震撼了全世界，开创了中国各民族人民的新世纪。
亲手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
与此同时，代表着54个民族的54门礼炮齐鸣28响，如报春惊雷回荡在天地间，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28年，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升旗之后，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紧接着举行了规模浩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庆祝活动到晚上9点多钟结束，但欢乐的人群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阅兵指挥开国大典前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尚未成立，筹备工作主要由刚成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承担。
事亦凑巧，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8月就被内定调华南工作，准备解放广东，9月初就到了江西赣州去了。
中央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司令员的聂荣臻接任。
后来当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要进行阅兵时，中央军委又任命他担任了阅兵总指挥。
虽然北平市各机关团体、各民主党派共25个单位到9月21日才正式集会成立筹委会，并公推聂荣臻为主任委员，但实际筹备工作早已开始。
从整修天安门会场、树立旗杆、组织群众、准备鸣放礼炮焰火，特别是训练受阅部队，以及布置保卫会场安全等，都要在一个多月时间中完成。
开国大典中的开国大典的安全工作十分重要。
北平解放不久，城内潜伏特务难以一下肃清，而且国民党飞机还会来袭扰。
当年5月4日，国民党就从青岛派出6架B－24型轰炸机轰炸南苑，投弹30枚，毁伤我飞机4架，房屋196间，死伤24人，因此聂荣臻一直十分重视防空问题。
我们空军还未正式组建。
军委有一个航空局，专门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个飞行中队，担任北平防空。
聂荣臻考虑很细，下令万一敌机前来，在场人员一定要原地不动，不能乱跑，听从指挥；对受阅的1978匹战马也都作了安排。
当然这一切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常常具体过问。
如10月1日中央领导人的车队如何从中南海开到天安门下，周恩来带罗瑞卿都曾亲去检查。
首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主席为、副主席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有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等56人。
当日下午6时，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回到会场才宣布上述结果。
简短隆重的闭幕式，由主持，朱德致闭幕词，奏义勇军进行曲。
主席台上第一次悬挂了五星红旗。
散会时天已经很晚了。
开国大典中的习惯晚上办公批阅文件的，这一天夜以继日一直工作到10月1日凌晨6点多(见李银桥《在身边十五年》)。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于10月1日下午二时在勤政殿召开。
全体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随即，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火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
会议还宣布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并通知各外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愿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会议开完，全体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到天安门后下车登楼，下午三时庆典准时开始。
开国大典举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修葺一新，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40年代着冠照)。
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没有国徽，因为1949年9月25日、26日政协的座谈会及审查委员会上认为还要修改，所以27日全体会议上只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4个决议。
北京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欢庆新中国诞生那时，东西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及南面长长的甬道，甬道两边长长的红墙，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会场。
与8个月前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前比较，可说是焕然一新，宽广平坦得多了。
此外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已竖了一根当时看来已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
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
“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了。
会场里的工人、学生、干部、市民、城防部队都举了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及其他红旗、红灯和彩色小旗，特别是用红绢糊的大小不同的五角星灯，真是成了红旗红灯的海洋，只有市民中戴了小白帽的回民同胞举着绿底白色的星月旗，显得分外不同。
会场上的群众共达30万人，分区席地而坐，很有秩序。
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但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一个供大会指挥用，一个给唯一的外宾观礼团，这就是前一天刚到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
受检阅部队则站在东长安街。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那时交通工具少，群众近则列队步行来，远的坐火车来。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临时编为华北革大第四部，住在西苑大院。
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迤逦一里许要步行到清华园车站。
天未亮起床，到车站已7点，乘装煤的黑敞篷车，走了两小时才到前门车站。
经过西直门车站时还见到门头沟工人也坐火车来。
虽然“旅途”这样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涨。
在前门席地而坐等到下午两点才安排进入会场，午饭是馒头凉水，每人领到三块糖、两个梨，是节日优待。
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终于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
那天早晨是阴天，上午和中午还下了一点小雨，但下午却放晴了，真是老天也和万民同庆。
典礼的程序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宣布开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位，副主席就位，委员就位；奏义勇军进行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鸣礼炮，礼炮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阅兵；游行。
主席宣读的公告，约九百字，虽未收入新出的八卷本《文集》，但收入了《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及《共和国档案1949－1996》。
宣读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接受检阅提到开国大典，人们很容易想到主席那句震古铄今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然而这句话，并不是在天安门楼上讲的，而是在此之前的1949年9月21日的政协开幕词中讲的。
原文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篇文章已收入《文集》。
还可提及的是升国旗、鸣礼炮。
鸣礼炮从北平解放后已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7月7日晚天安门20万群众纪念抗战12周年及政协筹委会召开时放的。
第二次是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开幕时鸣了礼炮54响。
这次开国大典则以54门礼炮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全国54个民族(当时还未有现在56个民族之说)，28响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正在礼炮轰鸣时，毛主席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在场群众都把红旗红灯高高举起，汇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总部命令毛主席宣读完公告后，阅兵开始。
检阅司令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兼阅兵总司令），阅兵总指挥是聂荣臻。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接受检阅首先由聂荣臻陪同朱总司令坐敞篷车开始检阅。
检阅完，朱总司令回到城楼主席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的最重要内容为“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因为当时华南的两广海南、华东的福建一部分、西南全部(四川、西康、贵州、云南、西藏)均未解放，新疆虽宣布和平起义，解放军尚未到达迪化(乌鲁木齐)，更不要说还有台湾，所以朱总司令的命令是有针对性的。
命令宣布后，进行分列式。
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华北陆军军官学校、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
空军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共14架在全场上空自东向西飞行受阅。
前后历时3小时。
群众游行整个阅兵结束后，群众游行开始。
一批批群众队伍，无不迫切希望走到城楼前，看到衷心敬爱的毛主席。
天很快黑了下来，天安门楼上的灯光突然照亮，上面是一串红橙色的灯，下面好像是三道粉青色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电虹灯，再加上巨大的探照灯光射向全场，灯光闪闪，好似波浪。
焰火在天安门附近三处施放，五彩缤纷，此起彼落。
群众手里举的纸灯、纱灯也都点亮了，广场上是灯的海洋。
等到八点多钟，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才在华北大学之后行动。
队伍慢慢走近金水桥，只听见城楼上扩音器传出“万岁”、“万岁”的声音，才知道是毛主席在回应华大同学的欢呼。
我们紧跟着走过金水桥，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才见到城楼上大宫灯前毛主席那魁梧的身躯，他不戴帽子，挥动着手用湖南口音高呼“万岁”，有时还喊“同志们万岁”，这时我们都感到毛主席看见我们了，口号喊得更为起劲，血都要沸腾了。
我们还看到少奇同志，看到他身旁的女同志，我们猜一定是宋庆龄副主席。
我们把手举到头顶鼓掌，主席台的领导人也鼓掌，人民的领袖们真是和我们心连心。
阅兵式共用了2个多小时，受阅部队的人员总计有1.6万多名。
接下来是群众游行。
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工人，京郊农民紧随其后。
后面是机关干部、青年学生的游行队伍。
晚上9时25分，无数彩色的礼花向广场四周发射出来。
首都军民载歌载舞，尽情地欢度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夜晚。
开国大典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宣告了中华民族的新生!礼炮鸣响当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广场上30万人一齐脱帽肃立，抬头瞻仰五星红旗。
这时，大地震动，炮群长啸，齐鸣28响。
礼炮声如同报春的惊雷，在天宇间回响激荡，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把开国大典上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进一步推向了高潮。
开国大典的礼炮队来自一支英雄的部队。
1949年8月1日，聂荣臻代表中央军委，把第一面八一军旗授给了他们。
国外一些国家在举行庆典活动时，一般都鸣礼炮21响，就是最高的礼仪。
开国大典为何要鸣28响呢
原来，54门大炮表示当时统计的我国有54个民族，28响礼炮表示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领导全国人民，经历了28年的奋斗，才使国家独立，人民翻身当家做主，才迎来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开国大典。
从此咱们的祖国不断繁荣兴旺，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是首先提出来的。
在政协一届会议上，一位代表提出质疑：“在国外，最高礼仪是21响，我们为什么要鸣28响呢
”当时没有人回应。
会议休息时，见到负责开国大典筹备工作的华北军区作训处长唐永剑话题很快进入开国大典的礼炮鸣放问题，问小唐：“你说，放28响有没有道理呢
”唐永健是个文采横溢、学识渊博的才子，他一下就明白了的用意，马上说：“主席，我起草一个关于礼炮28响的说明吧。
”微笑着默允了。
很快，简明扼要的28响说明报告递上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横空出世到1949年，刚刚28年。
28响礼炮就是28年党史的赞礼，这不是极有道理吗
看到这份报告后，在上面用铅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开国大典上，礼炮队由108尊山炮组成，分为两组，一组装填，一组发射，轮流作业，以缩短每响之间的间隔时间。
所以，人们习惯上仍称54尊礼炮。
108尊礼炮一字形摆开，背倚天安门广场，靠在一截古墙边，位置在前门附近。
两分半钟之内，28响无头空炮全部送入空中。
鸣礼炮时，站在观礼台上的华北军区文工团团长刘佳与身边的几位代表兴致勃勃地数着礼炮。
40年后他说，不够28响，有时两发之间的距离很远，有漏响的。
负责组织礼炮工作的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说，决不可能漏响，瞎炮肯定有，但不可能两发炮弹一起哑巴。
建国之后，在开国大典上鸣放过的山炮大部分销毁，有两尊被收藏到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陈列的文物了。
1949年7月的一天，在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
司令员高存信向作战科长许欣之.副科长韩怀志布置任务：组建我军第一支礼炮队为开国大典鸣放礼炮。
许欣之为礼炮队指挥，负责组建.训练.鸣放的任务（高存信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段历史）。
接受任务后，根据要求在驻京各部队中选调54门山炮，组成礼炮队。
炮长均由连.营干部担任，炮手均由班排干部担任。
在先农坛体育场开始了艰苦严格的训练。
按照要求，礼炮28响必须与升国旗.奏国歌同步，共2分零5秒的时间以间隔4秒等速射鸣放。
为了这个目标，在炎炎烈日下官兵们练肿了胳膊喊哑了嗓子，按时要求完成了任务。
共和国第一支礼炮队首次执行鸣礼炮任务是在9月21日晚7时。
许欣之率领参谋复新及礼炮队进入中南海。
9门礼炮在中南海边上一字排开，面向东，为在怀仁堂内召开的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鸣放礼炮。
1949年10月1日凌晨，为在开国大典执行任务，礼炮队开赴天安门，在现公安部门前，54门礼炮炮口冲南，向东一字排开。
按照炮兵作战指挥原则，正职在前方指挥所，副职负责后方阵地。
当年的礼炮指挥所就设在天安门东侧的三座门下，与天安门阅兵指挥部有直通电话，许欣之就在此接受天安门阅兵指挥部的命令。
庄严神圣的时刻终于到了
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随着话筒里阅兵指挥部的命令，许欣之挥动红旗向阵地下达“放
”的命令，礼炮齐鸣。
28响与升国旗奏国歌同时开始同时结束。
礼炮队圆满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任务。
开国大典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饭店宴请出席开国大典的各方面人士。
包括各受阅部队指挥员。
许欣之受邀参加了宴会。
飞机表演1949年的10月1日，年轻的飞行员王延洲驾机参加开国大典，亲眼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2005年国庆前夕，已经85岁高龄的王延洲老人回忆起56年前的国庆，仍然兴奋不已：“我们当时是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
”王延洲早年就读于黄埔军校，后在美国学习飞行，抗战中他曾击落过5架日本飞机，是至今仍在世的少数几位中国“王牌飞行员”之一。
座舱里收听毛主席的声音开国大典是下午3点正式开始的，当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时，王延洲和他的队友们正在位于北京郊外的南苑机场待命。
“我刚刚打开飞机座舱里的收音机，就听到了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
56年过去了，这声音还常常盘旋在我的脑海里，就像刚刚听到一样。
”下午4点整，天安门城楼总指挥室负责人油江下达起飞令，17架飞机望见绿色信号弹呼啸升空，在北京上空盘旋待命。
5种机型编队飞过天安门17架飞机中，有9架是P-51型战斗机，2架是蚊式战斗机，3架是C-46型运输机，1架是L-5型通讯联络机，最后2架是PT-19型初级教练机。
17架飞机要形成一个纵队跟进队形通过天安门上空，与地面的坦克队列相呼应。
“17架飞机5种机型，飞行速度相差很大。
两种战斗机的时速是600公里，L-5型通讯联络机和PT-19型初级教练机的时速不足200公里。
但上级要求，通过天安门时必须队列整齐、分秒不差，确实很有难度。
”经过反复摸索和精确计算，飞行队决定起飞的顺序按照先小后大，先慢后快，同时还专门选择了3个不同的航线进入点：战斗机速度最快，从通县进入；运输机为中速，从建国门和通县之间进入；其余飞机从建国门东侧进入。
尽管难度很大，但我们经过多次合练后，可以保证开国大典时万无一失。
下午4点35分，受阅分列式正式开始，“飞过天安门上空时，下面真是一片红旗的海洋。
直到现在，我对这种鲜艳的红色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开国大典受阅飞机共17架当9架领航的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后，油江再次下达命令：“9架P-51再通过天安门一次。
”队长按照原来预定复飞一次的方案，第二次飞越天安门上空。
“从时间上看，我们再次通过天安门时，正好尾随方槐领队的L-5型和PT-19型飞机之后，配合得恰到好处。
后来，好多人以为开国大典受阅的飞机是26架，其实后面9架是重复飞行的。
”王延洲面带笑容，开心地说。
意义国内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国际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表明中国终于是一个自主的国家了，表明中国人民可以从东亚病夫成为龙的传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的伟大胜利。
中国的历史开辟了新的纪元。
[1] 选时原因当时中国南方一些地区还未解放，国民党的空军经常袭扰北方，并图谋破坏开国大典。
国民党空军夜航能力不行，在大陆轰炸完后，必须在天黑前返回，如果上午举行大典，国民党飞机飞到北京还能赶在天黑前回去，如果下午举行，国民党飞机就来不及了。
于是开国大典决定在下午举行。
后来随着解放军空军战斗力的增强，拥有了对付国民党飞机的能力，以后的国庆活动就都改在上午举行。
其它相关外国朋友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日期确定的程序与绝对保密性使能出席的外国人少之又少，择何日举行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当时在外交上也是很敏感而举世关注的。
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斯巴诺，算是有幸出席开国大典的仅有的外国朋友了。
大典筹备当时西方通讯社对于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时间，在八九月间已经有了种种揣测：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办事讲究选择吉日良辰，极有可能在占领华南、西南基本统一大陆后，于1950年元旦这天举行仪式，“元旦”是中国人认为一年中最好的喜庆开端日子；在9月27日政协会议宣布将北平改为北京，定为首都消息传开后，也有西方记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有好感，既然中华民族各方面的精英人物都已云集北平开会，或许他们会选择辛亥革命的“双十节”10月10日这天，举行大典的仪式。
关于国名、国旗、国徽、国歌及采用的纪年等开国的诸多事宜，一些书籍和文章都已有详细生动的记述与描写，但关于“10月1日”开国大典日子的选定，至今尚未见到完整、专题及甚为具体的文字记载。
新政协筹备会议在6月15日开始开会，1949年7月7日过后，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
筹委会主要由中央、华北军区与北平市委三方面的主要负责人组成。
筹委会根据中央指示拟定的开国大典有三项内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当时由杨成武与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受命主持起草了一个《阅兵典礼方案》。
阅兵方案提供了两个地点供中央最后确定：一个是西苑机场，场地宽阔，展得开，无须阻断交通，但须另搭两三个看台，工程大，且赶不上天安门城楼宏伟状观；另一个就是天安门广场，须断绝交通4个钟头，当时的长安街较窄，不能按照正规阅兵的行进分列式，只能允许横排步兵十二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车两路纵队。
周恩来终于在阅兵方案的报告上写下了自己的意见，谈到了开国大典的日期和地点：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
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
检阅指挥员由聂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主要考虑防止敌机长途奔袭，按照敌机远程飞行袭击的规律，一般都是上午起飞，下午基本不动。
当时，在北京四周远近，华北军区已经布置了有序的高射炮群，严阵以待。
年轻的人民空军也作好了一级战斗准备，并安排了届时在北京上空巡逻的战斗机。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给受阅部队下了一道死命令：万一发生空袭，一律不能动，下刀子也不能动
万事俱备。
一直保密的开国大典的时间，直至10月1日上午10时左右，才由北京新华广播电台通过电波，向全世界发出预告。
这时，离下午大典正式开始的时间，只剩5个小时了。
这就造成了能有幸参加开国大典的外国人少而又少。
苏联友人赶来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是1949年10月1日的上午才乘火车到达北京的，差一点就赶不上了。
周恩来总理和中苏友协会长宋庆龄、副会长刘少奇到前门车站欢迎。
团长是大名鼎鼎的苏联著名作家、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代表团中还有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与好些有名的艺术家及高级干部，全团约有40多人。
当时，因为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未能邀请外国的政府代表团或党政代表团参加。
这个苏联的民间代表团，与已经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加上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算是有幸出席开国大典的仅有的外国人了。
据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开国大典后的1949年10月2日或3日中午，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苏联文学艺术家代表团全体成员。
这该算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
作了长篇的精彩讲话，会见延续了两个钟头。
在师哲的回忆录里，对的讲话作了这样的记述：说：中国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就是它有苏联这样一个好近邻，所以中国不是孤立无援的……他的讲话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使代表团中许多人听到动情之处，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师哲形容说“出现了罕见的动人的场面”。
转业军官在地方八一建军节座谈会会上的发言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战友们，大家上午好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及上级党委关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一系列指示要求，支队于今天在机关礼行以“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比赛，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各导和评委，他们是：XXXXX……在今天的比赛中，希望所有选手能够放下心里包袱，沉着、冷静地应对比赛，以最优异的状态赛中尽情地抒发你们情，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献礼。
演讲比赛现在开始，有请1号选手上场
关于尊干爱兵演讲稿
尊干爱兵--革命处理内部关系的态度目的要求：通习了解我军尊干爱兵的优良传引导官兵懂得尊干爱兵是我军处理内部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密切官兵关系、增进战友情谊、增强部队凝聚力的重要前提。
军官要切实端正对战士的根本态度，自觉尊重、关心、爱护士兵，坚决防止和纠正打骂体罚士兵、侵占士兵利益等现象；战士要不断增强组织纪律观念，自觉服从军官的领导和管理，共同营造健康纯洁的内部关系。
尊干爱兵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我军性质和宗旨在军队内部关系上的具体体现。
在我们这支队伍里，不管你来自何方，哪个民族，也不管你年龄大小，职务高低，都是为了共同的理想而聚集，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奋斗，相互之间是一种纯洁的、平等的、高尚的新型同志关系。
官兵关系是军队内部之间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在军队中存在多种内部关系，有兵兵关系、官官关系、官兵关系、上下关系、友邻关系、新老关系，等等。
在这些关系中，官兵关系体现军队的性质，是军队成员的道德品质、道德修养在人际交往中的集中体现。
官兵关系处于各种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对其它关系起到决定和示范作用。
因此，我军历来十分重视官兵关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尊干爱兵都是处理我军内部关系的基本准则。
（一）尊干爱兵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 尊干爱兵，就是官兵政治平等，军官爱护士兵，做士兵的表率，以深厚的感情对待士兵，依法带兵，文明带兵；士兵尊重军官，服从军官的领导和管理，支持军官做好工作，形成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思想基础和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红军时期，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这正是我军官兵关系的生动写照。
1、尊干爱兵是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我军在创建初期就开始在内部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
三湾改编明确指出，反对军阀作风，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
规定军官不许打骂士兵，废除肉刑，士兵有开会说话的权利和自由。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官兵之间实行了政治上和生活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阐述了红军内部关系的原则，首次从官兵平等角度对军官和士兵双方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要求，第一次完整表达了尊干爱兵的具体内容。
《决议》指出：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以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员，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子。
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遵守纪律。
尊干爱兵就是肃清封建主义、军阀主义，根除打骂现象，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建立自觉的纪律，官兵团结互助，同甘共苦，相互尊重，相互关心和爱护，团结奋斗。
朱德一条扁担的故事，就是当时军官以身作则，官兵同甘共苦的生动体现。
抗日战争时期，官兵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度难关，使尊干爱兵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丰富。
1942年，八路军政治部在《关于巩固部队政治工作指示》中指出：在部队中应强调关心战士与爱护战士，提倡干部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更多地照顾到战士的切身利益，经常注意对其困难的解决，并不断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
1944年底，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全军每个部队都要进行尊干爱兵运动。
1945年，朱德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指出：近年来，我们在带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尊干爱兵活动的开展。
尊干爱兵就是说士兵要尊重干部，干部要爱护士兵。
这一活动，大大地加强了部队的团结，提高了官兵的积极性，使军队各方面的工作有了飞跃的进步。
从此，尊干爱兵作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和政治工作道德规范的一个重要内容，不断发扬光大。
解放战争时期，尊干爱兵工作在战争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其主要标志是我军开展的团结互助和新式整军运动，王克勤就是当时著名的团结互助模范。
他当班长期间，用他在两种不同军队的亲身感受和体验，教育启发新战士的觉悟，创造性地实行了思想、技术、体力的三大互助活动。
他处处关心同志，亲自为新战士端水洗脸洗脚，并带出了一个紧密团结、屡建战功的战斗模范班。
在这个时期，我军官兵之间、新老战士之间的团结互助蔚然成风。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继承和发扬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不断充实新内容，取得新发展，并通过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的颁布实施，使这项工作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轨道。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为了解决新时期官兵关系出现的新问题，1986年，中央军委根据新的情况做出了八个不准的规定，即：不准打骂士兵、不准接受士兵礼物、不准侵占士兵利益、不准对士兵罚款、不准酗酒、不准赌博、不准看淫秽物品、不准弄虚作假。
这对于继承和发扬尊干爱兵传统，协调军队内部的关系，巩固官兵之间、上下之间的团结，增强部队凝聚力、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军各部队总结出了许多新经验、新方法，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典型事迹和模范个人，把尊干爱兵工作推向新高潮。
爱兵模范苏宁就是突出的代表之一。
1991年4月21日，沈阳军区某炮团正在进行手榴弹投掷训练。
一名战士挥臂过猛，碰撞在堑壕石岩的手榴弹滚落下来，已拉开弦的手榴弹即将爆炸，苏宁冲上去奋力推开战友。
轰的一声，战友得救了，而苏宁却倒在血泊之中。
苏宁，这位年轻的团参谋长，为了战士的生命安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以自己的行动奏响了新时代爱兵的最强音。
2、尊干爱兵是加强新时期部队建设的本质要求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全面而深刻的伟大变革时期，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发展，我军面临着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艰巨任务。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更加需要坚强的官兵团结。
历史的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偏离了这一传统，部队军阀习气就会抬头，官兵关系就会紧张，部队的战斗力和拒腐防变能力就会削弱。
尊干爱兵是新时期保持人民军队本色的基本要求。
尊干爱兵是由我军性质决定的，是我军同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根本区别。
在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各种腐朽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渗透进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不良倾向也会有所滋长。
这些倾向会影响部队的建设，淡化一些官兵的尊干爱兵观念，影响官兵关系。
现在，我们一些干部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对士兵缺乏基本的感情，有的甚至把官兵平等、互爱、互助的关系看成庸俗的金钱物质关系，就是一种具体的表现。
这是与我军性质相背离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和平时期同战争年代相比，我军的地位和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军队的任务和官兵的成份也发生了变化，但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根本宗旨没有变，尊干爱兵的传统美德不能丢，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江主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爱护士兵的教育和工作极为重要，只能加强和改进，而决不可以忽视和削弱。
江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正确处理官兵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要在继承我军尊干爱兵的传统美德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方法新经验，使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
尊干爱兵是凝聚军心稳定部队的重要因素。
部队稳定的首要条件在于军心的稳定，而军心稳定的基础在于融洽的官兵关系。
官兵关系好，大家心齐气顺，团结一致，部队稳定就有了坚实基础。
如果官兵关系紧张，相互之间矛盾重重，不仅完不成教育训练等各项任务，还容易导致官兵冲突甚至严重的对立，引发事故案件。
我军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军队不同之处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能达到军队内部真正团结。
尊干爱兵就是达到这种团结的坚强基础。
首先，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政治基础。
我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党指挥枪是我军的根本原则。
我党的政治主张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体现了官兵的根本利益。
因此，广大官兵都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党的领导把官兵统一在共同的政治方向、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上，官兵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基础，官兵之间的团结就是真正的团结，尊干爱兵就体现了官兵之间有共同的政治方向和目标。
其次，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思想基础。
我军的成员在战争年代大多来自农民、工人和其他阶层的劳动人民，和平时期我军的成份大多是青年学生，要使他们在军队中形成一种真正的团结，不加强思想教育，不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官兵的头脑是不行的。
尊干爱兵正是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种内部关系，通过尊干爱兵的教育和活动，形成军队内部团结的坚强思想基础。
第三，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道德基础。
尊干爱兵是调节军队内部关系的一种重要道德规范，它要求官兵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种道德规范根源于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传统美德之中，也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名将用仁爱方式来调整军队内部关系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指导下形成的。
第四，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利益基础。
我军自建立以来，官兵之间就有着共同的利益。
战争年代，这种共同利益达到了空前一致，和平时期，官兵的价值观念虽然呈现出多元化，但根本利益始终是一致的，其他利益都是受这种根本利益的支配，官兵能正确认识这一点，就能产生增强官兵团结的巨大动力。
第五，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的感情基础。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官兵之间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结下了牢固的友谊和信任，这种友谊和信任，为我军内部形成同志式关系、战友般情谊，奠定了深厚的感情基础，使尊干爱兵成为官兵的自觉行动。
3、尊干爱兵是我军强大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同志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我军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艰苦的岁月里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必胜的坚定信念，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主要是靠全体官兵团结一致，形成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战斗力。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有助于激发官兵主人翁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士兵的聪明才智。
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平等，能充分调动和挖掘广大官兵的智慧，群策群力，圆满完成作战和其它各项任务。
我军的许多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都来源于军队基层的革命实践，许多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原则，都是官兵的发明创造。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能够减少内耗，产生巨大的协同力，保持部队的集中统一和稳定。
部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群体的力量并不是个体的简单组合，群体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一心，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
我军官兵之间的团结互助，各部队之间的团结协作，就是催生部队战斗力的无尽源泉。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有助于增强部队的凝聚力。
我军是在长期艰苦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派都不能阻挡我军的前进步伐，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军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军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凝聚出了任何力量都无法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斗志。
正如毛主席说的：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败，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
只有官兵共同努力，巩固和发展我军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型官兵关系，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发扬光大，才能确保在未来战争中打得赢。
军衔和职位是什么对应关系
一杠一星 少尉--排级--办事员一杠两星 中尉--副连、正连--科员一杠三星 上尉--正连、副营--科员、副科两杠一星 少校--副营、正营--副科、正科两杠两星 中校--正营、副团--正科、副处两杠三星 上校--正团、副师--正处、副局两杠四星 大校--正师、副军--正局、副部橄榄枝一星 少将--副军、正军--副部、正部橄榄枝两星 中将--正军、副大区--正部副国家级橄榄枝三星 上将--大区军委--国家级军衔和警衔是有区别的，军人军衔到期不能晋升就要转业，警察不同，警衔已晋升到所担任职务的最高警衔如果不难进行行政级别，那么警衔就不会晋升了，如一个警察是副科级，如果他不能晋升正科那么当他的警衔到二级警督就不能再晋升了，除非他提正科，警衔才可以晋升一级警督。
驾校举行退伍军人开班仪式主持词
感谢亲爱的领导个位位佳斌，的，感谢人民子地兵对对国人民无私，我很融醒能位大加做这此神圣不同寻常的主持，我对军人是敬养的，我们老总对部对，对军人是有深厚情感的
社会还是须要你们人民习要你们，在这人才几几的社会，我们要有一记之长，白惑被，请这个领导那个领导讲话结尾要收的好
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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