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村干部处理突发事件要那些方面
如何在新形势下,当好一名村干部，从所处的地位形势、承担的职责和怎样干好工作三个方面,谈一点个人的想法，供大家在工作中参考。
第一个方面:村干部所处的位置和面临的形势作为一名村干部，如何找准自身位置，认清形势，我认为必须了解村干部工作的三性“重要性、艰巨性和有利性”。
1、找准位置，认识到村干部工作的重要性，增强自豪感村干部处在农村工作的第一线，担负着：（1）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2）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3）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重任,这种特殊的重要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由第一句可以看出，村干部是村级组织的“核心”，责任大，担子重。
由第二句可以看出，村干部是各项工作的实施者。
在村里，村干部既领导经济工作，又领导思想政治工作；既要抓党的建设，还要抓其他村级组织配套建设。
由第三句可以看出，村干部是党员群众的“主心骨”。
领导一个村的核心力量是村干部。
由于村干部在村级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因而广大农民群众形象地称干部为“主心骨”。
由此可见，村干部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2、分析不利因素，认识到村干部工作的艰巨性，增强危机感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农村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加之农村村干部、村委会所处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以及村干部主观方面的因素，村干部的工作又是很艰巨的。
我认为村干部工作艰巨的原因，主要是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造成的： 一是地位与任务的矛盾。
一个村就是一个小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大到党的方针政策，小到夫妻吵架，每一项工作都与村干部有关，每一项任务都要靠村干部消化解决。
这些工作，既艰巨复杂，又繁琐具体，有些问题和困难由于受村干部地位的局限，自身力量难以解决和克服。
当工作遇到重大阻力时，往往束手无策，每当要完成计划生育、各项上交等重大、急难任务时，村干部往往只得采取强硬的简单粗糙的办法，搞得干群关系紧张，村干部工作吃了苦，得罪了人且不说，甚至连家庭人身财产的安全有的受到威胁，遭到报复。
这种地位与任务的矛盾，职责与职权的反差，从客观上制约了村干部作用的充分发挥。
二是对象与手段的矛盾。
村干部工作对象主要是广大农民群众。
大家知道，过去，在村务管理上，一般是村干部说了就算，定了就干，群众对村干部在很大程度上有依赖性，“干部一声吼，群众跟着走”，村干部有威信有威望。
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农民各种各的田，生产经营、分配都由自己决定，对村干部的依赖程度明显降低，一些村干部在生产指挥权失落的同时，也失却了引导组织农民群众的渠道和手段，工作中的难度很大，加之，农民群众（包括党员）的价值观念，思想行为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些人各种各的田，各挣各的钱，对集体的事不关心，不过问，对村干部的管理、教育漠然置之。
一些人“有田有地不找你，有吃有穿不靠你，不批不斗不怕你，不交水费气死你，有了问题老缠你，解决不了就骂你”，给村干部开展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使一些干部感到“行政命令不行了，思想工作失灵了，经济调动没钱了，法制管理没权了”，“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
这就造成了落后的管理手段和复杂的管理对象之间的矛盾。
这种落后的管理手段与复杂的管理对象之间的矛盾，是制约村干部发挥作用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是政策与工作的矛盾。
党的农村政策，是村干部发挥作用、做好工作的基本依据，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往往会出现某些政策的不适应性和难操作性。
如“七不准、八不准”“几到户、几公开”、 “村委会选举委托投票不得超过2人”等规定，这就产生了政策与工作的矛盾。
从而使村干部常常处于困惑之中。
有的观望、徘徊；有的急抓一把，急功近利；有的干脆放任自流，躺倒不干。
这种政策与工作的矛盾，使村干部工作很难稳定有序。
四是素质与要求的矛盾。
农村工作的发展，要求村干部不仅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而且还要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生产管理能力。
但是，村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是不平衡的，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导致有些工作抓不实、抓不了、抓不好。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治理论素养需要提高。
部分村干部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不读书，不看报。
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导致政策水平低，领导能力差，对我国在农村的现行政策产生怀疑或动摇。
对此，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利用5年时间选派10万名大学生到村任职；区开办了村干部大专学历教育班。
二是缺乏工作激情。
一些农村干部说“我们不是‘飞鸽牌’，而是‘永久牌’不敢得罪人的太多，我们基层干部手中的制约办法少。
软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完不成，领导不满意；硬了，群众又骂是歪嘴和尚念经，是‘土皇帝’。
部分村干部和国家干部不一样，往上没啥奔头，对上别挨批评，对下过得去就行了；有的工作不敢碰硬，遇到难题就回头，见硬就弯，孩哭抱给娘，上下推卸责任；有的工作敷衍塞责，缺少创见，因循守旧，工作停滞不前。
三是组织纪律观念淡薄。
有的村级干部政治纪律性差，对党的方针政策不积极认真贯彻，只顾本位，不顾大局，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组织纪律性不强，搞家长作风，对组织决议不执行，我行我素。
在村级党员干部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赌博、封建迷信、滥砍盗伐、超生、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出现违法乱纪现象。
村级党员干部政治思想素质上存在的问题，形成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又有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
由此可见，村干部整体素质与要求的矛盾成为制约其发挥作用的又一重要因素。
3、面临大好形势，认识到农村工作的有利方面，增强自信心在分析和认识村干部工作重要性、艰巨性的同时，还应看到我区农村工作的一些有利方面。
从大的方面讲，一是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大政方针已定，各级政府对农村工作逐步加强，政治形势稳定。
二是农村税费改革深层推进，从取消农业税到“以工哺农”的“两补一贴”的政策落实，极大地缓解了我们村干部的工作压力。
三是农村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大，农民收入农年增长。
四是干群矛盾有了进一步缓和。
五是农村工作环境得到改善，村干部的待遇有了明显改善。
从小的方面讲：一是农业产业化使更多的老百姓享受到实惠，让群众对党委、政府、干部、党员有了新的认识，干部关系进一步融洽。
二是一批重点工程建设，为我区创造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三是继续加强的国家惠农政策，将在更大程度上，刺激我区农业生产，调动农民的种田积极性。
四是各极党委、政府对村级干部建设给予了更大的关注，我区村干部的待遇将得到进一步落实。
分析矛盾和问题，有利于我们面对困难，增加压力；认识有利的方面，可以使我们树立信心，开拓进取。
我们在座全体村干部，身负重大的责任，身肩重要的使命，都应该更进一步坚定干好工作的信心，下定干好工作的决心，面对困难，自加压力，挖掘优势，开拓进取，造福乡民。
第二个方面：村干部承担的职责与应当发挥的作用 1、谈一谈村干部的职责。
古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么在位则要谋其政，在位也就是你有一定的职务，谋其政，政呢，就是你应担负的责任，谋呢，就是去履行。
担负一定的职务，就要履行应负的责任，我们村干部应谋哪些政呢
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不折不扣落实政策（对区以上）。
二是顾全大局交好帐（对乡镇）。
三是抓好稳定和发展（对村）。
四是抓好队伍自身建设（对自己）。
2、谈一谈村干部的素质村干部的素质，说得通俗一些，就是当村干部应具备的条件和水平。
实践证明，一个村工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干部素质的高低。
一名合格的村干部应具备的素质总结一下可以用以下二十个字进行概括，即：政治坚定（思想），业务精通（能力），公道正派（品德），清正廉洁（形象），胸怀大局（志向）。
怎么才能做到政治坚定呢
同志曾经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对干部的最根本要求。
村干部要做到政治坚定，从党在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和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应主要做到三点：一是牢固确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作为带领群众致富的村干部，应当高度重视和加强政治修养，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经受住各种考验，真正做到在关键时刻，在突发事件面前，在各种政治风浪中，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带领党员群众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奋进。
有的村大搞赌博歪风、信仰邪教，村干部不闻不问，不向上级汇报，这就是政治不坚定的表现；群众对有些政策不理解，喊娘骂党，村干部也是人云亦云，这就是政治不坚定的表现。
二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集中表现，也是衡量干部是否合格的最重要的标志。
村干部要做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模范，牢固树立一切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造福于人民的观点，组织和带领群众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三是具有强烈的改革创新意识。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时期，村干部担负的任务十分繁重。
要完成这些任务，村干部必须具备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解放思想，勇于改革，敢于创新。
不能为人一届，村容未改，面貌依旧。
怎么做到业务精通呢
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成为领导市场经济的行家里手，是新时期工作向我们提出的要求。
干部不仅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要掌握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专业知识，有真才实学，做到又红又专。
对于决策水平来说，正确的决策，可以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顺利贯彻落实，使群众尽快走上富裕之路，反之，错误的决策可能给工作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从总体上讲，正确的决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里我想讲一下村干部的“德财兼备观”***。
怎么做到公道正派呢
公道，即公平、合理、公正。
正派，即正当、公正、正直。
公道正派，也称公正原则。
这就要求干部在发展自己时，不要损害他人、集体和社会的利益，要求个人的自我实现目标与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相一致，做到处事和待人都要公道正派。
只有这样，才能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团结一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三个文明建设搞好，才能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村干部。
怎么才能做到清正廉洁呢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历来人们对为政廉洁者的形象写照。
“公生明，廉生威”，村干部只有公正才能清明，只有廉洁才能有威信。
我们不能否认领导者同样是人，同样要食人间烟火，但是，职、权、责是对等的，你有多大的职务，就能行使多大的权利，也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同样，人民群众对我们村干部的要求也就更高，职权和监督也是成正比的，所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要塑造自己良好的形象，就必须清正廉洁。
怎么才能做到胸怀大局呢
村干部进行的是一种组织和协调活动。
这就要求干部要站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立场上，站在全局和集体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科学有效地统筹谋划，统领全局，审时度势，驾驭局势。
潘区长的矛盾工作法****。
3、谈谈村两委之间的关系村党组织是村级组织的领导核心，党组织与村委会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第一，村党组织的职责任务 《安徽省村两委工作规则》第四条规定，村党支部的主要职责任务有7项：（1）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执行村党员大会的决定、决议；（2）领导村民委员会、共青团、妇代会、民兵、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种村级组织，支持和保障这些组织按照法律法规、章程和职责开展工作（3）加强对村经济工作的领导，主持制定村经济发展规划，讨论研究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4）支持和保障村民依法开展自治活动，领导和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5）负责村、组干部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6）搞好本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工作；（7）加强村“两委”班子和党员队伍建设，坚持学习培训、民主评议党员和干部、民主生活会、密切联系群众等制度，大力培养和发展优秀青年农民入党，积极培养村级后备干部。
第二，村党组织的决策方式《安徽省村两委工作规则》第七条对属村党支部实施决策的，规定按以下方式进行：（1）村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决策方式：会议由村党支部书记主持，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员参加。
会议要充分发扬民主，形成的决定、意见和建议须经应到会委员过半数同意。
如情况紧急，村党支部书记可临机处置，事后应及时向村党支部委员会报告。
村党支部委员会会议每月至少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随时召开。
（2）党员大会决策方式：会议由村党支部委员会组织，党支部书记主持，全体党员参加。
会议讨论的议题先由村党支部委员会研究提出初步意见和方案,经党员充分酝酿、讨论后，作出决定或决议。
会议进行选举时，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须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五分之四，被选举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实到会有选举权人数的一半，始得当选；会议决定其他重要事项时，到会人数须超过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所作决定须经应到会有表决权党员的过半数通过。
党员大会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随时召开。
第三，如何加强党组织对村委会的领导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政治上的领导，就是在政治上支持村委会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工作，保证村民自治的正确方向。
工作上的指导，就是在工作上支持村委会和村民依法开展自治，经常过问村委会的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保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的落实；思想上的教导，就是经常组织村委会成员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增强法制和政策观念，经常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及时解决思想上的问题。
形象上的引导，就是要求党支部和党员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带头致富的模范，实践“三个代表”的模范，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群众、教育群众。
4、谈谈村干部应起的作用 （四大员）一是当好宣传员。
这次当选的村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各村的能人，其工作上与上级组织接触多，政治素养、政策水平、见识胆略相对较高。
这就要既要求你们自觉主动地向一般群众宣传党纪国法、产业政策、市场行情和各类农科知识。
又要利用长期与群众在一起生活，同呼吸共命运，掌握情况多的优势，倾听群众呼声，归集群众意愿，向上级组织做好宣传，帮助上级组织因地制宜决策工作。
二是当好领航员。
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作为村里的领路人，要有服务村民的意识，戴上“望远镜”，立足村情，着眼长远，制订各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排出阶段性实施目标，组织全村群众一个战役一个战役的打胜。
《农村工作通讯》提出村干部不能得几种病：切忌患上“多动症”，东抓一把西抓一把。
切忌患上“近视病”，哪里黑了那里歇。
切忌患上“红眼病”，百姓富了不服气，百姓穷了看不起。
切忌患上“健忘症”，只埋头自己致富，忘了带领群众发家；见到利益朝前跑，听到问题躲着走。
三是当好示范员。
在我区产业化水平不高，农民种养潜在风险较大的今天，农业生产怎样对接市场
种什么养什么
怎样种养
村干部比一般村民有更理性的认识。
作为村经济发展的带头人，要有敢为人先的意识和敢于冒险的精神，首先将自己的责任田建设成供村民学习取经的样板，对充分调研后看准的新项目群众还不接受的情况，带头示范推广，真正把教训留给自己，把经验传给群众。
（张传峰） 四是当好指挥员。
税费改革以来，村集体“无钱办事”问题比较普遍，发展村级公益事业难度很大，诸如村级道路养护、人畜两防、通讯文化设施建设等单个农户干不好也干不了。
这就要求村干部发挥指挥员的作用，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奔着目标大步向前，从而把受益人口多而单个农户干不了的事情办好，推动村集体经济和村域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第三个方面：怎样做一名合格的村干部如何当好村干部，履行好“村官”这一神圣而重要的职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我认为，还必须做到“正、硬、愚、和、善、责”六个字。
（1）正。
就是要心正、行正、公正。
心正就是要心眼要正，心术要正，主观上摆对自己的位置。
作为一个村支部的班长，作为一村之长，首要的就是要有仁者之心，急老百姓所急，想老百姓所想，盼老百姓所盼，努力使自己成为老百姓知冷知热的贴心人；行正就是行为要端正。
行，顾名思义就是走的意思，走路要走正路，方向对，脚步正，才能一帆风顺，勇往直前，否则就会碰壁，甚至会失足坠崖。
公正就是处事情、看问题要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倚。
古人说得好：“为公威仪重，无私功自高”，一名“村官”，只有做到心术正，行为正，办事公，处事明，永远保持那么一股子浩然正气，才能赢得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
“正”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讲正气。
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日趋完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其间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比如说，在这次村委换届过程中，争的、吵的、闹的、拉选票的、上访告状的虽然不占多数，但也不乏其人，个别村的老百姓甚至认为，闹事的有“出息”，告状的有“能耐”，导致村里正气压抑，邪气上升。
这些足以说明，在当前新形势下，讲正气势在必行。
我们每位“村官”不仅要自己讲正气，而且要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教育和带动群众讲正气，这是确保农村的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基础和保证。
（2）硬。
就是要具备带领基层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硬本领。
“打铁先得自身硬”，作为一名“村官”，光有仁者之心，做到“正”，远远不够，还必须具有铁匠的身，要有创新的意识，超前的思维，过硬的本领，才能让群众心服口服。
那么“硬”从何来呢
首先要不断充电（电视上网、双技培训）。
其次，要团结协作。
同志曾经讲过：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
意思就是不仅要十个指头全会动，而且还必须协调配合，才能奏出优美的旋律，否则就是乱弹琴。
一个称职的“村官”，不仅能够做到独挡一面，而且还应该有过硬的协调配合能力，能够充分调动班子成员的积极性，使之分工合作，各负其责，有效地调动两委班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合力。
（3）愚。
指的是一种精神。
雷锋同志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人们说我傻，我就是要当革命的傻瓜。
”；河南省南街村的村干部，每人月工资只有250元，公开称自己是二百五干部，这些表面上都是痴、傻、愚，其实质是智，是大智若愚。
在座的诸位，都应当学习这种“愚”的精神。
“愚”的另外一种精神就是愚公精神，在当前新形势下，我们都应当提倡和发扬愚公精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天道酬勤，只要我们永远保持那么一股子蓬勃朝气，那么一股子昂扬锐气，何愁农村经济不发展，百姓生活不富裕。
（4）和。
就是要讲团结。
前面的“正”和“硬”是指个体而言，“和”则指班子整体。
老百姓讲得好，村里富不富，关键看支部，班子强不强，关键看班长，一个班子有没有凝聚力，有没有战斗力，有没有号召力，两委关系能不能协调，书记、主任至关重要。
常言到，和为贵，和气生财，政通人和，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任何形式的窝里斗，搞内耗，最终结果只能是断送自己，延误一个村的发展。
因此，在日常工作中，要“求大同，存小异”，不要在一时一事上斤斤计较。
世上什么人最亲，不外乎“生我的”和“我生的”，但是亲人之间也会有矛盾，更何况我们是通过政治途径或民主选举产生的一个领导集体，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才工作在一起，所以，大家在具体工作中，要自觉做到互帮、互助、互谅、互让，树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工作理念。
（5）善。
指的是一种品德，一种领导艺术。
作为一名“村官”最起码应该懂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要善意待人，善意理事，善的另一层意思就是知人善任，韩非子曾经说过：“为人君，须让智者尽其虑”，意思就是说当皇帝就要让有才智的人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帝王服务。
在座的各位都是一村之主，人常说，三个臭皮匠能顶一个诸葛亮，提建议的人多了，办法也就多了，发展的思路也就清析了。
（6）责。
就是指责任。
我们在座的是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的带头人，更应该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时时处处为百姓的利益着想，为群众的生活着想，把带领群致富奔小康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殚精竭虑干好工作，尽心尽力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作一个群众依赖的好“村官”。
相信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念好“六字经”，一定能做一名组织信任、群众信赖的村干部。
最后，祝大家在今后的三年里，工作顺利、业绩辉煌、心想事成
乔石同志追悼会悼词是什么
你看新闻呀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是不是 没有改变土地制度呢
因此具有局限性
自辛亥革命至今，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近百年的跨世纪的变革。
站在新中国60周年的历史关节点上回望之，它给我们带来强烈震撼和深思：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村土地关系演化有中国之剧烈、之频繁;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土地归农是民心趋从的重要条件;土地制度变革常常成为社会革命的动因和前导，引发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因此土地制度变迁中的政治稳定权衡多于经济效率权衡。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效的土地政策、法律和制度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长期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本文梳理了我国传统的土地经济理论、政策思想和制度特色，分析了中国革命和风暴时期的不同土地政策主张和实践，重点回顾了新中国60年农村土地制度的四次重大改革，反思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世纪变革中土地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历次变革中的经验和教训。
自辛亥革命至今，现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经历了98年的历程。
近百年的历史跨越了两个世纪，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历史时期是中国革命和风暴的时期(1911～1949.9)，就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而言，先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后有共产党的“耕地农有”的思想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实践。
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政府实际执行的土地政策，则背叛了三民主义的主张，极力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这种做法实际上为共产党以“耕地农有”为号召，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推翻反动政权创造了条件。
“得民心者得天下”，“土地归农”再次成为民心趋从和革命成功的关键。
第二个历史时期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建设和转型发展的时期(1949.10～今)，其间，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运动、家庭承包经营等三次重大变革，至今已形成“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一套完整的新型土地制度，从而加速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一、中国农村土地世纪变革的政策思想和制度基础 中国是最古老的农业国家，五千年文明史其实就是农耕文明发展史。
自周建立民族国家始，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全部封建社会的经济政策思想史也是一部土地经济思想史。
中国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丰富的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从而构筑了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并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
它不仅维系和支撑着中国封建社会大厦沿袭两千多年不倒，甚至深刻而全面地影响着中国现代近百年的土地革命和制度变迁，乃至整个社会革命和经济发展。
中国传统的土地经济理论、政策思想和制度特色集中体现在下列方面： --土地问题对国家经济发展以及政治统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管子》认为，“地者，万物之本源”，“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
食之所生，水与土也”;《商君书?徕民法》说，“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
因此，“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马伯煌，1993)。
显然，有无土地以及土地占有关系是否均衡，是民心趋从和离散的重大问题。
所以，农民土地问题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所关注和重视的政务，上述思想被不断发展，并被载入《资治通鉴》一类的著作流传至今，成为官员或干部的必读之书。
--中国历史上，反复演绎着土地“强制兼并”和“拟制兼并”的故事，与此相对应的是朝代更迭的周而复始。
强制兼并和掠夺土地的典型案例如两宋时期的“公田法”、清代前期的“圈地令”;均田和限田的典型案例如盛行于西周的“井田制”和晋代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
土地强制兼并和掠夺带来极其严重的经济、政治后果，因此抑制兼并、均田和限田思想和政策主张在封建社会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从两汉时提出限田主张，经过唐宋时期抑制兼并思想的演变，到明清时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理论。
时至今日，“土地兼并必然引发社会动荡”的后此谬误，仍然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占有王权化的思想根深蒂固。
中国自秦汉以来实行地主土地私有制，但在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下，地主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等私有土地权利并不稳定，田产可以随时易主，农民的私有土地产权没有保障。
传统土地文化的王权化的“劣根性”挥之不去，演化为今日之“公权”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
从上述简短的梳理和分析中不难看出，土地问题中渗入了太多的政治问题。
传统的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既是现代中国土地制度变迁财富，又是土地制度创新的历史文化包袱。
20世纪土地革命和制度变迁就是在上述文化传统和制度基础上开始的;21世纪的土地制度深化改革，还将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
这就是中国土地问题的特殊性。
二、中国革命和风暴时期的不同土地政策主张和实践 中国革命和风暴时期，我国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的发展有三条线索。
即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的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政府实际执行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农民运动及其根据地的“分田分地真忙”。
1、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的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 应该看到，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思想是对封建土地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比如封建社会后期，王夫子提出的“土地民有论”，王源提出“有田者必自耕”的主张。
这些思想必然影响后人。
更重要的是，自19世纪40年代始，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导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的封建压迫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交向为恶，迫使农民走上反抗道路。
这一切促使一批仁人志士在投身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思考农村土地问题。
早在1905年，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时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同年11月，孙中山在创立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把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而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当时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是：“核定天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杜虹，1998)。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做了适应潮流的新解释：“所谓平均地权就是私人所有的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农民之缺田地，论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种”(杜虹，1998)。
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但这些主张都没有能够实现。
2、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政府实际执行的土地政策 蒋介石及其控制的政党和政府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背叛了三民主义的主张，极力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甚至不承认中国存在农民土地问题。
1933年蒋介石曾说过：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亦不患地主把持。
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唯苦地不整理。
为了缓和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日益发展的矛盾，国民党政府虽然宣布过要在不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二五减租并在部分省市试行，但因遭到地方阶级的强烈反对而最后宣布取消。
1930年6月30日颁布的《土地法》，也根本否定中国存在的土地问题，其“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收获总额之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的规定也是一纸空文。
国民政府横征暴敛，加上天灾人祸，造成民不聊生。
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做法实际上为中国共产党以“耕地农有”为号召，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推翻反动政权创造了条件。
3、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中的地政策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逐步认识并明确地把农民问题看成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并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
曾精辟地指出，农民问题的实质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实质是土地问题。
从那时开始，共产党人就一直把土地问题看成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十分明确的主张彻底推翻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地农有。
但是，剥夺地主豪绅的土地后到底归谁所有，在党内外一直存着争论。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认为“耕地农有”是解除农民贫困的根本办法;如果农民得不到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他们便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
会议发出《告农民书》，第一次提出了 “没收地主的土地，实现耕地农有”的主张。
但1927年4月，中共中央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却提出了土地国有的政策主张，认为“必须要在平均享有田地权的原则下，彻底将土地再行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
而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
这种错误主张导致了中国最早的农民运动发源地如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土地革命的失败。
1931年2月，苏区中央局在第9号通告中明确提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是，不仅要取得土地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所有权”。
这年3月，江西省县区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在主持下通过了《土地问题提纲》，明确宣布土地归农民私有。
1936年7月，中央发布《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正式确立了“耕地农有”政策主张。
此后，关于如何分割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如何稳定农民的土地占有关系等问题，在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探索。
比如，1927年于11月28日，立夫为党的六大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草案》中就主张，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一切没收土地之实际使用权归之于农民，首次提出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问题;江西革命根据地1931年通过的《土地问题提纲》，按照土地归农民私有的逻辑，作出了土地可以自由租借、买卖，租额由出租和承租者双方自由议定，土地遗产由所有者生前自由处理，政府不加干涉等正确的规定。
至稳定和保障农民土地权利，当时根据地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两条：一是土地按人口平均或者将田亩的50%按人口，50%按生产成员平均分配，《土地问题提纲》还规定，土地分配之后“生的不补、死的不退”;二是实行土地登记，1931年6月1日，苏区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会颁发《关于实行土地登记》的布告，提出“……要实行土地登记，苏维埃政府发给土地证予农民，用这个证去确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他人不得侵犯，政府不得无故没收”。
上述只是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在有限的区域内“斗地主、分田地”，对土地制度建设进行了极其艰难地探索，这种探索几乎包括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稳定农村土地关系的所有方面。
三、新中国60年农村土地制度的四次重大改革 新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
第一次是土地改革(1949.9～1953年春)。
土地改革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政策主张和根据地“分田分地”探索在夺取政权条件下的一次充分的实现，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延续、扩展和深化。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
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出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1950年6月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我国土地改革在全面展开。
到1953年春，除了中共中央决定不进行土地改革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约700万人)外，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已宣告完成，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获得了7亿多亩土地，免除了350亿公斤的粮食地租，实现了几代人“耕者有其田”的夙愿。
从新中国初期的历史文献看出：“农民在分得土地以后，是作为小的私有主而存在的……”;农民私有土地可以买卖、租佃，但要受一定的限制。
为保护农民土地私有财产权利，当时的县人民政府普遍给农民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在这份全国基本统一法律文本中规定：农民土地房产“为本户(本人)私有产业，耕种、居住、典当、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土地改革产生的深刻影响在随后几年的农业增长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1952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由11318万吨增加到16392万吨，年平均递增13.14%;棉花总产量由44.4万吨增加到130.4万吨，年平均递增43.15%;油料由256.4万吨增加到419.3万吨，年平均递增21.17%。
第二次是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土地制度变革(1953～1957)。
互助合作运动大致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是从全国解放到1955年夏的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二是自1955年夏至1957年的高级社阶段。
互助组有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等形式，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在保留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农户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户间通过人工互变、人工变畜工、搭庄稼 、并地种、伙种等形式，相互提供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困难或者借此提高收入。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最主要特点是，农民仍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必须交给初级社统一使用，允许社员保留小块自留土地，年终的分配时，农民土地股份参加分红，因此，初级社有时也称土地合作社。
高级社是在初级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它实行土地、耕畜和大型农具作价(股份)入社，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但仍允许农业合作社留下总耕地的5%由农户分散经营，自由种植蔬菜或其他园艺作物。
自留地归集体所有，不征公粮，不交集体提留，规定经营者不得私自出卖、出租和非法转让。
综上可以清楚看到，农户私人 所有的土地被改造为社区(高级社)集体公有土地的过程和路径。
第三次是公社体制下的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制度安排(1958～1978)。
公社体制下实行农村土地三级所有。
其做法是：原属于各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和社员的自留地、坟地、宅基地等一切土地，连同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一切公共财产都无偿收归人民公社三级所有。
公社对土地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生产、统一管理，实行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
但要指出，公社体制是在长达25年的运行过程中不断整顿和完善的，从“整顿和巩固公社的组织……”(1958.12)，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1959.2)，到要求“各地人民公社在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1959.4)，再到颁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人民公社60条)(1962.9)，标志着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关系，先后经历了人民公社所有、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以生产大队所有为基础、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以生产队所有为基础等三个阶段，逐渐走向成熟和定型。
人民公社60条最终将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四固定”到生产队，分配核算也以生产队为单位，形成分别以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基本单元的社区性全员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的农村经济管理格局。
第四次是“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改革(1979～今)。
改革30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9)，恢复和拓展农业生产责任制，逐步确立“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新型农村土地制度。
第二阶段(2000～2008)，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沿两条主线展开：一是继续完善并用立法规范承包土地制度;二是探索和推进土地征用制度及农村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
农村土地制度30年变迁采取了农民自发制度创新与国家强力推行相结合的方式，沿着“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保障收益权、尊重处分权”路径前行，至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和成型的新型土地制度。
这一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充分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利益的同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一制度的政策内容包括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长期不变，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长期不变，允许农户在承包期内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土地经营权，允许集体经济组织拍卖荒山、荒地、荒坡、荒滩的经营权，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有偿转让集中土地的经营权来实行适度的规模经营。
这些精神和政策以法律形式载入了《农村土地承包法》。
四、农村土地制度世纪变革的历史反思 1、中国传统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近百年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并还将继续影响土地制度创新 中国传统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极其丰富，深刻影响了我国近百年农村土地变迁和必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三方面： 第一，国家治理中高度重视土地问题传统思想，把土地问题作为民心趋从的重要筹码，在土地制度变革中政治稳定权衡多于经济效率权衡。
我党领导和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和建设也是如此。
2005年7月，作者在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古镇做典型村落调查时，瞻仰了红四方面军所在地川陕省恩阳县委旧址(恩阳镇老场社区)。
看见县委厅堂内中完好地保存着当年刷写的三条标语：正中的槛方上的标语是“红军胜利万岁”，左边为“土地归农民而战争”，右边为“粉碎川陕会剿”。
看见这几条红军标语，我们仿佛又看到贫苦农民被“土地归农”的期待所激励起来的高昂的革命热情。
新中国60年的建设历程中，每逢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造成农业生产出现问题、社会稳定出现隐患时，总是把土地权利部分地归还给农民，用“吃定心丸”的办法不断激励农民对土地的热情，以此来提高产出，化解经济社会矛盾。
如今，我国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工业化、非农化仍然不足，经营土地仍然是农民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主要来源和手段，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的社会心理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从古至今的中国历史均表明，土地制度的变革并不是孤立的，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引发社会连锁反应是剧烈的，因此有效的土地政策、法律和制度也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长期坚持家庭承包经营这一基本制度是历史之必然。
第二，土地占有关系紧密联系着社会阶级的利益格局，从而决定着政治治理格局，因此与上述理论和政策思想相关联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是：在衰落的政体中土地制度变革是社会革命的先导，在稳定的政体中土地制度变革总是滞后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土地占有关系紧密联系着社会阶级的利益格局，从而决定着政治治理格局：食封邑的等级领主土地制度，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分封体制;西晋的“占田制”与“九品中正制”形成一一对应关系;延续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导致了农村“三长制”(邻长、里长、党长)的产生，而且发展成中国独具特色的“乡保里甲”基层行政管理体制。
在现代社会，农业份额逐步下降并没有导致土地占有关系与政治结构关系的“疏远”。
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由社会底层一跃而成为社会的主人，而昔日高高在上的地主则跌到了社会底层;人民公社制度使千千万万个农村组织成为一个个带有军事化色彩的大集团;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一推行，立即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并且迅速恢复和重建了乡(镇)基层政权，乡村自治制度建立起来，从而形成了“乡政村治”全新的基层政治格局。
这种状况决定了历朝历代对土地制度变迁都取谨慎态度，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从本根本上触动土地制度。
时至今日，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远远快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
第三，中国农民“均田地”的文化传统对近百年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进一步创新都有重要影响;但我国农村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快速推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土地创造了条件，可以逐步加大土地适度集中规模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