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的真实面貌是怎样的
原文如下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在我国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对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学术界普遍认为，要全面深刻地研究古代中国、传承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离不开对科举制度的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日前推出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科举制度历史，剖析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多方面的多重影响，并详细介绍科举制度在各朝代是如何运作的。
张希清先生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导，北大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也是《中国科举制度通史》三位主编之一。
近日，正在出访美国途中的张希清教授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编者还科举本来面目 以历史鉴诫未来读书：中国科举制度被废止于1905年，今年正逢一百十周年。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集聚多位专家学者，历时六年，终成多达五卷四百五十余万字专论科举制度的巨著。
请简要介绍一下编写这一专著的缘起及写作、出版过程
张希清：我们酝酿编纂《中国科举制度通史》由来已久。
早在2009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之时，就开始了这一策划。
我首先向当时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领导提出这一计划，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
然后，我邀请毛佩琦、李世愉共同担任主编，邀请郭培贵、金滢坤、武玉环、高福顺、都兴智、吴志坚、胡平参加编写，另外又聘请王戎笙、傅璇琮、陈高华、吴宗国、宋德金五位先生为顾问，共同组成《中国科举制度通史》编纂委员会。
他们都是对各断代科举制度史有过多年潜心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的成员，如我和毛佩琦、李世愉是主席团主席，郭培贵、金滢坤是常务理事，五位顾问则是主席团名誉主席，便于合作。
2012年，这一项目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随后，又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为“国家图书出版‘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列为“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并分别给予了编纂和出版的经费资助。
于是，我们立即召开项目开题及研讨会，商讨编纂计划并进行具体分工：由毛佩琦执笔撰写总序，金滢坤撰写隋唐五代卷，我撰写宋代卷，武玉环、高福顺、都兴智、吴志坚撰写辽金元卷，郭培贵撰写明代卷，李世愉、胡平撰写清代卷，从而正式开始《中国科举制度通史》的编纂工作。
经过三年的撰写、编辑工作，编纂委员会同心协力，笔耕不辍。
与此同时，上海人民出版社领导和编辑也付出了大量心血，终于出版了这部由十位作者历时六年完成的五卷四百五十余万字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
读书：如今的读者对科举制度的了解，大多停留在中学历史课本上所说的“科举制度取代了九品中正制，因而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以及《儒林外史》“范进中举”章节中的情景。
总的感觉，那是一种陈腐落后甚至戕害人心的制度。
若果真如此，现在出版《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有何现实意义
张希清：在改革开放之前，“科举”确实成了陈腐落后的代名词，尤其是《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故事选进中学语文课本，更增加了科举的负面影响。
其实，科举作为在中国古代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一项最重要的官员选拔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
科举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选拔了大批治国安民的杰出人才，改变了古代官员的结构，提高了古代官员的素质；科举考试推动了社会的上下流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科举取士还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且对于近代文官制度的产生也具有借鉴作用。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也日渐暴露，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例如在考试内容方面，唐宋的格诗律赋、帖经墨义，尤其是明清的八股文，都对治国安邦没有多大用处。
以此取士，非但不能选拔经世致用之才，反而会败坏人才。
清朝末年，虽然对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为时已晚，科举制度最终没能免于被废除的命运。
我们撰写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是全面记述和论说科举制度从创立、发展、兴盛到衰落直至最后被废除的历史的大型通史。
首先，力图“还历史本来面目”，讲清楚科举制度的历史原貌；同时，也要关注现实，“以历史鉴诫未来”，对科举制度有一个价值判断和致用追求，尽可能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迪。
同志一再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举制度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金榜题名殊幸事 寒窗十年辛酸泪读书：“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从章回小说到传统戏曲，科举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苦读几部儒家经典以及华丽的诗赋，然后赶考中举中状元。
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请简要介绍科举制度。
张希清：中国的科举制度是朝廷开设科目，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官员选拔制度。
确实，实际情况并不是只读几部儒家经典，作几篇华丽的诗赋，然后赶考就可以中状元的。
参加科举考试需要一定的资格，一般需要品行端正，没有犯罪记录；身体健康，不能有痴哑、侏儒、腰脊折、肢残等废疾；具有一定的学历，宋朝曾规定国子监生需要在学听读五百天、州县学生需要在学听读三百天后方可参加科举。
明清时期，非国子监和州县学的生徒不能参加科举。
科举及第一般需要通过三级考试，第一级是州府主持的“解试”（明清时称为“乡试”），第二级是礼部主持的“省试”（明清时称为“会试”），第三级是由皇帝主持的殿试。
考试的内容不但有经义、诗赋，还有论策；考试制度也很严格，每开科场，考官要“锁院”与外界隔离，考场上严禁挟书、传义、代笔，试卷评定时要对考卷封弥（糊名）、誊录，经过三级评定，才能决定是否录取，以防止各种徇私舞弊。
解试（乡试）、省试（会试）都有一定的名额。
解试（乡试）录取的比例大概是几百分之一，省试（会试）录取的比例大概是十几分之一。
经过严格考试，应举人解试（乡试）、省试（会试）、殿试均需合格才能科举及第。
科举及第者不是“百里挑一”，而是“数千里挑一”。
科举及第的第一人称为“状元”，第二人称为“榜眼”，第三人称为“探花”。
如果独占鳌头中状元，则更是“数万里挑一”了。
另外，科举及第一般需要一二十年的寒窗苦读，经过若干次三年一开科场的三级考试，可见科举之路是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
从章回小说到传统戏曲大多描写“金榜题名”，很少描写“名落孙山”。
其实，金榜题名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不仅要看到“一举成名天下知”，还要看到“十年寒窗苦读书”，看到“名落孙山”的失落和悲凉。
读书：作为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必然有着一个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
科举制度渊源于南北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
历朝实施的科举制度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张希清：中国的科举制度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延续至元明清，前后经历了一千三百年之久。
其创始于隋朝的具体情况如何，由于史料缺乏，难得其详，只能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的科举考试中推知一二。
唐朝自武德四年开科取士，科举制度得以确立。
有选拔文官的贡举，选拔武官的武举，皇帝临时下诏开科以选拔特殊人才的制举，以及由少年儿童参加的童子举。
贡举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等科；考试为解试、省试两级；考试内容有帖经、墨义、诗赋、论策；推荐在录取过程中仍起一定作用。
取士人数尚少，每榜取进士仅二三十人，明经约一百人。
科举及第之后只是取得入仕做官的资格，还需经过吏部铨选考试，才能出任官职。
北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创立殿试制度，科举成为三级考试。
太宗、真宗时期，创立封弥（糊名）、誊录制度，在防止考试作弊中起了重要作用。
仁宗时期，彻底废除了“公荐”、“公卷”，实行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废除明经、诸科，专以进士一科取士；经术考试废除帖经、墨义，以经义、诗赋、论策试进士。
宋代科举及第一般不必经过礼部铨选考试，即可马上释褐授官，出任官职；科举取士人数大为增加，两宋取士约有十二万多人，平均每年科举取士三百七十多人，其科举取士之多，空前绝后。
明清时期，“科举必由学校”，科举取士与官学教育结合更加紧密。
科举考试内容更加高度统一，主要考试“四书”、“五经”和时务策，“四书”则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答案，而经义考试的文体逐渐演变为“八股文”。
防范和惩治科举作弊的制度空前完备和严厉。
科举取士的地域性进一步加强，不但在乡试中对各地区规定有一定的解额，而且在会试中也对各地区规定有一定的录取名额。
科举及第对在朝廷任官的资格起到更大的作用，科举及第者在高级官员的人数中更占有绝对优势。
清代后期，科举制度未能与时俱进，连戊戌变法时对科举制度的改良也被慈禧太后所废罢，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更加严重，以至于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废除。
平等的“中国精神” 辐射力远达西方读书：唐宋期间，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具有相当的辐射力。
有人称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贡献的“第五大发明”，请简要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张希清：中国的科举制度对周边国家曾产生深远影响。
早在科举制度创立之初，就有不少周边国家的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参加科举，入仕做官。
自唐宋至明清，都有日本、高丽、新罗、朝鲜、交阯（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的留学生在中国成为宾贡进士，他们及第之后有的回国，有的就在中国做官。
与此同时，日本、新罗、高丽、交阯等仿效中国，在本国也实行了科举制度。
如在唐代早期，日本模仿唐朝的科举制度，在中枢机构设有式部，其职责之一就是“策试贡人”。
与唐朝不同的是，日本进士科渐渐式微，秀才科日盛。
而且，由于考生多来自大学寮，而大学寮又多由贵族把持，科举渐渐失去平等的意义。
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就不再实行科举了。
朝鲜半岛的新罗，于元圣四年（788年）设“读书出身科”，或称“读书三品科”，就是模仿唐朝科举的明经科而形成的一种选拔官员的制度。
其后的高丽于光宗九年（958年）决定正式实行科举。
高丽王朝后期，仿效中国元朝，规定明经进士科考试《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并且要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答案。
后来又规定了乡试、会试、殿试三场制。
在李朝时期，则全面实行科举制度。
越南首开科举是在相当于北宋时期的李朝。
其后在相当于明朝时期的陈朝、胡朝、黎朝、莫朝，相当于清朝时期的黎朝、西山朝、阮朝，一直实行科举制度。
其最后一科在阮朝启定四年（1919年），那是在中国清代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十多年了。
在考试程序上，越南的科举也与中国大体相同，不同朝代有不同科目，考试内容有中国的四书五经，也有越南的典籍。
其文体，有诏、诰、表，也有诗、赋。
周边国家对中国科举制度的仿效、引进，也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在这些地区的广泛和深入传播。
科举制度对西方也有重要影响。
早在明朝末年，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时，曾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发出由衷的赞叹；葡萄牙人曾德昭则在《大中国志》一书中详细记录了科举的全过程，认为科举是最公正的选官方式。
晚清来华的美国人丁韪良认为科举是提供了“公平机会”的真正民主，他说：“可以断言，如果我们采用中国测试候选者能力的办法来选拔最优秀的人任政府公职，那必将对我们的文官政府产生积极作用，其益处将大于那些技术方面的发明。
”由于科举制度的西传，西人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科举制度是最公正、最平等的选官方式，而这种平等与民主正是西方中世纪所没有的。
因此，一旦了解了中国的科举制度，西方思想界便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种平等的“中国精神”成为西方一系列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人的理论武器，在法国以及后来的英国形成一股倾心中国文明的潮流。
通过他们，中国的科举制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历史进程。
孙中山先生说：“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
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
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
”中国科举制度为世界现代文官制度提供了借鉴，这对人类文明是一大贡献。
科举学已成显学 专家的三条建议读书：随着近年来“国学热”的兴起，关注并研究科举的学者也越来越多。
截至去年，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日本轮流召开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已有十一届，科举学已然成为一门显学。
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如何
对于有志于科举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您有何建议
张希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科举制度的研究活动愈来愈活跃，逐渐成为一门显学。
第一，出版了大量的科举研究论著，据不完全统计，专著就有五百余部，论文有五千余篇；还创办了《科举学论丛》等定期的科举研究学术刊物。
第二，至今已经在中国大陆、台湾及日本召开了十一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三，全国各地创办了一批中国科举博物馆，如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等；举办了许多科举文化展览，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的“中国科举文化展”就在北京、台湾、澳门及温哥华等十余个地区进行了巡回展出。
第四，涌现了一大批中国科举文化的研究者，其中专门从事科举的研究者约有数百人，撰写过一般科举文章者则有数千人。
第五，开展了国际间科举文化交流。
第六，成立了全国性的科举文化研究的社会团体——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对科举制与科举学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科举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如果说对有志于科举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提一点建议的话，我认为：第一，要尽可能地穷尽史料。
傅斯年先生说：“史学即史料学。
”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找什么
就是找有关的史料。
这些史料包括文献史料，也包括文物、考古的史料等等。
当然，找到有关史料之后，还要认真辨析史料的真伪，解读史料的含义，了解史料的背景，分析有关史料与其他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联系等等，下一番艰苦细致的功夫。
这一番辨析、解读史料功夫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寻找史料的功夫。
接下来，则是如何运用这些已经辨析、解读之后的史料，解决历史上的问题。
第二，要尽可能地穷尽今人有关的研究论著。
学术研究也是一个传承创新、世代接力的过程。
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前人已有的研究为基础，才能站在学术的最前沿，将学术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不断推向前进。
这样，不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更重要的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激发下，或将某一问题不断推向前进，或另辟蹊径，别有洞天。
第三，要努力回答科举制度“是什么”、“为什么”和“有什么用”的问题。
首先，要努力弄清楚科举制度“是什么”，即还科举制度的本来面目。
只有弄清楚科举有哪些制度
这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形成之后又有哪些发展变化
才能奠定科举制度研究的扎实基础。
然后，再进一步弄清楚为什么形成这些科举制度，其沿革、发展、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最后，要努力回答科举制度有哪些规律性的东西，对当前的社会发展有什么用处，可以提供哪些启迪和借鉴。
我们研究古代的历史，不仅仅是“还历史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让历史鉴诫未来”，即我们的历史研究不但要具有学术价值，更要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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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昌” 传奇与历史相距多远
良 从玉田韩昌墓说起 清代康熙年间玉田县志》记载：“韩昌，字延寿—韩氏在辽为玉田望族，昌名未列辽传，大都督疑为封号，《辽史》南面京官有辽阳大都督府，或即其官耶
”清代光绪十年版《玉田县志》载：“辽大都督韩昌墓—昌字延寿，墓在城东南韩家庄，有碑高二丈，字剥蚀，仅得其时代、姓名、官职。
”清代编撰的《遵化州志》以及三个版本的《玉田县志》均记载：在玉田县城东南韩家庄曾有一墓碑，上刻“辽大都督韩昌墓”七字，但此墓早已无存，不知毁于何时。
这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题目：玉田曾有韩昌之墓吗
辽代确有韩昌其人吗
韩昌与玉田之间有何联系
韩昌形象的由来 韩昌的形象来源于民间传说“杨家将”的故事。
杨家将的故事发生在北宋前期，在北宋中叶就已流传天下。
到了南宋，民间艺人将杨家将的故事编成《余烬录》等话本传播。
人们出于对抗敌御辱英雄的崇拜与渴望，及对屈辱求和的南宋政府的厌憎，对杨家将故事进行大胆想象与艺术夸张，塑造了杨家几代人的英雄形象。
进入元代，随着异族压迫的深重，杨家将故事又出现了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等。
明代中期，朝廷积弱，外敌虎视，这种局面近似于宋朝。
于是，杨家将故事成了民众借古喻今的极好材料。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民间艺术家在传说和戏曲的基础上，改编出历史演义小说。
主要有两种：一种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纪振伦的《初刻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又名《杨家府演义》；一种为嘉靖年间熊大木的《玉茗堂批点按鉴参补北宋杨家将传》，又名《北宋志传》、《杨家将演义》。
这两部书使得杨家将故事基本定型。
明清两代，戏曲舞台上有关杨家将的剧目品种繁多，还有许多评书、鼓词等说唱作品出现。
但这些小说、戏曲及说唱作品的内容与历史事实出入很大，成了英雄传奇。
在杨家将英雄传奇流传的同时，与杨家将对立的反面形象也出现了，那就是辽国的韩氏战将。
《杨家府演义》中出现了“辽将韩得让”、“大将韩延寿”，《杨家将演义》中出现了“幽州耶律皇帝殿前名将韩延寿”。
大约在明末清初，说唱艺人又给韩延寿起了个单名“昌”，同时“杨六郎”杨延昭也有了单名“景”。
韩昌又增加了新官职“辽国兵马大元帅”、“辽国大都督”。
至此，姓韩名昌字延寿的辽国敌将反面形象才算完成。
历史上的韩昌其人 韩昌在《辽史》上未见记载(1)，但1994年秋，在内蒙古巴林左旗白音罕山发现了辽国汉将韩德威墓志。
1995年，此地出土了辽国汉臣秦王韩匡嗣家族墓葬群。
之后此地还出土了“韩德威次子耶律遂正(又名昌)”(2)墓志，这样，韩昌的历史真面目，终于浮出水面。
韩昌，生于辽景宗保宁七年(975年)，卒于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他是大辽汉臣秦王韩匡嗣之五子开国公、上将军韩德威的次子。
契丹名：耶律遂正。
他身材高大，倜傥英俊。
胆大心细，武艺超伦。
韩昌在圣宗统和年间入朝为官，初任侍卫将军。
因精诚能事，受圣宗赏识，升任契丹户部使兼飞龙院事，又转任知上京副留守。
任职期间，受承天太后重视，升为东京留守，后又任上京留守、中京留守。
开泰元年(1012年)其四伯父辽国大丞相、晋王韩德让(耶律隆运)去世后，被调回朝廷重用，授北枢密院副使、北院宣徽使，位列九卿，与韩德让举荐的接班人耶律世良同掌北枢密院(相当于今国防部)。
后又升任南面都部署，顺义军节度使。
改任武定军节度使，移任辽兴军节度使、彰武军节度使、五州制置使。
因功勋卓著，加封崇禄大夫、检校太师、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衔同宰相)，使持节平州诸军事、平州刺史。
封上柱、国漆水郡开国侯，赐“忠勤守节功臣”。
后又迁大内惕隐，出任忠顺军节度使，移镇彰国军节度使，复授辽兴军节度使。
韩昌以同政事门下平章事、漆水郡开国侯的级别、爵位亲领辽兴军节度使，置身大辽与宋朝边庭重镇，足见辽圣宗对他的信任与倚重。
韩昌于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三月二十四日因病殉职于辽兴军节度使官邸，享年五十二岁。
“国人闻之，咸云罢市；天子闻之，谓曰辍朝。
(3)”当年十月二十八日，归葬于辽上京西北之屈劣山(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白音罕山)韩氏家族墓地。
韩昌妻肖氏封薛国夫人，生四子。
除第四子早亡外，长子耶律元佐，为皇帝侍卫官，后加封保义推忠功臣、保大军节度使、鄜、坊等州观察、处置史，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使持节鄜州刺史、上柱国、漆水郡开国公。
二子耶律宗福，封韩王。
三子耶律元亨，官至奉先军节度使。
据墓志载：韩昌为官，“事简民安，政清吏肃。
所行教化，随处民咏”。
韩昌统军，“一斗胆万人无敌，三尺剑四海知名。
临危而竭力输忠，率下而忧民恤物。
”韩昌继承其四伯父韩德让“结欢宋朝(4)”的对宋外交方针，努力维护辽宋之间的“澶渊之盟”，促进辽宋之间亲和共处，为辽宋两国的和平与繁荣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韩德让去世后韩昌大权在握的十几年间，辽宋之间一直和睦相处，没有发生军事冲突，这与在前线主持军事的韩昌竭力维持是分不开的。
令人难解的是：像韩昌这样的大辽栋梁之臣，逝后为何未列辽传
这真是千古之谜
韩昌与杨家将未曾交锋 将韩昌这样的亲汉和宋功臣视为杨家将的对立面，让他享受千载骂名，实在是一桩历史冤案。
其实，宋军事史上，韩昌与杨家将从未有过接触。
《杨家将演义》中描述的“幽州之战”、“血战金沙滩”，其原型就是历史上的“高梁河之役”。
公元979年五月，宋太宗统兵15万，北伐辽国，欲收复“燕云十六州”，六月底，宋军兵至辽军占据的幽州(今北京)城下，将幽州城围住，四面攻打。
但幽州城地势险要，城池坚固，守将韩德让率众坚守待援。
宋军连续猛攻半个月之久，始终无法得手。
七月初，辽军名将耶律休哥率援兵赶到，与韩德让里应外合，向宋军发起反击，两军在幽州城西郊的高梁河展开激战。
战斗当中，亲临督战的宋太宗被韩德让从地道出奇兵抄了后路。
宋太宗被辽军乱箭射中，身负重伤，只得乘驴车狼狈逃跑。
宋军失去指挥，四散溃逃，被辽军打得大败。
从此韩德让声震天下。
而此时的韩昌，刚满4岁，还是一个幼童，根本不可能参与。
《杨家府演义》中描述的“杨令公狼牙谷死节”之战，发生在公元986年宋太宗发动的“雍熙北伐”战争中。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趁辽景宗新亡，辽主母寡子幼，以为辽国政局不稳，有机可乘，决心发动二次北伐。
宋军共出动30万，兵分三路，分进合击。
东路，由曹彬担任主帅，直取幽州。
中路，由田重进为主帅，攻向蔚州(今河北蔚县)。
西路，由潘美、杨业统帅，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攻云州(今山西大同)。
战争开始阶段，宋军进展顺利，全线告捷。
其中，潘美、杨业的西路军声势最大。
辽国方面，韩德让随承天太后和辽圣宗率辽军迎战。
由于军事主官韩德让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还不断派出轻骑截断宋军粮道，东路宋军首先败退。
后又贸然出兵，再度攻向涿州。
双方在岐沟关一带展开激战，辽军集中兵力，以逸待劳，宋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
加上曹彬等大将临阵先逃，10万宋军溃散惨败。
韩昌之父、大辽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领兵从山西进军，反击潘美、杨业军队，大败侵扰山西之杨业部。
当宋军主力惨败，全线溃退时，韩德威与辽军名将耶律斜轸合兵一处，乘胜进击，夺取蔚州。
又与潘美、杨业交战于飞狐口。
韩德威、耶律斜轸在陈家谷设下伏兵，诱使杨业部队进入伏击圈。
杨业兵败，退至狼牙村，陷入辽兵重围。
杨业身中流矢伤重被俘，其子杨延玉战死，所率宋兵全部被歼。
杨业被俘后，绝食三日而死。
这场战争发生时，韩昌年仅11岁，尚未成年，也不可能发挥什么作用。
《宋史》上的杨业之子杨延昭，生于958年，卒于1014年。
杨延昭死时，韩昌尚未领兵，史料文献上也未见韩昌与宋军交战的记载。
而历史上真正与杨业父子对阵交锋、拼命厮杀的辽军主将，乃是韩昌的四伯父韩德让、父亲韩德威等。
因此，韩延寿的艺术形象，实际上是以韩德让、韩德威、康延寿(辽军猛将)等人为原型塑造的。
韩昌与玉田的联系 韩昌与玉田的联系，应从韩昌的曾祖父韩知古说起。
韩知古的祖父韩懿，是蓟州玉田县韩家庄的富户，未出仕为官。
韩知古的父亲韩融，唐末曾任蓟州司马。
耶律阿保机带兵征讨蓟州时，韩知古被俘获，成为述律家族的家奴。
述律平与耶律阿保机成婚时，韩知古作为陪嫁奴隶归附了阿保机。
后经康默记举荐，韩知古得到阿保机重用。
辽太祖建元神策初年，就遥授韩知古为彰武军节度使，后又任总知汉儿司事，掌管汉人事务。
韩知古依据中原汉族的礼仪、典章，参照契丹民俗，编订了礼仪典章制度，使辽国人易于知晓和执行。
不久，又官拜左仆射。
天赞年间，韩知古又同康默记统率汉军从征渤海国得胜建功，升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之职。
韩知古是辽太祖二十一名佐命功臣之一。
韩昌的祖父韩匡嗣(918年—983年)，是韩知古的第三子，因擅长医术，自幼在淳钦皇后述律平的长宁宫当值，皇后视其为亲子。
太宗时，出仕为官，授右骁卫将军，任太祖庙祥稳。
景宗即位后，授韩匡嗣始平军节度使，特进太尉，封昌黎郡开国公。
不久又加封推诚奉上宣力功臣，随后拜上京留守、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临湟尹，再加开府仪同三司、政事令，又任燕(南)京留守、卢龙军节度使，幽州尹，封燕王。
因其守卫南面边疆有功，加封匡运协赞功臣。
景宗乾亨元年(公元979年)九月，因兵败满城被免职。
同年十二月，遥授晋昌军节度使，加尚父、京兆尹，降封秦王。
乾亨二年，又委以专征之柄，授西南面招讨使。
乾亨五年(983年)十二月八日，韩匡嗣病逝于神山之行帐，享年66岁。
圣宗统和三年(985年)追赠为尚书令。
韩昌的父亲韩德威(942年—996年)，字可畏，是韩匡嗣之五子，于景宗保宁初年自燕台出仕。
先后任西头供奉官、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侍御史、骁骥尉。
因其武功盖世，谋略过人，授左羽林军将军、检校司徒。
在任期间，办事严谨，勤于职守，保宁九年(977年)，提升为皇城使、检校太傅、彰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进封开国伯，增食邑，赐“推诚忠亮功臣”。
未满一年，封开国侯，又赐“竭节功臣”。
乾亨元年(979年)加封检校太师，进封开国公。
乾亨四年(982年)，授云麾将军，任西南面五押招讨大将军。
任职期间，征党项，袭河东，使西夏，败杨业，屡立战功，声名赫赫。
圣宗称之“为将为相之材”。
统和十一年(993年)，又授复冠大将军、右金吾卫上将军。
统和十四年(996年)病逝于天德部署内，终年55岁。
在耶律遂正(韩昌)的墓志中，还特别提到其四伯父韩德让(耶律隆运)。
韩德让(941年—1011年)，是大辽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
自幼饱读诗书，熟习兵法，腹有治国兴邦之良策，心怀保境安民之宏志。
初仕景宗朝，为东头承奉官，补枢密院通事，转任上京皇城使，执掌皇都大内行政事务。
遥授彰德军节度使，曾代其父韩匡嗣为上京留守。
在“高梁河之役”中，不畏强敌，坚守南京，使战局转危为安。
又里应外合，大败宋军，一战名扬天下。
因战功拜辽兴军节度使。
乾亨三年(981年)又升任南院枢密使。
乾亨四年(982年)景宗驾崩，韩德让与耶律斜轸同领顾命大臣，辅佐年仅12岁的梁王耶律隆绪即位，深得承天皇太后肖绰的信任。
统和元年(983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政事令。
统和四年(986年)，韩德让随肖太后、辽圣宗抗宋，他谋划得当，指挥若定，最后大败30万宋军。
使宋朝军队精锐损失殆尽，从此再也无力北犯。
因功加守司空，封楚国公，并与北府宰相室昉共执国政。
他充分发挥治国安邦的才智，支持承天太后和圣宗推进辽王朝的封建化改革。
对内整顿吏治，立法修典，减轻税赋，科考选能。
对外采取了南和宋朝，西联西夏，东服女真的外交方针。
在韩德让的积极推动下，1004年，辽、宋达成了“澶渊之盟”，实现了辽宋之间长达120余年的和平局面。
统和十二年(995年)，任北府宰相，仍领枢密使，兼修国史，赐兴化功臣。
后又拜大丞相，总管南、北二枢密院事，总揽辽国军政大权，成了仅次于皇帝、太后的显贵人物。
韩德让一生先后被封为楚王、齐王、晋王。
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赐姓耶律，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后(即相当于辽太祖之父德祖的后裔)，进身皇族，置宫卫，位在诸王之上。
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三月初六去世，享年七十岁，谥号“文忠”。
此后，玉田韩氏子弟皆改姓耶律，韩昌也改称契丹名“耶律遂正”。
可见，韩昌是玉田人后裔，他的祖籍在玉田韩家庄(今河北省玉田县小韩庄村)。
这也是能在玉田出现韩昌墓的起因之一。
在玉田县小韩庄村西5里左右，有一个韩家林村，相传这里曾是韩昌祖上的家林。
在丰润区韩城镇流传着这样的传说：辽国元帅韩昌曾于此驻军，并建有韩昌府，筑有点将台。
后来，此地便称为“韩城”至今。
韩昌墓假 韩昌值得纪念 韩昌于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三月二十四日殉职于辽兴军节度使官邸(今河北省卢龙县境内)，他的墓志的出土，证明他最后安葬于辽上京之西北屈劣山韩氏家族墓地，这应是毫无疑义的。
但为什么清代玉田又出现了假韩昌墓呢
笔者认为：这是清初满清统治者推行“怀柔政策”的产物。
满清统治者出于促进汉族民众与之合作的政治需要，大力推崇异族合作的历史人物。
在这样的背景下，韩昌这个戏曲与传说中的艺术形象，便被化身为“夷汉合作”的历史人物推了出来，成为可供政治宣传的典范。
于是，假韩昌墓便写上了《遵化州志》、《玉田县志》。
可惜当时的编纂者十分缺乏历史依据，只能凭借道听途说胡编乱造。
这样，便以讹传讹地将韩昌编造成“姓韩名昌字延寿，官拜辽国大都督”。
为防揭伪，又掩饰为：“曾经有墓，不知毁于何时
”可见，造假者的心里也没有底气。
如今，由于考古成果的出现，玉田韩昌墓之谜已被彻底揭开。
但韩昌，这个大辽国加宰相衔节度使、开国侯、“忠勤守节功臣”，这个曾为辽、宋和平共处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却是值得树碑立传的。
笔者真希望能在韩昌故里树起一座纪念碑，实事求是地记录韩昌的生平业绩，客观公正地评价他的历史地位。
以昭示后人：对为历史做出贡献的人，历史是不会忘记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