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正式法律是
新中国第一部法律，这样出台 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是哪一部
答案是《婚姻法》。
1950年5月，新中国成立才半年多，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就颁布实施了。
新生的共和国，百业待举。
何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出这么一部关系到五亿中国人民婚姻家庭生活的法律
起草这部《婚姻法》的是些什么人
起草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
黄传会著、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天下婚姻———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一书，披露了其中的内幕。
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
2001年8月24日，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上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 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 新中国成立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新中国，决定让王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
王明并不是学法律的专才，但当年他在延安分管妇女工作，后来又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做过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
王明是属于学院派的理论家，要办什么事，先得找理论依据，他要求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必须很快熟悉这方面的马列论著，与同志们一条一条地审理中共在战争年代制订过的有关婚姻的法规和条例。
同时，也借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法》。
据说，初稿是由王明口述的，秘书记录。
那天，王明一口气述了17个小时，边述边改，17个小时一气呵成，形成了23000字的初稿，显示了王明的才气。
1950年4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向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并作了“草案”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
会议通过这部八章27条的《婚姻法》。
主席随即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婚姻法》于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
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三十年，到1980年才修改。
时隔不久，《人民日报》（海外版）又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同志：您好。
我阅读了你报2001年8月24日发表的《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一文，我认为文中有一部分是事实，但关于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部分不是事实。
当时王明是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他看过这个稿子是事实，但没有参与起草，也没有参与讨论，送中央政府之前，有没有提意见，我不了解，但决不是他起草的。
……罗琼2001年10月22日两个版本，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
仅就两篇文章来看，这个“罗琼”的来信应该说更可信一些。
几番周折后，我找到了“罗琼”。
原来，她正是原中央妇委委员、当时参与起草《婚姻法》的成员之一。
在我的要求下，她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少奇同志让咱们过去一趟，要布置新的任务。
” 1948年9月，解放战争进入了全面战略反攻阶段。
就在此时，中央妇委召开了一次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9月20日，会议开幕当天，朱德代表党中央致开幕词，周恩来作政治报告，邓颖超代表中央妇委作工作报告。
会议期间的一天傍晚，邓颖超对妇委会的同志们说：“少奇同志让咱们过去一趟，要布置新的任务。
” 从东柏坡到西柏坡也就二三里地，转过一个小土坡转眼间就到了。
刘少奇与王光美那时刚刚结婚不久，住在两间土墙瓦顶房里。
刘少奇热情地把她们迎进屋里，请她们吃花生和红枣。
“会议开得不错吧
”刘少奇问。
邓颖超说：“太好了
大家认真总结了过去的工作，讨论了当前的方针任务，而且还要研究制订今后妇女运动的方针。
” 刘少奇说：“关于妇女工作，一方面各级党委应当重视，加强领导；另一方面，妇女干部自己也应努力工作，主动争取党委的重视。
你们不是要党委撑腰吗
首先你们得有‘腰’，党委才好撑；要是自己没‘腰’，别人怎么撑也撑不起来。
” 刘少奇风趣的话语把大家都说得笑了。
“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很快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再有一年左右时间，我们就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片刻，刘少奇习惯性地点燃一支烟，“新中国一成立，你们妇女工作者的任务更重了。
有些工作现在就要开始着手准备和研究。
今天，找你们来，想先交给你们一项任务，先吹吹风”。
听说有新的任务，大家都很高兴。
邓颖超连忙说：“少奇同志，请给我们布置吧。
” 刘少奇说：“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没有一部婚姻法，我们这么个五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了
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中央妇委，你们马上着手，先做些准备工作。
” 说罢，刘少奇转身从一只从延安转战带出来、写着“奇字第3号”的小书箱里，取出一本已经发黄的小册子：“这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是1931年同志亲自签发的。
这是从封建婚姻制度下解放妇女群众，实行真正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条例，体现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
你们还要深入调查研究解放区的婚姻状况，总结解放区这些年来执行婚姻条例的经验教训，反复讨论，再动手起草。
” 邓颖超兴奋地说：“太好了。
这些日子，大家通过在农村蹲点搞土改，更加深切地了解贫苦农民，特别是妇女们深受封建婚姻统治的痛苦，他们迫切要求婚姻自由。
” 10月5日，会议闭幕前一天，刘少奇到会作重要报告。
他在报告的最后部分专门讲到婚姻法问题。
他说：“婚姻问题是妇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近我查阅了一些解放区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例，均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封建婚姻的旧传统。
新中国即将成立，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有一部统一的婚姻法，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你们现在就要组织力量起草新婚姻法，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
先准备一个草案，新中国成立后，由党中央送交中央人民政府，广泛征求意见，修改审定后公布施行。
” 光是框架就推倒重起好几次。
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妇委立即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组。
由邓颖超主持，成员有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王汝琪。
东柏坡是个群山环抱，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
中央妇委借用了老乡前后两个小院，前院两间土屋，一铺土炕，几张桌子，办公用；几位大姐和工作人员，住后院两间土屋。
起草一部体现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婚姻法》，对于这些妇女领袖来说，是一场新的考验。
起草小组成员中，真正学过法律的只有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的王汝琪。
但是，她们有着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长期做妇女工作，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渴望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感受极深。
她们派出工作组对婚姻问题进行专题调查。
据调查材料表明，当时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等省已解放的农村中，婚姻案件占民事案件的比例，少的占33．3％，最多的达99％。
在北平、天津、西安、哈尔滨等已解放的城郊中，婚姻案件少则占民事案件的11．9％，多的占48．9％。
在婚姻案件中离婚及解除婚约的，在上述农村中平均占54％，城市或城郊，少则占51％，多则占84％。
离婚原因主要是包办、强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重婚、通奸以及遗弃等，女方是原告，提出离婚的占58％～92％。
由于刚刚从土改第一线回来，大家相互提供了许多新的情况。
邓颖超说，土改在改正成分时，有些农村拿“破鞋”作为帽子加在一些妇女的身上，或者拿“破鞋”作借口剥夺她们应得的土地权，甚至把这作为打击妇女的口舌。
比如有一个不大的村子，就有80多个妇女被划为“破鞋”，加上这个帽子剥夺了她们应得的权利，甚至连她们的婚姻自由、选举权被选举权都被剥夺。
可怕的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加以区别。
究竟什么样的叫“破鞋”呢
只有专门以卖淫为生活来源的少数妇女，才能称为“破鞋”。
至于在农村中，贫雇农娶不起老婆，靠上一个女人；有的妇女守寡多年，靠上一个男人帮助干活……这些都应加以具体的区分。
产生“破鞋”的根源，一方面是因农民没有翻身、受经济压迫；另一方面是因婚姻不自由的制度所造成的。
而我们有些干部没有认清产生的根源，把农村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不加本质的、轻重的区分，一律加以“破鞋”帽子，这是错误的。
有些同志谈到，一些地方在土改中，以各种方式干涉群众婚姻自由，统治妇女、不准出村，甚至命令所有寡妇一定要嫁贫雇农光棍，把地富妇女当成胜利果实分配。
还有关于抗属的离婚问题，有些地方抗属提出离婚，没有经得前方军人的同意，便批准离婚，影响了军心。
…… 讨论问题时，大家开诚布公，畅所欲言。
因为这是为新中国和五亿同胞起草的婚姻法，大家都意识到它的分量。
光是框架就推倒重起好几次，每章每条都是字斟句酌。
每次讨论都是大家先发表意见，王汝琪作记录；然后她再拿出新整理过的稿子，又供大家讨论。
七八个人紧挨着围坐在炕上，东柏坡的冬天还是挺冷的，窗外寒风呼啸，屋里却讨论得热火朝天…… 由于当时中央妇委人手少，还要承担其他大量工作，婚姻法整个起草过程，断断续续，大约花了半年的时间。
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
在起草过程中，大家对一些条文有不同的看法，每次讨论都要发生争论。
争论最大的是有关离婚自由问题。
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9条规定：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
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
这一条，新的婚姻法要不要写进去
反对的人认为，在农村，离婚自由了，必定要触动到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必然将成为反对派。
另外一种顾虑是，当时形势发展很快，马上就要进城了，怕进城以后，一些干部以“离婚自由”为借口，另有新爱，把农村的原配抛弃了。
邓颖超作为一名妇女运动领袖，一直关注着民众的婚姻问题。
这一次重新起草婚姻法，邓颖超态度鲜明，主张写上“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这一条。
全国妇联档案处保存着一份珍贵的资料，这是邓颖超在中妇委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对于婚姻法内“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一条的意见：我主张这一条。
理由是中国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上妇女的痛苦最多，很多材料可以说明。
早婚、老少婚、买卖婚是普遍现象，如不根绝就谈不上婚姻自由。
妇女要求离婚，往往不允许，即便在党内也如此。
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是主要根据妇女利益提出的。
如果加上很多条件，反而给下边的干部一个控制的借口。
婚姻法是原则性的规定，破坏旧的，建立新的，就必须针对男女不平等现象，给妇女以保障。
考虑婚姻条例每条内容，必须从最大多数妇女利益出发，不能从一部分妇女的利益出发，更不能有为了限制或照顾少数男人的观点。
其结果，反而对多数妇女不利。
“我们同意第一种意见” 1949年3月23日，100辆卡车和20辆吉普车，载着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离开西柏坡，离开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千年古城北平挺进。
《婚姻条例》草案，又经过一番修改，1950年1月21日，由中央妇委呈送党中央，并附邓颖超亲笔信一封：毛、刘、朱、任、周并王明同志：送上中央妇委修改的婚姻条例草案最后稿，请审阅。
这个婚姻条例草案，曾经过妇委正式讨论过五次，会后交换意见多次，并另邀请了中组部、中青委、法委等几方面同志共同座谈过一次，历时二月有余。
几经争论，几度修改，有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争论的主要问题，即一方坚持离婚，即可离婚，不附任何条件一则，至今仍意见分歧，尚未能取得一致。
对于此点反对者是较多数人，赞成者包括我及少数人。
现为了应各地的急需，且有关广大群众切身迫切的利益，不能再拖延不决。
故大家商定，一致同意先以现在的草案（虽然我仍不完全同意），经妇委多数同意了最后稿，并将我们不同的意见一并附上，请中央参阅作最后决定。
另送了一份婚姻条例草案给法委，请法委将意见提交中央。
我们争论之是非，要求中央给予提示。
妇委同志希望中央审阅后能和妇委同志一谈，或中央讨论时，允许妇委同志参加，究竟如何
由中央决定。
…… 专此，敬礼。
邓颖超1950．1．21中央立即将该婚姻条例草案分别送各民主党派、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法制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以及政务院政务委员会议，各有关司法机关、群众团体征求意见。
一个星期后，中央法制委员会便向中央呈报了修改意见：主席及书记处各位同志： 对于妇委起草之婚姻法条例，我们有下列意见，提供参考： 一、关于离婚问题的意见：对此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离婚自由，即如双方愿离或一方坚持离婚者，即得离婚，不附什么条件；另一种意见，主张一方提出离婚者，须附有条件，合某一条件者，始得离婚。
我们同意第一种意见，因为离婚结婚自由，是反对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解放妇女的一个基本要求，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立法，应以进步的合乎新社会发展的原则为出发点，不应以过去的、需要改革掉的旧社会遗迹为根据。
中国社会中还有离婚结婚不自由的现象存在，这只能证明婚姻条例须有彻底解放的性质，才能冲破根深蒂固的旧社会枷锁，才能创造合于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的家庭关系，而不是相反。
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法律，本身应该具有引导人民前进的极大教育性质和解放性质，婚姻条例的立法精神，也应如此。
……法委会1月28日1950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公布。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绍禹（王明），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的经过和起草的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自中央妇委着手准备至今，历经一年半时间。
期间，曾经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改通过；又经政务院第22次会议讨论；并经由毛主席亲自主持、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委员、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委员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参加的联席座谈会讨论两次。
草案的各章各条，都经过反复的研究、讨论和修改。
除少数条文外，多的曾修改三十至四十次以上，少的也修改十至二十次以上。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颁布护士条例的目的
在社会运行中，人是最基本、最具活力、也是最可宝贵的要素，人的生存状况以及人的自身素质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一个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基础。
如何保护和教育当今的未成年人，他们具有怎样的生存和发展的素质，将预示着未来社会可能达到的水平。
家庭作为人成长的摇篮和社会化的首属群体，在未成年人保护中具有重要地位，这是由家庭对人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特有的功能决定的。
首先，家庭保护是未成年人生存之必需。
作为生物个体，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是在自然环境中生存的，它们遵循的是自然选择规律和“丛林法则”，凭借遗传和本能便自然地获得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自身的生存的能力，而人则不具备这样的特性。
正如美国学者伊恩·罗伯逊在谈到人的社会化时的这样一段描述：“在其他物种中，幼仔在出生或被孵化出来以后一般很快就能照料自己了。
而人类的婴孩却完全无能为力，在出生之后的好几年内都需要不断有人对他加以照顾和保护。
这一依赖期无论从绝对时间来看，还是从相对时间来看，都比其他动物长得多。
”②也就是说，一个人出生后，受与生俱来的生理条件限制，不能独立生活，必须依赖他人的抚养、照顾、教育和监督，否则就不能保证其生命的存活和健康成长。
人的这种生理特点，决定了具有育繁衍功能的家庭必然地承担起照顾和保护孩子的责任，这是普遍的规律，也是家庭最基本的和特有的功能。
“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宗旨之一，在家庭保护一章中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
”就是首先要为未成年人提供生存和成长所必须得吃、穿、住、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物质条件和以亲情为纽带的良好人际氛围，这种功能是学校、社会不能取代的。
第二，家庭保护赋予未成年人立足社会的能力。
“教育与保护相结合”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原则。
其目的是“促进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从广义上讲，教育是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特殊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
融入丰富教育内涵的保护，才能达到培育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目的，才能使一个“自然人”成为一个“社会人”，获得的立足社会的能力。
培养这种能力即符合社会需求的素质，既不能靠遗传基因，也不能靠被动消极的适应，而必须依靠他人、群体和社会的打造，这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化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最先满足人的欲求及与之发生互动的是家庭及家庭成员。
家庭对人的重要性在于：未成年阶段是人一生中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主要生活空间是家庭。
正是在家庭中，开始了最初的人际交流、感情联系，开始学习语言、启蒙大脑，并开始将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内化。
而且家庭是以血缘、情感关系为基础，以经济关系相联系，成员之间最为亲密的社会群体，在家庭中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情感的感染性最强烈、权威性最强，对现实生活的控制力最有效。
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单位，使教育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具有内容上的全面性和明显的针对性特点，最有益于社会主流文化的传递。
一般来说，人都是通过家庭认识社会、走向社会的。
未成年人在家庭中获得的知识、观念、行为习惯、及其他人格特质，是人的全面发展中的最基本的要素，能够在人的初始阶段打下未来立足社会的能力积淀，对其一生产生重要影响。
二、家庭保护的实质：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对个人而言，就是尊重人的合法权利，尊重人的能力差异，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独立人格，不断满足人的合理需求，真正达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进一步明确和突出了未成年人的权利，即“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
”将未成年人作为权利的主体，体现了我国政府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对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重视。
从未成年人权利的具体含义来看，生存权是指未成年人享有其固有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发展权是指充分发展其全部体能和智能的权利，包括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以及享有促进其身心全面发展的各种条件；受保护权是指不受歧视、虐待和忽视的权利；参与权是指参与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权利，以及就影响其生活的事项发表意见的权利。
③这些内容贯穿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字里行间，在家庭保护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比如在新增加的内容中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就是站在保护未成年人人身权和人格尊严的立场上，对我国多少年来固有的“棍棒出孝子”、“不打不成材”观念的否定，是对父母凭借未成年人对成年人在人身和财产等方面的依赖性，任意伤害孩子行为的限制；再比如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发展状况，在作出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决定时告知其本人，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这是对未成年人参与权的保护，即父母应当把孩子作为独立的人，给孩子表达意愿和选择的权利，不能忽视孩子的需求，以自身的好恶而违背孩子的意愿决定孩子的事项。
家庭的本质功能决定了父母必须从孩子生命的起始阶段给与他们多方面的照料，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侵犯。
在家庭生活实践之中培养孩子的生存能力，启迪他们的精神世界，学习在社会中做人做事的本领，是孩子在社会的舞台上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的必要条件。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和影响未成年人，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其终极目的是保障未成年人权利的实现。
因此从实质上说，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实现自身的权利，是父母作为其监护人应当履行的义务。
这种义务随着孩子的出生而产生，并贯穿在家庭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无论他们是否自觉、是否自愿，其观念与行为是否符合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宗旨、能否达到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在客观上都对未成年人的生存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关系到未成年人的权利能否得到充分地行使与维护。
三、家庭保护的问题：父母的“越位”与“缺位”把未成年人看作积极主动的权利主体，是现代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基点。
只有在充分尊重未成年人权利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才能使对他们的保护有利于他们的发展，最终达到其独立于社会的目的。
审视当今我国未成年人家庭保护状况，突出的问题是父母对未成年人权利的漠视。
具体表现为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越位”与“缺位”两种极端倾向。
“越位”表现为“保护过度”，父母在孩子养育中包办、替代过多；另一方面是监护责任缺失，父母不能很好地履行甚至不尽对孩子的抚养教育义务。
无论哪方面的问题都是在制造未成年人社会化障碍，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他们的权益，限制了他们自身的发展。
中国的父母不惜一切代价为孩子付出的精神和做法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在孩子的养育过程中，一些父母往往是按照成年人认定的理想的模式和目标来左右孩子的成长，急于“拔苗助长”。
孩子的现在只是为了他的将来，而对于未成年人自身个性的成熟和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需要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孩子作为独立的个体在家庭中应当享有的权利得不到尊重。
反映在教育内容上，父母们不顾忌孩子的感受、需求、能力和他们的长远利益，习惯于把成年人的思想观念强行灌输给孩子，按照成年人的意志为孩子安排生活方式和内容，确定生活目标和行为选择；在教育方式上，热衷于对孩子单向度的、教条的说教，不屑于征求孩子的意见、取得孩子的认同；在对孩子的评价标准上，以成人为中心的“听话”的孩子是好孩子，循规蹈矩被奉为楷模。
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当孩子们以其童心和对新事物的敏感接受新思想、模仿新事物的时候，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常常被父母们视为“不轨”而横加限制等等。
事实上这是在有意无意之中对孩子权利的剥夺。
其结果是，扼杀了未成年人作为权利主体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使孩子按照成长的自然规律的发展大打折扣。
他们由在家庭中缺乏独立的机会开始，逐渐发展为缺少独立成长的内在动力和勇气，弱化了在现实社会生存与发展的能力，甚至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自立于社会的人。
另一方面，在我国快速的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承载新一代人养育功能的家庭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冲击，夫妻离异家庭解体、农民进城务工亲子分离等家庭变故的增多，使父母对孩子监护缺失的情况日趋严重。
夫妻之间由于各种原因解除婚姻是夫妻双方的权利，由此而带来的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并不意味着家庭抚养教育未成年孩子的功能必然残缺。
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
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然而从现实生活中诸多遭遇家庭解体的未成年人的不良境遇之中我们真切地看到，一些父母在解除婚姻关系后也随即放弃、削弱或扭曲了自身对孩子的养育职责，人为地制造了孩子抚养教育中的种种问题，侵害了孩子的合法权益。
再如，当我国上亿农民走出故土进城务工、摆脱贫困的同时，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应运而生。
这些父母到城里打拼挣钱，获得了另一种生存方式。
同时又因为在城市里或自身难保，或无立锥之地，无法将孩子带进城里留在自己的身边。
留守的孩子很难得到父母贴身的关爱，也得不到父母的言传身教以及在思想和行为上的指导和帮助。
即便孩子被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尽管学校、社会作出很多努力弥补家庭监护之缺陷，但都不可能完全替代未成年人在最需要呵护阶段父母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父母外出务工所形成的子女留守状态催化或加重了有关儿童群体原先处于萌芽阶段的各种问题。
”④除了这些显性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中的父母“缺位”，还有更大量的因为客观困难、养育观念偏颇、抚养教育方法不当导致的对未成年人抚养和监护缺失的隐性问题。
⑤这些家庭保护方面的问题也成为造成家庭发展不和谐的重要因素，并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
事实证明，由于父母“越位”和“缺位”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侵害，比任何来自其他方面的对孩子的伤害都更为严重、更为深刻。
在一项全国未成年犯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有的孩子由于家庭贫困、父母离异或外出做工等原因父母无暇顾及，基本生活没有保障，其生存权益受到侵害，便以抢劫、盗窃为生；有的孩子受到身体侵害无力反抗，而家庭又不能为其提供帮助，出于安全的需要便在社会上寻求“保护”，直至受坏人指使贩毒、卖淫、抢劫等无所不为；有的孩子在家里经常受到父母的打骂和无端干涉，得不到应有的爱抚和尊重，造成心理和行为上的扭曲，便到家庭以外寻找发泄的渠道，因打架斗殴、聚众闹事而触犯刑律；有的孩子在成人不恰当的呵护之下并不能摆脱内心的孤独感，交往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使他们很容易参与社会上一些不良团伙，共同犯罪也在所不辞……事实上，如果未成年人的需求在家庭中得到满足，他们的权益得以有效的保障，或者当他们的权益受到外部因素侵害的时候，父母给予及时的抚慰或补偿，或许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犯罪。
至少在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之前，家庭保护可以起到预防和缓解他们违法犯罪的作用。
研究表明，未成年人处于人生发展的不成熟阶段，属于弱势群体，权益侵害更容易使其误入歧途。
这是因为一是他们获得需要满足的途径少；二是他们需要的满足主要依靠家庭和社会供给；三是他们无力抗衡权益的侵害；四是权益侵害容易引发心理扭曲和变态。
这种状况与性格异常、环境不良、家庭缺陷、教育不足等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相结合，往往使他们不假思索地采取伤害他人等过激行为，实际上就是以侵害他人的权益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获得需要上的满足。
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恶性事件增加的反面事例，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家庭对于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重要。
四、家庭保护的前提：父母的角色学习与教育父母是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保护的主体或执行者。
当我们揭示在未成年人家庭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对父母在履行监护职责方面不尽如人意之处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应当承认，父母承担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抚养教育未成年人并非可以无师自通，在家庭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缺乏这方面的学习造成的，而靠自身的力量又难以解决，需要必要的指导。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抚养教育未成年人。
”“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应当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学习家庭教育知识的必要性，确立了家庭教育指导的法律地位，这是对未成年人有效实施家庭保护的必要前提。
一个社会成员，无论社会地位高低，也无论达到哪一级文化程度、在工作岗位上作出了多么突出的成绩，都不能代表或说明他作为父亲或母亲的素质如何。
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有特定的角色规范。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父母全身心地位孩子付出，认为把劲使在孩子身上，关系到孩子今后的前途，而对于学习了解自身的角色职责，提高作为监护人的素质，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
往往是凭着自己长者的地位，凭着自己的想当然去抚养教育孩子，出现问题便在所难免。
在现代社会，对下一代的抚育，仅靠上一代人口传身授的教子经验和方法，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对父母角色的要求。
面对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不清楚地了解作为监护人的权利义务，不学习家庭教育的特点和规律，不提高自身的教育素质，就很难正确履行保护教育未成年人的角色职责。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提出的“学习家庭教育知识”应当是广义的，对父母来说首先要学习作为监护人的基本职责和规范，了解自身的义务、权利和履行这个角色的法定要求是什么；二是向孩子学习，了解未成年人的特点和需求，学会在孩子的立场上思考问题，适应子女的心理、生理及行为特点的变化，以有利于孩子的权利实现和全面发展；三是学习家庭教育的基本知识。
家庭教育是一门科学，教育子女是父母的一种智力活动，家庭教育的特点、规律、内容、方法的学习是无止境的，应当随着社会的角色期望和孩子的变化对父母角色的要求不断充实；四是在实践中学习。
父母的角色学习不是空泛的、脱离实际的学习，而必须在同孩子的互动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中进行。
有时候父母不经意的言行对孩子就是一种教育，同时也需要思考、需要智慧，需要在与孩子的互动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实践中举一反三，进而达到教育孩子的新境界。
毕竟，家庭教育是在个体家庭内部进行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父母的角色学习和对子女的教育实践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在我国，以家长学校建立为标志的家庭教育指导已有20多年的历史。
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在促进全民族素质提高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日益显现出来，也使得家庭教育指导逐渐成为有理论基础、有自身特点和规律的一个特殊的教育领域，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
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的问题是，一是有相当多的未成年人的父母未曾接受过正规的家庭教育指导，尤其是在教育问题较为严重的偏远、贫困农村，家庭教育指导几乎是个盲点；二是教育滞后，不足以对父母正确履行监护人的责任给予预期的帮助；三是流于形式，针对性不强，难以解决父母在孩子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四是家庭教育指导的主管机构和执行机构不明确，缺少必要的人员、资金等支持，甚至造成某些以赢利为目的的机构对父母的误导等等。
《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应当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为父母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
实施这一法律规定，关键是建立家庭教育指导的长效机制，把父母教育纳入国民教育整体规划，有相应的机构、人员、经费、教材、基地、科研等保障，使家庭教育指导正规化、规范化，使家庭教育知识的学习成为每一个有子女公民的必修课。
总之，父母要通过学习家庭教育知识和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达到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家庭教育的方法和规律，不断提高教育能力的目的。
这是父母作为家庭中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所具备的基本素质，直接关系到家庭保护的效果和未成年人权利的实现。
注：①本文系天津市 “十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与家庭教育指导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TJ05-JX009）。
② [美] 伊恩·罗伯逊著，黄育馥译：《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55页。
③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起草组编：《未成年人保护法学习读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2月版，第27页。
④陆士祯：《“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援行动研讨会（2005年5月河南）。
⑤郗杰英、鞠青主编：《家庭抚养和监护未成年人责任履行的社会干预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
谁有两法一条例的演讲稿啊
急- -
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北京御生堂中医药博物馆举行“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新闻发布会。
首先，我代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活动组委会，对各位记者、各位来宾前来出席今天的发布会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刚才大家参观了御生堂中医药博物馆，尽管这里展出的只是中医药百花园中的一朵，但我想大家一定都对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中医药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在博物馆里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原因。
此次中医药“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是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牵头，17个部门和单位共同主办的一次面向全社会的大规模中医药宣传活动。
经过长时间的策划和近几个月以来的积极努力，现在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将于7月上旬正式拉开帷幕，在北京举行启动仪。
下面，我就这项活动的有关情况向大家作一通报。
一、活动的目的和意义 中医药是我国的国粹，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防治疾病的实践中创造的独具特色的医学科学，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在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次举办的全国性科普宣传活动。
局党组对此高度重视，把它作为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要求精心策划，认真组织，周密实施，务求取得实效。
各主办单位积极响应，给予了大力支持。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传承中医国粹，传播优秀文化，共享健康和谐”。
举办“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就是要大力宣传党的中医药方针政策，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集中展示中医药悠久的历史、科学的理论、独特的方法、良好的疗效，让社会更加了解中医药，让中医药更广泛地进入农村、进入社区、进入家庭，为维护人民健康服务。
我认为，举办这项活动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是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落实吴仪副总理在今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的一次实际行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制订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丰富和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理论和实践。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充分发挥祖国传统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
吴仪副总理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医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了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中医药方针政策，切实加大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力度，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大力推进继承创新，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医药事业。
为了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研究解决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今年4月还成立了中医药工作部际协调小组。
与此同时，国家各有关部门也从许多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支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中医药事业当前正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
“中医中药中国行”就是在新形势下，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中医药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对百姓健康的关心和重视的一项实际行动。
第二，是宣传中医药科学文化、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需要。
人民群众的需求、理解、认同和支持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几千年来，中医药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防病治病的实践，不断发展进步，逐渐形成了完整而独特的医学科学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因此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信赖。
特别是在我国广大农村，中医药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举办这项活动，就是要进一步加强中医药科普宣传工作，集中展示中医药的科学价值、特色优势、历史贡献，展示中医药在当前维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医药、认识中医药、感受中医药，享受到中医药服务，提高健康水平，从而为中医药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是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满足群众医疗保健需求，提高群众健康水平的需要。
满足医疗保健需求，提高健康水平，让老百姓切实得到实惠，是发展中医药的根本出发点。
近年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较快发展，但是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已经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关注。
吴仪副总理明确指出，在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中医药大有可为。
中医药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医学科学体系，应当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为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作出贡献。
举办这项活动，就是要通过义诊咨询、健康讲座、发放科普宣传资料以及送医送药等形式，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特色优势以及在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等方面的独特魅力和作用，进一步推动中医药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更好地回报社会，惠及百姓，为提高群众健康水平服务。
二、活动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教育部、科技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后卫生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慈善总会等17个部门和单位共同主办，整个活动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
2007年先期在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厦门、香港等九地举行。
主要活动包括： 一是举行现场活动。
在今年先期开展活动的省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90多个城市的中心广场、4000多个城市社区和村镇举办现场活动。
现场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专家义诊、健康咨询、科普讲座、文化展示、文体表演、知识竞答、发放健康科普资料等。
二是开展赠书和培训活动。
这项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向基层中医人员赠送《乡村中医实用技术》和《社区中医实用技术》，向广大群众赠送《中医药知识普及读本》。
这三本手册，是由本次活动组委会委托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组织专家专门编写的，适用性强，对乡村医生、社区卫生人员和广大群众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同时，活动组委会还将组织开办中医药知识讲座，培训基层中医药人员，提高他们的中医药理论素养和诊疗技术水平。
三是开展“中医大篷车万里行”活动。
本项活动启动后，由活动组委会组建的中医大篷车队将深入到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的农村、厂矿、部队、学校和基层医疗单位，送医送药，发放科普宣传资料，慰问贫困家庭、困难职工、残疾人及军烈属等。
四是开展捐赠活动。
本次活动得到了一些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
活动组委会将把他们提供的药品、医疗设备、生活用品和学习文具等物资捐赠给基层医疗单位和贫困群体。
五是举办大学生中医药文化辩论赛。
邀请部分综合性重点大学和中医药院校组成大学生代表队，围绕中医药文化中大学生所关心的问题展开辩论，决赛实况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将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中华医圣》、《中医堂文化》电视纪录片和专题片，在活动期间播出；《中国中医药报》将推出“中医中药中国行”系列特刊，刊载各地中医药发展成就及特色优势，并将举办“我与中医药”有奖征文活动。
三、活动的主要特点 本次活动的层次高，规模大，范围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一是各地政府高度重视，相关部门大力支持。
这次活动的17个主办单位相互协作，精心组织，共同推动将中医药科学文化知识和服务送到千家万户；各地中医药管理部门作为具体承办单位，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精心指导。
这是办好此项活动的根本保障。
二是全国联动，共同推进。
在重点省市开展规范统一的启动仪式和现场活动，全国其它省（区、市）广泛动员，配合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科普宣传活动，形成点面结合，上下呼应，共同推进的互动格局。
三是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各地的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和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组织将积极参与进来，志愿者也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还有很多企业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以各种方式对活动予以支持。
四是服务百姓，回报社会。
这次科普宣传活动突出服务性，核心是让百姓得到实惠。
活动将在90个城市的4000多个社区和乡镇举办大型义诊活动，开展900场卫生培训和健康讲座，并发放科普宣传小册子300万份，宣传单页3000万份，印发《中国中医药报》“特刊”500万份，赠送中医药手册20多万册；中医大篷车队预计行程达15000公里；向基层医疗单位捐赠价值2000余万元的物资。
总之，这次“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是一次中医药文化之旅，一次中医药科普之旅，一次惠及百姓、服务大众的健康之旅。
我们将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团结协作，开拓进取的精神，确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并积极探索中医药科普宣传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新机制，力争把“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打造成一项影响广泛持久的品牌活动。
最后，我代表组委会再次向在座的记者朋友和支持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希望大家对这项活动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希望记者朋友们对这项活动进行更多的采访报道，以进一步扩大中医药文化的影响，扩大活动的影响。
我们将积极配合你们的工作，并尽最大努力为大家提供工作便利。
谢谢大家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是《公司律》，诞生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公历1904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