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现在的原稿在甘肃的哪个地方
你所说的应该不稿，而是文溯阁的藏本的。
下面为你解答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
全称《钦定四库全书》 。
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的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
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
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
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
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
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二次补抄。
1914年在杭州图书馆第一任馆长钱恂的支持下，由徐锡麟二弟徐仲荪及其学生堵福诜自费补抄，历时7年，史称“乙卯补抄”。
1923年，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得知徐仲荪、堵福诜的义举后，十分感动，但他知道“修补”量相当浩大，单靠几个人很难完成，必须由政府牵头。
在他的重视下，补抄人员增加到百余人，费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荪任总校，堵福冼任监理，历时两年，史称“癸亥补抄”。
解放初，由于徐仲荪和堵福洗修补《四库全书》有功，他们俩的画像曾被悬挂在杭州文澜阁，以志纪念。
2008年后《四库全书》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
如今《四库全书》只存3套半，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
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
文津阁本于1950年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
而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林彪下令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於戈壁沙漠中。
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
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
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处争议中。
目前大家公认的是文溯阁版最先是在辽宁沈阳故宫内。
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二部《四库全书》抄写完毕，送藏文溯阁。
民国时期，文溯阁《四库全书》辗转流徙，几经危殆。
1914年运京，存于保和殿。
1925年，奉天教育人士拟办图书馆，呈请北京国民政府当局索回此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也落入日本人手中。
日方曾假借所谓“国立图书馆”的名义代为封存。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才又回到人民手中。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战备需要，中央下令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从沈阳调出，运至甘肃存放至今。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
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
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
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下面专说文溯阁版的《四库全书》所存放的地点，甘肃省图书馆，创建于1916年，初名甘肃省公立图书馆（1932年更名甘肃省立图书馆，1942年更名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 1944年，国立西北图书馆（1947年更名国立兰州图书馆）创办，1949年10月两馆合并为兰州人民图书馆，后更名西北人民图书馆，从1953年起始称甘肃省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迄今已有近百年历史，是向社会公众提供图书阅读和知识咨询服务的学术性机构，国家一级图书馆，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全国九个地区性中心图书馆之一，也是西北地区的中心图书馆。
位置在甘肃省兰州市南滨河东路488号，其官网为：。
顾颉刚其人
顾颉刚生平 顾颉刚（1893一1980）,汉族,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
笔名有余毅、铭坚等。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读书世家,1897年入私塾读《四书》。
祖父、祖母和家仆都极能讲故事,顾颉刚从小就听了许多神话传说故事。
1906年入当地一所公立高等小学,1908年转苏州第一中学堂,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学,醉心于文学。
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沉迷于戏剧,发现一个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流迁变化。
1915年顾颉刚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册,对清代学术有较深领会。
1916年转北大本科,读哲学。
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
此事引起顾颉刚的兴趣,时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闲居,心情郁闷,无法着手古史研究,于是便搜集起歌谣来。
先在家中搜集,逐渐向邻居亲友搜集,一二年间竟搜到歌谣数百首,并其他方言、谜语、谚语、唱本、风俗、宗教等资料若干。
1919年5月,顾颉刚续弦,他写了一篇《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的民俗文章。
至此他开始考虑民俗学、民间文艺的一些问题,发现歌谣也和小说戏剧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变化。
1920年,顾颉刚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计划长期编纂一部《中国书籍目录》,约二三百卷。
冬,开始点校《古今俗书考》,同时,将自己收集的歌谣，对方言加注后陆续发表在《北京晨报》上,颇获学界好评。
1921年,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
同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伪书、伪事等问题,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
这时顾颉刚也致力于《诗经》研究,认为《诗经》中部分诗是徒歌的民谣,先后撰成《汉儒的诗学和诗经的真相》、《歌谣的转变》、《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等文章,研究《诗经》的过程中,在《通志·乐略》里读到郑樵论《琴操》的那段“杞梁之妻的话,引起注意,后又看到有关这个故事的材料,便下决心对这个故事作一番深入的研究,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部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拟将《诗》、《书》等古籍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初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
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
曾先后发表《郑樵对于诗词与故事的见解》、《东岳庙的七十二句》、《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各种方言标音实例（苏州音）》等文章。
1924年，《吴歌甲集》在《歌谣》周刊连载，反响很大。
同年底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惊动了中外学术界,一时应者蜂起,提供资料、书信讨论纷至沓来。
顾颉刚决定就孟姜女故事作一系列专题论述,他主编的九期“孟姜女专号,将征集到的孟姜女故事资料和自己的研究文章陆续登出,成为《歌谣》周刊所出专号中成绩最突出的一种。
1925年4月,顾颉刚等人到北京西效妙峰山进行社会民俗调查,后发表《妙峰山的香气》等文章。
“五卅惨案后,顾颉刚为《京极》主编《救国特刊》。
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
1926年初,《吴歌甲集》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室出版。
4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受到各界瞩目,使顾颉刚成为史学界的核心人物。
在所撰长序中,顾颉刚备述自己治学因缘,治学甘苦及治学方向。
5月发表《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系统》,6月撰成《苏州的歌谣》。
秋天,赴厦门大学任国学院研究教授。
年底,游泉州考察风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
1927年初,发表《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对孟姜女故事的见解更加成熟,体系更加完整,使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4月,赴广州中山大学,后担任学校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
年底,与何思敬、钟敬文等创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间文艺》（后改名《民俗》周刊）顾颉刚撰写了发刊词。
民俗学会还成立民俗物品陈列室,派员到韶关、云南等地考察、搜集唱本等民间文艺资料,创办民俗学传习班,顾颉刚主讲“整理传说的方法又编辑出版民俗丛书。
顾颉刚关于孟姜女故事的论著及其与师友的通信资料曾汇编成三册《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相继出版,《妙峰山》和《苏粤的婚丧》〈与刘万章合作〉也出版了。
1928年3月,顾颉刚赴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阐述民俗研究的意义和目标。
同时,顾颉刚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丛书》的总编辑,负责历史学和民俗学两类丛书的编纂。
在中大期间,顾颉刚还先后为刘万章《广州儿歌甲集》,周振鹤《苏州风俗》、钱南扬《谜史》、谢云声《闽歌甲集》、陈元柱《台山歌谣集》、魏应麟《福州歌谣集》、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书作序,发表《天后》及《东莞城隍庙图》等文章。
1929年5月，顾颉刚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课，主编《燕京学报》。
自到燕大后，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决定对旧系统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后撰写了大批论文,如《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等。
治史过程中,顾颉刚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其中《禹贡》等部分牵涉问题很多,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关问题。
这样,顾颉刚于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1934年初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
《禹贡》刊物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
同年,顾颉刚将自己研究《尚书》的成果分辑为《尧典评论》、《尧典问题集》和《禹贡讨论集》等出版,相继发表《五藏山经试探》、《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汉代学术史略》、《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三统说的演变》、《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夏史三论》、《九州之戎与戎禹》、《鲧禹的传说》等篇〈其中少部分与童书业合作〉。
1935年初,顾颉刚曾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主编《史学集刊》；7月,调查河北省古迹,编纂《北平志》,1936年5月,当选为禹贡学会理事,秋,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主编《大众知识》。
从1929年顾颉刚到燕京大学至抗战前夕,他曾做过民间文艺研究,1931年与吴立模合作写成《苏州唱本叙录》。
1933年参加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成立“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信读物编刊社〉,出版通俗读物,宣传抗日。
接着,发表《鸣凤记中的吴歌》、《明俗曲琵琶调》、《王恩任拟歌谣》、《北平说书分类》、《滦州影戏》、《孟姜女故事材料目录》等文章,又点校冯梦龙《山歌》等。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赴西北工作。
9月,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
编印《老百姓》旬刊。
1938年春曾先后赴临洮、渭源、康乐、岷县等地考察。
1938年10月,顾颉刚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在《益世报》上辟办《边疆》周刊1939秋,顾颉刚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先后到郫县、双流、新津等地考察。
1940年3月,创办《责善》半月刊,陆续发表《虞幕》、《乘龙》、《丽江禹迹》等《浪口村随笔》中的一些篇章。
4月,被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
1941年春,赴重庆主编《文史杂志》。
5月,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
冬,迁北碚,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教授等职。
1944年秋,受聘齐鲁大学重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同时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该年,与娄子匡主编《风物志集刊》。
1945年任交通书局总编辑,1946年主编《文讯》,完成《晋文公》等著作。
是年秋,赴西北,任兰州大学教席。
1947年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创办《民众周刊》,完成《当代中国史学》等重要著作。
1948年7月,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复旦大学教授。
1949年,上海合众图书馆油印出版了他的《西北考察日记》、《上游集》、《浪口村随笔》等著作。
秋，任诚明文学院中国语文系教授兼主任，又兼震旦大学教授。
解放以后,顾颉刚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
1951年任上海学院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复旦大学教授。
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担任《资治通鉴》总校。
1955年,开始标点《史记》。
1956年,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1957年,发表《息壤考》。
1958年,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
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发表《禹贡注释》。
1962年发表《尚书大浩今译》,1963年出版《史林杂识初编》,内含《蚩尤》、《颛顼》等篇。
1965年冬,因病到北京香山疗养院疗养。
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发表《柳毅传说与遗迹》、《嫦娥故事的演变》、《〈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等论文。
该年,担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研会副主席等职。
50年代， 顾颉刚“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 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 苦闷已极。
”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
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病逝世。
之后数年内,遗稿《〈禹贡〉中的昆仑》、《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论作》、《〈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六月雪〉故事的演变》等陆续得到发表外,顾颉刚尚有数百万字的笔记未曾面世。
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
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
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1924年,顾颉刚在《歌谣》周刊上连载《吴歌甲集》,历时三月,获得学术界好评。
《吴歌甲集》于1926年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单行本,这是一部科研价值很高的歌谣集子,不但出版的时间较早,而且有比较详尽的注释等,还附有研究文章《写歌杂记》多篇。
刘半农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在民俗方面,顾颉刚作过很多考察研究。
对妙峰山的考察,对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对苏州婚丧礼节的论述,都不断有文章发表。
在风气未开的当时,影响颇大。
其中《妙峰山的香气》对群众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况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种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庙主假神戚敛财的实质,发现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关系。
这体现了顾颉刚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观点。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我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
他对记载于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的考证,意在对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作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
其《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
特别是后文,更加全面而系统地体现了顾颉刚的见解,他最重视“演变法则,试图由此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形。
显然,他是将其古史学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运用到这个故事的研究中来的,这使其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成就卓然不群。
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结论,一直很有影响,特别是其中对故事历史系统的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成为定论。
后来的许多民间文艺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补充与发挥,他的“演变法则,也成为我们至今还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当然,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是将传说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
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
既然如此,传说中记载的其他古史现象也便不可信了。
这才是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真正目的,文章中贯穿了新疑古派的思想与方法。
在古史研究中,顾颉刚还涉及到许多古神话传说故事,对尧、舜、禹等神话传说均有研究。
顾颉刚为中国民间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出了很大贡献。
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动态考察的眼光（“演变法则”）和对古籍资料搜求鉴别的真知灼见,曾给我国民间文艺研究以巨大影响,他研究中被及到一些神话传说人物、事件等,成为后来一些人的研究课题。
除此,单就他在主编杂志、主持学会、宣传民间文艺、提醒带动同人进行民间文艺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导性作用而言,其功劳也是异常卓著的。
四库全书有几本
王云阶，1911年8月29日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大王家村。
中国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理论家。
1927年在上海新华艺术大学音乐系学习，后转入人文艺术大学音乐系，1931年在北平清华大学跟库普卡教授学钢琴，1937年至1938年参加冼星海领导的“星海歌咏队”，1947年进上海昆仑影业公司，1948年师从谭小麟等多名教授学习高级音乐理论，建国以后曾兼上海音乐学院作曲课，多次受聘于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
王云阶出生在美丽的胶东半岛——黄县的一个靠海的村子。
村里的人常来请妈妈给年画开眼。
那些大红与许多说也说不清的美丽的色彩，绚丽的窗花、端午时节孩子手脚上带的彩色花线、春节时做的“团圆饼”、多彩的风筝、小姑娘额头上点的红点……甚至天上的白云、窗上晶莹洁白的冰凌花也是那么纯净、美丽，它们让王云阶认识和懂得了什么是美。
齐鲁大地丰厚的艺术氛围，淳朴的民风、原汁原味的民歌、童谣、村子里婚丧时的吹打乐、传统的京戏、妈妈做针线时哼的小调，夏天的雷雨声、秋风里飘来的货郎鼓和吆喝声、虫鸣蝉唱……都给了王云阶神奇的音乐感受，使他如痴般的着迷。
为了听吹鼓手们的乐曲，幼小的他，跟着乐手们走过了一村又一村，有时忘记了吃饭，忘记了回家。
胶东半岛又是一个接触外国文化较早的地方，这也使王云阶能较早地接触了一些文明戏（话剧）和影戏（电影），幼时的王云阶就这样与美术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8年王云阶随全家迁居青岛，他进入了美国教会办的胶东中学开始学习五线谱，并学会了在风琴上弹奏四部合唱，同时，他的绘画成绩也十分出色，学校的走廊和楼梯墙壁上还挂上了他的油画，学校为了表彰他的音乐和绘画方面的成绩曾奖励给他一枚银质镀金的奖章。
父母一直希望王云阶能学习商务，以后能光宗耀祖，但这并不是他的追求。
在王云阶十岁时父母给他做了一套华贵的长袍马褂，带他去拍了一张照片，在摄影师的摆布下拍出的照片，人显得十分呆板，开始有了反叛意识的王云阶就在这张照片的背后写了一段话，以鲜明的态度表示了自己追求个性解放的愿望：“呆像何如木头人，年方十龄没天真。
褪却俗衣褪俗气，还我生机还我身
”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蒋光慈等人的作品震撼了他的心灵，对外国文学艺术的接触更开阔了他的眼界。
其中，雪莱的诗歌，丰子恺译编的有关世界名音乐家的介绍对王云阶影响最大。
那时，王云阶不仅热爱音乐和绘画，逐渐地对文学、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7年，王云阶只身到上海求学。
他在当时任新华艺术大学教务主任的大提琴家、声乐家潘伯英的热情帮助下，以学习西洋绘画为名曾先后在新华艺术大学，人文艺术大学学习绘画，同时就读音乐系，后又在国立音专兼学钢琴选科，先后师从小提琴家谭抒真、捷克钢琴家沃尔曼（ULMANN）、钢琴家泠兰琴（泠韵清）、车尔尼池卡夫等学习小提琴、钢琴。
在这个时期，潘伯英老师对王云阶的帮助和影响最大，在王云阶的印象里潘老师是一位献身艺术事业，不为名不为利，爱护学生的好老师。
以后，王云阶在艺术道路上，在音乐教育中常以潘老师为榜样，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路，像潘老师一样爱护着每一个学生。
潘老师也为有王云阶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在潘老师弥留之际还留下了遗言，将自己心爱的指挥棒赠给了王云阶，他知道他的事业是后继有人的。
1928年，受英国诗人雪莱的影响，在青岛的《青岛民报》上，王云阶用“雪林”的名字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诗歌《寄雪儿》，表达了自己一心向往着的春天。
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王云阶顽强并快乐地学习着，还有幸受应云卫的邀请，和谭抒真老师、潘伯英老师组成的钢琴与管弦乐三重奏，为话剧《威尼斯商人》配乐。
逐渐地，王云阶对音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32年，王云阶回到山东，在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
他在“五四”运动追求真理，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思想指引下，怀着振兴中华的纯朴愿望，教育学生并且指挥师生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歌曲，并在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上指挥全校师生唱《国际歌》，为此王云阶被捕入狱，被监禁了3年。
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他成为钢琴家的梦想。
在监狱里，王云阶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逐渐转变为一个自觉地要和人民大众结合的有志青年，并计划对曾经收集的民歌进行改编。
被保释出狱后，王云阶开始专攻作曲，陆续发表了由民歌改编的重唱《紫竹调》等音乐作品，翻译并发表了《苏联新兴音乐艺术》一文，向国人介绍苏联的新音乐艺术。
1937年抗战爆发后，王云阶怀着一颗抗日救国的的决心到了武汉，参加了冼星海主持的“星海歌咏队”。
在冼星海、林路等人的影响下，他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音乐运动。
聂耳、吕冀、贺绿汀、麦新、张曙、孙慎、孟波等作曲家的音乐作品，使王云阶看到了自己作品的薄弱之处，认识到只有投身到群众中去，融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在与大家一起高唱战歌时，才能感受到音乐艺术与民众相结合而产生的巨大力量。
这个时期，王云阶在积极进行抗日宣传的同时，满怀激情地创作了《我们在炮火中长大》（安娥词）、《抗战到底》、《东北，我们的家乡》、《好女儿》、《十三勇士》、《战地之春》等二十多首抗日歌曲，用音乐激励着无数有志气的人们。
王云阶还在纪念冼星海召开的全国歌咏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自己创作的长诗《向阿波罗宣誓》。
1939年，王云阶在四川除了教音乐外，还应邀参加电影音乐的创作。
他为影片《风雪太行》谱写主题歌、录音，可以说这部片子是王云阶为电影音乐作曲的处女作。
同时，他还为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的音乐指挥，为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指挥、录音。
这时的王云阶思想非常敏捷，才思奔放，治学严谨，多能多艺，在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朋友还给他取了一个雅号，称之为 “中国的莫扎特”。
这个时期的王云阶身体很差，经常吐血，朋友们都知道，王云阶不太会照顾自己。
只要一有工作他就什么都忘记了，见他身体这样虚弱，都很关心他，爱护他，劝他早些结婚，能有个人在他身边照顾他会好一些的。
于是，就在这一年的“八、一三”纪念日，曾经与他并肩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战友、同台演出《菱姑》的好姑娘——李青蕙，相爱并结婚了。
从那一天起，王云阶和李青蕙俩人开始了一起奋斗，同甘共苦，不论生活中有多少坎坷，王云阶和李青蕙都是共同分享欢欣与快乐，也共同分担磨难与痛苦。
就这样，王云阶和李青蕙相互支持着恩恩爱爱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他们的爱情故事一直是朋友们中广为传诵的一段佳话。
五十年以后，在王云阶和李青蕙的金婚纪念日，王云阶和李青蕙连续被评为上海市及全国的“金婚佳侣”。
1940年王云阶到达重庆，有机会结识了新音乐运动的领导人李凌、赵枫，舞蹈家吴晓邦。
这些人都给过他影响和帮助。
在这期间，他发表了歌曲《战地之春》（安娥词）、《我们是世界的主人》（臧云远词）等，还翻译了几篇介绍苏联音乐的文章。
并担任作曲和钢琴伴奏，与舞蹈家吴晓邦、戴爱莲、盛捷合作举行了一次新舞蹈表演会，周恩来副主席曾亲临观赏。
在此期间，王云阶也曾想去前线，但因咯血而未能成行，后来，从战地慰问回来的安娥又带来了在新四军工作的大妹的邀请。
可是，皖南事变发生了，有消息说她在战斗中牺牲了。
王云阶怀着十分悲愤的心情奋笔写下了纪念大妹的长诗《想念妈妈》，并在实验歌剧院的诗歌朗诵会上朗诵。
他在同年出版的《国防音乐》一书的扉页上标明：“仅以此书纪念亲爱的母亲和勇敢的妹妹”。
在“白色恐怖”时期，王云阶因为思想进步而无容身之处。
这个时期，他只翻译了一本《儿童唱歌法》。
1942年，王云阶受聘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任音乐教师，因不满该学校的高压政策，很快辞职转去青海主办音乐学校。
当时，他怀着“以有涯之生命创永恒之艺术”的梦想，并将它刻成了一方印鉴。
王云阶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跋山涉水到了西宁，他和在女子师范任教的李青蕙用抗日歌曲和艺术歌曲作为教材，结果受到追查，王云阶无奈离开了西宁到了兰州。
这一时期虽然吃尽了苦头，王云阶并没有放松对民族音乐的学习和记录，他在《青海日报》上主办了一个《乐艺》附刊，先后出了十五期和一个《青海民歌专号》。
此后，王云阶又先后受聘于成都金陵大学、四川省立艺专、南虹艺专等学校任教。
1945年，王云阶举办了两次个人音乐作品欣赏会。
作家陈白尘曾写介绍文章，舞蹈家吴晓邦在《云阶和我》一文中指出作曲家是“为抗战歌唱，为祖国而作曲”。
以后，王云阶到了上海，因思念青海和成都的学生他写了一首《牧羊恋歌》，歌唱家周小燕、喻宜萱在上海举行独唱会时都演唱过这首歌。
在这个时期王云阶受聘于上海美专音乐系任副教授。
1947年，王云阶经人介绍进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昆仑公司，担任了白杨的钢琴教师并为白杨主演的影片《新闺怨》作曲。
从此，他长期蕴藏在心底的音乐创作热情，象火山一样地迸发出来。
在为《新闺怨》作曲后，又连续为《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表》、《母亲》等影片作曲和配乐。
王云阶为影片《关不住的春光》写的插曲《青春的梦》就可以表达他在事业上找到了归宿后的欢乐。
在进入电影音乐创作后，王云阶离开了自己热爱的教育岗位，但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中还是接受了上海音乐学院的聘请担任客席教授，参与了对作曲系研究生的带教工作。
王云阶始终把培养年轻人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1949年7月，王云阶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来自国统区的电影工作者。
王云阶一直牢牢记住当时总理说的话：“今天见面，互道辛苦。
以后再见，要问进步如何。
”会议期间观摩学习了来自解放区的文艺节目。
从此，王云阶更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了电影音乐的创作。
建国后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专职从事音乐创作。
1951年，王云阶调北京任中央电影局艺委会委员兼音乐处副处长，并为《团结起来到明天》、《翠岗红旗》、《六号门》等影片作曲。
在创作《六号门》时，王云阶身背铺盖卷，与大连码头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习劳动号子，为此在1957年文化部举办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中王云阶获得一枚奖章。
1956年，王云阶为了专心于音乐创作，辞去音乐处的行政职务回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并负责组建了上影乐团，任团长，仍专门从事音乐创作。
在此期间，王云阶先后为《青春的园地》、《母亲》、《护士日记》、《湖上的斗争》、《不夜城》、《黄浦江的故事》、《林则徐》、《万紫千红总是春》、《飞刀华》、《魔术师的奇遇》、《青山恋》等影片作曲。
其中《护士日记》的插曲《小燕子》，以其优美悦耳的声调，舒缓有致的旋律，曾风靡一时，在全国广为传唱。
王云阶受过系统的西洋音乐教育，对西洋的音乐理论、技巧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
但他认为中国的音乐艺术是中国社会生活和人民思想感情的反映。
因此，在他的电影音乐创作中，从《六号门》、《护士日记》到《林则徐》的音乐创作，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一次成功实践。
《林则徐》的音乐，准确有力地渲染了时代气氛和典型环境，鞭辟入里地刻画了人物性格，乐曲的本身就是一部悲壮的爱国主义交响曲，浑然一体地成为影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显示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力。
王云阶除电影作曲外，还创作了交响乐《第一组曲·江南》、《第一交响乐》、《第二交响乐》、《第三交响乐》及室内乐《前奏曲与赋格》等多部音乐作品。
他还写过不少音乐理论文章。
主要有《电影音乐形象的塑造》、《从影片〈林则徐〉谈电影音乐民族化问题》、《谈交响音乐的音乐形象的矛盾冲突》、《〈傲蕾·一兰〉音乐创作随想》等。
他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总结，为我国的电影音乐创作和提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云阶虽已年逾古稀，还为影片《傲蕾·一兰》与《海之恋》，《江水滔滔》等作曲。
在为影片《江水滔滔》作曲时，他与年轻人一起坐着大卡车去外景地，因卡车的挡板被颠开从卡车上摔下来而跌断了手臂，他还是带伤坚持按时完成了任务。
在为《傲蕾·一兰》作曲时，他更是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来到哒斡尔族向当地的歌手学习当地的民歌，他骑着麋鹿爬山越岭，进入原始森林访问牧民，到地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海拉尔观看鄂温克族男女健儿的骑马射击比赛。
亲身感受大草原的人文环境，为他用音乐塑造人物形象积累了依据，创作了《一兰永不变》、《马上的哥哥你在何方》、《但等冬天雪花扬》等脍炙人口的歌曲。
王云阶曾参加1954年捷克第八届国际电影节，1982年法国第三十五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王云阶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上海音协副主席，中国电影音乐学会会长。
1996年6月4日王云阶因脑溢血在上海去世。
从1927年到1996年的七十多年里，王云阶的艺术生涯饱经苍桑，道路崎岖，对生活有丰富的经历，深刻的体会。
他的作品题材丰富：有历史的、现代的、工人的、农民的，少数民族的；体裁多样：包括交响乐、室内乐、电影音乐、歌曲。
由于他一贯坚持深入生活，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在西洋作曲技巧与西洋音乐民族化方面作了大胆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所以他的音乐作品充满热情，激动人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作为一位音乐家，王云阶热爱生活热爱音乐艺术，他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自己热恋的事业。
即使在受到批判被送进干校劳动改造的日子里，他仍坚持钻研作曲技巧，做了十本和声笔记 ；写成了一首管弦乐曲和一首赋格曲。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还在为自己尊敬的音乐家冼星海的第二交响乐做整理校对。
作为一位音乐教育家，王云阶热爱祖国，热爱孩子，关心后辈，他为孩子们写歌、写诗，翻译儿童唱歌法，向学生传授音乐创作技巧 ；他在自己经济拮据时，还预支自己下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学生的路费 ；他在学生有困难时，将学生当作自己的家人，供给他们上学 ；他在学生困惑时，为他们释疑解惑，他把爱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学生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