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有哪些成功经验
基本经验分析： 1) 套完整的思治教育组织和严密章制度是中共在黄埔 军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
在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机构方面，中共在黄埔军校有一整套完整的设置安排。
黄埔军校本部设置了党代表和政治部，配备了相当数量的专职政工人员。
政治部编制达70多人，聘定专任政治教官10余人，临时政治教官10余人，部内设置秘书、指导、编撰三股，分别由聂荣臻、杨其纲、王逸常负责，对内负责政治训练，指导党务活动；对外负责宣传和组织民众，推动国民革命。
在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及其显著成效的情况下，又特设培养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政治科”，也主要由共产党员主持，军政并重。
此外，中国共产党也在黄埔军校设置了党的组织，相继称为“黄埔直属支部”、“黄埔特别支队”和“黄埔党团”，统一领导学生的党支部和教官党小组，以代理政治部主任熊雄为书记，恽代英、杨其纲、安体诚等为干事，日常工作由鲁易和聂荣臻负责。
一整套完整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机构的设立，为黄埔军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规章制度方面，中共在黄埔军校制定颁布了严密而健全的规章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纲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官长政治教育计划》、《政治部服务细则》。
如对于政治部适用的《政治部服务细则》，包括总则、权责等共计134条，共计9000余字，全面而具体地对政治部的工作作出规定。
这些严密而健全的规章制度，使军校内部的各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章可循，有力地保证了军校的革命性，以及军校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
2) 紧握时代脉搏,培养反帝反封建革命军队，挽救民族于危亡，是军队政 治工作的一项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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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以“建立革命军，以挽救国家危亡”为口号和目标，希望建立不同于中国以往的旧军校，强调军事与政治并重，以培养深明革命道理、具有革命精神的革命军。
为此，中共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注重紧握时代脉搏，确立起了培养反帝反封建革命军队，挽救民族于危亡的教育目标，以培养学生的爱国、革命思想，振奋革命精神，提高为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而英勇奋斗的自觉性，增强部队作战能力为主旨。
1926年7月，周恩来在总政治部举办的政治训练班作题为《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的报告，指出“军队中为什么要进行政治工作„„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由于“革命军是建设的，军阀军队是破坏的，所以，我们革命军不是消灭敌军、扩张自己的军队，我们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
”他要求：一要使国民革命军革命化，通过政治工作把经济不安的民众收集在自己的旗帜下，明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确立革命观念；二要使官兵的思想统一化、系统化，通过政治工作使官兵明了党的理论、主义和政策，了解自身生活的环境，从而觉悟起来；三是使官兵的作风纪律化、统一化，通过政治工作使官兵明了纪律是“革命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要对官兵作出各种纪律规定，即使是宣传标语和口号也要按政治部的规定统一起来。
利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亲爱精诚，和衷共济”等标语口号向广大黄埔学子灌输先进反帝反封、挽救民族危亡的观念。
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国革命、团结合作、用于牺牲为主要特征的“黄埔精神”。
成为黄埔人在建校、建军和参加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中共共同打造出来的“品牌”，是黄埔军人克敌制胜的法宝。
3) 根据教育对象的层次性特点,因材施教,有助于提升教育效果。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根据对象不同内容和要求也有差别。
当时黄埔军校的 政治教育根据对象分为学生队、高级班、入伍生及学生军和军士教导四种。
四种对象的政治课程都不同。
如学生队的政治课程重在使学生了解三民主义及国民党方针政策，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况，以培养学生对革命尽职尽忠的精神为目的。
相比之下，高级班的政治课程增加了20种，以便担任革命军中较重要或专门的政治工作。
另外，军校还办了一些针对特定对象的教育培训，如培养和选拔党代表的政治训练班和对全校长官进行军长教育。
根据不同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内容在既定范围内作深浅难易、专门普通的调整，因材施教，有利于提高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为黄埔军校培养有志、有才之士做出了切实有效的贡献。
4) 以最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教育为内容，对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派 的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包,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特色。
虽然国共两党在性质上有着根本区别，但这一差异并没有造成到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分歧。
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
把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
在军校内开展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主义、军队政治工作等二十多门讲授课程，并确定了各门课程的内容提要，以明确教学内容、教学重点和任务。
另外，在学员的招收上，由于在前期采取推荐介绍入学的方式，使得进入军校学习的学员和工作人员既有来自国民党一党，也有来自共产党一党和众多暂未加入党派的青年，风云际会。
使得黄埔岛成为国共两党近距离接触，共同参与建校建军的重要基地，有效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特色。
5) 政工人员要确立良好的工作作风，对官兵起表率作用。
1926年9月，恽代英在军校作题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的演讲，指出“政治工作是重要的，但绝对不是唯一的重要”，也“不要夸大政治工作的地位，政治工作要与其他工作有很好的联系”，要“使人了解政治工作人员是帮助他们的，不是害他们的。
政治工作做好了，其他的工作都可以得到好处，这样才可以使人家亦看重政治工作。
”1926年11月，游步瀛在《黄埔潮》第19期发表《军中政治工作人员应具备之条件》一文，提出政工人员要以身作则，“在行动上，要站在党的观点上，注意客观事实，光明磊落地与部队长官合作，诱之趋于革命化，并能深入群众、组织群众、获得群众信仰；在宣传上，不单凭理论、口号，要注意当地群众日常生活的要求和群众心理；在态度上，对长官和群众均应诚挚、和蔼、慈祥，不能有严峻苛刻的现象；在知识上，要刻苦努力学习，对党的主义、世界趋势以及联合战线的政策，都应详细懂得。
” 事实证明，以周恩来、叶剑英、萧楚女和聂荣臻等党政工作者为代表的广大政工人员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以其良好的工作作风，展示了党的良好形象，对广大官兵起到了表率作用。
6) 把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1925年2月，周恩来《在东莞商务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中，把东征军政治工作的任务概括为：“告以中国如何受到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能如此，则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而黄埔校军此次东征，“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
宣传队印制了《革命军东征告各界人民书》、《告敌军官兵》等传单，军校剧社表演了文艺节目，对争取民众、瓦解敌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6年11月，李富春在第2军政治部作题为《最近之政治状况及北伐胜利条件》的报告，指出“要永远将我们的优点保持，第一就是怎样使我们的军队切实与人民合作，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武装；第二是怎样使我们的军队团结一致，不可稍存分歧，以分散我们革命的势力”。
在黄埔办校期间，不仅注重实际办学，同时同农工商学各界的活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身处革命策源地的广东，黄埔学生拥有许多参与政治活动、工农运动、革命战争的机会，在这些场合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信仰、才智、能力，加强了革命精神的宣传和对群众的组织。
7) 把争取教育敌军，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
1926年10月，刘伯坚主持制定的《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写道：“敌人的士兵和我们是一样的中国人，其所以变成敌人，是因为被他们的官长蒙蔽欺骗了，如果使他们了解政治的意义及其切身的利益，他们便会和我们携手”，各级政治工作人员要“监察本军兵士不要恐吓或辱骂俘虏来的敌人，对俘虏要有正当的待遇”，“在俘虏的兵士中，也要进行政治工作；派遣到敌人中秘密进行政治工作，最好将已宣传成熟的俘虏派回去。
”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从俘虏中挑选了一批下级军官加以训练，将表现好的分配到部队中工作。
从1926年12月起，黄埔军校开办了由共产党员韩麟符任主任的俘虏军官训练班，对被俘的吴佩孚、孙传芳军阀部队1300名下级军官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教育，然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各部工作。
8) 把以革命精神维持纪律，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
黄埔军校颁布了《革命军连坐法》、《革命军刑事条例》、《革命军惩罚条例》、《审判条例》、《陆军监狱规则》等。
其中《革命军刑事条例》规定，对犯有“私通敌人，泄露机密”、“不遵命令，擅自进退”、 “临阵退却，率众投降”、“玩怠职守，废弛纪律”、“收受贿赂，侵占粮饷”、“强占民房，私卖公物”、“强奸妇女，吃食鸦片”、“抢劫财物，挟械潜逃”等罪行者，分别给予监禁一年以上直至枪毙的处罚；《革命军惩罚条例》规定，对犯有“损坏枪械”、“毁弃服装”、“无故开枪”、 “执务怠慢”、“蔑视长官”、“酗酒滋事”、“语言秽杀”等错误者，给予轻重不同的处理。
军校还颁布了《政治工作人员平时惩戒条例》和《政治工作人员战时惩戒条例》，对平时“不遵守宣传大纲者”、“服务一月尚不明了本部队状况者”、“不参加所属部队党部会议者”、“不纠正官兵中谬误思想者”、“逢民众运动不参加宣传者”、“不注意士兵给养及卫生者”；对战时“不随同所属部队行动者”、“不调查死亡官兵状况者”、“不利用时机向士兵、夫役及俘虏宣传者”、“军队所过之处不贴标语者”、“驻军一星期尚不组织民众及不与该地党部发生关系者”，要分别给予撤职、降级、罚薪、记过或党内记过、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
对于军队纪律的严格要求，为培养一批有纪律、有能力、经得起考验的革命军提供了纪律保障。
小学少先队新当选大队委就职演讲稿怎样写
大家好，我是5年级X班的XXX。
非常荣幸能参加这届大队委员的竞选。
首先，我有相当多的工作经验，我从二年级开始就担任中队长，五年级当上了大队委，还连任过4个学期的班长。
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认可。
我深知自己有一些缺点，人不可能是十全十美,但我明白没有什么不可以超越,也没有什么不能超越,只要努力,有信心一定可以。
如果我当上了大队干部，我将时时要求自己“待人正直、公事公办”要求自己“宽以待人”尽最大的力量为全校同学服务。
力争让大队干部的职责与个人的思想品格同时到位，成为老师的好帮手,同学们心中的领头羊。
是花，我就要开放；是树，我就要长成栋梁；是石头，我就要去铺出大路；是大队干部，我就要成为一名出色的领航员
很多人认为当大队委很风光，但我认为风光的背后更多的是辛勤的汗水与更多的责任。
请老师和同学给我这次机会，让我在小学生涯里留下为全校同学服务的美好回忆。
还可以加点你获得的奖项，担任过的职务也可以改改希望你用的上
中国古代吏治建设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
吏治，指古代官吏特别是地方官吏管理和统治民众的方式和治绩。
放宽一些，它涉及到官吏的教育、选拔、任免、考核、监察和奖惩等诸多方面。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吏治也就是治吏，或者叫吏政。
官吏、官或吏，是各级官员的通称。
但古代官和吏亦各有专门的涵义。
官，一般指有品级的、地位较高的官员，低的无品级的如书办等则称为吏。
吏在中国古代官僚体制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人多而杂，问题也多。
官多是读书人出身，读的是儒家的经书，很多实用的东西没有学，也不大清楚；官是个特权阶层，高高在上，不熟悉下情，具体的政务不大会管，也不怎么想管，具体的事都由吏去办；官又往往有一定的任期和升降调动，而吏则在本部门常年办事，熟悉事务和各种关系。
所以，吏在官僚体制中很重要，甚至可以操纵政事，问题最多，也最难管理，吏治的败坏，他们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把官和吏共同的问题放在一起讲，至于属于吏的一些特殊问题，先不涉及。
官分文武，这里只讲到文官，武官的一些特殊问题，也先不涉及。
一、中国古代吏治的概况 中国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吏治，乃至“治吏”重于“治民”，韩非子甚至主张“治吏不治民”，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所决定的。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大特点。
战国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地主经济。
地主占有土地，分租给农民，收取地租，主要是一种经济上的剥削关系。
地主比较分散，作为单个的地主，在政治上直接统治农民是比较困难的，不够强的。
不像欧洲中世纪的领主那样，他们有自己的行政权、财政权、司法权、军事权等。
因此，地主阶级的政治权力集中到他们的总代表皇帝那里。
皇权是最高的、惟一的、绝对的。
但皇帝不可能直接统治和管理民众，而是要靠各级官吏来管理和统治。
就像一个金字塔式的网络，顶尖上是皇帝，下边是各级政府和官吏，底层是民众。
官僚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官僚对皇帝负责。
这种权力很大，几乎是事无不统，例如户籍制度之严密是世界历史上仅见的，强制性极强。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其他古代国家也有，像古代埃及、波斯、拜占庭，后来的奥斯曼帝国、俄罗斯等，但没有中国这样完备而严整的官僚制度。
17、18世纪以来的欧洲，曾经出现过专制王权和官僚体制，它的基础同中国的君主专制不同，它的君主专制是贵族、平民、僧侣等力量制衡的产物，也是近代民主制度下文官制度的前身，跟中国古代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一）中国古代吏治的完备与严整性 中国古代吏治的完备与严整性表现在： 1．有明确的指导思想 重视官员的“德”，也就是官员的教育。
教育从小抓起，包括学校，主要是教授儒家经书中的政治思想和德行操守，选官要依此标准，考试也依此。
而且官员还负有“教化”百姓的职责。
这是中国古代吏治的一个重要特点。
2．有为官的具体规范和标准 先秦典籍《左传》里就讲到相传为舜制法律的皋陶法中规定“昏、墨、贼，杀。
”即当官的不明、贪赃、滥施刑法的杀头。
反过来，清明、廉洁、公正执法，就是做官的基本要求。
以后也一直如此。
的标准也就是，此后，“清官”“公正廉明”当然还有其他一些。
做官的具体规范、要求越来越多。
出土的云梦秦简有官书《为吏之道》，此后皇帝的诏诰圣训、律法等也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
唐宋以来私家著述多了起来，托名东汉大儒马融的《忠经》，主要是针对做官的和要做官的人讲的。
还有各式各样的“官箴”，从宋到清，数量不少。
具体到如何断案，对付上级、下级、猾吏，连对付仆役、长随的办法都有。
3．有法令的详细规定 中国法律，主要是刑法，这是中华法系的一个特点，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官员执法和犯法的处罚规定。
4．对吏治有专门机构负责 其中尤其是相对独立的强有力的御史制度，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
中国历史悠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从秦汉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关于吏治的记录非常丰富，是中国的特点。
从这里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非常多，可资借鉴的不少。
我们以唐朝为例，约略勾画一下古代吏治的方方面面。
之所以选择唐朝，是因为它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各种制度由秦汉时的粗疏多变而趋于定型完备，并为后世所继承，当然后世也有变化和趋于严密。
就吏治败坏的材料而论，唐朝不如以后各朝那么多而具体。
晚清吏治败坏，有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两部小说可看。
虽是小说，却真实反映了当时官场腐败的情况，而且多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可以增加一些感性认识。
（二）唐朝吏治的情况 1．指导思想 唐继隋而建。
隋建立时局面很好，但被第二个皇帝隋炀帝的暴政搞垮了。
凭借农民大起义浪潮而起的唐朝，以唐太宗为代表的统治者有一个很明确的思想，那就是接受前朝覆亡的教训，处理好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这和西汉初年的统治者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西汉初年统治者崇尚黄老的“清静无为”，而唐朝初年的统治者则采取儒家的“仁义为治”、的治道方法。
轻徭薄赋，减省刑法，以求“简静务本”具体做法都是去奢省费，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
唐太宗清楚地认识到，是导致突出的是，“官吏贪求”隋末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而清明的吏治则是实施上述种种政策的重要环节和保证。
为此，针对“民少吏多”的弊端，大力省并州县，裁减内外官吏，节省政府开支，减轻人民赋役负担。
重视选用廉吏，特别是地方长官人选。
唐太宗曾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皆注于名下，。
升迁廉“得其在官善恶之迹，以备黜陟”并曾派大员巡行全国，吏，惩治贪官。
他“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
..随以所犯，置以重法”。
再就是广开言路，虚心纳谏。
这样，隋末混乱残败的局面很快改观，几年之内就出现了农业丰收，逃户归乡，四夷降附，人口繁息，牛马被野，物价下落，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的太平繁荣的景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而唐太宗的重视吏治及其种种措施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2．对官吏的选拔任用 西汉立国，官员的选拔任用尚没有一定的制度。
以后实行察举制，主要由地方官吏推荐人才，标准是德和才，尤其是德。
这样的标准太抽象又不固定，加上地方官是自行了解推荐，缺乏衡量的规范，结果弊端丛生，冒滥作假，东汉后期弄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地步。
魏晋南北朝，随门阀政治而行九品中正制，以门第高下取得不同的任官资格，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隋朝起，行科举制，唐朝大行，一直延续到晚清，靠考试选官，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
标准具体、方法公平，更多的人可以凭自己的本事经过考试去做官，做官的途径扩大了，这是一大进步。
问题是儒家经典的理念和现实政治生活及做官治事的能力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
考试的方法，唐代是“帖经”，即填空，纯属知识的记忆。
最煊赫的考试是进士科，重视诗赋，但那也只是显示考试者的文才，而非经世之道。
到了明清，考试是具有严格框架程式的八股文，内容又限制为“代圣贤立言”，不许有独立见解，更是脱离实际。
唐代科举，请托走后门是公开的；宋代以后，有糊名誊录之制，但仍然难以杜绝作弊；清代几次科场大案，处死的考官不少，获罪发配的官员更多。
唐代科举考试合格，只是取得任官资格，中者还需经吏部试“身、言、书、判”，考核其做官能力，才能任命。
此后，这样的做法淡化了。
总之，科举考试是一种比察举和九品中正进步的制度，但仍难于很好地选择行政人才。
科举只是唐以后选官制度的主流，察举、九品中正的遗风一直不断，荐举、私人任命、门荫仍是重要门径。
至于花钱买官，从西汉开始就一直不断，晚清捐纳之滥，更是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此外，地方官直接任免属吏的办法一直延续下来，不属于正式品官的属吏差役直接行使权力，又最冗滥难治，这也是吏治最难办的一个方面。
科举之外的非正途出身的官员是吏治败坏的一个原因，而科举出身的官员又因其并不见得胜任，往往要依靠属吏，包括清代的“师爷”。
在当时条件下，科举考试并不可能真正做到优选人才，为政清明，遏制腐败。
3．对官吏的考核 唐代官员一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由专门部门吏部考功司负责日常材料，临考核时大臣主持。
有统一的考课内容和评定标准（很复杂，不备举），分为九等，其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的为下下等（可以注意，古代吏治历来重视贪污受贿问题），以考核定官阶俸禄的升降。
认真执行，是很好的办法，但如敷衍塞责、官官相护、徇私受贿，那就只能是具文，而且是腐败的表现。
4．对官吏的监察 监察制度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一个大特点。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最高权力集中在皇帝，运作则靠庞大的各级官僚体系。
皇帝对这个机构和官员的控制、防范与监察是必然的。
监察机构一般直属皇帝，在官僚系统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地位很高，权柄很大，有直接检查、接受投诉、弹劾官吏、处置案件等权，甚至可以“风闻奏事”。
不仅有对官员的监察权，而且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并有保障这些权力不受干扰阻碍的种种规定（当然也有限制这些权力被滥用的种种规定）。
秦和西汉，中央政府中司监察的御史大夫地位很高，是副丞相，地方上也有相应职司监察的官吏。
但御史大夫职掌很多，管事很杂，以后御史大夫才专司监察。
西汉中期，又设司隶校尉纠察京畿，十三部刺史分巡各地。
刺史以六条问事，其中五条针对地方官员。
唐代监察有多种渠道，好些政府机构内部及彼此间都有互相监察的职能。
专门监察机构分台、谏两部分，谏官管对皇帝提意见，议论政务得失，常是不痛不痒，作用不大。
御史台则专门为皇帝监督官员，非常重要。
御史是皇帝的耳目，直接对皇帝负责，甚至称可“代天子巡狩”。
唐朝御史台分三院：台院专门纠弹中央百官，殿院巡视宫禁京城，察院的监察御史，分道巡按州县。
明清御史台称都察院，长官都御史官居一品。
地方的总督、巡抚也带佥（副）都御史衔，有监察属下各级官员的权力。
御史特别是分巡各地的巡按权柄很大：第一，可以直接受理人们的投诉，甚至越衙上告。
第二，可以独立办案，不受地方官员的干扰，可以会同司法机关审案，也可直接处置案件，包括抓人、搜集罪证、审问、定罪、施刑（有时死刑也可先斩后奏）。
第三，监察范围很广，举凡行政、军事、财政、司法乃至官员生活作风都可以管。
宋朝以后，御史特别是巡按御史更集中在接受上告、清查案件、平反冤狱这方面，即官员的执法与枉法问题。
宋以后，人们称道歌颂的清官，往往是侧重这个方面。
第四，沟通民情，中国封建社会，民告官属于以下犯上，限制很多，唐代越衙上告，多半可不受理，还要受笞刑，先治你个以下犯上之罪。
后来到御史那里告状，限制要少一些，甚至御史巡按一地，出牌“放告”，放开来受理。
第五，正因为这样，对监察官的要求、任用、处罚也就特别严格。
5．对官吏犯罪的处罚与防范 法令有明确的规定。
特别是涉及到贪污受贿的处罚。
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官吏的贪赃问题，贪赃必定枉法。
前述皋陶为舜制定法律时就强调“昏、墨、贼，杀”。
唐太宗注重选用廉吏，深恶官吏贪浊。
“吏治之弊，。
明太祖朱元璋讲过，莫过于贪墨”唐代法律对（贪污）“以财行求”、财”受贿）、（侵吞公物，“主守盗”、（行贿）“因事受（“受所监临财物”收受属下财物，包括送礼）“请求”、（勒索）非法役使属下和百姓、、（请托）“乞索”、侵夺百姓私人田产等，都有具体的量刑规定。
还规定官员不许经商放贷，不许通过代理人经商，家属也不能在其辖区内经商放贷，不许利用职权参加外贸活动。
另外，还有官吏任职的回避制度，地方官避本籍，中央高官近亲避京畿，中央高官子弟避监谏官，亲戚避同署联事。
官吏犯罪，还要追究其上级和同僚的连带责任。
关于提高行政效率，法令也有明确规定。
如公文的收授周转均有时日限制，超出要处分，延缓、扣压有罪。
“贞观之治”给唐朝吏治开了一个好头，但到唐太宗晚年，他所奉行的“治道”原则已经不大能讲求了，他个人奢侈逸乐的毛病也开始出现。
到了高宗特别是武则天，政局有几次变化，这期间武则天大量非制度化除授官吏，告密酷刑之风四起。
武则天打击的主要是上层反对她的政治势力，唐太宗奠定的开明吏治的基础还在，制度化的运作还能大体遵行，保证了唐朝在这80年间维持着上升的局面。
武则天以后，中宗、韦后、太平公主操纵朝政，吏治松弛。
玄宗即位，励精图治，整饬吏治，任用贤臣，淘汰冗官，加强制度化运作，以保障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唐朝在玄宗开元年间达到它兴盛繁荣的顶点，但社会矛盾也在兴盛外衣下逐渐孕集。
到了天宝年间，玄宗从励精图治走向怠惰逸乐，政事不修，大肆奢靡。
“钱谷之司，向下苛索，名目万端”，各种制度开始败坏，务为刻剥，吏治由松弛走向败坏。
杨贵妃兄宰相杨国忠一身兼4多个使职，决于私家，0“军国之务，事务责成胥吏，贿赂公行”。
促成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开始走下坡路，吏治情况也越来越糟，其间虽有几个皇帝和大臣想改变这种局面，但无法扭转这一趋势。
文宗时的改革因政变而失败，宣宗时稍有起色，不久后就更糟。
社会危机增长与吏治败坏是同步的。
晚唐懿宗时的刘允章上直谏书，举出“官有八入，国有九破，民有八苦、五去”，其中多数属于吏治的问题。
“官有八入（收入）”是：节度使奏改、用钱买官、诸色功优、从武人文、虚衔入仕、改伪为真、媚道求进、无功受赏。
收入主要是来自官员的贪污受贿。
以用钱买官而言，史不绝书。
大官王锷在河东，用钱数千万赂遗权幸，求兼宰相。
就连完全没有做官资格的白丁富商郭七郎，花几百万钱也能买到一个刺史。
上述的贪污受贿的钱主要来自官员，来自其他方面贪污受贿的更不知有多少。
“国有九破 ”：其中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输税人少等四条属于吏治，其他五条属于社会问题及自然灾害。
“民有八苦”：官吏苛刻、赋税繁多、所由乞敛、替逃人差科、冤不得申屈不得理等五条属于吏治。
（逃亡）：其次就是猾吏侵夺、而土地“民有五去”土地兼并为首，破丁作兵。
兼并最厉害的则是官员。
像懿宗时一个县令罢职，在家置良田万顷及华宅园子，官僚韦宙在江陵就有积谷70000堆，被称为“足谷翁”，这还不是任上贪污受贿的钱得来的么
结果是，民有五去而无一归，有八苦而无一乐，国有九破而无一成，独独官有八入而无一出。
皇帝高高在上，地主是分散的，直接管制老百姓的是官，老百姓受害也直接来自官。
败坏的吏治，引发了农民大起义，促成了社会危机，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不反待如何”。
不仅唐朝如是一日三遍打，（元朝民谚）官逼民反，历朝大体也都如此。
总的来说，唐朝的吏治开头是比较好的，逐渐趋于败坏，其中有几次起伏，最后不可收拾，它与王朝的兴衰是同步的。
这种情况，中国历史上几个比较长久的王朝如汉、唐、明、清，大体上都是这样，其中似乎有种规律性存在。
从制度上看，从秦汉到明清，大体上从粗略到完备再到严密。
各朝在吏治方面的情况和出现的问题大略近似，但也各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例如西汉的内外朝，任用酷吏（包括治吏与打击地方豪强）；东汉时的外戚、宦官的擅权与斗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政治；唐朝后期的藩镇、宦官、朋党的相互争斗又互相勾结；宋朝吏治一开始就松弛疲软；元朝蒙古人色目人当官，治理不行，又不用汉族读书人，以致政事全由属吏把持，是吏在历史上起作用（多半是坏作用）最大的时代；明朝中期以后皇帝昏庸荒淫不理政事，宦官乱政；清朝满汉官员共治及胥吏和师爷的作用等等。
其中三个朝代宦官在吏治上起了特别坏的作用，那就是东汉、唐和明。
在这些比较长久的王朝中，宋的情况有点不同。
宋朝是由割据而走向统一的，没有经过强大的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因此宋朝最高统治者首先和着重考虑的是怎样不致削弱专制主义皇权，怎样不要再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
这里，第一要控制的是军队，第二要控制的是官吏。
他们考虑的不是通过“治吏”而去“治民”，而是只着眼于“治吏”，防止和限制官吏权力过大，因此采取各种、的办法限制，牵制官吏“内重外轻”“内外相维”的权力，加强对官吏的监察。
另一方面则多让他们得到做官的好处，甚至养起来，不让他们捣乱和造反。
宋朝的冗兵、冗官、冗费是很突出的，官僚机制从一开始就那么松弛、疲软，也是少见的。
这样，宋朝从一开始吏治就不怎么样，以后越来越坏。
岳飞有段有名的话，有人问他，天下如何能致太平，他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就太平了。
那时正是金人入侵的危机时刻，天下不太平，可见，文官总爱钱，武官多怕死，正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过去官吏有所谓良吏、能吏、廉吏、“清官”循吏、干吏、酷吏等等称呼，这个词正是在宋朝从民间兴起的。
第一号清官包拯就是出现在宋朝，号为“包青天”，他的事迹有些是真实的，更多的是民间传说。
“关节不到，”当时人称：有阎罗包老。
金人元好问诗曰：公廉第一难。
始见有清官。
”把执法公正和廉洁不贪赃受“能吏寻常见，只从明府到，贿结合在一起，称之为清官，甚至是青天大老爷。
那青天之外，就是一片黑暗了。
人们那么企盼清官，清官又那么少，贪官赃官昏官之多之普遍，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古代吏治可资借鉴之处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吏治，可借鉴的地方很多，姑且列出三条来： （一）对吏治的重视 中国历史上对吏治的重视程度，在世界历史上似乎绝无仅有。
道路、纲领、政策制定之后，古代中国似乎早就认识到了。
“干部决定一切”吏治的成败涉及王朝的兴亡，问题在于官吏的定位。
中国古代的官吏是“行君之命而致之于民也”，即奉皇帝之命管理和统治民众，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民众负责。
管理，是为了统治，统治是第一位的。
统治和管理根本上是为了让民众能很好地奉养统治者，所谓“无君子莫以治野人，无野人莫以养君子”。
“民者，作器皿，通财货以韩愈甚至说过这样杀气腾腾的话：出粟米麻丝，事其上者也。
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则诛
”做官的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是牧民之官，把民众当畜群一样牧养，而不是公务员、公仆，甚至也不是美国人口头上常说的，官员是用纳税人的钱雇的，就得为纳税人办事的那种雇佣关系。
也因此，中国古代吏治最高最好的指导思想是儒家的“民本”（而非近代的“民主”）“仁政”唐太宗对此理解应该是最深刻的，并且努力地去付诸实施，他反复讲的“君者，舟也；水也。
水则覆舟。
（语出《荀子·《吕氏春秋》亦有庶人者，水则载舟，”王制》，记载）“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资治通鉴》武德九年）就是基于这种儒家的“民本”思想，也是中国封建统治者进步思想的极限和局限。
是它的成果，这“贞观之治”也是中国古代吏治的一个高峰。
是封建政治所能达到的极限，也是当时人们所企盼的“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然而这要在种种条件凑合下才能出现，是一种特殊情况。
绝大多数的皇帝和官僚是做不到的或者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二）重视对官吏的培养和教育 中国古代重视对官吏的培养和教育，特别是政治思想和道德操守的教育。
问题在于教育的内容，因为官吏的定位而有根本的局限。
缺乏能力的培养训练也是它的很大弱点。
由考试而做官，但明清的八股文完全脱离政治的实际，被当成做官的“敲门砖”。
官做上了，砖头也丢到一边去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对具体当官没有用处。
解放后刘伯承什么工作啊》
1950年底，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后又兼任政治委员。
1954年起先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
1957年9月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9年后负责军委战略小组工作。
一贯主张“治军必先治校”，在军事院校工作中坚持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指导教学和学术研究，在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
组织了大规模的教材编写和翻译工作，亲自撰写、审定和翻译了一批军政教材。
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是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战略的地位的领导人之一。
在继承和发扬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外军先进经验，为建立各军兵种指挥院校，培养中高级干部，推进现代化、中规划革命军队的建设做出巨大努力。
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博采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的精华，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
在用兵作战中讲究实事求是，敌变我变，并将唯物辩证法引入军事指挥，丰富和发展了军事辩证法。
同时，对于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以及部队的教育训练等均有丰富的论述，其军事著作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出版。
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事副主席。
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刘伯承（1892~1986），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现代军事家。
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入学生军，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过沪顺起义、南昌起义，先后任过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军事学院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
他对中国革命军队的建立和壮大，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的迈进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 坎坷一生元帅路 刘伯承，原名明昭，出身于四川开县张家坝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上过私塾，读过高小，后考入官立中学。
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伯承已经十九岁，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学生军，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之后被分到蜀军第五师任司务长。
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改任排长，由于作战勇敢，他被火线提升为连长，可是蜀军很快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了，就连指挥讨袁的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
部队失散，刘伯承回家暂避，不久，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
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这支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
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他负重伤失去了右眼。
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二十四岁的刘伯承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
刘伯承在川军中战斗了十年，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也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
他看到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是痛苦和灾难深感不安。
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阐公一起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
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
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
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捕。
从苏联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刘伯承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
”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还被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的正确意见。
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
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
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
”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
他还组织了智取遵义、强渡大渡河、巧过少数民族区域等重大军事行动，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与政委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十三路“围剿”。
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率部大举对日寇反击，歼灭五万余，收复县城五十九座。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
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二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按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楔子。
刘伯承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一举歼敌五十五万多；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
随后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城，挥师向南，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
全国解放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积极努力。
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任院长七年多，他常常亲自审定教材，参加演习，使军事学院的建制和课程设置逐步趋于完善。
然而，正当刘帅呕心沥血地为军事教育而工作时，不公正地打击降临到他的头上。
1958年夏天，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斗到了这位六十六岁的老元帅头上。
七月的一天，高烧三十九度的刘帅被召回京，在怀仁堂千人大会上作检讨。
此后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老元帅失去了战争胜利带来的愉快，经常缄默不语。
但他仍然关心着军队和国家的建设，他受的不白之冤历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他的功绩和贡献已被永远载入史册。
刘帅的坎坷经历使他的一生具有了更浓的传奇色彩。
2． 精谋巧计胜孙吴 刘伯承出身行伍，戎马一生。
他带兵打仗不但有勇，更善用谋。
在川军之中他就有了名将之美称。
加入革命队伍之后，他善于学习，勤于动脑，使他的指挥艺术逐步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红军长征的路上，智取遵义城、巧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等一系列战争奇迹都是刘伯承指挥先遣队创下的。
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山西抗日前线，他利用日寇的轻敌麻痹派出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机场，取得炸毁敌机数十架的战绩。
为了有效地消灭日军，他利用围城打援之术，在神头岭巧设伏兵，打潞城诱敌出援，一举歼敌千余名，这在抗战初期算得上是辉煌的战果。
他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亘村边疆两次设伏，使日军白白多送上百余条性命。
在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相去甚远，我军采用的多为游击战术。
刘伯承把游击战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他说：“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
他为游击战总结出一系列简练有效的战术方法，诸如“攻击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战术”、“麻雀战术”、“黄蜂战术”；还有“拖刀计”、“杀回马枪计”、“吸打援敌计”等等。
在解放战争中，刘伯承的指挥艺术达到了臻于完美的地步。
他一战上党，歼敌十三个师三万余人，给了到解放区抢地盘的国民党军队当头一棒；再战邯郸，歼灭敌人两个军，有力地支持了的重庆谈判。
随后他奉中央指示，挥师向东横扫，然后下定陶、打巨野、战滑县，直杀得国民党军队摸不着头脑，连续五战五捷，歼敌十个半旅，计七万余人。
千里跃进大别山应该说是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斗勇不如说是斗智。
当时解放军尚处劣势，第二野战军离开根据地挺进鲁豫已经处在虎狼夹击之中。
为了掩盖真实的用兵企图，刘伯承指挥军队作出许多“示假”举动，把敌人引入迷途。
刘伯承首先指挥军队打了鲁西南战役，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夺陇海，于是调兵防守；随后，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佯攻，造成北进回归根据地之势，蒋介石立即调三十个旅分五路开进郓城、巨野。
然而，刘邓大军的行动方向却相反，甩掉大后方向南挺进，完全打无后方战役，到此时蒋介石还以为刘邓大军是在不能渡的情况下被迫南窜。
只有到了刘邓大军渡过涡河、沙河、黄泛区之时，蒋军才明白了我军的意图，但为时已晚。
我军挺进大别山后，如同在敌人的腹部楔进了一支钢钉，使蒋军随时都深感不安。
这一举措牵制了蒋军南线兵力的一百六十个旅中的九十个旅。
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设下伏笔。
3．勤思善学成儒将 刘伯承一生刻苦勤奋孜孜以求，使他不仅走完了从士兵到元帅的进步道路，而且成为无产阶级军事家，被誉为“儒将”。
在我军将领之中，刘伯承学习刻苦是出了名的。
他从小就崇尚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精神。
读私塾时常常最先到校，最后离校，他不仅把课文背熟，而且连注释也背下来。
到了中学和军校，他更是勤奋刻苦，以致各科成绩都很突出。
步入行伍之后，他仍不忘学习。
大革命失败之后，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进苏联红军高级步校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
到了这个年纪再学外文是相当困难的。
但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攻克了外语关，并获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绩优秀的佳绩。
毕业时他已经能够准备地翻译俄国的军事理论著作。
回国之后，成为我军第一位翻译科长。
他借助俄文工具，系统研究了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史等，开阔了军事视野。
还系统研究了苏军的条例、条令、作战理论，增长了正规化军队和打现代战争的知识。
在革命战争年代，刘伯承的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度过，他常常在炮火之中细扣兵书，置生死于一旁，而入心思于兵法之中，不绝于耳的枪炮之声时常成为他研读兵书的伴奏曲。
比如，1941年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合同战术》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
一年后这部译著校订好并复印，刘伯承在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几乎天天在打仗，左权同志就是在这期间牺牲的。
即使如此，刘伯承也不忘校订工作，他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学习任务。
此后《合同战术》下部的译稿又送到刘伯承的手中，校订完成并复印时，刘伯承作序写道：“我在上爱国自卫战争前线时，带上这本《合同战术》及其译稿，才真正开始校正与补译。
幸好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督促与我参谋同志帮助绘定之下，……完成了出征前一切工作”。
《人民日报》报道说：“刘伯承将军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十万字。
此为一百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十一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
……一百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战一次。
”“刘将军在极度繁忙的自卫战争中，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
” 刘伯承的勤奋好学还在于他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思考。
他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有影响的战争或战役，认为那里面有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经验与教育。
从南昌起义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大战役和战斗，刘伯承常常都有系统的思考与总结。
他强调“用兵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
” 刘伯承刻苦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使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军事理论。
他提出了生动形象的“五行术”，在“五行术”中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
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他集毕生的心血形成了系统的军事理论。
对刘伯承的刻苦勤奋，朱德称赞道：“刻苦学习，学而不厌。
”陈毅元帅则称赞说：“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
就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感慨地称：“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与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谛鹤立鸡群。
” 4．呕心沥血办教育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也身体力行。
为此奋斗了一生。
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
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
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
解放战争，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他强支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
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
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元帅的心血。
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达七年多的时间，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办学过程中，刘伯承倡导良好的学风和校风。
校风是育人的重要环境，学风是成长的重要条件。
为了使刚刚办起的学校尽快形成良好的风气，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学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规化规章制度，仅通过严格管理保证了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为了适应现代化正规化的需要，刘伯承亲自审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针。
他提出了“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纵横联系，编织起来”形成整体的训练指导原则。
他强调把训练和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培养目标。
办学离不开师资，他提出并采用“速成”“速办”等方法提高教员的专业水平，提倡“尊师重教”以促使教员对教学工作的热爱。
刘伯承十分关心教材问题，他主张教材要少而精，内容要准备无误。
他要求提法妥当，用语准备科学，标点符号无错误。
他还常常在百忙之中亲自抓教材的编写、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
为了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和领导作风，他提倡“人人当院长”，“执事者各执其事”各负其责。
倡导“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
刘伯承办教育其成绩是显著的，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肯定了刘伯承的成绩，他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 综上所述，用“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等词来描述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贡献是不过分的。
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
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
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
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刘伯承年表 刘伯承原名明昭，1892年12月 4 日生于四川开县赵家场。
宣统三年(1911年)在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 命的学生军。
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
次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
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在护国、护法战争中， 历任连长、团长。
1916年 3月率四川护国军攻占丰都时，头部中弹， 右眼致残。
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时，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屡打胜仗，被誉为川中名将。
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2月与杨暗公、朱德等发动沪州、 顺庆(今四川南充)起义，任总指挥，率部同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
1927年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后转往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失败后经香港转赴上海。
1928年留学苏联。
1930年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 12月回国，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2年 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1932年10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朱德、 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用俄语当面怒斥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而被撤职，调任第五军团参谋长。
1934年底复任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
1935年 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支持的主张。
会后，协助、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1935年5月 4日， 指挥干部团强占皖平渡，保证全军安全北渡金沙江。
随后任先遣队司令，与政委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
进人大凉山时，坚定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并在当地留下民族团结的佳话。
第一、 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作为总参谋长与朱德随红军总部在左路军。
他和朱德坚定地维护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在山西前线组织所部进行阳明堡夜袭战、七豆村伏击战等战斗。
1938年后，与政委、副师长徐向前等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沉重地 打击了日军。
随后又取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1940年组织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破袭正(定)太(原)、平汉、自(圭)晋(城)和(大)同蒲(州)铁路交通线。
1943年 9月赴延安。
1945年 6月当选为中共 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5年 8月20日，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1945年9月至11月与政委指挥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和打通平汉路的企图。
1946年 6月，与政委奉主力部队在十个月内连续组织陇海、定陶、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九个战役，歼敌十二万余人，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1947年 6月，与率十二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指挥鲁西南战役，随即千里跃进大别山，重建大别山根据地。
1947年10月，蒋介石派白崇禧指挥 33个旅围攻大别山。
12月，刘邓决定以等率主力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刘伯承率一部北渡淮河，调动敌人。
刘邓大军和进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野战军和进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集团互相配合，经十个月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进一步陷入被动。
1948年 5月，任中原军区司令员。
1948年11月，与、陈毅、 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
1948年12月15日，与、陈毅指挥中原解放军将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全歼于宿县以南的双堆集地区。
1949年 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
1949年4月，与总前委其他领导人一道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 区。
同年冬，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进军大西南，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方针，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
1949年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950年冬，他领导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7年9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1958年被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而受到错误的批评。
1959年后曾负责中央军委的战略研究工作。
他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6年 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他还是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2年，因年高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
1986年10月 7日在北京逝世。
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
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
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
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中国宪法主要讲的是什么
我国宪法规定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
它是据以制定其他法的法律基础。
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
资产阶级宪法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宪法体现社会主义民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由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和颁布的国家根本大法。
从1954年起，我国先后制定、颁布过4部宪法，即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2年宪法，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它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充分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
这部宪法除序言外，有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和国旗、国徽、首都等四章。
它的基本精神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