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接待是什么
1935年8月，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简表》，收简体字324个。
这是中国政一次大规模推行简化汉字。
1936年2月，由于当“知识分子”所反对，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批简体字表》被收回。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扫除文盲，使人民群众能够多识字，遂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开始了汉字简化工作。
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
1975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出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报请国务院审阅。
1978年3月4日，胡愈之、周有光、王力等23人联名写信给第五届全国政协秘书处和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秘书处，要求第五届全国政协和第五届全国人大的主要文件不采用草案第一表的简化字。
1978年4月到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宣传部分别发出内部通知，在中小学课本、教科书和报纸、刊物、图书等方面停止使用第一表简化字。
1981年8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制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修订草案）》。
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的通知》，宣布废除“二简字”。
因此，我们现在使用的是简化字，不是简体字，简体字是1935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推行的，后来因为反对而终止执行。
简化字古来就有，大陆从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全面推行。
附：古代就有的简化字：唐朝虞世南(?-638年)书《孔子庙堂碑》中有：状、弥、将、于、来、随、尔、涌、麦、継唐朝褚遂良(?--658年)书《雁塔圣教序》中有：盖、弥、净、箧、纲、随汉朝史游《急就章》中有：时、东、陈、孙、检、帐、项、楼、来、夹、颊、侠、箧、贝、学、见、为、伪、长、张、随、状、问、觉、乐、犊、读、断、变、郸晋朝王羲之(303年--361年)用过：东、岂、试、为、缅、临、终、张、时、将、见、当、孙、扬、实、尔、鲤、鱼、与、诏、长、乐、陈、来、诚、绝、顾、灾、宽、饮、谢、杨、学、万、发、问、怅、颐、视。
行书字帖中见到王羲之用过：于、将、随、终、岂、谁、维、侠、绵、绛、结、给、粮、纺、谓、语、为、数、谢、败、丧、盖、纸、书晋朝王献之(344年--386年)用过：尝、临、谓、诸、当、问、顿、许、尔、闻、弥、将、来、终、缠、绝、随、门、与、岂、劳、肾、为、汤、怅、时、经、传、写、孙、觉、陈、见、茎、顺、东、险、会、诣、请唐朝欧阳询(557年--641年)用过：来、闰、馀、问、盖、维、临、终、随、隐、将、侠、荣、门、闲、墙、粮、顾、纸、纷、绥、纭、间、丧、辞、结、数、状唐朝虞世南(?--638年)用过：来、问、礼、绝、维宋朝苏轼(1037年--1101年)用过：顾、盖、来、堕、于、饥、误、敛、将、请、绝、万、尔、贾、闻、祷、须、阙、计、时、诚、夸、纳、记、诉、纠、与、访、谁、长、诗、语、馀、缘、弥、纪、闲、终、谓、闰、债、状、谒、见、间、挟、维、问、谈、啸、传、东、宽、当、闰、绝、须、数、挟、细、鸾元朝赵孟頫(1254年--1332年)用过：来、给、诸、惮、质、丧、将、门、壶、设、请、绝、违明朝董其昌(1555年--1636年)用过：记、为、将、纳、缉、于、万、证、盖、萧、顾、楼、赋、长、与、谓、览、尽、时、诸、谱、传清朝郑板桥(1693年--1765年)用过：问、觉、尽、梦、诗、来、绸、缪、潍、为、两、现、画、闻、壮、剑、红、饭、贾、见、语、状、胆、尔、阅、词、缓、继、应、给、证、宽、讯、说、请、违、麦、随、时、课、该、调、结、约、对、详、诉、贤、险、赋、蒋、学、劲敦煌出土文献中的俗字，爱、绊、笔、缠、尘、虫、床、纯、辞、断、堕、尔、盖、个、顾、挂、国、号、饥、迹、继、夹、荚、颊、坚、检、将、绛、经、颈、来、赉、礼、怜、粮、乱、脉、门、弥、鸣、纽、凭、栖、齐、启、弃、悭、墙、惬、箧、轻、师、随、万、闻、问、无、狭、侠、贤、挟、兴、烟、痒、异、隐、与、语、岳、灾、沾、众、嘱、装、庄、壮、状
中国海关的历史
新海关: 新中国海关 新中国海关是1949年10月25日正式的。
新中国海关的诞生标志着结束了由西方列强控制中国海关长达90年的屈辱历史；标志着中国海关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海关总署正式成立及颁布海关总署第一号通令是新中国海关正式成立的最主要标志。
新中国首任海署总署署长是孔原。
新中国海关成立后的第一个正式刊物叫人民海关。
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次为建立新中国海关作出了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时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的指示。
新中国海关关徽上的金钥匙是来源于1950年4月29日，刘少奇副主席在天安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
刘少奇在五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已把中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袋子里，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放在帝国主义。
新中国海关的第一个工作方针是改造、利用。
新中国海关的隶属关系是中国海关直属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国务院下设海关总署，海关总署管理全国海关，全国各海关隶属海关总署。
新中国海关成立后第一部基本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1951年5月1日颁布实施，1987年7月1日废止。
解放前的中国海关(中国近代海关): 中国从清代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海关及其管理。
海关管理权的丧失 鸦片战争后，中国已失去关税自主权，但海关行政仍由中国管理。
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迁设租界外滩的江海关被群众捣毁。
英、美两国驻沪领事遂擅行公布船舶结关暂行条例，因外国商人反对，未能施行。
这时，外商船舶自由出入上海港，江海关受外国势力阻挠无法恢复征税工作。
1854年夏，英领事阿礼国(1809～1897)提出一个中外合组海关的方案，两江总督怡良(? ～1867)派苏淞太道吴健彰(约1815～约1870)于 6月29日和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会晤,规定:三国领事各提名一人，由中国任命为税务监督,与中国共同管理江海关的征税事宜1858年清政府与英、美、法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款》对这一办法作了修改：“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人帮办税务，毋庸英（美）官指荐干预”，并“各口划一办理”。
1859年江海关英籍税务监督李泰国(1832～1898)被委派为总税务司，负责募用外国人在各口岸任税务司，从此，外籍税务司管理中国海关便成为制度了。
1861年起,广州副税务司英人赫德任总税务司（初为代理）,一直管理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
[江海关旧址]如图 海关机构 在中国当时的政府系统中，1861年起海关由新设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1902年改为外务部)统辖；1906年改隶专设的税务处；1928年后改由财政部关务署统辖。
海关的最高机关是总税务司署，设总税务司、副总税务司，下设六个办事文案。
1896年上谕总税务司兼办邮政,赫德遂兼总邮政司,并设邮政局总办、副总办。
又同文馆的教习也在总税务司署编制。
1901年同文馆合并于京师大学堂，1911年邮政为邮传部接管，二者脱离海关。
中华民国建立后,总税务司署组织改为五科三处,旋又改为九科二处。
总税务司署直辖全国各税务司署，亦即各口海关。
19世纪80～90年代，随着边疆危机和列强分据租借地，又有边境海关（边关）、租界地海关的设立。
这些海关受到有关列强或租界地当局的辖制，享有特惠、减税权利。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通商口岸50里内的常关改归海关管理，总税务司署的征税权力又扩大了。
海关事务主要为征税和船钞两大部门。
征税分内班（处理商人报关、征税）、外班（查验过关商货）、海班（巡水缉私）。
船钞民国以后改称海务，主管船政和港务事宜。
人员最多时为兼办邮政时代,1910年有19169人；1911年邮政脱离后，降至7230人；以后大体在八九千人之间。
其中洋员约占1\\\/6，国籍最多时达20余国,而以英人占绝对多数。
海关要职都由洋员担任，华员仅任中下级职位；华洋关员生活待遇悬殊，形成洋员统治华员局面。
收回海关管理权的斗争 终清一代，海关管理征税，税款的保管则由清政府任命的海关监督掌握。
辛亥革命爆发后，总税务司伙同北京的外交团把海关税款分存于汇丰、德华、道胜三家外国银行的总税务司帐户。
从此，税款保管权也落入外国人手中，甚至连偿债、赔款剩下的关余，中国政府也无权动用。
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成立于广州，从1918年起，要求按比例分取关余，与外交团、总税务司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逐步发展为要求关税自主、收回海关管理权的群众性运动。
1924年开始的国民革命推动了这一运动1926年10月,广州革命政府外交部公布《征收出产运销物品暂行内地税条例》，成为第一次撇开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自行征收产销税的行动。
随后，各地方势力也趁机征收货物附加税。
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受到了打击。
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又恢复和稳定下来。
但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风和对外交涉，中国毕竟实现了一定的关税自主，1929年以后，又四次修订了关税税则。
抗日战争时期，通商口岸沦陷殆尽，海关在财务行政中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随着美国在华势力的急剧增长，从1943年起，总税务司一职由美国人担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延续了95年的以洋员税务司为主宰的海关制度，宣告结束。
海关的活动及其后果 近代中国海关,统一了全国的海关行政，引进了比较先进的组织、人事、财务管理制度，成为近代中国效率较高的行政机构；并在港务、船政等方面引进了一些先进设施，在统计、调查、文献保管方面颇有成绩。
但是，统治海关的洋税务司们是利用这个组织维护外商在华贸易的利益，利用关税操纵中国的财政，并在关务、港务、船务等各方面扩大帝国主义的势力。
赫德主持海关后，凡清政府举借外债、建置海军、购买军火、修筑铁路等事，都有总税务司参与；许多外交交涉以及条约草案，也由总税务司经手；甚至封疆大吏的任命，有时也须征求总税务司的意见。
中华民国军阀混战时期，海关更成为扶植某种势力、左右政局的一个力量。
因而，近代中国海关的活动，不仅在经济上，也在其他方面，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