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的元老院是干什么
没有从属关盖世太保是纳粹德国密警察机构，有点类似后来苏联的克格勃； 党卫军是装备制式军用装备的正规精锐战斗部队，全部由纳粹党员组成，是希特勒的王牌军.党卫军 Schutzstaffel, SS 德国纳粹党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和军事组织。
因队员穿黑色制服,又名黑衫队。
1925年4月成立。
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判为犯罪组织。
党卫军成立初期仅为A.希特勒的卫队和对付政敌的工具，隶属于E.罗姆领导的冲锋队，规模很小。
1929年1月起由H.希姆莱领导，党卫军有很大发展。
1931年6月建立情报机关党卫军安全处。
次年 1月设党卫军种族局。
1933年初，其成员已发展至5万余人。
1934年7月，罗姆被处死以后，党卫军在纳粹恐怖组织中起主导作用，由希特勒直接掌管。
党卫军的嫡系部队是以“预备队”和“百人留守队”为核心扩建的武装党卫队，人数最多时达50余万人，此外有看守集中营的特殊部队骷髅队，包括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在内的整个警察部门也由党卫军领导。
党卫军名义上受内政部长领导,实际直接归希特勒指挥。
党卫军的各级组织布满全国，指挥各地的警察和情报机构，党卫军直接参加法西斯侵略战争，以残酷的手段迫害和屠杀共产党人、民主进步人士、犹太人、被占区居民及战俘。
达豪和布痕瓦尔德等集中营的惨绝人寰的屠杀暴行，都是由党卫军的骷髅队进行的。
党卫军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精锐部队，是由重型武器武装并经过严格、特殊训练的非正规武装力量，但却是纳粹党的统治工具。
作为纳粹的嫡系部队，尤其受到重视。
党卫军完全按照希特勒的《二十五点纲领》行事，是希特勒对于政治和军事的双重管理工具。
士兵都是由“雅利安人”组成，与都是工人组成的冲锋队不同，党卫军全部都是由医生、教师等学历和素质较高的人组成，这是为了培养出纯血统的“雅利安人”。
党卫军必须同总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一样身高，约5尺9寸。
希姆莱和许多纳粹高级将领一样，相信“雅利安”民族是神话中“亚特兰蒂斯神族”的后裔，由于与其它民族的人通婚才会失去神力，只要有计划地培育出纯种的“雅利安人”，就可以使用神力，使党卫军成为神族部队。
希姆莱是一个外表斯文，内心极度变态的人。
希姆莱也是一个狂热的唯心主义分子，还专门成立学会组织各行业精英研究UFO、巫术、神话传说，并把党卫军也打造成了一个梦幻般的部队，这成了二战中最神秘的未解之谜。
事实上，党卫军并没有扭转败局，连希姆莱最后也背叛了希特勒。
1945年5月1日，希特勒自杀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就只剩下柏林城内的帝国大厦里的2000名党卫军顽固分子还在垂死挣扎。
5月9日凌晨，约德尔代表新元首邓尼茨签署投降书。
战后，希姆莱在监狱中畏罪自杀。
尽管党卫军以成为历史，但是全世界依然有许多党卫军和纳粹分子隐姓埋名，逃脱了审判。
以西蒙·维森塔尔为代表的正义之士依然在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2006年8月11日君特·格拉斯，公布了自己隐瞒50年的党卫军真实身份，并忏悔自己的罪行，格拉斯向世人进行了告白——“我曾经是纳粹党卫军成员”，君特·格拉斯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唯一一个纳粹党卫军成员。
盖世太保盖世太保是法西斯德国国家秘密警察组织。
“盖世太保”一词是根据德语Gestapo的读音形式创造的。
Gestapo是Geheime Staat-spolizei(国家秘密警察)的简缩形式，是节选ge(heime)“秘密”、sta(ats)“国家”、po(lizei)“警察”等词的词首字母组合而成的。
Gestapo成立于1933年，最初的头子是戈林，1936年与党卫军合并，成为国家保安警察部队的一部分，由希姆莱领导。
该组织是德国法西斯党进行残暴统治的工具，希特勒曾利用它在德国国内和占领区进行过大规模的恐怖屠杀。
1946年纽纶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布这个血债累累、恶贯满盈的组织为犯罪组织。
不经意的发明盖世太保最早产生于德国的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二个邦。
1933年纳粹党执政后，纳粹二号人物戈林以普鲁士邦内政部长身份接管邦警察局，他把政治警察、谍报警察和刑事警察中政治特别部门合并，组成秘密警察处。
一个无名的邮局小职员奉命为这个新成立的组织设计一种免费投递的邮票图样时，提议把它叫做秘密国家警察，简称盖世太保（Gestapo），一个令人谈虎变色的名称就这样出现了。
1934年4月戈林任命希姆莱为盖世太保首脑，希姆莱随即任命后来以刽子手外号闻名的党卫军保安处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盖世太保副首领。
1936年6月，希姆莱成为德国警察总监，盖世太保随之向全德国发展。
同时希姆莱改组全德警察指挥体系，盖世太保改为着便服的保安警察。
但许多党卫军兼有盖世太保职务。
在《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剧中，我们看盖世太保人员安德鲁穿着领章佩有两条闪光银杠的党卫军制服就是这个原因。
盖世太保有预防性逮捕权。
海德里希在德国遍布特务网，仅在30年代就雇有10万名兼职密探。
此外，保安处还有3000人的专职密探和3万名兼职密探。
在纳粹上台后的几年中，成千上万的左派人士、知识分子、犹太人、工会运动者、过问政治的教士，都不经法律程序被投入集中营。
白色恐怖下使人的心态曲扭。
当时一位驻柏林的美国记者写道：你的儿子、你的父亲、你的妻子、你的表亲、你的友好、你的上司、你的秘书，都可能是海德里希的组织的告密者。
《盖》剧中德国驻比利时总督霍夫曼仅因给东线的儿子送件冬衣竟被其妻子告密，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纳粹统治的头1年，就在德国建立了萨赫森豪森、达豪、布痕瓦尔德等50多个集中营。
集中营设有禁闭、鞭笞、勒死等酷刑，并明文规定凡谈论政治、举行集会、发表煽动言论者一律绞死，不服从命令或袭击守卫者当场格杀。
帮助希特勒篡夺军权盖世太保不仅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还把矛头指向任何阻碍纳粹争取最高权力的上层阶级，对冲锋队血腥的清洗后，又向当时唯一不受控制的陆军军官团开刀，制造了德国战前一段决定命运的奇异插曲。
1937年12月，德国军队一号人物、丧偶多年的战争部长冯·勃洛姆堡元帅与其24岁的女秘书埃娜结婚。
勃洛姆堡迷恋于新婚妻子的美貌，而忽略了对她过去的了解，而柏林警察方却握有埃娜做过妓女以及拍过春宫照片被判刑的材料。
显然，埃娜被安排在勃洛姆堡身边工作是一个圈套。
可是，当一无所知的勃洛姆堡向戈林申请结婚时，戈林不但满口答应，还表示愿去与希特勒疏通此事。
次年1月，当勃洛姆堡夫妇去意大利旅行时，盖世太保送交的埃娜档案摆到了希特勒办公室的案头。
勃然大怒的希特勒大骂勃洛姆堡欺骗了他，当场指示参谋长贝克说，第三帝国不能容忍最高级将军与一个婊子结婚，下令将元帅免职。
与此同时，希姆莱以无中生有的恋童癖强迫陆军二号人物、总司令冯·弗立契上将辞职。
2月4日，德国广播电台宣布除战争部长和陆军总司令外，另有16名高级将领退休，44名将领因对纳粹主义不够热心而被调离职务。
希特勒宣布取消战争部，成立以凯特尔为首的最高统帅部（OKW）。
欧洲新秩序的执行者德国进攻波兰后，盖世太保的主要活动扩大到境外。
盖世太保除了在占领区拟定需要逮捕的人、危险组织名单、抓夫拉兵、进行经济掠夺外，另一个主要任务是作为新秩序的执行者，参加特别行动队，搜捕犹太人和抵抗力量。
在进攻苏联时，盖世太保成立了ABCD4个特别行动队，受命随陆军战斗部队执行最后解决犹太人和苏军政委等任务。
在纽伦堡审讯中，曾任特别行动队D支队队长的奥仑道夫交待，他在第1年里一共杀害了9万男子、妇女和儿童。
每到一个市镇或村庄，他们就以重新安置为名命令当地的犹太人集合起来，犹太人被勒令交出贵重物品，脱掉外衣，集体被押往刑场枪杀或送上毒汽车处死，上自白发老人下至周岁孩子均不能幸免，其状惨不忍睹。
1942年10月5日，盖世太保在乌克兰的杜布诺镇一次就杀害5000名犹太人。
另据秘警察的犹太处处长卡尔·艾克曼统计，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各国总共屠杀了200万犹太人。
1941年夏，盖世太保与党卫军合作，在东欧建立了奥斯威辛、毛特豪森、索比包等30余个集中营，关押来自荷兰、比利时、法国、挪威和东欧各国等地的犹太人数百万。
波兰境内的奥斯威辛等集中营设置了毒气室和焚尸炉等，改造成灭绝营。
奥斯威辛集中营创造一天毒死6000人的记录，该灭绝营共杀死250万犹太人。
当苏联红军解放这个人间地狱时竟发现，有7吨剪得很整齐，相当于14万妇女的头发，纳粹把这些头发当做毛毡的替代品，成为生产原料。
据历史学家保守的估计，在整个战争中被屠杀的犹太人为572万余人之多，约占当时欧洲犹太人总数的一半。
1942年5月，杀人如麻的海德里希被捷克抵抗运动炸死。
战争结束时，戈林和希姆莱在狱中自杀。
1946年纽伦堡国际法庭宣布盖世太保为罪恶组织，为这个遗臭万年的机构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评价雅典明主政治
雅典城邦作为雅典的摇篮创造了先进的民主政治体给人类留下了宝文化遗产。
雅典的民主政治在选举、审判、监察等制度上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许多瑕疵。
我们在解读雅典民主政治之时也少不了去剖析其不足之处，以警现代。
[关键词]雅典，民主政治，公民大会，陪审法庭，局限性 一、雅典民主政治的体现 雅典民主政治的产生及体现。
雅典的民主政治起源于氏族社会，到奴隶制时期，实现了由君主体制到九个执政法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转变。
后来通过德拉古（Draco）立法、梭伦（Solon）改革、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伯里克利（Pericles）改革终于到了雅典的民主政治。
“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希罗多德（Herodotos）的《历史》一书。
在古希腊文中，“民主”（Demokratia）是“人民（Demos）”和“权利（Kratia）”两词合成，即人民的权利、人民的统治之意。
意大利文、英文、德文、法文和俄罗斯文中的“民主”都从其演变而来。
尊重人格、保护人权，公民自治是希腊民主政治的集中表现。
民主政治思想在那个时期达到了最高水平，在选举权、审判权、监察权以及行政权上都有突出的体现。
（一）选举制度。
雅典实现直接民主制，而非代议制，主要体现在公民大会上。
凡年满二十岁的雅典公民都要直接参加公民大会，选举出城邦重要的公职人员。
其职权是选举和评审政府官员，修改法律、解决财政收支、决定宣战和媾和、缔结和解除盟约、评定军功等。
如“执政官和十将军的选举就在公民大会上举行[1]”。
公民大会是雅典最高权力机关，每月举行两到四次，每个公民在大会中都有选举权。
伯里克利说：“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任何提拔，当任工职，这就对他优点的赏赐，跟特权是两码事。
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都黯淡[2]”。
公民大会用抽签的方式选举出五百人议事会、陪审员和一般行政人员。
（二）审判制度。
梭伦改革后，雅典城邦设立了十个陪审法庭，平均每个有五百人，由公民大会选举，任期一年，不得连任。
陪审员由年满三十岁的男性公民通过抽签方式充任，陪审法庭作为最高司法机关，有权受理公民的“不法申诉”。
对案件的受理采用开庭方式，经过原、被告的辩论后，由陪审员秘密投票得票多者胜诉。
因陪审判决即是一审判决有是终审判决，故“陪审官的任何投票都应当具有最高效力[3]”。
（三）监察制度。
雅典的监察制度已经相当发达，陪审法庭除是最高司法机关外，还是最高监察机关，有批准或否决五百人议事会的权力。
此外公民也可以行使监察权。
在雅典，官员的当选必须经过公民的严格监察。
1在任职前其资格需先经审查，包括：出身、财产、人品、信仰、是否尊重父母、是否服兵役等。
以执政官为例，其资格由五百人议事会作初审，如有问题则提交法院判决决定是否任职。
2官员任职期间也要收到审查。
如执政官和将军在每一主席团中都要举行一次信任投票，看他是否称职，如果这种投票反对任何一个官员，他便要到陪审法庭受审，如有罪，则判决他的刑罚或罚金，如果无罪，他将复职[3]（p64）。
3官员在其任职期满后，还要接受审查。
在其离任时，会有专人对其在任职期间的财产进行审查，如有贪污或者受贿，即送交法院判决，通常对其课以非法所得的十倍罚金〔4〕。
4不法申诉。
任何雅典公民认为某项法令违法，都有权向陪审法庭提出控诉，在控诉期，该法令暂停实施，如作肯定判决该法令就会被撤消。
5贝壳放逐法。
他是克里斯提尼立法改革最富有特色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针对那些滥用权力，危害国家利益，侵犯公民权利的官员而设置的。
每个春季非公民大会，先用口头表决方式提出是否有被放逐的人，如果有就召开第二次会议，每个人都在陶片或者贝壳上写上他认为应被放逐人的名字。
（四）行政制度。
五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政务，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和主持大会。
雅典的行政官员都是义务职，不支薪金，而且分工明确，主要有六个司法行政官、祖执政官、王者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下面又设有各级大小官员。
但他们产生的方式不太相同。
六个司法执政官及他们的书记均由抽签选举，而王者执政官、祖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各有两个助理，由他们自己选举。
这些人的资格在其任职之前都由陪审法庭审查，卸任时并需作报告。
二、雅典民主政治的局限 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在机制上实行任选制；在形式上赋予全民参与的机会；在实践中，到伯里克利时期也彻底摆脱贵族的控制，出现了“三权”的雏形，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因素导致的局限。
（一）、权利产生的局限 1“公民权”的限制。
雅典人的公民意思相当强，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只有雅典的公民才享有其权利，公民称号和公民权对于雅典人来说，是无比重要的。
一个人如果只拥有巨额的财富和出身于名门世家，而不享有公民权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而事实上雅典通过对公民权的限制来剥夺广大下层劳动者的民主权利。
在古代希腊语中公民Polis源自于Polites，后者是城墙的意思，Polis本意就是住在城墙里的人，古代拉丁语中公民Civilis也和城墙Civitas有关。
公民社会在古代地中海世界最初形成便是在城邦之中。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城墙内的居民都有着同等的地位。
公元前431年雅典居民人数约为40万，而享有公民权的只有4.2万，只占总人数的1／10左右〔5〕。
（1）、并非生活在雅典城邦的所有人都当人看，在雅典1／3以上的奴隶被看作奴隶主的财产和工具，可以自由买卖。
在罗马，曾经只有罗马本邦人才是罗马的公民，即便是被称为“罗马人的盟友”的意大利人也不具有公民资格，罗马的公民社会结构范围过于狭窄（2）、也“并非所有被当人看待的都可以成为雅典公民，外邦人和工商业者都不享有公民权”〔6〕。
（3）、“一个雅典城邦公民权的获得一方面要看其父母是否都是本邦公民”〔3〕（P189）。
另一方面要看其是否有与其公民资格相适应的土地。
（4）、在雅典从事工商业的大多是奴隶和外邦人，“本邦人如果从事工商业达到一定期限也会被取消其公民资格〔7〕”。
（5）、占成年人口一半以上的妇女，不分其阶级一律不享有公民权，更谈不上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
妇女在雅典地位极其低下，这与古希腊的传统习俗分不开。
就统治能力来说，柏拉图认为：“在治理国家方面，女人也能干，但在干一切事物时女人总比男人低下〔8〕”。
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指出：“男女之间的高低之分是合乎自然的，因为男人能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情欲，而女人往往成为情欲的俘虏。
”作为其他民主权利基石的公民权之狭隘性暴露了雅典民主政治实质上仍然是奴隶主专政的一种形式，国家政权始终把握在他们手中。
2“公民权”实现的局限性。
雅典的民主政治名义上是对全体公民而言的，但实践中本来就之占人口总数大约1／10的公民，也并不一定都完全享有和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还必须受到内外因素的制约，实际上真正能享有法律规定权利的公民少之又少。
（1）、法律中的法最本质的内涵应该是平等，应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和特权的存在“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共和国的一部分人拥有最高权力就是贵族政治。
〔9〕”而雅典以其法治和民主著称，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梭伦一边说：“我们制定了不分贵族，一视同仁的法律，为每个人都规定了公正的正义〔10〕”。
却在另一边将公民按财产的多寡分为四等，即五百斗级（Pentacasiomedimni）、骑士级（Hippes）、双牛级（Zeugitae）和日佣级（thetes），并分别赋予每个等级的公民不同的权利。
如改革中的四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第四等级的公民是不能参加的，高级官员也只能又一、二等级的公民担任，第三等级只能担任低级官员，第四登记却不能担任任何公职〔6〕（p24）。
（2）、财力的限制。
在具有公民资格的人中，其中贫穷以及居住在远离城邦的公民事实上也行使不了公民权，能够参政的只占公民总数的十分之一二。
究其原因，财力成为最大的制约因素。
首先，雅典城邦极其重视战功和公役，每一个能够实际完全享有参政的公民必须要服兵役，保卫自己的城邦，而对当时要靠自备武器和粮食的战士来说，就一定要有购买能力，这样就把那些贫穷的公民阻在参政大门之外。
赫尔俄德曾经说过：“假若没有充足的粮食存结起来，……那么，你就不要参加公民大会，听取法庭诉讼。
[11]”其次，雅典城邦实施直接民主制，每年的政治活动十分频繁，大约每十天就要召开一次公民大会，其他的活动就更多，如此频繁的政治活动是普通公民在经济上无法承受的。
再者，雅典的官员早期是无薪制，虽然后来公职津贴保证一般公民有出任一般公职之机，“但最重要的掌握实权的将军仍是无薪报酬的，于是一般公民对比极难企及[12]”。
下层阶级为生活所迫，更不敢有人问津。
（3）、公民时间的限制。
如前所述，每隔十天左右公民就得前往雅典城邦去开会，虽然可以得到一定数额的津贴，但是要求农民不顾农时，放下农活，手工业者放弃生产特别是远离城邦的公民在时间上难以行通。
过多的民主会议已与生产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这部分人照样不能行使自己的公民权。
（4）、参政能力的限制。
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其会议时间每次只一天，但它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十分繁杂。
大到战争，小到纠纷，都要过问，而且程序极其严格，只有少数有才能和职位高者才拥有发言的权利。
演讲口才在此时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雅典绝大部分的人才也是这时候被发掘的，如古希腊的几 出色的政治领袖就都是出色的演说家。
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如果没有多数人的呼应，恐怕很难有什么号召力。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百姓对参加城邦就必须拥有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雅典帝国形成之后，打击波斯入侵、与斯巴达一决雌雄以及攻打伯罗奔尼撒同盟等就需要庞大的军队。
这部分屯国兵也不能出席。
据统计，“经常能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只占公民总数的1／5左右。
[13] 3选举的不科学性。
选举在雅典人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有公职人员都是通过选举产生，但它的科学性也同样受到质疑。
（1）民主选举与生产方式不协调。
如前所述，雅典民主政治生活频繁造成“政治肥大症”，与广大劳动者生产活动的季节性和特殊性有着严重的矛盾，导致社会生活各种功能之间的深度失横，使其他机制功能失调。
（2）选举表决方式的原始性。
抽签选举和举手表决在雅典民主只中占有绝对的地位，许多政府官员都是由此产生。
如十个陪审法庭的5000人的民主中的实际作用。
其随意性与幸运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盖过民主的实际意义。
我们不能抹去举手法在直接民主中的实际作用，但选举人的正当权益，尤其是不受干扰的表达自己意愿的权益不能得到保障。
（3）选举不能尽才为用。
在抽签选举中公民不能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来选择自己胜任的职业，忽视了不同公职之间的特殊要求，也不利于公民特长的发挥，这不仅不能有益工作效力，甚至适得其反。
苏格拉底就曾指出：“用豆子抓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因豆子抓阄的办法来雇佣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吹笛子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作错了的话其危害要比在管理国家方面发生错误要轻得多。
[14]” （二）审判制度的局限性 1犯罪处罚的不平等。
在有关犯罪的处罚上，柏拉图公开认为：“根据犯罪可以处以不同的刑罚[15]”。
在实践中，雅典法律将雅典人分为三种，一是本邦公民，二是外邦公民，三是奴隶。
总的处罚原则是富者多罚，保护本邦公民的权益。
本邦公民伤害了自由民可以支付罚款，外邦人伤害了自由民则被驱除出境，奴隶则可能被判处死刑，因为奴隶作为财产而存在，是谈不上权利的。
2一审终审。
雅典为了审判的效率而实行一审终审，起弊端显而易见。
判决是最后的判决，不能上诉也无法上诉因为根本就无上诉法院法院的第一审就代表全体公民的意志。
“而且在起诉上只有男性公民才有次项权利[16]”，这种程序在客观上不利于使犯罪份子得到惩罚和无辜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3专业人员素质的限制。
对一般官吏而言，没有严格的素质要求，有无德才在任用上没有任何差别。
陪审员都是普通公民，多数缺乏必须的法律知识，苏格拉底就曾批评雅典民主政体中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不要求其领导者具有任何特殊的知识，它将社会的命运委之于缺乏真知灼见的人们之手”，加上当时的法律不完善，也没有系统的成文法，许多案件只能依靠个人的主观判断，这样的审判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而且当时没有律师，判案的根据就是原告的申诉和被告的申辩，不擅言辞者时常败诉。
“在大部分诉讼案件中诉讼的胜负主要不是取决于案件的是非曲直，而是取决于诉讼双方及其证人，以及那些在法庭上替他们讲话的朋友的态度，看他们像不像清白无罪，看他们是否说实话，看他们的发言技巧，看他们的品行是否端正。
[17]”这一方面造成了审判的不公，另一方面也埋没了人才。
（三）。
监察制度的局限性 1提案负责制。
雅典的提案负责制使监察制度受到严重打击。
“公民大会提出的新议案如陪审法院与城邦基本法相抵触，不仅法案要被撤消，而且提案人还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6]（p24）”从此广大公民的监督意识一蹶不振，甚至许多不法行为无人敢问。
2陶片放逐法。
陶片放逐法本意是将那些公认的危害份子驱逐出境，但结果确实剥夺了仅为嫌疑犯公民的辩护权，使其不能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甚至失去公民资格。
那种纯粹的主观意识行为可能使真正拥有先进思想而不被人们所接受的先驱惨遭不幸。
苏格拉底之死，不敢说与此无任何关系。
那些杰出的人物，能真正掌握真理的少数往往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新思想因此被压制。
3用公权谋私利。
雅典的公民大会一方面体现出民主，另一方面却被一些野心家所利用，每次公民大会，豆油可能受到能言善辩的野心家的煽动。
“一些公民，不论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和集体的利益”[18]，造成多数人的暴政。
这种绝对的少数服从多数往往并不能代表公共利益，而知识一种形式上的众意。
卢梭曾指出：“公意和众意之间经常有很大的差别，公意总是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则是着眼于私利，它只是个体意志的总和[19]”。
例如远征西西里的错误便是阴谋家基比阿斯蒙骗众人的结果，使雅典丧失了与斯巴达对抗的精锐海军。
还有公元前406年的“阿基纽西海战的胜利悲剧”，使大批的军事人材死于非命。
这些都是统治集团的野心人物为一己私欲而达到清楚政敌的目的行为，与监察制度的缺陷很难分开。
（四）权力机构臃肿和权力制约的混杂 1工职人员过多。
如前所述雅典的政治建立在直接的民主之上，甚至后人把他的政治称为“贫民政治”。
雅典的民主靠庞大的政府机构来维持。
据统计，雅典有陪审员6000人、弓箭手1600人、骑士1000人、议事会议员500人、卫士1000人、国内官吏700人、重装兵2500人，此外还有其他公事者。
两万多人的工职人员在“面积不过2556平方千米，人口在雅典帝国全盛时期不过40万人中[20]”，在当时经济条件下已是相当庞大。
亚里士多德估计：“每年六个雅典公民中就有一人可能担任某种官职[21]”。
难怪亚里士多德感叹：“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22]”。
此外，还有全国性的集会。
其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很难承受，最终也会造成雅典的“政治肥大症”。
2工职津贴。
工职津贴是伯里克利为了吸引下层公民参加城邦管理而进行的变革，但从另一个侧面讲，这些津贴取之与民而用之于政，反而加重下层阶级的经济负担。
在形式上激励了参政，本质上却将他们连根拔起——一个连生活都没有着落的人，最如何也无心参政议政。
3三权合一。
在雅典全部的行政官员并不是组成某一个行政首脑同意领导下的政府，各种行政官员任期不一全都由公民大会和其他机构直接选出各自独立对公民大会或其相应机构负责。
这样一来，公民大会自身就要处理许多具体行政事务，立法权与行政权很难分开。
而且陪审法庭既行使司法权又参与立法，其主席相当与一天一夜的国家元首，可管理城邦各项事务，其权限划分和设置混杂而有交叉。
雅典民主政治除上述的一些限制外，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政权更替频繁，各级官吏限任期太短，除交接权力外，实际工作时间很短，使得工作缺少连续性与积极性，对经验的积累和责任心的提高都为不利。
这里限于篇幅，就不详细论述。
三、结语 雅典的民主政治达到了古代之颠，不管是在政治还是在法治上都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财富，特别是为大陆法系国家贡献了蓝本，为近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史实材料，也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最早的基石。
然而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限制与不够完善，但从历史观的态度去审视，雅典的民主政治比起同时代的其他国家都有过而不及。
我们在正确看待历史的同时，能以史为鉴，为工创今日的现代民主而努力。
参考资料：
浅谈如何提高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效果
一、雅典民主政治的体现 雅典民主政治的产生及体现。
雅典的民主政治起源于氏族社会，到奴隶制时期，实现了由君主体制到九个执政法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转变。
后来通过德拉古（Draco）立法、梭伦（Solon）改革、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伯里克利（Pericles）改革终于到了雅典的民主政治。
“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希罗多德（Herodotos）的《历史》一书。
在古希腊文中，“民主”（Demokratia）是“人民（Demos）”和“权利（Kratia）”两词合成，即人民的权利、人民的统治之意。
意大利文、英文、德文、法文和俄罗斯文中的“民主”都从其演变而来。
尊重人格、保护人权，公民自治是希腊民主政治的集中表现。
民主政治思想在那个时期达到了最高水平，在选举权、审判权、监察权以及行政权上都有突出的体现。
（一）选举制度。
雅典实现直接民主制，而非代议制，主要体现在公民大会上。
凡年满二十岁的雅典公民都要直接参加公民大会，选举出城邦重要的公职人员。
其职权是选举和评审政府官员，修改法律、解决财政收支、决定宣战和媾和、缔结和解除盟约、评定军功等。
如“执政官和十将军的选举就在公民大会上举行 [1] ”。
公民大会是雅典最高权力机关，每月举行两到四次，每个公民在大会中都有选举权。
伯里克利说：“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任何提拔，当任工职，这就对他优点的赏赐，跟特权是两码事。
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都黯淡[2]”。
公民大会用抽签的方式选举出五百人议事会、陪审员和一般行政人员。
（二）审判制度。
梭伦改革后，雅典城邦设立了十个陪审法庭，平均每个有五百人，由公民大会选举，任期一年，不得连任。
陪审员由年满三十岁的男性公民通过抽签方式充任，陪审法庭作为最高司法机关，有权受理公民的“不法申诉”。
对案件的受理采用开庭方式，经过原、被告的辩论后，由陪审员秘密投票得票多者胜诉。
因陪审判决即是一审判决有是终审判决，故“陪审官的任何投票都应当具有最高效力[3]”。
（三）监察制度。
雅典的监察制度已经相当发达，陪审法庭除是最高司法机关外，还是最高监察机关，有批准或否决五百人议事会的权力。
此外公民也可以行使监察权。
在雅典，官员的当选必须经过公民的严格监察。
1 在任职前其资格需先经审查，包括：出身、财产、人品、信仰、是否尊重父母、是否服兵役等。
以执政官为例，其资格由五百人议事会作初审，如有问题则提交法院判决决定是否任职。
2 官员任职期间也要收到审查。
如执政官和将军在每一主席团中都要举行一次信任投票，看他是否称职，如果这种投票反对任何一个官员，他便要到陪审法庭受审，如有罪，则判决他的刑罚或罚金，如果无罪，他将复职[3]（p64）。
3官员在其任职期满后，还要接受审查。
在其离任时，会有专人对其在任职期间的财产进行审查，如有贪污或者受贿，即送交法院判决，通常对其课以非法所得的十倍罚金［4］。
4不法申诉。
任何雅典公民认为某项法令违法，都有权向陪审法庭提出控诉，在控诉期，该法令暂停实施，如作肯定判决该法令就会被撤消。
5贝壳放逐法。
他是克里斯提尼立法改革最富有特色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针对那些滥用权力，危害国家利益，侵犯公民权利的官员而设置的。
每个春季非公民大会，先用口头表决方式提出是否有被放逐的人，如果有就召开第二次会议，每个人都在陶片或者贝壳上写上他认为应被放逐人的名字。
（四）行政制度。
五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政务，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和主持大会。
雅典的行政官员都是义务职，不支薪金，而且分工明确，主要有六个司法行政官、祖执政官、王者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下面又设有各级大小官员。
但他们产生的方式不太相同。
六个司法执政官及他们的书记均由抽签选举，而王者执政官、祖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各有两个助理，由他们自己选举。
这些人的资格在其任职之前都由陪审法庭审查，卸任时并需作报告。
二、雅典民主政治的局限 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在机制上实行任选制；在形式上赋予全民参与的机会；在实践中，到伯里克利时期也彻底摆脱贵族的控制，出现了“三权”的雏形，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因素导致的局限。
（一）、权利产生的局限 1“公民权”的限制。
雅典人的公民意思相当强，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只有雅典的公民才享有其权利，公民称号和公民权对于雅典人来说，是无比重要的。
一个人如果只拥有巨额的财富和出身于名门世家，而不享有公民权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而事实上雅典通过对公民权的限制来剥夺广大下层劳动者的民主权利。
在古代希腊语中公民Polis源自于Polites，后者是城墙的意思，Polis本意就是住在城墙里的人，古代拉丁语中公民Civilis也和城墙 Civitas有关。
公民社会在古代地中海世界最初形成便是在城邦之中。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城墙内的居民都有着同等的地位。
公元前431年雅典居民人数约为40万，而享有公民权的只有4.2万，只占总人数的1／10左右［5］。
（1）、并非生活在雅典城邦的所有人都当人看，在雅典1／3以上的奴隶被看作奴隶主的财产和工具，可以自由买卖。
在罗马，曾经只有罗马本邦人才是罗马的公民，即便是被称为“罗马人的盟友”的意大利人也不具有公民资格，罗马的公民社会结构范围过于狭窄（2）、也“并非所有被当人看待的都可以成为雅典公民，外邦人和工商业者都不享有公民权”［6］。
（3）、“一个雅典城邦公民权的获得一方面要看其父母是否都是本邦公民”［3］（P189）。
另一方面要看其是否有与其公民资格相适应的土地。
（4）、在雅典从事工商业的大多是奴隶和外邦人， “本邦人如果从事工商业达到一定期限也会被取消其公民资格［7］”。
（5）、占成年人口一半以上的妇女，不分其阶级一律不享有公民权，更谈不上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
妇女在雅典地位极其低下，这与古希腊的传统习俗分不开。
就统治能力来说，柏拉图认为：“在治理国家方面，女人也能干，但在干一切事物时女人总比男人低下［8］”。
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指出：“男女之间的高低之分是合乎自然的，因为男人能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情欲，而女人往往成为情欲的俘虏。
”作为其他民主权利基石的公民权之狭隘性暴露了雅典民主政治实质上仍然是奴隶主专政的一种形式，国家政权始终把握在他们手中。
2“公民权”实现的局限性。
雅典的民主政治名义上是对全体公民而言的，但实践中本来就之占人口总数大约1／10的公民，也并不一定都完全享有和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还必须受到内外因素的制约，实际上真正能享有法律规定权利的公民少之又少。
（1）、法律中的法最本质的内涵应该是平等，应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和特权的存在“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共和国的一部分人拥有最高权力就是贵族政治。
［9］”而雅典以其法治和民主著称，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梭伦一边说：“我们制定了不分贵族，一视同仁的法律，为每个人都规定了公正的正义［10］”。
却在另一边将公民按财产的多寡分为四等，即五百斗级（Pentacasiomedimni）、骑士级（Hippes）、双牛级（Zeugitae）和日佣级（thetes），并分别赋予每个等级的公民不同的权利。
如改革中的四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第四等级的公民是不能参加的，高级官员也只能又一、二等级的公民担任，第三等级只能担任低级官员，第四登记却不能担任任何公职［6］（p24）。
（2）、财力的限制。
在具有公民资格的人中，其中贫穷以及居住在远离城邦的公民事实上也行使不了公民权，能够参政的只占公民总数的十分之一二。
究其原因，财力成为最大的制约因素。
首先，雅典城邦极其重视战功和公役，每一个能够实际完全享有参政的公民必须要服兵役，保卫自己的城邦，而对当时要靠自备武器和粮食的战士来说，就一定要有购买能力，这样就把那些贫穷的公民阻在参政大门之外。
赫尔俄德曾经说过：“假若没有充足的粮食存结起来，……那么，你就不要参加公民大会，听取法庭诉讼。
[11]”其次，雅典城邦实施直接民主制，每年的政治活动十分频繁，大约每十天就要召开一次公民大会，其他的活动就更多，如此频繁的政治活动是普通公民在经济上无法承受的。
再者，雅典的官员早期是无薪制，虽然后来公职津贴保证一般公民有出任一般公职之机，“但最重要的掌握实权的将军仍是无薪报酬的，于是一般公民对比极难企及[12]”。
下层阶级为生活所迫，更不敢有人问津。
（3）、公民时间的限制。
如前所述，每隔十天左右公民就得前往雅典城邦去开会，虽然可以得到一定数额的津贴，但是要求农民不顾农时，放下农活，手工业者放弃生产特别是远离城邦的公民在时间上难以行通。
过多的民主会议已与生产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这部分人照样不能行使自己的公民权。
（4）、参政能力的限制。
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其会议时间每次只一天，但它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十分繁杂。
大到战争，小到纠纷，都要过问，而且程序极其严格，只有少数有才能和职位高者才拥有发言的权利。
演讲口才在此时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雅典绝大部分的人才也是这时候被发掘的，如古希腊的几位出色的政治领袖就都是出色的演说家。
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如果没有多数人的呼应，恐怕很难有什么号召力。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百姓对参加城邦就必须拥有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雅典帝国形成之后，打击波斯入侵、与斯巴达一决雌雄以及攻打伯罗奔尼撒同盟等就需要庞大的军队。
这部分屯国兵也不能出席。
据统计，“经常能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只占公民总数的1／5左右。
[13] 3选举的不科学性。
选举在雅典人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有公职人员都是通过选举产生，但它的科学性也同样受到质疑。
（1）民主选举与生产方式不协调。
如前所述，雅典民主政治生活频繁造成“政治肥大症”，与广大劳动者生产活动的季节性和特殊性有着严重的矛盾，导致社会生活各种功能之间的深度失横，使其他机制功能失调。
（2）选举表决方式的原始性。
抽签选举和举手表决在雅典民主只中占有绝对的地位，许多政府官员都是由此产生。
如十个陪审法庭的5000人的民主中的实际作用。
其随意性与幸运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盖过民主的实际意义。
我们不能抹去举手法在直接民主中的实际作用，但选举人的正当权益，尤其是不受干扰的表达自己意愿的权益不能得到保障。
（3）选举不能尽才为用。
在抽签选举中公民不能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来选择自己胜任的职业，忽视了不同公职之间的特殊要求，也不利于公民特长的发挥，这不仅不能有益工作效力，甚至适得其反。
苏格拉底就曾指出：“用豆子抓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因豆子抓阄的办法来雇佣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吹笛子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作错了的话其危害要比在管理国家方面发生错误要轻得多。
[14]” （二）审判制度的局限性 1犯罪处罚的不平等。
在有关犯罪的处罚上，柏拉图公开认为：“根据犯罪可以处以不同的刑罚[15]”。
在实践中，雅典法律将雅典人分为三种，一是本邦公民，二是外邦公民，三是奴隶。
总的处罚原则是富者多罚，保护本邦公民的权益。
本邦公民伤害了自由民可以支付罚款，外邦人伤害了自由民则被驱除出境，奴隶则可能被判处死刑，因为奴隶作为财产而存在，是谈不上权利的。
2一审终审。
雅典为了审判的效率而实行一审终审，起弊端显而易见。
判决是最后的判决，不能上诉也无法上诉因为根本就无上诉法院法院的第一审就代表全体公民的意志。
“而且在起诉上只有男性公民才有次项权利[16]”，这种程序在客观上不利于使犯罪份子得到惩罚和无辜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3专业人员素质的限制。
对一般官吏而言，没有严格的素质要求，有无德才在任用上没有任何差别。
陪审员都是普通公民，多数缺乏必须的法律知识，苏格拉底就曾批评雅典民主政体中的： “根本缺陷在于它不要求其领导者具有任何特殊的知识，它将社会的命运委之于缺乏真知灼见的人们之手”，加上当时的法律不完善，也没有系统的成文法，许多案件只能依靠个人的主观判断，这样的审判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而且当时没有律师，判案的根据就是原告的申诉和被告的申辩，不擅言辞者时常败诉。
“在大部分诉讼案件中诉讼的胜负主要不是取决于案件的是非曲直，而是取决于诉讼双方及其证人，以及那些在法庭上替他们讲话的朋友的态度，看他们像不像清白无罪，看他们是否说实话，看他们的发言技巧，看他们的品行是否端正。
[17]”这一方面造成了审判的不公，另一方面也埋没了人才。
（三）。
监察制度的局限性 1提案负责制。
雅典的提案负责制使监察制度受到严重打击。
“公民大会提出的新议案如陪审法院与城邦基本法相抵触，不仅法案要被撤消，而且提案人还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6]（p24）”从此广大公民的监督意识一蹶不振，甚至许多不法行为无人敢问。
2陶片放逐法。
陶片放逐法本意是将那些公认的危害份子驱逐出境，但结果确实剥夺了仅为嫌疑犯公民的辩护权，使其不能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甚至失去公民资格。
那种纯粹的主观意识行为可能使真正拥有先进思想而不被人们所接受的先驱惨遭不幸。
苏格拉底之死，不敢说与此无任何关系。
那些杰出的人物，能真正掌握真理的少数往往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新思想因此被压制。
3用公权谋私利。
雅典的公民大会一方面体现出民主，另一方面却被一些野心家所利用，每次公民大会，豆油可能受到能言善辩的野心家的煽动。
“一些公民，不论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和集体的利益”[18]，造成多数人的暴政。
这种绝对的少数服从多数往往并不能代表公共利益，而知识一种形式上的众意。
卢梭曾指出：“公意和众意之间经常有很大的差别，公意总是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则是着眼于私利，它只是个体意志的总和[19]”。
例如远征西西里的错误便是阴谋家基比阿斯蒙骗众人的结果，使雅典丧失了与斯巴达对抗的精锐海军。
还有公元前406年的“阿基纽西海战的胜利悲剧”，使大批的军事人材死于非命。
这些都是统治集团的野心人物为一己私欲而达到清楚政敌的目的行为，与监察制度的缺陷很难分开。
（四）权力机构臃肿和权力制约的混杂 1工职人员过多。
如前所述雅典的政治建立在直接的民主之上，甚至后人把他的政治称为“贫民政治”。
雅典的民主靠庞大的政府机构来维持。
据统计，雅典有陪审员6000人、弓箭手1600人、骑士1000人、议事会议员500人、卫士1000人、国内官吏700人、重装兵2500人，此外还有其他公事者。
两万多人的工职人员在“面积不过2556平方千米，人口在雅典帝国全盛时期不过40万人中[20]”，在当时经济条件下已是相当庞大。
亚里士多德估计：“每年六个雅典公民中就有一人可能担任某种官职[21]”。
难怪亚里士多德感叹：“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22]”。
此外，还有全国性的集会。
其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很难承受，最终也会造成雅典的“政治肥大症”。
2工职津贴。
工职津贴是伯里克利为了吸引下层公民参加城邦管理而进行的变革，但从另一个侧面讲，这些津贴取之与民而用之于政，反而加重下层阶级的经济负担。
在形式上激励了参政，本质上却将他们连根拔起——一个连生活都没有着落的人，最如何也无心参政议政。
3三权合一。
在雅典全部的行政官员并不是组成某一个行政首脑同意领导下的政府，各种行政官员任期不一全都由公民大会和其他机构直接选出各自独立对公民大会或其相应机构负责。
这样一来，公民大会自身就要处理许多具体行政事务，立法权与行政权很难分开。
而且陪审法庭既行使司法权又参与立法，其主席相当与一天一夜的国家元首，可管理城邦各项事务，其权限划分和设置混杂而有交叉。
雅典民主政治除上述的一些限制外，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政权更替频繁，各级官吏限任期太短，除交接权力外，实际工作时间很短，使得工作缺少连续性与积极性，对经验的积累和责任心的提高都为不利。
这里限于篇幅，就不详细论述。
三、结语 雅典的民主政治达到了古代之颠，不管是在政治还是在法治上都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财富，特别是为大陆法系国家贡献了蓝本，为近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史实材料，也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最早的基石。
然而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限制与不够完善，但从历史观的态度去审视，雅典的民主政治比起同时代的其他国家都有过而不及。
我们在正确看待历史的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