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政治
我觉得你可以讲一讲2011年的时事政治，下面是一些题目，你挑一个再在网上搜索就可以了。
1.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首飞成功2.莫斯科机场爆炸致35死180伤3.胡锦涛1月18日至21日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为世人瞩目。
4.俄总统威胁部署核导弹战斗群应对北约反导计划5.西方炒作中国歼20技术来自科索沃战场F117残骸6.企业通知春节前后员工请假扣三倍工资7.我国南冻北旱极端天气继续加重致蔬菜价格普涨8.财政部称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为正常现象9.人保部称2010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0.7%10.印度将对中国进口青霉素G钾等药品反倾销11.埃及爆发反政府冲突12.河北大学车祸案开庭 1.杭州市第十一届人大第六次会议1月28日选举邵占维为杭州市人民政府市长2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治理淮河工作3印尼交通部28日称，一艘载有400多人的渡轮当天凌晨在从爪哇岛驶往苏门答腊岛的途中发生火灾，已经造成至少11人死亡4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表示，28日上午10时52分在高雄市府东北方45.4公里处，发生里氏4.4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最大震度为屏东县三地门3级。
5长城200号潜艇:潜射导弹数量居中国海军首位6.埃及示威者预定当地时间28日午后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在示威开始之前的数小时，埃及政府暂停了该国的互联网服务，并在首都开罗部署反恐精英部队。
7.1月26日，日本雾岛新燃岳火山喷发 浓烟高达1500米8.1月28日据青海新闻网“中共青海省委领导活动报道集”显示，日前，苏宁（女）任青海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9.1月2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研究决定,从2011年起,计划用3年时间,对全国县(市、区、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长普遍轮训一次,总培训规模约3000人。
10.近日，墨西哥米却肯州蒂基切奥市长戈罗斯蒂埃塔向外界展示了她腹背腋下的伤痕，以揭露墨西哥毒贩的无法无天和残暴不仁。
据悉，她已三度遭贩毒集团袭击。
11.1月28日，报道山东干旱已达特大级 32万人临时性饮水困难12.由于不满政府腐败、物价上涨和失业率高等问题，埃及多个城市25日发生民众大规模集会，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
部分抗议者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人员伤亡。
13.重庆涉黑希尔顿老板被指曾向官员行贿195万，27日，备受关注的重庆希尔顿酒店股东彭治民等32人涉黑案在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开庭审理。
庭审中，多名被告对检方指控提出异议，称其供述并非本意。
14.国务院办公厅27日发出通知，对新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控作出具体部署，要求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国务院要求地方城市下月出台住房限购细则 15.今年北京市两会上，“十二五”规划纲要作了50余处修改，增加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的表述，使“发展成果共享”得到凸显。
16.中国民政部、财政部27日下拨2010－2011年度第二笔冬春受灾群众生活救助中央补助资金10.39亿元人民币，用于帮助受灾地区解决冬春期间群众口粮、衣被、取暖等基本生活需要。
17.据日本共同社1月27日消息，27日上午7点50分左右，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飞机在钓鱼岛黄尾屿西北约29公里附近所谓的领海毗连区内，发现渔政201号在航行。
中国渔政船钓鱼岛巡航遭日警告 中方强硬回复18.据香港《星岛日报》网27日报道，美国首都华盛顿26日下午突降大雪，数小时之内整个首都地区交通陷入瘫痪，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被堵在路上。
19.据外交部网站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7日主持例行记者会，就“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四次提到中国”回应指出，一个更加强有力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和稳定，将与美方共同努力。
20.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27日国际在线16时22分的消息：哥伦比亚当地时间26日发生一起重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
最新的数字显示，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1人，而且还有继续增加的可能。
祝你演讲成功
辽宁财贸学院大学生记者团的组织结构
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 原著：宋鸿兵《货币战争》第六章：（下）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他们会说IMF 非常傲慢。
他们会说IMF 从来不曾真正倾听它所致力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声。
他们会说IMF 的决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
他们会说IMF 的经济‘疗法’经常使问题更加恶化–使（经济发展）缓慢恶化为不景气，从不景气恶化为衰退。
他们说的不错。
我从1996 年到（2000 年）9 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
我亲眼目睹了IMF 和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我被惊呆了。
”[6.15]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和IMF 的2000 年年会前一周发表了这一针对这两个最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强烈抨击，他当即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
其实，开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尔芬森，而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萨摩斯（Lawrence Summers），而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银行17%的股份，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免权和一票否决权，在事实上控制着世界银行的运作。
萨摩斯对斯蒂格利茨厌倦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愿强制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动用“赶走”(Removal)的极端形式来羞辱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于2001 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还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
问题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水平不够，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主要是对国际银行家分外热心的“全球化”持消极态度。
他对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评价和见解当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制造和利用这些问题”正是这两家金融机构的使命。
斯蒂格利茨完全不相信“阴谋论”的观点，同样的，在世界银行和IMF 工作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工作人员，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方面的人员，也不认同他们的工作中存在任何“阴谋”。
事实上，从操作层面（OperationLevel）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和严谨的，每一个数据都有出处，每一种算法都有科学分析，每一个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说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存在着“阴谋”，那确实是冤枉了，换任何人用同样的数学模型和方法都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这正是高手设计的高明之处
细节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学化，几近无懈可击，而真正的“阴谋”出在政策层面（Policy Level）上。
经典战例就是，波兰和前苏联的经济转型效果大相径庭。
哈佛教授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索罗斯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花旗银行副总裁安诺.鲁丁(Anno Ruding)，一同炮制了“振荡疗法”。
索罗斯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疗法的：“我考虑到必须展现出政治体制变化会导致经济改善。
波兰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地方。
我准备了一些列广泛的经济改革措施，它包括3 个组成部分：看紧货币、调整结构和债务重组。
我认为三个目标同时完成要好于单独实施。
我主张一种宏观经济的债务与股份置换。
”结果在波兰“振荡疗法”实施的过程中，美国财政部和国际银行家在金钱上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在大笔金钱的“输血”下，波兰的“振荡疗法”大见成效。
等到“北极熊”被经济“大夫”们放上手术台上，一阵开膛破肚之后，美国的援助和国际银行家们原本答应好的金融“输血”，却嘎然而止，病人的下场可想而知。
难怪萨克斯教授大呼“冤枉”，明明被波兰案例验证过的成功“手术”却出了意外，“北极熊”病人竟然一命呜呼了。
其实，波兰“振荡疗法”的成功原本就是一个套儿，这种“政策层面”上的阴谋，就不是萨克斯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操作层面”上所能理解的了。
在布雷顿体系设计之初，这两家金融机构的建立为的是确立美元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
国际银行家废除金本位的理想分为三大步骤来实现，罗斯福在1933 年废除了传统的金本位体系后，黄金与美元的直接兑换关系（GoldStandard）被黄金间接兑换（GoldExchangeStandard）所取代，完成了废除黄金的第一步。
在国际流通市场中，外国的美元持有者仍然可以将美元兑换成黄金。
而布雷顿体系更进了一步，用美元兑换（DollarExchangeStandard）取代了黄金被黄金间接兑换，即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只有外国中央银行才能拿美元兑换黄金，黄金进一步被挤出了货币流通领域，自此，废除黄金完成了第二步。
IMF 和世界银行都是由美国实际控制，IMF 是欧洲人坐头把交椅，为了防止局面失控，美国财政部设计了在诸多重大议题上，必须达到赞成票85％以上才能实施的条款，从而相当于赋予了美国财政部（17％投票权）一票否决权。
而在世界银行，由于是美国财政部挑选行长，在完全掌握人事权的情况下，只有很少的情况下才设置85％赞成票的门槛，以便提高“效率”。
这就是玩“政策设计”和仅局限于“操作流程”二者之间层次的落差。
布雷顿体系的总设计师凯恩斯还构思出一个更“精彩”的概念：“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来构筑未来的世界货币框架，“特别提款权”就是所谓的“纸黄金”，以弥补美国由于长期的入不敷出所造成的黄金实物短缺。
这可是人类历史上一项空前的“发明”，人为地规定某种“纸币”永不“贬值”，等同于黄金，但永远不能兑换成黄金。
这个概念在1969 年美国发生严重的黄金支付危机时被“隆重推出”，但是仍然没能挽救美元与黄金兑换关系的国际承诺的崩溃。
布雷顿体系解体之后，“特别提款权”又被重新定义与“一篮子”货币汇率挂钩。
至今，这一凯恩斯40年代就构想出来的“世界货币”也没能发挥太大用场。
当1971 年尼克松宣布中止黄金与美元关系后，IMF 和世界银行的历史使命其实就已经终结了，不过国际银行家很快就为它们找到了新的定位：“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全球化”。
在斯蒂格利茨被解雇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银行和IMF 的机密文件。
这些文件显示了IMF 要求接受紧急援助的国家签署多达111 项秘密条款，其中包括出售受援国的核心资产：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铁路、电信、石油、银行等；受援国必须采取具有极端破坏性的经济措施；在瑞士银行里为受援国的政治家开设银行账户，秘密支付数十亿美元作为回报。
如果这些受援国政治家拒绝这些条件，他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将休想借到紧急贷款。
■■■■■这就是为什麽国际银行家最近对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无附加条件贷款愤怒异常的原因，中国为这些走投无路的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国家都有同一类药方等着他们：第一副药：私有化。
更准确地说是“贿赂化”。
受援国领导人在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他们将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
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你会看到他们的眼睛瞪大了”，那将是数十亿美元的巨款
当1995 年历史上最大的贿赂发生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时，“美国财政部认为这好极了，因为我们需要叶利钦当选。
我们不在乎这是否是一场腐败的选举。
我们希望钱涌到叶利钦那里。
”斯蒂格利茨并非是一名阴谋论者，他只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当他看到由于空前的腐败造成俄罗斯经济产出几乎下降一半，全国陷入严重衰退时，作为经济学家，良知和正义感使他对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卑劣伎俩非常不感冒。
第二副药：资本市场自由化。
从理论上讲，资本自由化意味着资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
可是亚洲金融风暴和巴西金融危机的实际情况是，资本自由流入来爆炒房地产、股市和汇市。
在危机来临之际，资本只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称为“热钱”的投机资本总是最先逃跑，受灾国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吸干。
IMF 伸手救援的条件包括紧缩银根，将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谬程度，这样高的利息只会无情摧毁房地产价值，破坏工业生产能力，吸干社会多年积累的财富。
第三副药：市场定价。
当半死不活的受灾国被IMF 拖到这步田地时，IMF 又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须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
1998 年印尼由于IMF 削减了食物和燃料的补贴，爆发了大规模暴动。
玻利维亚由于水价上涨导致市民暴动。
厄瓜多尔由于天然气价格飞涨引起了社会骚乱。
而这一切早就被国际银行家们掐算好了，用他们的术语，这叫做“社会动荡”（Social Unrest）。
而这种“社会动荡”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资金像受惊的鸟儿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着早已垂涎三尺的国际银行家的血盆大口。
当埃塞俄比亚第一位民主选举的总统在危机中接受世界银行和IMF 的援助时，却被迫将这些援助款项存到她在美国财政部的账户上，只拿到4%微薄的利息，与此同时却不得不向国际银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来救济饥肠辘辘的人民。
当新总统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动用世界银行和IMF 的援助款来救灾时，斯蒂格利茨却只能拒绝他的要求。
这是对人类良知的残酷考验，斯蒂格利茨显然不能承受这样的折磨。
第四副药：缩减贫困策略：自由贸易。
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贸易条款比作“鸦片战争”。
斯蒂格利茨尤其对“知识产权”条款感到愤慨，以这样高的“知识产权”“关税”来支付西方国家制药厂所生产的品牌药品，无异于“将当地人民诅咒致死，他们(西方制药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IMF、世界银行和WTO 都是一个机构外的不同牌子而已。
IMF对市场开放的苛刻条件甚至超过了官方的WTO。
[6.16]2004 年出版的《经济刺客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则从实践者的角度为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加上了精彩的脚注。
该书的作者约翰.伯金斯（John Perkins）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形象而细致地描绘了国际银行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不宣而战的秘密金融战争的始末。
作为当事人，作者于60 年代末被美国最大的间谍机构NSA（国家安全局）所招募，在经过一些列的测试之后，作者被认为是非常合适的“经济刺客”的人选。
为了防止暴露身份，作者被一家国际知名的工程公司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派往世界各国，去进行“经济刺客”的工作，一旦作者计划败露，由于完全没有官方背景，当事国只能归罪于私人公司的贪婪。
作者的工作就是游说发展中国家向世界银行大量举债，债务要远远高于实际需求，以确定债务必将出现无法偿还的情况。
为了让当政者尝到甜头，数亿美元的金钱贿赂随时现金支付。
当债务无法清偿时，世界银行和IMF 代表国际银行家去索要“所欠的鲜血淋漓的那一磅肉”，条件就是出让国家重要资产，供水系统、天然气、电力、交通、通讯等产业。
如果“经济刺客”的工作不见效，则派出中央情报局的“豺狗”（Jackal）去刺杀国家领导人，如果“豺狗”也失败了，最后就是动用军事机器发动战争。
1971 年，作者被派往印尼，成功地完成了“经济刺客”的任务，导致印尼严重负债。
后来作者又前往沙特，亲自操盘了“石油美元回流美国”（Recycling of Petrodollar）的计划，为基辛格后来成功游说沙特,离间OPEC组织立下汗马功劳。
后来，作者又前往伊朗、巴拿马、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国，屡立奇功。
当2001 年911 事件让作者痛楚地感觉到美国遭世人痛恨正是由于像他这样一批“经济刺客”的出色工作时，作者终于决心说出真相。
纽约各大出版社竟无人敢出版他的自传，原因就是书中的内容太具有爆炸性。
他写书的事很快在“圈子里”传开了，一家国际著名公司以高薪聘请他“坐冷板凳”，条件就是不要发表该书，这算是一种“合法”的贿赂。
当2004 年，作者顶着风险和压力出版该书后，几乎一夜之间，该书就成为美国最畅销的小说。
之所以选择小说形式，也是出于不得已，出版社担心如果以纪实体出现的话，难免招惹无妄之灾。
[6.17]4.统治世界的精英集团我们最好自下而上地来建造“世界秩序的大厦”，而不是相反。
终结国家主权（的工作），可以用一点一点进行蚕食的办法，这会比老办法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的。
[6.18]里查德.加纳《外交事务》杂志，1974年4月1992 年7 月16 日，当克林顿在民主党大会上接受竞选总统提名后，发表了一番并无新意的有关团结、理想、人民和国家之类的高调。
但是在演讲结尾，克林顿突然提到了他在乔治城大学读书时代的恩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对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与肯尼迪总统对他的影响相提并论[6.19]。
克林顿在随后的总统生涯里反复提到卡洛.奎格雷的名字，那么究竟卡洛.奎格雷的什麽主张让克林顿如此刻骨铭心呢
■■■■原来奎格雷教授是研究英美秘密精英组织的权威，他认为这些秘密组织决定性地影响了世界上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换句话说，奎格雷教授是一位“阴谋论”大师。
奎格雷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布鲁金斯智库、美国国防部、海军部任职，并与众多中央情报局的高官过从甚密。
作为“圈内人”的奎格雷曾大量接触最高机密的文献和秘密档案，他对英美极少数统治精英对全世界命运安排的“理想”并不反感，只是对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持有保留态度，再加上他的研究晦涩深奥，所以并没有遭到“主流”学者的围剿，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长达20 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接触过大量绝密文献，美国史学界没有第二个人有机会重复他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鲜有挑战者，只要他的学说不危及同时代的当权者，精英圈子也没有必要动他。
在奎格雷教授看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美国外交协会（CFR），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显然是世界政治精英操纵世界局势的核心组织。
拥有3600 名会员的外交协会相当于美国的“中央党校”，加入该协会就等于迈进美国政界的大门，成为未来世界政策的制定者。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加上了欧洲的精英分子，而拥有325 名会员的三边委员会加上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的精英分子。
美国外交协会的重量极成员往往也是其它组织的成员。
这些组织中的精英们包括叱诧世界风云的重量级人物：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JP 摩根国际委员会的戴维·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英国菲利普王子、在肯尼迪总统政府内任美国国防部长后来又任世界银行总裁的麦克纳马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前总统（和欧洲宪法的主要制订者）德斯坦、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还有就是一代宗师凯恩斯。
国际银行家正是这些组织幕后的大老板，罗斯切尔德家族主持了很多届彼尔德伯格会议。
1962 年和1973 年在瑞典度假圣地萨尔特舍巴登的会议由沃伯格家族主办。
正在读大学的克林顿听了恩师的指点立刻悟出要想在政界出人头地，个人奋斗注定会失败，必须进入权力核心的圈子才能达到“好风凭借力，任我上青云”的境界。
果然，克林顿先后加入了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还是“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这是一个专门培养未来“世界政府”重要“干部”的培训班。
克林顿在1989 年加入外交协会，1991年，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又出现在当年在德国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6.20]，要知道美国有众多的大州州长削尖脑门儿想要参加这个“超级精英聚会”，果然仅1年之后，名不见经传的偏远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竟然击败了英名赫赫的老布什而当选总统，难怪克林顿对恩师的教诲念念不忘。
5.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如果那些年我们就向公众开放，我们就不可能为世界制定发展计划。
不过，世界越来越复杂，并准备向世界政府迈进。
由知识精英和世界银行家组成的超国家主权实体肯定好过过去数世纪实践的国家自决。
”[6.21]戴维·洛克菲勒1991 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名字取自荷兰一家旅馆，由荷兰的伯恩哈德亲王（Prince Bernhard）于1954 年一手创立。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国际版”，由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家、政治家、商业领袖、媒体巨擎和著名学者所组成。
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由罗斯切尔德和洛克菲勒逐一捡选出来的，这些人很多同时又是美国外交协会、朝圣协会（Pilgrims Society）、圆桌协会（Round Table）、和三边委员会的成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包括欧盟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联合机构的策源地，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
[6.22]该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神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总部设在荷兰西部的莱顿市（Leiden），甚至还有电话号码。
但没有网站。
少数独立侦探，如英国的东尼·戈斯林（Tony Gosling）或美国的詹姆斯·塔克（James Tucker）要费尽心机才能获得有关彼尔德伯格会议位址和议程的消息,塔克跟踪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30 年。
塔克出版了一本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书。
历史学家皮埃尔·维勒马雷斯特（Pierrede Villemarest）和记者威廉·沃尔福（William Wolf）已经联合出版了《拒不让公众了解的事实和纪事》（Facts and Chronicles Denied to the Public），其中卷1 和卷2 讲述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秘密发展史。
比利时社会学家吉尤因斯（Geoffrey Geuens）所著的一本书有一章也是专门讲述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
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前副主席、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达维格农（Etienne Davignon）坚持说“这不是资本家操纵世界的阴谋”。
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加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近30 年的蒂埃里·蒙布利亚尔（Thierryde Montbrial）说这只不过是个“俱乐部”而已。
例如，彼尔德伯格2002 年会议的正式新闻稿说，“俱乐部的唯一活动是举行年会。
会上不提出任何决议，也不进行投票，不发表任何政策声明。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只是一个“灵活、非正式的小型国际论坛。
与会者在论坛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观点，增进彼此了解。
”英国经济学家威尔·赫顿（Will Hutton）说，每届彼尔德伯格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制定世界政策的前奏”，他的这个说法相当接近事实。
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做出的决定稍后会成为8 国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既定方针。
媒体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面前总是温顺得像沉默的羔羊。
2005 年，《金融时报》以典型的手法抢先报道，对沸沸扬扬的阴谋论淡化处理。
■■■■■事实上，任何质疑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俱乐部的人都会被嘲笑成阴谋论者。
英国议员或美国决策者等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地方”，一个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
香港回归
香港回归，俗称九七回归，有时称为香港主权移交1，中国内地常称香港回归祖国（中国），指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英国租借香港新界99年的期限届满之时），英国将治权交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历史事件。
同时香港的华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并恢复其中国人的身份。
结合经济周期理论阐述什么是经济衰退，经济繁荣
怎样看中国经济新常态 总书记5月在河南考察时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这是总书记第一次以“新常态”来描述当下的中国经济，此后在他亲自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在听取一些专家、学者的发言时，他又一次提到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新常态”的中国语义 “新常态”并非一个新词，2009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曾用“新常态”这个词，来描述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缓慢而痛苦的经济恢复过程，并断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再也回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低增长、高失业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降低。
此后，“新常态”就成为经济领域的一个流行词，国内学者也开始使用这个词，并将其赋予新的涵义，用以阐释、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新趋势。
从中国语境来理解，“新常态”中的“新”，意味着不同以往，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别于过去的阶段性新特征；“新常态”中的“常”，则意味着相对稳定，表明中国经济会适应新的变化、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平稳发展。
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从本质上来看，其核心要义是指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减速换挡，毅然告别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向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全力迈进、全面转型；它与西方语境中“新常态”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显然有所不同。
也就是说，它不是要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所谓繁荣状态，而是要在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重塑新的发展源泉，它的主题是“全面改革”、是“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
由此可见，总书记虽然借用了“新常态”这个词，但其涵义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它所表达的是中央对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本判断和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态度。
从阶段性特征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这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换挡已是大势所趋，或者说是一种“新常态”。
问题倒逼改革，在此背景之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会产生一个“结构调整阵痛期”，宏观政策的转型也需要一个“前期政策消化期”。
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宏观政策的基本基调是“稳”，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不会出台，中央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的事实有清醒的认识、对结构调整的阵痛也有足够的承受力和容忍度。
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涵义作一个简单的概括：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支撑发展的各方面条件都在改变，潜在增长率也趋于下降，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必须适应新情况、新变化，在新的环境中、新的平台上实现新的均衡，以适宜的速度、适当的方式、更高的效率、更好的质量，继续保持健康、平稳的发展状态，是谓新常态。
“新常态”的现实表征与理论解析 从现实表征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不断呈现出一些看似矛盾、但似乎又合乎逻辑的新现象。
主要表现是：虽然经济增速在回落，但物价水平却相对稳定，就业状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在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制造业因全面产能过剩而处于萧条的情况下，服务业依然保持了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整体经济景气下滑的过程中，“刘易斯拐点”逼近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势头不仅没有回落，反而在“民工荒”不断蔓延中保持了较高的涨幅。
上述三大典型现象，用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显然解释不通，但潜在增长理论和结构转换理论却能把个中的缘由说清楚。
首先，潜在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总是和潜在增长率密切相关。
所谓潜在增长率，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往往会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
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资本投入、劳动力状况、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其中，技术进步对潜在增长率具有长期的、决定性的影响，而资本、人力、资源在既定的潜在增长区间，对短期增长率具有重要影响。
过去，我们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廉价的劳动力、充裕的自然资源，再加上比较宽松和有利的技术引进条件，使得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在较长时间内都处于较高水平，从而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金融危机以后，资本回报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约束趋紧，特别是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简单地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已经没有多大空间，技术进步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创新。
所以，在技术创新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必然的，GDP增速回落也在情理之中。
可见，此轮的经济下滑，与此前的增长速度回落并不相同，它不是短时周期波动造成的，而是阶段性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产物，尽管增速下降，但发展还算平稳，尤其是物价水平与就业状况，没有出现周期性的大起大落。
其次，从结构调整与转换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时候，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一般都高于第三产业，所以在服务经济比重不断增大、工业经济比重日趋缩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也会趋于下降。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比第二产业增幅高0.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9%，高于第二产业4.1个百分点。
鉴于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它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更强，同样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容纳的就业量约为1058人，第三产业为1348人，后者超过前者约30%。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状况反而有所改善；经济景气下滑，人员工资仍在增加的奥妙所在。
“新常态”的四大趋势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有为，正在向积极的方向变化。
其中，有四个方面的趋势，尤其值得关注。
经济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显著标志就是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经济发展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普遍规律，同时也是经济结构再平衡的最佳时间窗口。
譬如日本，在上世纪50—60年代，曾经经历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接近9%；但在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以后，经济增速就开始下降，70、80年代大致为4.29%，90年代以后只有0.85%。
再比如我国的台湾地区，在经历了上世纪60—70年代高达10%的经济增长以后，虽然速度有所下降，但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仍然保持了年均7.6%的中高速增长，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降到了4.3%。
其间，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先后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完成了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实现了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
所以，正如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所言，“对中国来说，要回到过去30年两位数增长的模式，既无必要，也不现实。
事实上，备受期待的中国经济再平衡已经开始，增速放缓是这一进程的自然结果”。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华盛顿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彼得·伯特里尔也认为，中国GDP增速放缓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内部平衡。
对于中国而言，GDP增速放缓出现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点上。
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新常态”下，经济减速其实只是表面现象，背后反映的则是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即由过去的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
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相互作用方式。
因此，从要素配置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增长方式；二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
质量型增长包含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因素，内涵更加全面，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涉及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分配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是对整体经济增长过程优劣的价值评判，是一种更为科学的发展方式。
在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发展的质量会更高、效益会更好、可持续性会更强。
所以，总书记强调，“如果我们继续以往的发展方式，我们会有更高的增长率。
但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
“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因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发展动力：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与增长方式转变相伴而行的是发展动力的转变：数量型增长主要依靠要素和资本投入去驱动，而质量型增长则需要创新去驱动。
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也在倒逼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主要受四大要素影响，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投入、创新与技术进步。
通常情况下，随着资本、劳动、资源等投入要素的增加，产出也会随之而增加。
但随着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临界点后，收益递减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产出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
这个时候，就必须以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减缓或阻止收益递减现象，使相同的投入获得的产出。
以我国为例，1998—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2013年，则降至12.2%；2014年1至5月，仅为5.8%。
这充分说明，经过了30多年的数量型增长，要素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极限，未来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动力，必须把发展动力转到创新与技术进步上来，让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宏观政策：由刺激增长转向区间调控 在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常态、经济发展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的背景下，宏观政策的转型也就势在必行了。
过去，一遇到经济增速下滑，我们就会动用一切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
这种以“保增长”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虽说在短期内可以把经济增速拉起来，但由于政策变化太快、太频，往往会打断经济发展的正常节奏，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不明，常常会无所适从。
2013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这实际上就是宏观政策转型的开始，意味着中央调控经济的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过去的以“保增长”为中心转向以“调结构”为中心，稳增长、调结构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轴。
所以，尽管从去年以来到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一直较大，但中央并没有采取强刺激的调控措施，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
在此基础上，中央又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宏观政策的“稳”与微观政策的“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区间调控的基本思路。
调控的上限是“通货膨胀”，下限是“就业”，只要通胀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失业率不超出充分就业的界限；或者说，只要经济运行大体处在合理区间，就不会轻易动用强刺激政策，更不会为了零点几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而干扰总体工作布局。
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将地聚焦于促改革、调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适时的“微调”与“预调”将会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常态。
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适应“新常态”，关键是在战略上要有定力，客观地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平常心态对待一个并不算快，但却自然而然、真实有效的增长速度；运用底线思维，从最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
沉着冷静，不急不躁。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内在的规律，我们只能遵守，不能违背。
我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其间，也从低收入水平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客观上讲，经济发展也确实到了阶段性调整时期。
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经济发展也较快；而由中等收入阶段再进一步，跃升到高收入水平国家或地区，则要困难得多，经济增速也会随之而下降，其间所遇到的挑战，在经济学上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政策对路，措施得当，就会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进入高收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比如日本和韩国；否则的话，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停滞不前，比如拉美的一些国家。
我国目前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一定要冷静思考，沉着应对，千万急不得。
尤其是要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以平常心对待经济增速放缓，不必为此而过分纠结。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总书记早有精辟论述。
2013年4月8日，在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他就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
说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维持超高速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太大，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说不必要，主要是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
因此不必要追求超高的经济增速。
增强信心，发挥优势。
虽然我国正在经历“三期叠加”的严峻考验，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总体来说，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展空间、增长潜力依然巨大。
我们有13亿多人口，内需充分迸发所形成的消费潜能无可限量；我们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依然强劲、空间依然广阔；我们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对未来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
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只会对未来更有信心。
所以，总书记才会坚定地、充满自信地说：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内生动力；信心来自于亚太发展的良好前景。
积极进取，主动作为。
“新常态”下，经济只是放缓，并不意味着低迷；平常心也不等于平庸心，更不等于被动适应，无所作为。
恰恰相反，“新常态”是新尝试、新探索，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更加紧迫，要求更加严格，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宏观调控思路要创新、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增强等一系列的难题，都需要我们以饱满的热情，主动谋划，主动作为。
珍贵的战略机遇能否变成现实的发展成果，也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结构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以背水一战的气概，把改革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