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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促改剖主持词

时间:2015-05-26 05:50

关于中秋节

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

关于节日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也有很多关于这天的传说和传统。

中秋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称为中国汉族的四大传统节日。

自2008年起中秋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节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舞火龙  舞火龙,是香港中秋节最富传统特色的习俗。

从每年农历八月十四晚起,铜锣湾大坑地区就一连三晚举行盛大的舞火龙活动。

这火龙长达70多米,用珍珠草扎成32节的龙身,插满了长寿香。

盛会之夜,这个区的大街小巷,一条条蜿蜒起伏的火龙在灯光与龙鼓音乐下欢腾起舞,很是热闹。

香港中秋舞火龙的起源还有过一段传说:很早以前,大坑区在一次风灾袭击后,出现了一条蟒蛇,四处作恶,村民们四出搜捕,终于把它击毙。

不料次日蟒蛇不翼而飞。

数天后,大坑便发生瘟疫。

这时,村中父老忽获菩萨托梦,说是只要在中秋佳节舞动火龙,便可将瘟疫驱除。

事有巧合,此举竟然奏效。

从此,舞火龙就流传至今。

不管这传说有多少迷信成份,但中国是龙的故土,在香港大坑中秋节舞火龙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是值得珍视的。

如今大坑区的舞火龙活动规模颇大,除总教练、教练、总指挥及指挥外,安全组等等。

轮番舞龙者达三万多人。

  少数民族的祭月拜月习俗  在少数民族中同样盛行这祭月、拜月的风习。

云南傣族在中秋之夜,盛行“拜月”风俗。

傣族传说,月亮是天皇第三个儿子岩尖变的。

岩尖是个英勇刚强的青年,他曾率领傣族人民打败过敌人,赢得了傣族乡亲的爱戴。

后来,他不幸死后,变成了月亮,升向天空,继续发出柔和的月光,在黑暗中给傣族人民带来光明。

每逢中秋节这天,小伙子一清早就带上火药枪上山打火雀、野鸡,猎取节日野味。

姑娘、媳妇们忙着到湖边,池塘里抓鱼。

他们都忙着准备节日的晚餐。

老阿妈则忙着舂糯米,做大小不同的食物,四只桌角上各放一个糯米圆饼,每个饼上插一炷冷香。

待到月亮从山林上空一升起来,就点燃冷香,全家大小开始“拜月”。

然后,对空鸣放火药枪,以示对英雄岩尖的敬意。

最后,全家老小欢乐地围坐在小方桌旁,品尝食物,谈笑赏月,尽兴方散。

鄂伦春人祭月时在露天空地放上一盆清水,摆上祭品,然后跪在盆前,向月叩拜;土族人用盆盛清水,将月亮的倒影受到清水盆中,然后,人们不停地用小石子打盆中的月亮,俗称“打月亮”。

广西西部壮族的“祭月请神”活动更典型,每年夏历八月中旬,有的就在中秋夜,人们在村头村尾露天处,设一供桌,供放祭品和香炉,桌子右边树一高约一尺的树枝或竹枝,象征社树,亦作月神下凡与上天的梯子,这里保存了古老的月亮神话因素。

整个活动分为:请月神下凡,由一名或两名妇女作为月神的代言人;神人对歌;月神卜卦算命;歌手唱送神咒歌,送月神回天四个阶段。

蒙古族“追月”。

中秋之夜,蒙古族人爱做“追月”的游戏。

人们跨上骏马,在银白色月光下,奔驰在草原上。

他们朝西放马奔驰,月亮由东方升起,坠落天西方。

执着的蒙古骑手,不到月亮西下,“追月”不止。

藏族“寻月”。

西藏一些地区的藏族同胞欢度中秋的习俗是“寻月”。

是日夜晚,男女青年和娃娃们,沿着河流,跟着倒映水中的明月,把周围河塘中的月影措遍,然后回家团圆吃月饼。

赫哲族“祭月”。

在我国东北的赫哲族聚居地,每逢中秋佳节,人们要采葡萄、祭月。

相传是为了纪念一个聪明、勤劳的赫哲族媳妇。

她受不了婆婆的虐待,跑到江边向月亮求救。

最后终于奔到了月亮上。

德昂族“串月”。

云南潞西的德昂族青年男女,每逢中秋月明高挂,分外明亮的时候,山头塞尾,不时传来一阵悠扬动听葫芦笙,男女青年在一起“串月亮”倾诉衷情。

有的还通过“串月亮”送宾榔、送茶订下婚约。

阿细族“跳月”。

阿细人过中秋的传统习惯是“跳月”。

中秋之夜,从各个村塞聚集到山村中的开阔地,披纱的姑娘跳起来了,肩负大三弦的小伙子跳起来了。

然而,尤为撩人的还是那种青年男女表达爱慕之情的对歌,仿佛月亮也听利为之动情动容。

苗族“闹月”每逢中秋之夜,苗族群众沐浴着如丝缕的月光,吹奏悠扬的芦笙,跳起苗家歌舞,青年们在“闹月”活动中互相寻找意中人,互相表白要像月亮和清水一样,心地纯洁明亮,永结百年之好。

高山族“赏月”居住在台湾省山区的高山族同胞,每逢中秋明月高悬、清辉洒满大地的时候,穿着民族盛装,围坐在一起载歌载舞,饮酒赏月,共享天伦之乐。

中秋节  湖南侗乡的中秋之夜,流行着一种有趣的“偷月亮菜”风俗。

相传古时候,中秋晚上,月宫里的仙女要降临下界,她们把甘露洒遍人间。

仙女的甘露是无私的,因此,人们这一夜可以共同享受洒有甘露的瓜果蔬菜。

中秋之夜,侗家姑娘打着花伞,选取自己心爱后生的园圃,去采摘瓜菜,而不会被人看成是“偷盗”。

她们还要有意地高声叫喊:“喂

你的瓜菜被我扯走了,你到我家去吃油茶吧

”原来,她们这是借助月宫仙女传递红线呢。

如果能摘到一个并蒂的瓜果,这表示她们能有幸福的爱情。

因此,成双生长的豆角便成了她们采摘的对象。

嫂子们这夜也同样到别家园圃里去“偷月亮菜”,不过,她们希望能采到一个最肥的瓜或一把活鲜青翠的毛豆,因为,这象征着小孩的肥壮,毛头的健康(毛豆的谐音,指小孩)。

小伙子们也有“偷月亮菜”的习俗,因为他们也希望月宫仙女赐给他们幸福。

不过,他们只能在野地里煮了吃,不能带回家去。

“偷月亮菜”,使侗寨的中秋之夜,增添了无限欢乐和神奇异彩。

  中秋食俗  中秋节这一天人们都要吃月饼以示“团圆”。

月饼,又叫胡饼、宫饼、月团、丰收饼、团圆饼等,是古代中秋祭拜月神的供品。

月饼  相传我国古代,帝王就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

在民间,每逢八月中秋,也有左右拜月或祭月的风俗。

“八月十五月儿圆,中秋月饼香又甜”,这句名谚道出中秋之夜城乡人民吃月饼的习俗。

月饼最初是用来祭奉月神的祭品,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作为家人团圆的一大象征,慢慢的,月饼也就成为了节日的必备礼品。

月饼,最初起源于唐朝军队祝捷食品。

唐高祖年间,大将军李靖征讨突厥靠月饼隐蔽的传话得胜,八月十五凯旋而归,此后,吃月饼成为每年的习俗 当时有经商的吐鲁番人向唐朝皇帝献饼祝捷。

高祖李渊接过华丽的饼盒,拿出圆饼,笑指空中明月说:“应将胡饼邀蟾蜍”。

说完把饼分给群臣一起吃。

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一书,已有“月饼”一词,但对中秋赏月,吃月饼的描述,是明代的《西湖游览志会》才有记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

到了清代,关于月饼的记载就多起来了,而且制作越来越精细。

月饼发展到今日,品种更加繁多,风味因地各异。

其中京式、苏式、广式、潮式等月饼广为我国南北各地的人们所喜食。

月饼象征着团圆,是中秋佳节必食之品。

在节日之夜,人们还爱吃些西瓜等团圆的果品,祈祝家人生活美满、甜蜜、平安。

据史料记载,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周时代,民间就已有为纪念太师闻仲的“边薄心厚太师饼”。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引入胡桃、芝麻等,出现了以胡桃仁为馅的圆形“胡饼”,唐高祖时,李靖出征突厥,于中秋节凯旋而归,当时恰有一个吐蕃商人进献胡饼,李渊很高兴,手拿胡饼指着当空的皓月说:“应将胡饼邀蟾蜍(月亮)。

”随后分给群臣食之。

若此说确实,这可能是中秋节分食月饼的开始。

但“月饼”一词,最早是见于南宋吴自牧的红菱饼。

月饼是圆的,且被赋予团圆之意的朝代是明,刘侗《帝京景物略》说:“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饼必圆。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八月十五谓之中秋,民间又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

”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还记述了明代北京中秋制作月饼的盛况:坊民皆“造月饼相遗,大小不等,呼为月饼。

市肆至以果为馅,巧名异状,有一饼值数百钱者。

”心灵手巧的制饼工人翻新出奇,月饼上做出各种花样,彭蕴章《幽州土风吟》描述说:“月宫符,画成玉兔窑台居;月宫饼,制就银蟾紫府影。

一双蟾兔满人间,悔煞嫦娥窃药年;奔入广寒归不得,空劳玉杵驻丹颜。

” 中秋节  清代,中秋吃月饼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俗,且制作技巧越来越高。

清人袁枚《随园食单》介绍道:“酥皮月饼,以松仁、核桃仁、瓜子仁和冰糖、猪油作馅,食之不觉甜而香松柔腻,迥异寻常。

”北京的月饼则以前门致美斋所制为第一。

遍观全国,已形成京、津、苏、广、潮五种风味系列,且围绕中秋拜月、赏月还产生了许多地方民俗,如江南的“卜状元”:把月饼切成大中小三块,叠在一起,最大的放在下面,为“状元”;中等的放在中间,为“榜眼”;最小的在上面,为“探花”。

而后全家人掷骰子,谁的数码最多,即为状元,吃大块;依次为榜眼、探花,游戏取乐。

今天,月下游玩的习俗,已远没有旧时盛行。

但设宴赏月仍很盛行,人们把酒问月,庆贺美好的生活,或祝远方的亲人健康快乐,和家人“千里共婵娟”。

  燃宝塔灯  明清时期,民间还有在中秋之夜燃灯的习俗。

中秋灯与元宵灯不大相同。

中秋夜点的是宝塔灯,而且主要在南方流行。

宝塔灯,即由村童捡拾瓦砾搭成宝塔形状的灯。

清代苏州村民在旷野用瓦叠成七级宝塔,中间供地藏王,四周燃灯,称为“塔灯”。

广州儿童燃“番塔灯”,用碎瓦为之;还有柚皮灯,用红柚皮雕刻各种人物花草,中间安放一个琉璃盏,红光四射。

  抛帕招亲  山东省有些地区,中秋之夜有抛帕招亲的习俗。

中秋节  是夜,于广场中搭一彩台,布置成月宫景状,并设玉兔、桂树等。

一些未出嫁的姑娘扮成嫦娥,在欢庆歌舞之后,姑娘们将一些绣着不同花色的手帕向台下抛去。

如有观众接得的手帕与“嫦娥”手中的花色相同,即可登台领奖。

有些未婚的小伙子在交还手帕时,若受“嫦娥”喜欢,则可以戒指相赠。

此后,双方可以交友往来,情投者便喜结良缘。

  乞月照月爬月  旧时东莞有些妇女相信“月老为媒”,凡家中有成年男女而无意中人者,便于中秋夜晚三更时,在月下焚香燃烛,乞求月老为其撮合。

相传中秋之夜,静沐月光,可使妇女怀孕。

在一些地区,逢中秋月夜,有些久婚不孕的妇女便走出家门,沐浴月光,希望早生贵子,谓之“照月”。

  偷菜求郎  在台湾,中秋夜有未婚女子“偷菜求郎”之俗。

妆饰美丽的女子踏着月光,往别人菜圃中偷摘大葱及蔬菜,偷摘到之后便预示她能遇到如意郎君。

因此台湾有“偷着葱,嫁好夫;偷着菜,嫁好婿”之谚语。

  窃瓜祈子  在湖南的衡阳“中秋晚,有送瓜”一事。

凡席丰履原之家,娶妇数年不育者,则亲友举行送瓜,先数日,于菜园中窃冬瓜一个,须令园主不知,以彩色绘成面目,衣服裹于其上若人形。

举年长命好者抱之,鸣金放炮,送至其家年长者置冬瓜于床,以被覆之,门中念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受瓜者设盛筵款待之,若再事然。

妇得瓜后,即剖食之。

俗传此事最验云.在衡阳,凡是村里结了婚没有生育儿女的人家,只要人缘好,村里都会有人给他们送子。

在湖南的其他地区,也有以瓜送子的习俗,与衡阳类似、中秋节晚上,趁主人赏月不在屋时,要好的邻居就秘密地为他送子。

送子的人必须是已经有儿女的人。

他们先选中村里最恶的一户人家的瓜园,从园中偷一只大冬瓜,在瓜上画娃娃的面目,再用一节五寸长的小竹管插入冬瓜腹内,顺着竹管往里灌水,直到灌满为止。

送子人将冬瓜藏在主人的被窝中,等主人回房睡觉时用手拉被,冬瓜娃娃一动,水便顺着竹管流了出来,就像小孩尿床一样。

而丢瓜的人家一早起来便骂,据说,骂得越凶,将来生的娃娃越健壮。

如果第二年真的生了儿女,便要儿女拜送子的人干爹、干妈。

在贵州也有偷瓜送子的习俗。

晚上偷瓜时故意让被偷的人知道,以惹起怒骂,骂得越厉害越好。

瓜偷来后,要为它穿上衣服画上眉,装成小孩的形状,敲锣打鼓,用竹舆抬送,送到无子的人家,接受瓜的人必须请送瓜人吃一顿月饼,然后陪伴着瓜睡一夜,第二天早晨将瓜煮熟吃掉,认为从此便能怀孕了。

安徽歙县一带,中秋节时,大人们让稚童愉人家的倭瓜或者连娘带子的子母芋,泥水淋漓地放到新婚人家的被子里,弄得床褥极脏。

用这种方式表示送子。

有诗说:“送子中秋记美谈,瓜丁芋子总宜男。

无辜最惜红绫被,带水拖泥那可堪。

”  中秋博饼  在福建厦门,每逢中秋佳节临近,夜色阑珊中的厦门, 中秋节  大街小巷便会传出博饼时骰子撞碰瓷碗的悦耳叮当声。

厦门的“博饼”,也叫“博中秋饼”、“博会饼”。

这一风俗的形成与民族英雄郑成功有关。

据传是300多年前,郑成功屯兵厦门,每到8月15日月圆之时,满怀反清复明之豪气的将士们,难免有思乡思亲之情。

为排解和宽慰士兵佳节思念家乡亲人之苦,郑成功的部下洪旭发明了一种博饼游戏,让士兵赏月博饼。

郑成功亲自批准从农历13至18,前后6夜,军中按单双日轮流赏月博饼。

这独特的游戏,后逐渐在民间流传和改进,成为一种有趣的民俗活动。

早年,博状元饼,多为亲友或结拜兄弟姐妹间大家出钱,购买一二会月饼,共同博之,谁得“状元”,来年中秋节要赠送一会给大家博。

其中有人生男孩的要送两会。

这样,年年有增无减,会饼越来越多,只好再分开两独立组。

一般家庭由长辈主持,每年买一二会,全家围成一圈博之。

  客家习俗  客家人过中秋吃月饼、赏月等习俗与全国其它各地大致相同。

客家人称八月节或八月半。

每逢中秋圆月升起时,客家的人们早早便在庭院、楼台,或屋前的禾坪对着月亮升起的地方,摆出月饼、花生、柚子等果品,准备“敬月光”活动。

拜过月后,一家大小在外面赏月、吃东西。

赏月是大人们的事,小孩子一般不会端端正正的坐在那里赏月,而是在皎洁的月色下追逐嬉戏,此时是他们的天堂。

而吃东西则是有些讲究的。

家长往往先让大家吃这些祭过月神的祭品。

在华夏祭祀文化中,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在神主享用后,祭者常常会把祭品分吃掉,这样整个祭祀礼仪结束。

我们分吃过程,一方面接受了月神的赐福,一方面履行了传统的祭祀文化。

梅县人的说法是,吃了这些祭品更“乖”,吃了有福气的,吃了会更吉利。

在梅州,除了月饼这个传统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中秋食品外,柚子是必不可少的节日食品,品种有金柚(沙田柚)、蜜柚或水晶柚。

而吃柚子也是有一定的含义的。

“像剖柚子叫'杀柚',带有驱邪的意思在里面。

也有说剥柚子皮是‘剥鬼皮’,寄寓了驱邪消灾的愿望。

” 客家地区的月饼,除普通月饼外,有“五仁月饼”,还有一种用糯米粉加糖压制成大小不一的圆形糕。

虽社会经济不断进步,但客家人始终继承传统饮食文化又在发展民间饮食文化,而中原遗风始终不变。

  走月亮、走三桥  吴地有走月亮、走三桥之俗,就是在月光下出游,走过至少三座桥(见顾禄《清嘉录卷八》)。

上海也有此俗(见玉鱿生《海陬冶游录》)。

所谓走三桥者,明显度厄之味在。

  祭月、烧香斗  上海中秋节风俗,有祭月和烧香斗等。

祭月时,当月亮升起,于露天设案,供以月饼、瓜果、毛豆、芋艿和藕等食物,还供有执着捣药杵站立的玉兔月宫符画。

旧以月属阴,祭月时由妇女先拜,男子后拜,也有说是“男人不拜月”的,祭月完毕,一家吃团圆酒、赏月饭等。

妇女回娘家暂住的,中秋夜必须返回夫家,因为这是团圆节的缘故。

中秋夜出游赏月,上海人叫做“走月亮”。

妇女们结伴夜游,称为“踏月”。

上海小东门外的陆家石桥,桥下面水中荡漾的皎月倒影,与天空中的皓月形成美妙对照。

因此中秋夜游人如织,争相观赏。

这“石梁夜月”在上海很有名气,被称作“沪城八景”之一。

上海民间还有烧香斗的风俗。

所谓香斗,也有称为斗香的,是由纸扎店制作的,形状四方,上大下小,大的四周各宽约有二尺多。

香斗四周糊着纱绢,绘有月宫楼台亭阁等图画,也有的香斗用线香编绕而成,斗中插有纸扎的龙门魁星以及彩色旗旌等装饰。

上海中秋节烧香斗的场面,向以南园为最盛。

此外,城里城外许多大桥的桥堍都点燃有特制的大型香斗。

十八学士的故事

唐太宗在做秦王时建“文学馆”,收聘贤才,以、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姚思廉、薛收、褚亮、陆德明、孔颖图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勗十八人并为学士。

唐玄宗开元时,於上阳宫食象亭,以张说、徐坚、贺知章、赵冬曦、冯朝隐、康子元、侯行果、韦述、敬会真、赵玄默、毋煚、吕向、咸廙业、李子钊、东方颢、陆去泰、馀钦、孙季良为,命董萼画像,并记录所有的姓名、表字、爵位、籍贯等。

五代楚国君王马希范在位时曾仿照唐太宗设天策府文学馆的先例,以幕僚拓跋恒、廖匡图、李弘皋、徐仲雅等十八人为学士,号称“天策府十八学士”。

二八二卷载:“楚王希范始开天策府,置护军都尉、领军司马等官,以诸弟及将校为之。

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皋、廖匡图、徐仲雅等十八人为学士。

” 这么多,不知你说的是哪些

应该是唐太宗的十八学士吧

之一,中国唐初名相。

字克明。

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

从祖杲为北周、隋显官。

生平简介 唐武德元年(618)如晦被李世民(见李世民)引为秦王府属官。

如晦常从征伐,参与机要、军国之事,剖断如流。

又迁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并以本官入文学馆为十八学士之首 。

四年,李世民建天策府,以如晦为从事郎中。

当时世民弟兄间皇位继承的争夺十分激烈,太子建成企图翦除世民羽翼,在唐高祖李渊前谮毁世民的幕僚,因此如晦和房玄龄同被斥逐。

九年,潜入秦王府谋划,以功擢拜太子左庶子。

太宗即位,如晦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贞观二年(628),以本官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仍总监东宫兵马事。

三年,任尚书右仆射,仍领选事。

四年三月卒。

如晦为相时,正值唐新建不久。

他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典章制度皆两人所定。

时称如晦长于断,玄龄善于谋,两人配合默契,同心辅佐太宗,后世论唐代良相,首推房、杜。

其祖父杜果官至隋朝工部尚书,其父杜咤为隋朝昌州长史。

自少聪悟,好谈文史,是个典型的彬彬书生。

隋炀帝大业年间作为候补官员,只补个滏阳尉的小官,不久就弃官回家。

大业十三年(617)底,李渊父子率军队攻克长安,次年建立唐朝。

闻知足智多谋,便召进府中任兵曹参军。

唐政权初建,需要向各地选派官员。

时秦王府聚集了许多有才能的幕僚,一部分已被调出去任职。

房玄龄对李世民说:“杜如晦聪明有胆识,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你以后要建立帝业,必须得此人辅佐。

别的人全调走不足惜,唯社如晦不可舍。

”李世民听到此说,立即上奏唐高祖,要求将社如晦留任秦王府。

从此后,杜如晦跟随李世民左右,参赞机戎,成为李世民智囊集团中的核心人物。

武德元年(618)八月,盘据今陇右一带的薛举兵强马壮,趁李唐政权立足未稳,出兵东犯。

高祖派李世民统兵征讨,杜如晦随军参赞,经两次交战,唐军彻底打垮了西秦的势力,解除了西北方面的威胁。

李渊为嘉奖李世民的战功,命其出为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

杜如晦随行任大行台司勋郎中,封建平县男,食邑三百户。

其后,李世民连续统兵东征刘武周、宋金刚、王世充等武装割据势力,杜如晦每每随行,为之参谋帷幄,决胜于疆场。

他遇事善断,处理公务迅速无误,是同僚中最为干练的人才。

武德四年(621)十月,李世民为了笼络人才,研究文籍,设立了文学馆,置十八学士,杜如晦被选为学士。

随着唐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在皇太子李建成和之间,逐步展开了一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

杜如晦和房玄龄为李世民出谋划策,鼓动他先发制人,发动政变,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

建成和元吉也在加紧策划,打算分化瓦解秦王府中的骨干力量,他深知“秦王府中所可惮者,唯社如晦与房玄龄耳。

”①于是,便向高祖上奏,说房、社二人对朝廷不利。

高祖便令将房、社二人赶出秦王府,并不许以后私见李世民。

当李世民下定决心要与建成、元首进行最后决战时,便密派尉迟敬德去召房玄龄、杜如晦人府计议。

杜如晦化装成道士模样,随潜人秦王府。

在经过一番周密安排之后,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凌晨,李世民率杜如晦、尉迟敬德等一班亲兵亲将,发动了有名的“玄武门事变”,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消灭了政敌。

李世民为皇太子,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

唐太宗登基后不久就被太宗拜为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

贞观初年,他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制定典章,品选官吏,好评如潮。

贞观四年,杜如晦病重,李世民亲自去他家中探望,抚之流泪,在他咽气前超升其子杜构为尚舍奉御。

即使皇帝如此贵重其人,杜如晦仍旧抗不过疾病之侵,死时年仅四十六。

太宗哭之甚恸,赠司空,徒封莱国公,谥曰成,并手诏为制碑文。

后来有一次唐太宗吃块美味的香瓜,忽然忆起杜如晦,怆然泪下,遣人以所食之半奠于这位文臣的灵牌前,不时送御馔祭奠。

在杜如晦的每年忌日,太宗都派人到他家里慰问其夫人儿子,一直保持其公府的官吏僚佐职位。

“终始恩遇,未之有焉。

” 子女 杜如晦二儿子是尚城阳公主的驸马爷,后来因牵涉进太子李承乾谋反案中被斩。

袭爵的长子杜构本来官为慈州刺史,因弟弟一案也坐贬岭南,死于边野。

不知晚年的李世民,是否因为三子选叛而伤透了心神,再也顾及不到这位功臣的后人了。

房玄龄(579~648) 姓名:房玄龄 别名:房乔 生辰:579年 民族:汉 忌日:648年8月18日(阴历) 籍贯:济南 章丘 相公庄 地区:济南 章丘 国家:中国唐朝 职业:开国宰相 信仰:兼容并包 唐代初年名相。

名乔,字玄龄(一说名玄龄,字乔)。

有人认为房玄龄是今天淄博人,其根据就在于中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人”的记载。

这是一种误解,查看隋唐时期地图可以发现,“齐州”并非齐国,当时的“齐州”就是今天的济南所在地。

隋朝末期,济南曾一度改称临淄郡,所以说他是“齐州临淄人”。

另外,记载,房玄龄的祖先“随慕容德南迁,因居济南。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房玄龄确是济南人,而非淄博人。

父亲房彦谦。

玄龄博览经史,工书善文,18岁时本州举进士,先后授羽骑尉、隰城尉。

隋末大乱,李渊率兵入关,玄龄于渭北投李世民,屡从秦王出征,参谋划策,典管书记,任秦王府记室。

每平定一地,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收罗人才。

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

唐武德九年(626)他参与的策划,与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房玄龄为中书令。

贞观三年(629)二月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

十一年封梁国公。

与杜如晦、魏徵等同为太宗的重要助手。

至十六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

曾受诏重撰。

太宗征高句丽时,他留守京师。

二十二年病逝。

贞观前,他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

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

贞观中,他辅佐太宗,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又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

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谋杜断”。

房玄龄有三子,房遗直、房遗爱、房遗则。

玄龄公辞世后,承袭其“梁国公”爵位和偌大门庭的房遗直,违背祖训,德不压身,不知进退,终致兄弟阋墙、遭人陷害,成为取败之由。

“房遗爱谋反事件”指房遗爱和妻子高阳公主(太宗第十八女)阴谋发动的宫廷政变。

但是事不机密,计划被泄露,一干人都被逮捕。

高宗派长孙无忌审理此案,长孙无忌借此机会将吴王李恪也牵连进来,李元景、李恪、房遗爱、高阳公主、薛万彻、柴令武、巴陵公主等全部被杀。

开皇(隋文帝年号)中,天下混一,皆谓隋祚方永,玄龄密白父曰:“上无功德,徒以周近亲,攘神器有之,不为子孙立长久计,淆置嫡庶,竟侈僭,终当内相诛夷。

视今虽平。

其亡、跬可须也。

”隋末大乱,于渭北投归李世民,任秦王府记室,屡从秦王出征,网罗人才,协助李世民削平群雄登上帝位。

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与初唐其他二十三位开国功臣一起由画圣阎立本画像并供奉于“凌烟阁”。

其以一介书生建功立业“画像上凌烟阁”事世受文人墨客们推崇。

晚唐诗人李贺在诗《南园》中感叹: 【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 唐太宗在位期间,房玄龄受封为梁国公。

官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职,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

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使唐律比前朝显为宽松,律条也臻完备,奠定了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唐律疏议》,对后世影响极大;监修国史,主编了二十四史之【晋书】;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其省并中央官员之举为贞观善政之首;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

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如【旧唐书】赞曰:【文含经纬,谋深夹辅。

笙磬同音,唯房与杜。

】因玄龄善于谋划,如晦善于决断,史称【房谋杜断】. 唐太宗李世民本身也是一位有造诣的文学家。

其诗作在【全唐诗】存89首。

他曾作【威凤赋】自喻并赐长孙无忌。

以诗【赐房玄龄】颂扬、勉励玄龄公为国求贤:【太液仙舟迥,西园引上才。

未晓征车度,鸡鸣关早开。

】又曾作【赋秋日悬清光赐房玄龄】一首: 【秋露凝高掌,朝光上翠微。

参差丽双阙,照耀满重闱。

仙驭随轮转,灵乌带影飞。

临波光定彩,入隙有圆晖。

还当葵霍志,倾叶自相依。

】 一位开国君王,为一位大臣三次赋诗,可见其对玄龄公之倚重。

玄龄公去世后,谥号【文昭】,配享太宗庙廷。

唐大臣也是著名书法家的褚遂良,于唐永徽三年,为玄龄公墓刻【房玄龄碑】。

碑文二千余字,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句话是: 【道光守器长琴振音,方嗣虞风仙管流声】 后世史学家在评论唐代宰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总是说:唐代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宋。

唐人柳芳叹道:“房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

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

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王珪、魏征善谏,房玄龄赞其贤;李积、李靖善将兵,房玄龄行其道;使天下能者共辅太宗,理致太平,善归人主,真贤相也!房玄龄身处要职,然不跋扈,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柳芳的评论可谓恰如其分,司马光、欧阳修后来写有关这段历史评论时,都全文抄录。

而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所刻《历代古人像赞》中在玄龄公画像左上角所题对联一副:“辅相文皇功居第一,遗表之谏精忠贯日”。

也是很好的注解。

唐代文学家皮日休,早年即志在立功名、佐王治,追踪房玄龄、杜如晦的事业。

他在【七爱诗.房杜二相国】中慷慨言道: 【吾爱房与杜,贫贱共联步。

脱身抛乱世,策杖归真主。

纵横握中算,左右天下务。

肮脏无敌才,磊落不世遇。

美矣名公卿,魁然真宰辅。

黄阁三十年,清风一万古。

巨业照国史,大勋镇王府。

遂使后世民,至今受陶铸。

粤吾少有志,敢蹑前贤路。

苟得同其时,愿为执鞭竖。

】 房玄龄传 房乔,字玄龄,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

年十八,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

父病绵历十旬,玄龄尽心药膳,未尝解衣交睫。

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

玄龄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

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

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

玄龄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

高祖尝谓侍臣曰:“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

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

”隐太子以玄龄、如晦为太宗所亲礼,甚恶之,谮之于高祖,由是与如晦并被驱斥。

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令长孙无忌召玄龄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阁计事。

及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右庶子,赐绢五千匹。

贞观元年,代萧瑀为中书令。

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进爵邢国公,赐实封千三百户。

三年,拜太子少师,固让不受,摄太子詹事,兼礼部尚书。

明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改封魏国公,监修国史。

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

闻人有善,若己有之。

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

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

论者称为良相焉。

高宗居春宫,加玄龄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监修国史如故。

寻以撰《高祖、太宗实录》成,降玺书褒美,赐物一千五百段。

其年,玄龄丁继母忧去职,特敕赐以昭陵葬地。

未几,起复本官。

太宗亲征辽东,命玄龄京城留守,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

”军戎器械,战士粮廪,并委令处分发遣。

玄龄屡上言敌不可轻,尤宜诫慎。

寻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

二十三年,驾幸玉华宫,时玄龄旧疾发,诏令卧总留台。

及渐笃,追赴宫所,乘担舆入殿,将至御座乃下。

太宗对之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

敕遣名医救疗,尚食每日供御膳。

若微得减损,太宗即喜见颜色;如闻增剧,便为改容凄怆。

后疾增剧,遂凿苑墙开门,累遣中使候问。

上又亲临,握手叙别,悲不自胜。

皇太子亦就之与之诀。

寻薨,年七十。

废朝三日。

(《旧唐书·房玄龄传》) 柳芳曰: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

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①不言功,王②、魏③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④、卫⑤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

为唐宗臣,宜哉

(《资治通鉴·唐纪十五》) “醋坛子”的由来就是根据房玄龄和其夫人的故事来的。

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起兵前久居晋阳,“醋”也成为唐宫必不可少的调味品,且因皇上喜吃,皇宫储存极多。

据说,唐太宗年间,宰相房玄龄惧内是有了名的。

其妻虽然霸道,但对房玄龄衣食住行十分精心,从来都是一手料理,容不得别人插手。

一日,唐太宗请开国元勋赴御宴,酒足饭饱之际,房玄龄经不得同僚的挑逗,吹了几句不怕老婆的牛皮,已有几分酒意的唐太宗乘着酒兴,便赐给了房玄龄两个美人。

房玄龄不料酒后吹牛被皇上当了真,收了两位美人,想到霸道且精心的妻子,愁得不知怎么才好。

还是尉迟敬德给打了气,说老婆再凶,也不敢把皇上赐的美人怎么样,房玄龄才小心翼翼地将两个美人领回家。

不料,房玄龄的老婆却不管皇上不皇上,一见房玄龄带回两个年轻、漂亮的小妾,大发雷霆,指着房玄龄大吵大骂,并操起鸡毛掸子大打出手,赶两个“美人”出府。

房玄龄见不对头,只好将美人送出府,此事马上便被唐太宗君臣知道了。

李世民想压一压宰相夫人的横气,便立即召宰相房玄龄和夫人问罪。

房玄龄夫人也知此祸不小,勉勉强强地跟随房玄龄来见唐太宗。

唐太宗见他们来到,指着两位美女和一坛“毒酒”说:“我也不追究你违旨之罪,这里有两条路任你选择,一条是领回二位美女,和和美美过日子,另一条是吃了这坛‘毒酒’省得妒嫉旁人了。

”房玄龄知夫人性烈,怕夫人喝“毒酒”,急跪地求情。

李世民怒道:“汝身为当朝宰相,违旨抗命,还敢多言!”房夫人见事已至此,看了看二女容颜,知自己年老色衰,一旦这二女进府,自己迟早要走违旨抗命这条路,与其受气而死,不如喝了这坛“毒酒”痛快。

尚未待唐太宗再催,房夫人举起坛子,“咕咕咚咚”的已将一坛“毒酒”喝光。

房玄龄急得老泪纵横,抱着夫人抽泣,众臣子却一起大笑,原来那坛装的并非毒酒而是晋阳清源的食醋,根本无毒。

唐太宗见房夫人这样的脾气,叹了口气道:“房夫人,莫怨朕用这法子逼你,你妒心也太大了。

不过念你宁死也恋着丈夫,朕收回成命。

”房夫人料不到自己冒死喝“毒酒”得了这么个结果,虽酸得伸头抖肘,但心中高兴万分。

房玄龄也破涕为笑。

从此,“吃醋”这个词便成了女人间妒忌的代名词。

房玄龄的籍贯在山东省章丘市(济南代管,淄博西)相公庄镇房庄村。

与张养浩是老乡,张养浩就是相公庄镇驻地相公庄的。

相公庄就是因张养浩而改,以前叫小王庄。

王姓居多。

后因张养浩而改。

什么是文字狱

文字狱概述  1、名词,专指一类迫害文人,以排除异见的事件。

2、动词,指利用特权对异己进行构陷。

3、形容词,形容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行的无情专制。

《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份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  [编辑本段]北宋和以前的文字狱  《汉书》上说,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

魏末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司马师“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

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称“国史之狱”. 北宋大诗人,大词人苏轼就曾因为所作的诗中,被指“包藏祸心,诽谤谩骂”,得罪当权者,被捕入狱将近五个月,罪名是包藏祸心、谤讪时政。

主要的根据是《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等几首诗。

史称“乌台诗案”。

  [编辑本段]明朝时的文字狱  明太祖朱元璋参加国元末农民起义,十分讨厌“贼”“寇”等字眼,又因为他当过和尚,所以对“光”“秃”“僧”这些字都非常讨厌。

有一次,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书上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赞美朱元璋。

朱元璋却牵强附会,硬认为“光”是指光头,“生”就是”僧“,是在骂他当过和尚,“则”与贼近音,意在骂他是贼,竟下令把徐一夔杀了。

  [编辑本段]金朝时的文字狱  翰林学士张钧是金国有史可查的第一个文字狱受害者,因为一场天灾为金熙宗起草“深自贬损”的诏书,被萧肄诬陷而被劈开嘴巴剁成肉酱。

《金史·熙宗本纪》:‘四月壬申夜,大风雨,雷电震坏寝殿鸱尾,有火入上寝,烧帏幔,帝趋别殿避之。

丁丑,有龙斗于利州榆林河水上。

大风坏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飘扬十数里,死伤者数百人。

五月戊子,以四月壬申、丁丑天变,肆赦。

命翰林学士张钧草诏,参知政事萧肄擿其语以为诽谤,上怒,杀(张)钧。

’《金史·佞幸列传》:‘萧肄,本奚人,有宠于熙宗,复谄事悼后,累官参知政事。

皇统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风雨,雷电震坏寝殿鸱尾,有火自外入,烧内寝帏幔。

帝徙别殿避之,欲下诏罪己。

翰林学士张钧视草。

(张)钧意欲奉答天戒,当深自贬损,其文有曰:“惟德弗类,上干天威”及“顾兹寡昧眇予小子”等语。

肄译奏曰:“弗类是大无道,寡者孤独无亲,昧则于人事弗晓,眇则目无所见,小子婴孩之称,此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

”帝大怒,命卫士拽(张)钧下殿,榜之数百,不死。

以手剑剺其口而醢之。

赐肄通天犀带。

’  [编辑本段]元朝时的文字狱  公元1323年,身为高僧的前宋恭帝怀念宋朝,写了以下的诗句: 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

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触怒元廷,赐死。

  [编辑本段]清顺治时的文字狱  满清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奴才”文化

清朝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一次恶化,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

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 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中国言论检查 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二次恶化,是顺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龙明史案。

浙江湖州富户庄 廷龙双目皆盲,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励,出钱购买明末人朱国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后延揽名 士,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实,窃改为己作,定名《明史辑略》。

因所续诸传多有冒犯清朝开国事,被落职知 县吴知荣在敲诈未遂后举报京城,从顺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历时二年,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已故庄廷龙, 也被“戳其尸”。

这一次恶化的重要标志在于,“文字狱”可以“株连极广”,不仅九族须灭,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 者以及购书者,“一个也不能少”,“皆不免于难”。

中国“文化恐怖主义”的言论钳制至此上了一个新台阶。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三次恶化,起于雍正三年十二月的汪景祺以《西征随笔》问斩枭示案。

汪景祺之所以成为 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被杀的文人,是因雍正“恨屋及乌”所株连的——雍正在铲除功臣年羹尧后,发现党附年羹尧 的“入幕之宾”汪景祺曾称颂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雍正恨得咬牙切齿,但却深知,仅仅以汪景祺党附年羹尧 ,高歌年羹尧,罪不致死,于是就借在年寓中查抄出汪景祺所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大做文章,栽赃诬陷其书中有“ 皇帝挥毫不值钱”之诗句,有“功臣不可为”和“历代年号论”等“诽谤先帝”的“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之大罪,令 “着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遗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遗宁古塔,其五服以内 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职”。

汪景祺案不仅仅创造了株连政敌的“帮闲文人”之先例,而且立下了可将“文字狱”案犯枭示十年的创举——汪景祺立 斩后,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悬挂)了十年

这一残酷“文字狱”使许多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 ”,纷纷立下了“不当烈士”的犬儒座右铭,中国文化人的气节从此每下愈况。

  [编辑本段]清康熙时的文字狱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

  1.明史案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

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

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

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

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

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

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

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

“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

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

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

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

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

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

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2.黄培诗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

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

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

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

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

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

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

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

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

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3.《南山集》案  后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

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

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

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编辑本段]清雍正时的文字狱  1.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

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

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胤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

雍正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

胤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

胤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

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

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

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

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

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胤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

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

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夸奖。

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

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

雍正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

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

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

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

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2.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

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

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

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

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

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

引见时雍正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

雍正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

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

批驳完,雍正“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

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

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

为朕躬进谏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谏

所饰者何非

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心血来潮,玩的就是心跳,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3.曾静、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

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

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

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

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

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准确的来说,曾静、吕留良案涉及到谋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的定义,并非典型的文字狱案件.)  4.屈大均案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

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

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

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

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5.裘琏戏笔之祸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

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胤礽出谋划策。

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

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6.“清风不识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

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

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

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7.“维民所止”案  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 “维民所止”,源出《诗经·商倾·玄鸟》。

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

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雍正听说后,觉得“ 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这岂不是要杀自己的头吗

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

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于狱中,这还不算,连尸身都不得安宁,受到戮尸之辱。

嗣庭的儿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

查慎行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

他在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

”后来得以放归故乡,不久即谢世。

当年的考生排名靠前的也遭到了迫害 关于査嗣庭科考案,《清稗类抄 狱讼类》 云:“或曰:查所出题为“维民所止”。

忌者谓“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之首也。

上闻,世宗以其怨望毁谤,谓为大不敬。

”此说常为史家所征引。

据法式善《清秘述闻》载,当年江西乡试三题为“君子不以言举人”一节、“日省月试一句”、“山径之溪间”一节,并无“维民所止”题。

査嗣庭曾著“维止录”,其中记事有于雍正不利者,如首页云:“康熙六十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

”《维止录》是査嗣庭获罪的原因,疑后人因此附会为试题。

  [编辑本段]清乾隆时的文字狱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

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

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

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假惺惺地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

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

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

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

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落叶满天声似雨,关卿何事不成眠

从无系统到有系由人治缓慢向。

清末以沈家本、杨为主的法治派和礼学派有争论。

临时宪法大纲只作用了很短一段时间,被袁世凯改了两次。

后来军阀割据,也立了几个法。

革命根据地主要以土地立法为主。

建国前以人民政协宣言代替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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