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普通话的由来
广义的普通话至少也有3000年的历史了，狭义的普通话也至少有300年（1728年雍正王朝以北作为官话）的历史了。
普通话的历史根据研究和史料来看普通话的由来最早要追溯到汉民同语的产生，但这只是普通话形成的一个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的汉民族共同语才叫普通话，同时也是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通用语。
中华民族共同语是中华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标志之一。
（一）中华民族共同语1. 雅言汉语自古以来有方言，同时也有共同语。
汉民族共同语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时期就产生了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
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时候孔夫子时代管共同语叫雅言。
孔夫子的出生地用现在的地理方就是山东人。
孔夫子有三千多徒弟来自当时的各地，古代也有方言，各学生都讲自己的方言，孔夫子讲课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来自各地的学生都听得明白呢?因为当时有共同语叫雅言，所以孔夫子在讲学的时候用雅言，这样交际没有什么障碍。
这种叫做“雅言”的共同语言便是普通话的由来源头。
普通话的历史
普通话是针对规范化来说的。
普通话同时又是中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
它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方言为基础音的语言。
之所以这样，主要由以下原因： 一、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主要是考虑到新中国定都北京，而北京地区的人都说普通话，况且其作为官话有一定的推广历史和基础，北方的汉族人虽然有自己方言，但是也能说少许普通话，因此为了稳定大局，新中国顺势就沿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
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字，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苏对抗，为了避免国外敌对势力的联合绞杀，新中国迫切需要一种共同语来实现不同地区的新中国国民的沟通与交流，以举全国之力对抗外敌，而普通话有清代满族人两百多年的推广历史和基础，因此继续沿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
历史沿革 商代 据记载当时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所需，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们都已经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愿。
隋代 最早能够找到的官方推广共同语政策在隋代。
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
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地区长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汉族习俗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心想恢复汉族礼乐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复汉族文化的举措，其中包括命陆法言等编著《切韵》，审定比较经典、纯正的汉语。
唐代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
事实上，根据中古音韵所拟的唐诗读音，便与今日的粤语极为相近，指粤语为唐代正音并不为过。
——参见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之附录《唐诗拟音举例》，中华书局，1956。
宋代 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
而在北宋亡国后，南宋时代的刘渊又基于《广韵》著《平水韵》。
元代 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
元代朝廷规定学校教学要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的天下通语。
元代盛行杂剧和散曲，这是两种接近口头语言的新的文学形式。
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
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归纳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北京话，因此，大都话成为近代普通话开始形成的最原始基础。
明代 元代将近百年的统治使得传统的汉人的礼乐风俗、语言文化发生巨大变化。
明代以后，由于语音演变的原因使中国北方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元代所编的《蒙古字韵》仅存十五韵，失去了传统汉语的特点；所以当时的语音距离唐宋的二百零六音韵体系甚远，而更接近现在的北方话和普通话。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第八年，命乐韶凤、宋濂参考典籍中的《中原音韵》和中原雅音，编著《洪武正韵》作为官方韵书。
《明史·乐韶凤传》记载：“八年，帝以旧韵出江左，多失正，命与廷臣参考中原雅音正之，书成，名《洪武正韵》”。
《洪武正韵》所平、去、入分部与《中原音韵》相类似，不过它对入声的处理则有所不同。
对于此书这种保留入声韵和全浊声母，音韵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张世录、王力等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是因为此书的编者不敢完全推翻历来极为通行的旧韵书。
二是因为编者绝大多数是南方人，若不是精通音韵且熟习中原之音，就难免受方言影响。
同时元代的《中原音韵》是否有入声和全浊声母存在争议。
清代 清朝入主中原，汉人仍说汉语，部分汉官操明代官话，所以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满汉双语制。
清代北京话分文读、白读两种，文读是旧的标准音，接近《洪武正韵》，读书人多用，但到了清后期，基本失传，只剩下了白读。
清中期，随着对汉臣的倚重，且为提高办公效率，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
1728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推广标准音。
到清中后期，北方的大多数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等）都和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新官话靠拢，其影响已经超过基于《洪武正韵》的南京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流通最广的语言。
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
国语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代一本书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
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
1909年清政府把官话称为国语。
1911年清朝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取代原来明代官话（《洪武正韵》）的地位，并且加大力度推广。
民国 辛亥革命之后，国语这个词得到当时北洋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称呼。
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因此，民国初期出现两场关于国语的争论。
1912年12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任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8条。
规定读音统一会的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
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
当时来自北方直隶省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发明人）对于会员构成非常不满，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来自无锡的就有5人。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会议实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个会员一票。
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来自江苏的汪荣宝声称，“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
”王照反问：“此语做何解释
”汪不语，王照接着质问：“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
”北方会员坚决要求每省一票，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退出会议。
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长董鸿炜推动下，终于通过了一省一票制度。
这个一省一票的制度是解读会议结果的关键。
该会从清代李光地的《音韵阐微》中选出一批比较常用的汉字，对每个字都用每省一个表决权、多数票决定的办法，在1913年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读音，又对”俚俗通行”的汉字和化学新字、度量衡译音字等600多个，同样审定了读音。
这样审定的汉字读音用当时新制定的注音字母注音，称为“国音”。
国音统一会议终于在5月22日闭幕，由于会议期间争吵激烈，会议的议长吴敬恒在4月22日辞职，接任的王照也在5月7日后请了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
当时对于浊音和入声尤为激烈，江苏代表汪荣宝夸张地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
”同样是江苏的代表、会议议长吴敬恒也语出惊人：“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
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
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一省一票原则的多数票决定“国音”。
整体来说，最后的结果还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主要参考南京语音），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
这次会议审定的汉字读音被后人称之为“老国音”。
并从1918年开始推行。
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
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何以故
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紧随其后，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
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
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
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统一汉字语音，以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
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
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
国音是主要“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
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
两派争吵非常厉害。
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
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蘇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後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
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後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
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读书音。
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
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
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
胡适说“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
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
所以必需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
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剧本。
…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国语,就是将来的标准国语。
这就是说:我们下手的方法,只有用全力用白话创造文学。
白话文学的真美被社会公认之时,标准化的国语自然成立了。
”《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
”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志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
到了五四运动以后,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髙潮掀起,北京教育部也竭力提倡国语,白话语体彻底占领了小学教育的阵地。
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
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
1928年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
7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等六人为起草委员，逐字审改《国音字典》，正式采用北平地方音编成《国音常用字汇》取代《国音字典》。
后来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
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进行国语的全面普及和推广教育工作。
1932年之後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
1937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国语辞典》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出版。
新中国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
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
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
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
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
”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
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力主将小学“国语”科改称“语文”。
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
”“讲解用的语言，仍用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不用方言土语。
”《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再次强调：“教给儿童的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
这种语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是小学语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一是词的声音。
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话的语音进行教学；在方言区域须特别注意正音工作。
”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新中国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5年1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
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补充了对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
“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
“普通话”中的“普通”二字有“普遍”和“共通”的含义。
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中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
1990年国家语委明确以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市作为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
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
1991年派出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的一些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两省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提出建议。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
2014年9月21日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与河北省政府共同举办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重点活动在河北省滦平县举行。
2014年是国务院确定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7周年。
李卫红说：“17年来，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全国有70%以上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中华民族几千年书同字、语同音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 普通话是以北京话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与会专家认为，推广普通话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而是为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
请问普通话的发源地是哪里
发源地是北京。
普，即标准汉语。
普通话是中国不族间进行沟通交流的通用语言，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主要通行于中国大陆长江以北地区，长江以南则一般不说普通话，因为各地都有汉语方言，不依赖于普通话”。
其中，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通行广东话，中国台湾地区在官方场合也使用普通话，但是口音与大陆的普通话略有差别。
普通话英文“Mandarin”来自葡萄牙语。
现今普通话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官方用语，也是联合国六种官方工作语言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
普通话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称谓：大陆官方（包括港澳）：普通话；台湾：国语 ；新加坡：华语 ；学术界：现代通用汉语 。
简介 普通话是针对规范化来说的。
普通话同时又是中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
它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方言为基础音的语言。
之所以这样，主要由以下原因： 一、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主要是考虑到新中国定都北京，而北京地区的人都说普通话，况且其作为官话有一定的推广历史和基础，北方的汉族人虽然有自己方言，但是也能说少许普通话，因此为了稳定大局，新中国顺势就沿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
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字，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苏对抗，为了避免国外敌对势力的联合绞杀，新中国迫切需要一种共同语来实现不同地区的新中国国民的沟通与交流，以举全国之力对抗外敌，而普通话有清代满族人两百多年的推广历史和基础，因此继续沿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
历史沿革 商代 据记载当时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所需，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们都已经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愿。
隋代 最早能够找到的官方推广共同语政策在隋代。
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
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地区长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汉族习俗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心想恢复汉族礼乐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复汉族文化的举措，其中包括命陆法言等编著《切韵》，审定比较经典、纯正的汉语。
唐代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
事实上，根据中古音韵所拟的唐诗读音，便与今日的粤语极为相近，指粤语为唐代正音并不为过。
——参见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4] 之附录《唐诗拟音举例》，中华书局，1956。
宋代 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
而在北宋亡国后，南宋时代的刘渊又基于《广韵》著《平水韵》。
元代 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
元代朝廷规定学校教学要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的天下通语。
元代盛行杂剧和散曲，这是两种接近口头语言的新的文学形式。
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
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归纳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北京话，因此，大都话成为近代普通话开始形成的最原始基础。
明代 元代将近百年的统治使得传统的汉人的礼乐风俗、语言文化发生巨大变化。
明代以后，由于语音演变的原因使中国北方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元代所编的《蒙古字韵》仅存十五韵，失去了传统汉语的特点；所以当时的语音距离唐宋的二百零六音韵体系甚远，而更接近现在的北方话和普通话。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第八年，命乐韶凤、宋濂参考典籍中的《中原音韵》和中原雅音，编著《洪武正韵》作为官方韵书。
《明史·乐韶凤传》记载：“八年，帝以旧韵出江左，多失正，命与廷臣参考中原雅音正之，书成，名《洪武正韵》”。
《洪武正韵》所平、去、入分部与《中原音韵》相类似，不过它对入声的处理则有所不同。
对于此书这种保留入声韵和全浊声母，音韵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张世录、王力等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是因为此书的编者不敢完全推翻历来极为通行的旧韵书。
二是因为编者绝大多数是南方人，若不是精通音韵且熟习中原之音，就难免受方言影响。
同时元代的《中原音韵》是否有入声和全浊声母存在争议。
清代 清朝入主中原，汉人仍说汉语，部分汉官操明代官话，所以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满汉双语制。
清代北京话分文读、白读两种，文读是旧的标准音，接近《洪武正韵》，读书人多用，但到了清后期，基本失传，只剩下了白读。
清中期，随着对汉臣的倚重，且为提高办公效率，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
1728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推广标准音。
到清中后期，北方的大多数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等）都和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新官话靠拢，其影响已经超过基于《洪武正韵》的南京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流通最广的语言。
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
国语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代一本书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
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
1909年清政府把官话称为国语。
1911年清朝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取代原来明代官话（《洪武正韵》）的地位，并且加大力度推广。
民国 辛亥革命之后，国语这个词得到当时北洋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称呼。
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因此，民国初期出现两场关于国语的争论。
1912年12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任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8条。
规定读音统一会的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
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
当时来自北方直隶省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发明人）对于会员构成非常不满，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来自无锡的就有5人。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会议实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个会员一票。
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来自江苏的汪荣宝声称，“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
”王照反问：“此语做何解释
”汪不语，王照接着质问：“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
”北方会员坚决要求每省一票，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退出会议。
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长董鸿炜推动下，终于通过了一省一票制度。
这个一省一票的制度是解读会议结果的关键。
该会从清代李光地的《音韵阐微》中选出一批比较常用的汉字，对每个字都用每省一个表决权、多数票决定的办法，在1913年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读音，又对”俚俗通行”的汉字和化学新字、度量衡译音字等600多个，同样审定了读音。
这样审定的汉字读音用当时新制定的注音字母注音，称为“国音”。
国音统一会议终于在5月22日闭幕，由于会议期间争吵激烈，会议的议长吴敬恒在4月22日辞职，接任的王照也在5月7日后请了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
当时对于浊音和入声尤为激烈，江苏代表汪荣宝夸张地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
”同样是江苏的代表、会议议长吴敬恒也语出惊人：“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
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
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一省一票原则的多数票决定“国音”。
整体来说，最后的结果还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主要参考南京语音），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
这次会议审定的汉字读音被后人称之为“老国音”。
并从1918年开始推行。
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钱玄同 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
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何以故
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紧随其后，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
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
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
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统一汉字语音，以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
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
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
国音是主要“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
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
两派争吵非常厉害。
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
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蘇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後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
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後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
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读书音。
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
“国语统一筹备会”成员胡适 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
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
胡适说“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
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
所以必需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
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剧本。
…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国语,就是将来的标准国语。
这就是说:我们下手的方法,只有用全力用白话创造文学。
白话文学的真美被社会公认之时,标准化的国语自然成立了。
”《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
”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志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
到了五四运动以后,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髙潮掀起,北京教育部也竭力提倡国语,白话语体彻底占领了小学教育的阵地。
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
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
国音常用字汇 1928年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
7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等六人为起草委员，逐字审改《国音字典》，正式采用北平地方音编成《国音常用字汇》取代《国音字典》。
后来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
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进行国语的全面普及和推广教育工作。
1932年之後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
1937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国语辞典》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出版。
新中国 宣传标语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
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
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
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
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
”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
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新华字典 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力主将小学“国语”科改称“语文”。
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
”“讲解用的语言，仍用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不用方言土语。
”《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再次强调：“教给儿童的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
这种语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是小学语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一是词的声音。
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话的语音进行教学；在方言区域须特别注意正音工作。
”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新中国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5年1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
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补充了对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6]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
“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
“普通话”中的“普通”二字有“普遍”和“共通”的含义。
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中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
1990年国家语委明确以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市作为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
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
1991年派出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的一些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两省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提出建议。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
2014年9月21日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与河北省政府共同举办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重点活动在河北省滦平县举行。
2014年是国务院确定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7周年。
李卫红说：“17年来，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全国有70%以上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中华民族几千年书同字、语同音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 普通话是以北京话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与会专家认为，推广普通话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而是为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
写新闻有侧记、通讯稿等形式，还有什么类型
导师让我就一活动写一新闻稿，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该怎么写
范文：1． 通讯稿 共青团无锡市第一中学委员会第34届团员代表大会如期在2003年10月26日隆重召开。
无锡市教育团工委书记王仁刚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致开幕词。
校党总支书记于志华老师也在大会上发言。
这次大会通过了无锡一中团委2002—2003学年度工作报告，公布了代表提交议案的汇总情况与答复，选举产生了无锡一中第34届团委执委成员，完成了各项议定议程，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通过本次大会，进一步增进了团委与广大团员的联系，为新一年无锡一中团工作的开展起一个好的开端。
范文 2 通讯稿 来源： 作者：继教 时间：2005年11月18日9:9 2006年西门子校园招聘武汉宣讲会11月17日18点30在我校大学生活动中心513室举行，明天的面试将继续在我校进行。
华中科技大学是全国八大招聘地之一，这为我校就业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西门子是世界上最大的电气和电子公司之一，尽次于GE和IBM。
它与中国的合作史已有158年，它的全部业务都已进入我国并活跃在信息与通讯.自动化与控制.电力.交通.医疗.照明以及家用电器等各个行业中。
本年度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将在全国八大高校招聘420名本.硕.博士生。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湖北省总经理梁毅强首先介绍了西门子公司并说他也是华中科技大学82界的毕业生，诙谐幽默的语言很快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他还为同学们的未来发展作了良好建议。
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副总经理柳杰.西门子软件与系统工程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博才.西门子医疗集团销售部经理贾宣及深圳迈迪特磁共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专家彭俊玲分别介绍了他们所在集团或公司的情况.招聘条件及培训目标。
会上主持人通过有奖问答的方式提高了同学们的兴趣，三百多名学生极其活跃。
怎样写通讯稿及实例：1.通讯，是运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具体、生动、形象地反映新闻事件或典型人物的一种新闻报道形式。
它是记叙文的一种，是报纸、广播电台、通讯社常用的文体. 2．通讯的特点 一般来说，通讯有四大特点: （1）严格的真实性。
（2）报道的客观性。
（3）较强的时间性。
（4）描写的形象性。
3．通讯的种类 （1）按内容分，通讯一般分为人物通讯、事件通讯、概貌通讯、工作通讯。
（2）按形式分，通讯分为一般记事通讯、访问记（专访、人物专访）、小故事、集纳、巡礼、纪实、见闻、特写、速写、侧记、散记、采访札记。
4．通讯的写作 第一，主题要明确。
有了明确的主题，取舍材料才有标准，起笔、过渡、高潮、结尾才有依据。
第二，材料要精当。
按照主题思想的要求，去掂量材料、选取材料；把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和最有吸引力的材料写进去。
第三，写人离不开事，写事为了写人。
写人物通讯固然要写人，就是写事件通讯、概貌通讯、工作通讯，也不能忘记写人。
当然，写人离不开写事。
离开事例、细节、情节去写人，势必写得空空洞洞。
第四，角度要新颖。
写作方法要灵活多样，除叙述外，可以描写、议论，也可以穿插人物对话、自叙和作者的体会、感受，既可以用第三人称的报道形式，也可以写成第一人称的访问记、印象记或书信体、日记体等。
通讯所报道的新闻事实，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去反映，诸如正面、反面、侧面、鸟瞰、平视、仰望、远眺、近看、俯首、细察……角度不同，印象各异。
若能精心选取最佳角度去写，往往能使稿件陡然增添新意，写得别具一格，引人入胜。
5．常见通讯简 介与实例! （1）人物通讯 所谓人物通讯，就是以报道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为主的通讯。
它着重揭示先进人物的精神境界，通过写人物的先进事迹，反映出人物的先进思想，使之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
同时，也报道转变中的人物和某些有争议的人物。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写作时切不可把先进人物写成从来没有过的大智大勇，十全十美，写人叙事力求言真意切，恰如其分。
〈实例〉 严师·慈父·名医 ——记酉阳县浪坪乡评议村小民师 喻登智 吴建平 采访乡村教师——酉阳县浪坪乡评议村小民师喻登智，乡亲们异口同声地称他：是名医、似慈父、更是严师
1975年，喻登智接过教鞭，在评议村小的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20年。
如今，他已由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变成了鬓角染霜的“小老头”，可他痴心无改，无怨无悔。
说他是名医，不是因为他有多高超的医术，而是因为他一直坚持义务为学生和乡亲们治疗疾病。
评议村地处酉阳、黔江、彭水三县结合部，离乡所在地也有近20公里。
这里缺医少药。
刚当上民师时，学生们因营养不良，常生病。
喻登智买来一些医学书籍，在认真教书的同时挑灯自学，掌握了儿科推拿术，并学会了用中草药治疗简单的疾病。
一次，学生谢光玉在课堂上呕泻不止，当即休克。
喻老师用学到的知识紧急施救，使谢光玉终于苏醒过来。
家长闻讯赶来后，感激之泪涌出眼眶，连称喻老师“恩人”。
为备足常用药品，他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在外出开会时尽可能多买些西药，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到山里采中草药。
他爱生如子。
三年级学生胡世淑学习用功，成绩优良，可连续几天没到校上课了。
喻老师在家访中得知，其父病故后家庭难以维持生计，只好不读书了。
喻老师鼻头发酸，眼泪禁不住往外流。
他当即决定免去胡世淑的学费，并保证供给她课本和学习用品，使即将失学的胡世淑重返校园。
问及20年中喻老师究竟为多少学生资助过书费和学费，他说：这点小事不足挂齿。
他抓校风、学风十分严格。
有人对坚持升国旗不理解，他认为“可激发学生爱国热情”；有人认为学生搞义务劳动是“不务正业”，他说这是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和爱劳动的习惯”。
学生的红领巾没戴好，他帮助纠正，甚至脸未洗干净他也帮助洗净。
乡亲们还说喻老师是真正的“以校为家”。
学校教学条件差，没有教具，所用的直尺、三角极、圆规、量角器及体育器材都是他亲手仿制的。
课桌凳、门窗坏了，他亲手补修。
房上的瓦片被大风揭了，他亲自上房检修。
他说这样可节约点钱，多资助几个失学儿童。
自1983年以来，他所教班级的成绩，在全区的会考中总是名列前茅，其中1983年毕业的40人就有32人升入初中学习。
突出的成绩使喻老师多次被乡、区、县、地评为先进教师。
他于1994年9月获得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园丁奖，去年夏天又光荣地出席了全省乡村教师“夏令营”活动。
（2）事件通讯 所谓事件通讯，就是报道典型的、有普遍教育作用的新闻事件。
写事当然离不开事件有关的人，但它不像人物通讯那样着力刻划人，而是以事件为中心，在事件的总画面中，为了写好事来写人。
它既可以反映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的、振奋人心的典型事件和突出事件；也可以从某一新闻事件截取一个或若干个片断，进行细致详尽的描述，揭示事件的深刻含义；还可以是若干事件的综述。
〈实例〉: 八十三天的“打工梦” ——向明春外出沈阳遇难获救备忘录 蒋天兵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谁也不会相信，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外出打工归来时，却成了一个失去四肢、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
眼前的他，年过40岁，是四川省广安县石笋镇文昌街居民向明春。
提起他的不幸遭遇时，人们议论纷纷：“是沈阳人民救了他的命，外出打工真难啊
今年3月1日，向明春带着挣钱的梦想，告别爱妻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去大连市打工。
当他来到广安火车站时，突然改变主意，决定去沈阳。
3月6日，当他抵达沈阳下车时，才发现自己那个装有衣服、身份证和100多元现金的行李包被扒手洗劫一空。
3月7日，向明春拖着疲惫的身体，穿梭于沈阳北站附近，盲目找工无着落。
当晚，他蹲在候车室里过夜，晚上没有衣服增添，没有被子盖，又无钱购买所需物品，冷得发抖，只好蜷缩在长条椅上。
由于他没有身份证，无处住宿，一连几个晚上都被拒之于候车室和旅馆的大门外。
不明真相的值班人员错把他当成流浪汉，他有口难言，欲哭无泪。
就这样，他白天走街串巷，寻找四川老乡，晚上露宿沈阳街头。
当时，春寒料峭，沈阳的气温零下10多度。
日复一日，他忍饥受冻，双手双脚便不知不觉地冻伤了。
3月13日，当他路过沈阳钢厂基建处时，这个身高1．65米的汉子终于倒下了，他的四肢已经冻僵了。
此刻，幸好被队长王宏宽发现，询问情况后，王队长立即给他找住宿，并安排在这里打工的四川射洪县刘博给他端水、喂饭，扶他大小便。
他在钢厂住了7天，伤情稍好，又回到车站等候家里人来接他。
这期间，他靠乞讨度日，每晚躺在售票厅外面的石阶上，导致冻坏的手脚流出血水，周身麻木。
一些好心人目睹此情此景，一方面洒下同情之泪，一方面请求新闻界为他呼吁。
4月7日，在沈阳电视台记者赵阳、张吉顺等人的帮助下，要来救护车，把向明春送到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观察治疗，医院还专门雇请一位民工照顾他。
赓即，沈阳电视台播放了向明春冻伤住院的新闻，引起当地群众的关注，沈阳市政府很快与广安县政府联系，通知其亲属火速赴沈。
向明春之妻柏长余接到电报后，心急如焚，她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凑齐500元钱，去邮局电汇到向明春所住的医院。
接着，柏长余又想方设法筹措路费，她怀揣着镇粮站、供销社、医院、学校等单位职工和乡亲们捐助的1100多元现金，在广安县石笋司法所律师李正法的陪同下，搭乘了驶向北国的列车，于4月18日抵达沈阳。
当柏长余见到自己丈夫面黄肌瘦、双手双脚用布包裹着的模样，禁不住泪如泉涌。
向明春见到亲人突然出现在病床前，顿时悲喜交加。
不一会儿，李正法和柏长余查看了患者的病情，因冻伤严重，导致四肢腐烂，如不及时做四肢截除手术，将直接危及病人的生命安全。
医生说：“现在，患者的臭味熏人，污染了整个病房，住院的病人对此提出抗议。
要救向明春的命，必须做截肢手术
为了救人，李正法和柏长余请求医院立即给病人作截肢手术。
然而，当柏长余得知手术、输血等费用大约要用1万多元时，急得六神无主。
天啦，她哪里交得出这么多钱呢
为难之际，李正法陪他去找市长张荣茂求援，张市长当即表示：“先做手术。
救人要紧
”沈阳电视台率先捐赠1000元，交给医院为向明春作手术，并拍摄电视新闻播出，再次呼吁各界人士为四川患者奉献爱心。
4月21日，沈阳市政府、卫生局、医政处、民政局、红十字会的领导和同志们聚集医院现场办公，分别听取了患者病情、家庭经济状况的汇报，拍板解决了医疗费用。
李正法和柏长余才如释重负。
4月23日，医生们给向明春冻坏的四肢作了截除手术，当地广播、电视及报社作了报道。
手术后，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医院，有的送来现金，有的送来糖果、馒头和面包……用爱点燃了他的希望之火
冻伤无情党有情，惨遭不幸遇恩人。
经过43天的精心治疗和特殊护理，向明春终于痊愈了，1．5万多元医疗费，只交了1500元，其余费用全部由医院承担。
5月20日，向明春在亲人的护理下出院启程回四川。
临走时，辽宁森工地板实业公司余经理给他捐款1500元，沈阳市民政收容遣送站赠给他500元……; 沈阳电视台记者摄下了人们为他送行时那一幕幕感人肺腑的场面。
从沈阳到北京直到广安，他沿途受到特殊照顾，一律免费乘车、吃饭。
北京到重庆的9次特快列车全体乘务员给向明春捐款445元，并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
一路上，不少乘客都给他送钱送物送水果……这一切的一切，向明春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不知有多少感激的话儿要说啊
? 5月23日，向明春终于从遥远的北国回到了生养他的家乡。
从出走到归来，整整83天，他历尽艰辛，饱受了人间的冷暖。
连日来，乡亲们纷纷前去看望他，为他奉献一片爱心；县、镇、村的干部们也去安慰他，为他排忧解难。
夜幕降临，向明春躺在他那睡了多年的床上，万感交集。
正欲外出打工的人们，你能从向明春的遭遇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3）工作通讯 所谓工作通讯，就是反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的成绩，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或者探讨有争议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报道。
它是报纸上经常运用指导工作的重要报道形式。
它的主要特点有四条：一是把介绍工作经验和分析问题作为主旨；二是凭借事实，深入分析；三是生动活泼，讲究文采；四是不拘一格，形式多样。
随笔、散记、侧记、札记、记事均可。
〈实例〉 “卧龙”何以腾飞; ——化工部第二胶片厂 成功之路探秘. 本报记者 夏桂廉 通讯员 恭永梅“伏牛”出山，“卧龙”腾飞。
70年代建在河南省伏牛山深处的化工部第二胶片厂，今天神奇般屹立在南阳市的卧龙岗下，成为我国印刷感光器材生产的基地、河南省利税百强企业。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他们越战越强的秘诀是什么
B 企业要有一种精神 记者在这个厂采访时，干部职工介绍了他们如何适应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如何狠抓产品质量促销售；如何狠抓科技进步……但更令人振奋的是，职工们高昂的精神面貌和他们经常提到的企业精神：艰苦奋斗，团结进取 70年代初期，二胶厂的建设者们开进了伏牛山。
他们住的是简易房，吃的是红薯面窝头，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万名建设者忍着冬天的奇冷，冒着夏天的酷热，硬是在4年中建起了一座座现代化厂房。
二胶厂的许多职工经历了那段日月，创业的艰难磨炼了他们，艰苦奋斗、努力进取的企业精神也像刀刻石雕般印在了这一代建设者的心中。
- 进入80年代，电影胶片市场趋于饱和。
二胶厂的领导们审时度势，决定转产工业用印刷胶片。
新的生产线怎样建起来，是完全靠国家贷款引进国外设备，还是主要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技术改造
二胶厂选择了后一条路。
几年来，他们对关键设备拉幅机先后进行了4次大的改造，使其能生产0．175毫米厚的涤纶薄膜，填补了国内空白。
对涂面机进行了多项改造，实现了微机控制、双机计量等，使生产的车速由18米／分提高到28米／分，控制精度由百分之一提高到千分之零点五。
对国外的先进设备二胶厂并不排斥，适于厂情的或技术改造中的关键设备也要买。
他们分别从美英日引进了三条生产线和关键设备，这样技术改造的结果，产品质量上去了，生产成本降低了，同时还锻炼出一批技术过硬能打硬仗的队伍。
1991年，该厂被列为《三线企事业单位“八五”调整规划方案》之中，开始了由山沟到南阳的搬迁工作，除山区暂设分厂外，主要生产机构全部搬出。
在搬迁中，该厂只用了6000万元，还比原计划的40天提前了5天。
拉幅机搬迁后一次试车成功，工人们精细地拆装，忘我地工作，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被国务院三线办评为搬迁的典型。
转入市场经济后，许多工厂的供销人员成了先富起来的人。
然而二胶厂的供销公司仍然有一支不计名利、朴实能干的队伍。
公司经理是个血气方刚的中年汉子，在二胶厂已工作20多年。
他很为他的同事自豪。
他说：“我们这80多人长年奔波在祖国各地，只要一说有任务，买张车票就走，出门在外吃住全不讲究，小旅店、小饭馆即可。
当然，看到有的单位供销人员拿高奖金，花钱大手大脚，我们也有想法，但我们这支队伍艰苦奋斗的企业精神一直没有丢。
在二胶厂，一线工人勤恳耐劳，他们很为自己的工厂自豪。
迁入南阳后电源不足，对生产有影响，今年春节，工厂决定避开用电高峰照常上班，大家没有怨言，高高兴兴完成了任务。
企业精神从何而来二胶厂的成功，与职工们的精神面貌有重要关系，他们的企业精神从何而来
二胶厂的多数职工都有一段在艰苦环境下创业的历史，他们对工厂有很深的感情，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但从干部职工的谈话中，他们十分信赖自己的企业领导，对他们充满信心，也是一条重要原因。
以“全国优秀化工企业领导人”李相权为带头人的领导班子，在工厂中深孚众望。
李相权专业知识功底扎实，从企业基层干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与二胶厂一起成长，又决定了他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艰苦奋斗干大事业的气魄。
在二胶厂参观，厂房是新的，高水平的设备让行家们眼热，但厂领导的办公室则很普通，他们只是借用了厂科研楼的两层。
为工人和科研人员创造最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自己则决不讲排场。
春节，工人们加班，李相权和其他领导大年初一的早晨也来到车间，和大家一起工作。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中，企业领导人正确的决策是十分重要的。
李相权对行业状况、发展趋势、竞争对手的情况都了解甚深，因而有很强的市场驾驭能力。
二胶厂的产品转向、技术改造、狠抓质量、开拓市场都渗透着他和领导班子的心血。
一个能带领职工沿着正确的航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拼搏的厂长，自然会得到群众的信赖。
当职工看到企业美好前景，个人生活不断得到改善时谁还会不努力工作呢
（4）概貌通讯: 概貌通讯又称风貌通讯。
它是以反映社会生活、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和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为主的报道。
尤其是改革、开放、搞活所带来的变化，又为这类通讯增加了新的内容。
概貌通讯与事件通讯不同，它不是围绕一个人物或一个中心事件来写，也不要求写一件事发生、发展的完整过程，而是围绕主题集中各方面的风貌和特色。
在表达方式上，往往运用点上具体事例来叙述和描写一个地区、一条战线、一个单位、一个点、一个方面的风貌变化，展现时代的步伐和人的思想境界的变化。
一般采取“巡礼”、“纪行”、“散记”、“侧记”等形式，向读者介绍。
〈实例〉 “太旧精神”耀三晋 杜五安`~ 山西，曾被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称作“表里山河”，它内凹外凸，四周被群山环抱，自古多以栈隘与域外相通。
“八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全封闭、全立交的太旧高速公路的兴趣，不但揭开了山西公路建设乃至山西经济建设史上的崭新一页，同时，工程建设者们在实践中，也为世人创造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太旧精神”。
新春佳节前夕，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做出决定，在全省干部、群众当中，开展学习“太旧精神”活动。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屈不挠、无私奉献”。
中共山西省委总结的“太旧精神”，体现出改革开放的90年代山西人民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反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辉煌业绩。
知难而上太旧高速公路西起太原，东止晋冀交界处的旧关，全程144公里。
路虽不算长，但沿线地貌变化大，地质情况复杂，80％的路段都蜿蜒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为施工增加了极大的难度。
工期短，要求高，投资少，速度快，质量上必须创全国一流水平。
面对这样的条件，这样的要求，络绎不绝的外国投资者们虽屡经辗转、考察、概算，但最终都一个个地退缩了。
他们啃不下这硬骨头，也不敢冒这天大的风险
怎么办
靠我们自己干
!LC 山西省委、省政府下了这决心，全省人民下了这决心
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修建太旧高速公路，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 工程1993年5月动工。
高速公路建设初期，遇到建设资金严重短缺的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是坚定信心、迎难而上，还是优柔寡断、知难而退
在这重大抉择关头，胡富国同志带领省“五大班子”的领导赴太旧路现场办公，调查研究，统一了思想，坚定了自力更生、咬紧牙关、勒紧裤带、知难而进的决心。
全省人民心系“太旧”，以不同的方式大力支持太旧路的建设，踊跃捐资捐物，在很短的时间里捐资达2．3亿元，缓解了资金困难。
公路沿线群众识大体，顾大局，像革命战争年代支前一样支援太旧高速公路建设，他们拆新房、迁祖坟、砍果园、献良田，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顾全大局征地拆迁，常常是施工前的一大难题。
但太旧路工程却是一个例外。
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隶属于3地（市）10个乡（镇）的18个村庄的成千上万个拆迁户，便拆迁完毕。
他们就像战争年代支援前线那样全力以赴地支援太旧高速公路建设。
只要筑路需要，他们拆新房不犹豫，迁祖坟不忌讳，献良田不心痛，砍果树不留恋。
他们说：“太旧高速公路是咱省的经济大命脉，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小复兴服从大复兴，舍小家为大家嘛
”太旧路工程共征地1．39万亩，拆迁房屋1058户，总面积10．8万平方米，砍掉果树12万株，迁坟4240座。
拆迁户们谁也不现难色，谁也没有怨言，谁也不计得失，表现出了识大体、顾大局的崇高精神
无私奉献? 太旧路工地，就像一座大熔炉，任何人，只要一投入这太旧路工地，其灵魂就会得到铸冶，其精神就会得到升华，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会得到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与飞跃。
讲政治、讲志气、讲拚搏、讲奉献，已经成为太旧人民心中的火炬和追求的目标。
工地上，时时都有捷报频传，时时都有动人的事迹出现。
施工项目负责人庞成，为了抢时间浇筑桥桩，竟冒着大雪在工地上坚守了三天两夜。
高级工程师高德生除完成监理任务外，还分外为一项设计修改图纸，节约工程费用100余万元。
为了给太旧高速公路作奉献，长期病体的司机开起了砼灌车，新婚燕尔的夫妇把家安在工地的窝棚里，患病的操作手一边输液一边坚持施工，已经退休的老工程师重新走上了施工第一线。
即使在病榻上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还要给工程指挥部写信表述自己的心迹：建设好太旧高速公路是我的最大心愿，但是不能自始至终地参加太旧高速公路建设又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在太旧路建设中，副总指挥刘俊谦被省委树为全省领导干部的楷模，8位党员受到省委组织部的表彰，8支突击队被评为“三项建设”优秀青年突击队，100名优秀干部、工人被火速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许多奋战在第一线的干部被提拔。
“太旧精神”正在三晋大地发扬光大 （5）小故事（小通讯） 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片断，通常表现一人一事，线索单一而有故事情节，短小精悍，生动活泼。
不能写得人物繁多，场面太大，枝节横生，否则就失去“小”的特点。
〈实例〉 温馨留蓝天 爱心在人间= ——陈太菊家人向西南航 空公司致谢SBdAE 陈 波 3月22日下午，因丢失一年血汗钱受到西航乘务员帮助的打工妹陈太菊的两位姐姐陈太凤和陈太翠，从广汉市专程赶到成都双流机场，亲手将书有“温馨留蓝天，爱心在人间”的一面锦旗赠送给西航总经理王如岑，以表达全家人的诚挚谢意。
去年12月30日，在广东中山一童装厂打工一年的陈太菊从珠海机场乘机到成都，过安检时忙乱中不填将12900元血汗钱丢失了。
当她痛不欲生之际，西航乘务员带头为其捐款，从而感动了全机123位旅客纷纷为其解囊相助。
当晚23点过，同机旅客古和强、张其君夫妇在回家整理行李时意外发现了陈太菊的钱盒，于是连夜驱车冒着浓雾赶到双流机场，将钱盒交给西航乘务部值班领导。
元月一日，西航派人到广汉寻找到陈太菊后及时归还了钱盒。
陈太菊得到失款后，感动不已，当场将在飞机上所得的6000元捐款委托给西航的同志，请转捐给“希望工程”。
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接到这笔捐款后，打破常规，速将该款划拨给朱德同志的故乡仪陇县，从而使15名失学儿童得助重返校园。
“这一串串动人的真实故事，就像是导演编的，简直令人不敢相信，然而它却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自家人的身上”。
陈太凤噙着泪水，满怀感慨地握着王如岑的手说：“你们培养了这么好的乘务员，我们全家人永远都会感激”。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3天前才从北京开完人大会议归来的王如岑托着锦旗说：“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们共同的大事，刚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把它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
陈太菊把款转捐给‘希望工程’的举动，做得很好，它对我们继续抓好安全服务工作，也是一种激励。
” 据悉，陈太菊已于3月13日重返广东求职打工去了 陈 波 抓住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人物或单位，用第 一人称出场的形式写，常用问答式介绍访问内容。
要注意选择适当的环境和场合，善于提出 读者有共同兴趣的、欲知未知的问题，善于穿插现场情景和背景材料。
要写得富有感情。
所谓1928年，国民政府的国语投票是否史实
以下内容来自维基百科，相信：满清入主中原然定满语为国语，[12]但全国通行的实语，汉官多操明代官话，所以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满汉双语制。
满族人进入北京后学说汉语北京官话，又把自己的满语音韵和发音习惯、特色文化词汇带入自己的满式汉语，于清末形成满汉语言成分融合的京腔旗人话，使其成为现代标准北京语音的前身。
[13]现代汉语标准语定命于清朝的“官话”体系。
北平音系的声调，为阴平、阳平、上、去之四声，而没有入声。
[14]。
雍正6年（1728）8月6日，雍正上谕内阁曰：“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言语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办理无误。
是以古者六书之训，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言语，皆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盛也。
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
夫伊等以现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敷奏对扬，仍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晓乎
官民上下，言语不通，必使胥吏从中代为传递，于是添设假借，百病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
且此两省之人，其言语既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身为编氓，亦不能明悉官长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
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更改，故必徐加训道，庶几历久可通。
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教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履历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达矣。
”上谕颁布后，闽粤二省的各个郡县普遍建立了正音书院、书馆，教授官话。
清末民初的国语运动[编辑]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展了“言文一致运动”以及文字改革运动，提倡废止汉字。
留学德国归来的国语改変主义者上田万年在日本作了《国语与国家》的演讲，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国民、一个国语”的三位一体国语观，鼓吹“国语是国家的藩屏，国语是国民的慈母”。
他指导明治政府设立的文部大臣直属机关“国语调查委员会”，主持编写《大日本国语辞典》，通过国民教育在日本推行标准日本语。
不论‘国语’或‘普通话’，都是借自近代日本所用的名称。
[15]1892年，受日本和西欧等国语言统一、教育普及的影响，福建落第士子卢戆章提出用南京话来统一全国语言。
[16]1898年，卢戆章的老乡林辂存向光绪上书建议“正以京师官音，颁行海内，则皇灵所及之地，无论蒙古、西藏、青海、伊犁，以及南洋数十岛国，凡华民散居处所，不数十年间，书可同文，言可同音。
”。
[17] 百日维新失败后，礼部主事王照流亡日本，1900年，王照摹仿日本“片假名”的形式，以一如国书（满文）十二字头之法，创制官话合音字母为北京话注音，[18]出版了《官话合声字母》一书。
王照的京师拼音官话书报社，定官话字母，以五十母，十二韵，四声，辗转相拼，得二千余音。
包括京师语言，其取音用合声之法，与国书字头相表里。
而字体则取汉字笔画，相合而成。
[19]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从日本考察学政回国，为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就所感动，向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上书，主张以京城声口统一天下，以一统国民。
[20]吴汝纶称道王照的注音字母“尽是京城口声，尤可使天下语言一律”，而得劐当时管学大臣张百熙、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支持。
光绪28年（1902），张百熙奏陈所拟学堂章程，奉准颁行，史称《钦定学堂章程》，确立了汉语的国语地位。
张之洞、张百熙等为满清制定《学务纲要》指出：“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官音统一天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于官话一门。
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以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
”《圣谕广训》的宣讲使北京官话在全国通行。
通行本《圣谕广训直解》在官办新学课堂“中国文学”学科中，已被指定为“习官话”的教材，因“其文皆系京师语”，每星期应学习一次。
[21]这是北京官话和白话文得以推广的前提。
学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5月）制订的《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已明确将“宣讲所”纳入各厅、州、县必须设立的劝学所建制中。
有关规定也强调了与宣讲《圣谕广训》的衔接，内容要求与天津成例亦相近：“各属地方一律设立宣讲所，遵照从前宣讲《圣谕广训》章程，延聘专员，随时宣讲。
……宣讲应首重《圣谕广训》，凡遇宣讲圣谕之时，应肃立起敬，不得懈怠。
……其学部颁行宣讲各书，及国民教育、修身、历史、地理、格致等浅近事理，以迄白话新闻，概在应行宣讲之列。
”[22]则《圣谕广训》的白话解读本是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一条线索。
[23]1910年10月，学部基于尚书荣庆的指示，命令各省小、中学堂在国语教科之外，增设官话教科。
1905年，劳乃宣将王照的官话字母加以修正,作《简字谱》一书。
1906年，卢戆章也赞成用京城语音统一语言。
[24][25]卢懋章的“京音”方案有字母63个（声母21个、 结合韵母42个）。
1909年，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
这是汉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
1910年因《拼音官话报》触犯摄政王，官话合音字母被清政府禁止传习。
从1900年王照创制官话字母到1910年清朝摄政王查禁官话字母,推行了10年,遍及13省,编印书籍6万余部。
1910年，资政院议员满人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窃维官话简字，旧名官声字母，本国书合声之制，取首善京音为准，发现于天津，实验于各处。
拼音不过两母，故较东西各国拼法为易学易记；四等不分于韵母，故较中国韵学旧法为直截了当。
”资政院议员江谦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了“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
连署此说帖的有严复等32人。
此案通过提交学部。
1911年，清朝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会上通过了王邵廉等人提出的《统一国语办法案》，其中包括“以京音为主，审定标准音，以官话为主，审定标准语”。
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并提出语音以京音为主，调整四声，不废入声；语词以官话为主，择其正当雅训者。
但章太炎指责北京音为“金元虏语”，为方言争地位。
[26]吴稚晖认为“南人则杂有苗蛮之音，然北人亦未尝不离胡羌之声……多数人通解之音为最当。
”[27] 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黎锦熙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为了团结各民族，提倡国语运动，政府公报出现《教育部征求各处方音广告》，提到“本部现拟编定国语音韵标准”云云，广告多次发布。
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并计划成立读音统一委员会。
12月，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及任务为：一、审定一切字音为法定国音；二、将所有国音均析为至单至纯之音素，审定所有音素总数；三、采定字母，每音素均以字母表之。
次年2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确定了以“北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具有入声。
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吴稚晖任议长，王照任副议长，网罗全国文字学、音韵学、语言学之权威专家一共80人，其中由教育部任命的有50人左右，其余为各省推举。
来自江苏的会员有17人，浙江9人，直隶7人，福建、广东、湖南各4人。
最终参与表决的共44人。
1913年读音统一会上的争吵打架，是明清南北两派正音传统的最后一次冲突。
王照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大战。
[28]这个会开了三个月，争论很激烈，结果是制定了三十九个字母，称为“注音字母”。
字母的形式是采用笔划最简而音读与声母韵母最相近的古字。
[29]拼音官话书报社的编译员、各号官话字母义塾的教员、教习、经理、赞成员等111人向资政院的说帖提道：“凡京师所在，人皆趋之。
千百年荟萃磨练，而成此一种京戏话，斯即中央而非偏隅也。
且原与京话大略相同者，已有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甘肃、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十一省，及江苏、安徽之两半省矣。
此外各语，无两省相同者。
为高因陵，为下因泽，岂有舍京语而别事矫揉之理哉
京语非北京人私有之语，乃全国人共有之语。
”最后读音统一会决定以“每省区为一表决权，以最多数为会中审定之读音”。
读音统一会从清人李光地《音韵阐微》中选出6500多个常用字，以表决方式审定国音，编成《国音汇编草》，并拟订了一套注音字母。
依照清朝李光地的《音韵阐微》的同音字，采取较为常用者，隔夜印发各会员，以便分省商定音读，用会中预备的“记音字母”注于字单上。
次日开会每省提出一张记音字单，由注音员逐字比较各音的多少，而以该字最多数的音为会中审定的读音。
同期并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
满文十二字头“合声法”标音的《音韵阐微·凡例》说：“世传切韵之书，其用法繁而取音难。
今依本朝字书合声切法，则用法简而取音易。
”[30]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
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
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多数票决定“国音”。
[31]教育部令第75号：“查统一国语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
民国以来，本部鉴于统一国语，必先从统一读音入手，爰于元年特开读音统一会，讨论此事。
经该会会员议定注音字母三十有九，以代反切之用，并由会员多数决定常用诸字之读昔，呈请本部设法推行在案。
”但北洋政府迟迟不予公布。
“国语统一筹备会”成员胡适以及反对新文学的胡先骕1916年袁世凯死后，教育部有批人认为民国所以出了“皇帝” ，在于民智不开。
应推行白话，以广文化。
1917年2月，蔡元培、吴稚晖、黎锦熙等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简称“国语研究会”）,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国语。
，其《成立缘起》指出：“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之起源，盖由同仁等目击今日小学校学生国文科之不能应用，与夫国文教师之难得，私塾教师之不晓文义，而无术以改良之也。
……同人等到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改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
惟既以白话为文，则不可不有一定之标准，……”国语研究会五项任务为：调查各省方言；选定标准语；编辑标准语的语法辞典；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国文”教科书改称“国语”教科书；编辑国语刊物。
黎锦熙的国语研究会与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国语部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联合讨论国语统一之事，国语研究会会长蔡元培校长出席指导。
随后胡适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革命。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中提出：“用白话作各种文学”。
1917年，吴稚晖依据《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将《国音汇编》改编为《国音字典》。
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颁布第七五号令指出：“查国语统一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
民国以来，本部鉴于统一国语，必先从统一读音入手，爰于元年特开读音统一会，讨论此事。
”191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字母形式全部都是笔划简单的古汉字，音节的拼写采用声、介、韵三拼法。
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他赞成吴稚晖提出的办法：限制汉字字数，夹用世界语，逐渐废除汉字。
陈独秀的答复是：赞成废除汉字，不赞成废除汉语，认为“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
”胡适则表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
所以必须选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逐渐形成了国语罗马字运动。
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
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倡导“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声明“文言一致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发展。
吴稚晖仍然坚持主张用世界语代替汉语，反对用罗马字拼音。
傅斯年针对吴稚晖的观点，发表一篇长文《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主张用罗马字母的拼音文字拼写汉语。
中华民国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并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
1919年，国语运动与言文一致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在国语研究会合流，会员近万人。
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吴敬恒、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钱玄同、胡适、刘复、周作人、蔡元培、许地山、汪怡等人。
经教育部指定张一聋为会长，吴稚晖、袁希涛为副会长，会员有刘半农及钱玄同。
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等议案。
9月，吴敬恒等人将读音统一会审定的七千二百个汉字的国音和没有审定的同音字六百五十余个，总共一万三千七百余字，编成一部《中华民国国音字典》出版并由教育部公布。
教育部同时明示：“北京亦有若干土音，不特与普通音不合，且与北京人读书之正音不合，此类土音，当然舍弃，自不待言。
”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开会于上海，议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意见，定北京音为国音标准，照此旨修定《国音字典》，即行颁布。
”[32]胡适为国语统一筹备会起草并修正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被教育部以《训令第五十三号》颁发实行。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
1920年1月24日《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国民小学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废除古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
[33]《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
”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支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
黎锦熙的弟弟黎锦晖担任“国语统一筹备会”干事，编写了《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并出任“国语专修学校”的校长等职，创作歌舞，亲自向儿童们普及国语。
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平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爆发了“京国之争”。
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认同国音，主张以北平音为国音标准。
张士一在《国语统一问题》一书中明确提出，连注音字母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其办法是：一、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就是定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二、由教育部主持，请有真正科学的语音学训练的人去研究标准语里头所用的音，分析之后，先用科学的方法记下； 三、由教育部主持，请语音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制配字母。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后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
《国音字典附录》:“凡遇原来注音有生僻不习者，已各照普通音改注；北京音之合于普通音者。
当然在采取之列。
”《国音字典》只将声母和韵母拼定字音,不但没有指定何种方言可以作口头上标准之声调，就连纸片上的四声点也没有点进去。
由于平上去入各地调値不一，在民国初年的“国语”及《国音字典》虽然有各汉字的声韵拼法，但对于声调的表现法却莫衷一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可言。
在京音派持续鼓吹其主张之际，黎锦熙等人开始提出以北京声调为准则的意见。
连原来主张废除五声的人也出来呼吁教育部从速公布国音声调的标准，许多有识之士提出“最好就用北京调为国语的声调标准”。
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后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
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读书音。
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
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中就有黎锦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
1922年8月“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出版以后，创制拉丁字拼音方案的风气更达到高潮。
钱玄同式两种，赵元任式一种（1922），周辨明“中华国语音声字制”一种（1923）。
1922年和1925年周作人先后发表了《国语改造的意见》以及《理想的国语》，强调国语的文化建设功能，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或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融合古今中外的语言，倡议国民全体用国语。
[34][35]瞿秋白则批评这种现代汉语是“非驴非马”的新文言。
翻译西方文学对国语的语法影响至深。
[36]鲁迅也认为接近欧化文法是必要的。
[37]国语是一种不同于古代汉语的新的语言体系。
[38]国语研究会出版会刊《国语月刊》。
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认为文学革命已大胜。
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钱玄同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又把社员叶谷虚提出的《请审定一种罗马字拼音制度案》转送筹备会。
于是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国语统一筹备会另组成一个叫做“国浯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推举了钱玄同、 赵元任、黎锦熙等十一位当委员,负贵起草和拟订方案。
1924年至1925年，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人每月在东方饭店聚会研讨，最终发明了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方案，这是最早的汉语拼音。
[39]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何以故
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他几乎把中国所有的落后、封闭、野蛮都怪罪于汉字。
汉字成了“千古罪人”。
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出版，这是第一部系统的现代汉语语法学著作，提出“依句辨品，离句无品”，仿造英语语法。
汪怡《新著国语发音学》出版。
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
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
1925年9月，刘复在赵元任家发起组织在京的音韵学家学术讨论的“数人会”，成员是：刘复、赵元任、林语堂、汪怡、钱玄同、黎锦熙。
除刘复外，其余的都是“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委员。
从1925年9月至1926年9月，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开了22次讨论会，“数人会”终于议决了一份《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9月14日，正式召开“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决议通过，呈交教育部。
11月9日，由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作非正式公布。
布告中说：“罗马字母，世界通用，辨认拼切，已成国民常识之一”，因此，“定此《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与《注音字母》两两对照，以为国音推行之助。
此后增修《国音字典》，即依校订之国语标准音拼成罗马字，添记于《注音字母》之后，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需用罗马字时，即以此种拼音法式为标准，以昭划一而便通行”。
1925年6月14日，钱玄同与黎锦熙主编的《京报》副刊之一《国语周刊》创刊发行。
新文学运动所产生的文学刊物也大量出现。
1926年1月1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通过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
《宣言》第一次明确地宣告：“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语言中之一种；也不就把这几百年来小说戏曲所传播的‘官话’视为满足，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
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公共的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
这也是自然的趋势，用不着强迫的：因为交通上、文化上、学艺上、政治上，向来都是把北京地方作中枢，而标准的语言照例必和这几项事情有关系，然后内容能丰富，可以兼采八方荟萃的方言和外来语，可以加入通俗成语和古词类；然后形式能完善，可以具有理论上精密的组织，可以添加艺术上优美的色彩。
这仿佛是一种理想的语言，但北京的方言，因环境和时代的关系，实已具有这种自然的趋势，所以采定北京语为标准国语，比较地可算资格相当。
”胡适在《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中说：“我们如果考察欧洲近世各国??国语的历史，我们应该知道，没有一种国语是先定了标准才发生的；没有一国不是先有了国语然后有所谓‘标准’的。
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最远，比较的产生最多的活文学，可以采用作国语的中坚分子；这个分子的方言，逐渐推行出去，随时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别贡献，同时便逐渐变换各地的土话：这便是国语的成立。
有了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然后有些学者起来研究这种国语的文法，发音等等；然后有字典、词典、文典，言语学等等出来，这才是国语标准的成立。
”同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制订并发表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布告决定推行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为起草委员所修订的国语标准音，及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罗马字母辨认拼切。
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
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
1928年北师大教授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
7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代理主席沈步洲指定王璞、张士一等27人为“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委员，逐字审改《国音字典》，正式采用北平地方音编成《国音常用字汇》取代《国音字典》。
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指示：“练习运用本国的标准语，以为表情达意的工具，以期全国语言相通。
” 1931年北京大学公布《国文学系布告》，分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四组。
胡适、周作人、余平伯担任担任散文指导教员；徐志摩、孙大雨担任诗歌教员；冯文炳担任小说教员。
新文学运动的老教授退出教学一线以后，罗常培和魏建功接棒从事国语推广，并在1936年合拟了文学系课程纲要。
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指定北平语音为国语拼音和声调的标准，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为现代汉语标准第一个系统——国语系统。
《国音常用字汇》序言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说明，“所谓以现代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京中市井土语与京中通用之官话不同。
[40]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进行国语的全面普及和推广教育工作。
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
1937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国语辞典》由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出版。
1938年3月，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基础上成立中国辞典编纂处，所长黎锦熙。
1940年，国民政府公布准照国音的《中华新韵》。
往后的国语系统及普通话系统、华语系统，均源于中华民国此时期的国语系统。
1948年《国语课程标准》：“指导儿童练习国语，熟谙国语的语气语调和拟势作用。
”
怎样学好普通话
1910年 《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2 月6 日，《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45条奏准颁行。
议员由各选举区选举，选举区以本认厅州县所属城镇乡之区域为准，其选额数以各选举区人中多寡为准，由府厅州县行政长官申请督抚核准，选举日期及有关选举事宜，由地方长官定夺，选举具体事项，城镇由总董、乡由乡董管理，若两以上合为一选区，由府厅州县长官派人管理，选举采取互选法，规定选举人与被选举人名单，设投票所与开票所，宣示公众，投票采取无名单记法投票。
《法院编制法》2 月7 日，《法院编制法》奏准颁行。
《法院编制法》16章163 条：审判衙门通则；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大理院；司法年度及分配事务；法院之开闭及秩序；审判衙门之用语；判断之评议及决议；庭丁检察厅；推陈出新事及检察官之任用；书记官及翻译官；承发吏；法律上之辅助；司法行政之职务及监督权；附则。
广州起义2 月12日，广州新军由赵声、倪映典担任正、副指挥首次举义，率领3000士兵进攻省城。
义军在广州大东门与清军激战，倪映典负伤后被捕杀。
起义队伍牺牲了百余人，弹尽溃散。
湖北鄂路公司3 月24日，邮传部批准设立鄂路公司。
从190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英德法及美在华银行借款筹办粤汉路与川汉路始议而后，两湖不断起议反对，湖南820 名咨议员联名“决不承认”，“铁路借款”，又组织“湘路集股会”，抵制借款；湖北绅商军学各界召开大会，公举张伯烈、刘心源为代表入京请愿，要求鄂路商办。
3 月19日，邮传部大臣徐世昌在京召见湖北代表，方息民声。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被捕4 月2 日，汪精卫、黄树中、喻培伦、黎仲实等同盟会党在北京什刹海预备炸弹谋刺摄政王载沣，被发觉而入囚。
汪精卫供认不讳，“立宪不可望”，“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
4 月29日，汪精卫等判永远监禁。
长沙抢米4 月13日，长沙市民因米价骤增，强抢米肆数十家，焚劫教堂数处，巡抚出兵弹压，伤众数十，引起民潮。
4 月14日，万人围集巡抚衙门，衙门告示限米价每升40文，被毙者恤银200 两，伤者40两安民。
4月17日，宁乡县啸众300 有余，将警察局捣毁，焚教堂2 处，学堂3 处；益阳县运米被抢，官钱被劫；平江县教堂被焚毁；安乡县衙被众围困。
湖南全省动荡。
《大清现行刑律》5 月15日，《大清现行刑律》颁行。
《大清现行刑律》分30门389 条，附例文1327条，以及《禁烟条例》12条、《秋审条例》165 条。
刑律30门计：名例39条；职制9 条；公式11条；户役12条；田宅10条；婚姻15条；仓库23条；课税4 条；钱债3 条；市廛5 条；祭祀6条；礼制19条；宫卫15条；军政18条；关津2 条；厩牧10条；邮驿15条；贼盗27条；人命20条；斗殴21条；骂詈8 条；诉讼10条；受赃10条；诈伪11条；犯奸9 条；杂犯10条；捕亡7 条；断狱28条；营造8 条；河防4 条。
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以罚金、徒、流、遣、死取代笞、杖、徒、流、死五等刑；增加毁坏铁路、电讯、私铸银元罪新罪名 《币制则例》5 月24日，度支部奏定《币制则例》。
《币制由例》规定铜币与银币，国币单位定名为圆，圆角分厘各以10进，记为定价，暂就银为币本位，1 圆为主币，重库平7 钱2 分，辅币5 角、2 角5 分、1 角3 种。
铜币有2 分、1 分、5 厘、1 厘4 种。
长江水患8 月，华东安徽、浙江、江苏3 省暴雨成山洪，溃决堤防，冲毁庐舍，淹没田庄，溺死乡民，安徽宁国、池州、凤阳、颖州各府，一片汪洋泽国，交通道路断绝，青阳县城水深1 米有余；浙江洪水波及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新昌、嵊县、金华、东阳、富阳、海宁、桐乡、石门、海盐、武康、德清、平湖大部府县，受灾者十有六七；江苏受灾严重的有镇江、扬州、淮安、徐州等州县。
中国报界俱进会9 月4 日，上海《时报》《神州日报》等联合全国43家报馆发起，在南京劝业会召开中国报界俱进会成立大会。
江苏报界代表郭宝书主持会议，民政部部郎朱师晦、江苏提学使李梅庵、南京劝业会代表陶宝南等赴会致贺。
会议决定：使用俱进会为名称，不改用协会；以各报馆为会员，不以总理、主笔为会员，但承认其为代表；每年开大会一次；入会报馆资格必须为中国人自办之报馆；推举雷继兴起草区域设会法。
会议通过《中国报界俱进会章程》16条：俱进会由中国人自办的报馆组织而成；俱进会以结合群力、联络声气、督促报界之进步为宗旨；凡是愿意加入本会者，必须由所在报馆介绍，经全体干事认可；每年8 月召开常会，商榷、议决关系全国报界共通利害问题、需用本会名义执行的对外事件、对于政治外交上言论的范围、修改章程；设上海或南京、北京或天津、汉口、广东、东三省5 处为轮流召开常会地点；如遇有紧急重大问题，经两埠以上报馆发议，得在上海开临时会；常会、临时会开会时，加入该会的各报馆，一定要派代表到会，各报馆有权提出议案；议决事件的时候少数服从多数；议记事件由俱进会执行；会设事务所于上海，办理会中一切事务，负责在各地设通信处；事务所设干事9 人，4 人驻事务所，5 人分驻各通信处；会常年经费由在会各报馆量力分担；会外之人，有志同道合能尽力于本仁的，可以公推为名誉赞成助员。
大会议决6 项议案：陈请邮传部核减电费寄费案；议招殷实商家包销报纸案；设立各地通信社案；议联合设立造纸公司并议用中国纸印报案；维持劝业会案；欢迎美国游历团案。
《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10月3 日，中央资政院按《资政院院章》正式成立。
资政院议员亦由奏定《宗室王公世爵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9 条；《满汉世爵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9 条；《外藩王公世爵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8 条；《宗室觉罗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26条；《硕学通儒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8 条；《纳税多额者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26条；《各省咨议局互选资政院议员章程》19条各章程选定。
民众请愿促立宪10月，资政院开议前后，请愿运动进入直隶、山西、河南、四川、福建等省，各省先后举行数千人集会游行，要求督抚代奏请愿呈稿。
湖北数百人集会，倡议“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税”。
奉天各城镇曾酝酿每城派万人入省城请愿。
北京方面，国会请愿代表团迭向资政院和摄政王上书，资政院除代奏外并通过了陈请速开国会专折。
在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压力下，18个督抚、将军、都统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联名奏请立即组织内阁，第二年开设国会，使政府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国会开设之前先设责任内阁。
11月4 日，朝廷上谕：准原定宣统八年立宪“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
告谕，宣统五年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改”，“此后倘有无知愚氓藉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所有各省代表人等，着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
首届运动会10月18日，中国第一届运动会在南京南洋劝业会场举行。
运动会由青年会西籍教士倡办。
运动会按华北、武汉、吴宁、上海、华南5 区组织运动委员会，每区由青年会派1 职员任运动委员长，委员长负责组织各区运动委员会，各区运动委员会主持区内运动员选拔及筹资旅费等事项。
各区运动委员会组成全国运动委员会，美国基督教爱克司那博士任全国运动会会长。
运动项目按高等、中等和学校联合级，设田径、足球、篮球、网球4 项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