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名衡字好吗?
一、起名不选多音字。
小女孩董茜（音倩）一入学就闷闷不乐。
第一次点名，老师叫她董西，从此小伙 伴们给她起了绰号，不再叫她正确的名字。
这都是多音字惹的祸 。
专家指出，多音字让 人读起来无所适从，在起名时最好避免。
二、名中勿用生僻字。
近代学者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四个工字排成方块，即古展字。
由于用字太偏 ，难倒了不少人，包括女儿的老师，弄得很尴尬。
今天的人由于名中生僻字计算机无法录 入，在、办理证照、、邮局汇款、购买保险、民航购票以及办理其他业 务时，遇到麻烦的例子比比皆是。
专家说，人名看似个人的事，却有很强的社会性。
名中 滥用生僻字、不规范字，不但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且会影响交际。
三、起个双名不易重。
幼儿园里1个班就有3个，以至于老师和小朋友不得不用大、小、胖、瘦加以区 分。
的节目主持人中就有一男一女两个杨柳。
是个不错的名字，可是 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仅北京市就有4000多个。
重名会带来一些麻烦甚至危害，而双 名可使重名率大大降低。
根据1989年对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进行的抽样调查 ，单名重名率为67．7%，双名重名率为32．4%。
因此，专家建议最好不要起单名。
四、起名字尽量回避常用名。
如果一个人叫京生，他很可能出生在北京；如果叫沪生，他大概生在上海。
根据 对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进行的抽样调查，57万人中，叫建国的有630个， 叫建军的有610个。
而叫桂兰的人有1084个，叫桂英的更多达1336个。
专家建议， 起名的模式不要太雷同，使用率极高的人名用字也应尽量回避。
目前一些地方父母给新生 儿申报户口时可以先通过计算机查询有无重名，这一做法值得推广。
五、取名字不要同声调。
张湘江，冯晴岚，苑蕴玉，这些三字声调全同的名字，读起来是否觉得有些平 淡呢
沈含章、孙汉清是不是读起来抑扬顿挫、跌宕起伏
专家研究发现，三字声调 全同的名字仅占所抽取样本的5．2%，这表明人们在取名时，有意无意中遵从了声调变化 的规律。
专家还建议，名字的尾音最好是平声，因为上声字响亮程度相对差一些。
六、声韵选择要讲究。
几个声母相同的字，如果放在一起，读起来就有些费力；如果韵母也相同， 就更加拗口。
南尼兰，李尼丽，孙存春,柯克和，读起来像不像绕口令
专家提 醒，起名时最好不要全部选用n和l，z、c、s与zh、ch、sh这些相同的声母。
要 想名字响亮动听，选字的韵母很关键。
专家说，名字带有含鼻音的韵母读起来响亮，昂 、良、光、鹏、东之类含后鼻音韵母的字尤其响亮；在非鼻音韵母字中，韵腹即 主要元音开口度大的，如达、帅、瑶、宝，响亮程度较高。
七、字型结构有变化。
名字不但常读，而且常写。
专家建议，名字选用的字结构不要太单一。
像国园园、 林杨桦、吕昌晏这些名字写起来略显单调，缺乏变化的美感，还可能影响人们对签名 的识别。
八、避免谐音意不美。
起名时如果谐音运用得巧妙，会使人感到含蓄，不落俗套。
但是，起名者有时只注意 了所选用的字本身的意义，却忽略了与名字谐音的词或词组可能是贬义的。
专家指出， 范婉（饭碗）、侯岩（）、胡丽晶（狐狸精）之类谐音不美以及温泉、沈阳 之类容易在文中造成歧义的名字，起名时应该避免。
九、名字男女要有别。
一位男士出差开会时经常被当成女宾安排接待，令他如此尴尬的是他有个十分女性化 的名字：王兰英。
专家说，名字的性别差异随着文化的历史积淀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形 成了一种社会习俗，家长起名时不能不考虑性别因素，否则在使用时可能会遇到麻烦。
专 家还指出，名字的审美标准中，性别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试想，如果小伙子第一次与姑娘 约会，只闻姑娘芳名，他更愿意选张万有、刘胜利，还是谢静淑、陈婉莹
十、国人姓名勿崇洋。
田中慧子，这是位日本友人吗
不，她是个姓田的中国小姑娘。
专家说，现在为给 孩子起个独特的名字，越来越多的父母想出四字名，这不失为一种尝试。
但是，田中慧 子、李约翰、张彼得这种容易让人误解的名字还是应该慎用，中国人的名字最好具 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文化。
简述当代西方的人口社会思想
人口学是研究人口发展及其规律,人口变量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
社会发展的历史既是社会形态、社会生产力及相应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也是人口世代更替、人类自身生产不断发展的历史。
人口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前提，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人口发展是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对立统一运动，包括由人口出生、死亡而形成的人口自然再生产变动，人口迁移变动，社会构成变动，及制约人口变动的内在机制力量——人口结构及其变化；也包括人口质量由低级向高级的运动。
人口发展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决定人口发展及其规律的根本条件是生产力内在因素（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矛盾运动和生产关系的性质。
不论在哪一种社会形态下，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口都是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其数量、质量、构成的变化总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资源、军事等方面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等都从各自的角度观察和分析这些问题，特别是对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物质基础的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互关系问题尤为关注。
正因为如此，人口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过去分属不同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逐步形成一门比较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
人口学大体由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和人口分支学科（或应用学科）三大部分组成。
每个部分又可作进一步的细分，如人口分支学科可分为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生物学等等。
词源和定义 英语中的 demography是拉丁语demos（人民）和graphein（描述）两字复合而成的，在1882内瓦国际卫生学和人口学大会上被正式认可。
人口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人口学家A.吉亚尔所著的《人类统计或比较人口学大纲》一书中。
他在书中认为，人口学是关于人类或人口的一般变化和他们体质、文明、智力和精神条件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或数学知识。
20世纪30年代以后，人口学这一术语被广泛使用于教科书中。
对人口学的定义,学者中有不同意见。
西方人口学家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将人口学定义为用实验的、统计的、数学的方法研究人口规模、结构、分布、变化（由出生、死亡,结婚、离婚,迁入、迁出组成）的科学。
有人将此称为形式人口学。
也有人把形式人口学定义为关于人口变化及构成因素的计量和分析（特别是人口出生和死亡，以及作为人口变化内在因素的年龄、性别结构等），把它看作是人口分析技术。
另一种是将人口学理解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人口学是研究人口规模、分布、结构和变化的科学,即形式人口学或人口学分析。
广义人口学被理解为不仅包括狭义人口学所研究的人口变量本身的变化，还研究人口变量变化和其他变量（如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遗传的、地理的等等）变化的相互关系。
西方人口学家P.M.豪瑟和O.D.邓肯对狭义人口学和广义人口学所下的定义为：人口学分析是关于人口变量及其变化的构成要素的研究。
人口研究不仅与研究人口变量有关，而且还研究人口变量和其他变量（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生物的、遗传的、地理的等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有人还将广义人口学分为广义和最广义两种。
前者是把狭义人口学理解为只研究人口自然变量（出生、死亡……）的科学，不研究人口的社会变量（如宗教、民族、语言……）和经济变量（如人口的职业、行业、收入）。
认为广义人口学除研究上述内容外，还包括研究人口的社会、经济标志。
最广义的人口学除包括广义人口学内容外，还研究和人口学过程有关的问题（如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人口不足问题、城市化问题）。
还有人把人口学看作是对人类人口的数量研究。
也有人把人口学笼统地定义为研究人口的科学。
苏联人口学界把人口学普遍地看作是：研究受社会历史制约的人口再生产规律的科学。
人口学在研究人口变化的诸因素与人口构成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决定这些变化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既阐明人口运动的一般规律,也阐明这些规律在一定的具体人口总体中,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表现的特点。
苏联人口学者认为人口再生产恰恰是人口学研究领域的特殊性，人口作为生产力要素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有关科学的研究对象，人口作为生产关系承担者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将人口学定义为研究人口再生产的规律性不仅表明人口学研究的特征，而且也使人口学与其他科学区别开来。
他们认为，人口再生产过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仅指人口自然再生产过程；广义人口再生产则是由人口自然变动、空间变动（迁入、迁出变动）和社会变动（社会构成、职业变动……）所形成的总和。
在苏联也有人把人口学看作是研究人口数量、结构和变化的科学。
这一定义与西方的狭义人口学或形式人口学定义相同。
在欧美，人口学研究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人口资料的搜集和评价，人口学指标的计量、分析技术，生育率、死亡率及人口变化的数学模型，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人口城市化，老年人口问题，妇女与生育率问题，人口和教育问题，人口和生态平衡等。
而对人口理论本身研究较少，有些人甚至否认有人口理论的存在。
人口理论研究大都寓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之中。
人口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人口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其他科学有密切关系。
作为人口学研究客体的人口，生物属性是其自然基础，社会属性是其本质特征，因而人口学既与其他社会科学有密切关系，也与自然科学有密切关系。
人口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法学、人类学、历史学、统计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都有联系。
人口发展及其过程常常为经济因素所制约，甚至为经济因素所决定。
因而人口学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动），研究人口发展规律时，离不开经济学所阐述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研究人口和经济相互关系时更是要直接借用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人口发展及过程为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所制约和决定，因而人口学与社会学密不可分。
观察、分析决定人口发展的社会因素离不开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
人口再生产变动情况为人们的婚姻、家庭和生育等社会行为所左右,这些社会行为除由经济因素左右外,也是在一定社会心理支配下的产物。
社会心理学对分析婚姻、生育行为的变化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人口学在研究人口分布、人口密度、人口迁移、人口城市化等问题时，要利用地理学的已有知识。
在研究人口再生产的历史过程时，与历史学又有直接关系。
研究古代人口状况及发展时，还要依靠考古学、人类学的材料和论证。
统计学与人口学的关系更为直接,历史更为悠久。
人口学相当一部分来源于统计学，而且至今仍不断汲取统计学发展的各种成果。
人口学与生物学、生态学、公共卫生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以及数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人口学在研究人口的出生、发病、死亡及变动时，要利用生物学、遗传学、公共卫生学的有关原理和知识。
人口学与这些学科的交叉、结合产生了一些边缘学科，如人口生物学、人口生态学等。
数学和人口学特别是与人口学方法的关系更为直接，大量数学方法被用于研究和分析人口现象及决定人口变动各因素的数量关系之中。
人口学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的发展。
经济学无论研究劳动力的变化，还是研究市场需求的变化都离不开人口学的研究成果，经济学借助人口学的研究成果扩大了和加深了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人口学对社会学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社会学在研究婚姻家庭、社区各人口年龄群体（少年儿童、青年、壮年、老年）的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结构和机制时都离不开人口学的研究。
学术界对人口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
在美国，多数人口学家都把人口学视为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根本。
因此，不少人口学研究机构都设于社会学系之下。
但也有不少学者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研究人口问题的。
在欧洲、日本、苏联等国多数学者把人口学更多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
英国的人口研究所设于伦敦经济学院之下，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设置于法国劳动部之下，苏联著名人口研究机构设于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系之下，日本大学的人口研究所也设于经济学系之下。
中国从50年代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起一直到70年代人口学的恢复和发展大都是在经济学的背景下进行的。
这与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和经济落后的矛盾相关。
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而导致粮食问题、就业问题、住宅问题、教育问题非常尖锐。
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研究是否应该控制人口增长，也是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这一现实矛盾出发的。
7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学研究机构都设于经济学系或学院之下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还有的学者认为，人口学已具有与经济学、社会学相并列的学科条件，它应成为一个与经济学、社会学相分离而独立的学科。
人口学体系 在划分人口学内部学科体系上，学者中的观点有所不同。
例如，苏联学者将人口学视为一套知识体系,认为人口学包括以下几个分支:人口理论；人口资料的搜集；描述人口学（对某一具体区域或国家的人口年龄、性别构成,家庭构成,人口过程的一般描述）；纯粹人口学（研究人口现象、过程、构成的数量对比关系及在其影响下的人口增长），纯粹人口学有时也称为人口学的数学理论，有时也称为理论人口学；人口分析（研究人口现象与决定人口现象的社会的、经济的、社会心理的、生物的……之间的相互关系）。
西方学者普遍将人口学分为人口学分析和人口研究。
前者包括：人口资料搜集、分析、评价，人口分析技术，即形式人口学或称纯人口学、理论人口学、数学人口学。
人口研究包括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生态学等等。
7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将人口学体系归结为三大组成部分：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人口应用学科（或分支学科）。
这样归类是将人口学视为由理论、方法和应用学科组成的统一整体。
人口理论研究人口发展规律及人口和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相互之间的本质联系。
这一概括将人口学与以人口作为生产力要素为研究对象的生产力经济学，与以生产关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相区别，也与以研究社会结构、社会机制变动的社会学相区别。
在人口理论研究中使用分析人口现象本身或人口与其他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具体数量资料，但它是以发现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性为己任，从而与人口学其他组成部分相区别。
人口统计学包括搜集、整理、评价、分析人口现象数量资料的方法、指标体系、分析技术和数学模式等。
具体说来，包括用人口普查、抽样调查、生命登记等方法搜集资料、评价资料，以及对人口现象和过程的数量关系具体描述的统计方法、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也包括研究人口现象内在纯数量规律（如在一定年龄别的生育率和一定年龄别的死亡率条件下，必然形成一个稳定人口模式）。
人口学应用学科包括研究人口与其他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所有分支学科。
这些学科都是边缘性学科，如人口经济学是人口学和经济学的边缘结合，人口生态学是人口学与生态学的边缘结合。
这些学科具有应用性质,对国家战略决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人口理论在人口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其他人口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离开了人口理论的指导，运用人口学方法分析人口规模、结构、制约因素（如生育率、死亡率）及人口发展趋势时，就会忽视甚至忘掉决定人口现象发生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陷入数字的汪洋大海之中，变成纯数量分析，不能对人口变化作出科学的判断。
各门人口应用学科固然有其自身的具体理论和方法，但它们都不能离开人口理论提供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指导。
如人口经济学研究人口变化和经济变化的相互关系，就必须依据人口理论所阐明的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两种生产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
在研究人口和资源相互关系时，也必须遵循人口理论所阐明的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原理。
在一定生产力的水平下，资源是有限的，它将限制人口及其生活质量。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新的条件下又可建立人口和资源新的平衡。
反过来，人口统计学和人口应用学科的发展也充实和丰富了人口理论内容，促进了人口理论的发展。
利用人口统计对人口现象变化的数量观察及对决定这一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分析，常常导致新理论观点的出现。
如欧洲生育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历史统计数据，提供了人口变化过程的统计描述。
而人口理论则将其升华到理论高度，形成了人口转变论。
各人口分支学科研究成果，如人口经济学关于生育率的经济理论，人口地理学关于人口城市化历史进程的描述，也都为人口理论所吸收，并更加理论化。
人口学的发展历史 人口学一词虽是由吉亚尔提出并开始使用的，但它作为一门学科，一般公认早在17世纪为J.格兰特所创立。
在1603年大鼠疫之后，伦敦每周公布出生、死亡人数总计表，积累了丰富的人口自然变动的资料，格兰特根据这些资料进行研究，于1662年发表专著《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
这被认为是人口学的第一部科学著作。
有人誉称格兰特打开了人口学实验研究领域之路。
其主要贡献有：发现了人口现象种种稳定的数量规律性，每一时期人口出生、死亡有其一定的数量规律，出生性比例（出生婴儿性比例为14∶13，男孩略多于女孩）和死亡性比例的相对稳定规律，因一定死因而死亡的人数在死亡人数中保持一定稳定的比例等；根据每百名出生婴儿陆续死亡的年龄编制了死亡表；正确地把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看作是人口变动的内在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格兰特明确提出，人口研究的任务就是从对人口现象的数量研究中看到基本法则。
格兰特的好友和合作者W.配第也被认为是人口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主张将算术用于人口、经济、政治的研究中。
在《政治算术》一书中他提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
继格兰特之后，比利时学者L.A.凯特莱把概率论引入人口研究之中，他肯定了大数定律在人口现象的数量规律性中的作用，并根据人口出生、死亡、结婚、性比例、体重等人口统计资料和犯罪统计资料，进行了人口学研究。
18世纪末,现代人口普查首先在美国开始,之后普及到欧日各国，人口学的实际研究愈来愈为政府和学术部门所重视。
凯特莱也试图用数学方法观察和研究人口规律和人口问题，他宣称抑制人口增长的阻力与人口增长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维赫尔斯特应凯特莱的要求对此进行数学检验，发现“数理逻辑”的对称曲线（即逻辑斯蒂曲线）可以说明凯特莱这一思想。
这一假设当时并未受人注意。
一直到1920年美国生物学家、人口学家R.珀尔和L.J.里德重新发现这条曲线，才为人口学者所重视。
有些人接受这一理论，认为人口是按逻辑斯蒂曲线形式发展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此持疑义。
18尤勒曾设想，如果一个人口总体，分年龄组死亡率不变,增长率不变,就会有一个稳定的人口年龄分布。
19纪后期列克西斯确立以净再生产率为计算世代更替的尺度。
在此基础上，20世纪A.J.洛特卡确定了以数理定律为基础的稳定人口的数学模式，发展了研究人口再生产各变量之间纯数量关系的数学方法。
就人口理论的历史渊源来讲，人口思想古代早已有之，中国先秦时期的管子、孔子、商鞅、韩非子等人的著作中都涉及有关人口问题的观点，甚至提出人口和土地之间应有一个理想的比例的思想。
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城邦国家的防务、安全和行政管理角度研究人口“适度”问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兴起，在古典经济学派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著作中都探讨过人口问题,但作为一门人口理论,应该从T.R.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算起。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两者形成巨大的差额。
只有通过晚婚、不婚等道德抑制和罪恶、贫困、战争等积极抑制，才可能使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相平衡。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作为反对W.葛德文和A.de孔多塞的理论而问世的。
之后引起了巨大争论，有赞成者,有反对者。
反对者不仅来自马克思主义,也来自其他各种学派。
古典经济学家A.斯密、D.李嘉图在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都有有关人口理论的论述。
新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A.马歇尔提出，人口增长是促使报酬递增的因素之一，在比较先进的国家里人口增长是有利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以E.坎南为代表的适度人口论，认为平均生产率最高时为适度人口点，在此之前为人口不足，在此之后为人口过剩。
J.M.凯恩斯从马尔萨斯有效需求原理出发，根据英国的资料认为人口增长不足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强调人口应该保持适度增长。
经济学派的人口理论被认为是人口理论的故乡，人口理论产生之源。
K.马克思、F.恩格斯在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科学体系过程中，深刻地批判了马尔萨斯的反科学的人口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础。
有人否认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存在，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写过一本有关人口问题的专门著作。
但事实是，连欧美日和联合国有关学者著的人口理论史中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重要学派予以介绍和论述。
人口理论中的社会学派出现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它研究人口和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其代表人物有□.迪尔凯姆和A.迪蒙。
迪尔凯姆将人口研究作为社会形态学的一部分。
他认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是人口数量增长、人口分布变化及密度增加的结果。
迪蒙提出“社会毛细管原理”，认为人们只有少生孩子，才能在社会等级上晋升，正如由于毛细管的作用，水在细管中才能上升一样。
在人口理论发展过程中，生物学派人口理论也占有重要地位。
有人把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看作是生物学的理论,因为他以人口食欲和性欲的纯生物学性质为前提,离开了决定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的社会经济制度。
作为生物学派人口理论的典型代表应该说是H.斯宾塞，他把生物进化论引入人口增长原理中，认为人既有保持个体生存的能力,也有繁殖新个体的能力,两者成反比。
个体保持力程度愈强，繁殖力则愈低。
他认为这是上层阶级比下层阶级生育率低的原因。
生物学派另一著名原理即所谓周期原理，认为人口像个人生命历程一样，有发展、成熟和衰退阶段，人口生殖率像一条抛物线，由高到低，低到一定水平之后，新的移民或新的血缘进入原有群体，这时新的人口周期又将开始。
有的生物学派用饮食变化来解释生育力的变化，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相反的依存关系。
中国人口学研究 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人口思想极丰富,到了清代,洪亮吉的人口思想早于马尔萨斯而提出。
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据各自的观点阐明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
中国是最早有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就有了正式的有关全国和分地区的人口数字记载。
但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还没有进行过科学的、全面的人口普查。
在中国，现代人口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从西方人口思想传入后才逐步开始形成的，从20世纪20～30年代起，一批向西方学习的社会学家开始传播马尔萨斯人口论，并搜集资料研究中国人口问题，陈长蘅、孙本文、陈达等人相继出版了一批人口学著作。
当时一些学者也进行了一些人口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如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和美国迈阿密大学合作进行的调查《近代中国人口统计的一项实验》。
这些早期的人口学研究，一方面揭示了中国当时确实存在的人口问题，并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
还有人认为,中国人口数以4亿为宜。
甚至有人提出节育救国之道。
但他们当中有些人提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口生育太多，人口过多，甚至说婴儿的哭声比帝国主义军舰的炮声更可怕，这是不科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全面发展科学的人口学创立了良好的政治前提。
1953年刘少奇主持召开节育座谈会，提出要节制生育。
1956年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也明确提倡要适当节制生育。
在1957年也明确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
马寅初于1954年就提出要控制人口增长，在1958年发表了《新人口论》专著，分析了50年代初期和中期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2％,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粮食供给、积累资金、轻工业原料供给和发展科技发生矛盾，提出要搞节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
陈达、费孝通、吴景超……等人也都发表论文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
但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1958年开展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使人口问题研究变成禁区，并使人口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中断。
60年代鉴于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在城市开始提倡计划生育。
从197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并明确确定“有计划地增长的人口政策”。
它的主要内容包括调节人口出生率，降低死亡率。
调节人口出生率要求区别两类地区，即在人口稠密地区实行晚婚和节制生育，当时提出“晚、稀、少”的要求。
在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不实行节育政策。
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后，陆续参与联合国组织的各项人口活动。
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动因，迫切要求在中国开展人口理论和对实际人口问题的研究。
70年代初中期,人口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人口统计和计划、预测也都在实践需要的基础上得到重建和重视。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打开了人口理论的禁区,并有了重大的突破，在肯定人口增长对社会生产力起加速或延缓作用的原理的基础上，再次提出和论证了为解决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落后和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尖锐矛盾，除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外，还必须实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战略和政策。
中国人口学者从中国实际出发，重新探讨和研究了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相互关系的原理，在理论上为实际工作既要抓经济发展，也要对人口控制指出方向，并为研究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开拓了道路。
中国学者用科学的观点分析西方人口转变论，论证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变规律，以及在中国实现人口转变的特征。
80年代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调查，取得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丰富的人口资料，这些资料的质量在世界人口普查史上是罕见的，从而也为人口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同时，中国学者在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的方法，以及整理资料电子计算机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自己的经验，并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
有不少著作开始介绍西方现代人口分析技术，并在研究分析资料过程中，汲取西方人口学分析方法的长处，同时避免为分析而分析的弊病。
更为重要的是，根据中国的条件逐步探索、创立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如根据晚、稀、少政策要求确定标准生育率法（实际上是由终身生育率转换为时期生育率）来推测可能出现的人口趋势，并在对现实人口状况作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实现政策要求而必须创造的前提条件。
80年代后半期以来，人口学研究范围扩展迅速，涉及人口发展战略、人口老龄化、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和结构、人口迁移、小城镇人口和人口城市化、人口素质、少数民族人口等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
对生育率、死亡率等人口变量及其决定因素的研究也比过去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
人口学的最新发展与展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人口学发展很快。
在人口理论、人口学方法论、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方面，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这种情况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出现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一是人口急剧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这就要求对人口增长的原因和后果及其对世界发展的影响作更多更深的研究。
二是世界各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关心和研究“发展”问题，为此既需要有理论也需要有完善的方法，以研究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里所说的发展，包括社会、经济、教育、卫生、生态环境等诸方面前进和变化的总和。
三是由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缺乏直接的人口调查资料，根据间接数据推算生育率、死亡率参数的间接估计法应运而生并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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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最少的姓氏
全国姓氏（按人口多少）前100看看你排第几 1李 2王 3张 4刘 5陈 6杨 7赵 8黄 9周 10吴 *商 *陆 11徐 12孙 13胡 14朱 15高 16林 17何 18郭 19马 20罗 梁 22宋 23郑 24谢 25韩 26唐 27冯 28于 29董 30萧 31程 32曹 33袁 34邓 35许 36傅 37沈 38曾 39彭 40吕 41苏 42卢 43蒋 44蔡 45贾 46丁 47魏 48薛 49叶 50阎 51余 52潘 53杜 54戴 55夏 56钟 57汪 58田 59任 60姜 61范 62方 63石 64姚 65谭 66廖 67邹 68熊 69金 70陆 71郝 72孔 73白 74崔 75康 76毛 77邱 78秦 79江 80史 81顾 82侯 83邵 84孟 85龙 86万 87段 88曹 89钱 90汤 91尹 92黎 93易 94常 95武 96乔 97贺 98赖 99龚 100文 中科院专家解读新版百家姓 前天，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研究的新“百家姓”新鲜出炉。
记者采访了主持这项研究课题的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袁义达，他向记者介绍了中华姓氏的玄机。
玄机一 姓氏暗藏遗传密码 袁义达解释说，中国长期以来姓氏随男，而从遗传学角度来说，只有男性具有Y染色体，因此，Y染色体就同姓氏一起遗传给男性后代，由此，具有同样姓氏的人群也就具有了同样类型的Y染色体以及它所携带的遗传基因。
“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遗传疾病只在同样姓氏的人群中传播，统计好姓名的数量和分布，对于研究人类遗传学就有了很大帮助。
”袁义达告诉记者。
玄机二 同姓不一定同家 中国人见了面，总是要问姓名，如果发现跟自己是同一个姓就会倍感亲切，认为两人“五百年前是一家”，“实际上这并不可信，经过调查，我们发现，一个大姓可能有上百个来源，比如说中国第一大姓‘李’，有些是来自‘嬴’姓，有些是来自‘赵’姓，唐朝时‘李’姓被李世民分赐给了开国元勋，甚至在后魏时期，鲜卑的复姓也有改成‘李’的。
” 玄机三 中国姓氏最有内涵 袁义达说，实际上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姓氏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承符号，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姓氏传承得像中国这样完整而且有内涵。
袁义达解释，比如，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只有少数的几个姓，明治天皇为了改革，要求全国人民都要有姓，于是短短几年时间里，出现了8万多个姓，而且没有源头及意义，多数是以位置名来代表，如松下、井上、田中，因此，日本学者很难把日本的姓氏与人类遗传联系起来。
最新发现 河南有个“难”姓村 在这次调查中，很多生僻的怪姓也被发现，这些姓氏从来没有被记载过，“过去看到时，还以为这些怪姓是因为笔误产生的，但经过我们这次调查后发现，这些怪姓有其深远的根源。
” 袁义达给记者举例说，在河南，研究组发现四个姓“难”的小村，里面的男女老少全姓“难”，当时研究组曾认为这个姓是笔误造成，不具有统计意义，但韩国文化署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异常惊喜，马上组织了一个“寻根访问团”来到中国。
原来，“难”姓在韩国人看来，就是自己的根源，“他们告诉我，河南曾出土过一块南北朝时期的石碑，记载一个鲜卑族官员的事迹，他的名字就叫‘难楼’，‘难’姓随鲜卑北迁，松花江当时也改名成了‘难江’，随后，这些姓‘难’的鲜卑族才到了现在的朝鲜半岛。
因此，河南这些姓‘难’的村民就被韩国人认为与自己有很大渊源。
” 新百家姓有无科技含量起争议 主持完成这项调查的袁义达研究员说，与20年前的调查相比，这次调查的样本范围更大，涉及中国近40%的县，而且几乎都是使用汉字姓的地区。
调查结果摆脱权贵的“优先权”，更接近中国人姓氏的分布现状。
尤其是中国人前300个常见姓氏的数据和分布地区，对于研究中国人Y染色体多样性、疾病的分布、汉民族源流以及其他学科领域，都有可能提供新的线索和参考，具有极高的研究和实际使用价值。
但也有专家表示，不搞这个调查，新百家姓肯定能出笼，并且很简单。
全国第5次人口普查没过几年，全国有多少姓氏，张、王、李、赵等都占多少比例，分布在哪些区域，一目了然。
一个通过人口普查数据几分钟就能“搞定”的事，用得着科学家们劳民伤财地调查两年吗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这次局部调查多么科学，结果肯定不如全国范围的全面普查数据全面、准确。
如，这次调查获得姓氏4100个，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恐怕远不止4100个姓氏吧
这次调查的费用不会是小数目，如果用在更有意义的研究上，是不是会更好
科学家是宝贵的财富，但如果科学家两年来干的活，远不及一台计算机几分钟干的活全面、准确，又是怎样的浪费
公共资源不能共享，谁干是谁的政绩，结果必然是重复劳动、劳民伤财。
据《厦门晚报》 姓氏排行榜三大姓追源 第一大姓：李 李姓来源甚广，有数百之多，最早出自“嬴”姓，春秋时期流行以官位作姓，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因祖辈为理官，遂以理为姓氏，后传为“李”。
唐初开国元勋诸将徐、邴、安、杜、胡、弘、郭、麻、鲜于、张、阿布、阿跌、舍利、董、罗、朱邪共16姓被赐予李姓，由此人丁大增，逐渐发展为中国 第一大姓。
第二大姓：王 一般帝王的后裔称王子、王孙，随后便用作姓氏。
另外，王姓也由很多其他姓氏变化而来，最多的出于“妫”姓，相传为古帝虞舜之后。
另外，姓王的人也有些是商纣时比干之后，甚至古高丽国君也是王姓。
第三大姓：张 据《元和姓纂》中记载，“黄帝第五子青阳生挥，为弓正，观孤星，始制弓矢，主祀张星，因姓张氏。
”因此，相传张姓源于黄帝，是黄帝的后代，张姓自汉代开始逐渐增多，与当时道教的兴起与流行有关，当时盛行“黄帝赐姓张氏”的说法，比如当时的道教领袖张角、张鲁等。
三小姓探究 倒数第三姓： (音“亚”) 袁义达说，这个姓是研究组在安徽省涡阳县和辽宁省彰武县偶然发现的，共有2000人左右。
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互相都没有联系，但都清楚自己姓的来源，他们都称自己是岳飞的直系后代，当年遭到秦桧的迫害，逃亡到此，把“岳”字上下颠倒，组成了这个新姓。
倒数第二姓：死 据袁义达讲，“死”姓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北部，是由北魏时期少数民族的四字复姓发展而来，目前人数呈减少趋势。
倒数第一姓：难(读去声) 分布于河南省，是由南北朝时期鲜卑族的姓发展而来，原本是一种鸟类的名字，由于当时人崇尚鸟类，把姓起成了“难”，后北迁，大部分迁徙到了朝鲜半岛，中国已极少存在。
最新数据 中国共有4100个姓 袁义达告诉记者，实际上，对中国姓氏的调查早在20年前就曾经进行过，但当时调查的抽样率很低，只统计了57万人，找到了3000多个姓氏。
“当时的抽样率太低，因此结果并不可信。
” 此次由袁仪达主持的研究课题调查人群数量将近3亿，基本上涵盖全国。
“我们课题小组总共花了两年时间，找到了4100个姓，并对人数进行了统计，我们也得到了很多县市政府的帮助。
”袁义达说。
相关链接 姓的来源 在秦汉以前，姓和氏有明显的区别。
姓源于母系社会，同一个姓表示同一个母系的血缘关系。
中国最早的姓，大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妫、嬴等，表示这是一些不同的老祖母传下的氏族人群。
而氏的产生则在姓之后，是按父系来标识血缘关系的结果。
这只能在父权家长制确立时才有可能。
因此，当我们读到“黄帝轩辕氏，姬姓”以及“炎帝列山氏，姜姓”时，可以明白，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炎黄二帝原分属两个按母系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部落或部落联盟。
《百家姓》来源 《百家姓》是我国流传时间最长、流传最广的一种蒙学教材。
它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
《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像一首四言诗，便于诵读和记忆，因此流传至今，影响极深。
《百家姓》本来收集411个姓，后增补至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
《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
本版除署名外 由《新闻晚报》供稿 对照全国“百家姓”排行榜，苏州的姓氏具有明显的特色，即顾、陆、沈、金、钱、俞等地方大姓人数众多，位居前列；而李、刘、杨、黄、林等全国大姓位次相对后移；一些全国排名前百位的姓氏，如余、魏、万、田、贾、熊等，在这份资料上被挤出了前一百名。
除常见姓氏外，资料里还出现了许多稀有姓氏，其中属人体或动物器官的有头、骨、心、肾、肠、手、爪；属动物名称的有鸭、鸽、羔；属气象或物品的有雪、风、盐、瓜、桃、琴、窗、盒、筷、葫；能显示性别的有雌、男、嫂；表示方位或地名的有外、葑；表示数字的有一、四、五、十；属动词的有笑、揉、猜、拣；属形容词有香、扁……这些稀有姓氏，每个姓的人数最多也就几十人，最少的只有1个。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姓”本身也成为一个姓氏，而罪、癣、哑、冢、脏、孬、骚等在常人看来有点“问题”的字，竟然也都被人用作姓氏。
人口构成的常考知识点归纳
人口构成的知识点归纳一、人口自然构成（一）年龄构成人口年龄构成对社会的影响——①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抚养比）成年型——劳动资源丰富——促进生产、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年轻型、老年型抚养比高。
抚养比=被抚养人口数\\\/劳动力人口数*100%年轻型抚养比=（0-14岁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100%老年型抚养比=（>=65岁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100%③对社会的影响a.影响物质消费结构（衣食）。
b.影响文化、教育、医疗设施的设置。
c.住宅。
d.交通（二）性别构成（性别比）1、定义：一个地区两性人口的数量比例关系=(区域男性人口\\\/年)\\\/(区域女性人口\\\/年)*100%2、研究意义：①影响区域就业构成。
②影响社会稳定3、表示方法——性比例：平均每100位女性人口所对应的男性人口数4、合理的性比例范畴：95-106。
5、人口性别构成的差异：不同年龄组人口的性比例不同6、影响人口性比例的主要因素：a.生物学因素。
b.经济因素。
c.战争。
d.文化教育程度二、人口的社会构成：民族、职业、文化教育（一）人口的职业构成1、概念与划分方法（15）第一产业：（1）农业（2）矿业及木材采运业第二产业：（3）电力、煤气、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4）制造业（5）建筑业第三产业：（6）地质勘探和普查也（7）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8）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及仓储业（9）住宅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居民发展服务业（10）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11）教育、文化艺术事也(12)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13）金融保险业（14）国家机关、政党和群众团体（15）其他部门2.人口就业构成与演变第一阶段：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
第二阶段：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3．研究人口就业构成的意义——使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
不协调：劳动力的过剩，造成人口失业。
劳动力不足，引发移民浪潮4.影响人口就业构成的主要因素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第三产业越发达；反之，相反。
②地理因素：城市化国家，第三产业发达，交通位置好 ③历史因素：殖民地国家（单一经济，矿产产品）（二）人口的文化教育构成1、概念：不同年龄组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数量比例关系。
2、衡量人口的文化教育构成指标3、人口文化教育构成的区域差异——学龄人口入学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发达国家高于发展中国家）。
受教育率：北京（最高）。
西藏（最低）4、影响人口文化教育构成的主要因素——①经济因素②移民因素③文化传统
为什么老说五百年前是一家?
中科院前天发布了用两年时间调查完成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按照姓氏数量排序的“新百家姓”。
主持这项研究课题的研究员袁义达解读了中华姓氏的玄机。
【玄机一】“五百年前是一家”并不可信中国人见了面，总是要问姓名，如果发现跟自己是同一个姓就会倍感亲切，认为两人“五百年前是一家”，“实际上这并不可信，经过调查，我们发现一个大姓可能有上百个来源，比如说中国第一大姓‘李’，有些是来自‘嬴’姓，有些是来自‘赵’姓，唐朝时‘李’姓被分赐给了开国元勋，甚至在后魏时期，鲜卑的复姓也有改成‘李’的。
”但是，姓名却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黏合剂，“很多海外华侨要出钱修补自己的家谱，他们要寻找自己的根，而在他们修家谱的过程中，通过与内地的联系，也对当地经济有很大的带动作用。
”【玄机二】姓氏暗藏遗传密码“此次的姓氏调查，目的并非仅局限于统计姓氏数量，实际上，姓氏是连接文化遗传和生物遗传的一个桥梁。
”袁义达解释说，中国长期以来姓氏随男，而从遗传学角度来说，只有男性具有Y染色体，因此，Y染色体就同姓氏一起遗传给男性后代，由此，具有同样姓氏的人群也就具有了同样类型的Y染色体以及它所携带的遗传基因。
“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遗传疾病只在同样姓氏的人群中传播，统计好姓名的数量和分布，对于研究人类遗传学就有了很大帮助。
”袁义达告诉记者。
【玄机三】中国姓氏最有内涵袁义达说，实际上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姓氏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承符号，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姓氏传承得像中国这样完整而且有内涵。
“比如说日本，虽然也有姓的存在，但文化内涵极少。
”袁义达解释，在前，只有少数的几个姓，为了改革，要求全国人民都要有姓，于是短短几年时间里，出现了8万多个姓，而且没有源头及意义，多数是以位置名来代表，如松下、井上、田中，因此，日本学者很难把日本的姓氏与人类遗传联系起来。
在美国，虽然有固定的姓氏，但区区200多年的历史还不能形成文化的传承。
因此，美国学者对本国人的考证主要从肤色、毛发颜色和眼球颜色来确定。
而在英国，姓氏则比较稳定，其来源主要有直接借用教名，或在教名上加上表示血统关系的词缀等来表示某某之子或后代。
还有在教名前附加表示身份的词缀。
还有反映地名、地貌或环境特征的，以及反映身份或职业的。
至于后来出现的由双姓合并而来的姓氏，虽然出现较教名晚，但数量要多得多。
而在王室，旧时采用“爱德华”作为姓氏，后来还出现了较新的“温莎”。
在欧洲大陆，姓氏通常是用来区分出生地的标志，二战时，欧洲军队曾把同一姓氏的军人分为一组，用以增加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最新数据：中国共有4100个姓袁义达介绍，实际上，对中国姓氏的调查早在20年前就曾经进行过，但当时调查的抽样率很低，只统计了57万人，找到了3000多个姓氏。
“当时的抽样率太低，因此结果并不可信。
”此次由袁义达主持的研究课题调查人群数量将近3亿，覆盖几十个县市，基本上涵盖全国。
课题小组总共花了两年时间，找到了4100个姓，并对人数进行了统计。
首次发现“难”姓村在这次调查中，很多生僻的怪姓也被发现，这些姓氏从来没有被记载过，过去看到时，还以为这些怪姓是因为笔误产生的，但经过这次调查后发现，这些怪姓有其深远的根源。
袁义达举例说，在河南，研究组发现四个姓“难”的小村，里面的男女老少全姓“难”，当时研究组曾认为这个姓是笔误造成，不具有统计意义，但韩国文化署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异常惊喜，马上组织了一个“寻根访问团”来到中国。
原来，“难”姓在韩国人看来，就是自己的根源，“他们告诉我，河南曾出土过一块南北朝时期的石碑，记载一个鲜卑族官员的事迹，他的名字就叫‘难楼’，‘难’姓随鲜卑北迁，松花江当时也改名成了‘难江’，随后，这些姓‘难’的鲜卑族才到了现在的，因此，河南这些姓‘难’的村民就被韩国人认为是自己的祖先。
”(李宁源)相关链接千年“百家姓”“姓氏”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词，但在秦汉以前，姓和氏有明显的区别。
姓源于母系社会，同一个姓表示同一个母系的血缘关系。
中国最早的姓，大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妫，嬴等，表示这是一些不同的老祖母传下的氏族人群。
而氏的产生则在姓之后，是按父系来标识血缘关系的结果，这只能在父权家长制确立时才有可能。
因此，当我们读到“黄帝轩辕氏，姬姓”以及“炎帝列山氏，姜姓”时，可以明白，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炎黄二帝原分属两个按母系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一姓姜，一姓姬，而他们又分别拥有表示自己父权家长制首领的氏称；列山，轩辕。
姓和氏有严格区别又同时使用的局面表明，母权制已让位于父权制，但母系社会的影响还存在，这种影响一直到春秋战国以后才逐渐消亡。
我国姓氏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
比如伏羲氏姓风。
，除黄帝赐给其儿子12个姓之外，还有许、邓、周、丁、常、董等姓氏，都有四五千年历史。
中华姓氏的形成源远流长，成因多种多样。
但从100个大姓来看，绝大多数是以国为氏或以邑为氏。
原来是某国某王，国亡以后，居民以国为氏。
这种情形发生在为多，一般都有两三千年历史。
历史最短的要算邱姓，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为避孔丘之讳，下诏将丘姓加“阝”部变为邱姓，距今只200多年。
中华姓氏成因的多元性，决定了姓氏的多源性。
成因原因之多，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
有以国为氏、以邑为氏、以职业为氏、以官为氏、以居处为氏、以上祖名字为氏、还有皇帝赐姓、外族改姓等等。
然而，较大多数是以国为氏或以邑为氏。
是谁创造了
它何时初具规模
又何时出版
这些问题直到今天还是个谜。
根据明清朝代有文字记载的学者的研究，早在宋朝以前就存在。
在宋朝初期由一位地处吴、越地区(现今浙江省杭州市)不知名的儒家学者将其编辑、装订成册。
另有一种说法是，本是北宋初年钱塘(杭州)的一个书生所编撰的蒙学读物，将常见的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像一首四言诗，便于诵读和记忆，因此，流传至今，影响极深。
《百家姓》本来收集四百一十一个经赠补到五百零四个姓，其中单姓四百四十四个，复姓六十个。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印刷体《百家姓》是在元朝(公元14世纪初)出版的，它根据汉字和蒙古字的语音、笔画对应而成。
但是元朝的版本并不完整，流传已久的《百家姓》直到明朝才算收录完整。
它总共记录了438个姓氏，其中408个是单姓，有102行组成，38个是复姓，编成15行。
最后一行是百家姓终，即百家姓完结篇，由118行构成，共有472个字。
《百家姓》不仅只在汉族中广为流传，其译本也在与汉族有着友好往来的少数民族中传播，如：蒙古字目百家姓，女真字目百家姓。
由此可见百家姓的深远影响程度。
中国新“百家姓”排序出炉最大三个姓氏是李王张据新华网报道，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中国新的“百家姓”顺序已经新鲜出炉。
新顺序是：李，王，张，刘，陈，杨，黄，赵，周，吴，徐，孙，朱，马，胡，郭，林，何，高，梁，郑，罗，宋，谢，唐，韩，曹，许，邓，萧，冯，曾，程，蔡，彭，潘，袁，于，董，余，苏，叶，吕，魏，蒋，田，杜，丁，沈，姜，范，江，傅，钟，卢，汪，戴，崔，任，陆，廖，姚，方，金，邱，夏，谭，韦，贾，邹，石，熊，孟，秦，阎，薛，侯，雷，白，龙，段，郝，孔，邵，史，毛，常，万，顾，赖，武，康，贺，严，尹，钱，施，牛，洪，龚。
这项调查和研究是由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袁义达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历时两年。
调查涉及全国1110个县和市，得到了2.96亿人口的数据，共获得姓氏4100个。
旧版“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戚谢邹喻，柏水窦章，云苏潘葛，奚范彭郎，鲁韦昌马，苗凤花方，俞任袁柳，酆鲍史唐，费廉岑薛，雷贺倪汤，滕殷罗毕，郝邬安常，乐于时傅，皮卡齐康，伍余元卜，顾孟平黄，和穆萧尹，姚邵堪汪，祁毛禹狄，米贝明臧，计伏成戴，谈宋茅庞，熊纪舒屈，项祝董粱，杜阮蓝闵，席季麻强，贾路娄危，江童颜郭，梅盛林刁，钟徐邱骆，高夏蔡田，樊胡凌霍，虞万支柯，咎管卢莫，经房裘缪，干解应宗，丁宣贲邓，郁单杭洪，包诸左石，崔吉钮龚，程嵇邢滑，裴陆荣翁，荀羊於惠，甄魏家封，芮羿储靳，汲邴糜松，井段富巫，乌焦巴弓，牧隗山谷，车侯宓蓬，全郗班仰，秋仲伊宫，宁仇栾暴，甘钭厉戎，祖武符刘，景詹束龙，叶幸司韶，郜黎蓟薄，印宿白怀，蒲台从鄂，索咸籍赖，卓蔺屠蒙，池乔阴郁，胥能苍双，闻莘党翟，谭贡劳逄，姬申扶堵，冉宰郦雍，璩桑桂，濮牛寿通，边扈燕冀，郏浦尚农，温别庄晏，柴翟阎充，慕连茹习，宦艾鱼容，向古易慎，戈廖庚终，暨居衡步，都耿满弘，匡国文寇，广禄阙东，殴殳沃利，蔚越夔隆，师巩厍聂，晁勾敖融，冷訾辛阚，那简饶空，曾毋沙乜，养鞠须丰，巢关蒯相，查后荆红，游竺权逯，盖后桓公，万俟司马，上官欧阳，夏侯诸葛，闻人东方，赫连皇甫，尉迟公羊，澹台公冶，宗政濮阳，淳于单于，太叔申屠，公孙仲孙，轩辕令狐，钟离宇文，长孙慕容，鲜于闾丘，司徒司空，亓官司寇，仉督子车，颛孙端木，巫马公西，漆雕乐正，壤驷公良，拓拔夹谷，宰父谷粱，晋楚闫法，汝鄢涂钦，段干百里，东郭南门，呼延归海，羊舌微生，岳帅缑亢，况后有琴，梁丘左丘，东门西门，商牟佘佴，伯赏南宫，墨哈谯笪，年爱阳佟，第五言福，百家姓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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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对中国人口的影响
80年代以来，从不同学科研究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①的成果迅速涌现。
作为经济和社会双重转型条件下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的迁移和流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等多方面正在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由此也决定了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和发展研究方面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的色彩。
在经过早期以数量型为主的迅速发展后，现在是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时候了。
本文将对1978至1998年中国（大陆）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题研究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的资料进行回顾和总结，资料来源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专题②，根据标题中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另外也补充了一些《人口学》专题中没有收录的论文，由于迁移研究、特别是城市化研究散布于众多学科，以及检索手段的不完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一、关于人口迁移研究的简要回顾 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科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由宏观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决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人口再生产方面，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很少见，只有一些介绍国外人口迁移状况和政策的资料零星散布于各类期刊。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迁移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关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并逐步向相关问题和学科扩展，形成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
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强化了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对人口流动问题的关注，从80年代中期起，我国东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继开展了流动人口调查。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调查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为迁移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料支持。
进入90年代以来，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继续对80年代后期开始对社会形成强烈冲击的“民工潮”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特色。
仇为之（1981）发表的“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检索到首篇对当代中国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
从1981到1983年，检索到的迁移和流动研究论文仅有5项。
从1984年开始，迁移和流动研究开始迅速发展：1984年检索到11篇论文，1985年为22篇，1988年成为迁移和流动研究的一个高潮，有41篇论文。
1995年形成一个新高潮，论文达到65篇。
由此大致形成三个阶段：1981至1987年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迁移和流动方面的资料极其缺乏，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论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规模的调查，但这一阶段为后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专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编的《中国人口迁移》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迁移活动，包括边疆地区的开发型移民、水库移民、自流人口问题等。
胡焕庸等（1984）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和孙敬之（1987）主编的《中国人口》丛书，都有专门章节讨论人口迁移，为之后的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资料基础。
李德滨（1987）的《黑龙江移民概要》总结和分析了解放后至80年代初自发或组织迁入黑龙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价值。
1988到1995年为人口迁移研究大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初步确定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框架地位。
这一阶段的大发展，除了学科发展的自身要求外，还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方面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加强，要求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展专门研究；另一方面资料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主要如《中国人口》丛书，户籍迁移统计资料的整理和发布，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镇迁移调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查”，以及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都为迁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庄亚儿1995）。
综合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的研究如李梦白等（1991）对大城市流动人口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分析；杨云彦（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对人口迁移状况作了较详实的分析；彭勋等（1992）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口迁移的学科体系。
1996年以来是人口迁移研究开始走向深入的阶段，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扩张已经明显缓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国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从研究内容上看，其覆盖的内容广泛。
其中，主要可分为三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对迁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论文，约占总数的37%，包括全国或地区性人口迁移的状况、过程、流向及其结构特征，迁移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为对人口流动、暂住人口、“民工潮”等课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一部分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47%，其中相当部分是对流动人口管理、包括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提出的设想和建议等；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包括环境移民、开发移民、水库移民、婚姻迁移、跨国迁移和流动等，这一部分约占16%. 二、迁移研究的主要进展 经过近20年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基本上弄清了建国以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过程、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的机制等。
对迁移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开始较深入的探讨，在引入并改进国外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有初步的尝试。
对迁移和流动的管理和战略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其主要进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基本状况：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人口分布起着重要影响。
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
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对一些情况只能根据间接的推算来判断，特别在早期的研究中更是如此。
仇为之（1981）根据各省、区1949至1979年人口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考察了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的迁移状况，总结了省际迁移的两种方式，即组织移民和自发迁移，认为主要的迁出区有3个，即黄河、长江下游地区、四川与湖南。
文中还首次绘出迁移流向（示意）图。
在当时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该文较准确地刻划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殊属不易。
魏津生（1984）、张庆五（1988）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迁移”和“流动”的定义问题。
魏津生将迁移定义为“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间的和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
这种划分在其后我国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被较普遍采用。
马侠（1987）利用户籍迁移统计资料，首次通过数据反映了1954至1984年的迁移状况，是总量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但该文所用1966至1968年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杨云彦1994）。
杨云彦（1992）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资料和1990年普查资料推算了改革开放以来迁移规模的变化，认为改革开放后迁移流向、机制及类型都发生了重大逆转。
但时至今日，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种混乱首先反映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上，如把人口迁移仅仅局限于完成了户口迁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将没有完成户口迁移手续的所有移动人口全部称之为“流动人口”；把城镇功能性的短期驻留或过境人口与就业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统称为“流动人口”等等。
由于界定上的混乱，导致调查和统计工作的困难，一方面取得了有关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深入细致的资料，另一方面却连最基本的总量指标至今都无法确定。
虽然有关部门发布了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的质量不高、口径不一，往往不具备可比性，无法由其整理出连续资料。
公安部门公布的有关人口迁移的资料，不仅存在统计质量上的问题，而且其覆盖面有限，它所包括的只是有户口迁移的那部分人口，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呈下降趋势，这和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性大大提高的现实是不相符的（于蜀等1998）。
关于暂住人口，公安部门公布的城镇暂住人口数字统计口径过宽，而且漏报现象比较严重。
各次普查和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得到的多是存量指标，口径也多有变化，影响到资料的可比性。
2.流动人口与“民工潮”：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 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
资料表明，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就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这类”流动人口“规模大，在城市滞留时间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更大。
后者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学研究中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计划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其与计划内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
由于户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非正式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于是形成不同户口状况的移民在就业机会、行业和职业流向、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异的移民群体（杨云彦1996）。
“非正式迁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
李德滨（1983）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向黑龙江的自流人口问题。
陈郁（1984）首次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人户分离”①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郑桂珍（1985）首次对上海市1984年时点流动人口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估计流动人口规模为70万。
之后有关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和文章急速涌现，李梦白等（1991）对此有全面的总结，陈贤寿等（1996）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移民化”、“家庭化”的趋势。
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
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暂住人口”问题；一是从跨区域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外来劳动力”或“民工潮”问题（中央政研室1994）。
这方面的研究，已从早期关注的流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分布、职业状况、婚姻、家庭等一些静态的人口学特征，逐步深入到流动的过程、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韩晓耘1995），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影响（秦德文1994）。
3.迁移选择性、迁移模式与机制：移民和非移民之间一般存在规律性或普遍性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认为是迁 移对移民进行“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迁移的选择性。
境外曾有学者对中国计划经济环境下的迁移是否存在选择性提出置疑。
事实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选择性可能更加突出，但选择机制会有所不同。
由于中国长期坚持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国家对迁入农村、包括城镇郊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较容易落户并完成户口迁移手续。
对迁入城镇的人口实行严格的选择，将迁移权优先给与城市经济发展急需的专门人才和技术人员。
在迁移途径上，主要是计划内的干部调配，高等院校招生和分配。
因此，计划迁移政策在迁移人口的来源、结构和去向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计划内迁移的主要是高文化程度的专门人才和国家干部，流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和高层次的服务业，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性职业等。
在所有的迁移选择性中，在年龄上存在最为普遍的选择性。
在一般情况下，青年人有着明显的迁移倾向，迁移人口明显集中于15～35岁年龄区间内。
早在80年代初，有关调查即证实了这一现象。
吉平（1983）调查发现迁入北京市的人口中有74%是在劳动年龄段内迁入北京的，其中绝大部分在30岁以下。
李豫等（1984）发现1980～1982年间北京市迁出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达93.2%.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是随迁移的性质而变化，某些类型的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很明显，如婚姻迁移受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影响，婚姻迁移以女性占绝大多数。
根据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情况，在婚姻迁移中女性占93.3%，性别比低至7.2，基本是女性一统天下。
正是这类迁移在性别构成上的高度选择性，使不平衡的婚姻迁移有可能对迁入、迁出地产生深远影响（杨云彦，1994）。
移民文化程度与迁移的关系，也是迁移选择性中的重要方面。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移民平均文化程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分配，干部调配等计划迁移密切相关，但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发现相反的情况（赵耀辉1997）。
王桂新（1993）、刘启明（1992）、丁金宏（1994）等对省际迁移的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其中特别讨论了距离在迁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严善平（1998）用地区间迁移模型检验了省际迁移中迁移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蔡方1997）。
4.关于迁移效应：人口移动以其所具有的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结构上的选择性对迁入、迁出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人口移动直接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总量，并通过转移生育间接影响两地的人口数量对比；其次，人口移动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将改变两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由此，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发展模式都将发生变化；另外，人口移动将改变两地的人口结构。
人口移动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有两种情况：集聚性的迁移将会强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况，而扩散性迁移则使人口分布趋于平均。
人口和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还可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蔡方1998）。
人口移动对生态环境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入迁可能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农业移民中对环境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也有少量因人口入迁后对生态环境加以科学治理而使其得到改善的情况。
人口移动的社会效应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课题。
人口移动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从而引发了多层面的摩擦。
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从短期看则有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如文化冲突、犯罪等。
移民行为调整是人口移动社会效应微观方面的重要内容。
从一种文化背景和特定社区流入另一种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中的移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迫使移民在冲突中进行着调整，同时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可能影响迁入地的土著居民。
移民通过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生机的移民文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导致社会冲突。
一般来看，处于少数地位或带有落后的文化背景的移民更有可能采取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途径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迁入区的生活方式而被同化。
在移民占多数地位的情况下，可能会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迁入区。
在迁入地，土著居民对具有相对先进文化背景的移民可能采取较为友好或是倾慕的态度，而对由落后文化区迁入的移民多采取歧视甚至敌视的态度。
在这方面较受关注的是对女性婚育行为变化的研究（林富德等1998），这些研究若能结合与迁出地的对比将更有价值。
当前，“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既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由于担心“外来人口”影响本地就业，一些地区特别是特大城市纷纷出台了干预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法规。
丁金宏（1995）、赵敏（1995）等分析了外来人口就业及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结论认为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就业的影响是有限的。
陈浩（1996）探讨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5.关于政策与评价：《人口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专题讨论外来人口问题（该刊1997）。
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和社会 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已经由比较排斥走向比较宽容。
对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刘世定（1995）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
对与迁移相关的政策评价，主要集中在移民、户籍管理制度与城镇化政策方面。
在开发性移民与环境移民方面，建国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移民、环境移民及水库移民。
向边远地区移民的主张一直占主流地位。
如仇为之（1981）文中即提出应继续向西部移民，王勋（1984）更提出具体规模。
但向西北移民的主张受到来自人口地理学界的批评（原华荣1985），其中关于水资源约束的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
有关评价西北组织移民也间接支持了这些批评（陈伯敏等1988）。
80年代后期，有关向西北移民的关注被环境移民所取代（解书森等1988；张善余1995；张志良1995）。
水库移民作为一类重要的组织移民，也一直为有关研究所重视（张思平1983）。
尤其是三峡工程移民更是倍受关注（朱农1995）。
1998年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特大洪水，对移民安置提出了新的课题。
关于所谓“外来人口”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方面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如外来人口的法律地位问题。
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力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力，而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无疑侵犯了这种平等权力。
“外来劳动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是歧视性的。
我们限制非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劳动和就业，其法理依据和理论解释是什么
目前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待遇既无足够的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
其次，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了解十分有限，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工资、整体经济运行及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影响相当复杂。
目前在歧视性的政策环境中，“外来劳动力”大多只能在城镇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低收入和重体力的职业，其有限工资的一部分被作为补偿由政府收取后返回用于城市职工的补贴①，城市（本地）劳动力则利用其有利的制度性地位“寻租”②。
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即使“外来人口”干得再好也无望融入城市社区中。
长期对城市的倾斜和保护政策，限制了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善福利的机会。
户口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已经十分强烈和明显。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研究 相对于人口迁移问题，城市化问题更早受到关注。
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口科学被打入冷宫时，城市科学仍在艰难地生存，从而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科学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基础。
但是，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样，仍然历经曲折。
新中国城市化走过的40余年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魏津1985）：1949到1957年是城市化迅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时期。
在这一时期，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为9949万人，年均增长率达7.1%，大大超过了这一时期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从而显著缩短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在城镇化水平上的差距。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城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迁入，尽管当时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平均高达3%，超过农村人口，但在城镇人口增长中只占44%，仍有56%的增长是由迁移取得的。
1958至1960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
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主观臆断，使中国工业和城镇化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19.7%.1961到1965年，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逆城市化阶段。
随着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城镇人口被大批精减，前后共动员了约3000万人返回农村。
到1965年底城镇人口已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但随着总人口的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反而降低了。
这种逆城市化是对前一时期超速发展所作的纠正。
1966至1977年，是城乡人口大对流的阶段。
一方面，这一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出现了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为特征的逆城市化运动，前后累计约有3000万城市知识青年、职工及其家属、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强制性地迁往农村。
另一方面，城镇企事业单位又大量从农村招收职工，而且由于管理上的混乱，使得很多农村人口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变成了城市人口，其总数累计亦达2000余万人。
进出相抵后，城镇人口净迁出约500余万人。
在工业建设方面，出于备战目的的“三线”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宏观布局，但基建投资没有形成城镇对非农产业的吸收能力。
这期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城市化水平甚至下降。
总的来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在同一工业化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于目前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发展中国家。
也就是说，与一般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表现为“城市化不足”。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剧烈波动，与我们在城市化上认识的波动密切相关。
关于城市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城市化是发展带来的“病症”。
长期以来，反城市化思想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想同西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辜胜阻，1991）： 第一，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
这一思想寄消灭城乡、工农和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希望于抑制城市发展、实现所谓城乡一体化上，形成反城市化的主要依据。
第二，自然经济思想。
由于对物质资料生产的狭隘理解，城市第三产业的职能被大大弱化，城市化无法促进。
第三，城市化阶级性的思想。
有观点认为“工业化导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规律”，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不必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老路，中国应进行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
扬子云 百科
扬子云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西汉辞赋家、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
姓氏“扬”，或作“杨”。
字子云。
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
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
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
家贫，不慕富贵。
40岁后，始游京师。
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史，推荐为待诏。
后经蜀人杨庄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
他的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
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
后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于是坠阁自杀，未死。
后召为大夫。
扬雄一生悉心著述，除辞赋外，又仿《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表述他对社会、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思想，在思想史上有一定价值。
另有语言学著作《方言》等。
《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
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其住所称“扬子宅”，据传他在扬子宅中写成《太玄经》，故又称“草玄堂”。
文中子云亭即指其住所。
川中尚有纪念他的子云山、子云城。
汉成帝时，经同乡杨庄的引荐，应召入宫为给事黄门郎。
王莽篡权后，校书天禄阁，官至大夫。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
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
故后世有“扬马”之称。
扬雄晚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谓之“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
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可称得上是位模仿大师。
如他模拟《易经》作《太玄》，模拟《论语》作《法言》等。
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这对刘勰的《文心雕龙》颇有影响。
扬雄还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
他在刘禹锡的《陋室铭》中出现在“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一句中。
表现出他的品德高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