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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戏是藏族戏剧的泛称。
藏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剧种系统，由于青藏高原各地自然条件、生活习俗、文化传统、方言语音的不同，它拥有众多的艺术品种和流派。
藏戏大约起源于距今600多年以前，比被誉为国粹的京剧还早400多年，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
西藏藏戏是藏戏艺术的母体，它通过来卫藏宗寺深造的僧侣和朝圣的群众远播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省的藏语地区，形成青海的黄南藏戏、甘肃的甘南藏戏、四川的色达藏戏等分支。
印度、不丹等国的藏族聚居地也有藏戏流传。
藏戏种类繁多，但主流的是蓝面具藏戏。
藏戏种类繁多，但主流的是蓝面具藏戏。
中国的回教,清真教,西藏的喇嬷教的来历,都是哪一派的.
1.是在中国的别称和旧称，“回”和“回门”的简称。
“回回”是回鹘、回纥的转音。
回纥系古代居住在今新疆的游牧民族铁勒东支之氏族之一，唐贞观四年（788年）自请改称回鹘。
宋代我国将葱岭东西信仰的民族或个人统称为“回回”，如“回回国”、“回回大食”等。
元明时代，对随元军迁入中国内地信仰的回鹘人、中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等都称为“回回”，如“回回军”、“回回令文”、“回回掌教”、“回回工匠”等，并将他们所信仰的伊斯兰教称为“回回教”、“回回教门”，以后简称为“回教”，与、、伊斯兰教同时并用。
1956年6月2日《国务院关于伊斯兰教名称问题的通知》颁布后，在我国大陆统一改“回教”为伊斯兰教；在台、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各国华语中仍沿用“回教”一词。
2.清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流行的专用名林。
“清真”一词含有幽静高洁之意。
宋元时代，伊斯兰教在中国尚无固定译名。
穆斯林文人据该教崇尚清洁、信奉真主之教义等特点，多选用清真、清净一类词译称伊斯兰教或该教的礼拜寺。
如元至正元年（1341）杭州礼拜堂重建时称为“真教寺”，宋绍兴（1131~1162）年间在泉州修建的礼拜寺称为“清净寺”，传说始建于唐代的长安的西大寺和东大寺曾分别称为“清教寺”和“清修寺”等。
元代后期逐渐演变为以清真二字合称伊斯兰教。
明大祖（1368）题金陵礼拜寺中有“教名清真”一语，说明清真在当时已成为伊斯兰教一种通用名称。
明末清初，学者用“清净无染”、“真乃独一”、“其教至清至真”等来解释伊斯兰教被称为清真的来由；同时，有学者给自己译著的有关阐述伊斯兰教教义的著作冠以清真二字，如、和等。
至此清真一词遂由一般名词变成伊斯兰教专用名称。
称该教为“”，该教的礼拜堂为“清真寺”，该教所办的学校为“清真小学”、“清真学堂”，按照该教教义要求制做的食品为“清真食品”，出售清真食品和饮料的地方为“清真餐馆”、“清真茶馆”等。
3.穆斯林是伊斯兰教信仰者通称，系阿拉伯语音译，在《古兰经》中意为“顺从者”、“归顺者”，即顺从真主意志和律例的人。
后来用以泛指世界各民族中信奉伊斯兰教及其各教派、教法学派的人们而言，既包括国家首脑、宗教领袖、学者，也包括一般信教的群众，他们在教义上一律平等。
“穆斯林”与“穆民”含义上既同又有别，两者都指信教者，但前者范围较广，但凡当众表白：“万物非主，惟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的，即可成为穆斯林，其个人生命、财产会受到穆斯林社会的保护。
而且此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还含有群体的意思，如“穆斯林公社”、“穆斯林人民”等；而后者在《古兰经》中的意思是“信士”，即指笃信安拉、天使、经典、先知、后世、前定六大信条，且一贯保持宗教功修的人。
伊斯兰教要求:每个穆斯林都应追求今、后两世的幸福，除完成规定的“五功”外，还需对现世生活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做人要诚实公正、主持正义，要劝人行善，止人作恶。
当代中国穆斯林还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坚持发扬“爱国爱教爱和平”优良传统。
4.密宗，在中国佛教中，被列为十大宗派之一，又称为秘密教，或简称密教，其别称为喇嘛教，是从西藏语的习惯而来，因为西藏流行密教的出家僧徒，称为喇嘛，所以便以喇嘛而名教，实以人事作为教派的代名。
什么是穆斯林
首先呢，说明一下圣战这个词。
圣战一词来源“圣战”一词最早出现在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天主教会）向穆斯林发动十字军侵略战争期间，当时欧洲各国向民众号召参军出征时，许诺他们战死后立即进入天国，因此称作是“圣战”(Holy War)。
当时欧洲基督教会根据历史记载，当年的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期间准备对外发动侵略。
一次，他仰望天空，说他隐约看到了天上有十字架的印象，当时用拉丁语激励整装待发的将士们说：“in hoc signo vinces”，意思是“这是你们必将胜利的征兆。
” 这样就创造出“Holy War”(圣战)这个新词，后来成为十字军向“东方”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号召。
于是，在欧洲历史和文学中留下了这个贬义的词语“圣战”，代表了“以宗教的名义向外发动不正义的侵略战争”的涵义。
从那以后，这个词语正式纳入词典，用以蔑视和丑化以宗教名义的战争和侵略。
按照基督教的角度来说，它是指中世纪时的基督教会以收回圣地为名而发动的，对中东穆斯林的一场违背上帝之意的、罪恶的战争。
发动“圣战”的主体是基督教，战士均为基督徒以及骑士阶层。
“圣战”没有经典上的依据，整个《新旧约圣经》上根本就没有“圣战”这个词，任何人以宗教的名义发动对不信者的“圣战”均违反上帝的旨意。
任何人以宣教为由杀害不信者均无经典上的依据，并违反上帝的经典。
任何人以传播基督教为名进行战争均为反人类的大罪。
任何的宗教战争，以主的名义发起的对不信者的“圣战”均是违背基督教教义的，因为它违背了《圣经》的教导：你们当爱一切的人，包括你们的仇人。
收回圣地的十字军圣战完全违背了神上帝旨意。
同时犯下了反人类的重大恶行。
基督教会已经反省了自己历史上的罪恶，并向伊斯兰世界道了歉。
上面的说明可以看出，圣战不是出自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也没有这个词汇，这是现代西方社会针对穆斯林反抗武装的一种贬意的称呼，是不正确的。
伊斯兰有一个词汇，是吉哈德，有人翻译成圣战，但吉哈德并不是这个意思。
伊斯兰宗教学概念。
语出《古兰经 》启示，是阿拉伯语“جهاد”[1] 的音译，中文有时又译“杰哈德”。
其字面意思是：努力奋斗，尽心尽力，克服困难，努力多做好事。
伊斯兰教法学家认为，穆斯林为学业、生计、事业的成功努力奋斗也属吉哈德。
在伊斯兰语境中，吉哈德可以是个人的行为和责任，也可以是社会集体的行为和责任。
因此其词义的解释一般包含两层含义：同个人私欲作斗争属于重大吉哈德，反抗侵略和暴政属于微小吉哈德。
吉哈德的法学定义是：以言语，财产和生命为主道奋斗；为捍卫宗教信仰、生命财产、扩张侵略而努力奋斗。
依据客观教义西方学者将其译为圣战(Holy War）是片面的。
下面是百度的解释， 比较正确。
你看看精神吉哈德编辑1、同私欲作斗争。
修身养性是重大吉哈德。
私欲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因为私欲是致人作恶的根源。
人只有战胜自己，戒除私欲才能成功。
“凡培养自己的灵性者，必定成功；凡戕害自己的灵性者，必定失败。
”（《古兰经》 91:9-10）这是说要净化心灵与自身和谐，这与中国儒家所讲的“修身”是同一意思。
欲修身必先正心，正心就是诚意、意念，意念是非常重要的。
2、同恶魔作斗争。
魔鬼是人类的明敌，蛊惑人心，引诱作恶。
只有战胜魔鬼，人心才能向善，才能不违背真主的命令。
3、同分裂势力作斗争。
4、教育子女家人。
教育子女以及所有家庭成员遵循正道，敬主爱人，遵纪守法。
如果家庭成员中有人违背真主的命令，违背先知的教诲，那他就变成了进行吉哈德的对象了。
这就是说家庭要和谐，只有家庭和谐，才能构建社会和谐。
这与儒家所讲的“齐家”是一个道理。
5、传播宗教知识。
伊斯兰不赞成独善其身，穆斯林有责任向非穆斯林介绍伊斯兰。
宣教是众使者的吉哈德，伊斯兰是全人类的宗教。
6、劝人行善戒恶。
用语言进行吉哈德，宣扬伊斯兰真理，主持正义，说公正的话。
先知穆罕默徳说：“最好的吉哈德是向暴君进谏。
”在统治者面前讲真话，这是语言的吉哈德，这就是说要消除邪恶势力，命人行善，止人作恶，从而构建公正、公平、和谐安稳的社会。
这与儒家所讲的“治国、平天下”也是同一个道理。
武力吉哈德，是迫不得已的事，目的就是达到天下太平。
7、追求知识和学问。
愚昧无知是人类的大敌，求知是信士的天职。
先知穆罕默德说：“谁出门寻求知识，等于为主道出征，直到归来。
”8、孝敬父母亲人。
有人请求先知允许他出征参加吉哈德，先知说：“你留在家中好好孝敬父母吧
在家孝敬父母也属于吉哈德。
”物质吉哈德编辑1、用财产进行吉哈德。
为获得真主的喜悦而将钱财花费在为主道奋斗上。
2、用生命进行吉哈德（武力吉哈德）。
在受侵略、遭压迫的情况下进行武装自卫反击。
伊玛目根据教法规定宣布自卫反击战，任何个人不可以随便宣布。
在自卫反击战开始之前，应先向对方宣教，如对方接受伊斯兰，则放弃开战。
如对方言和，则马上停战。
进行武力吉哈德时应遵守的礼节：不可伤害老人、妇女、儿童以及神职人员；不可毁坏寺庙、教堂；不可毁坏树木、庄稼、屠杀牲畜等。
不可伤害敌军所派遣的使者。
武力吉哈德公元610年，先知穆罕默徳奉真主的命令以和平方式开始在麦加传播伊斯兰，历时13年，受尽折磨和迫害，《古兰经》中关于战争的启示开始于先知创建麦地那社会的最后十三年期间，当时麦加的敌人集合大军向先知创立的第一个穆斯林政权进攻，时局非常危险，不奋起反抗抵御侵略，穆斯林生命不保，伊斯兰将遭灭顶之灾，在生命受到威胁的危机关头，真主降示了允许武力抵抗的经文，也就是说进行武力吉哈德。
建立军队是为了自卫和抵抗外来侵略。
《古兰经》说：“被进攻者，已获得反抗的许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
(22:39）允许抵抗但不可过分。
《古兰经》又说：“你们应当为主道而战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
(2：190）因此，武力吉哈德是一种自卫反击形式。
穆斯林也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战争是万不得已的自卫行为，面对来犯的敌人，真主允许穆斯林拿起武器，组织抵抗，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伊斯兰不许可穆斯林无故对他人发动侵略战争，禁止欺凌弱小民族，不许可在国外建立殖民地，贩卖奴隶，奴役、压迫和屠杀和平居民。
战争的唯一原因是必要性的自卫，捍卫信仰，保家卫国，保护当地居民安居乐业，仅此而已。
伊斯兰不许可人们在战争中有过份行为。
千百年来穆斯林们对这些经文的理解，也并不仅仅指向参战奋斗这一种形式。
吉哈德涵盖了和平与战争状态下的各种情形，为之确立了圭臬。
圣战吉哈德多数伊斯兰教法学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将“吉哈德”义务的履行方式概括为心、舌、手、剑四类，其中“剑”的方式即真正意义上的“圣战”（圣战一词源于基督徒的十字军东征）。
在伊斯兰教早期反对麦加多神教徒的暴力迫害和军事进剿的斗争中，“圣战”对于穆斯林的生存和伊斯兰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是当时“吉哈德”的主要履行方式。
但是，伊斯兰教的和平本质决定了“圣战”是非常时期的特殊律令，是—定阶段的宗教义务。
一旦对伊斯兰的威胁解除，穆斯林就不能继续杀戮。
倘若把“剑”式“吉哈德”推而广之，坚持一贯，则有违真主旨意，同伊斯兰教的和平宗旨相背离。
所以，穆斯林履行“吉哈德”义务，经常的主要的途径只能是和平的心、舌、手方式。
“心”即按照真主的教导，自觉地同内心邪恶作不懈斗争，以抵制诱惑，净化心灵，坚定信仰。
什叶派和苏菲学者尤其推崇这种方式，称之为“重大吉哈德”。
“舌”和“手”的方式，泛指以口、笔传播伊斯兰，劝诫大众信奉伊斯兰，驳斥教内的异端邪说和教外的歪曲攻击。
“吉哈德”有这种丰富有效的完成方式，所以穆斯林履行这一宗教义务时，完全可以选择非暴力对抗的手段，特别是不存在敌对势力剑拔弩张的迫害和进攻的环境中。
“圣战”让位于有利社会发展进步的和平方式，更是伊斯兰教义原本的要求。
战争形式的吉哈德，根据《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遗训，只能为了反抗对穆斯林的迫害，或为解救处于残暴统治之中的人们，或为平息危害伊斯兰政权的叛乱，均属于自卫性质。
伊斯兰学者还指出，即便这种迫不得已的战争，也应当严格遵守伊斯兰战争规则：1、当伊斯兰民族识破了敌方的背信或侵略意图时，就要竭尽所能进行备战：“你们应当为他们而准备你们所能准备的武力和战马，你们借此威胁真主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8：60）这是为威慑敌人而作的准备，而不是为侵略作准备，是警告敌人，不是警告朋友和盟友。
2、若敌军放弃了侵略和战争的念头，伊斯兰民族当倾向和平。
“如果他们倾向和平，你们也应当倾向和平，应当信赖真主。
他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
”（8：61)3、若敌人执意挑起战争，进行侵略，那么他们将自食其果：“受人欺辱而进行报复的人们，是无可责备的。
应受责备的，是欺辱他人，并且在地方上蛮横无理者，这些人，将受痛苦的刑罚。
”（42：41-42) “谁侵犯你们，你们可以同样的方法报复谁；你们当敬畏真主，当知道真主是与敬畏者同在的。
”（2：194)4、如果战事爆发，则要尽量减少其灾难，因而战争中采用计谋是可以的。
先知穆罕默德曾称战争为诈术。
即利用谋略来摧毁敌人的运动部署，挫败他们的锐气。
这样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伤亡尽快结束战争，维护和平。
5、如果战争很激烈，战士们要勇猛杀敌，要祈真主默助，要多记念真主。
“归信的人们啊
当你们遇见一伙敌军的时候，你们当坚定，应当多多记念真主，以便你们成功。
”（8：45)6、一旦战争不可避免，应当告诫参战士兵，所进行的是为解放弱势者和被压迫者的正义战争，要紧缩战争范围，只消灭那些携带武器者或首先进攻的人，不能像敌人对待的民众那样滥杀无辜：“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
”（2：190) 在此，伊斯兰表现了尊重人权的极致，禁止杀害老弱妇孺，禁止杀害宗教人士、乡民以及未参加战斗的和平人士。
7、如果敌方在双方交战正酣时，请求和解，穆斯林应当接受，即使将要取得胜利。
然后，遵守双方达成的协约。
“当你们缔结盟约的时候，你们应当履行。
你们既以真主为你们的保证者，则缔结盟约之后就不要违背誓言。
真主的确知道你们的行为”（16：91）。
若敌人采取欺骗手段率先毁约，在告知他们所立盟约已无效并向他们宣战的同时，很快讨伐他们是无妨的。
8、如果战争以敌人的失败、伊斯兰的胜利而告结束，则不应侵害尊严、破坏城市；不应当贪婪财物、损害他人；不应冲动地报复和发泄愤怒；而要善良公正、教育协调、抑恶施善。
“如果我使那些人在地面上得势，他们将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劝善戒恶。
万事的结局只归真主。
”（22：41) 这节经文规定，获胜的伊斯兰民族在战争结束后当做四件事：谨守拜功，这是伊斯兰在人类传播崇高精神的标志；完纳天课，是在人民之间实现社会公正的标志；劝善，是在有益于人类利益、安宁、幸福方面互助的标志；戒恶，是杜绝招致战争以及以造成不安定因素的标志。
9、对待俘虏，不能施加酷刑，不能凌辱，不能以饥饿来折磨他们：“他们以喜爱真主而赈济贫民、孤儿、俘虏。
我们只为爱戴真主而赈济你们，我们不望你们的报酬和感谢。
我们的确畏惧从我们的主发出的严酷的一日。
”（76：8-9)10、至于被战胜者，伊斯兰则尊重他们的信仰、生命、财产、宗教。
但他们有保卫国家和国民权利的义务，要求他们忠诚国家，变纳极小数额的款项（人丁税）。
这种款项是伊斯兰传播前和传播后社会上通行的战败方给战胜方交纳的款项。
即使在现代，仍有国家常常向战败国索取人头税、保护费等各种款项。
但伊斯兰收取的人丁税同其他民族收取的人头税的本质是大相径庭的。
伊斯兰的战争观完全符合现代国际惯例有关正义战争的规范。
第一，战争由国家宣告，在政府瘫痪的情况下，能够对战争进程具有控制能力的社会政治集团或军事集团，只要能够满足使国民利益得以代表和保障这一前提条件，那么也可以称得上是发布战争的权威性机构。
第二，动用武力必须是最后一种手段。
第三，武力保卫须以遭受侵略为前提，目标是恢复原有秩序，而非消灭敌手。
第四，最大可能地避免伤害无辜。
原则上讲，任何战争都会引起伤亡，但正义战争的组织者能够尽最大可能避免伤害无辜。
[2] 主命吉哈德编辑吉哈德是真主为每一位穆斯林所规定的不可逃避的必需义务，凡是有能力、理智健全的穆斯林都应当进行吉哈德。
如果整个国家都受到外敌入侵，那么，国家首脑发布命令，全民都应奋起反抗，武力吉哈德则成为主命。
老弱病残者、妇女、儿童，不应当参加。
《圣训》说妇女的吉哈德是朝觐。
吉哈德是伊斯兰信士的善功，每个穆斯林在吉哈德行动中都期待真主在今后两世的赏赐和报酬。
真主鼓励穆斯林要渴望吉哈德。
并对战士和烈士许以重大的报酬，只有从事吉哈德和效法他们的人才能得到。
无论今生后世，真主赋予他们一般人无法企及的精神和行动的优越性。
真主使他们纯洁的鲜血成为他们今世胜利后世成功的保证。
真主严厉谴责那些落伍之人，斥责他们是一些落后懦弱之徒，将要遭到最可怕的惩罚。
今世他们将蒙受只有吉哈德才能避免的羞辱，后世他们将遭受即使散尽伍侯德山那样多的金子也不能逃避的惩罚。
在真主看来，落后和临阵脱逃是遭致毁灭的七宗大罪之一。
《古兰经》说“为主道而阵亡的人，你绝不要认为他们是死的，其实，他们是活着的，他们在真主那里享受给养。
”（3：169)吉哈德的目的编辑吉哈德的目的都是为了正义和合法的事业，虔诚服从真主的命令，为获得真主的喜悦；捍卫基本人权，包括宗教信仰、生命财产、自由、名誉、国家等；抵御外来侵略，支持受害者，弘扬真理；消除邪恶势力，建立公正、公平、安稳的社会。
伊斯兰是博爱的宗教，真主命令穆斯林善待非穆斯林。
伊斯兰尊重人的尊严，不论是否穆斯林。
伊斯兰认为，人类同根同源，都是阿丹（亚当)哈娃(夏娃）的子孙。
伊斯兰不强迫任何人入教。
“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
”（古兰经2：256) 伊斯兰教也尊重其他宗教，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受到伊斯兰法的保护。
合法的吉哈德就是为了消除世界上所有形式的恐怖活动，有偏激思想的个别穆斯林，假借吉哈德的名义，做出极端行为，导致无辜生命的丧失，这是与正当吉哈德背道而驰的，是不被接受的，也是不能容忍的。
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和谐安稳的社会是全体穆斯林的义务，也是伊斯兰的宗旨。
[3] 吉哈德的意义编辑要把握伊斯兰教所理解的“吉哈德”的精神涵义，及其在几乎人类生活每一面向的广泛施用，伊斯兰将其本身置于这一理念之上，即在个人的存在之内建立平衡，并实现现世生活目标，即人类社会中建立平衡。
作为神圣正义的尘世映照、以及在人类领域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这一平衡也是灵魂飞向“超乎各种意念的”平安的基础。
生命的每一阶段都要进行奋斗，人性本质上的健忘，且因人类的不朽灵魂经受着肉体和情欲的进攻，因而，个体的和集体的生命进程始终隐伏着丧失平衡的危险。
在生命的每时每刻尽己所能，去和那些破坏平衡的力量作外在的和内在的斗争属于吉哈德。
在最外在的意义上，吉哈德指面临非伊斯兰势力的进犯和入侵时保卫伊斯兰家园。
伊斯兰历史上最早期的战争被视为这种外在意义上的吉哈德的典范，在生存的外在环境中重申正义，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声名，捍卫自身及其家庭的荣誉，本身就是一种吉哈德和一项宗教义务。
这样一次早期战役中返回时，先知告诉他的同伴们：他们从微小的吉哈德回归到了重大的吉哈德中，即与私欲做斗争，规范原初的、天赋的本性。
从精神的观点来看，伊斯兰的所有“支柱”可被视为与吉哈德相关，礼拜本身是一种精神的斗争。
只有经长期的预备和努力，承受并忍耐艰难困苦方能亲赴位于麦加朝觐，由于这需要巨大的心力和奋斗，先知才说，“朝觐是所有吉哈德中最优越的”。
出散天课又是一种吉哈德。
要从自己的财产中分舍出一部分来，出散者要与其肉身灵魂的占有欲、贪婪作斗争；而且在于，通过多种方式的布施天课，出散者为在人类社会中建立经济正义做了奉献。
尽管吉哈德不是“伊斯兰的支柱”之一，然而它在某种意义上内在于所有的“支柱”当中。
事实上，从精神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支柱”都可以据内在吉哈德来理解；从伊斯兰的视角来看，它对于人的生命是必不可少的。
参悟和安宁源自对惟一者的参悟。
若要脱离此世的污浊，以托生于神圣临在的纯洁中，就需要行深切的吉哈德；因为灵魂深植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沉沦其中的人却误认它为实在。
若要克服灵魂的懒散、被动和麻木，就得恢复忘却了其真实本性而沦为第二性的特性，这同样构成了持久的吉哈德。
若要将铁石之心溶解成爱的涌流——因对主之爱，其中可以包容万物。
是一场克服灵魂蜕变的战役。
从精神的和隐秘的角度来看，内在的吉哈德，可被视为理解整个精神进程的关键。
通达圆满的道路，可以据大吉哈德的象征意义来理解，这是先知在地上开辟出的道路。
[4]
形容慷慨的成语哪些
支持 形容各方面都支持、。
八方支援 形容各方面都支持、援助。
慷慨 情绪地唱歌，以抒发悲壮的胸怀。
出处：《史记·项羽本纪》：“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
”晋·陶潜《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
” 奔走之友 指彼此尽力相助的挚友。
出处：《后汉书·党锢传·何顒》：“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
” 博施济众 博：广泛；济：救济。
给予群众以恩惠和接济。
出处：《论语·雍也》：“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
” 辞金蹈海 比喻不慕富贵，慷慨有气节。
出处：《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载：战国时，秦军围赵都邯郸，齐人鲁仲连以利害进说赵魏大臣，劝阻尊秦昭王为帝，并表示若秦王为帝，则自己将蹈东海而死。
秦军退后，赵平原君以千金谢之，鲁仲连却不受，以为为人排难解纷而取酬，是商贾之事。
打抱不平 遇见不公平的事，挺身而出，帮助受欺负的一方。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五回：“气的我只有替平儿打抱不平。
” 扶倾济弱 倾：倒塌，这里指遇到困境的人。
扶助困难的人，救济弱小的人。
出处：元·王子一《误入桃源》第四折：“你若肯扶倾济弱，我可便回嗔作笑，一会价记着想念着。
” 扶危济急 犹扶危济困。
出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鎌田诚一墓记》：“君以一九三○年三月至沪……中遭艰巨，笃行靡改，扶危济急，公私两全。
” 扶危济困 扶：帮助；济：搭救，拯救。
扶助有危难的人，救济困苦的人。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全传》第五十五回：“素知将军仗义行仁，扶危济困，不想果然如此义气。
” 扶危救困 对处境危急、困难的人给以救济帮助。
出处：元·无名氏《魏徵改诏》第三折楔子：“今日个扶危救困休辞惮，疾便的牵战马上雕鞍。
” 击筑悲歌 击：敲击；筑：古乐器名。
敲击着筑，唱着悲壮的歌。
形容慷慨悲歌。
出处：《战国策·燕策》：“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
” 积善成德 善：善行，好事；德：高尚的品德。
长期行善，就会形成一种高尚的品德。
出处：《荀子·劝学》：“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 积善余庆 积：积累；善：善事；余庆：指先代的遗泽。
积德行善之家，恩泽及于子孙。
出处：《周易·坤》：“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 激昂慷慨 精神振奋，情绪激昂，充满正气。
出处：汉·李陵《录别诗》：“悲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扬。
”唐·柳宗元《上权德舆补阙温卷决进退启》：“今将慷慨激昂，奋攘布衣，纵谈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门。
” 急公好施 指热心公益，乐于施舍。
急公好义 急：急于。
热心公益，见义勇为。
出处：汉·刘向《新序·节士》：“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为人也，公正而好义。
” 急人之困 热心主动帮助别人解决困难。
出处：《史记·魏公子列传》：“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
” 急人之难 热心主动帮助别人解决困难。
出处：《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
”《史记·魏公子列传》：“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
” 疾病相扶 有病的互相扶助。
指患难时互相关心帮助。
出处：先秦·孟轲《孟子·滕文公上》：“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 济寒赈贫 济：救济；赈：赈济。
救助寒苦，赈济贫穷。
出处：《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养老尊贤，教其术，畜其能，吊死问孤，济寒赈贫，与百姓同甘共苦。
” 济苦怜贫 救济爱惜穷苦的人。
出处：元·侯善渊《沁园春》词：“善惠谦柔，济苦怜贫，随方就圆。
” 济困扶危 济、扶：帮助。
救济贫困的人，扶助有危难的人。
出处：元·郑廷玉《楚昭公》第三折：“一个报冤仇称了子胥，一个打赌赛去了包胥，何处也济困扶危重复楚。
” 济弱扶倾 弱：弱小；倾：倒塌，比喻境遇困难。
扶助弱小和处境困难的人。
出处：南朝·梁·周兴嗣《千字文》：“桓公匡合，济弱扶倾。
”元·王子一《误入桃源》第四折：“你若肯扶倾济弱，我可便回嗔作笑。
” 济世救人 济：拯救。
拯治时世救济人民。
出处：宋·张君房《云笈七签》第一百一十三卷：“乃命其子命龙宫药方三十首与先生，此真道者，可以济世救人。
” 将顺其美 将顺：随势相助。
美：好事，美德。
顺势相助，成全美事。
亦作“顺从其美”。
解囊相助 囊：口袋。
拿出财物帮助别人。
出处：元·无名氏《来生债》：“但见个贫的呵，我早则倾囊儿资助。
”明·张岱《娘嬛文集·募修岳鄂王祠募疏》：“若有贤士大夫解囊乐助，自为王所式凭。
” 矜贫救厄 矜：怜悯。
怜悯救济遭受贫穷苦难的人。
出处：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四十：“与穷恤寡是一药，矜贫救厄是一药。
” 救困扶危 救济、扶助陷于危难的人。
出处：元·无名氏《来生债》第四折：“则为我救困扶危，疏财仗义。
” 救难解危 帮助陷入困境的人解除危难。
救灾恤患 指救济抚恤灾患中的人。
慨当以慷 与“慷慨”意思相同，指充满正气，情绪激动。
“当以”无实际意义。
出处：汉·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 慨然应允 慨然：慷慨、爽快。
形容豪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出处：明·无名氏《杨家将演义》第二十七回：“令婆召孟良入与言其事，孟良慨然领诺。
” 慨然允诺 慨然：慷慨、爽快。
形容豪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出处：明·无名氏《杨家将演义》第二十七回：“令婆召孟良入与言其事，孟良慨然领诺。
” 慷慨悲歌 情绪激昂地唱歌，以抒发悲壮的胸怀。
出处：《史记·项羽本纪》：“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
”晋·陶潜《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
” 慷慨陈词 慷慨：情绪激动，充满正气；陈：陈述；词：言词。
指意气激昂地陈述自己的见解。
出处：宋·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元丰之末，附丽匪人，自为定策，至造诈以诬首相，则畴昔从容问学，慷慨陈义，而诸君子之所深与者也。
” 慷慨赴义 慷慨：意气激昂，情绪激动；赴义：为正义而死。
指大义凛然地为正义献身。
出处：明·朱鼎《玉镜台记·王敦反》：“大丈夫当慷慨赴义，何用悲为
” 慷慨激昂 慷慨：情绪激动；激昂：振奋昂扬。
精神振奋，情绪激昂，充满正气。
出处：汉·李陵《录别诗》：“悲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扬。
”唐·柳宗元《上权舆补阙温卷决进退启》：“今将慷慨激昂，奋攘布衣，纵谈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门。
” 慷慨激烈 精神振奋，情绪激昂，充满正气。
同“慷慨激昂”。
慷慨激扬 激扬：振奋昂扬。
精神振奋，意气昂扬。
形容情绪、语调激动昂扬而充满正气。
出处：汉·李陵《录别诗》：“悲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扬。
”《周书·韦孝宽传》：“孝宽慷慨激扬，略无顾意，士卒莫不激励，人有死难之心。
” 慷慨解囊 慷慨：豪爽，大方；解囊：解开钱袋拿出钱来。
形容极其大方地在经济上帮助别人。
出处：姚雪垠雪《李自成》第二卷第十八章：“因此只得不揣冒昧，向大公子求将伯之助，不知公子肯慷慨解囊否
” 慷慨就义 慷慨：情绪激昂；就义：为正义而死。
正气凛然，意气高昂地为正义而死。
出处：李六如《六十年代的变迁》：“现在是四更时分，彭、刘、杨三位，同在制台衙门前慷慨就义了。
” 慷慨捐生 慷慨：意气激昂。
捐生：舍弃生命。
正义凛然地献出生命。
慷慨淋漓 淋漓：充盛，畅快。
形容说话、写文章意气昂扬，言辞畅快。
慷慨输将 毫不吝啬地捐献财物帮助人。
多用在对社会对群众。
慷慨仗义 仗义：讲义气。
为了讲情谊或主持公道而毫不吝啬地帮助别人。
出处：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回：“象你做这样慷慨仗义的事，我心里喜欢，只是也要看来说话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 乐善好施 乐：好，喜欢。
喜欢做善事，乐于拿财物接济有困难的人。
出处：《史记·乐书二》：“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而好礼。
” 乐善好义 指乐于行善，喜好正义。
普度众生 佛家语，认为大众营营扰扰，如溺海中，佛以慈悲为怀，施宏大法力，尽力救济他们以便登上彼岸。
出处：《佛说无量寿经》：“普欲度脱一切众生。
” 普济群生 佛家语，认为大众营营扰扰，如溺海中，佛以慈悲为怀，施宏大法力，尽力救济他们以便登上彼岸。
同“普度众生”。
普济众生 佛家语，认为大众营营扰扰，如溺海中，佛以慈悲为怀，施宏大法力，尽力救济他们以便登上彼岸。
同“普度众生”。
轻才好施 指人不把钱财放在眼里，乐于慷慨解囊，急公好义。
出处：《三国志·吴志·朱据传》：“谦虚接士，轻财好施，禄赐虽丰而常不足用。
” 善门难开 善门：为善之门。
旧指一旦行善助人，许多人都会来求援，凡无法应付了。
出处：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四回：“这太原一府是被灾顶重的地方。
大善士见机，善门难开。
” 舍己为人 舍弃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
出处：《论语·先进》：“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朱熹注：“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
” 施仁布德 指实行仁义，布施恩德，多行善事。
亦作“施恩布德”。
疏财仗义 疏财：以财物分人。
讲义气，轻视钱财。
多指出钱帮助遭难的人。
出处：元·无名氏《来生债》第四折：“则为我救困扶危，疏财仗义，都做了注福消愆。
” 疏财重义 讲义气，轻视钱财。
多指出钱帮助遭难的人。
同“疏财仗义”。
为善最乐 做善事是最快乐的事。
常用为劝人多行善事的格言。
出处：《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日者问东平王，处家何等最乐
王言为善最乐。
” 修桥补路 修建桥梁，补好道路。
旧喻热心公益，解囊行善。
出处：元·无名氏《看钱奴》第一折：“我贾仁也会斋僧布施，盖寺建塔，修桥补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
” 雪里送炭 比喻在别人急需时给以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帮助。
同“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 在下雪天给人送炭取暖。
比喻在别人急需时给以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帮助。
出处：宋·范成大《大雪送炭与芥隐》诗：“不是雪中须送炭，聊装风景要诗来。
” 与人为善 与：赞许，赞助；为：做；善：好事。
指赞成人学好。
现指善意帮助人。
出处：《孟子·公孙丑上》：“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
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 玉汝于成 汝：你。
玉汝：像爱惜玉一样爱护、帮助你。
爱你如玉，帮助你，使你成功。
多用于艰难困苦条件下。
仗义疏财 仗义：讲义气；疏财：分散家财。
旧指讲义气，拿出自己的钱财来帮助别人。
出处：元·无名氏《来生债》第四折：“则为我救困扶危，疏财仗义，都做了注福消愆。
” 枕戈击楫 枕着兵器，拍击船桨。
形容杀敌心切，志节慷慨。
出处：清·浴日生《海国英雄记·坐朝》：“便凭着这肝胆轮囷，枕戈击楫，逐鞑虏早复神京也呵
” 振穷恤寡 救济贫穷和无依靠的人。
出处：《北史·魏纪四·孝明帝》：“壬寅，诏以旱故，命依旧雩祈，察理冤狱，掩胔埋骼，振穷恤寡。
” 振穷恤贫 救济贫穷的人。
出处：《明史·王越传》：“睦族敦旧，振穷恤贫，如恐不及。
” 赈贫贷乏 救济穷人。
出处：《新唐书·刘仁轨传》：“赈贫贷乏，劝课耕种，为立官社，民皆安其所。
” 知遇之恩 给予赏识和重用的恩情。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
” 指囷相赠 囷：圆形的谷仓。
指着谷仓里的粮食，表示要捐赠给他人。
形容慷慨资助朋友。
亦作“指囷相助”。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五十四回：“瑜曰：‘子敬是我恩人，想昔日指囷相赠之情，如何不救你
你且宽心住数日，待江北探细的回，别有区处。
’” 周急继乏 周：接济。
继：帮助。
救济帮助有急难和贫乏的人。
亦作“周急济贫”、“周贫济老”。
诸恶莫作 诸恶：各种坏事。
佛家语，凡是坏事都不要做。
旧时用以劝人行善。
出处：《大般涅槃经》：“诸恶莫作，诸善奉行。
” 助人为乐 帮助人就是快乐。
出处：冰心《咱们的五个孩子》：“在我们的新社会里，这种助人为乐的新风尚，可以说是天天在发生，处处在发生。
” 作善降祥 旧指平日行善，可获吉祥。
出处：《尚书·伊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 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指男女之间恋情绵绵不断，而慷慨奋发的气概消沉不足 出处：明·许自昌《水浒记》第18出：“人常说道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宋公明为人倒是反这两句话，故此担阁了嫂嫂。
”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在路上遇见欺负人的事情，就挺身而出帮助受害的一方。
旧时为人们所称道的一种侠义行为。
出处：宋·释道元《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二：“师曰：‘路见不平，所以按剑。
’”
这是一篇描写藏戏的作文，要求：抓住所写的民俗的特点，体现出文化内涵各位帮我改一改作文，8点以前
SORRY!就找到这一点!看来我们成都人已经不重视这些老古董啰. 老成都地名古迹漫谈（2005-05-08） 高升桥 民国年间重修。
《华阳县志》云：“高升桥，清康熙时（约 1691年）创修，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补修，嘉庆十七年（1812年）重修，民国十“年（1923年）培修。
”原为石桥，光绪年间翰林院侍讲学士颜楷（1877——1927年，字雍者，成都人）曾为此桥题名，镌刻石碑立于桥侧。
今碑佚桥亡，仅存地名。
元通桥 原名“古圆通桥”，为一石拱桥，始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
桥旁原有圆通寺，清末民初（约1911年）已毁。
“圆通”一词为佛教术语，意思是不偏不倚，无阻无碍。
《华阳县志》云：圆通 桥，“道光十年重修，宣统元年培 修。
”1965年，古桥仍完好无损，次 年改建为平板桥。
桥侧即元通场。
燃灯寺东汉墓 共两座，均为武侯区文物保护单位。
一号墓于1982年11月由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发掘。
该墓座北朝南，长 11.6米，高1.3米，分为甬道、中室、后室三部分，以青色云纹方砖、回纹方砖、草纹方砖砌成卷拱型。
左门刻有汉隶“巴郡府君神门”，右门刻一门神，手持长棍。
出土文物有五铢钱、铁狮、残破陶片共50余件。
二号墓于次年5月发掘。
该墓座西向东，其大小、内外结构悉如一号墓。
左门刻有汉隶“梁离狐茂陵任君元升神门”，右门刻有“中平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平四年即公元187年，距今1814年。
出土文物中，以直百钱最为珍贵，对研究东汉钱币史。
四川地方史都有极大的价值。
此外还出土了五铢钱、残破陶片和一枚重约一克的金币。
神仙树 原名为寿仙场。
相传光绪年间（1875——1908年），此地有一枯树桩，中空，贮满清水。
迷信者言枯树已成仙显灵，饮其水能治百病，愈传愈玄。
于是四方善男信女便给枯树被上红衣，求神赐福祛病，香火盛极一时，因名神仙 树。
三教庵 始建于清同治十年（ 1871 年）。
供奉儒教之祖孔子、佛祖释迦牟尼。
道教之祖老子，寓三教合一，劝人行善之意。
民国年间，大部分建筑被毁，仅存正殿，1960年改建为小学。
红牌楼 宋元时期为一幺店子，后当地人为祈求五谷丰登于民国二年（1913 年）改称“永丰场”。
《华阳县志》云：“明嘉靖中（约1543年），蜀（藩）王于此建坊。
北人谓‘坊’曰‘牌楼”，当时藩府亦沿是称，故今俗犹呼‘红牌楼’也。
”明蜀藩王朱椿在离城约十里的此地建牌坊，乃效秦汉十里长亭之意，以便接送康藏地区来朝的官员，因牌坊系用红砂石建造，政当地人称之为“红牌楼”。
九顶山蒙难烈士墓 位于簇桥镇前十字路口5701厂公路旁约50米处，地名沈家桥。
墓群为东西方向，成一字形排列。
中间大墓为西南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胡超伦烈士墓，其余每四墓一组，左右各两组，砖石结构，拱成圆弧形。
每座墓长约3米，宽1.4米，墓前立碑，上书烈士姓名及生平简历。
蒙难烈士共17名，均系首批调到西南地区筹建空军的主要干部和技术人员。
1951年8月23日,他们乘飞机由北京返回成都，至茂县九顶山时，因气候恶劣，飞机失事遇难，遗骨运回成都安葬于此。
当时簇桥地区尚有零星土匪骚扰，为保证葬礼的顺利进行，还部署了军队。
1955年7月，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为烈士立碑纪念，现为武侯区文物保护单位。
簇桥 又名簇锦桥。
“簇”的字义是供蚕吐丝作茧的用具，多用农作物的秆如油菜秆、麦秆等扎成。
簇桥在明代，以前为竹索桥。
明惠帝建文年间（ 1399——1402年）改建为五孔石 拱桥，跨度30米，中可行船，两边有石栏杆。
民国年间重修之。
《双流县志》云：“明 嘉靖二年（ 1523年）培修。
”桥墩所刻文字则云：“清咸丰三年（1853年）由当时广都 （今双流县）民众重加修缮。
”1972年改建为水泥平桥，桥旁为簇桥镇，盛产蚕丝。
自秦汉以来，成都为蜀锦生产的中心，而簇桥地处成都平原腹心，故栽桑养蚕业十分发达，丝织品和生丝的交易十分繁荣。
唐 宋时期，因蚕丝交易兴旺，簇桥一度改称 为“茧桥”。
明清之际，无论是东路的资州（今资阳市），北路的法川（今三台县），南路的嘉州（今乐山市），西路的灌县（今都江堰市），还是省外的湖北、陕西、江西、广东等地的丝绸商人都云集于此。
李家钰上将墓园 位于川藏公路广福桥侧。
李家钰（ 1892——1944年），蒲江县大兴乡人．抗日战争时期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 令，民国三十三年5月21日在河南省陕县秦家坡壮烈殉国。
遗体于6 月初运回成都，安葬于此处。
墓园竣工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1966年秋季被“红卫兵”毁坏。
1984年5月重建，然已非昔时旧貌。
磨子桥 建于清道光年间（1821—— 1850年），因桥面刻有磨槽状花纹，故名。
一说是桥下有水碾，俗呼“磨子”。
桥毁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仅存地名。
衣冠庙 庙后土堆相传为蜀汉忠义侯关羽衣冠墓，位于洗面桥南。
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庙内设戒毒所，羁押吸毒犯。
后庙毁墓平，仅存地名。
桓侯巷 桓侯为张飞封溢。
巷内有张爷庙（又名桓侯庙），为清代成都屠宰业所建，因张飞是杀猪匠出身，故屠宰业均祀张飞。
庙后有张飞衣冠墓，墓东一泓碧水，名放生地。
“文革”中，墓改建为防空洞，地亦不存，遗址今为小学。
黉门街（包括国学巷） 黉门乃学宫大门，古代读书人考上秀才，称为“身入黄门，天子门生”。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战功赫赫的陕甘总督杨遇春（1761－1837年，崇庆州武举人）告老还乡，皇帝特于此处御赐一座园林别墅，内有观稼亭。
宣统二年（1910年），杨氏后人将此园林别墅捐出，作为存古学堂校址，学堂内设四先生词，把宋代四川著名学者范景仁、范淳甫、张南轩、魏鹤山。
学生来源在举人、贡生、秀才、监生中择优录取。
民国元年（1912年），更名为四川国学院。
民国十九年（1930年）并入四川大学，原校舍的一半改建为济川中学。
即今成都十六中。
老马路 原为城郊田野间通往太平南街之老马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难民大量涌入，遂有人于此购地建房。
然至解放前夕此地仍是菜圃多，民居少。
直至60年代一环路建成后，始逐渐改观。
四维村 建于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古代以礼、义、廉、 耻为治国之四纲，做人之准则，又称“四维”，语出《管子·牧民》。
村以此为名，寓弘扬祖国传统道德之意。
九如村 《诗经·小雅·天保》云：“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诗中连用九个“如”字。
用作村名，有祝贺福寿绵延之意。
机投镇 前蜀王建、王衍曾在此大兴土木，营造皇家梅苑御园，并常来此地设宴赏梅。
机投镇的得名缘于街头一桥墩形似织布机头，后谐音为机投。
机投桥始建于清乾隆十年（1745年）桥成后，桥侧即形成集市。
1960年后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桥墩系条石所筑。
金花镇 又名顺江场。
金花桥建于明代，横跨江安河，为九孔石拱桥。
《双流县志》云：“金花此地，自古以来为藏卫要冲，休憩之所。
桥 下深潭，清澈如镜，时有映月散彩，故又称之为‘金花夜月’，为一胜景。
”金花桥下有著名的金花堰，是牧马山灌渠的进水口。
关闸时，千米长、百米宽的水面一平如镜。
若逢秋高气爽，明月朗照之夜，但见粼粼波光，映月溢彩，静影沉壁，衬托看两岸的万家灯火，那恬静的夜景实在美丽
此地空气清新，一派田园风光。
春日千顷黄色菜花，灿若云锦，清香袭人。
炎夏荷花争艳，蛙声如汇，令人暑意顿消。
秋日稻浪千重，一片金黄，令人悦心赏目。
实为居家休闲和近郊旅游的好去处。
刘湘墓园 即今南郊公园。
建于1941年，占地115亩。
总工程师为时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的杨廷宝教授。
墓园仿北京清陵建筑风格，线条对称。
当时以牌坊门为正门，门前为小桥流水。
桥为石质，栏柱上雕有云纹，与北京颐和园长廊云柱相似，经历了六十年风雨的侵蚀，已出现朽坏。
桥前，原有一尊高10米的汉白玉石刻“刘故上将神道碑”。
字为龚泽博书，碑文为杨庶堪撰。
碑在1965年被毁。
牌坊门上刻“刘故上将墓园”，石质坚固，雄伟壮观。
从牌坊至闹坊（俗称三洞）的大道两侧的柏树，均为当时四川军政界的风云人物张群、张澜、吕超、邓汉祥、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化、唐式遵、熊克武、王统绪等手植。
阙访为牌楼式建筑，红墙绿瓦，正中悬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匾“永念忠勋”，背面正中悬有蒋介石题匾“英姿飒爽”。
阎坊左右为两座碑亭，一座为四方形，立余中英所书的《国葬令》碑；一座是多角形，立刘东父所书的《褒扬今》碑。
两亭均为木石结构，简瓦脊爪，彩绘隶漆，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多角形碑亭毁于“文革”中。
在阙坊与荐馨堂之间的平坝上，原有刘湘戎装铜像立于高约二米的水泥座上，今则无存矣。
荐馨堂即享殿，为重檐歇山式的木结构建筑，高大宏敞。
正中供奉刘湘身着上将礼服的巨幅彩色油画像，藻井上绘有三个大型国民党党徽。
东西配殿供刘氏列祖列宗牌位，周围广植玉兰。
荐馨堂后便是刘湘墓，下为须弥座，上即坟台，台四周为雕花栏壁，再上为坟墓封土。
墓前原有一对大石狮，1973年被移置于阙坊前，墓左右及后面均为柑桔园。
墓于1966年8月被毁。
红瓦寺 建于明代，原名德元寺。
史籍记载明蜀王常游此寺。
寺周围多明代蜀王府内侍墓，俗呼太监坟。
三瓦窑宋代为一么店子，明代在红瓦寺至此处建有三处砖瓦窑，按顺序排列，红瓦寺为头瓦窑，为明代蜀王府烧制陶器之地。
此处为三瓦窑，工人及监工均住此，加上来往人员及运输人员均需食宿，逐年建房造屋，渐渐形成场镇。
笔者1980年来此时，镇上有一条正街，长约300余米，七条小巷，居民仅3700多人。
高攀桥 俗称高板桥，桥为木石结构，建于清中叶，有桥楼，桥两头均悬匾。
故老相传，桥竣工时，一游方老道士路过，误辟踩新桥，后悔不叠，连连施礼，口称：“高攀，高攀。
”遂为桥名，今已不存。
桂溪寺 建于明代，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云：“明代中涓所建。
…… 嘉靖时（1522－1566年）宁仪、周琦两承奉卒，皆葬寺后。
”门额大书“桂溪古寺”，匾长150厘米，宽50厘米。
殿宇三重，巍峨雄伟，门前一对石狮，高约250厘米。
笔者1975年来此时，见上红色的山门虽有些破败，但森森古木掩映下的寺院建筑仍基本完好（当时为成都五金公司修制厂），周围则是一望无垠的纵横阡陌，间杂着青瓦小院的农舍和翠竹林盘。
远处，清清的锦江水泛着波光，古意苍茫
不失为品茗休闲的好去处，今则仅存老树夕阳矣
金沙寺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谷睿所撰《金沙寺碑阴践》云：“盖金沙寺寓万里桥之侧，肇自汉唐以来，称之曰宝莲堂。
神异高僧恒游于此，逸人墨客览兴于此，诚胜迹也。
”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古迹》云：“寺在江洲（即状元洲，杨慎曾泊舟此处）上。
”《蜀中名胜记》称，南门外有江洲，其处俗呼为七星滩，中有金沙寺者，即谓此矣。
（杨）升庵有记，乃为寺桥慈航而作。
”“状元洲上晚钟沉”乃明清两朝成都胜景之一。
迨民国初年，状元洲因河道变迁，已与锦江南岸陆地连成一片，即今之金沙寺。
石羊场 据史籍记载，石羊场上的石羊乃清康熙年间所建之关帝庙内的遗物，至今仍保存完好。
该石羊长160厘米，高80厘米，系用灰红色细质石料雕凿而成的呈匍匐状的母石羊，颈直向上，头略向右视，毛为细长的卷纹，刻工细致，似为东汉故物。
近慈寺 宋元时名濯锦厢，位于石羊场南。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尼智闲（俗姓张，为石羊场大户） 将祖宅濯锦厢捐出建寺，奉母以终。
因与慈母近在咫尺，故名寺日“近慈”。
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真悟和尚重修此寺。
乾隆十五年（1750年），再度培修。
同治四年（1865年），成都文殊院第九代方丈落云法师接管该寺，遂为文殊院脚庙。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前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能海法师 来此创办藏传密宗根本道场，培养了不少弘法人才如隆莲法师、贾题韬先生、清定法师等。
寺院占地约40亩，五重大殿，“文革’冲被强行拆除，建为成都整流器厂和继电器厂。
武侯祠 约建于隋初（590年左右），明末毁于战乱。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重建。
因诸葛亮属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故竣工后即由道士主持，成为道观。
先后担任观主的有当时名重西南的道教领袖张清夜（1676——1763年）以及张合桂、徐本衷等人。
嘉庆年间（约1808年）。
黄合初写了一篇《石琴铭》，镌刻于祠内“琴亭”之石琴上，由衷表达了他对诸葛亮的仰慕之情。
铭文句丽辞清，对仗工稳，然世人多不知，诚憾事也。
兹录于下：“坚贞其质，雅正其音。
宁静者学，淡泊者心。
宗臣已往，遗像长钦。
惠陵之侧，锦水之情。
祠堂肃肃，柏树森森。
良工仿制，古调堪寻。
草庐抱负，梁父胸襟。
一弹再鼓，千载龙吟。
” 南台寺 在今南台路西头，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四周均为菜圃，为南郊游览胜地。
乾隆年间翰林院大学士张问陶（1764－1814年）曾于此处雅集群贤，临水赋诗，并绘《南台秋禊图》。
前人咏诗曰： “南台静坐一炉香，终目凝然万虑亡。
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
”寺毁于民国年间，今仅存街名。
金陵路 原为菜圃。
1938年春，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西迁成都，校本部设此．逐渐形成街道。
当时此地名流云集，群星璀璨，如史学大师陈寅格、蒙文通、冯汉骥，中文系名教授吕叔湘、程千帆等，咸集于此。
1946年秋金陵大学迁回南京，遗址现为小学。
龙爪堰 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山水》云：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蜀藩王于此筑石堰，截堵清水河水，分三股灌田，形似龙 爪，故名。
其堰甓石坚固，相传四周悉用铁锭联贯，故历五百余年而不毁。
望江楼公园 今人多以为该园为薛涛生活及葬身之处，实为一大谬误
学术的价值不在于取媚时俗，而在于传诸久远，史学界早已认定．薛涛生活及制笺处，均远在城西烷花溪。
晚年的薛涛厌弃市廛，卜居碧鸡坊（今西门东胜街）， 死后葬于西郊王建墓一带。
其基极有可能在公元918年修造王建墓时被夷平。
到了明代，由于唐时的百花潭（在杜甫草堂南，非今之百花潭公园也）逐渐淤积，流量减小，不便浸沤造笺原料，蜀藩王府乃于今望江楼下的玉女津取清澈甘冽的井水仿造薛涛笺，名此并为薛涛井，并环以石栏。
这便是薛涛井得名的由来。
清康熙三年（1664年）阴历三月，有人于井畔立碑，大书“薛涛井”三字，今尚存。
至于井旁之薛涛墓，则绝对是假货。
望江楼 原名崇丽阁，建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取西晋文人左思《蜀都赋》“即丽且崇，实号成都”之义。
其地原名雷神庙。
阁为五级，高26 米，为全木穿逗结构建筑，设计精巧，造型宏伟壮观，飞檐翘角，画栋雕梁，朱柱黄脊，屋面覆盖碧绿色琉璃瓦。
翘角尖上挂有铜铃，微风吹过，期然有声。
楼阁底屋及顶层的天花板上绘凤凰牡丹和团龙图案，系1953年成都民间老艺人罗松林的遗作。
阁尖为鎏金宝顶。
整座阁楼气势宏伟，风格典雅，堪称成都古建筑中的翘楚，是我市的标志性建筑。
崇丽阁峻工后，又于其旁建吟诗楼、摆锦楼以及烷笺亭、五云仙馆、流杯池、泉香树、清姿室等，遂为达官贵人、富商显宦游宴饯别之所，面积也由原来的十余亩扩大至今天的120余亩。
潘文华上将墓 位于一环路西一段成都正则会计学校内。
潘文华，号仲三，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出生于仁寿县文官乡一个贫农家庭，幼年父母双亡。
他23岁进入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与小他5岁的刘湘互为同学，后成为终生好友。
1909年，两人同时毕业，进入军界。
1937年，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日，潘任刘部第二十三军军长，驰骋于江苏、安徽两省之间，抗击日寇。
1938年1月，刘湘在武汉病逝，潘文华护送灵枢回成都，被任命为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成为刘湘旧部中举足轻重的铁腕人物。
1949年4月，被任命 为西南军政长官署副长官。
12月9日，他与刘文辉、邓锡候在彭县通电起义，导致西南战局为之大变。
1950年10月，潘文华病逝于成都，遗言葬于刘湘墓旁。
当时刘湘墓园周围还是一望无际的大片农田，潘墓距刘墓直线距离仅300米左右，相互之间清晰可见。
由于解放初期成都郊区局势动荡不安，土匪暴乱此起彼伏，故潘将军墓建得十分简陋，仅为一大圆形土丘，高约二米，直径约三米，四周有围墙，占地约50平 方米。
墓侧还有一小墓，系其子潘清洲少将（1910—1975年，曾任四川省人大常委）骨灰安葬处。
每年清明，潘氏后人都要来此扫墓。
清末四川提督唐友耕墓 唐友耕（约1830－1882 年），字泽波，云南大关县人。
16岁投军，性情剽悍，在平定李永和、蓝朝鼎起义中，锐勇无比。
咸丰十年（1860年）初，四川提督占泰阵亡，他在枪林弹雨中将其尸体夺回。
7月，在名山阻击战中，他身负重伤，几濒于死，幸得部下救回。
伤未痊愈，又率部与湘、川诸军平定了李、蓝起义，他也从千总升为副将。
同治元年（1862年），升任重庆镇总兵。
随后，唐友耕率各路清军沿长江布防，阻击自湖北人川的石达开部，激战年余，在大渡河畔击败石达开。
被擢为云南提督，衣锦还乡。
光绪六年（1880年）调任四川提督。
1882年死于提督衙署（今文化宫）。
墓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毁。
王光祈碑亭 在新生路四川音乐学院内。
王光祈（1892－1936年），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温江县鱼岛镇人。
1908年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同学有郭沫若、李颉人、周太玄等人。
1918年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
此后，他以一个青年人的幼稚，投身于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结果不到两年就一败涂地。
痛定思痛后，他决心脱离政治，远赴德国柏林学习音乐。
1927年春考人柏林大学音乐系。
1934年获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由于过度勤奋和生活拮据（完全以卖文挣稿费为生），终至积劳成疾，病入膏盲，于1936年月12日碎然逝世于德国莱茵河畔波恩医院，年仅44岁。
骨灰于1938年辗转运回成都1941年冬安葬于沙河堡花果村菱角堰侧。
1970年修建7436厂子弟校，墓被掘，仅存墓碑。
碑文为：“温江王光祈乡生之墓”，民国三十年冬立。
1983年10月，墓碑迁至四川音乐学院，并建碑亭妥善保护。
广福桥 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云：“广福桥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修，嘉庆十六年（18月11年）重修，民国十二（1923年）培修，原为石材平式。
”光绪年间翰林院侍讲学士颜楷曾为此桥题名，镌刻石碑立于桥侧，今佚。
儒林祠 位于簇锦镇。
民国七年（1918年）建。
洞内供奉着清末四川国学大师刘沅（1768－1855年，字止唐）身着清朝官服塑像。
据1929年出版的《清史稿·儒林列传·刘沅传》记载：刘24岁中举人，嘉庆十八年（1813年），他从双流县柑梓乡三圣村（旧名云栖里）祖宅移居成都南门纯化街（又名三巷子，1959年修建锦江宾馆时拆除殆尽）。
新宅院中有株百余年老槐树，浓荫掩映，雍穆恬静，刘遂名宅日“槐轩”。
此后四十二年，他一直在此讲学治学，主张儒、释、道三教同源。
门生弟子遍布西南各省，世称“槐轩学派”（简称“刘门”）。
其代表人物有颜楷、熊光提、刘威妍、刘威俊等著名学者，在近现代四川国学界（尤其是道教界）有深远的影响。
吴佩军、陈寅格、梁漱溟、蒙文通等国学大师皆服膺其学。
道光五年（1825年），清廷授刘文职正二品资政大夫（散阶），改国子监典簿，但刘沅一生淡泊功名利禄，不久即乞假还乡，咸丰五年（1855年）逝世。
民国时期，“槐轩”门额有清末翰林院编修伍肇龄所书“清儒林刘止唐先生第”，黑底金字，庄严肃穆。
簇锦镇的这座儒林祠，为簇桥地区“刘门”弟子所建。
1956年改为省物资局仓库，今已不存。
马家河 在今簇桥乡。
明末清初。
成都地区饱经战乱，十室九空，断墙残垣，瓦砾遍地，荒草妻姜，甚至出现了白昼老虎吃人的惨状。
一代英主康熙登基后，有感于四川人烟稀少，赤地千里，满目疮疾，乃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推行“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
当时有一马氏家族迁居于此，先后修建起了马家大院、马家石桥、马家坟园等，并有耕地二百余亩，成为当地唯一的大户。
流经此处的河段也被称为马家河。
铁佛庵 在今簇桥乡铁佛村。
原名永兴庵，始建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
明末毁于兵，清康熙初年（约1680年）重建。
三重大殿加上林园，共占地15亩。
大雄宝殿供有铁铸释迹牟尼佛枷趺坐像一尊，高一米五左右，面部涂金，庄严慈祥。
佛座为莲花形，与佛像铸为一体，重约1500公斤。
民国年间所修之《双流县志》云：“铁佛系明万历十三年余成杨铸。
”1951年2月，铁佛被砸毁，1957年，庵改建为小学。
龙井村 位于簇锦镇北。
原有两口并排的古井，东西相距20余米，传说是龙的两只眼睛，故名。
1961年两井均被填。
凉水井 位于簇锦镇西南5华里交通要道旁。
井水甘醇爽口，炎炎夏日，行旅之人汲饮之，凉沁心身，故名。
白塔寺与九眼桥 白塔寺始建于宋，元初毁于战乱。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四川布政使余一龙建洪济桥（即九眼桥，“宏”为“洪”之讹）时，于桥南东侧建回澜塔，高约十级。
后又于塔旁建寺，名回澜寺。
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入蜀，拆除此塔。
又二年，成都全城均毁，寺亦无存。
故民谣曰：“造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桥是弓，塔是箭，一箭射到金銮殿。
” 九眼桥全长120米，是锦江上最大的石拱桥。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川总督李世杰重修此桥，1992年拆除，建为立交桥。
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川总督开泰重建回澜寺，并于寺之东侧建三层亭式楼阁曰同庆阁，俗呼为白塔，回澜寺也被称为白塔寺。
相沿成习，遂为街名。
1945年因附近棚户失火，殃及寺塔，毁于一旦。
街东原为一大片乱坟岗，丛葬1935年四川军阀混战中的死亡士兵。
1953年平整，辟为望江路，直抵望江公园大门口。
致民路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辟新南门（当时称复兴门），后始建此路，取“致民以治”之义。
其时国内难民蜂拥而至，政府欲建一新村予以安置，初步规划是从东到西以两位数之序次命名街道，即十一街、十二街、十三街、十四街、十五街、十六街，皆横贯致民路、龙江路、新生路三条平行的新村干道。
1954年后，省交通厅在十三街建四川客车厂，生产“峨嵋”牌客车，此街即消失。
新南路 1938年建成时名西北路，当时路两旁皆农田菜圃，小桥流水，属难民新村街道。
1966年更名为红星南路。
1981年地名普查调整时始改今名。
当时路宽仅9米，1996年拓宽成40米6车道水泥路面的高等级公路。
安顺桥 旧名长虹桥，为木结构风雨廊桥，长60米，宽3米，建于清康熙初年（约1680年）。
乾隆十一年（1746年），华阳县令安洪德重修，并题匾“安顺桥”。
1947年7月初，成都遭遇特大洪水，全城尽成泽国，安顺桥被冲毁。
灾后砌石为墩，架木为桥。
1996年建为钢筋混凝土拱桥。
文昌宫 位于簇锦镇东南1公里处之文昌村，系道观，建于明代，奉文昌帝。
在我国古代民俗信仰中，文昌帝君为学问、文章、科举士子的守护神，主人间寿夭祸福，官禄升迁。
明代，“天下学宫皆立文昌祠”。
该宫所供文昌帝君塑像，雍容慧颜，座下驾白驴，有天聋、地哑二位神童陪侍。
1953年，宫拆像毁，仅存地名。
南桥 位于簇桥乡南桥村与沈家桥村交界处，建于清康熙初年（约1677年），系古拱桥。
枯水季节，拱顶距河面5米左右，跨度3米，桥宽5米。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重修。
故老相传，在桥右30多米外原建有高约5米的牌坊，上面长有一棵灵芝草。
民国九年（1920年）牌坊拆毁。
桥西侧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建川主庙一座，供奉李冰父子塑像，今俱不存。
灵官楼 位于簇锦镇中段，楼分上下两层，高8米，供奉沉香木所雕王灵官坐像一尊。
像高1．2米，红脸虬须，金甲赤袍，三目怒视，左手持风火轮，右手举鞭，一幅镇妖降魔的威武气魄。
楼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为当地黎民百姓集资建造，以镇风水，消灾灭祸。
楼下屋内有石碑，刻有建楼年月和捐款人姓名。
1965年“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楼拆像毁，遗址后建为簇桥乡工商行政管理所。
望锦桥 位于簇锦镇场尾，距观音口约百米处，建于清康熙初年（约1681年）。
桥为石拱桥，跨度3米。
桥东右侧立有石碑一通，高2米，宽1．5米，记述建桥经过及年月，今佚。
1962年将桥面加宽。
皇坟 位于簇桥乡沈家桥村西藏昌都运输公司成都转运站右后侧，东临郭家碾，西为平地，北濒川藏公路，南为田野。
坟包高出地面10余米，南北长约12米，东西宽约9米。
1965年由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发掘，出土一石碑，上书“何公之墓”，文物则有金银首饰、陶俑、陶器等。
描写扶助的成语
阿斗太子 阿斗：三国蜀汉刘备之子刘禅的小名。
此人庸碌无能，虽有诸葛亮等人全力扶助，也不能振兴蜀汉。
指懦弱无能的人 出处：高阳《胡雪岩全传·灯火楼台》：“丈夫是个阿斗太子，哪怕你是诸葛亮，也只好叹口气。
” 按强助弱 按：抑制。
抑制强暴，扶助弱小 出处：春秋·齐·管仲《管子·霸言》：“按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定危。
” 八方支持 形容各方面都支持、援助。
八方支援 形容各方面都支持、援助。
奔走之友 指彼此尽力相助的挚友。
出处：《后汉书·党锢传·何顒》：“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
” 博施济众 博：广泛；济：救济。
给予群众以恩惠和接济。
出处：《论语·雍也》：“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
” 锄强扶弱 铲除强暴，扶助弱者。
出处：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此等锄强扶弱的事，不是我，谁人肯做
” 打抱不平 遇见不公平的事，挺身而出，帮助受欺负的一方。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五回：“气的我只有替平儿打抱不平。
” 定倾扶危 倾：危。
扶助危倾，使其安定。
指挽救国家于危难之时。
出处：汉·恒宽《盐铁论·备胡》：“古者明王讨暴卫弱，定倾扶危，使小国之君悦；讨暴定倾，则无罪之人附。
” 扶倾济弱 倾：倒塌，这里指遇到困境的人。
扶助困难的人，救济弱小的人。
出处：元·王子一《误入桃源》第四折：“你若肯扶倾济弱，我可便回嗔作笑，一会价记着想念着。
” 扶弱抑强 扶助弱小，压制强暴。
扶危定乱 扶助危难，平定祸乱。
出处：清·褚人获《隋唐演义》第八十三回：“能识人，能爱人才，能为国留得那英雄豪杰，为朝廷扶危定乱。
” 扶危济急 犹扶危济困。
出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鎌田诚一墓记》：“君以一九三○年三月至沪……中遭艰巨，笃行靡改，扶危济急，公私两全。
” 扶危济困 扶：帮助；济：搭救，拯救。
扶助有危难的人，救济困苦的人。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全传》第五十五回：“素知将军仗义行仁，扶危济困，不想果然如此义气。
” 扶危救困 对处境危急、困难的人给以救济帮助。
出处：元·无名氏《魏徵改诏》第三折楔子：“今日个扶危救困休辞惮，疾便的牵战马上雕鞍。
” 扶危拯溺 溺：落水。
扶助危难者，救起落水者。
比喻尽力救助别人的危难。
扶正黜邪 扶助正道，除去邪恶。
出处：汉·蔡邕《对诏问灾异》：“圣意勤勤，欲清流荡浊，扶正黜邪。
” 积善成德 善：善行，好事；德：高尚的品德。
长期行善，就会形成一种高尚的品德。
出处：《荀子·劝学》：“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 积善余庆 积：积累；善：善事；余庆：指先代的遗泽。
积德行善之家，恩泽及于子孙。
出处：《周易·坤》：“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 急公好施 指热心公益，乐于施舍。
急公好义 急：急于。
热心公益，见义勇为。
出处：汉·刘向《新序·节士》：“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为人也，公正而好义。
” 急人之困 热心主动帮助别人解决困难。
出处：《史记·魏公子列传》：“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
” 急人之难 热心主动帮助别人解决困难。
出处：《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
”《史记·魏公子列传》：“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
”
文昌帝君发源地在什么地方
帝来历：文昌原是天上六星称，即文昌宫。
一说在北斗魁前，一说在北左。
六星各有星名，称上将、次将、贵相、司命、司中、司禄等。
文昌封为帝君，并且又称梓潼帝君，当是元仁宗时之事。
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年)封梓潼神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
梓潼神与文昌神合为一神。
《明史》的《礼志》称，「梓潼帝君，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殁，人为立庙祀之」。
张亚子即蜀人张育，东晋宁康二年(374年)自称蜀王，起义抗击前秦苻坚时战死。
后人为纪念张育，即于梓潼郡七曲山建祠，尊奉其为雷泽龙王。
后张育祠与同山之梓潼神亚子祠合称，张育即传称张亚子。
唐玄宗入蜀时，途经七曲山，有感于张亚子英烈，遂追封其为左丞相，并重加祭祀。
唐僖宗避乱入蜀时，经七曲山又亲祀梓潼神，封张亚子为济顺王，并亲解佩剑献神。
宋朝帝王多有敕封，如宋真宗封亚子为英显武烈王，宋光宗时封为忠文仁武孝德圣烈王，宋理宗时封为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
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年)敕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
于是梓潼神张亚子遂被称为文昌帝君。
忠主孝亲：文昌帝君除有抗击战死、忠主救民之功绩外，《梓潼帝君化书》称，张亚子「生及冠，母病疽重，乃为吮之，并于中夜自割股肉烹而供，母病遂愈。
后值瘟疫流行，梦神授以《大洞仙经》并法箓，谓可治邪祛瘟，行之果验」。
因此，文昌帝君也是慈祥孝亲的楷模。
成书于宋元时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列举古代士人行善得福的事例，说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的因果报应，劝人行善积德。
文章司命：《文昌帝君阴骘文》称，文昌帝君曾七十三次化生人间，世为士大夫，为官清廉，从未酷民性烈，同秋霜白日之不可侵犯。
「济人之难，救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
因此，天帝命文昌帝君掌天曹桂籍文昌之事。
凡世间之乡举里选，大比制科，服色禄秩，封赠奏予，乃至二府进退等等，都归文昌帝君管理。
奉祀：元明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规模化和制度化，对于文昌帝君的奉祀也逐渐普遍。
各地都建有文昌宫、文昌阁或文昌祠，其中以四川梓潼县七曲山的文昌宫规模最大。
一些乡间书院和私塾也都供奉文昌神像或神位，其间虽时有兴废，但因文章司命，贵贱所系，所以一直奉祀不衰。
旧时每年二月初三日为文昌帝君神诞之日，官府和当地文人学士都要到供奉文昌帝君的庙宇奉祀，或吟诗作文，举行文昌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