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关于湖湘文化的35首古诗和古文
湖湘文化—人文历史—诗词中的长征 长征，给予了极具诗人气质和才华的丰富的创作源泉，他用7首诗词记录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伟大远征。
1935年3月中旬，第三次渡赤水的前夜，来到机要科。
此时的红军主力正在遵义地区的长干山和枫香坝寻歼贸然跟进的川军。
“毛主席突然用湖南话特别大声地朗诵起来：长干山……枫香坝……看得出来毛主席心情非常好。
”当时就站在身后的机要参谋杨初振回忆说，长征中，经常来到杨初振所在的机要科，守着电话指挥作战。
在杨初振的记忆中，抽烟很凶、诗意很浓。
不过，长干山和枫香坝之战并没有如期打响。
否则，在诗词中，也许还会增加一首关于长干山和枫香坝的传世之作。
踏上征程，深沉悲壮励军心 从广西的老山界到贵州骷髅山，直至红军占领遵义，挺进黔、滇、川，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中，以“山”为题，写成《十六字令三首》。
从这三首小令中，可以很明晰地看到红军战略局势的细微变化：脱离湘江，红军“快马加鞭未下鞍”，一路急进，企图摆脱四面被围的局面；贵州境内，与数十万敌人艰苦鏖战，“倒海翻江卷巨澜”，撕破多路军阀布下的口袋阵，“万马战犹酣”；遵义会议后，重掌红军指挥权，再次以剑喻山，挥师北上，“刺破青天锷未残”，大显“天欲坠，赖以拄其间”的擎天豪气。
“那段时间是红军很危难的时刻，如果没有同志的正确领导，红军可能走不到大渡河就已经全军覆灭了。
”时任中央军委电台党支部书记的老红军戴镜元回忆说。
二渡赤水后，红军突然回师攻占桐梓，夺取娄山关，二占遵义城，一口气吃掉了王家烈8个团和吴奇伟两个师。
参加了夺取娄山关战斗的老红军王道金回忆说：“瘪了好久的子弹袋，这下全都装满了。
” 1935年2月28日傍晚，登上了激战后的娄山关，酝酿了这首《忆秦娥·娄山关》。
但战斗的胜利并未让他高兴起来，由于土城战斗的失败，使中央红军未能按计划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数十万敌军仍然尾随其后。
1958年，在这首词的注解中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也许，这就是当时鼓舞士气的一种期望
摆脱“围剿”，大气磅礴写春秋 直到1935年秋，沉郁的心情才有所缓解。
9月，中央红军主力已经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正穿行在海拔4000多米的岷山，向甘陕地区挺进。
“当时已经走出了草地，看得到胜利的希望了，大家的心情都是不错的。
”老红军黄家祥回忆道。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密谋华北事变，国内“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越来越高。
显然已开始谋划全民族抗战了。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 在这首想像奇特、意境雄伟的《念奴娇·昆仑》中，起句大气，再现当年意气风发之势，让人不由想起若干年后他那句大手一挥的惊世之言：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昆仑：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在这首词的注解中这样写道。
1935年10月1日晚，通渭县城的文庙小学里，油灯如豆，中央红军干部大会在文庙小学召开。
第二天，他们将继续北上，寻找陕北红军并创建根据地。
在会上对第二天的行动做了动员，还高声朗诵了那首千古绝唱——《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 “毛主席朗诵完诗后，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老红军胡安吉回忆说。
可能连也没有想到，14年后的同一天下午，他将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的成立。
立足陕北，壮志情怀绘江山 海拔2928米的六盘山，是红军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座障碍。
这对于一支正在走向胜利的部队，已经不在话下。
天高云淡雁南去，红旗漫卷六盘山。
在猎猎红旗下，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 也不知道在写完这首词后，有没有掷笔长笑
1935年10月21日，一场伏击战在吴起镇打响。
战斗以俘敌700人，缴获战马200匹而胜利结束，实现了不要把尾巴带入根据地的战斗目的。
当这场战斗的指挥员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前线回到指挥部，情绪激动地在一张作战电令纸上写下了《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 “山高路远坑深”——在战前签发的作战命令上，第一句话也是如此。
彭德怀看到诗词后，谦虚地把“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至此，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为期一年的艰难长征，开始在西北重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936年2月，一场大雪覆盖了莽莽秦晋，冒雪来到陕西省清涧县袁家沟。
面对眼前千里冰封的滔滔黄河，他登高远眺，引毫疾书，写下了旷世名作《沁园春·雪》。
而此时，那支经过长征锤炼的红色劲旅，正奉命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向着抗日最前线疾进。
关于湖湘文化的诗句
湖湘文化—人文历史—诗词中的长征 长征，给予了极具诗人气质和才华的丰富的创作源泉，他用7首诗词记录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伟大远征。
1935年3月中旬，第三次渡赤水的前夜，来到机要科。
此时的红军主力正在遵义地区的长干山和枫香坝寻歼贸然跟进的川军。
“毛主席突然用湖南话特别大声地朗诵起来：长干山……枫香坝……看得出来毛主席心情非常好。
”当时就站在身后的机要参谋杨初振回忆说，长征中，经常来到杨初振所在的机要科，守着电话指挥作战。
在杨初振的记忆中，抽烟很凶、诗意很浓。
不过，长干山和枫香坝之战并没有如期打响。
否则，在诗词中，也许还会增加一首关于长干山和枫香坝的传世之作。
踏上征程，深沉悲壮励军心 从广西的老山界到贵州骷髅山，直至红军占领遵义，挺进黔、滇、川，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中，以“山”为题，写成《十六字令三首》。
从这三首小令中，可以很明晰地看到红军战略局势的细微变化：脱离湘江，红军“快马加鞭未下鞍”，一路急进，企图摆脱四面被围的局面；贵州境内，与数十万敌人艰苦鏖战，“倒海翻江卷巨澜”，撕破多路军阀布下的口袋阵，“万马战犹酣”；遵义会议后，重掌红军指挥权，再次以剑喻山，挥师北上，“刺破青天锷未残”，大显“天欲坠，赖以拄其间”的擎天豪气。
“那段时间是红军很危难的时刻，如果没有同志的正确领导，红军可能走不到大渡河就已经全军覆灭了。
”时任中央军委电台党支部书记的老红军戴镜元回忆说。
二渡赤水后，红军突然回师攻占桐梓，夺取娄山关，二占遵义城，一口气吃掉了王家烈8个团和吴奇伟两个师。
参加了夺取娄山关战斗的老红军王道金回忆说：“瘪了好久的子弹袋，这下全都装满了。
” 1935年2月28日傍晚，登上了激战后的娄山关，酝酿了这首《忆秦娥·娄山关》。
但战斗的胜利并未让他高兴起来，由于土城战斗的失败，使中央红军未能按计划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数十万敌军仍然尾随其后。
1958年，在这首词的注解中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也许，这就是当时鼓舞士气的一种期望
摆脱“围剿”，大气磅礴写春秋
湖湘文化在近代经历了怎样的转型
从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开始，以英国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近代。
近代是中国备受列强凌虐、奴役和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谋求独立，向西方学习，努力奋起从而使自己走上近代化的历史。
近代化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化。
看中国是否走上近代化主要就是看其是否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新文化，换言之亦即是否脱离了封建主义的旧文化。
中国的资本主义新文化由于中国自身特殊的历史条件，并非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内产生，而是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由西方传播和移植过来的。
因此，考察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应以西方文化的输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汇作为标志。
进而言之，倘若仅有西方文化的输入而没有对于这种文化的受容，那还不足以表现文化近代化的特征。
只有当两种异质的文化彼此冲突融汇，原来的文化在此中发生变异，不再保持原来的面目，而是朝向新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才能意味着近代文化的开始。
（《论湖湘文化的近代化开端及其标志》，《湖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
）运用这个标准审视鸦片战争发生后的湖湘文化，我们就会发现其近代化的起点不能与沿海地区划等号。
至少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湖湘文化还没有走向近代化。
首先，从中西文化冲突融汇的视角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只有排斥，没有受容。
排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西教加以排斥。
最早传入湖南的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
据载在清雍正之前，衡阳与湘潭两地即建有天主教堂。
太平天国期间，湖南境内的天主教堂“相当可观”。
1860年《天津条约》订立，中国允许传教士入内地合法传教，湖南就更多传教士的足迹。
可是这种西教文化并不能在湖南立足生根，它遭到了湖南人的强烈抗拒。
从1860年开始，湖南反教排外的风气极盛。
凡有传教士涉足之处，如湘潭、衡阳、永州、岳州、长沙、常德、武陵、龙阳、石门、桃源、临湘等地，都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反教排外事件。
据统计，从1860年到甲午战前，湖南的大小教案多达数十起，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这些教案或是焚烧教堂、驱逐教士；或是发布攻击性的揭贴和漫画，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周汉反洋教。
周汉，湖南宁乡人，曾随陕甘总督刘锦棠前往新疆，在左宗棠的湘军营中帮办军务，后擢升陕西候补道。
可说是位有功名的封建营伍之士。
他反洋教主要采取漫画与歌谣的形式，将外国教士画作“猪精”，称天主教为“天猪教”，指责其“伤天理”、“灭天伦”。
可见他反洋教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的“圣道”和“崇正黜邪”，并非自发与盲从。
他在狱中的供词且自称：“我中国自古奉行周公孔子之教，我大清定鼎，未有改也”，“忠臣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
（《周汉与反洋教斗争(附供词》，《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周汉的反洋教反映了当时传统的湖湘文化所蕴含的强烈内凝力，这种内凝力对于来自西方的异教文化，概加排斥，绝不受容。
同样的例子，在曾国藩身上也可以看到。
曾国藩组织湘军对抗太平天国，打起的便是一面“卫道”的旗帜。
针对太平天国搬来基督教文化的某些内容，亵渎孔子，崇奉上帝，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相背离，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就抓住这一点大加指责。
说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不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全集·文学》卷3。
）在这里，曾国藩的卫道与周汉的卫道，本质上并无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对抗太平军，不单是军事上的抗争，也是一场“文化绝续之战”，争战的结局，太平天国失败了，在中国、在湖南，是封建正统的儒家文化得以确保。
这种“正统的”文化中心，被曾国藩不自觉地从北京搬到了湖南。
二是对于西方的一切新事物和新观念也一概加以排斥。
这里可以略举几例。
一是湘省行轮。
早在1866年，湘阳人郭嵩焘上书总理衙门，主张在湘省制造火轮，“以分洋人之利”。
1879年郭出使英法卸任归里，“以开设口岸、广通商务，为兴湘之第一义”。
（《戊戌变法》(三)第376页。
）并筹集资金，创议行轮于湘鄂间。
不意竟遭到湘人极力反对。
湘人认为轮船一开，会将外国人引入内地，民船也会因此而生涯尽失，故众口一词，指郭为“二毛子”。
同官刘锡鸿还上奏弹劾，致使郭议败于无成。
直到甲午战后，其它一些河海交通之区，如苏、浙、赣等省，早已兴办内河行轮了，然而当湘绅向湖广总督张之洞作恳切请求时，张仍以“湘省风气未开，易滋事端”为词，不予批准。
（《张文襄公全集》卷218。
）后经反复商请，始同意与鄂省合办。
二是1872年6月，曾国藩病殁金陵，其柩由轮船运抵长沙，官绅大哗，反对轮船入境。
曾为同治中兴贵宦，尚且如此，足见湖南守旧风气之强锢。
这种风气，甚至到了甲午战前的两年，尚未减弱。
据载1892年，湘鄂间架设电线，电杆树立后，澧州县绅民疑电线为洋人所设，群起将电杆毁折，终于迫其停工。
故在西方传教士眼中，湖南好比《圣经》“创世纪”中一再提及的“铁门之城”伊塔——一个拒绝文化洗礼薰陶的地方，认为湖南之于中国，有如拉萨之于西藏，是禁地中的禁地，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
当时舆论界这样评述道：“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为天下之良法，更未知新法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见，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设立之电杆，竟敢拔而投诸之火，种种乖僻，皆自困之道也”。
（《万国公报》第90卷(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以上便是甲午战前湖南对于西方文化所表现的态度。
其次，从文化的各个层面来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没有发生变异，仍属于封建的传统文化形态。
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
狭义的文化仅指观念形态，广义的文化则包括物质的、制度的、社会心理的三个层面。
物质文化是文化的表层结构，它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相联系，包括物质或器物的创造。
可是在甲午战前，湖南没有出现任何资本主义的新式工、矿、交通、邮电等，社会经济依然故我。
人们的物质生活及其环境，基本没有改变。
社会心理文化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它表现人们的内心生活、观念形态及其社会习俗。
可是在甲午战前，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其社会心理，如同前述，对于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完全表现出排斥和抗拒的态度。
在学术、文艺、史地等各精神文化领域的建构，依然没有脱去传统的规范。
士大夫多崇尚心性理学，或沉湎于考据训诂。
虽然有一部分人倡导经世致用，这本来可以成为中西文化的一个汇合点，但由于人地所限，以及对于西方文化的拒不受容，所谓经世之学，也依然不能突破儒学的藩篱。
至于思想的传播工具及其各项辅助设施，诸如近代化的新闻、出版、印刷及其公共图书事业，也一概全无。
介于物质与心理文化之间的是制度文化，它反映人们的集体生活。
可是在甲午战前，社会各项制度也丝毫未曾注入资本主义文化的新鲜血液。
以教育一项论，除了部分经世派对于科举制度有过批判，少数人进行过书院改革的某些尝试之外，真正能够体现资本主义文化设施的新式学堂，则一所都未出现。
自然更谈不上政制、法制、兵制等各个方面的变迁了。
总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其各个层面都没有超越传统文化的氛围。
传统的湖南社会以丰衣足食为满足，以奉行“三纲五常”为止境，士大夫以文风自豪，百姓以知就义为足。
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自我中心”社会。
但凡自我中心者，排外自必强烈。
当然，造成这种自我中心的原因有许多，诸如地理环境、地方民族性格等等。
但尤为贴近和明显的一个因素，则为湘军的兴起与功成。
曾国藩以儒教治军，打败太平天国，使儒家传统得以确保，这就给湖南人带来了高度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因而也使其滋生一种虚骄狂妄之气。
陈宝箴谓：“自咸丰以来，削平冠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
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所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49页。
）皮锡瑞也称：“湘人尚气，勇于有为，而气太盛，则不能虚衷受益”。
（皮锡瑞《伏师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
）此便是对于自我中心，湖南人的典型概括，又何尝不是对于传统的湖湘文化的概括呢!在这种狂妄的自我中心意识流的作用下，外界发生种种变故，湖南人皆不屑一顾，仍自抱残守缺。
无怪乎有人这样评论：“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
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
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
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于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
（张明园《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湖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131页。
） 也许有人会说，甲午战前，湖南不是出现过几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之士吗?如魏源、郭嵩焘、曾纪泽，甚至曾国藩也办过洋务。
诚然，这都是客观事实。
但人们也应看到，他们虽是湖南人，而他们的新思想却不是在湖南产生的。
同时他们的思想和言行，也基本上没有对于甲午战前的湖南产生过作用和影响，更谈不上改变传统的湖湘文化结构和促使它向近代化过渡。
他们当时或是不为湖南人所闻，或是受湖南人排斥。
他们真正受到湖南人推崇并成为湖南人的骄傲，那恰恰是甲午战后的事情。
要言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没有与西方文化发生交汇，仍属于典型的传统文化结构。
甲午战后：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湖湘文化——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之二 湖湘文化的近代化是从甲午战后才开始起步的。
具体说是在甲午战后的湖南维新运动中，湖南才一反甲午战前的那种守旧排外的格局，对于西方文化开始受容，并进行了各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模仿和创制。
为什么直到甲午战后，传统的湖湘文化才开始发生变化?这是新的时势和环境造成的。
有些学者只注重从思想背景的角度解释这种变化，突出王夫之、魏源等人的思想影响在个中作用。
我们不否认传统的湖湘文化与近代湖湘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但却不认为思想背景是引起湖南变的最主要的因素。
之所以如此强调，即是说，倘若没有这层思想背景，在某一特定的外部条件的作用下，湖南也是要变的。
这一外部条件就是中日甲午战争。
是役，老大的中国居然被小小日本给打败了，而湘抚吴大徵还亲率了一批湖湘子弟参与对日作战。
昔日不可一世的湘军，如今居然不堪一击，这对于“自我中心”的湖南人来说，是一股强刺激。
如果说过去的湖南人曾因为湘军所带来的荣耀而自我陶醉，以致于守旧排外，那么这种荣耀一经扫地，湖南人就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
谭嗣同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
（《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8页。
）虚骄之气既灭，虚衷受益才有可能。
当时湖南人多以日本做榜样。
日本所以打败中国，是因学习西方有成效，因此湖南人也就对于“西学”产生兴趣。
谭嗣同的前后变化很可以说明这点。
1895年，他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
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
“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
设身处境，机牙百出。
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
（《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8页。
）所谓“舍己从人取于人”，所谓“画此尽变西法之策”，表现出一种异于甲午战前的崭新姿态。
甲午战后，一大批湖南人，就是抱着这种姿态，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挣脱出来，在陈宝箴、江标、徐仁铸、黄遵宪等湘省官吏的支持下，在梁启超等几位康门弟子的帮助下，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从而将湖湘文化推向近代化的进程。
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首先表现为传统的观念形态发生变革。
为了破除甲午战前湖南守旧排外的格局，湖南维新派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开民智”与“倡西学”。
传统的湖湘文化以自我封闭为其特征。
自我中心的顽固之士抱着一种“普天之下，惟我独尊”，“舍我之外，必无教化”的观念。
维新派将其指为“井蛙”和“夏虫”。
井蛙不知天，夏虫不知冰。
邵阳人樊锥写成《发锢》一文，抨击顽固派“不揽星球，则曰世界之宏”。
（《湘报》，1898年4月19日，第38号。
）告诫守旧人士在湖南和中国之外，尚有一个浩渺无垠的宇宙，宇宙中有无数星球，而我“仅据其一”，这“其一”之中，又有万国万教相列，“相犄相角，相抵相吞”，“宗旨岔出，言论横塞”。
世界既如此之大，万国万教相列如此之多，又何可“唯我独尊”?针对守旧者将儒家文化奉为至高无上的“天理”，把西方文化视作非天理的异端邪说，樊锥驳斥说：“以天之理，不以是者理，非者不理也。
世界之是非，皆理也”。
“自然之性，欧亚相合，乌得以我独有天，彼独无天乎?又乌得以我之天独是，彼之天独不是乎?”他认为“天理”并非儒家所独有，天理即世界之公理!“天之于生，无非一也，一也者，公理焉；公理也者，平等焉”。
故西方文化应与中国文化平等相视。
所谓“一人孤生不成其为人，一国孤据不成其为国，一洲孤立不成其为地球，一筋一血一丝一络不成其为身，故一教不成其为世界也”。
（《湘报》，1898年4月19日，第38号。
） 二是宣场“中体西用”与“西学中源”说。
对于西学合法地位的认定，必然导致维新人士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从而权衡轻重，判定优劣，决其取向。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维新人士之间存有差异。
大部分维新人士，特别是在维新运动初期，通过比较，还只能对于西学中的“西艺”加以接受，即学习两方科技，进行器物文化的创造。
他们并不认为“西政”，即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优于中国。
因此他们奉行从60年代开始作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为指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还不能变。
湖南新政中的两项重要设施——南学会与时务学堂，便都是以“中体西用”为其宗旨。
皮锡瑞主讲南学会时，屡次宣称：“中国自有教旨学派，二千年来信从已久，岂能尽弃其学，全仿西学?”（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
），由于奉行这种宗旨，于是便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许多维新人士在会通中西文化时，几乎都将西方文化说成是由中国文化派生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说。
如唐才常解释湖南创设保卫局时这样说：“今西国有警察部，无不与《周官》暗合。
《传》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记》曰：‘礼失求野’。
吾能取其法，还之中国，斯可认上对古人，下慰民心。
”（《湘报》，1898年3月8日第2号。
）为何甲午战后，不少人已醉心“西政”，而湖南则还依然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层次上?试言之，一是湖南开风气较晚，它本身没有经历洋务运动这个阶段，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还不能超越这个层次，甲午战后欲“毕其功于一役”，一时尚难办到；二是中央的官方文书中还只标榜“中体西用”，主持湘省新政的官员尚不敢有所逾越而去承担风险；三是维新人士为减少新政阻力，需要尽可能将中西文化的畛域消除。
所谓“西学中源”说，对于部分维新者讲，实际上也隐寓着以维护传统的形式来打破传统的用意。
三是宣传“西政”并与保守派斗争。
尽管多数人奉行“中体西用”，然而也有少数激进的维新人士，在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后期，旗帜鲜明地从“西艺”层面升华到了“西政”的高度。
谭嗣同是其中突出的一员。
他指责主张“西艺”者，是对西方“政令法度之美备曾未梦见”，认为中国变法应当从学习西方的政令法度入手，这就需要改变中国的“体”，即封建的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
他指责封建君主为“窃国大盗”，指责三纲五常是“惨祸烈毒”。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
）其他还有一些激进派亦有同样的批判。
在批判的同时，他们大倡西方的平等思想与民权学说。
谭嗣同认为封建社会颠倒了君民关系，应当是“民本君末”，“君权民授”，“主权在民”。
他说：“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者，只有朋友一伦。
“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
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梁启超在时务学堂面对青年学子的讲学中，更是大张其说。
他们将封建文化的“体”批驳得体无完肤，成了传统文化的叛逆者。
甚至他们中的个别人士，还主张全盘西化。
樊锥有“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的言论；（《湘报》，1898年4月2日第24号。
）易鼐有“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的主张。
（《湘报》，1898年3月29日第20号。
）由此可见，封建的伦理观在他们思想上已发生变革，继之由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观所取代。
正因为这样，才招致守旧人士，也包括停留在中体西用层次上的一批人的反对。
湖南维新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场斗争，史学界称之为新旧之争(其实应当是“体用之争”，或者说是“西艺”与“西政”之争)，便是由此而生的。
在这场斗争中，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激进的维新派面对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反对派的猖狂进攻，毫不退却，生死以斗，甚至以“杀身灭族”相劝勉，充分表现出一种冲决罗网的献身精神。
总之，甲午战后经过维新派的积极宣传和努力，人们的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与传统的观念发生了变革和离异，这种变革、离异，成为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其次，维新派以变革后的新思想和新形式，开创了湖湘文化近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这种新局面的开创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开设学堂。
几乎所有的维新派，都提出了废科举、兴学校的要求。
湖南时务学堂的设立，成为湖南省第一所近代化学校。
课程设置除了经史，增设了不少西学课目，如格算、公法、外国史志等。
省城还设立了近代化的专门学堂——武备学堂，采用西法培养新式军官。
全省各地都纷纷改变旧的教育体制，标志着湖南近代教育的开创。
二是举办学会。
省城设立南学会，成为湘省“开民智”的领导中心。
遇有地方重大事情，均由此会讨论，提出办法，供省当局采纳。
南学会定期开讲学术、政教、天文、舆地，听讲者可自由发问辩难，为人们提供了思想与言论交流的场地。
全省各地不仅有南学会分会，还设立了其他各种学会，如校经学会、明达学会、致用学会、延年会、群萌学会、任学会、湖南不缠足会、三江学会、兴算学会、法律学会、公法学会、质学会、戒鸦片烟学会等等。
各学会开展各项活动，移风易俗，蔚成一种新的社会风尚。
其中尤以湖南不缠足会与长沙延年会成绩显著。
不缠足会旨在破除妇女缠足陋习。
它的入会章程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
谭嗣同撰《不缠足会嫁娶章程》还规定：“同会者可互通婚姻，婚姻从简，女方不得需索聘礼。
（《湘报》，1898年4月9日第30号。
）当时报名参加不缠足会者达一千数百人之多。
总会在长沙设立，衡山、新化等地还设立分会。
延年会则以树新风、除旧俗为主旨。
它的章程规定：无故不得请客，贺节贺喜及虚文酬答一律免除，严格遵守工作作息时间，办事讲求效率，并每天做体操。
（《湘报》，1898年4月9日第30号）。
三是推行市政管理措施。
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治安，湖南设立了保卫局。
这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警察机构。
它以“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为主旨。
（《湘报》，1898年4月9日第30号）。
除通缉罪犯，还清扫街道卫生，维持市内交通。
保卫局附设有迁善所，职责是收容和改造社会不法之徒，如骗、盗及流氓斗殴等，组织他们学习织布、缝纫、刻字、弹棉、制鞋等项技艺，使之释放之后，能有一正当职业谋生，不再危害社会。
四是建立各项近代文化设施。
为开风气、拓见闻，省城办起《湘学报》与《湘报》。
这是湖南最早的近代杂志和日报。
它们开设各项专栏，有奏疏、电旨、公牍、论说、省内外新闻、商务、杂事、外国时事等。
甚至还刊载每天市场商情、物价及各类广告，成为传递信息、沟通人们思想的重要工具，也成为宣传资本主义新文化与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园地。
当时，《湘报》上出现了一些用白话体写作的文章和诗歌，如皮嘉佑的《平等歌》、《醒世歌》；吴獬的《大家想想歌》等，语言通俗活泼，开创了文学的新形式，还出现了一些新史学以及运用西方自然科学解释天文、地理的文章。
《湘报》当时已经采用了最新的机器活字印刷技术，报纸日出一张。
湖南近代的新闻、出版、印刷事业由此开创。
南学会还设有藏书楼，也开湖南近代图书馆事业之先河。
五是开办近代新式企业。
包括设矿务局，用机器和新法开采各种矿藏；设和丰火柴公司，提供人们日常必需的用具；设宝善成制造公司，开办机器制造业；设小型发电厂，使长沙最早有了电灯照明；设电报局，架湘鄂间电线，使湖南最早有了电信业。
又开办湘鄂间的轮船营运；还筹建鄂汉铁路。
所有上述，表现了甲午战后的湖南，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社会心理文化，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标志。
湖湘文化大辞典 编委会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
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
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
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先后产生了理学鼻祖周子，主张经世致用而反对程朱理学的王夫之，以及“睁眼看世界”的魏源等一系列思想家，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
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
湖湘文化在历经先秦湘楚文化的孕育，宋明中原文化等的洗练之后，在近代造就了“湖南人材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无湘不成军”等盛誉。
代表人物 湖南之省，中国腹心之地，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占据非同一般之地位。
自春秋战国始，楚繁衍于斯，屈子赋辞，成就楚辞之不朽；长沙太傅，贾谊哀鹏，壮志未殇，定忧民爱国之情操；宋之程朱，创书院、传理学，集湖湘学派之大成；清之曾左胡彭，湘军突起，叱咤历史风云，赢的“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之称。
湖湘大地，人物风流之精神，文化精髓之传承，赢得中原文化之尊重，铸就中华文化之一脉。
楚荆之地，人杰地灵。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远古神炎传说，创华夏之文明，彪炳史册；汨罗江畔，屈子沉吟，赋《九章》而作《离骚》，忠贞深厚之爱国情操激励后人，留楚词文坛之圣地。
东汉蔡伦，史称其才学，又造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有功于中夏文化升降之迹，泽被后世。
唐之欧阳询与怀素，书法独辟蹊径，自成一家，成就楷书与草书之巅。
宋之周敦颐，设濂溪书院，孔孟之绝学始继，是为宋明理学不祧之祖。
胡安国、胡宏，一门两父子，承濂溪之学，融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合，卒开湖湘之学统。
弟承师学，张轼主持岳麓书院，授徒讲学，集湖湘学派之大成。
衡阳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蔚为一代宗师。
明清湖湘文化一脉相传，至近代，骎骎昌盛，英才豪杰辈出，不同的人才群体，各领风骚数百年。
鸦片战争前后之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地主阶级经世派人才群体，以陶澍、贺长龄、魏源为代表，主政事，倡改革，师夷长技以制夷，变法图强以自立，引领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之先。
太平天国时期之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湘军人才群体，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为代表，融合程朱理学之坚定信仰和经世务实之作风，勇当天下之责，声誉之大，功勋之著，成就晚清历史显赫之一页。
维新变法时期之清朝光绪年间，资产阶级维新派人才群体，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尽显前仆后继，不屈不挠之英勇斗争精神和无私无畏、锲而不舍之献身精神。
辛亥革命前后之清朝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以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为代表，自强不息、坚忍不磨、不畏艰险，引领历史潮流之前进。
五四运动后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以、蔡和森、刘少奇等为代，缔造新中国，神州大地别开生面换新颜，成就中国不朽之业，历史功绩，永垂不朽。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潇湘之地，山环水绕，古往今来，人文荟萃，湖湘人物人才遍及三湘四水、大江南北，人才之盛，称誉天下。
江河绵延，万古长流，在于不断地融汇百川的新流；文化传承，昌盛不衰，在于不断承旧开新的勇者。
湖南历代人才，披精沥沙，承旧革新，塑造湖湘人文精神之特质，引领湖湘文化之发展，于中国文化与历史之进程中功不可没。
不负“唯楚有才、于斯为盛。
”[3] 贺鹏、男、1966年3月生、湖南隆回人、199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7月参加工作，1988年7月湖南省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学学士。
现任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党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办公室副主任、综合组组长。
孙湘源为何是《湖湘文化大辞典》的副主编
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蒋翊武、焦达峰、黄兴、宋教仁、蔡锷。
辛弃疾的文言文
《宋史·辛弃疾列传》原文及翻译宋史原文： 辛弃疾字幼安，齐之历城人。
时虞允文当国，帝锐意恢复，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才，持论劲直。
以讲和方定，议不行。
留守叶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荐弃疾慷慨有大略。
召见。
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
盗连起湖湘，弃疾悉讨平之。
又以湖南控带二广，与溪峒蛮獠接连，草窃间作。
乃度马殷营垒故基，起盖砦栅，招步军二千人，马军五百人。
先以缗钱五万于广西买马五百匹，诏广西安抚司岁带买三十匹。
时枢府有不乐之者，数沮挠之，弃疾行愈力，卒不能夺。
经度费巨万计，弃疾善斡旋，事皆立办。
议者以聚敛闻，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罢。
弃疾受而藏之，出责监办者，期一月飞虎营栅成，违坐军制。
如期落成，开陈本末，绘图缴进，上遂释然。
时秋霖几月，所司言造瓦不易，问：“须瓦几何?”曰：“二十万。
”弃疾曰：“勿忧。
”令厢官自官舍、神祠外，应居民家取沟敢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属叹伏。
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
时江右大饥，诏任责荒政。
始至，榜通衢曰：“闲籴者配，强籴者斩。
”次令尽出公家官钱、银器，召吏民各举有干实者，量借钱物，逮其责领运籴，不取子钱，期终月至城下发粜，于是连樯而至，其直自减，民赖以济。
时信守谢源明乞米救助，幕属不从，弃疾曰：“均为赤子，皆王民也。
”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信。
帝嘉之，进一秩，以言者落职。
弃疾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有《稼轩集》行世。
成淳间，史馆校勘谢枋得过弃疾墓旁僧舍，有疾声大呼于堂上，若鸣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绝声。
枋得秉烛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声始息。
德祜初，枋得请于朝，加赠少师，谥忠敏。
（节选自《宋史·辛弃疾列传》，有删改）译文： 辛弃疾字幼安，山东历城人。
当时虞允文主持国政，皇上下决心要恢复失地，辛弃疾趁机论述南北形势以及三国、晋、汉的人才，所持观点强硬而直露。
因为讲和刚刚成定局，（所以）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留守叶衡平素很器重他，叶衡入朝为相，极力向朝廷推荐，说辛弃疾胸怀大志，有深谋远虑。
皇上就召见了辛弃疾。
不久，辛弃疾担任了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
湖湘地区盗贼四起，辛弃疾都讨伐平定了他们。
又因为湖南连着两广，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相接，草寇作乱之事时有发生。
辛弃疾就丈量原先马殷营垒的房基，修建新的营垒，准备招步兵两千人，马军五百人。
先拿铜钱五万在广西买了五百匹马，皇上又下诏命令广西安抚司每年捎带买三十匹。
当时枢府有不愿做这件事的，便屡次阻挠他，辛弃疾干得反而更加卖力，最终也没有改变他的想法。
（虽然）各种费用上万计，（但）辛弃疾善于斡旋，事情都能马上解决。
进谏的人把辛弃疾聚敛财富的事上奏给了朝廷，朝廷就下发了御前金字牌，让他日落的时候停止工作。
辛弃疾接到后把它藏了起来；出去严责监办的人，限期一个月建成飞虎营栅，超过期限就要按军法治罪。
飞虎营栅如期落成，辛弃疾上书陈述事情的经过，画好图纸呈给皇上，皇上于是消了气。
当时连续下了几个月的秋雨，有关部门说造瓦很困难，辛弃疾问：“需要用多少瓦?”回答说：“二十万。
”辛弃疾说：“不用担忧。
”命令厢官除官舍、神祠之外，动员居民每家献出沟敢瓦两块，两天不到就备齐了，僚属都叹服。
军队建成，雄镇一方，是江上各部队中最好的一支。
当时江西一带发生严重饥荒，皇帝命令辛弃疾督办赈灾事务。
刚到灾区，辛弃疾就在大路边张榜说：“囤积粮食的流配，强买粮食的杀头。
”接着下令拿出公家全部的官钱、银器，号召吏民分别推举有实际才能的人，根据情况借贷钱物给他们，等到他们领命运回买来的粮食，不取利息，约定月底到城下销售。
于是运粮的船只接连来到，粮价自行降低，百姓因此得以熬过饥荒。
当时信州太守谢源明乞求拔运米粮救助，部属都不答应，辛弃疾说：“都是一样的老百姓，而且都是皇上的子民。
”就拿出米舟的十分之三给了信州。
皇帝嘉奖了他，给辛弃疾涨了一级俸禄，后来他又因为谏官弹劾丢掉了职务。
辛弃疾擅长作词，词风悲壮激烈，有《稼轩集》流传于世。
成淳年问，史馆校勘谢枋得路过辛弃疾墓旁的庙宇，听到有急促的声音在堂上大呼，好像在鸣发心中的不平，从傍晚到半夜一直不停。
枋得拿着蜡烛写文章，准备天亮祭祀辛弃疾，文章写成声音才停止。
德秸初年，枋得向朝廷请示，朝廷加赠辛弃疾为少师，谥号忠敏。
以吕祖谦为首的浙东学派都有那些人
主要思想分别是什么
浙东学派（或称浙东学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派别，其源起于宋，发达于明清时期。
其代表人物多为活动于宋时“两浙东路”（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省钱塘江以东各地市）一带及籍贯为浙江的学者。
其为“宋学”及明清学术中的显学之一，对近现代学术和海外学术（尤其是日本和东南亚）影响很大。
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体系庞杂，著作繁多，其重要学术取向是“经世致用”。
狭义浙东学派，指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研究经学兼史学的经史学派，因这些代表人物均系浙江东部故名。
广义的浙东学派包括狭义浙东学派，及浙江其他地区的学术派别，如宋今浙中（浙江中部地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今浙南（浙江南部地区）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
（注：古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西”、“浙东”，今杭嘉湖地区古为“浙西”，而宁(甬)绍、台温、金丽衢地区均属“浙东”地区） 狭义的浙东学派指今绍兴、宁波、台州一带学者所发展的学术，盛于明清，源头可追溯至两宋。
因学人籍贯及活动范围多在宁绍（今宁波绍兴）地区，地处浙江之东部（注：古以钱塘江为界），故名。
阳明学派及浙东史学或包含其中。
宋明理学，即为两宋至明代的儒学。
虽然是儒学，但同时借鉴了道家甚至是道教和佛学的思想。
北宋嘉祐治平年间（1056年—1067年），儒学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学派、司马光温公学派、苏轼的蜀学等派。
后来谈兼性理而著名者，有周濂溪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
后来洛学由朱熹发扬光大，在福建创出闽学，成为居正统之位的程朱理学。
濂、洛、关、闽四学派，人称理学四派。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支流，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以便与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相对。
但其实心学亦属于宋明理学的一支。
北宋诸儒以周敦颐、张横渠、程颢、程颐为大宗，上承儒家经典，讲仁与心性，又讲格物穷理。
熙宁三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引发党争，二程分别退居洛阳，理学在此后七年或十年达到成熟。
宋朝南渡以后，儒学分为三派——程颢开胡五峰之“湖湘之学”，程颐开朱子之学，也就是程朱理学，代表者乃朱熹；陆九渊则直承孟子而开出心学一派。
全祖望评价:“宋干、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
三家同时，皆不甚合。
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
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南宋前期虽然政府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和减削它的声望。
南宋以后，只有朱陆二系传续不绝。
元明之际，朱学进居正统之位，为中国君主社会后期的官方思想。
惠栋在评《毛诗注疏》时说：“宋儒之祸，甚于秦灰。
”明朝中叶，王阳明承陆九渊而阐发心学，创立致良知之“阳明学”，集心学之大成。
明末刘蕺山呼应胡五峰而盛言以心着性之义。
明末王学亦走入末流，黄棕西说：“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
”王是真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偷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
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
”宋学的主要学派包括周敦颐的“道学”派（以“道”为核心概念）、邵雍的“数学”派（以“数”为核心概念）、张载的“气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派（以“理”为核心概念）、陆九渊的“心学”派（以“心”为核心概念）、陈亮与叶适的“事功学派”、吕祖谦的经世致用派等。
陆九渊本人则提出“六经注我”的治学方法。
宋学吸纳儒、释、道三派，形成了所谓的理学与心学，凌廷堪认为“宋学不求于经而但求于理，不求于故训典章制度而但求于心”。
方东树则认为“窃以孔子没后，千五百余岁，经义学脉，至宋儒讲辨，始得圣人之真。
平心而论，程、朱数子廓清之功，实为晚周以来一大治。
”理学初起于北宋、盛极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没落。
它是宋朝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儒学思想，除了传统儒学的自身更张和社会形势所迫之外，还与大量融入了佛老思想。
宋明以降，著名理学名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朱熹、吕祖谦、杨简、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曹端、薛瑄、吴与弼、邱濬、陈献章……等。
吕祖谦字伯恭，寿州人，因吕姓郡望东莱，世称东莱先生。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
官宦世家，八世从祖吕蒙正（圣功），太平兴国二年进士第一。
祖谦自幼随父在福建任所，师从林之奇，至临安，师从汪应辰和胡宪。
吕祖谦以祖致仕恩，补为将仕郎，绍兴二十七年，改为迪功郎，孝宗隆兴元年四月，中博学鸿词科，特授左从政郎。
乾道二年十一月，其母逝，归葬婺州。
乾道六年，任太学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
乾道八年二月，其父去世，久居明招山守墓服丧。
淳熙三年，因李焘推荐，升任秘书省秘书郎。
吕祖谦与朱熹、张栻过从甚密，时称“东南三贤”。
曾与朱熹一同讲学于浙江浦江的月泉书院，论学主“明理居敬”，认为“居敬有力，则其所穷者益精；穷理浸明，则其所居者亦有地”。
祖谦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开创“吕学”（“婺学”），为金华学派的代表，开“浙东学派”先河。
吕祖谦极力主张抗金，恢复失土。
重视史学， 仿司马光《资治通鉴》撰《大事纪》12卷与《大事纪解题》12卷，还有《通释》3卷，内容较《通鉴》精简，史称“每条之下各注从某书修云云，以自附于述而不作之义”。
可惜祖谦40岁左右健康转坏，患“萎痹”，自言“非药石所能料理”，43岁以后，右肢瘫痪，行动不便，未竟其书。
南宋淳熙二年，由吕祖谦邀请，朱熹与陆九渊等人参加的一次学术会议，名之为“鹅湖之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双方“相与讲其所闻之学”，陆九渊提出“尧舜之前有何书可读”，认为只要“明心见性”即可，致使“朱熹不慊”，不欢而散。
陈亮尊奉吕祖谦为“道德一世师表”。
淳熙四年奉宋孝宗之命编辑《宋文鉴》。
鹅湖之会，是中国宋朝时的一场程朱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学术辩论，由吕祖谦主持。
辩论方为：程朱派朱熹，对抗心学派的陆九龄、陆九渊兄弟。
地点在鹅湖山（今江西省铅山县），邻近郡县官吏、学者百人列席观会。
双方连三日激辩，陆九渊略占上风，但最后未明定胜败结果，陆朱两方各自萧然离去。
鹅湖山位于江西省北部上饶市铅山县。
鹅湖山上建有鹅湖寺，鹅湖之会即在此举行。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哲学理论分歧，使两人的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
六月，由吕祖谦主办，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等人参加，此一次“鹅湖之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是一场中国哲学大辩论，列席旁听者有刘子澄、赵景明、潘叔度等江西、浙江、福建官员及学者百人以上。
朱、陆双方的朋友和门生弟子都参加了。
在这场大辩论中，双方“相与讲其所闻之学”，朱熹侧重“道问学”，他认为治学的方法，最好是居敬和穷理，二者相互把持运用。
陆九渊、陆九龄侧重“尊德学”，力主发人之本心。
陆九渊从“心即理”出发，提出“尧舜之前有何书可读”，认为只要“明心见性”即可，所谓“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致使“朱熹不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
双方争议了三天，辩论非常热烈。
陆九渊逼问朱熹“尧舜之前有何书可读
”，认为明心见性，何必死读书，陆九渊兄弟略占上风。
但谁也不能说服谁。
最后未曾明定结果，也谈不到消除歧见。
象山门下朱亨道有一段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
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
会后，张栻写信给朱熹问到：“陆子寿兄弟如何，肯相听否
”，朱熹回书说：“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
要其操持谨质，表里不二，实有过人者。
惜乎其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不复取人之善，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耳。
”后来朱熹给吕祖谦的信中说道，鹅湖之会以后，“吾痛不得自鹅湖，遂入怀玉，深山静坐数月”。
四年之后，又爆发了“皇极之辨”。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评价“鹅湖之会”说：“（朱陆）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子黄百家也说：“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者，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
”后代的理学家为纪念朱、陆二方的辩论，便建立“鹅湖书院”。
后人为纪念鹅湖之会，于此立四贤堂，设有吕祖谦、朱熹、陆九渊、陆九龄等四个牌位，又有一个题着“顿渐同归”字样的匾额。
淳熙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三任妻子芮氏去世。
晚年喜阅读医书。
淳熙八年七月二十九日病故。
葬于浙东武义武阳镇明招寺南300米。
岳父韩元吉在吕祖谦死后有诗：“青云涂路本青毡，圣学相期四十年。
台阁久嗟君卧疾，山林今叹我华颠。
伤心二女同新穴，拭目诸生续旧编。
斗酒无因相沃酹，朔风西望涕潸然。
”。
著有《左传说》、《东莱博议》、《历代制度详说》、《宋文鉴》等书，及与朱熹合编《近思录》。
清初四库馆臣评其成就“祖谦于史学最长”。
吕祖谦有三妻，南宋著名儒官韩元吉的二位女儿韩复、韩螺，淳熙四年十一月初二继娶国子祭酒芮烨之女芮氏。
三妻皆早亡，二子一女夭亡。
绍兴三十一年，元配韩复生长子岳孙，20天后夭折。
绍兴三十二年韩复病亡，葬于明招山。
是年次子齐孙又于九月夭亡。
另有一女吕华年，生于1159年，长大后嫁给潘景良。
乾道五年，再娶韩螺（原配韩复之妹），乾道七年，四月韩螺生一女，五月，产后不久，母女皆病卒，葬于明招山。
淳熙四年，又娶芮氏为妻。
第三任妻子芮氏生有一子吕延年，淳熙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芮氏又病亡。
吕祖谦撰墓志铭：“某病废，夫人获视，劬瘁得羸疾以卒”。
吕延年官至寺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