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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交流会主持词

时间:2016-08-12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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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都城变迁

周代的晋国,是周成王九年(公元前1106年)封其弟叔虞于唐,叔虞之子燮(也称燮父)改国号为晋,称晋侯而来的。

晋国自唐叔虞始封到静公被韩、赵、魏三氏所分,晋国灭亡,前后共历三十八世,七百三十余年。

晋国在漫长的七百余年里,在哪里建都?都城有几处?迁徒过几次?历来都是有争议的。

根据历史文献资料,综合不完全的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现对晋国都城,提出一些看法,以供研究参考 。

  (一)晋国都城“翼”、“曲沃'、“绛”,“故绛”和“新田'  晋国都城是:翼(叔虞封唐,燮改为晋,孝侯居翼之都城。

在今翼城一带)。

绛(穆侯迁绛之都城、在今曲沃县西南二里古城遗址)。

故绎(献公徒都的都城,在今赵康晋城址)。

新田(景公迁新田的都城,在今侯马的晋国遗址)。

共五处,其原由如下:  关于“翼'。

据《史记·晋世家》:“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

”顾炎武《日知录》:唐在翼城县西南二十里。

”韦昭国语注:“太岳之野夏禹所都之墟,周成王;母弟所封之城。

”《史记》:“翼晋君都邑也。

'这是见于史籍的记载。

公元前738年——公元前668年孝侯居“翼”以及曲沃武公伐“翼”都是这个“翼'。

在今日翼城西南二十里一带。

  关于成侯迁曲沃之“曲沃。

《史记·晋世家》: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

索隐曰:“河东之县名,汉武帝改曰闻喜也。

后汉书群国志:“闻喜邑本曲沃晋地。

”纲目集览:“闻喜本绎州曲沃县,汉武帝改闻喜。

'都是说今闻喜一碟;是晋国故都“曲沃”所在地。

近年来,在闻喜上郭一带发掘了一批东周时期的墓葬,所出土乩陶器,铜器,在器型上都早于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器物。

(侯马是晋国晚期都城“新田,,遗址)。

‘这些材料都说明晋国都城“曲沃”是今日之闻喜。

  关于“绛”。

《踣史》记载:穆侯居绛。

有·绛山绛水,故绛城在翼城东南,今曲沃南二里。

《元和志》为汉周勃封邑。

注旧志说:故址周九里十三步。

这些文献所指的就是今之曲沃县西南二里,山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曲沃古城遗址》。

l960年4月至6月间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对古城遗址进行了钻探发掘。

1975年春天,又对古城的城墙进行了钻探。

发现古城遗址的下面是东周文化堆积层,出土物为东周时期的瓦及鬲、豆,盆等残片。

古城遗址的上面是二米厚的汉代文化堆积层,出土物是汉代的瓦的残片,完整的器物有:云纹圆瓦当、五铢钱和铁犁等。

同时发现古城遗址内有内城,呈方形,长宽各1500米:有外城,城墙东西长约2500米,南北长约2000米,多为汉代文化堆积物。

将文献记载与今天钻探、发掘的资料对照,现在曲沃县城西南二里的古城遗址,应是穆侯所居的“绛”。

  关于“故绛”。

据《路史》:献公城绛徒都。

顾炎武说“献公城绛居之,在今太平之南,绛州之北。

注:今太平县南25里古城址犹存。

(见《山西通志·古迹考》)。

即今赵康古晋城遗址。

近年来,省和襄汾县文物部门对古晋城遗址进行过多次的勘察。

在遗址内发现有:内城和外城两座。

既有东周文化遗存,又有汉代文物出土。

历史上称此为“古晋城”汉代此处为临汾县城。

传说遗址里有献公的“斗鸡台”。

据以-七的材料,说明献公九年城绛始都(亦称故绛)应是今日赵康的古城遗址.  关于“新田”(亦称“绛”)。

·据《左传》成公六年(公元前585年):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日必居合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

'韩献子日:“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

夏四月丁丑晋迁于新田。

”于是景公16年(公元前685年)晋国由故绛(今之赵康古晋城)迁徒到新田,仍称“绎'。

“新田”在何处?据《水经注》:新田“谓之绛阳,在绛浍之阳,南对绛山,西背二水。

《一统志》:“绛邑古城在乎阳府曲沃县西南晋地新田也。

,,以此地理位置,今之侯马汾浍交会的三角地带,!当是文献所指的“新田。

'三十多年来,为探索“新田”古城,在侯马多次进行文物普查,钻探和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成就。

发现了东周遗址,牛村古城遗址,平望古城遗址,台神古城遗址,白店.古城遗址,马庄古城遗址呈王古城遗址等以及-上马东周墓葬群。

经过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青铜器(钟、鼎、互器等)。

在配合基本建设施工中又发观了东周铸铜作坊遗址。

出土了大量的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和铸铜工具等珍贵的文物.一九六五年冬,在侯马秦村的东周盟誓遗址里出土了约五千余件玉、石片上有用毛笔书写的文字。

经过对文字的识别、研究,张颔先生写出了《侯马盟书》巨著。

在这些盟书里,有一篇盟书载有“十又一月甲寅腊乙丑……。

”经考证所反映的时间是晋定公十六年(公元前495年)十一月三日所举行的盟誓。

晋定公时晋国的都城在“新田,,。

《侯马盟书》的出土,雄辩地证实了这些文字是距今二千四百多年前晋国的大夫赵鞅(赵筒子)主持进行盟誓的这一历史事实。

也为“新田'在今日侯马一带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

  以上回答供您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杭州图书馆  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侯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侯马文史资料 第5辑.,1992年10月.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为改变混乱的社会状况,推出了哪些经济政策和措施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为了改变晚晴至北洋军阀以来的税制混乱、货币紊杂、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不清等财税方面的混乱局面,为减少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收入,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稳固统治,国民政府在其统治初期(1927-1937年)对财税体制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

主要政策有:统一财政;改革盐税、关税,创立统税;改革币制,废两改元,发行法币。

这些政策的实行改善了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稳固了其统治;也对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方便人民经济生活有一定了积极作用。

但是某些政策则带来了加重人民负担,加强官僚资本对金融的垄断,引发通货膨胀等负面影响。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 财税改革 统一财政 关税自主 盐税 统税 废两改元 法币政策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南京国民政府面对着从晚清至北洋政府等历届前政权所留下来的巨额债务,面对着内支外绌的财政困境,面对着加强其政权统治,就必须首先强化其经济基础的现实需要,在国内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发展程度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财税体制改革,,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在这里我们探 讨一下南京国民政府在其统治前期(1927-1937年)对财政体制、税务制度和货币制度进行的重大调整。

财政金融制度的变化,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方面,也是自晚清以来历届中央政府利用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影响和调整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是衡量当时中国国家经济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下面我主要从南京国民政府的几大财经政策方面来论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财说改革。

一、统一财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面对着巨额的内战军费支出、行政开支以及左支右绌、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面对着各地方军阀肆意设卡征税,与中央政府争夺税源甚至于武力攫夺中央财税的严峻现实,于1927年6月和1928年7月两次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于1927年7月19日制定了《划分国家地方收入暂行标准案》、《划分国家地方支出标准案》(因其由当时的财政部长古应芬主持制订,故简称“古氏划分案”),于1935年7月24日公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等。

明确规定:中央政府负责征收烟、酒、盐等专卖品税收,厘金、矿产等特赋收入,关税,惩罚及赔偿收入等19项课税(亦有学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只有11项课税项目),地方政府负责征收田赋、土地税、工商税及其他杂税杂捐等10种税收。

⑴企图通过这些法规,厘清并确定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建立起中央、省、县三级财政收支制度,把民国以来中央与地方长期争夺、混乱不堪的财政税收制度统一起来。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进行了名曰“统税裁厘”的财政改革。

所谓“统税”,即对工业品实行一物一税的原则,在征收了统一的一次性捐税后,将原有之中央二五税、出厂税及沿途之厘金、各省之特税等一概废除⑵。

为此,南京国民政府还于1928年7月专门成立了“裁厘委员会”,宣布于1929年6月内裁厘完毕(实际上,裁厘与统税是于1931年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

1932年又设立了“统税署”(后改名为“税务署”)⑶。

这样通过形式使中央集中了全国的大部分财力,同时也给地方保留了机动财力,对于出现的地方财政困难通过转移支付方式予以解决,从而扭转了自清末以来财权分散于地方的不利局势。

提高中央的权威与打压地方势力,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统一财政的这些努力,它既有利于缓解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困难,巩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商业,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然而,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著的:(1)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名为中央政府,但其当时所能实际控制之地区,不过长江中下游数省,而其所提出的统一财政及“统税裁厘”等诸政策,又属于中央集权型财政体制,一旦实行,必将损害到各地方势力的利益而受到强烈抵制或者明奉暗拒,j其结果必然是推行起来举步维艰,不尽人意(2)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主要的财税收入还是来源于关税、盐税和统税。

如1936年,三税即占到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总收入的近65%。

而各地方军阀则因为其财源主要靠田赋及土地税、营业税和执照税,因其税种减少而加重了对田赋附加税的征收力度。

如据国民政府立法院的调查,1930年田赋附加税的种类,江苏省为26种,河北省21种,湖北省20种,云南省18种,浙江省10种。

至1930——1931年度,一般省份附加税超过正税几倍,有的地区甚至达到30倍之多。

此外,各地方还实行田赋预征且预征时间越来越长,如四川一些地区的田赋预征超过了30年。

大大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导致农村经济更快地走向凋敝。

⑷(3)关于“统税裁厘”,从总体上看,虽然“统税”增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裁厘”有利于改变以前那种“厘卡林立,重迭征收”的弊端,但“统税”的税率高达50%,在客观上又加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负担。

二、税制改革税收由于其所独有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使其成为公认的财政收入分配的最佳 经济杠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财政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南京国民政府整顿财政的中心环节必然是整顿税务,增加财政收入的在中心环节亦必然是增加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一) 盐税改革 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实施《财政部盐务署稽核总所章程》,重新建立盐务稽核机构,并在上海成立盐务稽核总所,整合了征管机构,强化了征管能力,提高了征管效率,同时经过与英、法、日等国的协商,原北京政府所失去的盐税主权得以完全收回。

另外还颁布了新的盐法,与北京政府的旧盐税条例相比减轻了税负,比如规定每百公斤一律征收国币五元,不得重征或附加,渔业用盐每百公斤征 收三角,农业用盐一律免征,在减 轻税负同时用扩大税基与加强征管的实现了盐税收入的增长,据统计1936年盐税收入达17014万元,占中央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四点二三。

(二) 关税改革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关税政策的最大变革便是关税自主。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于该年5月、8月两次发表取消不平等条约宣言,制定了《国定进口关税条例》,决定于当年9月1日起实行关税自主。

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等开始与英美等诸列强驻华公使展开了以“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外交谈判。

从1928—1929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与美、英、西、荷、德、意、法等11国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或者《友好通商条约》。

在新条约中,欧美列强在保留其“最惠国待遇”和继续把持对中国海关行政权的前提下,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同意取消各列强在华关税特权,实行1925年关税特别会议所议定的七级附加税税率标准(其中,最高一级进口商品税率至1932年增到50%,1933年增至80%)⑸。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公布实施《海关进出口税则》,宣告了中国的关税自主。

至1934年先后公布了四个国定进出口税则,税率实行十四级,最低百分之五,最高达百分之八十,平均税率为百分之二五,改变了过去进口货物不分种类,一律值百抽五的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关税体制。

⑹同时还统一了海陆关关税,由于过去陆路关税比海路关税少纳三分之一,因此改订新约后将增加陆海关关税。

为了发展本国民族资本主义,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国民政府还减免了出口关税。

通过实施“关税自主”政策,南京国民政府既取得了形式上的关税自主权,也在实际上提高了关税税率,它还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关税制度上的均一税和海陆关税不统一这两种不合理规定。

“关税自主”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所采取的一项重要的财政外交政策,其主观目的固然是为了扩大税源,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内战所急需的军事费用和其他庞大开支;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

这种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1)通过实行“关税自主”,中国政府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进口税和减免出口税,这对于鼓励和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护和支持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无疑是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

(2)通过“关税自主”和独立自主地制定关税税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当时中国进口商品的结构。

在这其中,最明显的改变是各类棉布进口数量的大大减少。

(3)关税自主政策的实行,大大地增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税收入。

据有关统计资料记载:通过关税自主,中国关税收入从1913年的1697万元,至1928年增长到17914万元和1929年的27554万元。

关税收入在中央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也从1913年的21%,至1928年上升到41%和1929年的51%,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稳定财政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 创立统税 由于国民政府裁撤厘金,以及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

因此经财政部决定开办统税以弥补此项损失。

先后选择了生产比较集中、设厂并以机器大规模生产、人民消费量较大、税收富有弹性的卷烟、棉纱、水泥、火柴、麦粉、薰烟叶、洋酒、啤酒、火油作为征税对象。

由于将统税划为中央收入、课征对象是大宗消费品、规定了一物一税不对同一货物重复征收、全国统一税率、地方不得征收附加、中外产品同等纳税等原因,统税收入大幅度上升,到1936年收入达16157万元,占中央财政收入百分之十二点二五。

三、币制改革币制改革:自晚清至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货币制度都极其混乱,货币种类极多。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流通的本位币即有银两、银元,其中银两又有规元、库平、关平等,银元有鹰洋、墨洋、龙洋、袁头等。

辅币则有铜毫、铜元、制钱和各种各样的纸币。

币制混乱,造成了国内商品流通困难,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严重地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征收。

对此,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实行了“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

(一)废两改元  “废两改元”是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一种确定银本位币的货币措施。

1928年3月浙江省政府率先提出“统一国币”、“废两改元”的建议。

同年6月,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废两改元”、“统一国币”的议案,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但因为种种原因,当时没有实施。

直到1932年7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实行“废两改元”,并制定了“废两改元”的原则。

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宣布实施“废两改元”。

在确立银本位政策,使银两的成色、形状和重量均规范化和统一化的基础上,使银元成为全国统一的货币。

“废两改元”在客观上起到了统一货币、发展经济和便利人民的作用,扩大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和机能,有利于中央政府纸币的推行,为以后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法币政策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法币政策实施法》及《兑换法币办法》,实行法币政策。

财政部决定设立专门委员会,办理法币发行收换及保管准备金事宜。

 此次币制改革办法出台前夕,时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在上海召集金融界领袖会谈两小时,旋即公布改革方案。

当日,上海市面投机活跃,物价狂涨。

上海钱业公会特召集紧急执委会议论补救办法,决定所有现金银缴存中央银行,并发行纸币⑺。

主要内容 1)统一货币发行权,实行法币政策。

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其他银行不得继续发行新钞票;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其他原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准其照常行使,由财政部定期以法币换回。

⑻ 2)实行白银国有。

禁止白银流通,并将收归国有的白银移存国外,作为外汇准备金;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3)放弃银本位制,采用外汇本位制。

为使法币对外汇比价稳定,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的价值用外汇率来表示;法币与英镑保持固定汇率,当时规定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5便士。

为此引起美国的争夺,同年12月美国变更购银办法,迫使世界银价猛跌,影响中国外汇基金的稳定。

1936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与美国缔结《中美白银协定》,法币又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法币1元等于0.2975美元,使法币成为英镑、美元的附庸。

法币政策的实行,使得自晚清以来全国混乱不堪、花样繁多的货币得以统一和规范,这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有利于国内金融业、工商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币制混乱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币制改革后确定了法币的对外汇率,稳定了与外币的关系,促进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但是,1935年的“币制改革”又具有明显的掠夺性和垄断性,正是通过这次“币制改革”,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了14亿法币,总共集中了5亿左右的白银在自己手中,形成对金融的强烈垄断,导致中国近代官僚资本最后形成;国民政府又以法币系拥有法偿资格的不兑现纸币,而用膨胀发行办法填补财政赤字,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后来国民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

客观的说,从货币形态的发展上看,国民党政府施行法币政策已进入了现代型的行列,但因整个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制度腐败,没有充分发挥现代货币的作用,发展到后来,流弊丛生,逐渐变成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⑼南京国民政府在其统治初期(1927-1937年),面对常年战乱破坏、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残酷压榨的国民经济,混乱的财税体制和货币制度,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财政政策和税制、币制改革。

这些改革大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当时中国的实际,对国民政府财政的改善、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方便人民经济生活有很大积极作用。

也正是通过统治前十年的财政经济改革,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充实了财政实力,南京国民政府才能在九一八至抗战爆发大规模整顿陆军、加强陆军武装建设;才能在抗战中组织较为有效的抵抗;才能为日后抗战的胜利创造可能。

新乡大东区,到底是个什么“区”

经过一年调研论证,9月5日,新乡市召开区建设发展工进会,正式拉开大东区实施建设。

作为区域组团发展的“试验田”,新乡拟用15年时间,将大东区建成协同发展、功能复合、产城融合、辐射周边、生态宜居的城市组团示范区和新乡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以前建设新区,一般都是先设立经济功能区,再比照行政区划方式调整后,相对赋予行政管理职能。

而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及产业集聚区等各类新区不同的是,新乡大东区突破以往模式,既不是一个经济实体,更不是一个新城区,没有自己的行政辖区。

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开放空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平台。

    大东区“大”在哪儿?  大东区位于新乡市中心城区东部区域,涉及卫辉市、新乡县、延津县、红旗区、牧野区等5个行政区域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等6个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约636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面积约376平方公里,交通、产业、科教、人才等资源优势明显。

  新乡大东区范围内不仅产业基础较好,而且聚集了新乡医学院、新乡学院、河南科技学院、河南工学院、河师大新联学院等一批高等院校,1万名副高以上人才及10余万高校大学生;交通便捷,高铁站、京港澳高速公路、107国道等多条主干线密布于此,这些优势条件为大东区的发展建设提供了科技支撑和创新创业的空间。

  以前建设经开区、高新区等区域时,都是先设立经济功能区,再比照行政区划方式调整后,相对赋予行政管理职能。

而和高新区、平原新区、经开区、各个县区产业集聚区不同,大东区突破以往行政区域模式,不是一个经济实体,更不是一个新城区,没有自己的行政辖区。

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开放空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平台。

  据悉,“建设发展大东区”是2015年7月新乡市经过调研后正式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大东区的规划建设,多次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广泛调研和论证,大东区协同发展的思路不断明晰,认识逐渐提升,思想逐步统一,并列入该市“十三五”规划。

今年初正式委托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着手编制《新乡市大东区区域协同发展战略规划》。

  今年4月14日市委书记舒庆又主持召开了大东区战略规划编制座谈会,对大东区的空间范围、功能定位、发展方式、机构组建等问题着重进行了讨论研究。

8月12日在市政协月协商座谈会上,舒庆进一步明确了大东区的功能定位、建设原则等关键性问题。

8月26日,市长王登喜在大东区调研汇报会上强调,大东区是战略性的,事关全局、事关根本、事关长远、事关大局,要以国际视野、世界眼光来谋划、规划、建设。

目前,该市建设发展大东区总的原则、规划范围、目标定位、组织机构、体制机制等关键性、方向性问题初步确定,建设发展大东区的战略部署在全市上下已达成共识。

    为啥要建“大东区”?  多年的培育和建设,新乡主城区东部区域正逐渐演变为该市经济、政治、交通、科教、文化交流、对外开放、物流的中心,成为产业、资金、人才、信息、技术集聚的高地,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但由于受“行政区经济”约束,各自为政、同质化严重,产业无序竞争、资源未优化配置、基础设施不能有效对接、公共服务设施没有及时跟进等问题较为突出。

  如何破解当前面临的问题?新乡市提出打破各自为政、本位主义,将“大东区”作为有机组合体,走点线面、组团式发展之路,一张蓝图绘到底,打造新的增长极,做强做大主城区,在中原城市群和大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新乡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就明确提出城市主要发展方向是“东进南扩”。

1992年在市区东南部规划建设了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01年启动了东部新区开发建设,相继规划建设了市行政中心、高校园区;2003年规划建设了小店工业园区;2012年以来,高铁新乡东站、新乡海关、新东产业集聚区、市级商务中心区、新乡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市区东部建设投用。

同时,2004年电源产业园、2005年榆东工业区、2006年古固寨产业集聚区也在新乡东部相继建设。

  目前大东区发展战略规划已完成框架,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新乡市大东区建设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并经省编办批准成立了大东区建设指挥部和办公室,负责大东区统一规划和协调推进。

  市委、市政府认为,建设发展新乡市大东区,符合区域融合发展的趋势,是区域经济现阶段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历届市委、市政府持续承继并努力实施的重大布局,对于构建新乡城区“一体两翼”空间发展格局、做大做强中心城区、带动新乡市经济和社会实现跨越发展,在中原城市群和大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舒庆说,推进大东区规划建设,是新乡中心城区“东进战略”的延伸,也是破解主城区及东部相关县(市、区)发展难题,推进区域功能集合构建、资源集中利用、实现协同发展,为推动区域组合型发展探索路子、积累经验。

  大东区“三统一、三不变”  新乡市提出,大东区建设将严格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把产城融合、城乡统筹、新型城镇化的理念贯穿于大东区规划建设的始终,努力把大东区建设成为绿色、智慧、创新、开放、文化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心,实现大东区与主城区的和谐统一,探索出一条符合实际的组合型区域发展新路径。

  具体思路是,努力推进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建立清晰的责权协同关系。

充分调动各组成区域积极性,激发大东区建设发展的内在活力,建立“三统一、三不变”的责权协同发展关系。

  “三统一”,统一设定各区域功能,合理设置发展产业;统一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统一域内经济发展政策,逐步统一社会事业发展政策。

  “三不变”,大东区区域内的原行政辖区不变;原投资收益渠道不变;原经济和社会主体责任不变。

  坚持区域协同发展,将大东区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规划、共同发展,突出功能组团、产业协作、资源共享、设施共建、政策共享,注重空间、规模、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效对接。

统筹“多规合一”,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近期与长远,点线面与组团关系,将区域内各类规划有机融入全市规划体系,发挥规划组织发动、承上启下、集疏互联、协同共振等作用,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

  坚持基础设施先行,高起点、高标准统筹推进区域内通用航空、轨道交通、道路交通、地下综合管廊、供排水、电力、供热、通信、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形成大东区域内外完善高效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体系。

基础设施规划设计要超前,分期实施推进,努力建成利国利民的“百年工程”。

  对区域内的公共设施统一规划,科学合理布局,高水平、高质量建设。

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事业、社会养老等要素优化配置,优先建设幼儿园、中小学校、医院等关系民生的公共服务设施,实现公共设施区域一体化发展。

  以高铁站枢纽经济区、市商务中心区为中心向外辐射,加快实施文体场馆、会展中心、综合市场、餐饮酒店、休闲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布点建设。

    大东区不搞“同质化”  新乡大东区发展意见还提出,要建立产业分工协作机制,严格执行产业定位和功能设定,避免同质化竞争。

促进产业科学布局,推动三次产业良性互动、融合发展,构建优势互补、协作紧密、联动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有序承接京津冀、郑州及东部沿海、长三角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合理设置区中园,引导区域间飞地经济,促进产业集聚集群发展、转型发展,做大做强优势主导产业。

  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坚决杜绝建设高耗能低品质、科技含量低的项目和产业。

全面对接《中国制造2025》,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提升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做强做精生物与新医药、电子信息、电池电动车等新兴产业,培育壮大航空航天、3D打印、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构建布局合理、技术先进、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

  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

充分发挥高铁站枢纽经济区、市商务中心区、公铁物流园等的支撑作用,重点发展以总部经济、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互联网+、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研发中心、创业孵化、创意设计、职业教育等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以商贸批发、休闲服务、体育健身等为主的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提高现代服务业水平。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发展方式,重点发展为城市居民提供日常的蔬菜、水果及花卉苗木等农产品消费需要的都市型农业,发展观光、休闲、旅游、生态、科技等多功能的区域服务型农业,以农业产业化集群为基本依托,推进农业与二三产交叉融合发展,打造全过程农产品增值链条,逐步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按照“产业集聚、人口集中、土地集约”的原则,以新型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发展为引领,推进大东区城乡一体化发展。

在大东区区域内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加快城中村改造步伐,稳步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依托东屯、小店、古固寨等乡镇,打造以特色民宿、民俗商贸、养老保健、绿色氧吧、历史文化、体育健身等为特色的小镇,形成“城市组团+特色小镇+新型农村社区+美丽乡村+大片田园和生态用地”的空间总体格局,塑造“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田园大东区。

  通过建设发展大东区,以东带西、形成合力,做大做强中心城区,带动全市经济发展,在中原城市群、大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借势航空港、共建大都市、承担大功能、形成大合力发挥重要作用,逐步成为中原经济区的创新创意引领区、深化改革先行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助推新乡市成为中原经济区强市。

计划至2030年,用15年时间将新乡大东区建设成协同发展、功能复合、产城融合、辐射周边、生态宜居的城市组团示范区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中原城市群和大郑州都市区建设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明显,带动新乡经济和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华罗庚得主要成就有那些

华一生都是在国难中挣他常说他的一生遭遇三大劫难。

自先是童年时,家贫,失学,患重病,腿残废。

第二次劫难是抗日战争期间,孤立闭塞,资料图书缺乏。

第三次劫难是“文化大革命”,家被查抄,手槁散失,禁止他去图书馆,将他的助手与学生分配到外地等。

在这等恶劣的环境下,要坚持工作,做出成就,需付出何等努力,需怎样坚强的毅力是可想而知的. 早在40年代,华罗庚已是世界数论界的领袖数学家之一。

但他不满足,不停步,宁肯另起炉灶,离开数论,去研究他不熟悉的代数与复分析,这又需要何等的毅力寻勇气

华罗庚善于用几句形象化的语言将深刻的道理说出来。

这些语言简意深,富于哲理,令人难忘。

早在 SO年代,他就提出“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

华罗庚虽然聪明过人,但从不提及自己的天分,而把比聪明重要得多的“勤奋”与“积累”作为成功的钥匙,反复教育年青人,要他们学数学做到“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经常锻炼自己。

50年代中期,针对当时数学研究所有些青年,做出一些成果后,产生自满情绪,或在同一水平上不断写论文的倾问,华罗庚及时提出:“要有速度,还要有加速度。

”所谓“速度”就是要出成果,所谓‘加速度”就是成果的质量要不断提高。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某些部门,急于求成,频繁地要求报成绩、评奖金等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做法,导致了学风败坏。

表现在粗制滥造,争名夺利,任意吹嘘。

1978年他在中国数学会成都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提出:“早发表,晚评价。

”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努力在我,评价在人。

”这实际上提出了科学发展及评价科学工作的客观规律,即科学工作要经过历史检验才能逐步确定其真实价值,这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 观规律。

” 华罗庚从不隐讳自己的弱点,只要能求得学问, 他宁肯暴露弱点。

在他古稀之年去英国访问时,他把成语“不要班门弄斧”改成“弄斧必到班门”来鼓励自己。

实际上,前一句话是要人隐讳缺点,不要暴露。

华罗庚每到一个大学,是讲别人专长的东西,从而得到帮助呢,还是对别人不专长的,把讲学变成形式主义走过场

华罗庚选择前者,也就是“弄等必到班门”。

早在50年代,华罗庚在《数论导引》的序言里就把搞数学比作下棋,号召大家找高手下,即与大数学家较量。

中国象棋有个规则,那就是“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

1981年,在淮南煤矿的一次演讲中,华罗康指出:“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点。

”意思是当你见到别人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说,另一方面,当你发现自己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修正。

这才是“君子”与“丈夫”。

针对一些人遇到困难就退缩,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华罗庚在给金坛中学写的条幅中写道:“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说到了黄河心更坚。

” 人老了,精力要衰退,这是自然规律。

华罗庚深知年龄是不饶人的。

1979年在英国时,他指出:“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

”这也可以说是他以最大的决心向自己的衰老作抗衡的“决心书”,以此鞭策他自己。

在华罗索第二次心肌梗塞发病的,在医院中仍坚持工作,他指出:“我的哲学不是生命尽量延长,而是昼多做工作。

”生病就该听医生的话,好好休息。

但他这种顽强的精神还是可贵的。

总之,华罗庚的一切论述都贯穿一个总的精神,就是不断拼搏,不断奋进。

祖冲之(429-500)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长官。

祖冲之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

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

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派他到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

他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了。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

到了宋朝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

他根据他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

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

那时候,有一个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

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他,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

”祖冲之一点也不害怕。

他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

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

”宋孝武帝想帮助戴法兴,找了一些懂得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个被祖冲之驳倒了。

但是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

直到祖冲之死了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

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

他曾经对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一本《缀术》。

他的最杰出贡献是求得相当精确的圆周率。

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

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

祖冲之晚年的时候,掌握宋朝禁卫军的萧道成灭了宋朝。

在我国北宋时代,有一位博学多才、成就显著的科学家,他就是沈括 沈括,字存中,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生于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一官僚家庭。

他的父亲沈周(字望之)曾在泉州、开封、江宁做过地方官。

母亲许氏,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妇女。

沈括自幼勤奋好读,在母亲的指导下,十四岁就读完了家中的藏书。

后来他跟随父亲到过福建泉州、江苏润州(今镇江)、四川简州(今简阳)和京城开封等地,有机会接触社会,对当时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有所了解,增长了不少见闻,也显示出了超人的才智。

沈括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军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同时,他博学善文,对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无所不精。

他晚年所著的《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

《梦溪笔谈》不仅是我国古代的学术宝库,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

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曾经说:沈括这样的人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只有中国出了这么一个。

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称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高斯是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被誉为历史上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和阿基米德、牛顿并列,同享盛名。

高斯1777年4月30日生于不伦瑞克的一个工匠家庭,1855年2月23日卒于格丁根。

幼时家境贫困,但聪敏异常,受一贵族资助才进学校受教育。

1795~1798年在格丁根大学学习1798年转入黑尔姆施泰特大学,翌年因证明代数基本定理获博士学位。

从1807年起担任格丁根大学教授兼格丁根天文台台长直至逝世。

高斯的成就遍及数学的各个领域,在数论、非欧几何、微分几何、超几何级数、复变函数论以及椭圆函数论等方面均有开创性贡献。

他十分注重数学的应用,并且在对天文学、大地测量学和磁学的研究中也偏重于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

一、数学竞赛的简史 数学竞赛与体育竞赛相类似,它是青少年的一种智力竞赛,所以苏联人首创了数学奥林匹克这个名词。

在类似的以基础科学为竞赛内容的智力竞赛中,数学竞赛历史最悠久,参赛国最多,影响也最大。

比较正规的数学竞赛是1894年在匈牙利开始的,除因两次世界大战及1956年事件而停止了7届外,迄今已举行过90多届。

苏联的数学竞赛开始于1934年,美国的数学竞赛则是1938年开始的。

这两个国家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停止了3年外,均己举行过50多届,其他有长久数学竞赛历史的国家是罗马尼亚(始于1902年)、保加利亚(始于1949年)和中国(始于1956年)。

1956年,东欧国家和苏联正式确定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计划,并于1959年在罗马尼亚布拉索夫举行了第一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nternationaI Mathematics Olympiad,简称1MO)。

以后每年举行一次。

除1980年因东道国蒙古经济困难停办外,至今共举行过40届。

参赛国家也愈来愈多。

第一届仅7个国家参加,至1980年已有23个;到1990年,则有54个。

必须说明在上述历史之前已有一些数学竞赛活动,例如苏联人说,在1886年帝俄时代就举行过数学竞赛。

又如1926年在中国上海市举办过包括学生、银行和钱庄职员在内的珠算比赛,中华职业学校一年级学生,16岁的华罗庚凭智慧夺得了冠军。

这些都是关于数学竞赛的佳话,不列入正史。

二、数学竞赛的发展 数学竞赛活动是由个别城市,向整个国家,再向全世界逐步发展起来的。

例如苏联的数学竞赛就是先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开始,至1962年拓展至全国的,美国则是到1957年才有全国性的数学竞赛的。

数学竞赛活动也是由浅入深逐步发展的。

几乎每个国家的数学竞赛活动都是先由一些著名数学家出面提倡组织,试题与中学课本中的习题很接近,然后逐渐深入,并有一些数学家花比较多的精力从事选题及竞赛组织工作,这时的试题逐渐脱离中学课本范围,当然仍要求用初等数学语言陈述试题并可以用初等数学方法求解。

例如苏联数学竞赛之初,著名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亚历山大洛夫、狄隆涅等都参与过这一工作。

在美国,则有著名数学家伯克霍夫父子、波利亚、卡普兰斯基等参与过这项工作。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开始举办后,参赛各国的备赛工作往往主要是对选手进行一次强化培训,以拓广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解题能力。

这种培训课程是很难的,比中学数学深了很多。

这时就需要少数数学家专门从事这项活动。

数学竞赛搞得好的国家,竞赛活动往往采取层层竞赛、层层选拔这种金字塔式的方式进行。

例如。

苏联分五级竞赛,即校级、市级、省级、加盟共和国级和全苏竞赛,每一级的竞赛人数约为前一级的1\\\/10,还设立了8个专门的数学学校(或数学奥林匹克学校),以培养数学素质好的学生。

数学竞赛虽然历史悠久,但最近10年有很大发展和变化,有关工作愈趋专门,我们要认真注意其发展,认识其规律。

三、数学竞赛的作用 1. 选拔出有数学才能的青少年。

由于数学竞赛是在层层竞赛,水平逐步加深的考核基础上选拔出优胜者,优胜者既要有踏实广泛的数学基础,又要有灵活机智的头脑和富于创造性的才能,所以他们往往是既刻苦努力又很聪明的青少年。

这些人将来成才的概率是很大的。

数学竞赛活动受到愈来愈多国家的注意,在世界上发展得那么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在匈牙利,著名数学家费叶、黎茨、舍贵、寇尼希、哈尔、拉多等部曾是数学竞赛的优胜者。

在波兰,著名数论专家辛哲尔是一位数学竞赛优胜者。

在美国,数学竞赛优胜者中后来成为菲尔兹数学奖获得者的有米尔诺、曼福德、奎伦三人,也有不少优胜青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或工程师,如著名力学家冯?卡门。

2. 激发了青少年学习数学的兴趣。

数学在一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现代化管理等方面都愈来愈显得重要和必不可少。

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各门科学更趋于深入和成熟,由定性研究进入定量研究。

因此青少年学好数学对于他们将来学好一切科学,几乎都是必要的。

数学竞赛将健康的竞争机制引进青少年的数学学习中,将激发他们的上进心,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

由于数学竞赛是分级地金字培式地进行的,所以国家级竞赛之前的竞赛,试题基本上不跳离中学数学课本范围,适合广大青少年参加.但也要承认人的天赋和数学素质是有差别的,甚至会有很大的差别。

国家级竞赛及其以后的竞赛和培训,只能在少数人中拔高进行,少数有很好数学素质的青少年是吃得消的。

例如,澳大利亚少年托里?陶在他10岁、11岁和12岁时分别在第27、28和29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上获得铜牌、银牌和金牌。

在数学竞赛的拔高阶段当然需要一些大学老师和数学专业研究人员参与。

3. 推动了数学的教学改革工作。

数学竞赛进入高层次后,试题内容往往是高等数学的初等化。

这不仅给中学数学添人了新鲜内容,而且有可能在逐步积累的过程中,促使中学数学教学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进行反思,由量变转入质变。

中学教师也可在参与数学竞赛活动的过程中,学得新知识,提高水平,开阔眼界,事实上,己有一些数学教学工作者在这项活动中逐渐尝到了甜头。

因此数学竞赛也可能是中学数学课程改革的催化剂之一,似乎比自上而下的灌输式的办法为好。

60年代初,西方所谓中学数学教学现代化运动即是企图用某些现代数学代替陈旧的中学数学内容,但采取了由上往下灌输的方法,结果既脱离教师水平,也脱离学生循序学习所需要的直观思维过程。

现在基本上被风一吹,宣告失败了。

相反地,数学竞赛也许是一条途径。

在中国,中学生的高考压力很重,中学教师为此而奔波,确有路子愈走愈窄之感。

数学竞赛或许能使中学数学的教学改革走向康庄大道。

四、竞赛数学--奥林匹克数学 随着数学竞赛的发展,已逐渐形成一门特殊的数学学科-竞赛数学,也可称为奥林匹克数学。

将高等数学下放到初等数学中去,用初等数学的语言来表述高等数学的问题,并用初等数学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竞赛数学的任务。

这里的问题甚至解法的背景往往来源于某些高等数学。

数学就其方法而言,大体上可以分成分析与代数,即连续数学与离散数学。

由于目前微积分不属于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范围,所以下放离散数学就是竞赛数学的主体。

很多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试题来自数沦、组合分析、近世代数、组合几何、函数方程等。

当然也包含中学课程中的平面几何。

竞赛数学又不同于上述这些数学领域。

通常数学往往追求证明一些概括广泛的定理,而竞赛数学恰恰寻求一些特殊的问题,通常数学追求建立一般的理论和方法,而竞赛数学则追求用特殊方法来解决特殊问题;而且一旦某个问题面世,即成为陈题,又需继续创造新的问题。

竞赛数学属于硬数学范畴,它通常也与纯粹数学一样,以其内在美,包括问题的简练和解法的巧妙,作为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标准。

竞赛数学不能脱离现有数学分支而独立发展,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所以它往往由某些领域的专家兼搞,如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教练单樽,就是一位数论专家。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精神是鼓励用巧妙的初等数学方法来解题,但并不排斥高等数学方法和定理的使用。

例如在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中,有学生在解题时用到了贝特朗假设,也称车比雪夫定理,即当n大于1时,在n和2n之间必定有一个素数,还有人在解题时用到了谢尔宾斯塞定理,即一个平方数表成s个平方数之和的通解形式。

这些定理须在华罗庚所著的《数论导引》(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教本)或更专门的书中才能找到。

这样不仅已是杀鸡用牛刀,而且按某外国教练的说法,他们在用原子弹炸蚊子,但蚊子被炸死了

这样做是允许的,但不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所鼓励的。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一个难试题,经简化后的证明要写三四页,这不仅大大超过中学课本的深度,也不低于大学数学系一般课程的深度,当然不包括大学课程的广度。

实际上,大学数学系课程中,一条定理的证明长达3页者并不多。

一个好试题的解答,大体上相当于一篇有趣的短论文。

因此用这些问题来考核青少年的数学素质是相当科学的。

它们的解决需要参赛者有相当宽广的数学基础知识,再加上机智和创造性。

这与单纯的智力小测验完全不同。

国际上的数学竞赛范围,大体上从小学四年级到大学二年级。

小学生因基础知识太少,这期间的所谓数学竞赛,其实是智力小测验型。

对大学生应强调系统学习,要求对数学有一个整体了解。

因此数学竞赛的重点应是中学,特别是高中。

现在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数学竞赛题库,可供中学师生和数学爱好者练习。

国际上也已经有了竞赛数学的专门杂志。

五、数学竞赛在中国 我国的数学竞赛始于1956年,当时举办了北京、上海、武汉、天津四城市的高中数学竞赛。

华罗庚、苏步清、江泽涵等最有威望的数学家都积极出面领导并参与这项工作。

但由于左的冲击,至1965年,只零零星星地举行过6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数学竞赛更被看成是封、资、修的一套而被迫全部取消。

直到四人帮被打倒,我国的数学竞赛活动于1978年又重新开始,并从此走上了迅速发展的康庄大道。

1980年前的数学竞赛属于初级阶段,即试题不脱离中学课本。

1980年以后,逐渐进入高级阶段。

我国于1985年第一次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1986年开始名列前茅,1989和1990年连续两年获得团体总分第一。

我国成功地举办了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这标志着我国的数学竞赛水平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第一,中国获得团体总分第一,说明我国金字塔式的各级竞赛和选拔体系及奥林匹克数学学校和集中培训系统是完善的,第二,我国数学家对35个国家提供的100多个试题,进行了简化与改进,从中推荐出28个问题供各国领队挑选,结果被选中5题(共需6题),这说明我国竞赛数学的水平是相当高的。

第三,各国学生的试卷先由各国领队批改,然后由东道主国家组织协调认可。

我们组织了近50位数学家任协调员,评分准确、公平,提前半天完成了协调任务,说明我国的数学有相当的实力。

第四,这是首次在亚洲举行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中国的出色成绩鼓舞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

除此而外,这次竞赛的组织工作也是相当不错的。

在中国,从老一辈数学家,中青年数学家,直至中小学老师,成千上万人的共同努力,才在数学竞赛方面获得了今天的成就。

这里特别要提到华罗庚,他除倡导中国的数学竞赛外,还撰写了《从杨辉三角谈起》《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从孙子的神奇妙算谈起》《数学归纳法》和《谈谈与蜂房结构有关的数学问题》5本小册子,这些是他的竞赛数学作品。

我国在1978年重新恢复数学竞赛后,他还亲自主持出试题,并为试题解答撰写评论。

中国其他优秀竞赛数学作品有段学复的《对称》闵嗣鹤的《格点和面积》姜伯驹的《一笔画和邮递路线问题》等。

这里还应提到王寿仁,他从跟华罗庚一起工作起,一直到今天,始终领导并参与了数学竞赛活动。

他带领中国代表队3次出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并领导了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工作。

1980年以后,我国基本上由中青年数学家接替了老一辈数学家从事的数学竞赛工作,他们积极努力,将中国的数学竞赛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裘宗沪就是一位突出代表。

他从培训学生到组织领导数学竞赛活动,从3次带领中国代表队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到举办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均作出了杰出贡献。

六、关于我国数学竞赛的几个问题 1.要认真总结经验。

既要总结成功的经验,也要总结反面的教训。

特别是1956年至1977年的22年中只小规模地举行了6次数学竞赛,完全停止了16年,比匈牙利因两次世界大战而停止数学竞赛的时间长一倍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左的危害。

要允许甚至鼓励对数学竞赛发表各种不同看法,以避免大轰大嗡、大起大落及一刀切。

当有了缺点时,要冷静分析,划清数学竞赛内含的不合理性与工作中的缺点的界线。

2.完善领导体制。

可否设想,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协通过中国数学会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或其他形式的一元化领导),统一领导与协调全国各级数学竞赛活动和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参赛和组织培训工作。

成立数学奥林匹克基金会,协助某些数学竞赛活动,奖励数学竞赛优胜者和作出贡献的领导、教练、中小学教师等。

3.向社会作宣传。

宣传数学竞赛的意义和功能,以消除误解,例如数学竞赛是中小学生搞的智力小测验,这是选拔天才,冲击了正常教学,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搞数学竞赛是不务正业等。

要用事实说明数学竞赛活动的成绩。

例如仅仅文革前的几次低层次数学竞赛中,已有一些竞赛优胜者成才了。

如上海的汪嘉冈、陈志华,北京的唐守文、石赫,他们现在已经是国内的著名中年数学家,有的已获博士导师资格。

他们在文革中都被耽误了10年,否则完全会有更大成就。

4.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数学竞赛需要分学校、市、省、全国、冬令营、集训班金字塔式地进行。

前3个层次是普及型的,试题应不脱离中学数学课本范围,面向广大学生和教师。

国家级竞赛及以后的活动是提高型的,参赛者的面要迅速缩小。

至于冬令营和集训队,全国只能有几十个学生参加。

数学奥林匹克学校要注意质量,宜办得少而精。

对于参加数学学校的学生要严格挑选,不要妨碍他们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除冬令营和集训班需要少数数学家集集中时间出试题和进行培训工作外,宜鼓励广大数学家和中小学教师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数学竞赛活动,不要妨碍大家的正常工作。

总之,数学竞赛的普及部分与提高部分不要对立,而要有机地结合起来。

5.对数学竞赛优胜者要继续进行教育和培养。

一方面要充分肯定优胜者的成绩并加以鼓励,另一方面也要告诉竞赛优胜者,必须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要成为一个好数学家或其他方面的专家,还须经过长期不懈的锄。

不要将竞赛获胜看成唯一的目的,要看成鼓励前进的鞭策。

还要为数学竞赛优胜者创造较好的深入学习的机会,使他们能迅速成长。

例如可以考虑允许某些理工科大学在高中全国数学竞赛优胜者中,自行选拔一部分学生免试入学。

6.对数学竞赛活动作出贡献的人员,包括组织领导者、教练与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成绩要充分肯定并给予奖励。

在他们的工作考核中,作为提职晋级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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