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文化创新的作用”演讲稿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无法彻底割裂开的。
传统文化一般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继承性、延续性等基本特征。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赖以繁衍生息的精神支柱。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是植根于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土壤、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核心、包括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联系的伦理型文化，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旧时代的农业文明的产物，确实有许多糟粕；但它毕竟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几千年的文明载体，记录着民族历程的轨迹，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智慧，因此它必然蕴藏有精华。
何为精华，何为糟粕，时代不同会有不同的认识和判断，认知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化和升华。
更何况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极其丰富，有些内容是很难用精华、糟粕概括之，“善用”之即为“精华”，“恶用”之即为“糟粕”。
吸收传统文化，不仅有情感、方法问题，还有主观认知和价值取向等诸多问题。
五四以来，我们批判传统文化，在剔除其糟粕方面功不可没。
但是，批判、否定过之而鉴别、吸收不足，倒脏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了，使我们抱着金盆讨饭吃（“文革”中甚至一度形成文化荒漠），没有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光彩，没有充分发挥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的应有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全盘排斥“传统”。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①列宁也说：“只有正确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进行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
”②曾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他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③他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④。
因此，他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要“契其瑰宝”、“绝其淄磷”，以达到“取精用弘”之目的。
认为，每个传统社会的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化的可能，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的文化支持系统，应该是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
他主张，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应当“钻研”、“吸收”、“融化”、“发展”“古今中外”文化中“一切好的东西”⑤。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我们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
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提出：“对于我们过去和外国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我国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要反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2002年中共十六大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必须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已经进入“小康”却并不满足仍继续奋进、全面建设“小康”、努力进一步提高小康水平的国人们，“妄自菲薄”日渐减少，民族自豪感日益增强。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以建设现代文明的观点，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
人们认识到，“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不是要抹杀它的文化传统，造成清一色的世界文化，而是要求依据现代化的新要求，给它的文化传统不断地灌注以时代性的内容，达到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
”⑥但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钻研、鉴别、剔除、吸收、融化、发展工作做得确实不够。
在中小学教育中，优秀传统文化课内容并不多，而且高中文理分班，那么理工科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确实不高。
在社会开始关注传统文化的气氛日渐兴起的氛围下，他们有钻研、学习传统文化的愿望和要求。
前几年同济大学有一些工科博士生产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自发地组织起来，钻研古代典籍，他们认为收获很大，谁知不久其中竟有几个人先后“信”了佛。
这件事对我们文科尤其思想理论课教师触动很大，认识到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仍然需要给予一定的指导或者引导。
这些年来，我们同济大学针对学校理工学科多的状况，注重开展人文教育。
同济大学前校长、现任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同济大学校长任上高度重视同济的人文教育，她表示赞同杨叔子院士关于 “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而没有人文的科学，也是残缺的科学”的观点，提倡对理工科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并认为“人文教育是一切素质教育的基础，也是培养学生学会做人、铸造崇高人格的最为直接的教育内容之一。
”我们学校推行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中心的教育，实施“知识、能力、人格”的培养模式。
因此，学校组织学有专长的师资力量，开设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选修课程，还经常性举办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学术报告或者讲座，并组织编写了《诸子百家》、《中外浪漫主义文学导引》、《宗教与文化》等“大学人文社科丛书”（由顾钰民教授主编）以及《中国文化史教程》（朱恒夫教授著）等教材用书。
小生产成汪洋大海的中国所形成的“传统”，注重“经验”，尊老敬祖，崇尚先贤，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具有保守性、滞后性，会对新生事物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那么，传统文化进课堂，会不会对创新教育产生不利的负面影响呢
江泽民1995年5月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明确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盛发达的不竭动力”。
在1999年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他再次指出：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尤其强调创新问题，指出：“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
”创新，已经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
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是一个人内在素质的重要内容。
没有创新的意识，就不可能有创新的行动。
任何发现、发明都离不开创新，没有创新，任何新的知识都不会诞生。
可以说创新不仅仅是一个结果，它同时也是一种过程，一种精神。
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是获得进步的最基本要求。
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属于人文素质范畴，重在教育和培养；创新思维，属于认识论范畴，重在熏陶和训练。
因此，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
”创新是教育活动生命的源头，它既是教育自身存在的本质特点，也是教育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我们不可能教授给学生人类的全部知识，但我们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使他们敢于创新；必须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方法，使他们善于创新，能够在汲取现有知识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发展、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当然，创新教育不可能“速成”“技能”，不可能靠一门专门课程就能使学生获得并掌握创新思维方法，养成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
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的教育、培养、训练，应当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这是一个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育和训练过程。
在这方面，各种课程都会有所作为、有所作用。
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考虑，我们在人文素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讲授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时，尽力避免其产生束缚学生思想的负面影响；在内容的选择、视角的切入、讲授方法和技巧的运用等方面狠下功夫，采择精华，运用良法，熏陶、培养、训练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
在这方面，我们虽然不是刻意追求，但是确确实实是自觉为之。
根据我们的做法（并不限于笔者个人的）和想法（主要是笔者个人的），得出几点基本体会。
1、培育适宜创新的社会氛围，养成思辨、争鸣、交锋的习惯和能力，是创新的基本前提。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引来百花齐放。
众多文人学者，各自以独特的视角，对宇宙、社会、人生、人性、政治、经济、教育、科学、军事、伦理、道德、逻辑等诸多领域，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他们怀有浓厚的创新意识，以别开生面的创新精神和超越时代的睿智卓识，创立各自的思想、学说。
同时，他们之间展开热烈争辩，在百家争鸣之中，通过对立或不同思想间尖锐地交锋和碰撞，相近思想、认识、见解间的交流和切蹉，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思想、学说，终于形成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以及《周易》等“百家”学派、学说，从而使先秦时期成为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
究其原因，必然会发人深思。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良好的文化氛围，尤其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是形成百花齐放的文化繁荣局面的极为重要的社会条件。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根据人的思维特征，我们不难发现：思想，只有在交流、争鸣、交锋、碰撞中才能产生火花，闪出光彩。
百家争鸣、生动活泼的文化氛围，是活跃思想、产生新思维、形成新思想的温床，是知识创新、思想创新、文化创新的必要条件。
这种社会土壤的产生和形成，是多方面因素使然，其中作为社会人的个人主体因素的作用是不应当被忽视的。
作为文化活动主体的人，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意识，才能产生创新思维。
要有“争鸣”的意识、愿望和要求，学会交流，敢于交锋，在交流和交锋中学习思辨，提高思辨能力。
要敢于怀疑，敢于批判。
通过怀疑、批判、交流、交锋，提出问题，提出见解、观点、主张，创立自己的“学说”；不唯上、不唯贤、不唯书、不崇洋、不媚俗，敢于坚持自己的“学说”。
同时，又听得进不同意见，不僵化、不固执，从善如流，善于吸收不同意见，以完善自己的“学说”。
2、继承、吸收是创新的基础。
恩格斯曾经说过，任何一种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但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⑦。
《诸子百家》的作者同济大学教授朱义禄先生也说：“人类的思想文化史是一个发展中的系统。
前人提出的见解，在后人那里，作为一种思想材料，成为构建学说的出发点。
”⑧从一定意义上说，继承、借鉴、吸收是创新活动的前提，创新是在继承、借鉴、吸收基础之上的创新。
创新要以“传统”为基础，要以客观现实存在为出发点，了解传统，把握现实，才能超越传统，才能提高和发展。
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形成社会意识的潜流，渗入社会心理的深层，其烙印是无法抹平的，其影响是随处可现的。
我们只有学习、钻研传统文化，弄通弄懂传统文化，才能正确地判断和鉴别它，分清其精华和糟粕，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读懂中国，真正了解我们的国民性，熟悉我们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
由此，才能清楚创新的需求，确定创新的目标，把握创新的方向。
这样看来，传统文化知识，可以为“创新”铺垫“基础”。
同济大学建筑学科是长项学科，就以建筑学为例，了解根植并相融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传统建筑的理念、思路、风格，对于发展现代建筑保持民族风格来说，将不无裨益。
比如，我们在《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的讲授过程中，分析、江泽民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分析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继承、发展的方面，分析、江泽民关于弘扬民族精神的论述及其精神实质，还通过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进程及各种比较先进的思想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影响、作用的了解、分析，深刻理解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这一命题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由此帮助学生树立继承、吸收、借鉴是为了创新——创新离不开继承、吸收、借鉴的观念，从而提高学生学习、吸收、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自觉性。
3、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创新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比较清晰的演化轨迹。
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文学、宗教、建筑、艺术、史学、医学等等，无论是其思想、理念，还是其具体内涵，都是动态的，其自身都有一个产生、演变的过程。
就对中国文化影响比较大的“三教”（儒、道、释）“九流”（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杂、农）尤其“三教”来说，在中国这块社会土壤上产生或者扎根之后，便随着历史的进程而发展演化。
比如儒学，孔子创立之后，其嫡传弟子孟子加以丰富，经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发展，使之发扬光大；到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陆（陆九渊）王（王守仁——阳明）“心学”，其内涵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
再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曾经一度受到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文化的抵制，但它吸收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即“中国化”之后，便扎下根来，获得较大发展，并先后形成天台宗、慈恩宗、禅宗、净土宗等诸多流派，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尤其文学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既有长期的历史积淀，也有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历经数千年历史沧桑的洗炼，有所提高，有所发展。
我们讲授传统文化知识时，介绍各门学科发展演化状况，分析其产生及发展变化的原因，重点剖析创立学科和影响学科发展变化的重要人物，探讨其之所以有所作为的主观因素，由此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创新意识是一个人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
人生路漫漫，只有具备创新精神者，才可能有所作为。
据此，鼓励学生要勇于进取，努力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4、利用传统文化训练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是一个复杂的思维活动过程，其方法也会因人而异。
但是，一般说来，大都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在学习、吸收、借鉴过程中，对已知命题、理论、定义、定理、公式、观点、知识、经验等等，产生了怀疑或者不满足，搜寻理由、证据对所怀疑的东西进行否定，经过发散思维活动，调动自己的一切主观能动性，异想天开，标新立意，创立自己的立论、命题，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观点。
创造性思维，总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提高。
或者对已知的命题、知识等有所感悟，引发深思，浮想联翩，穷思冥想，经过归纳演绎，综合提炼，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将自己感悟的东西升华、提高，使之光大发展。
学习传统文化必须切合新的时代精神，从现代文明的视角，运用新知识、新观点、新理念、新思维、新方法，剖析传统文化，阐释传统典籍，才能使传统文化为我所用。
正如1956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所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实的活人”。
我们在讲授传统文化知识时，不仅对一些重要问题尤其是有争议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组织各种形式的讨论；而且，对一些典籍原文的理解，也尽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要求学生不要拘泥于传统的解释，要根据新的时代精神和新知识、新理念，并按照自己真实的领会、感受、理解而提出自己的见解，提倡争辩，鼓励创新。
这样既活跃了学习气氛，又有利于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可以收到比较理想的效果。
比如，在解释《论语》中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 这段话时，有位学生提出了新鲜“见解”。
他认为这段话应当都是讲做“学问”的，那么意思应该是：学问、学识、学说经常被应用于实践，这怎么能不令人愉快呢
本来是自己学术上的对手、论敌，受自己“学问”的感召，完全接受自己的学问、观点，愿意与自己结成（学术）朋党，这怎么能不令人高兴呢
自己下了很大功夫做学问，有了很多真知灼见，世人仍不了解、不理解、不接纳，但自己并不生气，仍不气馁，继续坐得住冷板凳，潜心钻研自己的学问，这不是也称得上“君子”吗
他必将成大器啊
这位学生特别强调，“习”，不应当理解为学习，学习用“学” 而不会用“习”，它应该被理解为实习、实践；“朋”，不应当理解为朋友，朋友用“友” 而不会用“朋”，它应该被理解为朋党、同党，传统中国党同伐异，“对手”若能成为同党，怎能不令人高兴；“远方”并非指空间距离，而是指心灵距离、学术距离。
心灵上、学术上隔着非常大的距离，即为自己学术上的“反对派”，现在反过头来向自己“靠拢”，成了自己的“朋党”，确实令人高兴。
我们不能说这位学生对这段话的解释无懈可击，但它确实新鲜，比较活泼，说明他思想活跃，动用了“创新思维”。
尝试利用传统文化知识，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的训练，确实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大家不妨一试。
传统文化进课堂，运用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创新精神、创新意识的培育和创新思维的训练，我们也刚刚起步，还需要进一步地实践和探讨，扎扎实实地做下去，必能取得更佳效果。
王阳明知行合一学习心得
说说我的学习心得吧：我一直对于知与不知的分别感到很困惑，一个人不去行难道就是不知
后来读了《传习录》才知道，我们所认识的知是“知识”，和阳明先生的“知”是不同的。
知和行本为一体，后来圣人为了更好让人们理解和实施就分开来讲，但这也同时造成了人们认为知是知，行是行。
阳明先生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孝顺父母。
一个天天讲如何如何孝顺父母，却不去做，我们能说他懂得孝顺吗
如果这个不太好理解，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就是纸上谈兵。
这个故事以前小学都学过，我们能说这个人懂得打仗吗
做到知行合一后，我们就会按照本心去做。
钱穆的重要成就
（1895—1990）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江苏无锡人，汉族，字宾四。
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
1930年因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居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
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四川各大学。
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1949年秋，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因办学有成，获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60年应邀讲学于，获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
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应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院士。
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谢世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
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著述年表 1918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1月出版。
1919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1925 《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
1926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店1926年出版。
1929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
1930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1931 《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出版。
1932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店1932年出版。
1935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1937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1940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1942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
《清儒学案》，重庆，为国立编译馆写，1942年稿成佚失。
1943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
(待查） 1945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1948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1949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香港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
1950 《中国社会演变》，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1951 《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出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印务公司1951年12月出版。
1952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1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
1953 《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1953年5月出版。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四书释义》，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53年6月出版。
1954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1954年出版。
1955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3月出版。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3月出版。
1957 《秦汉史》，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1957年3月出版。
《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年6月出版。
《庄老通辨》，香港新亚研究所1957年10月出版。
1958 《学龠》，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58年6月出版。
《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8月出版。
1960 《湖上闲思录》，香港人生出版社1960年5月出版。
《民族与文化》，台北联合出版中心1960年6月出版。
1961 《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1961年12月出版。
1962 《史记地名考》，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10月出版。
1963 《孔子论语新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
《中国文学讲演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3月出版。
《论语新解》上下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63年12月出版。
1968 《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7月出版。
《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力》，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出版社1968年出版。
1969 《中国文化丛谈》(一)(二)，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11月出版。
1970 《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0年5月出版。
1971 《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7月出版。
《朱子新学案》，一至五册，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9月出版。
《朱子学提纲》，台北自刊本1971年11月出版。
1973 《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2月出版。
1974 《理学六家诗钞》，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4年元旦出版。
《孔子传》，台北孔孟学会1974年8月出版。
《孔子与论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4年9月出版。
1975 《孔子略传<论语>新编》，台北广学社印书馆1975年10月出版。
《八十忆双亲》，香港中大新亚校友会1975年出版。
《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9月出版。
1976 《灵魂与心》，台北联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6年2月出版。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至八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6月至1980年3月出版。
1977 《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5月出版。
1979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8月出版。
《人生三步骤》，香港香港大学1979年10出版。
1981 《双溪独语》，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1月出版。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台北东升出版公司1981年12月出版。
1982 《古史地理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2年7月出版。
《中国文学论丛》，台北东人图书公司1982年7月出版。
1983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1月出版。
《宋明理学三书随札》，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10月出版。
1984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12月出版。
1987 《晚学盲言》上下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8月出版。
1989 《中国史学发微》，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3月出版。
《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9月出版。
1994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开始出版《钱宾四先生全集》。
分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著，共五十四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