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在我身边的演讲稿
“绿色”是生命活力的象征，是自然健康的“代言人”。
学校是培育生命个体，培植社会栋梁的专业场所，我们关注每一个生命个体及整体的人格发展，关注他们的成长经历、关注他们的发展状态，关注他们的学习、关注他们的生活。
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生命个体在充满生命活力、自然健康的和谐环境中成长，在成长的心路历程中感受快乐与幸福、成功与激情、挫折与奋进……让每一个生命个体和谐发展。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教育状态。
我们较理性地分析学校德育工作积淀的文化底蕴，结合现代人、现代教育提倡的人本发展的精神理念，提出了构建“绿色文化”作为新课程背景下德育工作的突破口。
“绿色文化”涵义即： “绿色文化”在这里专指学校文化。
以“关注人的和谐发展”的人文思想为指导，以和谐教育为途径，引导师生在现实社会中享受纯净、自然、积极、健康的“绿色空间”，激发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共同创造绿色生活环境、传播绿色生活理念、共享和谐快乐的生活，培养具有健康心理、和谐发展的人。
这样的教育理念渗透到学校的德育工作中，通过不断的探索和提炼，逐渐形成具有学校特色的教育文化。
和谐教育是构建绿色教育文化的关键。
不和谐的教育不可能培养出自然、健康、积极成长的人，而培养出的人可能会形成情感扭曲、人格障碍等不健全的状态。
和谐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以营造教育的和谐为出发点，通过教育的和谐，达到促进受教育者和谐发展的目的，因此，和谐教育必然要求教育自身的和谐，追求学校整体的教育教学活动与学生身心发展的和谐性。
因此，只有让“绿色●和谐”的生活教育理念深入到集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心灵，才能促进个体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言行，提升自身的修养，并相互影响，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
构建“绿色文化”实践初探： 我们主要从构筑“绿色屏障”、“绿色氛围”和“绿色心灵”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
一、 建立保障机制，提供绿色文化屏障。
成立学校“绿色文化”研究机构，对“绿色文化”的内涵、思想理念进行专门的研究，结合学校自身的发展历程和前景展望分析构建“绿色文化”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对学校德育工作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促进学校“绿色文化”特色的形成。
建立“绿色家园”评比制度。
评比活动以争夺“小蜜蜂”、“喇叭花”、“蘑菇”、“大树”四种可爱的卡通标牌为载体，分别根据四种图案象征的不同含义对班级的班风班貌进行评定，如：小蜜蜂提示大家要爱劳动；让礼仪之花开在绿色家园中；鲜艳的蘑菇提示自己珍惜生命，注意安全；大树则是象征孩子们健康成长，像大树一样枝繁叶茂，经受住风吹雨打。
另外，要求在绿色家园中必须建立绿色角、好书阅读角等，以健康积极的文化影响孩子们。
评比活动每周一次，每月评出星级班级，期末评出星级绿色家园。
激励性的评比制度为孩子们创设了积极的竞争氛围，让孩子们在“绿色家园”中，懂得用自己文明的言行、积极健康的心理赢得自己和团队的荣誉，从而逐渐学会自我教育，成为“绿色家园”中一个个健康成长的“小树苗”。
“绿色家园”成为了“小树苗”健康成长的绿色屏障。
建立促进教育者专业发展学习制度。
构建“绿色文化”，教育者作为孩子成长的引领者起着致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学校必须建立完善的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教育学习制度。
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定期召开辅导员会议，组织学习研究工作，转变教师的德育观，提高教师的教育工作水平。
第一，专家引领。
聘请专家为大家作专题讲座，专家通过生动的例子、活动案例指导活动育人的具体方法。
第二，同伴互助。
开展学习心得交流会，如：学校德育主任聆听了李镇西的“走进心灵的德育”报告后，立即在学校开展了交流与汇报，使大家在思想交流碰撞中提升教育素养。
第 三，经验交流与分享。
如：定期举行经验交流会，分享德育工作经验，探索科学的教育方法和途径。
教师的成长，为学校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教师的逐渐成熟，为加速学校文化的积淀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发挥校园文化优势，营造“绿色、和谐”的氛围 （一）发挥主体参与的积极作用。
围绕“绿色、和谐”的主题，让孩子们用自己喜欢的图案、语言设计校园文明礼仪、环保绿化的温馨提示牌，贴在过道、花园里。
学校的走廊成为“和谐校园生活展示台”，教师、学生、家长活动的照片让孩子们感受自己的成长、感受教师和家长爱的教育，感受学校的快速发展，让孩子们沉浸在和谐的校园氛围中体验成长的幸福，增强自我发展意识和自我教育的信心。
（二）发挥环境育人的功效。
各班根据自身的优势，发挥学生主体性，将班级环境作为学生展示的舞台、教师教育的隐形讲台，让墙壁会“说话”，让学生在色彩斑斓的墙壁上“shou”出自我。
这就是班级环境文化建设的宗旨。
因此，各班学生在老师的引导帮助下，充分地发挥各自的长处，将环境布置得具有个性化、教育性、生活性、时代性，体现健康、文明、向上的精神风貌。
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地净化自己的心灵，不断进行自我教育。
（三）凸显人文精神。
校园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师生、生生、家校的和谐关系中。
每个成员都是这个和谐关系中的主体，他们之间人际关系的性质决定着学校人文精神的塑造。
我们认为，爱的教育，是人文教育的根本、师生情感的纽带。
人际间真诚的爱和沟通，将引领大家崇尚自然、崇尚纯洁。
校园内的一言一行都彰显着这样的人文精神，孩子们在真爱中体验真、善、美，在体验中感悟真理、真情。
三、丰富活动内涵，培育“绿色心灵” “绿色心灵”是指懂得文明礼仪、心理健康、具有环保意识、公德意识、富有爱心……，具有“绿色心灵”的人在生活中是快乐的、积极的、生机勃勃的。
活动永远是教育最好的途径，因此，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同时，要更加注重活动的内涵对孩子们的心灵“润物细无声”的潜入，使教育进入一种健康的常态，从而达到教育发展与孩子心灵进化的和谐统一。
孩子们的体验故事： 1、“牵手沙河，快乐成长” 我校座落在成都的一条重要河流沙河旁，近年来，沙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校结合实际情况，以沙河为载体，开展了“牵手沙河，快乐成长”环保主题系列活动。
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为沙河护绿，用画笔、照相机留下沙河的美丽，有的孩子即兴为沙河创作了优美的童谣，同伴间相互诵读。
孩子们从校园走进了更广阔的大自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感受大自然绿色之美、城市建设的和谐之美。
孩子们说：“新沙河在变化，我们在成长。
”牵手沙河，孩子们懂得了用自己的手去为沙河护绿，为沙河的变化喝彩，为家乡的发展而自豪。
2、“家乡一日游，快乐文明行” 成都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让孩子在和谐文明的环境中生活、学习，从而学会文明、健康地做人，是每一位德育工作者的心愿。
在五一节前夕，学校开展了“家乡一日游，快乐文明行”活动，各年级根据孩子们的自主选择设计了活动内容和方式，有的年级到公园捡拾垃圾，有的年级开展了“大手拉小手，共同看春天”，高年级的大孩子拉着低年级小孩子的手，游览了成都的名胜古迹，大孩子充满自豪地为小孩子讲述着成都的历史文化，小孩子在似懂非懂之间也感受着同样的骄傲；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洋溢着孩子们快乐的笑声，他们懂得要做一个文明的成都人，才能永远享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滋润。
3、“小小文明卡，悠悠家乡情” 绿色主要是心灵之绿，要让文明的观念深入孩子心灵，从而让孩子“行动之绿”。
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中，孩子们通过制作小小的各种精美的诚信卡、文明卡、市民守则卡等，表达了孩子们对文明、和谐的呼唤。
孩子们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个城市公民，应当负有的责任。
一张张卡片还寄托着孩子们对家乡的美好祝愿，孩子们纯真的心灵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4、“同在一片蓝天下，城乡儿童共起飞” 我校地处城乡结合处，有很多农民工子女就读，城乡之间的文化和经济差异很容易对孩子的心灵成长造成负面的影响。
学校不能消极面对，被动教育，而是以此为教育的切入点，挖掘和开发其中的积极因素，主动引导城乡孩子正确面对文化差异和价值观的矛盾，让孩子纯真的心灵在活动中经历洗礼，学会理解他人、关爱他人。
“同在一片蓝天下，城乡儿童共起飞”的城乡结对活动，正是为孩子们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关爱提供了充分的活动空间。
城乡家庭、城乡儿童、教师与农村孩子纷纷结为友好对子，每一对孩子，每一户家庭以及师生之间用爱和理解架起了友谊的桥梁，在这用爱和理解滋润的和谐沃土上，他们就像一棵棵嫩苗在成长过程中相互关照、相互支撑、相互滋养，共同去营造那最美丽的一片绿。
我们用爱呵护着每一片绿，呵护着孩子纯洁的心灵，努力使城乡文化在活动中达到相互融合，从而让孩子们在和谐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5、“快乐童谣，快乐童年” 很多健康的童谣伴随着一代代人成长。
现代社会的孩子被五花八门的社会文化所包围，而真正能适合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的童谣文化却被大家所遗忘了。
我们不妨用孩子们喜闻乐见、朗朗上口的健康童谣取代那些“灰色童话”、恐怖小说、网络游戏等可能引起孩子心灵成长扭曲的“灰色文化”。
让健康、积极向上的童谣引导孩子乐观、积极地面对社会生活，让孩子们在学唱传统经典童谣、创编新童谣、诵读童谣的活动中去探寻社会生活中和谐的音符。
我们的快乐童谣还走出校园，走进家庭、走进社区，孩子们在创、读、唱、演中表现出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为绿色文化奏响快乐的旋律。
6、“和谐天空，绿色梦想” 在和谐教育的氛围中，让孩子们展开想象的翅膀，激发他们的自我意识，激励他们充分地体现自我生命的价值，这是我们教育者实施绿色、和谐教育的共同愿景。
“和谐天空，绿色梦想”艺术节活动为每一个孩子提供了想象和展示自己的机会，通过自我设计、自己表演，孩子们学会如何勇敢、自信地展示自我、展现和谐的团队。
师生在活动中分享着成功和希望，感受到快乐和幸福。
孩子们体验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将是激励他们继续勇敢向前奋进的冲击力。
学生人格的塑造过程乃是所有成人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小学阶段只是这一漫长历程的开端。
构建“绿色文化”就是要让教育回归生活、回归自然，以常态的教育活动让学生体验、感悟，让学生在活动中达到与同伴的和谐，与老师的和谐，与家庭的和谐，与自身的和谐，让教育触动心灵、滋润心灵。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虽然是教育者，但同时也与孩子们同成长、共发展。
师生发展的境界——崇尚绿色、崇尚健康、崇尚美德、崇尚幸福。
这，就是构建“绿色文化”的共同愿景。
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有关社会公德文明礼仪的演讲稿3分钟的
你好，下面的给你找到的-------------------------------------------------------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修养和素质的外在表现，也是人们应当共同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
为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广泛深入开展“加强城市管理，提高市民素质”教育实践活动，使广大市民树立公共意识，规范公共行为，践行公共道德，市妇联向全市各“巾帼文明示范岗”、“三八红旗集体”发出如下倡议： 一、争做文明礼仪知识的学习者。
学习礼仪有助于提高自身修养，有助于提高服务水平，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有助于净化社会风气。
我们要认真学习礼仪知识，革除顽症陋习，遵守社会交往中的礼仪规范和社会行为准则，养成文明礼仪的好习惯。
二、争做文明礼仪知识的传播者。
积极弘扬传统美德，传播社会公德，不断增强文明礼仪意识，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让文明礼仪进单位、进社区、进小区、进家庭，努力营造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文明礼仪氛围。
教育引导市民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以文明的生活方式影响他人，用真诚的实际行动奉献社会。
三、争做文明礼仪活动的实践者。
文明礼仪重在实践，我们要积极倡导社会公德、美德、做到诚信服务、微笑服务、贴心服务，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让前来办事的群众得到温暖如家的感觉。
四、争做文明礼仪活动的监督者。
在自身做好文明服务的同时，随时监督身边的市民要文明行事，坚决制止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抢先插队、乱停乱放、乱贴乱画等不文明行为。
各“巾帼文明示范岗”、“三八红旗集体”，文明礼仪连着你我他，建设和谐美好新集安靠大家。
让我们携起手来，以创建文明城市为己任，发挥各自岗位优势，积极投身到“加强城市管理，提高市民素质”教育实践活动中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每一件点滴小事做起，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加美丽，更加文明，更加和谐
关于学习改变人生知识改变命运为题的一篇演讲稿。
不要粘贴的最好300字以内不要粘贴要原稿谢谢急用
【禁毒演讲稿（一）】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早上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远离毒品，创造美好未来》。
禁毒，你知道哪些是毒品吗?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务院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现在，毒品已蔓延全球，成为世界一大公害，各国政府和人民对它无不深恶痛绝。
毒品残害着人的身体。
一旦吸食毒品，人体的正常机能受到严重的，甚至不可救治的损害。
整个人变得目光呆滞，反应迟钝，记忆力衰退，脾气暴躁。
不仅如此，吸毒还将使人颠倒正常的生活规律。
当毒瘾发作时，骨头里就像有千万只蚂蚁在咬那样钻心地疼。
毒品蒙蔽着人的良知。
吸毒者毒瘾一发作，什么血缘，亲情，伦理道德，统统抛诸脑后。
铤而走险，杀人抢劫，只为能得到毒品。
多少家庭因毒品的侵袭而破裂解体，多少的未成年子女因父母吸毒而使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 在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中，年龄最小的竟只有11岁。
未成年人是毒品最易感染的群体，同时又是受害最深的对象，资料表明，未成年人吸毒者活不到30岁。
正因为如此，党和国家本着对未成年人的高度关怀，提出了“禁毒宣传，要从娃娃抓好”的号召。
今天，我们再次呼吁每一位同学，积极响应禁毒的号召，积极协助宣传毒品的危害性，真正认清毒品的危害，从内心深处憎恶毒品，拒绝毒品。
同学们!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我们肩负着祖国的前途，人类使命，民族的希望，家庭幸福的重任。
为了我们健全的身体，良好的
找一篇地理的演讲稿，跟地表地形有关
地震波是如何传播的
下面的图形形象地给出了说明。
以加利福尼亚北岭地震为例，1994年1月17日，震级6.8北岭是位于洛杉矶以北不远的圣费尔南多谷中的一个社区，在1994年1月17日当地时间4:31 AM受到大地震的冲击。
约60人死亡，财产损失估计为300亿美元。
因为地震发生那天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所以当天早晨高速公路上的人并不象通常的星期一早晨那样多。
这个事实很可能使死亡人数减少了。
工程师对这次地震的影响既感到高兴，有感到吃惊。
在1971年的圣费尔南多地震（在这次地震的震中以北不远处）后，这个地区公路上的很多桥梁加固了。
这些加固过的桥梁没有一座坍塌。
然而，几座已计划要进行加固的桥梁坍塌了。
很多钢结构建筑物在接缝处断裂了。
当地震发生时，地震波在地球内部和地表传播。
使时间加速，你能够看到这一切的发生。
右图表明了面波是如何从地震发生处向外传播的。
切面图显示的是体波在地球内部传播，在遇到内部障碍物时发生改变。
地表的黄色条标示的是面波的传播范围。
这个图形显示了是从全球的地震台站收集来的实际地震图。
当各震相（P波，S波等）到达地球表面和切面图上的某一台站时，你可看到地震波形的变化。
在P波和S波之后的是面波。
它们是地震中造成主要破坏的地震波。
有两种类型的面波：一种是勒夫波，物质粒子在沿与波传播方向垂直的方向作水平的前后运动，另一种是瑞利波中，物质粒子沿与波传播方向同方向作垂直的前后运动。
地震学家利用这些地震波的到达时间来测定地球的内部结构。
地震的产生和类型地震分为天然地震和人工地震两大类。
天然地震主要是构造地震，它是由于地下深处岩石破裂、错动把长期积累起来的能量急剧释放出来，以地震波的形式向四面八方传播出去，到地面引起的房摇地动。
构造地震约占地震总数的90%以上。
其次是由火山喷发引起的地震，称为火山地震，约占地震总数的7%。
此外，某些特殊情况下了也会产生地震，如岩洞崩塌（陷落地震）、大陨石冲击地面（陨石冲击地震）等。
人工地震是由人为活动引起的地震。
如工业爆破、地下核爆炸造成的振动；在深井中进行高压注水以及大水库蓄水后增加了地壳的压力，有时也会诱发地震。
地震波发源的地方，叫作震源。
震源在地面上的垂直投影，叫作震中。
震中到震源的深度叫作震源深度。
通常将震源深度小于70公里的叫浅源地震，深度在70-300公里的叫中源地震，深度大于300公里的叫深源地震。
破坏性地震一般是浅源地震。
如1976年的唐山地震的震源深度为12公里。
地震带地震主要分布在环太平洋带，阿尔比斯—喜马拉雅带，大西洋中脊和印度洋中脊上。
总的来说，地震主要发生在洋脊和裂谷、海沟、转换断层和大陆内部的古古板块边缘等构造活动带。
震源：是地球内发生地震的地方。
震源深度：震源垂直向上到地表的距离是震源深度。
我们把地震发生在60公里以内的称为浅源地震；60－300公里为中源地震；300公里以上为深源地震。
目前有记录的最深震源达720公里。
震中：震源上方正对着的地面称为震中。
震中及其附近的地方称为震中区，也称极震区。
震中到地面上任一点的距离叫震中距离（简称震中距）。
震中距在100公里以内的称为地方震；在1000公里以内称为近震；大于1000公里称为远震。
地震波：地震时，在地球内部出现的弹性波叫作地震波。
这就像把石子投入水中，水波会向四周一圈一圈地扩散一样。
地震波主要包含纵波和横波。
振动方向与传播方向一致的波为纵波（P波）。
来自地下的纵波引起地面上下颠簸振动。
振动方向与传播方向垂直的波为横波（S波）。
来自地下的横波能引起地面的水平晃动。
横波是地震时造成建筑物破坏的主要原因。
由于纵波在地球内部传播速度大于横波，所以地震时，纵波总是先到达地表，而横波总落后一步。
这样，发生较大的近震时，一般人们先感到上下颠簸，过数秒到十几秒后才感到有很强的水平晃动。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纵波给我们一个警告，告诉我们造成建筑物破坏的横波马上要到了，快点作出防备。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一位住在楼房里的干部突然被地震惊醒。
由于这位干部平时懂点地震知识，所以当他感到地震颠簸时，迅速钻到桌子底下，五、六秒种后，房顶塌落。
直到中午，他被救出后，深深感到要不是自己果断钻到桌子底下，早就没命了。
他说是地震知识救了他的命。
地震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人们完全了解了地震波被激发的机制。
在上个世纪末，一位地震学者评述地震时写道：“地震的原因还仍隐匿于朦胧之中，可能是永恒之谜，因为这些强烈震动发生的处所，远距人类观察领域之下。
”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认为，火山作用是地震的首要原因，而另一些人倾向于地震源于高大山脉造成的巨大重力差。
在20世纪初地震台网建立之后，完成了地震活动的全球性监测，人们发现许多大地震发生之处远离火山和山脉。
越来越多的地质学家把破坏性地震的野外考察作为他们的任务。
地面断裂之大常常使他们震惊，这些断层可以从地形沿线状系统变形而被识别。
上世纪末科学家已经清楚地认识，一般的地震与造成地球表层广泛变形的构造过程密切相关，这些变形也创造了山脉、裂谷、洋脊和海沟。
地质学家推测，地表岩石的大规模迅速错动是强烈地动的原因。
他们的推断很快发展成信心十足的论述，大多数地震发生的机制已经被发现。
今天认为天然浅震几乎都有同样成因。
地球深成构造力造成地球外层大规模变形是地震的根源。
沿地质断裂的突然滑移则是地震波能量辐射的直接原因。
4.1 地 质 断 层在实验室里岩石受压能使之以不同方式“破裂”和“破坏”。
在有的突发破裂中，断裂把岩石切开，两侧岩石相对滑动，多条裂纹把岩石裂成碎块。
如果岩石破碎的碎块能再拼合起来，这种破坏类型称之为脆性破坏。
另外一种岩石破坏中，标本的两侧不突然滑移，而是缓慢地碾磨，沿着一个倾斜断面仍粘合在一起。
这种岩石的破坏不能像脆性破坏那样快速释放储存的弹性能量。
在自然界，大规模的破裂面被称为地质断层。
像在实验室中见到的那样，一条断层的两侧可以逐渐地并难以察觉地互相滑过；也可以突然破裂，以地震形式释放能量。
在后一情况下，断裂两侧向相反方向错动，以致一度横过断裂排列的岩石会发生变位。
许多断裂非常长，有的可在地表追踪几千米。
断裂展示的特性形形色色。
它们可能是仅具有很小的可见位错的清晰的裂面也可能是岩石的扩展破碎带，几十或几百米宽，这是沿断裂带不时重复运动的结果。
断层一旦形成，它往往成为持续应力作用下继续变位的场所，这可由断面附近的碎裂岩泥质物所证实，断面上的大多数岩体含有曾发生岩石变位造成的丰富的破裂。
断裂带中的岩石可在若干地震过程中被非常细地挫碎和剪切，使它变成一种塑性粘土物质，叫断层泥。
这种物质强度小，以致弹性能量不能像在较深的脆弹性岩石中那样存储。
断层曾按它们的几何学及相对滑移方向分类。
如图4.2所示，断层在三维坐标中的定位由两个角度给出：第一是断层的倾向，即断面与水平面之间形成的角度。
第二是断层的走向，即出露于地表的断层线相对于正北方向的角度。
斜断层(图右边)都具有水平运动(走滑断裂)和垂直运动(正断层和逆断层)两种断裂的特征断裂可按其沿倾向和沿走向的运动方位分类。
走滑断裂，有时也叫横推断层，能引起断层两侧彼此相对水平滑移。
岩石平行于走向相对平行地移动，如果当我们站在这种断裂的一侧，看另一侧的运动是从左向右，这种断层运动叫右旋走滑。
同样地能确定左旋走滑断层。
断层的运动可完全沿倾向发生，称为倾滑断裂。
这时断裂一侧相对另一侧上下运动，其断裂运动基本平行于断层倾向，岩石在垂向发生位错，有时造成一个小而可见的岩石墙面，称之为断层崖。
这类断层可划分为两个亚类：一个是正断层，是在倾滑断裂中倾斜断面上边的岩石相对断裂下边的岩石向下运动；相反地，逆断层是倾斜断面上边的岩石向上运动。
逆冲断层是断层倾角很小的逆断层。
断层很少是纯走滑或倾滑的，通常它们具有水平和垂向运动分量。
这种断裂名为斜向断裂。
有些断裂面没有能从基岩穿透上覆土壤，因为近地表的土壤吸收了差异滑移。
这时只能通过挖探槽或切开隐伏断崖才能探测出断层。
4.2 其他来源的地震动大多数破坏性地震——诸如1906年旧金山地震、1988年的亚美尼亚地震和1992年加利福尼亚兰德斯地震，都是因断层岩石的突然破裂而发生的。
虽然通常谈地震指的就是这些所谓的构造地震，但强烈的地面震动也可能是许多其他来源的结果。
第二种熟知的地震类型是伴随火山的喷发而发生的地震。
许多人，像早期希腊哲学家那样，想象地震是与火山活动联系的。
的确，在世界许多地区地震与火山相伴发生，令人印象深刻。
现在我们知道，虽然火山喷发和地震都是岩石中构造力作用的结果，但他们并不一定同时发生。
今天我们称与火山活动相关发生的地震为火山地震。
在大火山地震中，从地震波确定的震源机制可能与构造地震是一样的。
靠近喷发的火山，岩石由于岩浆的积累和运动而变形，弹性应变能在岩石中积累起来。
这些应变导致的断层破裂就像构造地震一样，但与火山并无直接关系。
然而，由于地下火山通道中喷发岩浆的快速运动以及超热蒸汽和气体的激发，可使周围岩石发生颤动，称之为火山震颤。
另外一种类型的地震为，当地下洞穴或矿坑崩陷时造成一个小的“塌陷”地震。
这种现象是通常所说的矿爆的变种，矿爆时采矿场诱发应力造成大量岩石爆裂飞出采矿面，产生地震波。
1974年4月23日在秘鲁沿曼塔罗河一个壮观的滑坡造成相当4.5级地震的地震波。
大约1.6立方千米体积的岩石滑动了7千米，致使约450人死亡。
这次滑坡并非由邻近的构造地震驱动，而是由于山体的失稳。
部分重力位能在土壤和岩石的快速向下运动时转化成地震波，并被上百千米以外的地震台清楚地记录到。
一台80千米以外的地震仪记录到3分钟的地动。
这个摇动持续时间是与地滑的速度和范围相一致的，它在观察到的滑移7千米距离内以每小时约140千米的速度运行。
因为地震通常造成地滑，有时规模很大，很难分开原因和效果。
近代史中最大地滑可能发生于1911年俄国帕米尔山中的乌索。
伽里津（Galitzin），一位现代地震学的先驱，在圣彼得堡附近他的地震仪上记录到了乌索地滑造成的地震波，因此地滑发射出来的地震波传播了3 000千米。
他开始以为记录了一个正常的构造地震，直到1915年派出一支调查队去研究乌索地滑，才发现这次地滑席卷了2.5立方千米岩石!图4.3 新西兰库克山1991年12月15日1 400万立方米岩石和冰雪崩塌下来之后的情景（a)和75千米以外记录到的库克山雪崩地震图，相当于一次3.9级地震（b）很大的陨石与大气或地球表面碰撞造成碰撞地震是一种稀少的情况。
一个神奇的例子是通古斯陨石于1908年6月30日在西伯利亚一个偏僻地区进入地球大气层，在大气层快速减缓时的应力和热作用下，陨石在地球表面以上不到10千米的高度爆炸，夷平了大面积的森林。
俄国和欧洲的许多地震台，有的远在5 000千米之外，都记录到了地震波。
开始人们还以为是一次大的构造地震。
有一些在流体注入深井或大型水库蓄水后诱发地震的记录，虽然其机制仍被认为是由断层破裂而释放应变能。
这些事例提出一个问题：在什么程度下，一口井或水库中的水会诱发那些否则要许多年后才会发生的地震?一个良好记载的案例是麦德湖事件，它于1935年水库蓄水之后发生在科罗拉多河上胡佛水坝。
在湖形成之前该区无地震活动的历史记录，但蓄水后小地震频发。
当水库充水之后建立了地方性地震台，记录表明，发震次数与水库的蓄水量变化有相当密切的对应关系。
对水库水深超过100米和1立方千米体积的大型水库，这种效应最明显。
然而，大多数这种大水库是无震的，世界上26个最大水库仅有5个发生无可置疑的诱发地震，包括赞比亚的喀瑞巴水坝和埃及的阿斯旺高坝。
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井或水库附近已经受构造力而产生应变，以致断裂已经几乎准备滑动，水头增加了压力，从而增加了岩石中的应力并驱动滑移；水也可使岩石弱化，降低岩石强度。
最后，人类爆炸化学炸药和核装置引起爆发地震。
在近地表爆炸中，破碎地区产生的地震波向所有方向传播，当初至P波到达地面时地面会外隆，如果能量足够大，会将岩土四抛，如同采石场那样。
当然，人类和野兽有时也造成地震，尽管一般极小，例如机械地敲击地面。
4.3 弹性能的缓慢积累让我们对构造地震成因作进一步的讨论。
地球深部的作用力使地震活动区岩石产生变形，随时间增加变形渐渐变大。
这种变形在很大程度上，起码在大约千年尺度上，是弹性变形。
所谓弹性变形，是指加力时岩石产生体积和形状变化，当力移去时将弹回到它们的原状，就像受挤的橡皮球。
这种弹性岩石运动能通过精密的系统的大地测量加以探测，以区分出弹性和非弹性(即不可逆的)变形。
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有3种主要大地测量方法。
两种确定水平运动大小。
第一类，用小望远镜测量地面上标志间的角度，这个过程叫三角测量。
第二类叫三边测量，测量地面标志之间的距离。
在现代三边测量技术中，光(有时是激光束)被从一定距离的制高点的镜子反射，用一种光电测距仪测量光的双向路径往返所用的时间（图4.4）。
在路径很长时，光速随大气状况而变化。
因此，在精密测量时用飞机或直升机沿视线飞行，并测量空气温度和压力以便能够校正。
这些测量精度可达在20千米距离准确到约1.0厘米。
图4.4 在加利福尼亚帕克费尔德用于进行大地测量的激光束对着远处的镜子第三类测量是通过野外建立水准测线测定垂向运动的大小。
这种水准测量简单地测定在地面上不同地点布设的基准点的高程。
重复测量可揭示各次测量间的变化。
国家测网是在国土固定位置上设置国家基准测桩。
有可能的话，水准线将延至大陆边缘，以便用平均海平面作为确定陆地高程绝对变化的参照点。
近年来，同步卫星也被用来作为已知参考点，利用地球表面固定点发射无线电波至卫星的走时测距。
不同的测量方法表明，在地震活动区，诸如加利福尼亚和日本，地面水平和垂直运动都达到了可观测到的量级。
它们还表明在大陆的稳定区，诸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古老地块，很少发生变化，至少在最近的过去。
与地震有关的区域变形测量的最重要的结果可能来自加利福尼亚。
在那里他们早自1850年开始并于1906年旧金山地震后定期进行测量。
其成果在现代地震发生的理论中起着关键作用。
近十余年来沿圣安德烈斯断裂系的测量已有进一步改进，着眼于地震预报。
测量人员用光学和激光束光电测距仪，测量了圣安德烈斯断裂两侧山顶上基准点之间的距离。
应变的趋势变化特别清楚，测量表明断层存在右旋变形，而未横过主要断裂带的测线长度变化则很小。
4.4 弹性回跳原理在科学发现中常常不是记住对一事件的首次描述或某个假说的首次提出，而是记住那些使科学界信服确实发现了一些新东西的事件。
现今广为接受的地震发生的断裂破裂机制的物理学原理，是由对1906年圣安德烈斯地震令人信服的研究确立的。
1906年以前跨被圣安德烈斯断裂切过的区域作了两组三角测量，一组在1851～1865年，另一组在1874～1892年。
美国工程师里德（Reid）注意到，到1906年的50年期间断裂对面的远点移动了3.2米，西侧向北北东方向运动。
当这些测量数据与地震后测量的第三组数据比较时，发现地震前和地震后，平行于圣安德烈斯断裂的破裂，都发生了明显的水平剪切(见第8章图8.4)。
自里德的工作之后，地震学界普遍认为，天然地震是地球上部沿一地质断裂发生突然滑动而产生的。
这滑移沿断面扩展，这种滑移破裂传播的速度小于周围岩石中的地震剪切波波速。
存储的弹性应变能使断裂两侧岩石回跳到大致未应变的位置。
这样，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变形的区域越长、越宽，释放的能量就越多，构造地震的震级也将越大。
图4.5给出地震矩与断层长度的关系。
图4.5 板内大地震的地震矩与断层破裂带长度的关系如图4.6所示，那些造成1906年地震的力画在图解中。
想象这一图解是垂直地横过圣安德烈斯断裂的一排篱笆的鸟瞰图。
该篱笆垂直穿过该断层，在两侧延伸许多米。
用空箭头表示的构造力作用使弹性岩石应变。
当它们缓慢地作功时，该线（篱笆）弯曲了，左侧相对右侧错动。
这种应变作用不能无限地持续，早晚那些软弱岩石，或那些位于最大应变点的岩石要破坏。
这一破裂后将接着发生弹回，或在破裂的两侧回跳。
这样在图4.6中断裂两侧的岩石中的D回跳到D1和D2。
图4.7示出1906年地震断层破裂之后横过断层的篱笆被错动的情况。
（a）构造力作用下横过断层的篱笆发生弯曲， A点和B点向相反方向移动；（b）在D点发生破裂，在断裂两侧的应变岩石弹回到D1和D2错动了2.6米，远处的土地向右移动自从1906年地震之后，肯定了弹性回跳作为构造地震的直接原因。
像钟表的发条上得越紧一样，岩石的弹性应变越大，存储越大的能量，当断裂破裂时，储存的弹性能迅速释放，部分地成为热，部分地成为弹性波，这些波就构成地震。
岩石的垂向应变也很常见。
在这种情况下，弹性回跳沿倾斜断面发生，引起地水平线沿垂向垮落并形成断层崖。
大地震造成的断层崖可达好几米高，有时沿断裂走向延伸几十或几百千米。
岩石力学实验室里的试验曾阐明了地震前期应变在地球岩石中的变化。
在这些实验中，将水饱和的岩石试样在高温下的流体介质中压缩。
这种研究指示在局部构造力作用下地壳缓慢应变，在构造断裂邻近造成岩石中微裂隙的集中。
水缓慢地扩散并充填在岩石的裂缝和孔隙之中。
由于微裂隙的发展，沿断裂的高度应变区的体积增加，这个膨胀过程进一步使断裂带弱化。
同时，在裂隙中的水降低了岩石的约束力，并使横过潜在断层面的摩擦力降低了，容许岩石松动，以致最终沿一个主要断裂面滑动。
按这种方式变形的断裂产生弹性回跳并传播扩展。
地震的前震和余震也能通过研究主滑动附近的裂缝发育过程而得到理解。
前震是沿断裂的应变和破裂物质中的微细破裂结果，而那时主断裂并没有发展，因为物理条件尚未成熟。
前震中的有限滑动稍微改变了力的格局。
水的运动和微裂隙的分布，终于使一个更大破裂开始了，造成主震。
沿主破裂岩块的抛掷和严重摇动及局部生热，导致沿断裂的物理条件与主震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
其结果是附加的小断裂发生了，造成余震。
之后，该区的应变能逐渐降低，像一个没劲的钟表，可能在许多月之后恢复稳定。
4.5 40年中美国的最大地震我们设想因为强震发生缓解了一条断层上的应变，在一个地区一旦余震结束将跟随而来的是平静。
但主断裂往往仅是威胁一地区的复杂断裂网格中的一条。
一条断裂上应变能的灾变性释放，可能增加相邻断裂的压力。
近几年来袭击美国本土的最大地震表明，一个大地震对一个地区的地震活动性及地震灾害的影响是多么难以预测。
1992年6月28日星期天上午4点58分，一个强震袭击了加州荒僻的莫哈维沙漠中的兰德斯城镇(见图4.10)。
其主震的面波震级为7.5。
事后发现弹性回跳的大主干断裂，正是由于它的错动在南加州产生强烈摇动，使远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都有感。
震中位于兰德斯镇和尤喀河谷之间，大约在圣安德烈斯断裂带东北30千米。
这个人口不多的居民点遭受了高强度的晃动。
戈布罗哥（Gobrogge）先生描述了在尤喀河谷中他的保龄球道边墙被破坏时说：“那太可怕了，确实可怕，它不肯平静下来，一直持续地摇摆，从未停止。
”这个地震，官方名之为兰德斯地震，与经常提到的1952年克恩地震发生在同一地区。
然而因为它位于沙漠，仅有1人死亡和5人重伤。
地震摧毁超过77家，有4 300户受到破坏，估计财产损失约5 000万美元。
在以后的日子里，成百的地震学家和地质学家来收集资料，目睹了断裂的明显证据。
壮观的右行地表错动形成一系列走滑断层，排列成“雁列”状，每一断裂与前面另一断裂首尾相邻，坐落在前方右侧或左侧，像一个系列台阶。
这一系列断层连成的主断裂已填绘在加州地质图上，但因为它们在其尾端分离达10千米，曾被认为是单独的断层。
作为一条连续的深断裂的段落，个别的断裂被认为在12 000年前滑移过，但自那以后没有活动过。
据此，没有设想会发生一个7.5级，囊括全部80千米的断层错动的地震。
沿断裂测量的地表滑移在兰德斯附近达2米，如图4.8和图4.9所示，沿破裂西北部错动大致5.5米。
还有令人惊奇的1米高的地震陡崖，出现在沿主断裂弯转的部分段落。
该断层是兰德斯地震过程中错断的几条断裂之一。
左边的影像拍摄于1991年7月27日，地震之前11个月；右边的影像，刚好于地震后27天拍摄。
地震过程中断裂造成的地裂缝清楚可见，从左上角延伸至右下角。
在这一位置横过断裂的位移约为4米随着兰德斯地震之后发生了最不寻常的地震连锁反应。
主震之后沿滑动的断层连续发生一系列余震（图4.10）。
作为规律，在大的浅源地震之后，随后的日子里地震活动在更大的地区内会突然戏剧性地增加。
主震之后3个小时又在以大熊湖附近为中心处发生了强震(MS=6.5)，地面被再次震颤。
这次震动是距第一次断裂源约45千米西方的另一条断裂的滑移产生的。
应用计算模拟考察区域断裂系的应力变化，其结果表明，兰德斯地震的断裂滑动造成了断裂上某些部位应力增加，大熊湖地震就是因此而发生的。
计算还表明，兰德斯地震可能增强了南圣安德烈斯断层上的应力，加强了走滑剪切的趋势，同时降低了圣安德烈斯四周顶住周边的压力，该种力是无形的连续的。
这些作用集中在一起，可能增加了本区未来发生大地震的机率。
图4.10 南加州兰德斯地震后25日内的余震和断层分布图主震以星号表示，颜色深浅的变化表明1979～1992年间区域地震引起的应力变化，圣安德烈斯断层卡洪山口以东应力增加，以西应力减小紧接着兰德斯主震之后的24小时内，在距震中600千米范围内地区台网测到了11个震级大于3.4的地震。
按照加州和内华达地区地震发生的正常概率，这种两个大事件连续发生的机率仅为十亿分之一。
这种同时发震在地质历史中是极少出现的
因此我们推测，是兰德斯地震引起了这个地震活动高潮，它直接在岩石中增加了弹性应变，或由它的地震波通过各单个断裂而在它们上面引起变化应力而造成地震活动高潮。
最难理解的是沿内华达山脉东侧，从欧文谷以南向北到长谷火山口，距兰德斯400千米的小地震发生频度的显著增加。
北部距主破裂800千米的莫娜盆地、拉森山和最北头的北加州沙斯塔山，也都出现背景地震活动的显著增加。
许多加速度计被兰德斯地震触发了，它们绘出强摇摆的信号。
围绕断裂源的许多地点观测表明，兰德斯地震的震中破裂可能是由南开始向北传播。
在断裂北端地面变动比断裂南端强烈得多。
听众可以体验同样效应，像扩音器移近时声强提高一样，学术名词叫定向聚焦，描述由波源的运动引起能量在一个方向上集中。
因为破裂方向不同，其运动可比平均值更大或更小，因此地面运动强度取决于破裂的方向。
4.6 地 震 矩由受构造应力影响使断裂面突然滑移的力学模型，推导出地震整体大小的最有用的量度。
这个量度，在第3章提到过，叫地震矩。
它是1966年美国地震学家安艺（Aki）提出的。
现在受到地震学家欢迎，因为它与断裂破裂过程的物理实质直接联系。
根据它能推断活动断裂带的地质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