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下的爱国主义一千五字的发言稿
大家好
在这硕果累累，举国上下还沉浸在欢庆祖国61岁华诞之际，学校组织了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演讲赛。
在教导处精心谋划和班主任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今天有15名选手参赛，他们将以最真挚的情感、最优美的语言赞美祖国、歌颂母亲，为我们伟大祖国61岁生日，献上最美的祝福。
祝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爱国主义情感是人类最伟大的情感。
试想，我们假如生活在外敌入侵、战火连绵的国度，人民居无定所、四处逃生，那么，平安就是一种幸福；假设我们生活在贫穷落后、物资匮乏的年代，那么，温饱就是一种奢望；假设我们生活在治安混乱、盗贼横行的社会，那么，平淡也是一种梦想；假设我们生活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环境，那么，直起腰杆做人就是一种快乐。
今天，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安心读书，你体会到其中的幸福了吗
今天，我们衣食无忧、生活稳定、尊严无损，这些都源于我们祖国的昌盛、国力的雄厚。
国富才能民强，国家强盛，人民才有尊严。
为此，历史上，无数爱国志士前仆后继，为祖国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他们的精神可歌可泣，他们的气节光照千秋，他们的事迹万古流传。
爱我中华，是每个炎黄子孙对祖国母亲最深情的依恋；爱我中华，是万千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
建国六十一年，新中国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日行千里。
六十一年风雨飘摇，六十一年沧海桑田，六十一年灿烂辉煌
未来的中国，要以龙的姿态雄踞于地球，全在于我们每个人今天的拼搏和努力。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
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心中流淌着青春的热血，我们该为祖国做些什么呢
让我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坚定宏伟的志向，付出辛勤的汗水，拼搏出优异的成绩，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同发展，书写自己辉煌的人生，抒发我们满腔的爱国热情
最后，我预祝各位选手取得好成绩，祝本次比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则2：梁启超在他写的《少年中国说》中写到：恰少年强，则国强。
全文翻译下来就是。
今天的责任，不在别人身上，全在我们少年身上。
少年聪明我国家就聪明，少年敷裕我国家就敷裕，少年强年夜我国家就强年夜，少年自力我国家就自力，少年自由我国家就自由，少年前进我国家就前进，少年胜过欧洲，我国家就胜过欧洲，少年称雄于世界，我国家就称雄于世界。
红日刚刚升起，道路布满霞光；黄河从地下冒出来，澎湃奔泻声势赫赫；潜龙从深渊中腾跃而起，它的琐闻舞动飞扬；小山君在山谷吼叫，所有的野兽都害怕惊慌，雄鹰隼鸟振翅欲飞，风和灰尘高卷飞扬；奇花刚起头孕起蓓蕾，辉煌明丽强大茁壮；干将剑新磨，闪射出光线。
头顶着苍天，脚踏着年夜地，从纵的时刻看有悠长的历史，从横的空间看有广宽的边境。
前途象海一般宽广，未来的日子无限远长。
斑斓啊我的少年中国，将与六合共存不老
雄壮啊我的中国少年，将与祖国万寿无疆。
而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平易近族精神的焦点，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平易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始终是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根基源泉，始终是敦促中国社会成长前进的巨鼎力量。
这种精神，依靠着对平易近族命运的拳拳之心，倾泻了对中华年夜地的兹兹之念，凝聚了对国家强大的殷殷之望。
国家强大，苍生幸福，这是爱国主义最为朴质的价值指向，也是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奋斗方针。
从这个方针看，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平易近经由持久浴血奋战，实现了平易近族自力和人平易近解放，成立了新中国，竣事了国家四分五裂、平易近族承受辱没、人平易近灾难深重的场所排场。
中国人平易近从此站起来，中国从此走上了自力、平易近主、统一的道路，中华平易近族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这场中国历史上最普遍最深刻的社会转变，奏响了爱国主义最为雄浑激荡的伟年夜乐章。
从这个方针看，新中国成立60年出格是更始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取得了巨猛前进，综合国力年夜幅晋升、人平易近糊口不竭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中国人平易近的面容、社会主义中国的面容、中国共产党的面容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60年来出格是更始开放30年中国取得的伟年夜成就，自己就是爱国主义最活跃的教材。
这一中华平易近族成长史上的巨年夜跨越，书写了爱国主义最为绚丽辉煌的历史篇章。
今天我们弘扬爱国主义，就是要从历史的财富中寻找泉源，从社会的前进中罗致力量，从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中获得启迪。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国家的强大和平易近族的振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更始开放才能成长中国。
这是我们理解爱国主义的历史基点，也是我们弘扬爱国主义的现实依据。
爱国从来就不是抽象的。
爱国主义，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焦点价值系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是平易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
这是今世爱国主义精神最素质、最主要的默示。
爱国主义既有历史的担率性，又有光鲜的时代性。
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是经济全球化趋向日益深切的时代，是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也是中华平易近族的伟年夜回复揭示出辉煌前景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需要增强平易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让爱国主义的当价钱值加倍凸显。
一个平易近族只有连结特征，才能在国际交流中连结自力的自我，才能在现代化历程中找到精神支柱。
我们弘扬爱国主义，就要进一步增强平易近族自尊心、自抉择信念和孤高感，以平易近族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奠基我们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基本。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需要拥有一个年夜国所应有的精神高度，让爱国主义的时代内在加倍丰硕。
正在走向回复的中华平易近族，其前途和命运已经融入世界名目。
30多年更始开放的伟年夜实践，使中国人平易近有了坦荡的国际视野。
我们弘扬爱国主义，就要以宽广的襟怀胸襟融入世界，让理性、开放、包容，成为我们的自动选择和自觉心态。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需要强化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让爱国主义的实践特征加倍光鲜。
爱国主义作为激情、理智和步履三者交融的有机整体，是爱国之情、强国之志和报国之行的统一。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爱国主义的现实要求加倍强烈。
我们弘扬爱国主义，就要把小我的步履融入敦促国家成长、平易近族振兴的时代洪流中去，使爱国主义成为促进社会前进的巨鼎力量。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华平易近族屡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衰，外来势力冲不散，帝国主义打不垮，成为世界历史上独一文明不曾间断的伟年夜平易近族。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千百年来爱国主义传统已深深融入我们的平易近族意识中。
在历史的诸多主要关口，在社会前进的漫漫征程上，我们都能看到爱国主义迸发的精神力量，是若何耸立起一个平易近族的脊梁，铸就了一个国家的庄严，壮年夜着五千年中华薪火相传的文明血脉。
我们相信，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在全国规模内深切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勾当，必将激发爱国热情，振奋平易近族精神，使爱国主义转化为迎接挑战、战胜坚苦的判定抉择信念，转化为敦促科学成长、促进社会协调的现实步履，转化为周全培植小康社会、实现中华平易近族伟年夜回复的强年夜精神力量。
心系平易近族命运，心系国家成长，心系人平易近福祉。
让爱国主义旗号高高飘零，焕发新的时代光线
如何写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演讲稿
经5000年风霜雨雪，敞开了960万公里的宽阔胸膛，中国—这个东方巨人，睁开惺，昂起头颅，跨着稳健的步伐，从原子弹、氢弹、导弹、北斗导航、中国高铁、网购、共享单车、量子通信等高科技，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演讲稿100
虽然现在的安徒获得者寥寥无几，但是我们会加油
我国的航天技术虽然是呈领跑只是，但我会骄傲自大，而是继续努力
虽然我国的国际维费次于美国，但是我们会努力地为自己的国家做出奉让我国超越美国
让我们国力量走向世界
学校要“中国走向世界”的演讲稿
请给我找些例文
谢谢!
中国走向世界：孙中山的理想中国走向世界，一直是亿万中国人的梦想。
在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炮火、鸦片、商品、基督教等走向中国的同时，中国人也正努力用自己民族独特的方式使中国走向世界。
虎门销烟的林则徐，不仅使侵略者们看到了中国人的尊严和爱国，而且更使西方人了解到中国的博大和辉煌。
农民出身的洪秀全，不仅使西方传教士们了解到他对基督教的真实态度，而且还使西方人充分认识到中国人的勇敢和顽强。
容闳、郭嵩焘、薛福成、郑观应、黄遵宪等人，不仅使东西方列强看到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而且也从他们身上领略到了中国人的积极进取和勇于开拓的精神风貌。
危机感强烈的洋务派和维新派，则更以他们的智识和言行向西方世界证明了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和敢于接受挑战的坚强个性。
但是，这些先知先觉们受阶级、社会、时代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太大，身上封建文化的积淀过于厚重，在面对西方世界强有力的冲击下，显得有些胆怯、自卑、保守和偏狭。
尽管他们的言行在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严格来说，中国走向世界的作用、意义、方式和方法，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还很不明确。
他们所起的作用，不是“有意栽花”的结果，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式的效应。
与众不同的是，孙中山不仅较早地清楚意识到“中国走向世界”的作用和意义，而且自始至终都把“中国走向世界”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他的一生与其说是革命和战斗的一生，还不如说是为了中国走向世界而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一生。
知，常常是行的先导。
行为的效果总是受知的制约。
“世界走向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演变的主题。
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理解，也就自然地构成不同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许多人关注的是“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现象，忽视了“中国走向世界”这一深刻的历史主题。
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在思考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现象时，对中国走向世界作了更深入全面的探索。
首先，孙中山认为，“救国救民”和“振兴中华”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走向世界。
早在1894年他就认为“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20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
1905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他又指出：“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
“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再一次强调“现在中华民国成立，得达共和目的，人人皆志愿已足。
愚则以为未也，必使中华民国立于地球上为莫大之强国而后快”。
“振兴中国的目的，就在于把中国变成足以和西方各国并驾齐驱的国家”。
并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做地球上第一等强国”。
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又多次指出：“如要数年，必有一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大陆，驾诸世界共和国之上矣”。
“应有的志愿，……是要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的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如果我们立志改良国家，万众一心，协力奋斗去做，……将来的结果，当然比美国更好。
”显然，在孙中山看来，救国救民和振兴中华，其目的就在于使中国能以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上的强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并驾齐驱。
也就是说，孙中山把繁荣富强和独立自主看作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这一认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孙中山还明确地指出了中国走向世界的途径和方法。
他认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以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为原则建立了一个政治修明、经济富裕和人民安乐的民主共和国，以及实现交通运输、工业、农业、科技文化和国防事业现代化，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具体途径和基本方法。
他曾明确指出：“革命党倾覆满清，共目的所在，欲使中国为世界最强之国，最富之国，又政治最良之国”。
“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
……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有了五权宪法，“乃可与世竞争，不致追随人后，民国庶几驾于外国之上”，并认为“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破天荒地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不仅论述了交通运输、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为中国勾画出了宏伟的蓝图，指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途径和实施措施。
应该说，孙中山的这些实现主张，既是对“世情”“国情”的正确把握，又是爱国主义和世界意识的具体体现。
再次，孙中山能知亦能行。
在中国如何走向世界这个问题，孙中山不仅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和方法上的探索，而且能坚持不懈地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一生。
从创立兴中会、组建同盟会，发动10次武装起义，到组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各种改革法令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发动“二次革命”，成立中华革命党，到高举“护国”、“护法”大旗；从撰写《建国方略》，提出中国现代化的构想，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实行国共合作，主张北伐，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斗争，所有这些既是孙中山个性心理和务实精神全方位展现的过程，又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行为表现，更是为中国走向世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作的一种艰苦卓绝的工作。
尽管在孙中山的有生之年，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中国仍然没有获得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走向世界的步伐也沉重而缓慢，但是，孙中山为革命和建设所做过的一切，却为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举世瞩目的强国铺平了道路。
急求一份3分钟演讲稿：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对和谐世界的影响
文化是民族的,它既有自己民族独特的个性和特性.民族又是世界的,又有世界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尊重文化多样性是繁荣世界文化的必然要求,我们应在各民族一律平等条件,尊重民族多样性.坚持主心骨思想,即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传统文化,接受外来积极文化.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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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的风吹散了千年的往事，千年的水冲走了千年的记忆，但历史的印记，文化的传统，却注定要烙在中华民族的生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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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知道，曾经有一对图腾叫龙凤，有一件羽衣叫霓裳;你是否知道，有一个朝代叫汉唐，有一条河流叫长江? 当你沉迷于紫薇的那一句“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你是否知道乐府里那句“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当你口口声声喊着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你是否知道它出自于《汉书》中的“修身好古，实事求是”;当你“哈韩”“哈日”，当你迷恋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你是否知道《山海经》里的神话故事，是否知道昆曲的历史，知道十二木卡姆的声音…… 传统文化的美，在于它的历史，它是先人们的精神积淀，是千百年来的传承。
而在今日，在这个充满利益，热闹繁华的时代，歌声里的故乡却在渐渐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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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氤氲着水墨香的故乡，那个，我们的精神家园。
在今日，君不见上元灯节赏花灯，君不见端午赛舟挂香符，君不见盂兰盆会驱鬼傩，君不见重阳登高插茱萸。
我们不再欣赏“融四岁，能让梨;香九龄，能温席”，我们只从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东风破》里才蓦然感受到古典的美。
你知道多少种语言在流逝吗，你知道多少种民间习俗在消失吗，你知道多少种器乐技艺已经失传吗，你知道多少处文化遗产与古建筑正在在被破坏吗…… 作为九零后的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古语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先哲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仍振聋发聩;橘子洲头，少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韩美林说是汉子就要撬动地球，能晃三下晃三下，能晃五下晃五下……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忘记了过去，会怎么样?它该如何向前，如何大踏步地走在世界前面。
身为祖国的未来，如果我们不珍惜，不继承，它们将如何保全自我?未来，不论多么发达的高科技，都难以替代历史的一抔黄土;无论我们在这颗星球上能走多远，总要有一点东西，铭记于心。
先人曾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让我们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礼记》中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清代学者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今天，我们尚且不谈奉献社会，不谈为国捐躯，但我们要知道什么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根基。
我们要左手紧握且教世界换了人间的”壮志豪情，右手秉持义不容辞勇于担当的道义，去为传统文化开创一片天。
你看：渭城的朝雨沾湿了王维的衣裳，巴山夜雨涨满了李商隐的秋池;倚窗而立的女子，调一杯蓝色的愁绪，敲落了一地的灯花;青衣布衫的才子，正书写着古老的故事…… 让我们回到繁华的盛唐，与李太白一起酒入豪肠，与王昌龄一起醉卧沙场;让我们回到如画的江南，醉心于三国的尔虞我诈，感伤于西厢的且悲且怆。
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不变的荣光，她的下一缕墨香需要我们共同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去传承她的滋养，成就她最灿烂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