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演说家陈秋实大国风范删减?
这里有完整版（优酷在线） 这里能下载（360网盘） （提取码：b6d8）很明显，一般陈秋实上来会说大家好
我是秋实，现在上来特么直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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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说几句观众全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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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马上上去了，他的演说中有：“大国，跟你的领土面积没关系，跟你的历史功绩没关系，大国只跟你的力量，跟你的胸怀，跟你的气魄有关。
”可能涉及到了和俄罗斯的一些领土面积问题（可自行翻出去看）,而这些问题是无产阶级斗士们不想让我们看到的。
他还说：“我们是一个大国，大国的风范，到底从哪里来啊
大国的风范就沉迷我出来，”说明之前可能是举了些例子说了我们现在是如何如何沉迷，自大。
他又说：“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能产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有可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有点大了，可能提到了思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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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秋实第二次的就已经被删了很多，这次竟然删成这样，同样作为他的粉丝我也愤怒到了一定程度，不过想想人家胡渐彪整个演讲都被换了，咱大秋实还算好，期待以后网友能把完整版或者讲稿放出来吧
我是演说家观后感500字5篇
有一种声音，沁人心脾，直抵内心；有一种美丽，朴实无华，温文尔雅；有一个人在学习中前行，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她就是语言艺术工作者——。
此次，她坐访节目与我们分享她的生活日记。
节目中，解惑了盲人生活中“找钱”方式，展示盲人识币小妙招，并“听声辨位”操作触屏手机。
从梳头至出行，带你走进视障人士的生活。
节目现场，她还带来诗朗诵。
即使我们失去光明，但知识会带给我们力量，学习会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只要你知道光在哪里。
我想说曾经不懂事的时候，我也抱怨过命运的不公平，但是我现在不这么认为，我会觉得命运不管如何，它不会把你逼上绝路，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真的能够看得见的话，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真的去寻找一种不一样的人生。
我特别想对所有的视障人士说一句：命运虽然给了我们一双看不见明天的眼睛，但是它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看不见明天的未来。
我可以接受命运的特殊的安排，但是绝不能够接受自己还没有奋斗就过早的被宣判，不要把自己的梦想逼上绝路，要相信你的潜能比你想象中更强大。
不要把自己的梦想逼上绝路，要相信你的潜能比你想象中更强大。
我最敬佩的一个伟人演讲稿怎么写
我最敬佩的伟人——周恩来 提到周恩来这三个字，敬意都会从亿万国人心底油然而生。
他的人格风范为人称颂，历史功绩丰碑永树。
他的对手尼克松说：“如果没有，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 周恩来总理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
他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总理，他的一生，都是在简朴的生活中度过的。
不论是在长征途中，还是在抗战期间，抑或是在建国后，他的生活都是非常俭朴。
从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
他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但他依然继续顽强地工作着，同病魔、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搏斗。
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
我们怀念他，是因为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无私奉献里没有一句空话。
下面是周恩来总理外交中的一些小故事，让我们领略他卓越的外交才华，感受他炽热的爱国情怀，再一次缅怀这位伟大的总理
故事一 一次，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
”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
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故事二 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
”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 l元、5角、2角、 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这是周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我国建设成就。
这位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嘲笑中国穷，实力差，国库空虚；一个是想刺探中国的经济情报。
周总理在高级外交场合，同样显示出机智过人的幽默风度，让人折服。
你说这样的问题事先怎么准备，没有雄辩的口才和飞速的思维怎么可能做到
周恩来总理的德才兼备、伟大的人格令全世界人民敬仰和赞颂。
周总理死后，联合国降半旗。
其中有一些国家的领袖不高兴了，说:“为什么不给我们国家死去的领袖降半旗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说:“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掌管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却无儿无女，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在海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谁做的到的，我也给降半旗。
” 所有人都鸦雀无声
如果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
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
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一个不朽的名字。
在他的身上，凝铸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工人阶级的优秀品格。
具备了一切作为世界伟人所应具备的品格和特点。
周恩来总理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伟人，虽然死后连遗骨都没有留下，却在无数后人心中留下了永远效法的崇高榜样，他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同在
我是演说家许吉如观后感500字
灿烂明媚的阳光，映照在每个人的脸上。
此刻，我们正在接受军训的最后检阅。
为期一周的军训，在不知不觉中结束，然而它却给予我们甚多。
那整齐有序的步伐，那昂头挺胸的气魄，那嘹亮恢弘的口号，无一不在展示我们训练的成果。
是的，短短的七天军训，教会我们的恐怕不只是那稍息立正的军式训练，更多的，它让我们接受了一次意志的沐浴，精神的洗礼。
它教会我什么是坚强的意志。
那笔直的腰身，挺起的胸膛，昂扬的势气，告诉我那是军人的飒爽英姿；那骄阳下伫立的身影，那汗水中神采奕奕的双眼，那支撑着沉重身躯却依旧丝毫未动的双腿，让我为之震撼，为之感动。
他们有着铁铸的信念，钢焊的意志。
他们，这群正直而不乏潇洒、严肃而不乏幽默的教官们，将他们铁的纪律带到我们面前，教会我们什么是军人的风范，什么是钢铁般坚强的意志。
它教会我什么是团结的力量。
那创造中的和谐摩擦出美丽的火花。
看吧，统一而整洁的军装，豪迈而整齐的步伐，伴着那嘹亮的口号，一排排，一列列，是那样赏心悦目，振奋士气。
团结就是力量，再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它授予我们人生的哲理，告诫我们为人的理念，更在军训的训练中，铸起了一座不倒的城墙，集体的荣誉感让我们将它演绎得淋漓尽致，愈见丰美。
不是吗
那拔河比赛上，跃跃欲试的激动，齐心协力的合作和抵制不住的欣喜，无一不在表现着我们六十三颗紧紧相连的心。
团结的动力使我们反败为胜的那一刻，涨红的双脸，雀跃的欢呼，又让我们真实地体验着这份欣喜，更让我们感悟：有种力量叫团结。
幼苗不经历风霜洗礼，怎能长成参天大树；雏鹰不经历狂风骤雨，怎能飞上万里苍穹；溪流不经历颠簸流离，怎能交汇于浩瀚大海。
而年少的我们，不经历艰苦磨炼，又怎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在这里，我们尝到了种种滋味。
那迎风不动的军姿训练中，我们磨练了意志，品尝到了难咽的苦涩；那倍受关注的拔河比赛中，我们锻造了身心，品尝到了失败的痛楚……
谁有马克吐温的《一桩稀奇事》全文 翻译正宗的
一个周末，喜欢钓鱼游泳、好做恶作剧的萨姆同三个小伙伴逃学玩耍，回到家，母亲惩罚萨姆粉刷约有三十码长、比他头顶还高、正对街面的围墙。
尽管很不情愿，萨姆却若无其事地费力刷墙，像是画家在完成一幅伟大作品似的，别的孩子路过，觉得怪有趣，都想一试身手，可他却故弄玄虚，对他们解释：母亲对粉刷这围墙很讲究，“一千个孩子，也许两千个里面也找不出一个能使她满意的哩”。
于是孩子们纷纷向他许诺，赠给他许多小玩意儿以交换刷墙这一差事，仿佛那是世上最体面的壮举。
不这样，半个上午，围墙就刷上了三层白浆，而且萨姆还大有所获，收到了许多礼物：口琴、独眼小猫、刀把儿等等。
马克·吐温借用汤姆的话写道：“这世界原本不空虚。
他发现了人类行为的一大法则，可自己还未意识到——那就是，如果要使一个大人或小孩去干一件他非常想干的事不可，只需设法使这件事不那么容易得手就成。
” 萨姆常到有二十名黑奴的约翰姨父家的农庄去玩。
姨父温和善良，极有幽默感，不虐待黑奴，但却像当时多数有产者一样，他也不容忍让黑奴获得自由。
在这儿，萨姆同一个叫丹尼尔大叔的黑奴交上了好朋友，他向丹尼尔大叔提出许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圣经》故事，比如所罗门王有一后宫，为什么会有一百万个女人等等(这件事写进了《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丹尼尔大叔给他讲了许多民间故事，让他懂得了许多实际生活知识。
他对奴隶的境遇极为同情，幼小的心灵里早就滋长了反奴主义，主张人人平等的民主启蒙思想。
丹尼尔后来被主人卖掉，但萨姆对丹尼尔的情谊终生未忘，在《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结尾，他有意让吉姆(丹尼尔的原型)获得了自由。
萨姆家的经济状况在到了汉尼巴尔后并无好转，由于耿直，和对不可靠的诸如“黑奴贩子”毕克、房地产投机商斯陶特之流的轻信，克莱门斯法官的欠债越积越多，在一场官司中，克莱门斯败诉，于是只好拍卖财物，以致一贫如洗，终于一病不起去世。
萨姆也不得不辍学，十二岁就进了印刷所当学徒。
他的哥哥奥利安靠父亲卖掉田纳西州的一份地产所得的五十美元，在汉尼巴尔办起了一种反映辉格党观念的周刊《西部联合报》。
萨姆在哥哥手下干活，既当印刷工人，也写作品。
十五岁时，便开始了写作生涯，主要写幽默小品、杂文。
当时的报纸上有关到外部世界探险的传奇故事很让萨姆心动。
他生性富于幻想，渴望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终于在二十一岁时，他登上了从辛辛那提到新奥尔良的一艘轮船，同一名叫毕里斯贝的领航员混得很熟，向他学习驾驶轮船，从此他开始了成为他一生转折点的密西西比河上的航行生涯。
他对从新奥尔良到圣路易斯之间一千二百英里航道的形状——无论在白天黑夜，无论何种天气——都了如指常。
“马克·吐温(Mark Twain)原是航海术语，意思是“测标两深”——即十二英尺为安全水位。
他的笔名“马克·吐温”便由此而来。
他果然如愿以偿，1858年当了领航员，成了“一条水上城市的掌航人”，收入颇丰，衣冠楚楚，留着长长的颊须，头戴一顶高高的锥形毡帽；广交朋友，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知道了许多国内外大事，乃至私事秘闻及小道消息。
航海生活既有趣又繁忙，有时还伴随着意外灾难(他的弟弟亨利就在一次轮船爆炸中丧生)。
这段生活为他日后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船上，马克·吐温曾爱上了一个不值班的见习领航员——来自南方路易斯安娜州一个富裕种植园主的女儿，二十八岁的姑娘萝拉。
他对这位性格活泼、黑眼睛的姑娘一往情深，写了许多情书，可萝拉的父母认为船员不是女儿的合适对象，竟然扣下了信，使这短促的恋爱告终。
在以后的许多年，他仍然怀念萝拉，虽仍广交朋友，但一直没能堕入情网。
1860年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
同年十二月，南卡罗莱纳州宣布退出联邦。
其他几个实行蓄奴制的州也紧跟其后。
1861年，美国南部联邦成立，南北矛盾激化，由南方发起的对萨姆特要塞的进攻揭开了南北战争的序幕。
战争使密西西比河上的航行陷于萧条中，马克·吐温因此失业。
效忠哪一方对于马克·吐温这个生于南方的年轻人是一次严峻的选择。
他反对蓄奴制，南卡罗莱纳退也联邦时，他在领航室对此进行过激烈的抨击，不过，在当时情势下，乡土情结对他也不无影响。
当还未脱离联邦的密苏里州被联邦军队进驻时，出于“保卫家园”、“忠于密苏里州”，“要把一切入侵之敌，不管他们来自何方、打着何种旗号，统统赶出密苏里的土地”这一信念，马克·吐温加入了一支只有十五名成员的来历不明的南方部队。
这支小队伍士气涣散，无法抵挡北方大军的猛烈攻势。
三周后，吃尽苦头的马克·吐温逃跑回家，这段经历在他的《一场失败了的战役秘史》中有生动的叙述。
马克·吐温同哥哥奥利安于是风尘仆仆一路向西来到荒凉的内华达的卡森城，由于不久前这里发现了科木斯托克银矿，大批怀着“陶金梦”的移民拥入内华达——那时内华达刚被联邦批准为一个准州。
奥利安担任州长手下的行政长官。
马克·吐温也渴望发财，加入了探查银矿的队伍。
可事与愿违，他的“黄金梦”终成泡影，便只身来到弗吉尼亚城，在《企业报》担任“本地新闻”专栏记者，采访矿区生活，写杀人狂、亡命徒的故事，笔锋犀利、尖刻，用的就是“马克·吐温”这一笔名。
马克·吐温的专栏大受欢迎，但也因此同《弗吉尼亚联合报》的老板莱尔德结下宿怨，不得不与之决斗。
由于莱尔德临阵怯场，决斗才没能进行。
然而就在这一天，内华达州下了一项法令，禁止提出和递送决斗挑战书，否则将被逮捕。
于是马克·吐温第二天便越过内华达山区进入加利福尼亚矿区，在《号角晨报》当记者，不久又返回内华达山区一金矿区淘金。
在这儿，他听淘金者讲故事，其中一个是关于矿工柯尔曼及其心爱的跳蛙，后来被他写成标志其文学创作开端、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卡拉维拉斯县闻名的跳蛙》(1865年)。
那位喜欢用跳蛙打赌、总是所向无敌的斯迈利(以柯尔曼为原型)在一次打赌中被对方耍弄，其跳蛙被对方灌进了铁砂，结果不但使跳蛙送了命，而且他还白白丢了四十元。
这一短篇，文笔轻松，被誉为西部幽默故事的代表作，也从此确立了马克·吐温作为幽默作家的声誉。
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
马克·吐温来到旧金山，接着他以新闻记者身份从纽约出发沿地中海赴欧洲旅行。
这次经历以旅行书简寄回国内发表，《傻子国外旅行记》(1869年)更详尽记载了一路的所见所闻，让读者领略到融揶揄、讽剌、玩笑、机智于一体的马克·吐温式的幽默笔触。
这次旅游中他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莉薇·兰顿的哥哥。
在船上，马克·吐温一见到莉薇的玉照便决定要见她一面。
莉薇的父亲杰维斯·兰顿是纽约富豪。
莉薇当时二十二岁，美丽、聪明、文雅，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少女的一切优雅风范。
1867年元旦，倔们在杰维斯家见面，从上午十点一直呆到深夜。
两人可说一见钟情。
短篇小说《百万英镑钞票》中在伦敦的那位美国浪子亨利在一次聚会中同富家小姐波霞邂逅。
亨利说“见面两分钟，我就爱上了她，她也一样”。
虽然有些夸张，但正是记叙马克·吐温与莉薇当天晚上见面的情景。
为了向莉薇求婚，马克·吐温不但要向姑娘表明他的真挚，还必须向其父母证明他经济地位稳固，有能力使这个柔弱、有严格家教的姑娘获得幸福。
因此，他继续写新闻稿、创作，同时巡回演讲。
他是天生的演说家，异国风光、充满幽默笑料的趣闻轶事，再加上他妙语连珠的即兴评论，拖着南方口音的声调，确实令观众倾倒。
但三个月来，他的求婚却屡遭拒绝，可他并未死心，给莉薇写的情书共有一百八十四封，而且总是那样热情洋溢——其中一封这样写道：……对我来说，你还是超出一切凡人的佼佼者，因此我不能用一般的平淡的词语同你说话……让我对你的高贵品质表达应有的崇敬吧；让我对你比一切妇女更加尊重吧；让我用一种毫不怀疑、毫无问题的爱情来爱你吧——因为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就是我的生命，我的荣耀，就是全世界值得我追求的唯一的对象。
假使你有什么缺点，那就尽管让它发展吧——我决不害怕——无论什么事都不能把你从我的心灵中夺去。
莉薇，但愿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可是我即使一连给你写一年的信，也不能使你理解我的爱慕之情。
两人终于在1870年2月2日结婚。
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莉薇确实是马克·吐温忠实的伴侣，事业上的知己。
她帮助丈夫校订书稿，甚至改掉一些在她认为是不雅的词句，整理他的书信，处理社交和日常事务。
他们的女儿克拉拉在《我的父亲马克·吐温》中这样写道：每个艺术家都必须有一个相知的亲密伴侣和他共同致力于他的作品，同时从赞赏和非难中获得启发。
无论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建设性的批评所产生的健康的指导和适当的赞美所起的滋润作用，对他都是很必要的。
我母亲就有本事兼顾这两个方面。
我父亲得到这样一个伴侣，和他自己一样专心致志于他的著作，他感到非常幸运!他曾多少次对神奇的命运所做的巧安排表示感激啊!这个伴侣对于文学和人生应有的正确的协调具有真纯的慧眼；她的挑剔毫无例外地被证明是公正的批评，因为她的眼力是由宽广的胸怀产生的，每次射击都能击中靶心。
马克·吐温在写作他的爱情短篇《亚当夏娃日记》时倾注了对妻子的深情。
亚当在夏娃的墓碑上悼语是“她出现在哪儿，哪儿就是伊甸园”，而夏娃的悼词——可以看成是莉薇对丈夫的祝愿，果然，她在马克·吐温之前离世：我期待，我渴望，我俩能一同告别人世——这一渴望将永远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会在每一个体验过爱情的妻子心中占有一席之地，直到世界末日，而且他们将会牢牢记住我的名字。
不过，如果我俩之中有一个先离开人世，我将祈愿让我先去，因为他强壮有力，而我是弱者，对于他来说，我并非不可缺少；可对于我来说，他是我的一切——没有他的人生不配叫做人生；这种人生我如何能够容忍?我的这一祈愿将是永恒的，我的后代将会生育不息，但即使如此，这一祈愿也不会终止。
可以想象，当1908年6月5日，莉薇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他们孤居的寓所因心脏病复发而逝世时，马克·吐温是怎样地身民心交病。
他不禁在回忆录中写道：“你在地下，孑身一人；我在人间和大家在一起，但也是孤零零的。
”
关于自由的演讲稿
胡适：不自由，勿宁死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胡适我一直不太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做选择题，连人都是要非此即彼，鲁迅还是胡适，一看这样的文字，我就异常郁闷，就如非让我选择是吃萝卜还是白菜一样。
在鲁迅所有文字中我最推崇的是《死后》，鲁迅生前即想到了死后所要面对的各种尴尬与耻辱，那些任意歪曲和篡改着他文字的人，是他死后所不能控制的，生前尚且有申辩的可能，死后是断无申辩的机会了。
作为一定要钉在历史上示众的人，我常常以为他们是很悲剧的，如胡适，如鲁迅，尽管内心是多么的不情愿，他们丝毫不能阻挠死后被人利用，而且被利用得如此彻底，如此纯粹。
有时他们的一句话，就可以被无限上纲上线，就可以作为养活别人的工具，杀死对手的利器。
因鲁迅和胡适而成就了文化政治上敌我相向的两大阵营，选择一个，就意味着放弃另一个，这样的一种文化选择，是人的悲哀还是他们二人的悲哀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很纳闷，为什么我们一直嘴里喊着的头上举着的至理名言，却在实践的时候抛到了九霄云外。
胡适在《梦与诗》中有一句：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别人做一样的诗歌，甚至做一样的梦呢
做不成鲁迅，也做不成胡适，是不是我们就不再是我们自己
当我们以为离他们很近的时候，实则是我们远离他们的时候，因为我们失去了他们两个人最基本的精神――独立与自由的精神。
失去独立自由的灵魂，不过是依附于他人的奴隶，无论所依附的人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崇高，都改变不了奴才的本性。
所以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家终其一生写不出第二部红楼，不过是在一些残迹中搜索到可以赖以生存的残羹冷饭。
于是文抄公遍地走，考证癖成通病。
假如胡适先生跌碎了一副眼镜，我一点都不惊讶会有人去考证他眼镜的来历，跌碎的原因，当时他在想什么，做什么，为什么那眼镜就从鼻梁上掉到了地下，那地方是在他家里，还是在外面，在哪个角落都必须有特定的意义。
放在显微镜下的人，是无隐私可言的，所以胡适的婚姻成了饭后茶余的点心，想怎么掰就怎么掰，想怎么揉就怎么揉，也不管胡适自己是不是幸福的，胡适夫人是不是满意的，就在那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下结论，殊不知，幸福的结论是胡适与他夫人一起写的，是与旁人毫无关系的。
胡适一生坚持自由，这自由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也是对别人。
1925年，在《晨报》被烧事件之后，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到：“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
’”因此在晚年的时候，他能说实则他与鲁迅是一个阵营里的，而这个阵营就是自由之营。
鲁迅与胡适无论曾经多针锋相对，有过多少公案，多少过节，都在自由的旗帜下站在了中国文化的顶峰，而通往自由的路上，跌倒的是大批的行尸走肉，多的是人云亦云的奴才与走狗。
在个人自由与国家命运发生矛盾的时候，胡适勇敢的放弃了个人自由而选择了与国家共进退，这绝对不是有些人单纯意义上所说的向政治靠拢，向政权妥协，胡适从一个政府的批判者而转成政府的建言者，这种角色的错位实则是对自由更大意义上的一种诠释。
国之存亡，匹夫有责，胡适报效之国，绝非所谓的某个政府掌控之国，而是中华民众之国，当这个国家遭受到外来侵略的时候，个人的政治观点与哲学理念是要和国家当时的环境相靠近或者暂时妥协的，因此，不难理解一个一向坚持自由之灵魂的胡适何以能在1938年接受蒋介石政府的驻美大使之职，当时他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这样的悲壮，该是怎样的一颗爱国之心，无论是否对他的政治主张或者哲学思想赞同，我都为这样的一颗心而感动。
在美任职期间，给他的夫人江秀冬女士的信中这样说：“我是为国家的事出来的，吃点苦不要紧。
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我想这话已经充分诠释了胡适关于国家与自由的关系。
在对这段经历的回顾中，有一段话我以为今时今日之官员们该是羞愧汗颜的：“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美各地演讲400多次，从未带过随员，自己提皮包。
如此而作，实系为战时国家节省外汇。
”，在两个月没有领到薪俸的时候说：“我过的日子总算顶舒服的了。
比起打仗的兵士，比起逃难的人民，比起天天受飞机炸弹的惊恐的人民，我这里总可算是天堂了。
”为学与为官，不管身份的差异存在多大的不同，在人格上胡适却让他们统一了起来。
梁实秋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写道：“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
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交还国库。
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
”这样坦荡的人格，做官与做学问，又有什么可以指摘的
如若为学只是误人子弟，为官只是为祸一方，那么官也好，学也罢，终究是要被唾弃的。
在自由面前，胡适是真正做到了平等，他不因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同，就失去做人的基本原则，他摈弃这些存在的不同，而对于所谓的异己大加提拔和帮助。
这样的自由才是自由之精髓，才是自由之灵魂。
只虚有其表的自由，实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专制，是对自由的践踏。
在党派之中打转的人，是不会从桎梏中挣脱出来，获取真正的自由的。
只有超越了党派的隔阂，在坚持自己信仰和主张的同时，尊重别人的信仰和主张，并努力捍卫别人的自由，这样的人才是把自由实践的人，才是在自由的隧道中自由穿梭的人。
胡适对于这些有一段相当精辟的文字：“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
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
”党派也好，宗教也罢，都是为了使得人的思想高度统一，保持一致，不容许有不同声音出现，于是自由成为了相当奢侈的华丽外衣，可以披着这样自由的外衣为自己的党派或者宗教争取到党徒和追随者，党外之人，便成为了异己，于是自由失去。
无论是沈从文，还是罗尔刚，这些没有学历的人是得到了胡适充分肯定的人，他从来不因为形式上的限制而忽略人本身具备的真才实学，因此他能在任何时候都提拔这样有才华的人，让他们不因自己的学历而失去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给予他人以真的自由，是胡适对于自由的实践。
困守在一种陈规陋习中，自由失去，发展无从谈起，因此，胡适总是能打破旧有的规范，从《文学改良刍议》开始，他就一直在破除坚冰的道路上艰难行走，从未曾动摇。
最能体现一个人对待自由精神的就是如何对待那些所谓的异己态度。
在对待如鲁迅，陈独秀或者其他一些人，胡适向来是能帮则帮，而且从来是仗义执言，不因与自己对敌就落井下石，反而是仁厚待人，努力为对方的困境伸出援助之手。
如历次对陈独秀的拯救，劝苏雪林放弃对鲁迅的攻击，并为鲁迅抄袭罪名进行洗清等，这不仅仅是一个人品格的高贵，而是对于自由之信仰，之追求，之坚决捍卫。
在对待反对者的态度上，有一个事例很让人感动，林琴南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为了阻止新文化运动曾妄图借助北洋军阀的力量来铲除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因此有人作小说以影射林琴南，攻击他，编辑把小说转给胡适时，胡适的话就算是今天说来给人听，也是让很多人惭愧的，所谓君子坦荡荡，恐怕也就如此吧：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红鞋的事。
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污蔑他的人格。
这也就是为什么陈独秀与他在思想上分歧，但始终是挚交的原由吧，也曾假想，当鲁迅在天国听见胡适对于他的维护并做的评价，该是怎样的心潮
当然，在鲁迅生前，除了观点的交锋，胡适几乎未对鲁迅人格有过微词，也并无恶言相向，始终保持着君子的风范。
有人说胡适之49年的哀号，是为了蒋介石政府的倒台而伤，实则是把一种政治观念上的肮脏俗套强行的加在了他的脖子上。
他所哀伤的是他一贯提倡的自由不能实现，循序改良的主张中断。
这最多是他对于新政府没有抱希望，但绝对不能算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这是有质的区别的。
有这样悲观的情绪并不难理解，曾经有一段时间，无论胡适还是鲁迅都把苏俄看作是中国未来之走向，而后又深深失望，因为一个专权的政府是和他们的独立自由民主之主张是尖锐抵触的，毫不相容的，因此胡适也好，鲁迅也罢都很快放弃了这一梦想，而重新回到各自的理想上去。
因此坚持苏俄路线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得不到胡适的青睐也是自然的，而且从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来看，我以为胡适之去美国，鲁迅之早逝，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最少在某种程度来说，我们没有看见他们如一些人一样出现人格的被侮辱和人格的分裂，保持了他们的人格独立完整和尊严，这该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最值得欣慰的事。
抛开政治不谈，胡适的清醒不仅仅体现了其人格的高贵，更主要的是，他始终不曾放弃自由的追求和信念。
在上个世纪国内对胡适的清算中，胡适的态度再次让人钦佩：“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
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
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说的自由被剥夺已经很可悲了，连不说的自由也被剥夺，该是怎样扭曲的一个社会。
在自己的思想被肆意歪曲和篡改的时候，在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公正对待的时候，让我们再次领略了一种大家风范，这些光有宽容与理解是不够的，更多的是人性的悲悯，一种深入骨髓的自由信念的支撑和散发。
从纯粹自由精神的角度说，鲁迅的一个都不放过和胡适的谁都放过，都是社会需要的，我们无须选择，批判与宽容在自由中得以释放和融合。
中国向来不缺乏热血，亢奋与激进的人，但是惟独缺乏冷静思考的人，中国人的血是热的，总在沸腾着，中国人的火是一点即着而且燎原之势不可收，但是在理性思维上始终欠缺着，泼冷水的人一向是被列入另册的，妄想翻身何其难哉。
胡适曾经抛出的自由主义之旗，被国民党和共产党无情践踏于脚底，但正如所说的，二十一世纪给胡适平反。
那么这面沉在水底的自由之旗终将浮出水面，飘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