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考试之前应该怎么复习议论文
议论文 课文 作者 作者简介 选自 文体 中心论点 论证方法 写作特点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会见日本民间人士的谈话 谈话 1.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2.中国必须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对比;归纳 多使用设问和排比 发扬伟大的创业精神 江泽民 军委主席 《人民日报社论》 社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 完全归纳法 多使用判断句式 科学的春天 郭沫若 原名开贞,有作品: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蔡文姬》 全国科学大会的讲话 演讲稿 时代和科学需要巨人,科学需要既实事求是又异想天开的精神风格 主要为归纳法,外加比较法和演绎法 多使用比喻,排比和拟人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刑 鲁迅 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小说《呐喊》《彷徨》,散文集《野草》《朝花夕拾》杂文集《坟》《且介亭杂文》代表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 原出《莽原》后收入《坟》 议论文中的杂文 从当时政治斗争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出发,总结了”不打落水狗,反而被狗咬”的沉重历史教训,提出了”痛打落水狗”即不对坏人心慈手软的重要斗争原则 类比;归纳;对比 多使用比喻,拟人和反语 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王蒙 当代著名小说家;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引起全国注意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后有短篇小说《最宝贵的》《春之声》中篇小说《蝴蝶》《杂色》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 《读书》 议论文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先演绎后归纳 善用排比,反诘和设问 论气节 朱自清 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现代著名散文家,学者;有文艺论著《诗言志辨》《论雅俗共赏》散文集《背影》《你我》;他的散文以语言洗炼,文笔秀丽著称.有《朱自清文集》 《朱自清文集》 演讲稿 气是敢作敢为,积极的;节是有所不为,消极的 归纳 多使用判断句式,具有哲理与浅显的口语相结合的特点 自学成才要有文史知识 周培源 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 《文史知识》 议论文 针对社会上流行的”重理轻文”的不良风气,作者提出”获得一定的文史知识是自学成才的基础”. 归纳 多使用设问,少使用排比 咬文嚼字 朱光潜 现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代表作《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 《谈文学》《谈美书简》等理论读物,深入浅出,内容切实,文笔流畅,对初学文学写作和文艺理论的读者颇有启迪 《谈文学》 文艺专论 论述了文学写作与阅读中讲究文字运用的道理,提倡”咬文嚼字”的严谨精神 归纳 散文创作谈 秦牧 原名林觉夫,当代著名散文家;有散文集《花城》《潮汐和船》,以散文笔法阐述文艺理论的专集《艺海拾贝》《语林采英》 《秦牧选集》 文艺专论 围绕着散文创作这一专题,论述了写好散文必须在思想,生活知识,表现手段这三个方面提高作者的素养 比较;归纳;演绎 多使用比喻,少使用排比;本文语言生动形象,自然贴切,绚丽多彩. 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 茅盾 原名沈德鸿,字雁冰,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文艺评论家;长篇小说《子夜》,中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文艺评论集《夜读偶记》 《文艺报》 文艺评论 本文通过评论《水浒》的人物塑造和故事结构的长处,指出:善于从阶级意识去描写人物立身行事和由人物本身的行动去说明人物的一切;故事发展的前后勾连,疏密相间与善于运用变化错综的手段是结构上的特点 例证;类比 论述时观点与具体事例,选用材料联系密切;举具体事例时,叙述材料又与作者的分析融合一体 论语十则 孔子 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治上提倡”仁者爱人””克己复礼”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论语》 语录体散文集 《论语》由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记录编撰而成,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教育,伦理,文化 有为神农者许行 孟子 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有”亚圣”之称;主张施仁政,行王道,提出”民贵君轻”说;散文长于辩论,善用比喻,气势充沛,说服力强 《孟子.腾文公上》 驳论文 驳斥”贤者与民同耕”,”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背叛师道” 演绎;归纳;对比;例证 排比,反诘 谏太宗十思疏 魏征 字玄成,唐代著名政治家,封郑国公,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贞观之治”起很大的作用 《旧唐书.魏征传》 议论文 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 对比 比喻,排比,对偶 朋党论 欧阳修 字永叔,号醉翁,称”六一居士”,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卒谥”文忠”.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事信””言文”,反对宋初浮艳文风, 倡导效法韩愈.”唐宋八大家”之一. 有《欧阳文忠公集》 《朋党论》 议论文 主要意图为了澄清朋党之说,希望君王能辨别真伪,权衡是非,退小人之朋,用君子之朋,从而达到维护,支持革新派的目的 对比;归纳;举例 排比.对偶,设问 答司马谏议书 王安石 字介甫,号半山,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封荆国公.卒谥”文”;主张文章应”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散文见识独到,笔力雄健,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荆公诗文集》 回信 书信 驳斥了司马光在来信中对新法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至谤指责,并表达了他坚持改革,决不动摇的决心 反驳论点 行为相当婉转,骨子十分刚强,柔中寓刚的论辩手法,比剑拔弩张更加坚韧有力 议论文的阅读与写作 议论文包含有：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论点是议论文的思想观点，论据是议论文确定论点的根据，论证是论点与论据之间逻辑联系的揭示 论点具有正确性，鲜明性，新颖性。
论据分为两类：事实的材料和理论的材料，要注重论据的确凿性，典型性，统一性。
论证分为：立论和驳论；立论方法有：归纳法，演绎法和比较法；驳论有：反驳论点，反驳论据，反驳论证三种 归纳法：归纳论证是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的论证方法。
通过许多的个别的事例或分论点，然后归纳出它们所共有的特性，从而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
归纳论证可以先列举事例再归纳结论，也可以先提出结论再举例证明。
后者又被称为例证法 演绎法：演绎论证是一种由一般到个别的论证方法。
由一般原理出发推导出关于个别情况的结论，其前提和结论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是一种确实性推理。
但结论的正确性则依赖于前提，有：三段论，假言推理，选言推理等多种形式。
比较法：比较论证是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的论证方法，分为两类：类比法和对比法。
对比法是将性质特点在某些方便相同或相近的不同事物加以比较，从而引出结论的方法。
对比法是通过性质，特点在某些方面相反或对立的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来证明论点的方法 反驳论点，即直接反驳对方论点本身的片面，虚假或谬误，这是驳论中最常用的方法。
反驳论据：即揭示对方的论据的错误，以达到推倒对方论点的目的，因为错误的论据必然引出错误的论点。
反驳论证：即揭露对方在论证过程中的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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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在民不聊生、破败不堪的旧中国诞生，领导亿万中国人民建立起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到今天有了建设和发展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好局面，90年风雨历程充满艰辛与坎坷。
我党历经战火洗礼和历史考验，其历史凝聚着无数革命党人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对此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
学习党的历史，了解我们的过去才能看清前进的方向。
如何学好党史、用好党史我觉得应该做到两个“牢记”和两个“必须”。
牢记党的理想信念，始终不忘党的最终目标。
理想信念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为将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就是我们的理想信念。
失去了，就不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动力和理想源泉。
我们党的历史之所以有着如此丰厚的底蕴，正是因为每一名共产党人都牢记党的理想信念，不畏流血、不畏牺牲，朝着它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建党九十周年演讲稿--党史学习心得体会，更多原创请访问中国职业写作
牢记党的历史经验。
历史是一本严肃的教科书，我们的党史，正是一部描述中华民族走出劫难、挺起脊梁的鲜活教材。
党 史记录着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一个又一个奇迹，这其中的经验和智慧无不凝结于党的历史。
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
学好党的历史，了解过去才能把握今天，把握今天才能创造明天。
从革命前辈的手里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我们这代人要做好承上启下的历史任务，不断保持和发扬党的胜利成果。
党的历史像一条河流，曲折但是坚定地向着一个方向流动。
穿行在90年的历史长河，点点滴滴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我要做这长河中的一滴水，任他洪水猛兽还是壁立千仞都无所畏惧、坚定不移
我会一直坚定不移的拥护党的领导
学党史、感党恩、树信念主题班会策划书
建党90周年有感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们的党走过了90年艰苦奋斗的道路。
在党的90岁生日之际，我们每一个人都怀着感概和感激之情。
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至今，走过了90年坎坷而光辉的道路，从一个只有五十多人的党组织发展成为拥有八千多万党员、执政六十多年的世界最大政党。
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
在90年前，中国正处在风雨如磐、长夜难眠的黑暗年代，列强侵略、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立的。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此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序幕。
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统一的总方针。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建立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救国的纲领，提出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道路。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纪元。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治愈战争创伤，调整就中国的经济结构，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
在党的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大规模地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
具体表现在它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经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为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多年来，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
坚持改革开放，并紧紧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
多年来，我国的发展速度居世界第一。
基本建设大规模展开，某些高科技领域也取得进展，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
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显然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之一。
在国际上，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也改善了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在政治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的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中国经济在2009年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对世界经济逐步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与日俱增。
今天，我们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
十七大报告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这充分体现了人才的重要性，大学生党员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力量，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加强对高校党的建设，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统领，紧密结合实际，实现重点突破。
用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坚持从严治党的原则，特别是推进党建工作创新，必须更新思想，转变观念。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学校党建工作必须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制定实施科学的发展战略规划，促进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质量、水平紧密结合起来。
我们必须把党建工作与学校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使党的工作有机融合，渗透和体现在学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各项工作任务中，并以这些工作的成效和事业的发展衡量和检验党建工作的效果。
关于文明礼仪的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