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关于莫言的语文课前三分钟演讲，明天就用，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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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日本的演讲所有的坏人下场都是一样的是真的吗
他自己就不是个好鸟。
我们山东高密人对他的印象非常糟糕。
莫言：《哪些人是有罪的》
这是莫言在东学论坛上的一个讲话稿，原文如下：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哪些有罪的 ——莫言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是的，仅凭这篇演讲，莫言就应该获得诺奖
感谢而且佩服日本朋友们，为论坛选择了这么一个丰满的议题。
人类社会闹闹哄哄，乱七八糟，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看上去无比的复杂，但认真一想，也不过是贫困者追求富贵，富贵者追求享乐和刺激——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点事儿。
中国古代有个大贤人司马迁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
中国的老百姓说：“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无论是圣人还是百姓，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都对贫困和富贵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
为什么人们厌恶贫困
因为贫困者不能尽情地满足自己的欲望。
无论是食欲还是性欲，无论是虚荣心还是爱美之心，无论是去医院看病不排队，还是坐飞机头等舱，都必须用金钱来满足，用金钱来实现，当然，如果出生在皇室，或者担任了高官，要满足上述欲望，大概也不需要金钱。
富是因为有钱，贵是因为出身、门第和权力。
当然，有了钱，也就不愁贵，而有了权力以后似乎也不愁没钱（经典之言）。
因为富与贵是密不可分的，可以合并为一个范畴。
贫困者羡慕并希望得到富贵，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的欲望，这一点孔夫子也给予肯定，但孔夫子说：尽管希望富贵是人的正当欲望，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的富贵是不应该享受的。
贫困是人人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手段摆脱贫困是不可取的。
时至今日，圣人二千多年前的教导，早已变成了老百姓的常识，但现实生活中，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的人比比皆是，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但没受到惩罚的人比比皆是。
虽然痛骂着那些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了的人，但只要自己有了机会也会那样做的人更是比比皆是，这就是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古之仁人君子，多有不羡钱财，不慕富贵者。
像孔夫子的首席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三国时高人管宁，锄地见金，挥锄不顾。
同锄者华歆，捡而视之，复掷于地，虽心生欲望，但能因为面子而掷之，已属不易。
庄子垂钓于濮水，楚王派两个使臣请他去做官，他对两个使臣说：楚国有神龟，死后被楚王取其甲，用锦缎包裹，供于庙堂之下，对神龟来说，是被供在庙堂之上好呢
还是活着在烂泥塘中摇尾巴好呢
使臣说，那当然还是活着在烂泥塘中摇尾巴好。
庄子的这则寓言，包含着退让避祸的机心。
尽管古人为我们树立了清心寡欲、安贫乐道的道德榜样，但却收效甚微。
人们追名逐利、如蚊嗜血、如蝇逐臭，从古至今，酿成了无量悲剧，当然也演出了无数喜剧。
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当然会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研究和描写的最重要的素材。
文学家大多也是爱财富逐名利的，但文学却是批判富人、歌颂穷人的。
当然文学中批判的富人是为富不仁、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富人，文学中歌颂的穷人也是虽然穷但不失人格尊严的穷人。
我们只要稍加回忆，便能想出许许多多的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作家在塑造他们的性格时，除了给予生死的考验和爱恨情仇的考验之外，经常使用的手段，那就是把富贵当成试金石，对人物进行考验，经过了富贵诱惑的自然是真君子，经不住富贵诱惑的便堕落成小人、奴才、叛徒或是帮凶。
当然，也有许多的文学作品，让他的主人公，借着金钱的力量，复了仇，雪了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也有的文学作品，让自己的善良的主人公，有了一个富且贵的大团圆结局，这就又从正面肯定了富贵的价值。
人类的欲望是填不满的黑洞，穷人有穷人的欲望，富人有富人的欲望。
渔夫的老婆起初的欲望只是想要一只新木盆，但得到了新木盆后，她马上就要木房子，有了木房子，她要当贵妇人，当了贵妇人，她又要当女皇，当上了女皇，她又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让那条能满足她欲望的金鱼做她的奴仆，这就越过了界限，如同吹肥皂泡，吹得过大，必然爆破。
凡事总有限度，一旦过度，必受惩罚，这是朴素的人生哲学，也是自然界诸多事物的规律。
民间流传的许多具有劝诫意义的故事都在提醒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
据说印度人为捕捉猴子，制作一种木笼，笼中放着食物。
猴子伸进手去，抓住食物，手就拿不出来。
要想拿出手来，必须放下食物，但猴子绝对不肯放下食物。
猴子没有“放下”的智慧。
人有“放下”的智慧吗
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
有的人有的时候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没有。
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美女的诱惑，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美女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权力的诱惑，人总是会有一些舍不得放下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弱点，也是人的丰富性所在。
中国的哲学里，其实一直不缺少这样的理性和智慧，但人们总是“身后多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贪婪是人的本性，或者说是人性的阴暗面。
依靠道德劝诫和文学的说教能使人清醒一些，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于是：佛教就用“万事皆空”“万物皆无”来试图扼制人的贪欲，因为“贪欲是万恶之源”，“也是人生诸般痛苦的根源”，于是，就有了《红楼梦》里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要控制人类的贪欲，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还是法律，法律如同笼子，欲望如同猛兽。
人类社会千百年来所做的事，也就是法律、宗教、道德、文学与人的贪欲的搏斗。
尽管不时有猛兽冲出牢笼伤人的事件，但基本上还是保持了一种相对的平衡。
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需要克制欲望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也只有克制欲望才能实现。
一个人的欲望失控，可能酿成凶杀；一个国家的欲望失控，那就会酿成战争。
由此可见，国家控制自己的欲望，比每个人控制自己的欲望还要重要。
在人类社会中，除了金钱、名利、权势对人的诱惑之外，另有一最大的也是致命的诱惑就是美色的诱惑。
这问题似乎与女性无关，但其实也有关。
历史上曾经爆发过因为争夺一个美女而发生的战争，也曾经因为美女，而让某些统治者丢掉了江山社稷。
绝对地否定色欲当然不对，因为没了这欲望，人类社会也就无法延续。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人的性欲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们多半是口是心非，尽管深宫中妻妾成群，但民间却要存天理灭人欲，男女之情，被视为洪水猛兽。
这样的观念，体现在封建王朝的法律和道德中。
对于人类贪婪的财富欲望和权势欲望，文学与法律、道德是基本保持一致的，但对于性欲，尤其是升华为爱情的性欲，文学作品却经常地另唱别调，有时甚至扮演吹鼓手的角色。
中国有《牡丹亭》、《西厢记》、《红楼梦》，外国有《卡特莱夫人的情人》。
这也是一个文学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男女之间的欲望，没有情与爱，似乎也就没有了文学。
毫无疑问，贫富与欲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痛苦或者欢乐的根源。
中国人近年来的物质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个人的自由度较之以前也有了大幅度的宽松，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多大的提高。
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少数人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导致的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原因。
而那些非法致富的暴发户们的骄奢淫逸、张牙舞爪又引起了下层百姓的仇视，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而富豪与权势的勾结又制造出种种的恶政和冤案，这就使老百姓在仇富心理之外又加上一种仇官心理。
仇富与仇官的心理借助网络这一现代化的传播方式，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滔天巨浪，既使某些人物和阶层谈网色变，恶行有所收敛，但网络自身也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曾提出科技救国的口号，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政治家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
但时至今日，我感到人类面临着的最大危险，就是日益先进的科技与日益膨胀的人类贪欲的结合。
在人类贪婪欲望的刺激下，科技的发展已经背离了为人的健康需求服务的正常轨道，而是在利润的驱动下疯狂发展以满足人类的——其实是少数富贵者的病态需求。
人类正在疯狂地向地球索取。
我们把地球钻得千疮百孔，我们污染了河流，海洋和空气，我们拥挤在一起，用钢筋和水泥筑起稀奇古怪的建筑，将这样的场所美其名曰城市，我们在这样的城市里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制造着永难消解的垃圾。
与乡下人比起来，城里人是有罪的；与穷人比起来，富人是有罪的；与老百姓比起来，官员是有罪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官越大罪越大，因为官越大排场越大欲望越大耗费的资源就越多。
与不发达国家比起来，发达国家是有罪的，因为发达国家的欲望更大，发达国家不仅在自己的国土上胡折腾，而且还到别的国家里，到公海上，到北极和南极，到月球上，到太空里去瞎折腾。
地球四处冒烟，浑身颤抖，大海咆哮，沙尘飞扬，旱涝不均等等。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女人们，她们是有罪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十几辆豪华轿车的男人们，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告诉那些置买了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的人，他们是有罪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为所欲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即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挣来的。
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向人们传达许多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盖了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房子盖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
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
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
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
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没有必要让动物和植物长得那么快，因为动物和植物长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没有营养，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药。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品告诉人们，维持人类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阳光、食物和水，其他的都是奢侈品。
人类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
当人们在沙漠中时，就会明白水和食物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当地震和海啸发生时，人们才会明白，无论多么豪华的别墅和公馆，在大自然的巨掌里都是一团泥巴；当人类把地球折腾得不适合居住时，那时什么国家、民族、政党、股票，都变得毫无意义，当然，文学也毫无意义。
我们的文学真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吗
结论是悲观的。
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
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莫言之言真是警世明言、醒世恒言、喻世真言。
真不愧为文学大师，感谢莫言
人啊，应该好好反思了，遏制贪念，杜绝浮华，远离矫饰；归于清静，安于平和，乐于素淡。
富人们、官员们，更应该幡然悔悟了，更应该迷途知返了，更应该立地成佛了。
有罪就要认罪，有罪就要赎罪。
认罪赎罪，才能得到历史的赦免，” “不仅仅是为了他人，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
——长安游子转载后记
莫言的小说哪些好看
推荐一些来。
谢谢
《红高粱家族》、《丰瑞肥臀》、《生死疲劳》这三部相对好一些，或许他的小说不是最好的，但是他的小说结构多变，想象力天马行空，语言滑稽犀利，还是值得一看的。
怎样写关于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升旗稿?
莫言小说的艺术概貌 ——以《红高粱》《檀香刑》为例 莫言的故乡在山东高密县，他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
自从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后，他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的小说，其中以中篇小说《红高粱》和长篇小说《檀香刑》影响最大，思想和艺术成就也最高。
这两部小说，从对过去时态的回溯中，窥探、展现和审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世界。
小说中的人物，亦正亦邪，亦官亦匪，亦高尚亦粗俗，爱憎分明，敢做敢为，充分表现出了民间人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陈思和形容莫言笔下的民间“藏污纳垢”。
在艺术上，莫言以诡谲多变的风格和冷漠、粗犷、精致而不乏华丽的描述给人以耳一新的陌生与惊奇之感，给人以悲剧的震撼之美。
民间表述的新境界 民间是一个意蕴丰富而复杂的概念，在本文中，民间主要是指乡土民间。
20世纪中国作家的民间表述，大致经历过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鲁迅20世纪初叶的批判、启蒙与反思，沈从文等京派文人的歌颂与回归，萧红等东北作家的感伤与关怀，赵树理在20世纪中叶对民间大众化的描述与展现，新时期作家对民间的审视、解读和批判性主题的重构，其中，莫言在开辟民间表述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与探索。
莫言在与大江健三郎的一篇名为《寻找“红高粱”的故乡》的对话中声称：“我想我的‘高密东北乡’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应该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地理的概念。
”莫言的小说构筑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与野性的乡土世界——高密东北乡，对民间进行审美表达和批判，借此探究生命本质和本原意义。
继鲁迅之后，沈从文无疑是民间表述的大家。
他笔下的充满人性美与人情美的“湘西世界”，包含有对人的生活形态中有别于现代文明的那种健全、和谐境界的诗意发展。
“湘西世界”是民间表述中的诗与画，带有“牧歌”情调的湘西世界，与“五四”以来形成的表现压迫和不平，或者批判愚昧和落后，挖掘民族精神创伤的乡土文学传统是截然不同的。
它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与现实生活相对照，从对比中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
这是沈从文对新文学独特的贡献。
笔者认为，沈从文与莫言分别借助于“湘西世界”和“高密东北乡”这两个地理\\\/文化的概念，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生命和精神重新进行审视、认识和重构。
在宗旨上，他们有共同的一面；在艺术表达上，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乃至有截然相反的一面。
在题材的选择上，沈从文不愿写“一摊血一把眼泪”之类的故事，而喜欢用微笑表现痛苦与忧伤，淡化情节，风格清新淡远。
莫言的《红高粱》与《檀香刑》则充满暴力和血腥，写的是震撼人心的悲剧，风格张扬、浓烈，语言夸饰，富于想象。
沈从文与莫言的艺术风格可以用一组词语来概括：牧歌\\\/猫腔。
“猫腔”是《檀香刑》中写到的高密东北乡的一种极具特色的地方小戏，唱腔诡谲，亦庄亦谐，悲喜交织，慷慨陈词，包含了来自民间的原始活力与激情。
莫言的小说充分表现出了对传统审美方式、表现模式和悲剧美学原则的颠覆，大量运用反讽、黑色幽默等技巧，给人以新奇和丰富的审美意蕴。
《红高粱》中的余占鳌与《檀香刑》中的孙丙，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抗日英雄”和“抗德英雄”，如余占鳌的土匪习气，他“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再如孙丙，他最初的抗德动机是德国人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他在组建农民军时自称是岳飞转世，并分封诸将，作战时口念咒语，装神弄鬼。
莫言有意偏离了传统的正面典型人物的塑造方法和审美原则，而是让他们停留在真正的农民心态上，充满了生活原色，使之呈现出一个似乎是未经雕琢的人物原型。
《红高粱》和《檀香刑》写的都是悲剧，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悲剧美学原则，不是为了激起人们的“悲悯”与“崇高”之感，而是借助于反讽和黑色幽默等技巧，将读者引入新鲜廓大的悲剧审美空间。
“黑色幽默”是风行于60年代美国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是一种用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内容的文学方法，“反英雄”式的人物，“反小说”式的结构，被西方评论家称为“绞刑架下的幽默”。
借用“绞刑架下的幽默”这个名词来概括莫言这两部小说的幽默特征是比较合适的。
如孙丙身陷囚车被施刑前面对众乡亲高唱猫腔： 前呼后拥威风浩～～俺穿一件蟒龙袍，载一顶小金花帽～～俺可也摇摇摆摆，玉带围腰～～且看那猪狗群小，有谁敢来踹俺孙爷的根脚～～ 这多少类似于阿Q被杀头时想唱“手执钢鞭将你打”。
但是，在莫言的民间叙述里，说孙丙愚昧可笑也好，慷慨赴死也罢，都包含了更加复杂的内涵，因为，莫言的民间叙述本身就是多元化的。
再如县官钱丁担心施刑时失误，命赵甲父子当前袁世凯和德军司令克罗德的面，先在一头黑猪身上演示檀香刑。
孙丙的女儿眉娘目睹此景，想象他爹受刑的一段猫腔： 锣鼓敲着急急风，猫胡拉着离格冬。
黑猪腚上插着檀木橛子团团转，俺公爹和小甲追猪追成了小旋风。
山东巡抚袁世凯，被黑猪咬断了一条腿，鲜血淌在了地流平。
德军司令克罗德，被黑猪啃去了一半腚，趴在地上乱哼哼。
这真是大快人心事，除了两个大灾星。
忽然间，霹雷一声天地变，袁世凯的腿好好的，克罗德的腚全全的，他们在椅子上坐得端端的，戏台的当中，那黑猪摇身一大变，变成了俺爹老孙丙，趴在地上受桩刑…… 把很严肃的处刑在黑猪身上演示，这本身就已经很可笑了。
加上眉娘的这一段唱词，有实，有虚，有悲，有恨，令人哭笑不得，达到了“含泪的讽刺”的效果。
反讽和调侃也是莫言最常用的手法之一，写到最惨烈处，往往笔峰一转，把读者带入一个貌似“尴尬”的境地，给人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和更复杂的感觉空间。
如写赵甲凌迟犯人：“他将手腕一抖，小刀子银光闪烁，那片扎在刀尖上的肉，便如一粒弹丸，嗖地飞起，飞到很高处，然后下落，如一粒沉重的鸟屎，啪卿一声，落在一个黑脸士兵的头上。
那个士兵怪叫一声，脑袋上仿佛落上了一块砖头，身体摇晃不止。
”再如《红高粱》中写孙五剥罗汉大爷的人皮时的描写，“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龇出来”、“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
总之，莫言笔下的悲剧打破了统悲剧审美观念，开辟了民间表述的新境界，推动了民间表述的演进与发展。
独特的叙事风格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在这方面，莫言是积极的探索者。
他的小说受到福克纳的意识流和马尔克斯叙事模式的影响。
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莫言说：“《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莫言力求从早年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中走出来，发挥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特长，从而形成自己的叙事特色。
《檀香刑》在叙事中融入了民间说唱艺术，使西方现代文学技巧与我国民间文学技法得到了有机融合，在民族化的道路上向前迈入了一大步。
莫言的叙事特别注重感觉，以立体的感觉的方式展开体验和表述，构成整体的时空体验。
《红高粱》和《檀香刑》基本上都是以“我”的主观视角去展开叙述。
《红高粱》叙述“我”爷爷余占鳌伏击日寇以及和“我”奶奶的爱情纠葛。
《檀香刑》由凤头部、猪肚部和豹尾部三部分构成，凤头部以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语、钱丁恨声等叙述者自述的方式展开情节，豹尾部也是以道白、诉说、放歌、绝唱等形式展开叙述，中间的猪肚部看似用客观的全知视角写成，其实也是在用口述或独白的方式倾诉一段传奇。
这种以“我”的主观视角的方式展开叙事，便于展开叙述和描写，打通时空，自由而随意地抒写体验，形成一种倾诉的效果。
在具体的叙述中，作者或有意强化作品中人物的感觉，让作品中的人与物在自己的感觉中存在与行动；或刻意营造一种释放感觉的特殊氛围。
莫言还将光、色、形、声、味、触、味等感觉和想象结合起来，将时间与空间、现实与幻想有机地揉合在一起，精确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比如《红高粱》中写“我”父亲在伏击的路上看见王文义脸上的血： 他的腮上，有一股深蓝色的东西在流动。
父亲伸手摸去，触了一下粘腻发烫的液体。
父亲闻到了跟墨水河淤泥差不多、但比墨水河淤泥要新鲜得多的腥气。
它压倒了薄荷的幽香，压倒了高粱的甘苦，它唤醒了父亲那越来越迫近的记忆，一线穿珠般地把墨水河淤泥、把高粱下的黑土、把永远死不了的过去和永远留不住的现在连系在起，有时候，万物都会吐出人血的味道。
一种血的嗅觉便将父亲的多种感觉引发出来，将他生活中的墨水河、高粱、黑土等联系在一起，将现实与过去有机地融合，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时空体验，准确地表达出了一个少年在去伏击的路上、在生与死这个过于沉重的考验即将到来前无比复杂的心理。
再如关于“我”奶奶死亡前的有些过于铺张的描述。
在蓝天、白云、红高粱的辉映下，她看见“一群雪白的野鸽子，从高空中扑下来”，接着，借助于意识流手法，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从天上到地下，从过去到现在，来抒写这缤纷来临的一系列幻象，尤其是关于“红高粱”的幻象，“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歌颂了它们顽强的生命力。
空间和时间以及描写视角的不断转换，较为准确地写出了“我”奶奶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檀香刑》中，这种大段大段叙写感觉的文字已不常见，代之以更精练的感性描写，如写医生在察看受刑多日的孙丙的伤势时：“在他的细长的手指摇了木橛子的首尾时，便有花花绿绿的泡沫冒了出来，腐肉的气味令人窒息，苍蝇们更加兴奋，嗡嗡的声音震耳欲聋”。
这种感性化的描写把酷刑之酷表达得触目惊心。
《红高粱》与《檀香刑》的发表时间间隔十多年，在叙事艺术上，后者比前者更加成熟和进步。
首先，在叙事结构上，对故事和情节的展开，《檀香刑》避免了《红高粱》单声道的叙述，而是多声部的合奏，狗肉西施、县官、刽子手、戏班班主等各色人物分别以适合各自个性的浪语、恨声、狂言、恨声等形式展开叙事，客观上又构成一个整体。
《檀香刑》极具民族特色的结构划分：凤头部、猪肚部、豹尾部，一、三部分采用的主观视角，中间部分采用的全知视角，形成了主观视角对全知视角的有机融合。
在叙事风格和技巧上，由于是采用各种人物互为言说和多视角表达的方式，就形成了叙事视角的多样性和叙事内涵的丰富性，叙事在统一的风格的前提下更富于变化。
另外，《檀香刑》将戏文语言与小说语言融合在一起，亦庄亦谐，丰富和强化了悲剧效果。
现代主义技巧的运用 《红高粱》和《檀香刑》在现实主义的精神下运用了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技巧，象征、隐喻、暗示、借代等手法的动用，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深化了作品的内涵。
莫言自己也说过：“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的。
” 莫言的小说深受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塌法县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一样，充满了象征和寓意。
前文已叙述过，莫言自己说过，高密东北乡不应该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应是一个文学的概念。
它是作家精神的故乡。
莫言还说过：“所谓扩展‘高密东北乡’的疆域并不仅仅是地理和植被的丰富与增添，更重要的是思维空间的扩展。
这也就是几年前我曾经提出的对故乡的超越，夸张一点，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我心中大概明白它的意义，但很难用清晰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寻找‘红高粱’的故乡》）”。
可见，作者在使用“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时，寄寓了一种意义和哲学命题，它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可以说，高密东北乡是我们苦难民族的一个缩影。
单就一个“红高粱”，就有说不尽的寓意，它有多重含义，可以象征我们顽强的民族气节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可以是指火热而野性的生命激情，还可以是爱情的象征等等。
《红高粱》和《檀香刑》分别写到了抗日和抗德，殖民侵略给高密东北乡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
“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外敌信侵，家园沦丧，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来人“不知道打伏击是怎么一回事”的队伍去打日本人。
作者在这里要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
《檀香刑》中，统治者加入了进来，他们互相勾结，残酷地压榨人民。
檀香刑是中国几千年暴力文化的集中代表和象征，作者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不无夸张地渲染一种酷刑
刑愈酷，则统治者和侵略者之愈酷，则老百姓的血泪之仇愈深，民族精神之愈钢烈也
生活在东北高密乡这块黑土地的男男女女大多具有无拘无束的叛逆性格，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家乡，敢爱敢恨，同时亦保留着除暴安良、抗御外侮的坚韧不的拔的伟大生命潜能。
莫言笔下的女姓人物如《红高粱》中的“我奶奶”和《檀香刑》中的孙眉娘，都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她们敢于悖逆传统的道德约束，显示出了生命力的高扬。
即使身处钱缝中的县官钱丁，在凶残的统治者和侵略者面前也醒悟过来，在最后时刻亲手杀死了孙丙，让德国人的通车庆典蒙上了阴影。
同时，莫言也毫不避讳这些人物野蛮、丑陋与愚昧的一面。
通过这些人物形象，作者对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进行了有力地审视、批判和表现。
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说，这本书写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火车的声音，另一种是猫腔的声音。
火车的轰鸣象征着域外的现代文明，小说结尾火车的轰鸣声以绝对的优势淹没了曾盛极一时的猫腔的声音，暗指域外文明在近代中国封建社会中强行突进的强大势力，显示出历史前进的不可阻挡。
值得一提的是猫腔这种地方小戏，它是民间文化的代表，是高密东北乡广大农民情感和精神的寄托，是民间抒情的存在方式。
在猫腔声情并茂的唱腔里，寄托着广大人民对生活\\\/生命的热情和理想。
包含着民间的活力和原始的激情。
在《檀香刑》中，众多人物如钱丁、孙丙、眉娘等都对猫腔表示出热爱之情。
猫腔班主孙丙身受酷刑，高密东北乡最后一个猫腔戏班子在德国鬼子的枪口下全军覆没，猫腔的彻底的消失，暗示着民间文化象这块黑土地上人民的命运一样多灾多难，也暗示着在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压榨和摧残下，一切充满自由与活力的东西，包括文化乃至生命，都遭到了无情地扼杀。
总之，现代主义技巧的运用，丰富和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内涵，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莫言的民间创作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莫言写道：“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宜的书。
《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
”莫言还声称自己的创作就是和当前那些脂粉气的伪“中产阶级”对抗。
《檀香刑》以民间文学的借鉴是非常成功的。
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除《檀香刑》外，近几年重要的几部长篇小说如《白鹿原》、《尘埃落定》等的成功，都说明了“民间”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无容置疑，新生代文学在个性创作以及对存在的表述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同时，它的不足也是明显的。
新生代文学大多以当下的都市生活为背景，叙事态度是现在时的，努力用大众之眼表现出对物质主义与时尚的迎合，多属私语型和写实刑，充斥着大量的欲望符号，文学日益变为一种消费性需求。
叙述的个人化与琐碎、审美意义和理性的不足与缺失、自我重复与模式化倾向、小资情调、颓废气息……当下的文学呈现出从未有过的轻浮疲软。
针对当代文学尤其是新生代文学本质性东西的缺失，陈晓明指出：“我们给文学呼唤什么
就是呼唤文学的审美品质。
”他进而指出，这种“审美品质”包括四个方面：对人物命运的关注，思想与情感的蕴含，开掘生活层面的力度和语言的表现力。
呼唤文学的审美品质的回归，莫言《红高粱》和《檀香刑》在思想与艺术上诸方面的成功探索，对当代小说创作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有人看过莫言的小说吗
生死疲劳 这个推荐看看 很诡异 小说很厚的说 讲了一个生死轮回的故事 时间跨度很大 小说的叙述者，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里他为自己喊冤。
在小说中他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驴……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他的家族，离开这块土地。
小说正是通过他的眼睛，准确说，是各种动物的眼睛来观察和体味农村的变革。
《生死疲劳》是一部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大书。
在这次神圣的“认祖归宗”仪式中，小说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力草灰蛇线般隐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
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充满了吊诡和狂热，唏嘘和罹难。
当转世为人的“大头儿”终于执著坚定地叙述时，我们看到了一条生气沛然的人与土地、生与死，苦难与慈悲的大河，流进了我们的心田。
在莫言对伟大古典小说呼应的那一刻，聆听到了“章回体”那最亲切熟悉的大音；莫言承受着生死疲劳的磨砺以及冤缠孽结，将中国人百感交集、庞杂喧哗的苦难经验化为纯美准确的诗篇，祈祷祖国庄严、宁静、祈望人类丰沛的生命祥和、自然。
《生死疲劳》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用中国古典文学草蛇灰线的方式，隐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于土地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
据莫言介绍，这部长达55万字的小说，由于构思成熟，他共用了43天的时间就写好了。
“在写作中，我丢掉了电脑，重新拿起软毛笔，创作的激情从笔下汹涌而出。
”由于小说写得快且长，莫言为此反而感到不安，怕因一时的疏忽而为文本带来瑕疵。
由于莫言首次尝试近似章回体的叙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在阅读时有类似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快感。
对此，莫言解释说，他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因小说叙事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区别章节之间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