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部队合编合力合心
某部队合编后，领导与官兵深入谈心：大家来自不同的单位，都是“1”，合编就要做到1+1+……=“1”。
他解释，后面的这个“1”，就是要一条心、一个整体。
部队合编，是为了使结构更加合理、编成更加科学、功能更加完善。
合编后，部队能否迅速形成凝聚力、战斗力，取决于官兵是不是合心合力。
把心合到一起，就能相互尊重、步调一致，紧密团结向前看；就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攥指成拳干事业。
否则，不仅正常工作难以开展，甚至会导致人心涣散。
合编易，合心难。
官兵来自不同的单位、具有不同的经历，抓建理念、工作思路以及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不尽相同，工作中容易因陌生产生隔阂、因分歧产生矛盾。
在新单位，官兵与原单位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战友感情近一些、交流多一些，稍不注意就会出现你亲我疏、厚此薄彼的问题。
进了“一家门”，就该说“一家话”。
只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才能产生积极的“化学反应”，形成团结一心谋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深度的改革必然带来深刻的变化。
新的单位不仅人员环境不同以往，职能定位、职责权限、运行模式、管理方式也发生较大改变。
过去一些常用的办文思路、习惯的办事程序、熟悉的办公方法，已经不适用、不能用。
这种情况下，官兵调整自己、融入环境越快，适应期、磨合期就越短；官兵携手并肩、凝心聚力越自觉，部队运转、工作运行就越高效。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
”合编部队的官兵，事业上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彼岸。
把思想统一到军委改革部署上来，统一到单位新的使命任务上来，大家的心自然就会想到一块、力自然就会用到一处。
部队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合心合力，对各级党组织也是一次很实际的检验。
严格党内生活、充分发扬民主、广泛集智聚力，官兵抓建谋战的热情和干劲就能不断激发、持续保持。
“一切新的都是一个好的开端。
”只要官兵思想上合心、工作上合力、行动上合拍，部队各项工作就一定能迅速打开新局面、展示新气象。
介绍昆虫记的演讲稿
《昆虫记》是法国杰出昆虫学家，文学家的传世佳作，亦是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
著名作家说：“它熔作者毕生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以人性观察虫性，将昆虫世界化作供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美文。
” 作者把毕生从事昆虫研究的成果和经历用散文的形式记录下来，以统领在自然科学的庞杂实据，虫性，人性交融，使昆虫世界成为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文学形态，将区区小虫的话题书写成层次意味，全方位价值的巨制鸿篇，这样的作品在世界上诚属空前绝后。
没有哪位昆虫家具备如此高明的文学表达才能，没有哪位作家具备如此博大精深的昆虫学造诣。
若不是有为如此顽强的，我们的世界也就永远读不到一部《昆虫记》了。
说我们幸运，还有更深的道理。
之所以顽强，是因为他有着某种精神。
如果他放弃了，丧失了自己那种精神，这世界同样不会出现一部《昆虫记》。
《昆虫记》中对昆虫的更是令人不得不佩服法布尔超人的观察力，如蝉和蚂蚁乞讨粮食时的狼狈形相：“蚂蚁站在门槛上，身边摆放着大袋大袋的麦粒，正调过脸去背对前来乞讨的蝉。
那蝉则伸着爪子，唔，对不起，是伸着手。
头戴十八世纪宽大撑边女帽，胳膊下夹着吉他琴，裙摆被凛冽寒风吹得贴在腿肚子上，这就是蝉的形象。
”这段乞讨的描写真是惟妙惟肖。
更令人赞叹的是，法布尔对昆虫倒挂姿势的描写：如在金属笼子里，椎头螳螂的幼虫停在一个地方后姿势始终如一，毫不改变。
它用四只后爪的爪尖钩住网子，后背朝下，纹丝不动，高高挂在笼顶，四个悬点承受着整个身体的重量。
倒挂栖驻姿势是如此艰难，然而苍蝇的倒挂姿势却截然不同。
苍蝇虽然也抓挂在天花板上，但是它总要抽出时间松弛一下，随便飞一飞，操起正常姿势走一走，肚皮贴地，肢体舒展开晒晒太阳。
法布尔对昆虫的描写，真是细致入微，令人赞叹。
试问一下，那个人没看到过苍蝇倒挂的姿势，但又有谁去注意它呢
但法布尔在《昆虫记》中对上千种昆虫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这也正是法布尔的成功之处。
然而，法布尔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一生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偏见”，二是“贫穷”。
法布尔勤奋刻苦，锐意进取，从农民后代变成一位中学教师：中学教书二十余年他兢兢业业，同时业余观察研究昆虫及植物,发表过出色的论文。
尽管如此，他想“登上大学讲堂”的梦想始终没有实现，开辟独立的昆虫实验室的愿望始终得不到支持。
教育，科学界权威们，骨子里看不起他的自学学历，看不贯他的研究方向。
这种漠视与某些人的虚伪，庸俗，妒嫉心里合拍，长期构成对法布尔的偏见。
法布尔生在穷苦人家，靠自己打工，读完了小学，中学;成年后只靠中学教师的工资，要后七口之家的生活，前半生一贫如洗，后半生勉强温饱。
然而，发布而没有向“偏见”和“贫困”屈服。
他依然勤于自修，扩充知识储蓄，坚持不懈地观察试验，不断获得新成果，一次又一次回击“偏见”。
他挤出一枚枚钱，购买坛，罐，箱，笼，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极了研究资料，化教书匠之“贫困”为昆虫学之富有。
他为了完成《昆虫记》几乎是牺牲了一切。
他没有抓住一生中出现的许多机遇去巧取功利，过上幻想中的“好日子”却安于清苦，坐了一辈子冷板凳，甚至不惜把一家老小也捆在自己这张“板凳上”。
法布尔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只为活命，吃苦是否值得
”为何吃苦的问题，他已经用自己的九十二个春秋做出了回答：迎着“偏见”，伴着“贫穷”，不怕“牺牲”，“冒犯”和“忘却”，这一切，就是为了那个“真”字。
追求真理，探索真相，可谓“求真”。
求真，这就是“法布尔的精神”。
在这本《昆虫记》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昆虫的大千世界，更应该领略到的是法布尔“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精神。
我叹服法布尔为探索大自然付出的精神，让我感受到了昆虫与环境息息相关，又让我感受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和细微的观察。
《昆虫记》让我眼界开阔了，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理解问题的深度也将超越以往。
我觉得 《昆虫记》是值得一生阅读的好书， 我想无论是谁，只要认真地阅读一下 《昆虫记》，读出滋味，读出感想，一定可以知道的更多。
急求演讲稿!
在现代社会中，有一个永恒的话题，那就是竞争与合作，一个人不可能独立地生活在社会中，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又是我们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
树有长短，水有清浊，芸芸众生忙碌于大千世界，他们都离不开竞争与合作。
竞争与合作永远是紧密相连的一对联体兄弟，是两种不同的人际互动关系。
所谓竞争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群体，在某项活动中争胜过对方的行为，也就是双方争夺一个目标，而且只有一方能胜，而合作则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群体，为实现共同目标在某项活动中联合协作的行为，双方有一致的目的，且双方共享结果。
对于竞争，在场的各位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没有中考的竞争，我们也就不会站在这儿，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缺少了合作，“南北对话”“”都将成为空谈；缺少了合作，建立国际空间站将成为泡影；缺少了合作，我们今天将仍活在“非典”的阴影下，处于禽流感的困扰之中。
但竞争与合作并不是对立的，有的同学却把它们分得太开了，有的只谈竞争不谈合作。
当别人问他问题时，头也不回甩去一句“不知道”，认为把别人的疑难解决了就是给自己培养了一个对手，对自己的竞争不利，这样的人是自私的，最终将被社会淘汰，有的则认为竞争是没有必要的，片面讲究合作，从而导致了安于现状，无进取心的悲惨状态，当他还在安乐窝里做着美梦的时候，这个世界已将其遗忘。
所以，以上的两种做法都是不正确的。
我们应该把竞争与合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让他们物尽其用，物为我用，使自己达到更高的境界。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戏，那么竞争就是台下一双双挑剔的眼睛，而合作就是与你一同演出的朋友。
同学们，让我们正确对待竞争与合作，升出最艳丽的花朵，迎起那第一缕阳光
不少人认为，竞争就是你死我活，竞争就不能有合作。
竞争双方似乎注定是利益截然对立的“冤家”对头。
其实，换一种思路看，情况并不一定是这样。
拿有争议的名人名事故地等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来说，双方何不来个“不同而和”、资源共享、联合开发、共同发展呢
如果双方联手，你把游客送到我这里，我把游客送到你那里，岂不是双赢
而且，游客也学会了比较、增长了见识。
当时，我在南阳、襄阳之行前，是通过“臣本布衣，”、“”等文献，把诸葛亮、卧龙岗和隆中连成一条直线的。
及至亲临其境，方知卧龙岗在南阳，而隆中则在襄阳。
如果不是南阳同志的盛情与大度，我也不会增加这方面知识。
搞市场经济不能没有竞争。
有竞争才能激发动力、增强活力，促使企业不敢稍许懈怠，不断推进科技进步，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效益。
建设和发展也不能没有合作。
有合作才能优势互补、取长补短、收拢五指、攥紧拳头、形成合力。
说得好，协作不仅可提高个人的生产力，并且是“创造一种生产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神奇效果。
聪明的人不但要积极与伙伴合作，也要勇于与竞争对手合作并从中获益。
如今，国外越来越多的大公司通过组建联盟参与全球竞争。
竞争之中有合作、合作之中有竞争，这是对传统的竞争理念和模式的超越，是适应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也有一些企业开始提出并实践这一理念。
实践证明，过去那种仅仅把同行看成是“冤家”，认为有竞争就不能有合作的观点是片面的、有害的，它往往造成不必要的摩擦、内耗及浪费。
而把竞争与合作结合起来，既竞争又合作，就能突破孤军奋战的局限，把自身优势与其他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把双方的长处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既提高自己也提高别人的竞争力，实现双赢或多赢。
团结就是力量，联合就有优势。
愿人们更明智地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在积极竞争的同时，发扬光大团结协作精神。
这样，才能把发展壮大，越办越好。
演讲稿中学生的形象
（宿舍文化影响学生成长在大学里与同住时，你有没有：谁是寝室中最受欢迎的人是最不受欢迎的人
具备哪种人格品质的室友更被大家接受和喜欢
哪种性格特征是大家所排斥和厌恶的
选择亲密友伴时，你寻找的那一个与你性格相似还是互补
如果，寝室全体成员都在场，你被要求接受心理测试，每个人手里有一张选择表格，写下与你最合拍的室友的名字，此时别人也正在选择或排除你。
而这一切都是在互不知晓他人结果的情况下进行的，低头权衡的那一刻，会不会觉得有些忐忑与疑惑：自己的性格和人际关系究竟如何
宿舍是对大学生最具持久影响的因素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许燕教授是这项研究的负责人。
她在研究中发现，宿舍文化是对大学生成长最具长远影响的因素。
当询问大四学生或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在学校中给你留下了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大部分人都会回答：“是宿舍，发生在宿舍里的人与事。
”许燕教授接下来所做的《大学生人格成长环境的研究》中，在对大学生成长最具有影响因素的调查结果显示，舍友、宿舍氛围、同班同学是被提及频次最高的因素。
对此许燕解释，在大学里，宿舍构成了一个相对密集的人际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更多地体现出宿舍人自发的、共建的文化特点。
一般来说，在学校的课堂环境中，大家倾向于遵循集体规范性的要求，而宿舍文化是一种自由放松的状态，这种状态会使个人的性格更自由彰显。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生活习惯和脾气秉性都不同，很多人都第一次经历与家庭之外的人共同生活，因此4年的磨合与碰撞，对他们的个性施展和人际交往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许燕说。
在与香港的校园文化做比较研究时，许燕看到了香港大学的宿舍文化建设。
香港大学请学校最有威望的学者做舍监，主要负责宿舍管理，与学生有效沟通，参与学生的活动，解决学生的问题。
整个宿舍建立的是大家庭文化，舍监像父亲一样与学生交流。
比如公共物品丢失，舍监会写张小公告：最近某一公共物品不在从前的位置上，哪位同学忘记还了请尽快送回。
公告上没有出现一个“偷”字。
很多学生反映，这种文化建设让他们远离家庭时更感受到家的温暖。
“好的宿舍文化会让学生学会一种社会规则，学会宽容与助人，学会从小事中做起。
”许燕说，宿舍中大部分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你打水了我没有打，你用了我的东西，我吃了你的零食等。
但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中也反映出每个人社会交往的风格、社会成熟度，特别是能否在沟通中解决人际冲突。
在“人际环”中寻找人际互动的风格 许燕在《大学生人际交往特征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人格特征对人际和谐的影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特征会影响到他的交往风格与效果。
“人际环”就是一种描述人际互动的模型，它可以显示给我们：什么样的性格特征有利于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什么样的性格特征不利于建立良好的关系。
“人际环”显示出这样的规律：在控制维度上遵循互补原则，即支配引起顺从，顺从引起支配；在亲和维度上遵循相似原则，即敌对引起敌对，友好引起友好；遵循这样的规律有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护。
也就是说，宿舍里一个具有支配性格的学生和一个顺从性格的学生，反而更容易建立稳定的关系。
这是因为，支配和顺从是对应的关系，虽然人格特征相反，但匹配性比较高。
而友好和敌对的人却与之相反，只有友好的人之间能够建立比较良好的关系，敌对的人之间建立比较良好的关系。
此时，友好和敌对是矛盾的双方，只有具有相同人格特质的人更容易走到一起。
我们通常看到的这样的情景：宿舍中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小尾巴，“尾巴”总是怯生生地听取“头儿”的意见，这很可能是“互补律”在起作用；还有一种情况，两个本身都比较急、比较冲的人，别人和他们交往可能很累，他们之间交往起来却无比的痛快，这则是“相似律”发生了效力。
在另一项研究中还发现，受欢迎的交往类型是以友好为首要条件的，不受欢迎的人主要表现为敌对的特征。
除了友好，最受欢迎的人还与下列品质结合在一起：友好－支配型，敬重仁慈，而乐群表露表现得很明显；最不受欢迎的人则敌对－支配型，孤独缄默，而竞争多疑表现得尤其明显。
从人际互选的情况来分析，互选以友好为特征，单选以顺从为特征，未选以敌对为特征。
互选的关系越多，寝室的关系就越融洽。
另外，人际环也因性别呈现出不同规律。
友好－顺从型的女生更容易被女生选择为朋友，而支配型的男生更容易被男生所选择。
“特殊人物”使人际更稳定还是更混乱 宿舍中最受欢迎的人和最不受欢迎人，被研究者统称为“特殊人物”。
许燕说，对“特殊人物”进行特殊的研究，是想检验一下宿舍中有一个人际交往特别好的人，能否把整个宿舍的环境带好，有一个特别不受欢迎的人会不会搅乱整体的和谐。
研究结果有点令人出乎意料——那些没有“特殊人物”的寝室反而表现出整体结构较稳定。
也就是说，无论有一个特别友好的室友还是特别敌对的室友，整体关系都不稳定。
敌对特征明显的人会带来冲突，造成关系不稳定，这是预料之中的；可是，当寝室中有一个特别友好的人时，关系同样稳定。
这是为什么呢
在后来与学生的接触中发现，特别友好的人也会给他人带来压力。
许燕这样解释：“敌对是一种恶性刺激，过于友好则是一种良性刺激。
除了有一些嫉妒因素之外，特别友好的人还给他人带来一种不觉察的潜在压力。
” 试想，如果宿舍中有一个具有特别友好的室友，非常主动地为大家做了很多事情，时间长了，会弄得别人很不好意思。
虽然他是心甘情愿做的，但会给别人带来一种暗示，那就是“为了回报我也要去做，要讲平衡”。
可能别人本身并不愿意这样，后来形成这样的模式之后就会觉得不舒服，有压力。
许燕举例，比如打水，一个人总在打，其他人自然也会轮流打；比如买早点，有些室友早早起来把早点买回来，那么其他起床晚的人可能会默念“下次我必须早起，也得为大家服务”。
这样就把别人的生活节奏打乱了，心里即使很别扭也不好表达。
“人际交往需要有一个度，需要给别人一定的自由空间。
当你打乱别人的自由空间时，别人就会疏远而不愿与你接近了。
”许燕总结。
所以，友好固然是人际吸引的重要因素，但极端友好和极端敌对一样，都会影响到心理健康。
许燕说，有时越是中和的品质越能应对多变的环境。
有些同学为赢得好的人脉，会无原则地对所有人都好。
当宿舍中出现一些是非的问题时，有些友好型的人也会不得罪任何一方。
“其实这样大家也不喜欢，当说到友好是人际和谐的重要品质时，得要强调适度。
一个友好的特殊人物为什么也让宿舍关系不稳定，就是没有把握好度。
” 因此，要防止“以一对十”的行为定势，有时应该灵活地处理好你的人际行为和情境的匹配性，该友好的时候友好，比如生病时。
但是如果对方做了不应该的事情，不要害怕得罪人，多少能够直率地表露自己的意见，这也是一种诚恳的方式。
密集的人际空间更需要宽容与忍耐 如果把与大学生发生冲突的对象分为家人亲戚、同学朋友、老师管理员、陌生人四类，调查显示，其中57.66％的冲突来自同学和朋友之间。
一般来说，人际空间越密集，人际冲突越多。
在宿舍这样一块小小的领地上，有五六个人天天在一起进行各种活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都很窄，所以冲突会更集中。
虽然很多人都喜欢“放帘”，拉上帘，这就是我的私人空间了，拉开时私人空间处于开放的状态。
“但这种空间依然不会让人心情愉悦，一旦人的实际生存空间小于心理愉悦的空间，那么产生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 据同学们反映，冲突主要来自：观点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时间冲突、玩笑过头、表里不一、误会、疏忽、背后说闲话、约会迟到、自己情绪不好、私拆他人信件。
其中，观点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时间冲突是比较集中的冲突来源。
对此，许燕说，观点不同是最常见的冲突事件，涉及了价值观的不同引发的冲突。
几乎每个寝室关了灯都习惯聊天，聊天的过程中什么东西都可能聊到，鸡毛蒜皮的小事可能不那么生气，生气多数缘于“我是这个观点，你怎么跟我不一样”，“我要尽力说服大家”，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经常不欢而散。
其实，不同的人会站在不同的角度上看问题。
学会求同存异，学会换位思维，学会多角度看问题。
不一定非要强求别人和你达到共识，别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观点时，可以拓宽你的思路，也可能对你的思考具有启迪的作用。
生活习惯不同引发的冲突也很常见。
许燕建议应该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不要力图什么都去改变。
想改变别人时，反过来从自身的角度考虑一下，尝试改变自己的行为。
不期然地融入到同一个集体，自然会有不兼容的地方，但可以彼此适当调整。
如果双方都是这样的态度，很多问题就不再成为困扰。
至于时间冲突，只要适当调整彼此的时间节奏并多加注意，也是可以避免的。
生活在一起久了的几个人，生物钟可以适当调到一起。
如果不能统一，应该尊重他人的习惯。
宿舍中可能有喜欢早睡的，有喜欢晚睡的，有喜欢早起的，有喜欢晚起的。
因此，晚睡的最好避免临睡前特别嘈杂的活动，早起的也要小心谨慎，不要把大家都吵醒了，特别是考研或有特殊的活动要参加时。
“一件小事常会影响到宿舍的和谐，只有在相处的过程中学会宽容和忍耐，才会避免和化解冲突，营造友好、信任、和谐的氛围。
这也是每个人所期望的，也是共同能够做到的。
”许燕最后说。
（二）建设大学生和谐宿舍文化的思考大学校园是大学生认识社会和适应社会的预备班，对大学生成长的方向提供了一个宏观性的方向，大学生宿舍作为校园中人际关系相对集中，交往时空充分接近的大学生微观体的集合。
建设和谐的宿舍文化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和谐校园的折射，家庭文化的延续，社会角色的缩影，因此，建设和谐的宿舍文化对大学生的成才具有重要影响。
一、宿舍文化的特点1.宿舍文化作为和谐校园的折射，具有辐射性和易感染性。
随着近几年大学的扩招，大学教育已由精英型向大众型转变，大多数高校招生人数逐年增多，教学的软硬设备相对紧缺。
在高校普遍实行学分制的情况下，各高校已经逐渐取消了固定的班级教室，授课地点和人数也已变成流动的教室制和多班混合制，传统意义上的固定班级固定教室在大学生学习和生活水平中的地位已经逐渐下降，日常的课余活动与交流大部分在宿舍里进行，所以，宿舍作为相对狭窄和固定的人际空间，成了大学生日常交往的主要场所之一。
以某一主流文化为主干、以部分支流文化为旁枝的宿舍文化呈“伞”型辐射圈，覆盖和影响宿舍成员个体。
例如，一部分成员关心某个领域的文化知识，在讨论与交流中所传达出来的话题就有辐射性，其他成员为了将自己更好地融入集体，平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就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关注其他成员所关注的话题，以便在自己参与他人的活动时有言可发，这就体现为宿舍文化的易感染性，宿舍文化的辐射性和易感染性在和谐的宿舍体现得最为明显。
因此，宿舍文化越是丰富多彩、健康活泼，对宿舍成员的辐射性和感染性就越强。
2.宿舍文化作为学生家庭情结的延续，具有自发性和共建性。
宿舍成员的生活习惯、脾气秉性在宿舍这个学习、休息、交流、娱乐的主要场所有明显的延续。
成员们会不自觉地以家庭文化教育的背景和模式作为独立学习生活的参照和标准，以使自己努力在自己参与营造的宿舍文化氛围里找到与个体家庭情结相符的契合点，这种不自觉、无意识地建构自我个体学习生活环境的行为称之为宿舍文化建设的自发性。
例如有的成员生活杂乱无章，固执己见，各行其是，团体观念薄弱；有的成员个个物品整理得井井有条，尊重他人，乐于为他人服务，主张民主决策，集体意识较强。
长期下来，当后一种生活文化在宿舍中占主体地位时，由于辐射性与易感染性的作用，重个人的成员也能主动为大家，为私利的个人也主动为集体，从而使健康文明的宿舍文化内化为成员自觉遵守的潜在规则，并在这种具有良性刺激作用的“约定俗成”下，形成的一股向心力和凝聚力，自觉主动地维护和营造良好的宿舍文化。
反之，则是一种恶性循环，这就是宿舍文化的共建性体现。
3.宿舍文化作为社会角色的缩影，具有提前性和多元性。
所谓一个宿舍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团体，每个宿舍成员都是一种社会角色的代表。
大学生要在这个方寸之地共同学习、生活和交往，宿舍就是大学生跨入社会、认识社会、了解社会的预备班，是大学生逐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
宿舍成员的学习方式、生活习惯、交往风格、兴趣爱好等所营造出来的宿舍文化氛围是多元化的，它们根据宿舍成员社会化成熟度的不同，既可以互不干涉也可以互相影响。
如何提高自身的社会化程度，如何取他人之精华，扬长避短，如何使自身个体素质更符合社会的需求等等，为此宿舍文化为社会的缩影就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进行社会角色提前演练的场所，为人处事，交际风格，做事原则，自我审视，如何正确看待自我和他人的角色，就在宿舍文化的氛围中不断的加以演练，以求达到社会能够接纳的程度。
二、加强宿舍文化建设的思考宿舍文化对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成才素质和综合能力都有十分很重要的影响。
那么，如何建设健康积极向上的和谐宿舍文化来满足大学生成才的需求呢
首先，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明确宿舍文化建设的理念。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宿舍文化的基础，直接关系到宿舍文化的质量和品位。
宿舍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学校甚至社会的稳定，所以应该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唱响和谐宿舍文化的主旋律，坚持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理论为指导，思想道德教育必须始终坚持以大学生的成人、成才、成功为方向，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引导其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和谐宿舍文化的建设。
学校在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大学生人生价值观和人际交往观的教育。
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有利于大学生拥有健康向上、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良好的人际交往观有助于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的探讨中产生心理共鸣，从而形成宿舍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成为民主、自由、平等的和谐文化氛围，大学生能从中认识自己，完善自己，认识他人，理解他人，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由此形成良好的学风以促进班风建设和校风建设。
在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学校要明确宿舍文化建设的理念——“和谐宿舍，品质生活”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于人”为准则，明确和谐宿舍文化建设的宗旨——“扬德尚美，育己善行”统一思想，统筹规划。
引领学生倡导和树立正确的宿舍文化理念，争取以文化促进建设，以文化规范行为，以文化塑造人格，以文化锻铸精神，以文化营造氛围，以文化凝聚力量。
形成团结合作的集体观念，积极向上的学习观念，平等互助的竞争观念，严格合理的制度观念和正确的自我发展观念。
提高宿舍文化生活的品质和品位，培养大学生宿舍文化的系统性，观念的一致性和个体参与的自觉性，使大学生对享乐主义文化、烟酒扑克文化，个人主义文化和黄色污秽文化等消极文化有自觉的、清醒的认识并主动地抵制和消除这些消极文化的影响和腐蚀。
其次，改革陈旧落后的管理方式，健全宿舍管理体系。
目前，大多数高校采用笼统地走马观花式的“三定制”（即定期定人定点检查）宿舍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序上并不能使大学生对宿舍检查和评比产生积极劳动参评的思想和自觉主动自愿的行动的统一，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宿舍管理制度是造成宿舍检查评比的短时间段内整洁干净、整齐有致的伪宿舍环境状况产生的原因，这并不利于和谐宿舍文化建设与和谐宿舍环境建设的长期进行。
为此，学校宿舍的管理制度应该具有系统性、先进性和开放性。
第一，学校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宿舍管理原则。
学校的学工处，学生公寓管理中心等有关部门应该把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当成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原则，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能，提高各层部门的责任感和“学生利益无小事的”意识，加强学生宿舍日常管理力度，改善宿舍软硬件设施，丰富宿舍文化生活为学生提供和营造一个安全、舒适、便利和有益身心健康发展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第二，提高宿舍管理队伍素质，成立教师专员管理委员会和学生干部自我管理协会。
高校成立以老师为主体的高素质成员的宿舍管理委员会，简称“专管会”，一方面可以提高宿舍管理的水平，另一方面可以较好的根植于学生宿舍，深入学生宿舍，利用学生宿舍进行学生的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更容易使大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
此外，还要发挥学生干部、党员、团员的作用，成立“学生宿舍自我管理协会”简称“管协会”，它是“专管会”的重要补充，其成员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是广大学生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专管会”和广大学生的桥梁，它在学校的文化建设政策和“专管会”的指导下对宿舍文化进行自我服务,自我营造和自我管理。
党员团员干部要发挥以身作则，以行示范，以已自律的模范先锋作用，主要进行日常生活的管理，宿舍安全卫生的检查，组织宿舍或宿舍间的各种活动，征集反映学生意见等工作，从而起到改变宿舍文化气氛和活跃宿舍文化氛围，达到建设和谐宿舍文化的最终目的。
再次，建立和规范宿舍管理规章制度。
俗语曰：“无规矩不成方圆。
”大学生崇尚个性，追求自由，喜欢无拘无束。
如果仅希望靠他们的自觉性、主动性来搞好和谐的宿舍文化建设和维护和谐宿舍文化的风貌是远远不够的。
约束大学生的日常行为，端正和谐宿舍文化教育的价值取向，以增强管理的组织纪律性，强化学生的自律意识，营造有规可循，有章可依，积极活泼，健康向上的宿舍文化氛围，这些在学校校纪校规的规范下生成的宿舍管理规章制度条例，如《大学生宿舍安全卫生检查管理条例》、《大学生宿舍关于晚睡熄灯管理条例》、《大学文明宿舍评比标准》以及《大学生宿舍文明生活公约》等规章制度。
学校有关部门组织在执行这些规章条例过程中，要做到检查从规，评比从严，奖惩分明，以此来树立和加强规章条例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使其成为学生践行的权衡标准，并把学生遵守践行结果的好与坏纳入其学期素质量化评分的德育考核的项目中，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建设和谐宿舍文化保驾护航。
最后，以活动为载体，开展宿舍文化建设活动。
大学生作为青年时代的佼佼者，更是和谐宿舍文化建设的主体。
他们生性活泼，个性独特，思维活跃，乐于追求新生事物和尝试多变的生活方式，但也有部分学生缺乏对建设和谐宿舍文化的意识，不自觉地沉溺于一些庸俗污秽的文化中，因此，只有高质量高层次高品位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活动才能与大学生的知识、生活水平相适应，才能矫正他们在文化意识上的认识误区。
学校有关组织部门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制定学校的和谐宿舍文化建设活动月，定期举办宿舍文化艺术节，组织和策划各种文化艺术活动。
此外，笔者认为，活动应该遵循以下原则：一、要体现时代风貌，能够开阔学生的视野，引起学生参与的热情和兴致；二、符合学有所长学有所用的教育目的，使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三、与教育本质相适应，有利于学生的成人成才成功；四、科学性，趣味性，审美性和人文性相结合，陶冶学生情操，完善学生综合素养。
自己再删点儿吧 最好再加入点儿你们学校身边的事儿 能显得更真实。
我需要一篇中学生英语演讲稿，用时在5分钟左右。
内容可以为激励人生、描述某个人或者是学校等。
Frankness 真诚You must study to be frank with the world:frankness is the child of honesty and courage. Say just what you mean to do, on every occasion. If a friend asks a favor, you should grant it, if it is reasonable; if not, tell him plainly why you cannot. You would wrong him and wrong yourself by equivocation of any kind.Never do a wrong thing to make a friend or keep one. The man who requires you to do so is dearly purchased at a sacrifice. Deal kindly but firmly with all your classmates. You will find it the policy which wears best. Above all, do not appear to others what you are not.If you have any fault to find with any one, tell him, not others, of what you complain. There is no more dangerous experiment than that of undertaking to do one thing before a man's face and another behind his back. We should say and do nothing to the injury of any one. It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principle, but also the path of peace and hornor.在世间必须学会以真诚示人：率真乃是诚实与勇敢之子。
无论在何种场合，都应该道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如果朋友对你有所求，对于合情合理之请，应该欣然同意；不然，应该明明白白地告诉朋友拒绝的理由。
任何模棱两可的话语将会让别人误解，也会使自己蒙受冤屈。
千万不要为了结交朋友或者挽留友情而做错一事。
对你有这种要求的人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与同学真心相对，绝不背叛。
你将发现这是最有效用的准则。
总之，要以真实面目示人。
如果发现某人身有瑕疵，直接告诉他你的意见，而不是诉之他人。
人前一套，背后又是一套，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危机四伏。
任何有损他人的言语或者事情我们都应该避免。
这不仅是一种做人的原则，而且也是通向平和的人际关系、获得他人尊敬之道。
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