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奥巴马在挪威发表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演讲的演讲稿，或视频（最好是rmvb格式的）
视频网上没有，我电脑里有，不好发给你。
我只能给你文档，这是中文2009.12.10奥巴马总统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奥巴马总统12月10日在接受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讲话指出，这个奖表达出人类的最高理想。
以下是讲话中译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翻译.-------------------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即时发布2009年12月10日奥巴马总统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挪威奥斯陆市政大厅中欧时间下午1：44总统：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杰出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NorwegianNobel Committee）委员，美国公民及全世界公民们：获此殊荣，我深怀感激并深表谦恭。
这个奖表达出我们的最高理想——尽管这个世界存在种种凶残困苦，但我们并不任命运摆布。
我们的行动是有作用的，能够推动历史向正义方向发展。
不过，如果不坦承你们这项厚爱有加的决定所引起的相当激烈的争议，那我就有失疏忽了。
（笑声）其中部分原因是，我在世界舞台上的奋斗才刚刚开始，而不是接近尾声。
与曾经获此殊荣的一些历史巨人相比——史怀哲（Schweitzer）和马丁·路德·金(King)；马歇尔(Marshall)和曼德拉(Mandela)——我的成就微不足道。
还有全世界为追求正义而遭到监禁和殴打的男女志士；那些为减轻苦难而在人道组织中艰辛工作的人；那千百万默默无闻地以充满勇气和关爱的无声行动让最悲观的愤世嫉俗者也受到感召的人们。
我绝不反驳那些认为这样的男女志士——有些知名，有些只为他们所帮助的对象所知——远比我有资格获此殊荣的看法。
但与我获奖有关的最深层的问题可能在于我是一个正打着两场战争的国家的三军统帅。
其中一场战争已接近尾声。
另一场并非是美国挑起的冲突；有包括挪威在内的42个国家在与我们共同努力，为的是保护我们及其他所有国家不再遭受攻击。
然而，我们仍处在战争时期，是我派遣成千上万名美国年轻人远赴战场。
有些人要杀射，有些人要被杀射。
因此，我是带着对武装冲突的代价的敏锐感觉来到这里的——心中充满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以及我们为用和平取代战争而努力的难题。
而这些问题并不新鲜。
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
在历史初期，战争的道义性无人质疑；它是如同干旱或疾病一样的现实——是各个部落以及后来的各种文明谋求权力和解决分歧的方式。
后来，随着旨在控制群体内部暴力的规范的出现，哲学家、宗教领袖和政治家也纷纷致力于用条文限制战争的破坏力。
“正义战争”的概念由此形成，亦即认为，在符合以下几个具体条件时，战争是正义的：如果战争是最后手段或是为自我防御；如果武力程度适当；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不对平民使用暴力。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这种“正义战争”的概念鲜被理会。
人类显然有无穷的能力不断想出新的方式相互残杀，同样也有无穷的能力毫不怜惜那些外貌不同或信仰不同的人。
军队之间的战争变成国家间的战争——模糊了战斗人员与平民界线的全面战争。
这种战争大屠杀曾在30年内两度侵吞这块大陆。
虽然难以设想还有什么比击败第三帝国（ThirdReich）和轴心国（Axis powers）更正义的事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平民总数超过了战死疆场的军人。
在这种毁灭之后，并且随着核时代的到来，战胜者与战败者同样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世界需要有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机制。
为此，在美国参议院拒绝接受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四分之一世纪后——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正因为提出成立国联的设想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带动世界建起维护和平的体制：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和联合国，对发动战争的规范，以及保护人权、防止种族灭绝大屠杀和限制最危险武器的各项条约。
这些努力在很多方面获得了成功。
不错，可怕的战争仍然发生，种种暴行依然出现，但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
冷战以兴高采烈的人群推倒一堵墙而告结束；商贸将世界大片地区紧密连在了一起；数十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自由、自决、平等和法治的理想断断续续地向前推进。
我们是先辈们的坚韧精神和远大目光的继承人，这是我自己的国家有理由为之感到骄傲的业绩。
然而，在进入新世纪已10年之际，这一旧有的架构正在越来越难撑新生威胁的重压。
世界或许不再为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可能发生战争而颤栗，但核扩散可能会增加发生巨大灾难的危险。
恐怖主义一贯是一种手段，但现代技术会使少数怒火超量的小人以可怕的规模残杀无辜。
而且，国与国的战争正在日益被国家内部的战争所取代。
民族和宗派冲突的重新抬头、分离主义运动、叛乱活动和失控国家的增加，都越来越将平民困于无休止的动乱中。
在今天的战争中，平民的死亡大大超过军人；埋下未来冲突的种子；破坏经济；摧毁公民社会；形成大批难民；使儿童遭受创伤。
我今天没有带来对战争问题的决定性解决办法。
但我确知，应对这些挑战要求具有几十年前那些英勇无畏的前辈所具有的远见、勤劳和坚韧不拔。
这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正义战争的含义和正义和平的必备条件。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这个严峻的现实：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不会根除暴力冲突。
会有一些时候，国家——不论是单独或共同行动——发现使用武力不仅必要，而且为道义所需。
我说这番话时并没有忘记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King Jr.）多年前在这同一仪式上说过的话：“暴力永远不会带来持久和平。
它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只会制造新的、更复杂的问题”。
我站在这里，作为金博士毕生奋斗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对非暴力的道义力量的活见证。
我知道在甘地（Gandhi）和马丁·路德·金的信念与人生中，绝无软弱——绝无消极——绝无天真。
但是，作为宣誓保卫自己国家的一国元首，我不能只以他们的榜样为指南。
我面对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我不能面对美国人民遭到的威胁无动于衷。
因为，切莫误会：邪恶在世界上确实存在。
一场非暴力运动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军队。
谈判不能说服基地（al Qaeda）组织的头目放下武器。
说武力有时是必要的并不是让大家变得愤世嫉俗——这是承认历史；是人类的不完美和情理的限度。
我说起这一点，我以这一点开头，因为今天在许多国家，对军事行动，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存在一种深深的矛盾心理。
有时候，这种矛盾又掺杂着对美国，这个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的一种反射性的不信任。
但世人必须记住，不简单地是因为国际体制——不只是条约和宣言——才给二战后的世界带来稳定。
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一个明白的事实是：美利坚合众国在60多年里，以自己公民的鲜血和军力，帮助维护和保证了世界的安全。
我们的男女军人的贡献与牺牲促进了从德国到韩国的和平与繁荣，使民主能在像巴尔干这样的地方扎根。
我们承受这些重负并不是因为我们谋求强加我们的意志。
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开化的自身利益——因为我们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相信如果别人的子子孙孙能生活在自由和繁荣中，他们的生活会更好。
所以，是的，战争的手段确实在保卫和平中具有作用。
但这个事实必须同另一个事实共存——不管理由多么正当，战争导致人间悲剧。
军人的勇敢和牺牲无比光荣，表达了对国家、事业、战友的忠诚。
但战争本身决不光荣，我们决不能如此宣扬。
因此，我们面对的挑战部分来自于调和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事实——战争有时必要，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愚蠢的表现。
具体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努力放在肯尼迪总统（Kennedy）很久以前所指出的使命上。
他说：“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实际，更能取得的和平上，这种和平不是基于人类本性的突发革命，而是基于人类体制的逐渐演进。
” 这种演进可能具有何种形式
哪些可能是切实可行的步骤
首先，我认为所有国家，无论强弱，都必须遵循对使用武力的规范。
与任何国家元首一样，我保留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保卫自己国家的权利。
然而，我确信遵循标准——国际标准——的国家更有力量，而那些不遵循标准的国家会陷于孤立，并且被削弱。
“9.11”之后，全世界团结一致，与美国站在一起，并在今天继续支持我们在阿富汗的努力，这是滥杀无辜的残忍与公认的自卫原则使然。
同样，当萨达姆•侯赛因（SaddamHussein）入侵科威特时，世界也认识到必须与其抗衡。
这一共识发出的清晰信息是：侵略必须付出代价。
另外，美国──以及任何国家──都不能在自己拒绝遵守规则时要求别人遵守规则。
如果我们不以身作则，我们的行动就会表现为专横武断，使未来进行干预的合理性受到影响，无论理由多么充足。
当军事行动的目的超越了自卫或帮助某一国抵抗侵略者的防卫行动时，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
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多地面对棘手的问题：如何防止一国政府屠杀本国的平民
如何制止一场其暴行和所导致的痛苦会殃及整个地区的内战?我认为，基于人道理由的武力是正当的，例如在巴尔干地区或饱经战乱的其他地区。
不采取行动不仅折磨我们的良心，还会导致未来以更高的代价进行干预。
因此，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必须相信使命明确的军事行动所能够发挥的维护和平作用。
美国将矢志不渝地致力于确保全球安全。
然而，在这个威胁日益蔓延、使命日趋复杂的世界里，美国不能独自行动。
美国独自行动不能带来和平。
在阿富汗如此，在恐怖主义和海盗伴随饥荒肆虐、人民受苦受难的索马里等政府失控的国家也是如此。
不幸的是，这种状况在今后岁月里会继续存在于动荡地区。
在阿富汗，北约国家以及其他友邦和盟国的领导人和军人以自身能力和勇气证实了上述论断。
可是，在许多国家中，奉献者作出的努力与公众的矛盾心理之间存在脱节。
我理解战争不受欢迎的原因，但我也知道：单凭向往和平的美好意愿很少能够带来和平。
和平需要承担责任。
和平需要作出牺牲。
这是继续不能没有北约的原因。
这是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及地区维和行动，不能将此重任推卸给少数几个国家的原因。
因此，无论是在奥斯陆或罗马、渥太华或悉尼、达卡或基加利，我们都对那些完成维和行动与海外培训任务归来的军人给予极大的荣誉，因为他们不是战争制造者，而是和平缔造者。
请允许我对使用武力的问题最后再说明一点。
即使我们对出兵参战一事作出了艰难的决定，我们还必须认真考虑我们如何参加作战。
诺贝尔委员会在向亨利·杜南（Henry Dunant）颁发第一个和平奖时认识到这一点。
亨利·杜南是红十字会（Red Cross）创始人、《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的幕后推动力量。
凡有必要使用武力的地方，我们出于道义与战略上的考虑，需要受某些行为准则的制约。
即使我们遇到不遵守任何规则的邪恶对手，我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也必须一如既往成为遵守战争规范的楷模。
这就是我们区别于作战对手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这就是我禁止酷刑的原因。
这就是我下令关闭关塔那摩湾监狱的原因。
这就是我重申美国坚决遵守《日内瓦公约》的原因。
我们为保卫自己的理想而战，如果我们放弃这些理想，我们就会自取其咎。
（掌声）我们维护——我们维护这些理想，不论如何顺利，也不论如何艰难，都对这些理想恪守不渝。
我刚才比较详细地谈到我们在选择出兵参战之际，必须深思熟虑的问题。
现在让我转而谈一谈我们为避免这类悲剧性的选择进行的努力，谈一谈我们维护正义和缔造持久和平的三个途径。
首先，对于那些不遵守规则和法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一些除武力之外的其他方式，但需要有足以改变其行为方式的强硬措施——因为如果我们希望实现持久和平，那么国际社会说的话必须算数。
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必须承担责任。
各种制裁必须迫使对方付出实际的代价。
如果拒不悔改，则必须施加更大的压力借以抗衡——全世界只有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施加这样的压力。
举例来说，努力防止核武器扩散，争取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上世纪中叶，各国同意受一项条约的约束，其内容十分明确：各国都可以和平使用核能；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将不谋求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努力裁减核军备。
我坚决支持这项条约。
这是我采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
我正与梅德韦杰夫（Medvedev）总统为削减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军备进行合作。
但我们大家也都有责任坚决不允许伊朗和北韩等国家玩弄这个制度。
声称尊重国际法的人不能在这些法律遭到践踏时视而不见。
关心自己安全的人无法忽视中东或东亚地区军备竞赛的危险。
希望和平的人不可在一些国家为发动核战争建立军备时袖手旁观。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那些违反国际法，残酷压榨本国人民的人。
当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种族大屠杀，当刚果发生层出不穷的强奸事件，当缅甸采取镇压行动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后果。
是的，会进行接触，也会有外交行动——但当这些做法无法奏效时，必然会产生后果。
我们如果更密切地合作，就很少有必要在武装干预和纵容专制压迫之间进行选择。
这就关系到我要讲的第二点——我们所寻求的和平的性质。
和平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可见的冲突，只有基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尊严正义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持久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是这种真知灼见给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起草者们以动力。
在巨大的灾难之后，他们意识到，如果人权得不到保护，那么和平只是空洞的承诺。
但是，人权宣言被漠视的状况屡见不鲜。
某些国家将人权原则是西方原则、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不符合国家发展阶段等作为不维护人权的不实借口。
在美国，那些自称为现实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的人之间，长期以来也存在矛盾——它代表着在狭隘地谋求利益与无休止地在全世界推行我们的价值观之间的僵化选择。
我拒绝这些选择。
我认为，在那些公民无权自由发表意见或按照自己的意愿信教、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或自由集会的地方，和平是不稳定的。
被压抑的不满情绪会激起怨恨，压制部族和宗教的认同可能引发暴力反抗。
我们也知道其实相反的情况。
欧洲在赢得自由之后才最终享有和平。
美国从来没有同民主国家交战，我们最亲密的友邦也都是保护其公民权利的政府。
不管多么苛刻地界定，压制人的理想不会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也不会有利于世界的利益。
因此，即使在我们尊重不同国家的独特文化和传统的同时，美国仍将一如既往地为这些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而大声疾呼。
我们将为昂山素季（Aung Sang Suu Kyi）那样具有沉静尊严的改革者见证；为不惧殴打而参加投票的津巴布韦人的勇气见证；为成千上万名在伊朗街头默默游行的人见证。
这些都说明，那些政府的领导人对本国人民的理想的畏惧甚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力量。
全世界所有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国家都有责任明确宣告，我们站在这些行动——希望和历史的行动——的一边。
我还要这样说：促进人权不能仅限于规劝告诫。
有时还必须辅以艰苦的外交努力。
我知道，与压制性政权接触没有义愤填膺来得畅快。
我也知道，如果一味制裁而没有主动接触，如果一味谴责而没有对话，只能保持一个有害的现状。
任何压制性政权都不可能改弦易辙，除非它们有可以选择的出路。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尼克松与的会晤似乎不可饶恕——但是，这确实帮助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千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与开放社会建立了联系。
教皇约翰·保罗（Pope JohnPaul）与波兰的接触不仅为天主教教会，也为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等工会领袖拓宽了空间。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为武器控制所作的努力以及对苏联改革的欢迎不仅与苏联改善了关系，也给整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增添了力量。
这里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但我们必须尽可能在孤立与接触、施压与鼓励之间找到平衡，以使人权和尊严能够与时俱进。
第三，正义的和平不仅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它还必须包括经济安全保障与机会。
因为真正的和平不仅摆脱恐惧，而且无乏匮之虞。
无可置疑，如果没有安全保障，发展难以扎根；同样肯定的是，在人们缺少生存所需的衣食，净水、医药和住所的地方，不会有安全。
在孩子没有希望受到良好教育或人们没有可能得到工作养家的地方，不会有安全。
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因此，帮助农民养活本国人民——或帮助一个国家教育本国儿童并照顾病患——不仅仅是慈善之举。
这也是全世界必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因。
几乎毫无争议的科学事实是，如果我们无所行动，我们将面临更多的干旱、更多的饥荒、更大规模的流离失所——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未来几十年引发更大冲突。
为此，不仅是科学家和环保人士呼吁采取迅速和有力的行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领袖也都知道，我们的共同安全处在紧要关头。
各国间的协议。
强有力的机制。
对人权的支持。
投资于发展。
所有这一切都是实现肯尼迪总统所说的逐渐演进的至关重要的要素。
然而，我认为，如果没有另一个要素，我们就不会有意志、决心、持久力去完成这项工作——而这便是我们不断扩展的道德想象力；一个对我们共同享有某种无法削弱的东西的坚定信念。
随着世界越来越小，人们可能认为，人类会更容易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相似；懂得我们基本上都在追求同样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在我们一生中，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带来某种程度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但是，由于全球化令人眩目的进程以及现代化带来的文化趋同，人们担心丧失他们所珍视的自身特征——他们的种族、部族，以及也许最强有力的，他们的宗教。
在有些地方，这种担心导致冲突。
有时，我们甚至好像在倒退。
在中东，随着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似乎深化，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形。
我们在因部族间的冲突而四分五裂的国家看到这种情形。
最危险的是，我们看到，宗教是怎样被那些歪曲并玷污伟大的伊斯兰教，以及那些从阿富汗向我国发动攻击的人当作谋杀无辜的借口。
这些极端分子不是第一批以上帝名义进行屠杀的人；对十字军（Crusades）的暴行有大量记录。
但是这些提醒我们，圣战绝不会是正义的战争。
因为如果当人真的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时，就根本不必有所收敛——不必对孕妇、对医务人员、对红十字会工作者、甚或有自身宗教信仰的人留情。
这样一种扭曲的宗教观不仅与和平的理念不相容，而且我认为它与信仰的目的本身不相容——因为每一个主要宗教的核心教义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坚持爱的法则常常是人性挣扎的主要内容。
人难免要犯错误，我们会做错事，我们会受自负、权力、有时甚至邪念所诱。
即使是我们中那些最怀善意的人们有时也未能改斜纠偏。
然而，即使我们知道人性不是完美的，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人类的状态是可以改善的；即使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不是个理想世界，我们仍然能够追求让它变得更美好的理想。
甘地与马丁·路德·金等人所实践的非暴力也许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切合实际或者可行，但他们所宣扬的爱——即他们对于人类进步的基本信念——必须永远是指引我们前行的北斗星。
因为，如果我们丧失了那个信念——如果我们觉得它愚蠢或过于天真而不屑一顾；如果我们在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决策时抛开了它——那么我们就丧失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就失去了能为的信念，我们就失去了道德指南针。
和以往世世代代的人们一样，我们必须拒绝接受这样的未来。
多年前，金博士在同样的场合曾经说道：“我拒绝接受以绝望作为对历史含糊性的最后反应。
我拒绝接受所谓反映人类现实状况的‘实然’(isness)使其无法从道义上达到永远需要面对的终极‘应然’（oughtness）。
”让我们努力达到世界应该达到的境界——神圣的火花仍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中激荡。
（掌声）今天，在某一个地方，此时此刻，在现实的世界上，一名士兵知道自己势薄力单，但仍然坚定地维护和平。
今天，在某一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上，一位年轻的示威者知道将受到政府的残酷镇压，但她仍然有勇气大步前进。
今天，在某一个地方，一位母亲受尽贫困的折磨，但仍然不惜花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凑集仅有的一些零钱送孩子上学——因为她相信，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仍然有一线空间可以实现孩子的梦想。
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生活。
我们可以承认，压迫将经常伴随着我们，但我们仍奋力争取正义。
我们可以认为，腐化难以消除，但我们仍积极要求获得尊严。
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可以知道，战争将会爆发，但我们仍努力争取和平。
我们可以做到——因为这是人类进步的历程；这是全世界的希望；在当前面临挑战的时刻，这必须是我们在全球从事的工作。
多谢诸位。
（掌声）（完） 中欧时间下午2:20
十万火急
求写辩论小演讲稿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
四川成都人，无党1921年考入成都外语学校。
1923年到上海到南京，在东南大学附中学习 ，1925年毕业。
1927年旅居法国。
1928年回国，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学季刊》编委。
1934年到日本。
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
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
抗日战争时期，与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相关评论：爱情三部曲是巴金最喜欢的作品，每个主角都有朋友的影子。
激流三部曲 《家》 相关评论：《家》也许不是巴金最好的作品，但绝对是最有人缘的一本。
《春》 相关评论：《春》给了许多年轻人叛逆的勇气，巴金因此也成了许多年轻人的咨询对象，众多咨询者中，有个女孩叫萧珊。
《秋》 相关评论：激流三部曲中最成功的形象无疑是“多余人”觉新。
巴金决定用这个“大哥”做线索来揭示一个大家庭的衰败。
《憩园》 相关评论：同样是写旧家败落的故事，却不再着力于对专制家庭的批判，字里行间流露着的是悲天悯人的同情与怅惘。
《寒夜》 相关评论：《寒夜》对人物关系与心理的描画已经到了“无技巧”的境界，这部被称为平民史诗的杰作充分显示出巴金惊人的想象力与洞察力。
《随想录》 相关评论：这套散文集引起很大震动，被称为“说真话的大书”，作者也因此获得“世纪良心”的称号。
介绍一下巴金
巴金(1904.11.25 - 2005.10.17)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
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
自幼在家延师读书。
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四川大学前身之一）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
1922年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发表《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
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后，经常发表论文和译文，宣传无政府主义。
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数年之间，著作颇多。
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
同年秋天东渡日本。
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
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
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
1940年至1945年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火》。
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
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
短篇小说以《神》、《鬼》为著名。
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
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辑有《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
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
由他倡议，1985年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
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誉院士称号。
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 四十岁 〔桂林——贵阳——重庆〕 春 在桂林遇美国归来的林语堂。
靳以由福建回重庆途经桂林时在巴金处住数天。
四月 《火》第三部第三章以《田惠世》为题发表。
五月 月初，与肖珊从桂林出发至贵阳。
8日在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结婚。
中旬，送肖珊到四川旅行。
开始创作中篇小说《憩园》。
下旬，住进贵阳中央医院三等病室，作矫正鼻中隔等手术，共住院十几天。
据这段时间对医院生活的观察和感受，后来创作了中篇小说《第六病室》。
六月 上旬出院。
住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十多天后住郊外花溪对外营业招待所。
离开贵阳到达重庆，住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部，与冯雪峰邻近，经常来往。
本月 译作《处女地》(屠格涅夫著)出版。
七月 《憩园》结稿。
八月 获知王鲁彦去世，作《写给彦兄》。
夏 何其芳自延安来渝，偕巴金至曾家岩“周公馆”拜访周恩来同志。
十月 《憩园》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初冬 开始创作《寒夜》，不久辍止。
十二月 月底，出席重庆文艺界座谈会，周恩来参加并讲话。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 四十一岁 〔重庆——上海——重庆〕 一月 18日获知友人缪崇群于14日去世，急至北培墓前吊唁，4月作《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
二月 和老舍、茅盾等三百人在重庆《新华日报》联名发表《文化界时局进言》。
五月 4日，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曹家巷文化会堂举行的抗协成立七周年暨第一届文艺节纪念会，郭沫若、胡风、老舍、邵力子、王平陵等百余人到会。
本月 开始创作《第四病室》。
译作《散文诗》(屠格涅夫著)出版。
六月 24日，郭沫若、老舍、叶圣陶、洪深、陈白尘、巴金等二十四人发起的沈雁冰五十寿辰庆祝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
29日，柳州克复。
七月 27日，桂林克复。
本月 《火》第三部出版。
八月 15日，日本宣布投降。
打电报到上海与三哥尧林联系。
28日，到重庆，初次见到。
抗战胜利初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由老舍、夏衍、巴金等18人组成，任务是负责调查背叛祖国，投靠日伪的汉奸文人的罪行。
十月 10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简称“文协”)。
21日，文协在重庆张家花园会所举行会员联欢晚会，和郭沫若、胡风、叶圣陶、冯雪峰等人出席。
周恩来应邀参加，宣讲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介绍延安的文艺活动情况。
初冬 重新开始创作《寒夜》，写一部分。
十一月 1日，由重庆到上海，开始筹备恢复文化生活出版社。
肖珊因怀孕留在重庆。
在上海和生病的三哥尧林与索非同住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三楼。
十二月 8日，和郭沫若、茅盾等十八人联名致电昆明各校师生，悼念因国民党特务和军队袭击捣毁学校而遇害的师生。
三哥尧林病故，亲自安排入殓、安葬。
三天后回重庆。
16日，长女李小林(小名国烦)生于重庆。
17日，上海文艺界聚会，成立文协上海分会，巴金虽未出席，仍被选为分会理事。
本月 建国前的最后一个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 四十二岁 〔重庆——上海〕 一月 20日，和茅盾等21人联名发表“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委员书”，信中呼吁废止文化政策，确立民主的文化建设政策。
本月 中篇小说《第四病室》由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出版。
四月 10日，散文集《旅途杂记》出版。
月底，肖珊和女儿返上海。
本月 和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联名发表《致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书》。
五月 5日，出席全国文协在张家花园召开的庆祝文艺节大会。
11日，出席文联社发起的文艺座谈会。
21日，离开重庆到上海。
六月 和马叙伦等上海各界人士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永久和平。
这期间负责文化生活出版社全部社务，并开始编辑《文学丛刊》第八、九、十集。
七月 16日，与茅盾、叶圣陶等二百六十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化界反内战、争自由宣言》。
八月 《寒夜》开始在“文协”上海分会的刊物《文艺复兴》上连载，在这之前曾在《环球 》画报上刊载一些章节。
十二月 31日，长篇小说《寒夜》结稿。
这是建国前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 四十三岁 〔上海——台湾——上海〕 三月 《寒夜》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六月 为亡友鲁彦编辑《鲁彦短篇小说集》，并作《后记》。
七月 19日，和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胡风等十三人致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诉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罪行。
下旬，到台湾旅行，住台北黎烈文家。
八月 从台北到基隆，乘船回上海。
本月 散文集《怀念》出版。
九月 编辑自选集《巴金文集》，次年由春风书店出版。
十一月 参加编辑“文协”主办的《中国作家》杂志。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 四十四岁 〔上海〕 三月 译作《快乐王子集》(英国王尔德著)出版。
四月 开始翻译妃格念尔的回忆录。
五月 31日写信给法国学者明兴礼，谈及自己所接受的西欧政治思想和文学的影响。
六月 译作《笑》(奈米洛夫等著)出版。
七月 为亡友缪崇群编辑出版散文集《碑下随笔》，并作《后记》。
八月 改订1938年出版的《西班牙的黎明》，易名为《西班牙的曙光》，于次年1月出版。
九月 译完妃格念尔的回忆录中的第二卷《狱中二十年》，次年2月出版。
继续翻译第一卷，但未能出版。
本月 散文集《静夜的悲剧》出版。
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 四十五岁 〔上海——北京——上海——北京——上海〕 三月 开始译鲁多夫·洛克尔的《六人》，10月出版。
四月 上旬参加马宗融公葬仪式。
五月 25日，上海解放。
下午与黄裳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察看，然后走到南京路上看解放军入城。
夏 文化生活出版社协商增加董监事人数，提名巴金、朱洗、吴朗西、毕修勺、章靳以为常务董事，朱洗为董事长，康嗣群为总经理，巴金为总编辑。
六月 从上海到北平。
七月 2日，参加在北平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写《我是来学习的》。
19日大会闭幕，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当选为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八月 月初回上海。
九月 1日起将文化生活出版社社务交康嗣群。
本月 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旬前往北京参加第一届全体会议。
十月 1日在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十一月 译完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蒲宁与巴布林》，12月出版。
十二月 译完高尔基的《回忆契诃夫》，次年1月出版。
1950年 四十六岁 〔上海——北京——苏联、波兰——北京——上海〕 一月 4日，出席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的讨论柳青《种谷记》的座谈会。
二月 译完高尔基的《回忆托尔斯泰》，4月出版。
三月 辞去文化生活出版社常务董事职。
四月 24日，辞去文化生活出版社董事职。
五月 译完高尔基的《回忆布罗克》，7月出版。
七月 24日，在上海解放剧场参加上海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大会历时六天，29日闭幕，当选为上海文联副主席。
28日，儿子小棠生。
八月 25日辞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职务。
本月 译完巴甫罗夫斯基的《回忆屠格涅夫》，同月出版。
九月 译高尔基短篇小说四篇，连同旧译稿一篇，新编为《草原集》，11月出版。
十月 30日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前往波兰、苏联访问。
临行前，代表团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
本月 译完迦尔洵的短篇小说集《红花》。
11月出版。
十一月 9日到达莫斯科，13日到达华沙，16日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开幕，22日闭幕。
这斯间访问了奥斯威辛和克拉科城。
29日参加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从华沙到莫斯科，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西伯利亚等地。
十二月 18日离开苏联的奥特波尔回国，21日返抵北京。
24日出席北京各界庆祝中朝人民抗美援朝胜利，欢迎和大代表团返国大会，朱德、宋庆龄、李济琛、沈钧儒等出席。
本月 返回上海 一九五一年 四十七岁 〔上海——山东、江苏——上海〕 二月 编选散文集《华沙城的节日枣波兰杂记》，3月出版。
编译《纳粹杀人工厂枣奥斯威辛》。
将1938年出版的《西班牙的血》和《西班牙的苦难》二书合编改名为《西班牙的血》。
均于3月出版。
三月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当选为理事。
本月 译完迦尔洵的《一件意外的事》，6月出版。
六月 散文集《慰问信及其他》结集，7月出版。
七月 《巴金选集》由开明书店出版。
25日参加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任副团长。
同行的还有靳以、方令孺等。
在一个多月里，访问了济南、沂南、镇江、扬州、盐城、兴化等城镇，八月底结束。
十一月 译完迦尔洵的《癞虾蟆和玫瑰花》，次年1月出版。
一九五二年 四十八岁 〔上海——北京——朝鲜——北京——上海〕 一月 译完屠格涅夫的《木木》，5月出版。
二月 在北京筹备全国文联组织的“朝鲜战地访问团”，任团长。
该团有文学、艺术工作者十八人。
自10日起开始进行入朝前学习。
三月 7日启程离京，15日到达安东，16日过鸭绿江，20日到达朝鲜前线，22日会见彭德怀司令员。
25日写完《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28日彭德怀看过文章后复信巴金，提出修改意见。
31日到达平壤。
四月 1日和其他二十位作家联名发表控诉书，向全世界人民揭露美帝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
4日受到金日成接见，并参加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举行的座谈会，然后去开城前线。
十月 1日在开城附近和志愿军一同过国庆节。
本月 从朝鲜回国。
一九五三年 四十九岁 〔上海——北京——朝鲜——北京——上海〕 一月 1日参加华东话剧工作者新年联欢。
二月 关于朝鲜的第一本散文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出版。
三月 24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通过茅盾、周扬、柯仲平、老舍、巴金等二十一人为全国文协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三月——七月 《新生》、《海的梦》、《雾·雨·电》、《家》、《憩园》、《旅途随笔》、《还魂草》以及《父与子》（新译本)陆续重新修订出版。
上半年 在上海写《英雄的故事》集中的短篇小说，9月出版。
八月 再度入朝访问。
15日，在沙里院市参加黄海道五万四千人的群众大会，纪念朝鲜解放八周年。
九月 2日，在开城。
23日到10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因在朝鲜未能出席，写了《衷心的祝贺》一文。
十月 1日，在开城前线前沿阵地和志愿军一起庆祝国庆。
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
同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副主席。
这期间，在朝鲜写成《保卫和平的人们》集中的散文、特写。
十一月 6日?日，华东作家协会在上海成立，巴金未能出席大会，当选为理事。
十二月 离开朝鲜回国。
26日，由巴金等十五人组成华东作协创作委员会，组织委员学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等。
一九五四年 五十岁 〔上海——北京——莫斯科——北京——华沙——北京——上海〕 一月 14日在北京参加中国文联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1954年工作计划。
六月 译著《家庭的戏剧》(赫尔岑著)修改本出版。
七月 13日到达莫斯科，应邀参加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14日参加契诃夫纪念馆的开幕典礼，法国小说家勃赖德尔、罗马尼亚诗人别纽克同车前去。
与苏联作家费定第一次见面。
15日上午到“新圣母修道院”公墓为契诃夫扫墓；晚，在工会大厦出席“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作《向安东·契诃夫学习》的发言。
16日晚在莫斯科文化艺术剧院看《万尼亚舅舅》。
17日下午，在高尔基公园露天剧院参加“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晚会。
18日在瓦赫坦坷夫剧院看《海鸥》。
21日起前往雅尔塔、罗士托夫城、大冈罗格、斯大林格勒等地访问参观。
八月 4日，离开莫斯科回国。
九月 4日，当选为第一届人大代表(四川代表)。
15日至29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
本月 编选《巴金短篇小说选集》并写《自序》，次年3月出版。
编选《巴金散文选》并写《前记》，次年5月出版。
散文集《保卫和平的人们》出版。
一九五五年 五十一岁 〔上海——北京——新德里——北京——上海——南京——上海〕 二月 《春》、《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
三月 11日，在全国各人民团体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上被推选为出席亚洲作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郭沫若任团长。
四月 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作家会议。
5日，出席印度文化界举行的欢迎会，在会上致词。
6日大会开幕，10日闭幕。
本月 经昆明回国。
五月 随笔集《谈契诃夫》出版。
25日，在北京参加中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讨论反胡风问题。
同月写书评《谈别有用心的〈洼地上的战役〉》。
六——七月 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期间和李 人交谈创作问题多次。
八月 1日，参加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举行的联席会议，在会上介绍上海文艺界反胡风的情况。
十月 9日，与孔罗荪、唐�等欢迎法国作家萨特和德·波伏瓦来上海访问，并在寓所接待。
十一月 6日，参加上海市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大会，为主席团成员。
参加在南京举行的授军衔、授勋章的典礼。
十二月 2日出席上海纪念《草叶集》出版一百周年和《堂·吉诃德》出版三百五十周年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永远属于人民的两部巨著》的报告。
18日?4日，出席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一九五六年 五十二岁 〔上海-北京-柏林-上海-成都-上海-新德里-北京〕 一月 5日，偕周立波从北京启程前往柏林参加第四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大会。
9日抵达柏林，10日——14日开会，16日闭幕，当晚参加文化部部长贝歇尔举行的宴会。
本月回国。
二月 本月7日至3月6日，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
会议期间与茅盾、老舍、 曹禺受主席接见。
周扬在会议报告中指出：“作家茅盾、老舍、巴金、曹禺、赵树理都是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
五月 1日，参加上海市人民庆祝“五一”。
国际劳动节大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6日至20日参加作协上海分会二次会员大会，在会上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报告。
本月，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在上海市视察工作。
六月 15日——30日，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七月 写《“鸣”起来吧》、《“独立思考”》等杂文，均署名余一。
八月 编成散文集《大欢乐的日子》，次年3月出版。
十月 14日，参加鲁迅新墓迁葬仪式，和金仲华一起把复制的“民族魂”旗帜献盖在灵柩上。
十一月 与文化界人士一道在龙华机场迎接中日友协理事长内山完造。
十二月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到成都视察。
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回故乡。
10日，出席四川省文学创作会议并作有关创作的报告。
在成都，见到青年时的朋友吴先忧，并到正通顺街的老家观看。
下旬，去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作家会议。
23日开幕，28日闭幕。
一九五七年 五十三岁 〔上海——北京——上海——北京——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上海〕 三月 在北京参加作协创作规划会议。
与赵丹、方纪等受主席的接见。
主席说，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又说，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写文章都是以理服人，现在有些人写文章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
这些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四月 27日，会见《文汇报》记者，批评上海有关部门不重视话剧。
五月 16日，参加上海市委召开的第二次作家座谈会，在会上发言，对文艺界出版工作提出意见。
本月 开始编《巴金文集》。
六月26日——七月26日 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返沪前一天与冯雪峰长谈一次。
七月 1日，大型刊物《收获》创刊，巴金、靳以任主编。
八月16日——九月3日，参加上海市二届人大二次会议。
大会以反右为中心。
会上与周而复、柯灵、靳以、郭绍虞等人作联合发言，批判孙大雨等。
九月16日——17日，在北京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会上与靳以联合发言，批判冯雪峰、丁玲、艾青。
十一月 3日，参加去苏联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活动的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受周总理接见。
4日启程赴莫斯科，7日参加庆祝观礼。
12日到列宁格勒访问。
15日返莫斯科。
20日到基辅。
28日回国。
十二月 7日，在上海作协举行的全体会员大会上，传达周恩来总理对下乡、下厂的作家所作的报告。
29日下午，在上海作协举行的大会上，代表主席团宣布第一批深入生活的作家名字，并致贺词。
一九五八年 五十四岁 〔上海——北京——苏联——上海——成都——上海〕 一月 主持作协上海分会举行的会议并作报告，介绍1957年上海分会创作概况。
二月 1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为主席团成员。
26日下午，主持上海作协召开的创作座谈会。
这期间还同三十多位作家一道访问上海机床厂。
三月 《巴金文集》第一卷、第二卷出版。
13日，写《法斯特的悲剧》，发表于《文艺报》第11期，引起指责和批评。
5月19日给《文艺报》编辑部写们，表示接受批评。
20日，参加上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为主席团成员。
四月 《巴金文集》第三卷出版。
五月 《巴金文集》第四卷出版。
八月 5日去医院看望因公烧伤的邱财康同志，8日修改完成报告文学《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
本月 《巴金文集》第五卷出版。
十月 4日到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
会议7日在纳沃伊剧场开幕，12日闭幕。
住郊外杜尔明别墅。
14日搬进城里住塔什干旅馆。
15日乘飞机去撒马尔汗访问，并参加乌兹别克作家代表大会。
16日到费尔刚纳，安集匹等地访问。
18日回塔什干。
19日乘飞机到莫斯科，下旬回国。
17日，友人郑振铎因飞机失事遇难。
返上海后撰文悼念。
本月开始，《中国青年》、《文学知识》、《读书》等杂志开展对巴金建国前作品的批判和讨论。
本月 《巴金文集》第六卷出版。
十一月 在成都观看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课余演出队的演出。
十二月 月底返回上海。
一九五九年 五十五岁 〔上海——新安江——北京——上海〕 三月 月底，到上海郊区公社参观。
四月 编完散文集《新声集》，9月出版。
五月 编完散文集《友谊集》，9月出版。
六月 去浙江新安江水库工地访问四天，肖珊同行。
《巴金文集》第七卷、第八卷出版。
25日，在北京与周扬等参加首都诗人座谈会。
八月 在上海。
去郊区公社参观。
九月 与肖珊合译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出版。
十月 《巴金文集》第十卷出版。
十一月 7日靳以逝世，巴金为治丧委员会成员。
同日参加上海各界人民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大会。
10日，参加公祭靳以大会，致悼词。
1960年 五十六岁 〔上海-昆明-个旧-上海-杭州-上海-北京-北戴河-上海-成都〕 二月 13日，出席上海市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酒会。
14日晚出席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庆祝会。
17日担任上海市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是日，到机场迎接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当晚参加会见代表团的活动。
25日，参加作协上海分会会员大会，致开幕词。
三月 中旬，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身份到昆明及锡城个旧视察访问。
四月 散文集《赞歌集》出版。
五——六月 去杭州，住金湖宾馆。
此行主要准备在第三次文代会上的发言稿。
七月 下旬赴北京，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题为《文学要路在时代的前头》的发言。
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
八月 13日，第三次文代会闭幕。
同期参加全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继续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会后曾游北戴河。
本月 返回上海。
十月 从上海到成都，由成都市市长李宗林安排在学道街省委招待所住了四个月。
这期间修改《寒夜》等小说。
在成都见到少年时期教自己学英语的香表哥(濮季云)，不久濮因患肺结核病逝。
一九六一年 五十七岁 〔成都-上海-东京-杭州-黄山-上海-广州、海南岛-上海〕 二月 从成都回上海。
三月 任参加在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
18日启程，24日到达东京。
27日大会开幕，30日闭幕。
在日本约一个月时间，访问了东京、京都、镰仓、箱根等地。
结识了中岛健藏、青野吉季、木下顺二等作家。
回国前一天，在告别酒会上见到《骷髅的跳舞》的作者秋田雨雀。
四月 中旬回国。
六月 到杭州，住花港招待所，写访日的散文。
七月 20日创作短篇小说《团圆》。
这篇小说1963年由毛峰、武兆堤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
八月，到黄山。
在这里编成短篇小说集《李大海》，12月出版。
九月 返回上海。
25日参加上海各界纪念鲁迅诞生八十周年大会，作《鲁迅仍然和我们在一起》的讲话。
十月 《巴金文集》第十、十一卷出版。
十一月 《巴金文集》第十二卷出版。
十二月 《巴金文集》第十三卷出版。
年底 去广州和海南岛海口市，游海瑞墓。
一九六二年 五十八岁 〔上海——东京——上海〕 年初 香港一出版社拟出《巴金选集》，复信表示同意，同时表示不要版税或稿费。
偕肖珊及孩子到广州过春节。
五月 8日，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召开，致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文艺思想的红旗》。
几天后，在会上作《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
七月 月底，率领中国代表团赴东京出席第八届禁止氢弹、原子弹世界大会，会期为两个星期。
八月 11日，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告别会，15日回到北京。
本月 《巴金文集》第十四卷出版。
至此，汇集建国前文学创作的十四卷文集出齐。
十二月 24日，李 人逝世。
25日致唁电，26日列名于治丧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 五十九岁 〔上海——北京——越南——上海——东京——上海〕 四月 去北京参加全国文联第三次扩大会议。
六月 10日，和李束为到越南访问，为期五个星期。
本月 访日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出版。
七月 月初，从海防到达下龙湾，
巴金简介
巴金代表作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散文集《随想录》。
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
巴金1927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
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巴金被人们称为世纪老人。
他于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
1940年至1945年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火》(共三部，第二部又名《冯文淑》，第三部又名《田惠世》），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
1946年完成中篇小说《寒夜》。
短篇小说以《神·鬼·人》为著名。
出于对客死他乡的巴恩波同学的纪念，写了一个“巴”字，作为笔名的第一个字。
1958年3月，巴金在《谈〈灭亡〉》一文中说: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巴”字。
笔名应有两个字组成，得再加一个字，用什么字好呢
正颇费踌躇时，詹剑峰走了进来，见李尧棠似在思考什么，便询问原因。
李尧棠如实相告，并说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
詹剑峰是个热心人，见桌子上摊着李尧棠正在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书，指指说:“就用克鲁泡特金的‘金’吧。
”李尧棠爽快一点头:“好，就叫‘巴金’，读起来顺口又好记。
”随之在“巴”字后边写了个“金”字。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理论，与他人合著)，1927，上海民钟社 。
《灭亡》(中篇小说)，1929，开明书店 。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理论)，1930，上海自由书店 。
《死去的太阳》(中篇小说)，1931，开明书店 。
《复仇》(短篇小说集)，1931，新中国书局 。
《雾》(“爱情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1931年，新中国书局。
《海的梦》(中篇小说)，1932，新中国书局 。
《春天里的秋天》(中篇小说)，1932，开明书店 。
《海行》(散文集)，又名《海行杂记》，1932，新中国书局 。
《光明》(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书局 。
《雨》(“爱情三部曲”之二，中篇小说)，1933， 良友图书公司 。
《砂丁》(中篇小说)，1933，开明书局 。
《电椅》(短篇小说集)，1933，新中国书局 。
《抹布》(短篇小说集)，1933，北平星云堂书店 。
《家》(“激流三部曲”之一，长篇小说)，1933，开明书局 。
《萌芽》(中篇小说，又名《雪》)，1933，现代 。
《新生》(中篇小说)，1933，开明书店 。
《旅途随笔》(散文集)，1934，生活书局 。
《将军》(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书局 。
《巴金自传》(传记)，1934，第一出版社 。
《电》(“爱情三部曲”之三，中篇小说)，1935， 良友图书公司 。
《点滴》(散文集)，1935，开明书店 。
《神·鬼·人》(短篇小说集)，1935，文化生活出版社 。
《巴金短篇小说集》(1——3卷)，1936——1942，开明书店 。
《生之忏悔》(散文集)，1936，商务印书馆 。
《沉落》(短篇小说集，又名《沦落》)，1936，商务印书馆 。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合集）1936， 良友图书公司 。
《忆》(回忆录)，1936，文化生活出版社 。
《发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36，文化生活出版社 。
《长生塔》(童话集)，1937，文化生活出版社 。
《雷》(短篇小说集)，1937，文化生活出版社。
《短简》(散文集)，1937， 良友图书公司 。
《控诉》(散文集)，1937，重庆烽火社 。
《春》(“激流三部曲”之二，长篇小说)，1938，开明书店 。
《梦与醉》(散文集)，1938，开明书店 。
《感想》(散文集)，1939，重庆烽火社 。
《黑土》(散文集)，1939．文化生活出版社 。
《秋》(“激流三部曲”之三，长篇小说)，1940，开明书店 。
《利娜》(中篇小说)，1940，文化生活出版社 。
《火》(共三部，长篇小说)，1940—1945，开明书店。
《星》(英汉对照，中篇小说)，1941，香港齿轮编辑社 。
《无题》(散文集)，1941，文化生活出版社 。
《龙·虎·狗》(散文集)，1941，文化生活出版社 。
《还魂草》(短篇小说集)，1942，文化生活出版社 。
《废园外》(散文集)，1942，重庆烽火社 。
《小人小事》(短篇小说集)，1943，文化生活出版社 。
《憩园》(中篇小说)，1944，文化生活出版社。
《第四病室》(中篇小说)，1946， 良友图书公司 。
《旅途杂记》(散文集)，1946，上海万叶书店 。
《寒夜》(长篇小说)，1947，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