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马克思”1000字演讲稿
年的追求：我和哲学（一） 我埋头己的沉思之中，不觉流逝，窗外已过去了二十个春夏秋冬。
今天我依然如二前一样在走自己艰难的「哲学」之路，耳边仍回响着青年时代激励着我的主旋律：「探索人生、寻找光明……」 我们这一代已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
是时候了，我们应该认真地想一想，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又究竟要到哪里去
我心中的马克思：对思想解放的渴望 罗曼·罗兰曾把人生比喻成那浩浩荡荡奔流着的大江，人内心世界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一开始往往如那江心岛屿在晨雾和阳光中时隐时现。
整个少年时代，我和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处于「哲学麻木」状态。
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我从小的思维方式就是常识的、直观的。
作为常识和直观经验的总概括——传统的哲学，对我没有特殊的吸引力。
狄拉克曾十分风趣地说过，自从我们把宏观的手指头伸到宏观的嘴里时起，脑子里就灌满了各式各样显而(3)易见的常识。
常识决定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智，但也使人带着那个时代的一切公认的错误和偏见。
人们可以拒绝讲哲学，其中沉睡在以常识为基础的哲学梦中是最舒服和最难被唤醒的。
我的哲学意识唤起是朦胧的。
初三那一年，有一次上哲学课，老师随便提到，有一位叫贝克莱的哲学家认为，石头的存在是因为你碰到了它。
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这句话当时在我的心中引起的骚动至今记忆犹新。
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论断荒谬绝伦，哲学居然是用于讨论这些根本不用理睬的荒唐的哲呓(我怎么可能想到，近三十年后，我居然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再次和这一论断作战，而且走出这一哲学的魔障是何等艰苦和需要科学的勇气)。
另一方面，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地不安、激动。
现在我才知道这原是一种只有对哲学家才要求的无畏和深刻的怀疑精神。
哲学论断可以对也可以错，可以有意义也可以没有意义，但真假哲学的试金石乃是看它是否具有思想的大无畏和深刻的彻底性。
然而，毕竟我还太年轻，哲学第一次来敲我内心的门时并没有把我从麻木中唤醒。
在中学时期，我的整个兴趣都转到自然科学中去了。
其实，任何一种哲学理论如果不是内心的体验，那么所谓的理论思考和女中学生的寻章摘句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你只是去吸收被别人咀嚼过的思想中流出的汁液。
哲学的启蒙要求用整个身心去感受它，它要求理论家不仅用哲学来研究生活，而且要用生活来写哲学。
而在「文革」以前要我们这一代人做到这一点甚为困难。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强大的传统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作为信仰来接受的。
而且即使是这一哲学本身的精髓也被一层又一层嚼之无味的常识和说教包裹着，要燃起热情的创造火焰，无论是对于整个哲学体系还是我们的内心，都需要等待一个伟大的解放运动的到来。
(4) 莫泊桑讲过，普通人一般极少去想那些有关人生价值以及和世界观有关的问题，只有当死亡来临或平静的生活中出现重大变故时，麻木的内心世界才会受到哲学和宗教的触动，但那时往往已为时太晚了。
因此，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对于一个老年人和正在成长的少年的心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正当我的思想趋于成熟，但还未成熟的关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如果没有「文革」，或者「文革」推迟在十年以后发生，我都只可能是一个科学家，而不会走上思考历史、人生和哲学的道路。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读书。
当时越来越紧张的极左气氛在我心中引起不安和压抑，但我仍然不顾一切在读英文，埋头于科学报国的梦中。
1966年盛夏的一天，因为我偷偷地躲在床上读英文，结果作为白专典型被同班同学批判。
由于学习科学的权利从此被剥夺，我很快成为这场运动的旁观者和思考者。
人们常常把「文革」时期的青年学生分成三类，一类是积极参与者——红卫兵，另一类是运动的对象——挨整者，第三类是逍遥派。
按这种表面的分法，我属于二、三类。
但我认为，不存在精神上的逍遥派，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在精神上都是文革的参与者，区别仅在于参与的方式。
而我的参与方式很特别，一切事变在我的心中都变成了哲学。
从此，我开始了那长达二十年的哲学沉思——最初从陶醉在思想解放中的欢悦之情开始，接着就迎来了漫长的苦闷和仿徨时期，它包括那一次又一次在非理性主义的黑暗中探索最后重新去寻找光明和理性的历程。
「文革」给我第一次内心的震动是那些我从小就被社会和家庭灌输的不可怀疑的信条的瓦解。
从道德规范、理论体系、我所(5)尊敬的人物一直到社会秩序，一切都突然变得不堪一击、摇摇欲坠，原来那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被亵渎了。
我不知道这种大动荡对一个中年人或老年人的影响是什么，但对我内心的影响却是十分怪异和理性的。
虽然我的家庭以及我在运动中挨了整，但我并没有像一个正常、未经世事的青年那样惊慌失措。
相反，我却从中领悟到怀疑一切的合理性。
我好象从梦中惊醒，突然意识到以前不加怀疑就相信是一种混沌。
当时，我的内心被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强烈地震撼了，我把它记录在笔记本中。
这种怀疑带来的独立思考精神促使我用整个内心世界去感受辩证法。
我开始领悟到辩证法的精髓。
以前虽然我也学过辩证法哲学，但是对那些无处不在的革命性原理却视而不见，这就是：世界从本质上是发展的，没有一种事业、一种信条、一种规范可以万古长存。
一切处于永恒的流动、变化、产生和灭亡之中。
所谓辩证法的整个哲学体系无非是对这个伟大、简单但又十分深刻的原理的表述而已。
当时我的思想并不足以深刻到去思考如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古代哲学支柱「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信念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中会被以其相反的观念——万物是发展的这一原理所取代。
我至今才明白，中国古代文化中道德理想主义的世界观支柱正是关于天道悠悠万古不变的思想。
要冲破道德理想主义，世界观立足点发生180°的转向是可以想象的。
其实，我自己当时之所以感到思想解放，归根到底也可以说是第一次冲决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堤坝。
当时我还不可能清醒地意识到正是哲学给我向传统道德理想主义挑战的勇气，我只是深深地被这一伟大的思想所激动，感到只做一个好人而不去洞察宇宙之真理是多么渺小
我想到了赫拉克里特被放逐的命运，黑格尔面临的那个大变动时代一直到马克思对这一原理的正确阐述。
我感到了(6)中国近代史上社会变化的急风暴雨；每十年中国社会的一次巨变，使得那在民族苦难中寻找光明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原理而接受了辩证法。
而我无非只是这一系列先驱者的一个后继者。
总之，「文革」初期短短几个月，我所领悟到的超过了读几年书，我开始以一种崇敬的心情走进哲学的殿堂。
当然最使我敬仰的还是马克思。
他第一个在那苦难的深渊中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遗产，洞察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放荡不拘，一边喝酒击剑并和同学斗殴，一边探讨真理的那种不怕神威、不怕天堂的雷霆的精神使我觉得振奋和解放。
任何一种解放，即使它的后果是导致虚无，其最初阶段都是美好而令人欢欣鼓舞的。
当时我心中雷声隐隐，自以为理解了辩证法的真谛，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别人在写大字报，而我却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用来读马克思的原著，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一直追溯到黑格尔。
由于我经常在和同学的讨论中诉诸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在一段时间里，我被朋友们称为「金格尔」。
其实，当时只有二十岁的我，除了对哲学和真理追求的满腔真诚以外，知识广度和理解深度是极为有限的。
我只是被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大无畏的探索精神所鼓舞，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我心中的追求，它代表了我对思想解放的渴望。
很快，和整个红卫兵运动一样，狂热的理想主义的危机马上就来到了。
陷入黑格尔体系的泥潭 我认为，任何一种事业、运动，以至于社会形态的危机必然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危机，而且思想深处的危机意识往往出现在现实危机之前。
虽然我并没有投入「文革」运动，但我的(7)整个哲学思想的转变都是和「文革」时社会变迁联在一起的。
差别仅在于这一切只发生在我心中，在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我的内心风驰电掣。
但在别人看来，我只是一个对运动漠不关心的局外人。
首先使我深入到辩证法核心探索中去的是我对「文革」的迷惑。
直至今天，理论家仍不能对「文革」作出正确的解释。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史上最痛苦也是最重大的事件。
它是中国社会寻找现代化道路以及追求它自身理想所经受各种转变中最令人感到迷惑的事件。
作为处于当时革命中心地带——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又自以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我，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和把握这场运动。
可我马上觉得自己所学的理论无能为力。
一方面是急风暴雨般的运动，一个又一个的风云人物(包括理论家)倒了台；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在马克思主义和理想的旗帜下一些类似于迷信一样的东西正在危险地蔓延。
当时我的反应是和今天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类似的：现实和理论之间总有一个不对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马克思那里去
我发现，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他们大多来不及思考就被卷到运动中去，现实发展得太快了，他们又不得不用理论来理解并指导现实。
结果是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长期停留在原始状态。
究竟理论基础是否扎实和正确，人们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
发现这一点后，我决心一定要把最基本的东西搞个清楚再往前走。
如果基本东西不搞清楚，我宁可站在那里不走。
为此，即使我远远脱离现实也在所不惜。
我渴望着真正的理解，而厌恶那种一知半解和假理解
我和几个朋友曾用这样的话自勉：「不要怕我们走得慢，我们会走得更远
」当时我已经感到自己并(8)不比先辈聪明多少，我唯一和他们不同的只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我有可能利用这个时代为我提供的新知识把一些基本问题看得更清一些。
何况当时我已经目睹了我前面一批批人(实际上是一代人)的失败，我强烈地意识到决不能盲目地重蹈覆辙。
当时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读书计划，希望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用自己真正领悟的(而不是从老师和书本中半懂不懂地听来的)辩证法方法重新去考察人类文明史，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这会决定我在今后二十年中最主要的工作，但无疑我已经看到，要理解今后中国向何处去，一定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我最初只是想彻底学习马克思，真正理解并运用马克思成功地洞察人类历史的方法。
当时我也并无太大的奢望，因为我丝毫不怀疑基本规律已被马克思发现，即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演变的最终动力，我所想到的只是比马克思看得更仔细一点。
我很快发现，要掌握这种方法必须去分析经典作家是怎样研究和解剖问题的。
从反复推敲《资本论》第一章开始，我对这种方法有所领悟，接着我感到马克思在辩证法系统运用上直接继承了黑格尔。
于是，我开始带着寻找方法的焦急心情进入了黑格尔哲学体系。
即使在今天，要用简单的一段话来概括什么是货真价实的真正的辩证法，指出它和为了考试而背诵的肤浅的辩证法有什么差异仍是困难的。
但总的来说，凡对辩证法有造诣的人都承认，辩证地思考由两个基本环节组成，第一步是确定研究对像质的规定性，第二步是寻找这种质的规定的自我否定——即所谓两重性。
因为发展原理在辩证法中占核心地位，而发展原理最终只是强调任何事物在其本质上是内在地发展的，发展的动力和方式来自于这个事物的内部，或者说来自于这个事物之所以使其为这个事物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
因此，为了理解发展思(9)辨的辩证方法，第一步是寻找你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
一旦解剖了这种质的规定性，特别是阐明了其内在的否定方面以后，那么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就自然呈现在你的面前了。
长期以来，辩证法哲学把马克思对商品的两重性的解剖当作思辨分析的成功范例，但要模仿着运用同样的辩证思辨于其它例子却是十分困难的。
什么是「物自身」
什么是某物之所以使自己成为自己的规定性
马克思讲得很少，而黑格尔却讲得很多。
1967年的夏天十分炎热难熬。
外面发生着武斗，而我却躺在竹床上反反复覆苦读黑格尔的逻辑学。
从思索桌子、椅子、热水瓶的质的规定性开始，到思考人、自我、社会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
今天看来，我的这种苦思冥想的思辨有些荒唐可笑。
但这种深入黑格尔体系的辛苦的经历至今仍是我宝贵的财富。
因为，如果没有切身的体验，我不可能真正理解思辨哲学的妙处和它最大的弊病在什么地方，我不可能知道历史上的一些大哲学家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穆尔关于黑格尔哲学是不可能适用于「桌子和椅子」的这精采的评论，即使知道，我也许还会去寻找事物的质的规定性。
因为，我始终存在一种信念，真正的方法论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对于辩证思维，我当然也对它提出了这一赤诚的要求
长达一年的苦读黑格尔著作毕竟对我有所收获。
我认为自己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本质时用的那种十分困难的思辨。
作为一个实际成果就是我写了一篇研究有关中国文明历史和世界文明历史对比的短文。
这也许是我的首次习作。
全文贯穿着思辨和方法的探讨，为了能表述纯方法，论文是用对话形式写的。
今天看来，这篇文章是十分幼稚的。
它的基本观点和今天盛行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议论有很多类似之处。
写完这一篇文章后，我并没有陶醉在其中，而是隐隐感到了两个问题：第一，(10)寻找质的规定性有着巨大的任意性，任何一个具体的研究对像总是包含着无穷的质，至于在这些性质之林中抽取哪一种质，往往有一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实际上，在每个人的下意识中总是隐藏着他希望得到的答案。
这样就引导了一个奇妙的心理过程，虽然表面上分析的最后结果是从困难的辩证思辨分析中得到的，但实际上这个得到的答案却是他早已想到(或人们已经提出过)的。
这就造成辩证逻辑很容易变成思辨游戏。
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从个性向共性一级级往上抽像的过程，寻找有关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和滤去问题的具体细节等价。
每运用一次这种方法，有关研究对象就变得越抽像，这种方法的反复运用可以使研究者得到的是一种空泛的东西。
当时我对科学要求理论不能逃避证伪还缺乏认识，但我不喜欢这种使理论越来越空洞的做法。
从小热爱科学的我，一直十分敬佩的是那些能解释使人觉得神秘莫测事实的理论。
虽然我心中已产生了迷惑，但我当时并没有怀疑这种思辨方法的价值，我的目的是想使这一切变得完善和科学。
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深陷在黑格尔思想体系之中。
我觉得十分满足，一切思考在这里是那么深刻、迷人。
思想每往前走一步，在这里是如此沉重和艰难。
为了推动它，除了要哲学功力还需要你拿出满腔热情。
确实，对于一个青年哲学家没有什么比一种燃烧着热情的理论探索更有魅力的了。
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是一个又深又黑的岩洞，由于思想的深邃和为了深刻有意把思路搞乱的程序使得进入其中的哲学家会觉得里面幽深无穷，有时他们在原地兜圈子，但也会使他们误以为自己已走得很远。
这个深洞是如此黑暗，以至于每个人迸发思想的火花去照亮道路时，这些瞬息即逝的亮光只能使探索者在岩洞壁上看到自己高大的身影。
这些似乎是巨人般的影子会给人以鼓舞，使得一个人可以在这种(11)体系中耗尽生命。
对「彻底辩证法」的恐惧[在此，「彻底辩证法」是指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体系。
] 在我的哲学探索中，那足以动摇我的全部哲学信仰的危机出现在1968年。
这是我力图将辩证法贯彻到底时发生的。
由于我对辩证法发展原理赤诚的信念(至今仍是如此)，于是我必然要用已经掌握的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将其贯彻到底。
我从来认为，对于一个已被我所认识的真理，如果在整个理论体系中不将其贯彻到底，那么理论家应该为自己的伪君子行为感到羞愧。
马克思那关于站在真理面前就如站在地狱面前的著名警句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但一旦我诚实地将发展原理贯彻到底，我发现，它会如不可控制的熊熊大火，将黑格尔体系和思辨方法烧得荡然无存。
辩证逻辑是为了表达事物由其内部发展变化这一最初要求而来分析事物质的规定性的。
寻找质的规定性的最终目的是揭示发展的动力和把握发展的规律。
因此，从方法论上讲，找到事物质的规定性后，为了表述发展，必须引进质的规定性的两重性，即它具有自我否定的要素。
而且为了彻底，必须在任何一个层次的意义上，同时引进规定性的否定方面。
1968年，当我顺着辩证逻辑的内在逻辑(如果它真有逻辑)走到这一步时，马上发现问题不对头了。
因为如果真这么做，不仅用语言表达变化是不可能的，发展原理本身也应和它的否定方面共存，这样我们必将陷于绝对的概念混乱和虚无之中。
例如，假定某物的规定性是A，这种质的规定性的自我否定方面是什么意思呢
人们常常将(12)其理解为A和非A共存。
也就是说为了把握内在的发展，必须刻划一个由A向一个新的规定性非A转化的过程。
假定这种新的规定是B，那么发展在这里可以看做从一种规定性A转化到另一种规定性B的过程。
很多哲学家分析到这里已经满足，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辩证思维贯彻到底。
因为从另一个层次上讲，变化A→B本身又是一种确定的规定性。
这里变化过程本身是某种确定性，是某种不变的规定。
这样我们用确定的转化过程A→B来把握变化，本身并不能说是具有彻底辩证法精神的。
因为这里我们最终还是诉诸某种不变性：变化过程本身的确定性。
为了表达彻底的辩证精神，变化过程本身的规定必须与其否定方面共存
这时，变化又是什么呢
它又怎样可以被把握呢
总之，如果我们彻底运用辩证法，必然把同样的分析——即对规定的否定引进整个哲学体系，最后一直到用语言表述层次。
我发现，如果发展原理真的作为基本精神在整个辩证逻辑中贯彻到底，这个哲学体系中没有任何确定东西，甚至什么也不能说。
不管你说什么，无论多么抽像，都要以某种确定的限定为前提。
当时我对逻辑悖论会引起整个理论体系瓦解这一著名的结论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可以引进「不确定性」来科学地表达发展原理，但我已明显感到了思辨方法和辩证法的发展原理是不兼容的。
在方法论上，彻底的辩证逻辑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抉择，要么不承认理论体系在其最高层次的框架上保留了形而上学，不能将发展原理贯彻到底(因为，任何一个哲学体系要表达某种意义，总要以某一层次的不变性——确定性为前提，这种哲学就不可能是以发展原理——自我否定作为贯彻一切的精神的)，要么是一片混乱和绝对虚无，只要在任何一个层次的规定性上引进否定方面与其共存，那么这个体系中任何确定的东西都不会有，发展的内在大火已把思辨框架烧得干干净净。
(13) 用上面这样一段简单的分析来描述1968年我所碰到的理论危机是言不达意的，毕竟整个辩证逻辑的展开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在思辨过程中处处要求彻底和对辩证逻辑的忠实，以至于我用理论语言来描述那个时期我在哲学体系深处和方法论上碰到的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只能写下我当时的感觉。
整整几个月中，我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把我撕裂开来。
一方面我坚信辩证法核心原理——发展原理正确无误。
另一方面，我又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作展开人类迄今为止用于把握和表达发展原理的基本方法。
而这两个基本支点居然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互不兼容。
它们的冲突带来的危机并不如数学公理体系那样，只要我从中选择一个就能保全原有的方法体系。
相反，这两个原则从相反的方向撕开原有的体系大厦，它们在相互排斥中不仅取消了对方的意义，而且在对方消失之后自己也失去了意义。
发展原理如果不能用辩证逻辑表达，那么它本身是空洞的，没有意义的。
它只是人类朦朦胧胧的感觉，不能转化为思想力量。
而辩证逻辑一旦不去把发展原理贯彻到底，那么它自己也无非是它历来攻击得最厉害的「形而上学」方法中的一种，而且是用假辩证法掩盖起来的一种
我当时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整夜整夜地失眠，有时我差不多认为自己已经疯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只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震动
我是如此真诚地追求，几年来用整个身心去体验哲学，已经使方法论探索超过了理智和知识的层次深深地进入了我的感情深处，因此体系的自我悖论使我处于精神崩溃状态。
当时的大学生经常爱引用毛主席语录。
有一段话我至今难以忘记，这段话的大意是，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之所以错误，这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人类近一百万年以来所知道的事实。
这段话使我无畏而且乐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辩(14)证法给了我们和道德理想主义决裂并下定决心去探索新路的勇气。
发展原理之所以是真理，无非它为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可是，追求思考的彻底性又使我发现，一旦我们企图用思辨方法来把握这一点，那么就会得到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确定的东西这个十分荒谬的结论。
而事实上就连尼亚加拉大瀑布下乱溅的水珠，虽然足够混乱，却总有某种确定性存在。
历来，辩证逻辑是用主要和次要，用折中的方法来避开这一悖论的。
它们认为现实世界虽然处于永恒的发展的洪流中，但总存在着暂时的和局部的确定性。
由于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讲折中、中庸之道与和稀泥的环境中，而这些东西在「文革」中造成一些人的懦弱和虚伪。
使我极为反感，于是我拒绝接受这种解释。
我坚信在这中庸之道的哲学幕布后面必定隐藏着某种黑暗，甚至是可怕的错误。
人们常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是彻底的辩证法(注意：我在此讲的仅限于辩证逻辑)却令人恐惧
只要用黑格尔的方法将辩证法贯彻到底，必然会得出一切都是虚无的结论。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种内在的方法论危机在中国近代史上已经引起和它将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
我们正站在悬崖边上，前后均无退路
一开始，我们由于不理解现实开始了一个回到经典作家那里去的运动。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系列退却，当用某种观点又不能理解现实时，我们尚可以承认观点还不够完备，但理论的基础是对的。
甚至当我们在理论基础中发现问题时，我们仍可假定方法是对的。
可是，当我们一旦在方法上发现体系的崩溃，那么我们将无路可退了。
一场滚滚而来的虚无主义浪潮必将把我们这一代人吞没。
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在校园里散步(以逃避那通宵不停的大喇叭的叫喊声)，一位朋友问我未来前途如何，我们正好走进一片黑压压的树林。
我对他谈了预感：我们这代人也许将生活在思想的黑暗之中。
(15) 由哲学向科学退隐 在一个人的青年时代经历理想主义的精神崩溃并非坏事，只要他是真诚的、无私的，青春具有足够的生命力以支撑那失去方向和灵魂的肉体渡过危机。
1968年的夏天和秋天，我不得不每天游泳到精疲力竭，用身体的极度疲劳来克服晚上无休止的失眠。
这一年夏天，也是北大青年学生风流韵事最多的一年，很多对运动感到茫然的红卫兵在未名湖边谈起了恋爱。
我也经历了一次单相思的很快就失败了的初恋。
我终于找到了在哲学理想破灭和失恋的痛苦中应做的事情。
后来证明这种选择对我以后的道路至关重要，这就是由哲学向科学的隐退，我又回到从小向往的科学中来了。
其实，我一直都是两栖人。
当我涉足于哲学和人文密林中探索时，心里下意识地总是惦记着科学。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有着对科学方法的好奇，记得有一次，一个亲戚来我家时，偶尔向我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的惊愕是难以形容的。
我最有兴趣的是爱因斯坦是如何得到这个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结论的
我马上找来了相对论的著作，想看个究竟，一堆密密麻麻的数学符号困住了我。
我感到深奥的数学背后一定蕴藏着十分奇妙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我深陷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时候，我总是下意识地用哲学来理解科学，特别是我所不懂的数学。
当时，摆在我面前有两个水晶球，一个水晶球似乎比较透明，我能看清楚，这是辩证法哲学；另一个水晶球表面模糊不清，这就是科学。
那时，我曾不止一次用黑格尔的哲学来理解抽像代数、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虽然如此，我仍坚信，只要看清一个水晶球，就一定能窥视到另一个水晶球的秘密。
这样，(16)当1968年我重新把兴趣转移到科学中来时，对我说来，科学最重要的已经不是知识本身，也不是和某一门具体学科有关的真理，甚至也不是方法，我把它看做使哲学从困境中解放出来的武器。
我定要去擦亮这个几百年来使人类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魔球，以照亮那个在我心目中已经变得混乱和昏暗的哲学。
利用自然科学成就来鉴别和发展哲学，这是历代哲学大师重视的，恩格斯曾把自己学习自然科学比喻成脱毛。
我当时已经感到为什么近半个世纪以来很多辩证法哲学家在这方面的尝试大多都十分肤浅，关键在于他们往往对现代科学最前沿的思想缺乏真正的理解。
其中的理由也许是哲学家不愿意公开承认的，这就是他们不是嫌一门又一门的科学知识太琐碎，就是害怕数学理论的艰深。
尤其是后一点对认识当代哲学思想的贫乏特别重要。
如果说在上一个世纪，哲学家还可以用直观和常识理性把不断丰富的科学知识装到他们的哲学体系的口袋中，那么现在要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可能了。
二十世纪科学的前沿最大特点就是它们不得不运用艰深的数学来表达基本思想。
科学的前沿已远远超出了直观。
而数学正好代表了在直观以外人类求?
四大名著文学常识
<<三国>> 在我国三国演义》、《水浒传》、《红》、《西游记》被广大读者“四大名著”，几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而古人亦有云：“……读三国胜读水浒传。
水浒文字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但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
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且三国人才之盛，写来个个出色，又有高出于吴用公孙胜等万万者。
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
” <<水浒传>> 《水浒传》是作者施耐庵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北宋农民大起义而写成的一部伟大的小说。
小说倾向鲜明地描写了人民群众反抗压迫的行动。
概括了当时不同阶层的人们从觉醒到反抗的斗争道路。
正是这些艺术成就，才使《水浒传》成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之一。
《水浒传》是一部长篇英雄传奇，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是以宋江起义故事为线索创作出来的。
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徽宗时期，《宋史》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等都有记载。
从南宋起，宋江起义的故事就在民间流传，《醉翁谈录》记载了一些独立的有关水浒英雄的传说，《大宋宣和遗事》把许多水浒故事联缀起来，和长篇小说已经很接近。
元代出现了不少水浒戏，一批梁山英雄作为舞台形象出现。
《水浒传》是宋江起义故事在民间长期流传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吸收了民间文学的营养。
《水浒传》是我国人民最喜爱的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之一。
它产生于明代，是在宋、元以来有关水浒的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由作者加工整理、创作而成的。
全书以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为主要题材，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反抗压迫、英勇斗争的悲壮画卷。
作品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暴，揭露了当时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和“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成功地塑造了鲁智深、李逵、武松、林冲、阮小七等一批英雄人物。
小说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人物性格鲜明，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
但作品歌颂、美化宋江，鼓吹“忠义”和“替天行道”，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
<<西游记>> 《西游记》主要描写的是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
唐僧取经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
大约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离开京城长安，只身到天竺（印度）游学。
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
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
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
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轰动一时。
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
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
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大文学巨著。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人。
约生于明弘治十三年至正德初年之间（1500—1510），约卒于万历十年（1582）。
吴承恩的曾祖父、祖父都是读书人，任过县学的训导、教谕。
但到了他父亲吴锐这一辈，由于家贫困，出赘徐家，“遂袭徐氏业，坐肆中”，当起了小商人。
尽管如此，吴家却不失读书的传统。
据说其父吴锐虽为商人，不仅为人正派，而且好读书，好谈时政，这自然对吴承恩产生较大影响。
吴承恩从小就很聪明，很早入了学，少年得志，名满乡里。
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说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
”但成年后的吴承恩却很不顺利，在科举进身的道路上屡遭挫折，到四十多岁才补了一个岁贡生，五十多岁任过浙江长兴县丞，后又担任过荆王府纪善，这是同县丞级别差不多的闲职。
吴承恩创作《西游记》大约是中年以后，或认为是晚年所作，具体时间无法确定。
除《西游记》外，他还创作有长诗《二郎搜山图歌》和《禹鼎志》。
现存《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包括诗一卷、散文三卷，是吴承恩逝世后由丘度编订而成。
《西游记》全书一百回，从大的结构上看，可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回至第八回是第一部分，主要写了孙悟空出世、拜师、大闹天宫，这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热闹非凡，孙悟空上天入地好一顿折腾，将他的反抗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是第二部分，主要写了唐僧的出身及取经的缘由。
第十三回至最后一回是第三部分，主要写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先后收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个徒弟，并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了真经，修成了正果。
《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
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代表的《西游记》亦不例外。
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
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
”的确如此。
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
如在孙悟空的形象创造上，就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孙悟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奋起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
又如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灾难的幻化，或是邪恶势力的象征。
他们的贪婪、凶残、阴险和狡诈，也正是封建社会里的黑暗势力的特点。
不仅如此，玉皇大帝统治的天宫、如来佛祖管辖的西方极乐世界，也都浓浓地涂上了人间社会的色彩。
而作者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颇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
对这些形象的刻画，即使是信手拈来，也无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西游记》艺术宫殿。
但我认为，《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
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
他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
他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
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
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
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
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
猪八戒是一个喜剧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第一得力助手。
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塞在耳朵里。
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
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
他并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感到十分真实可爱。
唐僧的形象写得也不错，但比起孙悟空、猪八戒来，则要逊色得多。
沙僧更是缺少鲜明的性格特点，这不能不说是《西游记》的缺憾。
尽管如此，《西游记》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仍是十分惊人的，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
<<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完的曹雪芹。
从《红楼梦》成书至今，已有两百余年了，但有关曹雪芹的“言”与《红楼梦》的“味”，却是见仁见智，各家说各家解。
许多红学家穷其一生，也仅是“独创”一家言，几 无定论。
红学论争了百余年，有很多谜点远非愈辨愈明，破解有日，而是更加云里雾里，不明所以了。
像很基本的东西，《红楼梦》究竟是不是曹雪芹写的，也有众多说法。
更进一步，曹雪芹的籍贯到底在哪儿
他是汉人还是满人
他出生于哪一年
活了多少岁
《红楼梦》写的是哪个朝代的事
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来看，《红楼梦》手稿一百一十回是写完了的，后三十回又为何遗失了
后四十回是不是高鹗续写的
脂砚斋是男是女
曹雪芹和脂砚斋、畸笏叟是什么关系
……有关《红楼梦》的疑问可列出长长的一串。
中国现代文学馆将国内老中青三代红学家冯其庸、周汝昌、王蒙、蔡义江、李希凡、孙玉明、胡德平等人请到文学馆，开设讲座，新解《红楼梦》，就诸多疑问展开探讨。
本书即为演讲结集，十二个专题，有助于细品《红楼梦》，领略更多深意。
来几本三毛的小说推荐，最好有介绍
1.冰龙怒吼 2.网游之猫狗大战 3.哭泣的骆驼 4.梦里花落知多少 5.温柔的夜 6.送你一匹马 7.倾城 8.雨季不再来 9.背影 10.橄榄树 11.荒山之夜 12.我的宝贝 13.滚滚红尘 《撒哈拉的故事》是最先开始看的一本。
是一段三毛与荷西在沙漠度过的生活，很平常的工作和生活。
但即使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三毛的文字里也很难感受到那种为环境所困的郁闷。
她就像一个爱玩的小女生，一切都是新鲜的，热情的，乐观的生活着。
当然，让人感觉三毛的真实的是那些她对沙漠邻居的描述，也不避讳一些自己所厌恶的那些人和事，因为那些人贪图小便宜，经常理所当然的拿走她家里的东西，例如药，化妆品之类的。
《温柔的夜》则是记录在荷西由于撒哈拉战乱而失业后为生计远赴加纳利群岛的故事。
那些文字足以让人体会他们那段时间的艰辛。
而且，尽管是那样的辛苦，荷西还是被两个可恶的资本家剥削，甚至克扣薪水。
而荷西的同事，一位曾经的好朋友也是变得很自私，以至于想暗地压制荷西。
三毛在那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是很不好，经常生病，而且还要为那些资本家做中国菜，帮助荷西想办法拿回工钱。
也就在那段时间里，荷西的家人从西班牙来看他们。
因为经济的拮据，他们在盛情的招待婆家来人的时候是那么的不快，特别是三毛因为在那段时间感觉自己就像个局外人，被荷西家人呼来喝去。
《雨季不再来》这本书就如书名一样，三毛将自己在预见荷西前的故事集结在一起，称为“二毛”的故事。
但雨季已经过去。
在这本书里，才了解三毛为什么之所以为三毛了。
也知道了，为什么三毛还是个绘画的好手。
原来，三毛的在二毛的时候也是很不一样的小孩，但多少都是可以看到三毛的影子的。
《梦里花落知多少》记录了在荷西出事后，三毛的生活。
开篇就是三毛父母和她一起处理后事的文字，真诚而感动。
特别是在夜里，自己轻轻把那些文字读出来，更是可以体会那种秋天般的心情。
整本书中，三毛像个失恋的女子，孤独的走在台湾，欧洲和加纳利群岛之间，探望那些故人，寻访那些过去与荷西一起生活过得地方。
末了，三毛将自己在加纳利的房产都很便宜的变卖，里面的藏书，工艺品都赠送给当地的友人了。
于是，她离开了那里，回到了台湾。
《万水千山走遍》主要是三毛在杂志社的资助下做南美旅行时写下的文字。
文章按照国家为单位，一个一个写来，读者有如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异国的风情。
在我印象中，那里应该象是中国西藏、云南之类的地方吧。
也就在读这本书的时间里，我让一位在马来西亚的朋友帮我买了一只秘鲁的陶笛。
以后拿到之后，在show给大家看好了。
这本书最后有几篇文章是记录三毛回大陆旅行的文章，包括舟山，上海，南京，敦煌等等。
文集以三毛的南美旅行讲演稿作为结束。
发现，三毛在荷西离开后经常流泪了…… 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是件很愉快的事情。
在三毛的文集里也提到她的许多藏书，想来也是满满一屋子吧。
在过去，书应该也是奢侈品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富兰克林在他离家出走的落魄的时候，没有盘缠，好歹可以变卖掉一些书换取点现金。
所以，看来那是书还是值钱的，而且是有很多人感兴趣的。
三毛 本名陈平，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生，浙江省定海县人，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
肄业曾留学欧洲，婚后定居西属撒哈拉沙漠迦纳利岛，并以当地的生活为背景，写出一连串脍炙人口的作品。
一九八一年回台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一九八四年辞去教职，而以写作、演讲为重心。
一九九一年一月四日去世，享年四十八岁。
她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她的作品也在全球的华人社会广为流传，在大陆也有广大的读者，生平著作和译作十分丰富。
共有二十四种。
三毛英文名叫ECHO，三毛本是笔名，从三毛的《闹学记》序中只提及“三毛”二字中暗藏一个易经的卦。
但又是什么玄机，就不得而知了。
但三毛本人又曾说过：起初起此名，是因为这个名字很不起眼，另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自己写的东西很一般，只值三毛钱。
三毛于1943年3月26日（农历2月21日）生于四川重庆。
幼年时期的三毛就表现对书本的爱好，5岁半时就在看《红楼梦》。
初中时期几乎看遍了市面上的世界名著。
初二那年休学，由父母亲悉心教导，在诗词古文、英文方面，打下次坚实的基础。
并先后跟随顾福生、邵幼轩两位画家习画。
1964年，得到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均先生的特许，到该校哲学系当旁听生，课业成绩优异。
1967年再次休学，只身远赴西班牙。
在三年之间，前后就读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德国哥德书院，在美国伊诺爱猫扑.爱生活学图书馆工作。
对她的人生经验和语文进修上有很大助益。
1970年回国，受张其均先生之邀聘在文大德文系、哲学系任教。
后因未婚夫猝逝，她在哀痛之余，再次离开，又到西班牙。
与苦恋她6年的荷西重逢。
1973年，于西属撒哈拉沙漠的当地法院，与荷西公证结婚。
在沙漠时期的生活，激发她潜藏的写作华，并受当时《联合报》主编的鼓励，作品源源不断，并且开始结集出书。
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在1976年5月出版。
1979年9月30日夫婿荷西因潜水意外事件丧生，回到台湾。
1981年，三毛决定结束流浪异国14年的生活，在国内定居。
同年1月，《联合报》特别赞助她往中南美洲旅行半年，回来后写成《万水千山走遍》，并作环岛演讲。
之后，三毛任教文化大学文艺组，教小说创作，散文习作两门课程，深受学生喜爱。
1984年，因健康关系，辞卸教职，而以写作、演讲为生活重心。
1989后4月首次回大陆家乡，发现自己的作品在大陆也拥有许多的读者。
并专诚拜访以漫画《三毛流浪记》驰名的张乐平先生，了确夙愿。
1990年从事剧本写作，完成第一部中文剧本，也是她最后一部作品《滚滚红尘》。
1991年1月4日清晨去世，享年48岁
福楼拜把文字看成什么的典范
福楼拜的文字被看作法语的典范。
福楼拜最后的法语作品是未完成的小说《布瓦尔和配居谢》，为了写这本小说，福楼拜浏览了1500多本科学著作。
小说里充满了各类科学术语，以渊博的知识和辛辣的讽刺构成了它的独特风格。
惋惜他在写第1卷时就因脑溢血去世，未能完成这部著作。
福楼拜在写作时字斟句酌、反复斟酌，3言两语就可以准确地捉住特点，把环境与人物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福楼拜的作品是法语的典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年12月17日-1880年5月8日），是十九世纪法国继司汤达、巴尔扎克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在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型中，福楼拜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居伊·德·莫泊桑就曾拜他为师。
著名作品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三故事》和《布瓦尔和佩库歇》等。
他十分注重艺术和语言的完美。
并且，他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和“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等。
李四光等科学家的故事
李四光的故事：1、李四光在上学的时候，他的老师就觉得他有很多天分。
一天，上对对子的课时，老师出了一道题：独角兽。
同学们一见就蒙了，有说大马蜂的，有的说是小壁虎，还有的说是大老虎。
各样说法莫衷一是。
这时，李四光想了一会儿说比目鱼，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点了点头。
他的说法也不是没道理，因为比是成对的意思，和独相对。
2、李四光还是个会随机应变的人。
他的原名并不叫李四光。
他为什么会改名呢
事情是这样的。
在一次考试中，他无意中在名字一栏里写上了自己的年龄十四，他把“十”改成了“李”，心想：叫“李四”太不文雅了。
于是，他开始四处张望起来，找呀找，忽然他看见了一块牌匾上“光明正大”四个字。
一想，就叫李四光吧。
华罗庚的故事：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1946年应聘到美国讲学，很受学术界器重。
当时，美国的伊利诺大学以一万美元的年薪，与他订立了终身教授的聘约。
华罗庚的生活一下子舒适起来了，不仅有了小洋楼，大学方面还特地给他配备了四名助手和一名打字员。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总以为华罗庚在美国已功成名就，生活优裕，是不会回来的了。
然而，物质、金钱、地位并没有能羁绊住他的爱国之心。
1950年2月，华罗庚毅然放弃了在美国“阔教授”的待遇，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
途经香港时，他写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抒发了他献身祖国的热情。
他满腔热忱地呼吁：“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
”“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
钱学森的故事：“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
” 远在1950年，被外国人称为“能抵五个师”的 钱学森博士，已是美国大学的 终身教授和实验中心主任。
他配备有世界第一流搞科研的技术设备，享有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
如果从追求个人的科研成果来说，那真是“得天独厚”。
但他毅然冲破美国的种阻挠，回到祖国，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创造中国人的火箭、导弹事业。
有人问他为什么归心似箭，他说：“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有人问他中国既无人才又无设备，搞火箭导弹能行吗
他回答是：“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
”钱学森的誓言实现了，中国卫星上天了，洲际导弹可以同外国“比武”了邓稼先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
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
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 试验基地。
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
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麻类纤维专家酆云鹤不卖专利 我国著名麻类纤维专家酆云鹤，8岁时就给人家当佣人，16岁时懂得一些救国道理，便立志学习救国本领。
她以惊人的毅力，3年学完了6年的小学课程，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济南女子初师和北京女子高师。
学习期间她积极参加“五四”运动。
大学二年级时，她又考取了官费留学，到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学习化学工程，并获得了这所大学第一个她化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决心到德国学习爆炸学，希望学习用草类纤维造廉价炸药技术，以打击侵略者。
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她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用草类纤维制造出人造丝的发明家。
莱比锡大学闻讯后立即提出以高职称换取她的论文，日本资本家也提出用高价和总工程师的条件换取她的发明专利。
酆云鹤说：“不卖，我要留给我的祖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