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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可能给的比较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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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学历史与文化传统，两者相互影响，共同传播，流淌成一条长长的历史河流。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产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习惯于按时代或者朝代来进行划分，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近代文学等等，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都烙印着不同时代的特征，为我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
文学总是与历史密不可分的，亦文亦史，亦史亦文，而中国古代文学沉淀至今，所产生的价值便在于向后人展示中华民族在精神，思想，文化方面的积淀，同时也是在发扬高尚的人格，渊博的精神，以及浩大的智慧。
同时文学也是一个人一生的感悟记载，是人类社会发生蜕变的基础，是人类思想得以进步的基石。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以儒、释、道三家学说为中心，开创出了独特的思想体系。
不得不说，中国几千年历史以来，儒、释、道三家学说对中国历史的变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占据正统地位，一方面从思维角度束缚了国人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在行为举措上规范了国人的动向。
这不仅是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产生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谈到我国独特的文学历史与文化传统，便不得不将其与西方的文学、文化进行比较，必须承认的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化逐渐开始西式化转变。
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后必然的一个现象，从现实角度分析，中华文化在许多地方有着极大的局限性，或者说中华文化注重的是底蕴，在实现性上没有西方文化那般快速迅捷，在世界性战争的爆发与民族压迫之下，中华文化的转型是一个不可阻遏的趋势，但中国传统的文化仍然有着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从如今西方科学文化达到饱和后开始研究中华文化便可看出。
我以为中华文化去伪从简，便是一个“境”与“韵”，如同道德经中所云，“道可道，非常道。
”中华文化所教授给人们的便是这样一种说不出来的意韵，是一种心境，这其中的智慧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数据化、理论透彻化的思维，是精神领域一种更高层次的探索。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中华文化产生于整个中华民族，然而其中真正的精髓神韵只是流淌在一部分人之中，如同一些思想，有着许多人信奉，但真正的核心却只是一小部分人开创。
然而这一部分精华在历史长河之中不断更新完善，却控制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动向，道德体系，人文观念。
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思维动向，道德体系，人文观念，都是在“儒释道”三家学说的牵引下变化发展。
从另外一些角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也是在依靠文学来进行。
《论语·为政》有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边是儒家思想之中的“以德为政”，孔子借助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认为当政者修身的最终目的是成“仁”。
同样，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也是在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
诸多大家在借助文学来传承传播自己的思维见解，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无数年传承，便成了一种传统。
中国古代文学是无数先辈智慧的结晶，无论文体如何，无论产生于怎样的社会背景，它们都要着极高的参考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对于一个时代的鉴定，更是一种人文领域的探索，一次真实的人类变迁记载。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从大的角度来讲，我们所接触的所有古代文学作品都可以给我们一些警示，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到更为真实的未来动向。
而中国传统思想之中的许多精神精华更是为我们的思维开辟了全新的道路，各种充满哲学思变色彩的道理以一种清淡的意韵表达出来，并对许多全新的领域进行了大胆的推测与设想，对我们自身的思维起到的极大的引导作用。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以及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立族之根本，对于我们每一代人的成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也是现代科学，人文理念，社会制度发展的根本所在，有着巨大的价值与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于古诗古韵的演讲稿，要求读完之后，对古诗古文有新的认识和体会，字数不限
第三、有事为证。
说几件事情看看文化的底蕴是如何修炼和怎么转化的。
1、建国之初，进得城来，环境始为安定，条件大为改观，沉湎于书法之中。
有一个经典情节颇能说明他沉湎之深，他从大收藏家张伯驹处借来一个海内孤本，陆机的《平复帖》，说好借一个月，天天有空抓紧临帖，到了第29天，张伯驹竟然径直打电话给，提醒毛说你借我那个贴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等于是给毛一个通牒。
一听很生气，说不是还有一天嘛，你着什么急啊。
由此可见张伯驹和都是性情中人，又都是较真的人。
一个是你借了就得还，哪怕你是皇帝。
一个是我借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决不食言，你29天催什么催
其实五、六十年代和郭沫若过从甚密，多半也是诗词唱和、切磋书法。
2、身边的工作人员张贻九主编的《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诗词》一书，附录了建国后的20多年中，评点圈阅的1662首（篇）诗词曲的目录。
远至上古的逸诗如《击壤歌》、《卿云歌》、《尧戒》等等，近至清末，中经周、秦、汉、晋、唐、宋、元、明，历代名家名作，多有涉及，还有许多一般诗人，甚至称不上诗人的诗作，如唐·杜秋娘的《金缕衣》、7岁女子的《送兄》、太上隐者的《答人》等等。
足以见出阅读视野之广阔，同时又不乏精读者。
比如，毛在谢灵运的《登池上楼》这首诗的每句旁都画了曲线，每句末都画圈或双圈，并写下了100多字知人论诗的评语。
另外，圈阅之后是背诵。
今天在中央党史档案馆里，保存手书的古诗手迹一共是117首，其中书写了两千年以来58个大诗人的重要作品，包括屈原、李白、李贺、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等等。
这些诗是在什么情况写下的呢
在毛的办公桌旁边有个大书案，工间休息时毛就到这里，作为调剂，拿起毛笔，信笔就写，既是练字，又是默诗。
从屈原的《离骚》到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像600多个字以上的诗，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都算是大作品了。
这时毛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提起笔来就能默写这么多经典名篇，除了他非凡的记忆天赋，也足可见出他对诗词下的功夫之深。
决非一般的雅好，业余的消遣，而是真正做到了烂熟于心、融会贯通。
（41） 还有一个小诗人的例子，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际，有一天晚上，毛将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批给柯庆施，让印发华东局各同志，信手在最后一页写下清代诗人严遂成的《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 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 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 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飒三垂冈下路， 至今仍唱百年歌。
” 当时毛是默写而成，事后工作人员查对，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犹”应为“且”，第七句中的“飒”应为“瑟”，“下”应为“畔”。
是年，70岁。
(42) 再说81岁的，此时已患严重的白内障，但是毛又须臾不可离开书本。
怎么办呢
只有选一“侍读”。
条件是口齿清晰，古文功底好，年纪适中，政治可靠。
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北大中文系的老师里面选定一个名单，由张玉凤念给毛听，毛听后略作沉吟，说“那就让芦荻来试试吧。
”芦荻，女，时年44岁，并非学界名流。
毛为什么挑中她呢
因为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的由人民大学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冯其庸等人选注的《历代文选》，其中《触詟说赵太后》、《别赋》、《滕王阁序》等篇为毛所喜爱，而这些篇目都为芦荻所选注，因此毛记住了芦荻，而此时芦荻又正巧调到了北大中文系，和毛有缘啊。
芦荻第一次去见毛，卧床的毛握着芦荻的手问道：“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吗
”不等芦荻回答，便自己背开了：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 笑问：“你的名字是不是从这首诗里来的
”然后从刘禹锡说起，表示欣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接着又背诵刘禹锡的《陋室铭》、《竹枝词》等等，进而又谈到三国的阮籍、北周的庾信。
最后说：“该你讲了，就讲讲庾信的《枯树赋》吧
”芦荻毫无准备，就凭着记忆背，引起兴味盎然，又谈起江淹的《别赋》及《触詟说赵太后》。
兴奋异常，下床踱步，边踱步边吟诗，走了三圈。
从夜里10点18分到凌晨1点，大夫劝阻不住，谈兴正浓的又谈了两个小时。
当时对芦荻来说，古典诗词、先秦散文均可对付，毛点到哪里她背到哪里。
但《二十四史》就越出了她的专业范围，碰到生僻古字不认识，就停住了，这时毛就催她“念啊，念下去啊。
”芦荻只好如实相告，不认识字，要查字典。
毛立即随口说出那个字，并大笑不已。
芦荻窘迫之中万分惊讶。
(43) 有这种惊讶的远不止芦荻一人。
1975年7月21日，广安门医院眼科大夫唐由之为毛作了左眼白内障手术两小时后，唐轻轻走进毛卧室，毛听到脚步声问是谁，张玉凤说是唐由之大夫。
毛便不禁吟道：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随后问道，“乃父是读书人吧
”并要来铅笔和便笺，摸索着将这首诗写在了六张纸上，并签名送给唐作纪念。
（44） 我想问问，今天，我们包括北大在内的中文系年轻的高材生们，有没有几个人敢站起来说，《诗经》、《离骚》、先秦散文，唐诗宋词我随便背，有没有
我表示怀疑。
3、举3个例子，证明创作态度之严谨。
一是慎言。
1959年9月7日，致信胡乔木称，“诗两首（七律·《到韶山》《登庐山》），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
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45)1965年7月21日，又致信陈毅称，“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
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
你的大作，大气磅礴。
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与律诗稍有未合。
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
我看你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
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
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擅七律，董老擅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46)充分表明了谦虚谨慎的大家风范。
二是慎作。
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颇有感慨，酝酿新作。
其间，邓颖超陪同接见外国妇女代表团，悄悄向毛索诗，说你上了井冈山，必有大作。
4个月之后，即1965年9月25日，抄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送邓颖超一阅，并附言道：“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
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
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47）附言中说，“你压迫我写诗”，即指邓颖超的索句，因此熬了几个夜，写出初稿，又改了几个月，仍不满意，但还是送给邓颖超们征求意见。
因为当时在党内高层，对毛的诗词是先睹为快。
但毛却从不苟作，慎之又慎。
三是慎改。
前面我谈了最典型的《贺新郎·别友》，改了五十年，此处不赘。
其实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比如1962年12月26日，过69岁生日的针对国际反华大合唱写下《七律·冬云》，中有“高天滚滚寒流泄”、“热肤挥雨洒江天”之句，反复推敲之后，最终改定为“高天滚滚寒流急”、“热风吹雨洒江天”。
1963年1月8日，写下《满江红·和郭沫若》，原稿中有句云，“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千万事，从来急。
”反复推敲之后，最终改定为“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多少事，从来急”。
此中例子不胜枚举。
而且还喜欢将新作就教于各方高人。
如前面所说两首七律，就曾在1959年9月7日给胡乔木的同一封信中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
加以笔削，视为至要。
”13日又给胡乔木一信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
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48）这两首七律，是参考了郭沫若、臧克家、梅白等多人的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才最终定稿发表。
如此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当然是越改越好，越改越精。
4、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话风和文风。
那时的毛有几个特点，一是能熬夜，这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动辄三更半夜召集开会，一开一个通宵，搞得中央高层围绕他的作息时间转；二是好出行，动辄坐上专列出发，沿途召见省、地、县委书记，听汇报，作指示，不少重要观点和思想由此形成；三是善演讲，兴致所致，信马游疆，天马行空，议论风生。
比如1958年春天的成都会议，这是中共党史上一次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开了二十天，都乐此不疲，前后多次讲话。
尤其是1958年3月22日，在他的第四次讲话中，倡导大家敢想敢做敢说，信口讲了这么一大段： “孔子不是二三十岁就搞起来的，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学，学问是后来慢慢学的。
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
不过高中程度。
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
马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写《共产党宣言》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
他所批判的都是当时的一些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等，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二十岁，死时也才三十岁。
王弼注《老子》时不过十几岁，死时才二十二岁。
颜渊死时是三十三岁。
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
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
”（49） 这一段一讲，大家就有点懵了。
会议期间，毛还选了一些有关四川的古诗词印发给大家，如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等等。
要大家读点诗词，长点知识。
毛从古诗词谈到民歌，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
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
限期十天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
”这就有点以己之长比人之短，大家心里都发虚啊
虽然有几个人能写，但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是不会写诗的。
毛还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
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
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
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50） 毛的这一番宏论，可以说把所有的人都搞定了。
随后，柯庆施、胡乔木、、薄一波、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先后发言，而且开始偏离了会议主题，纷纷赞扬个人。
以柯庆施的发言最为典型：“我们跟从要达到盲从的程度，我们相信要达到迷信的程度。
”一时成为名言。
会后不久，柯即进了政治局。
最近有资料披露，当时曾经有一个动议，准备用柯庆施取代周恩来。
因为1957年底，柯庆施在上海市委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叫《乘风破浪，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文章为毛所激赏，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这篇全文三万多字长篇报告的第一、四部分。
到1958年南宁会议的时候，毛拿出这张报纸，将周恩来的军说，恩来，你能写出这种文章来吗
周恩来说自己写不出来，然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检讨书，有辞职的意思。
毛让主持书记处研究，是不是用柯取代周。
后来，以邓为首的书记处成员一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这才没把周换掉。
（51） 当时，除柯之外，其他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大概作了这么一些表态—— “我们水平比毛主席差一大截，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 毛主席有的东西我们可以学，有的不可学，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理论知识、革命经验、那么强的记忆力，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学到的； 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毛主席只要做到三好，即：跟好，学好，做好。
” 金冲及主编的《传》里接下来是这么说的：“他们说这些话，态度都是诚恳和严肃的，对毛的信任和钦佩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这是1958年春天，还没有整彭德怀，党内空气还是比较民主的。
“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个人，开了新中国的先河。
”（52） 如果说，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有所准备，那么，随后的例子更说明问题。
成都会议一结束，即乘船走三峡，由党内一支笔、时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陪同。
几十年后，吴冷西还充满感佩地回忆道： “江峡轮29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但闻隐隐涛声。
30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话和传说，还接过望远镜从几个侧面观看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
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
其象无双，其美无极。
毛嫱鄣袂，不足程式。
西施掩面，比之无色。
’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
直到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厅，同田家英和我闲谈。
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而论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命的壮士。
”（53） 信手拈来，纵论古今，这种领袖你能不服吗
西哲有云：知识就是力量。
毛的力量如何
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霸权，文化征服和文化威慑。
因此才有《乌托邦祭》所记录的一幕。
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的一天，上午八点一刻，100多名中央委员本来是一路上聊着天往会场走，进门一看，主席台上正中已经坐了一个人，定睛一看，就是毛主席。
于是，大家立马踮起脚来，轻轻地走进去，慢慢落座。
全部落座以后，毛突然讲话了，说：“同志们，你们今天来得很早，但是我比你们来得更早，我现在还没吃早饭，我想就在这里吃点早饭，大家有没有意见
” 大家有点傻了，不知所措，从来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啊。
突然有一个人鼓掌，于是大家都热烈鼓掌。
等鼓完掌以后，毛又说话了：看来大家是没有意见。
然后他对幕侧一招手，上菜。
服务员鱼贯而出，把早点端了上来。
然后，坐在台上，喝着稀饭吃着馒头和100多个中央委员谈笑风生。
你们想想，这是什么场景
（54） 什么叫君临天下
莫此为甚哪
我们看今天的电视剧《汉武大帝》、《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极尽排场之能事，千方百计想突出帝王的所谓威严，但是跟一比，都是小巫见大巫。
毛是不严自威，视中央大员如无物，这就叫鹤立鸡群。
我就想，假若再过若干年之后，我们可以如实地把这样的历史场景和细节拍成电视剧，让后人瞻仰一下，当年的是何等气派，何等威风
还有关于许世友的故事。
前不久我读到杨成武的回忆录，谈1966年冬，他以代总长身份陪视察上海，而毛交代他把许世友秘密弄到上海来。
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预感形势不妙，就跑到大别山下的一个军队农场去避风。
当时，张春桥主持上海工作，准备揪斗许世友。
但毛听到这个风声，就是要当着张春桥的面接见许世友，意在告诉张春桥，我是要保许世友的。
许世友也不知去上海干什么，心怀忐忑，心想去上海要出事。
但进了客厅，一下看见了毛。
抢步上前，跪在毛跟前，抱住毛的双腿，号啕大哭。
你们想想，许世友也是一名悍将啊，一生杀人如麻。
但是此刻见到，就像幼儿园的小孩盼家长盼了好多天，终于来接他了。
这对君臣又如父子。
1973年12月21号，已经八十岁的接见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有一段话是对许世友说的：许世友同志，你现在看《红楼梦》吗
许说，看，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我全看了一遍。
毛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
许说，没看那么多，刚看了一遍，一定坚持看下去。
毛说，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
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
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
你就只讲打仗。
许说，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我的要害。
毛说，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汉书》里面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看得懂吗
许说，大体可以。
毛说，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
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许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毛说，不怕，你就做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55） 大家可以把这个例子和前面说王明的例子作个比较，毛对王明那样的雅人，就来粗的，把他说得狗屎都不如，对许世友这种粗人就来雅的，说要读五遍《红楼梦》才有发言权。
许世友读一遍《红楼梦》，就读得一头雾水，读5遍就更搞不明白怎么回事了。
所以说，毛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第四，有史为证。
我这个“史”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毛的诗拿来和别人的诗宏观地概略地比较一下。
怎么比
跟谁比
先纵比，跟中国历代帝王比。
不是有350多个皇帝吗
就跟他们比比看。
按说，一边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边是封建帝王，没有可比性。
但是有一点是具有可比性的，那就是他们的工作岗位，都是一国之君，以一国之君来从事诗歌创作，他们都是业余诗人，这都是可比性。
从何比起呢
有一比是执政时间，在2000多年350多个皇帝中，在位50年以上的太平天子共六人，康熙61年，乾隆60年，周穆王58年，汉武帝54年……乾隆六十大寿的时候曾举行了一个“千叟宴”，有一个赴宴老翁自称141岁，亲身见证了大清的繁荣昌盛，引得龙颜大悦，乾隆当即为他出了个上联；“花甲重逢，更添三七岁月”，纪晓岚跟着出了个下联“古稀双庆，又加一度春秋”。
扯得有点远了。
如果从遵义会议算起，也有41年，如果从建国算起，27年。
执政时间不是最长的，但我们比的是诗词啊。
有史料可查的，帝王级的人物的著名诗文，最早的有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有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
”但都只有孤篇传世，而且到底出自何人手笔也不可考。
然后就是刘彻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 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还有那个魏武帝曹操，是个准帝王，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后就是一代词宗李后主，婉约派的大师，我觉得客观地说，就婉约风格而言，是写不过李煜的。
毛的《虞美人·枕上》明显受了李煜的影响。
另有个宋徽宗，开创了“瘦金体”，可以说在书法上和毛打个平手，但人家宋徽宗画画得好啊，你们去看看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里的《听琴图》、《芙蓉锦鸡图》，都堪称经典。
他的工笔人物、工笔花鸟在中国绘画史上是有地位的，达到了大师级水平。
但他的诗词不如。
李煜和赵佶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有艺术才华的两个人，赵比李略输文才，李比赵稍逊丹青。
1100年，南唐李后主为宋太祖赵匡胤所俘，时隔不久，郁郁而终。
200多年后，宋神宗仰慕李煜才华，在生赵佶之前，专门观赏李煜诗画，当夜梦见李煜来见……这个坊间传说意指宋徽宗乃李后主的转世投胎。
这真是一对冤家孽子，有浪漫轻佻的才子情，无经天纬地的君王才。
李、赵之后，附庸风雅、舞文弄墨的虽然不少，什么朱元璋、康、雍、乾，但基本都不入流。
跟毛不是一个档次。
李、赵虽然在单项上比毛胜出，但是有个根本的不可比性，就是李后主和宋徽宗都没有做好本职工作，都是亡国之君。
所以综合比较，毛是冠军。
这是一个比法。
还有一个比法，不跟皇帝比了，比比大诗人怎么样。
就和李白比一首词，《忆秦娥》。
据考证，《忆秦娥》词牌为李白所创，原词是：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这是一首好词，尤其最后八个字为王国维所激赏，认为“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
说的是不错。
我们再看看毛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 显而易见，毛词夺胎于李词，韵脚一样，风格迥异，一为高古悲慨，一为豪迈沉雄。
毛词最妙处也在后面八个字，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他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
如果大家有傍晚登高望远的经验，看群山如浪奔来，在夕阳的晖映下由黛青到钢蓝到绯红再到血红，景象何其壮观。
然后再由此想到缔造的人民军队血战无数，血染山河，从江西到遵义，雄关如铁，都已迈过，但“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即便如此，也还要杀出一条血路，勇往直前。
情景交融，衬托出了这首词的格调之悲凉，气韵之慷慨，意境之阔大，画面之壮美，色彩之艳丽，它的情感、力度，我认为比李白有过之。
不是说的诗歌才华超过李白，而是毛的战争生命体验为李白所未有。
这就造成他们的重要区别，李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一个亲历战争的统帅，以笔蘸血，用生命在写诗。
这也是他和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骚人墨客的最大区别。
我们不能总体上说的诗词达到了李白的水平，但就说这一首，尤其是这个结尾，是超过李白的。
这也是一种比较，我们点到为止。
前面说了纵比，下面我们来说横比。
就是把毛和他同时代人、同事、同僚作比较。
我党我军的元戎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周恩来等都有诗词传世，而且多数人的创作量都远远超过。
也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
比如周恩来的“大江歌罢棹头东，遂秘群科济世穷，十年面壁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朱德的“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
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叶剑英的“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更有陈毅的《赣南游击词》：“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而毛的诗词就创作量而言不能算高产，目前胡乔木主编的权威版本和海外刘济昆的所谓全编都不过六十余首，我现在搜集到的约近100首，恐怕这就是全部了。
但论艺术成就，毛诗比他的那些同志们恐怕要高出不止一个档次。
至于书法，就更没有可比性了。
恰恰他们又非常具有可比性，一是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年龄相仿，文化背景相同。
而且要说青少年时期读书的环境，这些人多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学习条件都胜过。
二是他们青年投身革命，斗争经历和相仿，区别只在于毛是第一责任人，力挽狂澜也罢，日理万机也罢，主要的功绩都归于，这是无可争辩的。
但大家的业余爱好都是诗词和书法，数十年不辍，临了一比，高下立现，不服不行啊
所以，晚年虽然犯了文革等重大错误，但并没有减损多少他的个人魅力。
不少在文革中遭到冲击迫害甚至妻离子散的人物，时过境迁之后，不光没有怨恨之情，甚至仍然对他充满了崇敬和缅怀。
最典型的是罗瑞卿，七年身陷囹圄，双腿残疾，1976年9月在逝世之后，他悲痛不已，坐着轮椅冲破阻力，参加了毛的追悼大会，并拄着拐杖以惊人的毅力站立了一个多小时，表达了他对最后的忠诚和景仰。
（56） 综上所述，以诗词为表征的巨大的文化底蕴形成了一种势能，转化成了他多方面的优势，使他总是胜出一筹，先声夺人，以至于他有意无意地把这种优势作为一种武器和谋略。
这一点在他的晚年体现得尤为充分，比如讲话总是把一些生僻典故信手拈来，而且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使人一头雾水，即便是历史学家，也常常需要经过考证，才能找到出处、原意，然后再来揣度毛的本意和动机，造成一种“从来天意高难问”的玄妙感。
从而使人们仰之弥高，惧之日甚。
能设为最佳答案吗
写一篇演讲稿关于古代中国
不知道。
下面这篇ok
小学生国旗下讲话演讲稿 五千年的文明光辉灿烂着华夏，四大发明的美誉灿烂着中华。
炎黄子孙都为我们中华民族而骄傲、自豪。
我们自豪，因为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历史，沉淀了东西方文明古国的精髓，显露出人类科学事业的曙光，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四大发明改变整个人类的面貌，《诗经》开创了世界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先河，屈原的浪漫主义诗风带给人类非凡的想象力，先秦两汉的散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孔孟学说还有《孙子兵法》等等，无不展示出中华民族先民的丰富情感与智慧。
我们自豪，因为中国地大物博。
大自然千万年的雕塑，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奔腾的黄河哺育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滔滔的长江年年岁岁奔涌着智慧的巨浪，昂首屹立于世界之巅的珠穆朗玛峰，就是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的品格的象征，还有许多数不清的江河湖泊、名山、大川、人文景观等，这不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吗
然而，历史不会每天都是朝霞丽日，中国曾有过光辉灿烂，也曾有浩劫磨难。
但也造就了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性格，铸造了中国坚强的脊梁。
新中国成立50几年来，无数奇迹又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诞生。
经济高速发展，科技硕果累累。
两弹一星先后上天，一座座大桥象一道道彩虹跨越长江两岸。
三峡工程、青藏铁路、香港、澳门的回归、中国加入WTO；杂交水稻新品种的实验成功，填补了世界农业科技研究领域的空白，这一切无不体现了中国的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充分显示了其伟大而辉煌的成就，难道我们不该为这些成就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吗
几十年的励精图治，几十年的上下求索，我们的祖国已经屹立于世界东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以《荀子·修身》为主题的演讲稿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无法彻底割裂开的。
传统文化一般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继承性、延续性等基本特征。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赖以繁衍生息的精神支柱。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是植根于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土壤、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核心、包括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联系的伦理型文化，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旧时代的农业文明的产物，确实有许多糟粕；但它毕竟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几千年的文明载体，记录着民族历程的轨迹，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智慧，因此它必然蕴藏有精华。
何为精华，何为糟粕，时代不同会有不同的认识和判断，认知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化和升华。
更何况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极其丰富，有些内容是很难用精华、糟粕概括之，“善用”之即为“精华”，“恶用”之即为“糟粕”。
吸收传统文化，不仅有情感、方法问题，还有主观认知和价值取向等诸多问题。
五四以来，我们批判传统文化，在剔除其糟粕方面功不可没。
但是，批判、否定过之而鉴别、吸收不足，倒脏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了，使我们抱着金盆讨饭吃（“文革”中甚至一度形成文化荒漠），没有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光彩，没有充分发挥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的应有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全盘排斥“传统”。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①列宁也说：“只有正确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进行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
”②曾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他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③他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④。
因此，他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要“契其瑰宝”、“绝其淄磷”，以达到“取精用弘”之目的。
认为，每个传统社会的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化的可能，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的文化支持系统，应该是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
他主张，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应当“钻研”、“吸收”、“融化”、“发展”“古今中外”文化中“一切好的东西”⑤。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我们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
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提出：“对于我们过去和外国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我国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要反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2002年中共十六大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必须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已经进入“小康”却并不满足仍继续奋进、全面建设“小康”、努力进一步提高小康水平的国人们，“妄自菲薄”日渐减少，民族自豪感日益增强。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以建设现代文明的观点，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
人们认识到，“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不是要抹杀它的文化传统，造成清一色的世界文化，而是要求依据现代化的新要求，给它的文化传统不断地灌注以时代性的内容，达到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
”⑥但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钻研、鉴别、剔除、吸收、融化、发展工作做得确实不够。
在中小学教育中，优秀传统文化课内容并不多，而且高中文理分班，那么理工科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确实不高。
在社会开始关注传统文化的气氛日渐兴起的氛围下，他们有钻研、学习传统文化的愿望和要求。
前几年同济大学有一些工科博士生产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自发地组织起来，钻研古代典籍，他们认为收获很大，谁知不久其中竟有几个人先后“信”了佛。
这件事对我们文科尤其思想理论课教师触动很大，认识到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仍然需要给予一定的指导或者引导。
这些年来，我们同济大学针对学校理工学科多的状况，注重开展人文教育。
同济大学前校长、现任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同济大学校长任上高度重视同济的人文教育，她表示赞同杨叔子院士关于 “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而没有人文的科学，也是残缺的科学”的观点，提倡对理工科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并认为“人文教育是一切素质教育的基础，也是培养学生学会做人、铸造崇高人格的最为直接的教育内容之一。
”我们学校推行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中心的教育，实施“知识、能力、人格”的培养模式。
因此，学校组织学有专长的师资力量，开设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选修课程，还经常性举办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学术报告或者讲座，并组织编写了《诸子百家》、《中外浪漫主义文学导引》、《宗教与文化》等“大学人文社科丛书”（由顾钰民教授主编）以及《中国文化史教程》（朱恒夫教授著）等教材用书。
小生产成汪洋大海的中国所形成的“传统”，注重“经验”，尊老敬祖，崇尚先贤，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具有保守性、滞后性，会对新生事物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那么，传统文化进课堂，会不会对创新教育产生不利的负面影响呢
江泽民1995年5月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明确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盛发达的不竭动力”。
在1999年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他再次指出：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尤其强调创新问题，指出：“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
”创新，已经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
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是一个人内在素质的重要内容。
没有创新的意识，就不可能有创新的行动。
任何发现、发明都离不开创新，没有创新，任何新的知识都不会诞生。
可以说创新不仅仅是一个结果，它同时也是一种过程，一种精神。
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是获得进步的最基本要求。
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属于人文素质范畴，重在教育和培养；创新思维，属于认识论范畴，重在熏陶和训练。
因此，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
”创新是教育活动生命的源头，它既是教育自身存在的本质特点，也是教育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我们不可能教授给学生人类的全部知识，但我们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使他们敢于创新；必须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方法，使他们善于创新，能够在汲取现有知识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发展、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当然，创新教育不可能“速成”“技能”，不可能靠一门专门课程就能使学生获得并掌握创新思维方法，养成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
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的教育、培养、训练，应当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这是一个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育和训练过程。
在这方面，各种课程都会有所作为、有所作用。
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考虑，我们在人文素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讲授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时，尽力避免其产生束缚学生思想的负面影响；在内容的选择、视角的切入、讲授方法和技巧的运用等方面狠下功夫，采择精华，运用良法，熏陶、培养、训练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
在这方面，我们虽然不是刻意追求，但是确确实实是自觉为之。
根据我们的做法（并不限于笔者个人的）和想法（主要是笔者个人的），得出几点基本体会。
1、培育适宜创新的社会氛围，养成思辨、争鸣、交锋的习惯和能力，是创新的基本前提。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引来百花齐放。
众多文人学者，各自以独特的视角，对宇宙、社会、人生、人性、政治、经济、教育、科学、军事、伦理、道德、逻辑等诸多领域，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他们怀有浓厚的创新意识，以别开生面的创新精神和超越时代的睿智卓识，创立各自的思想、学说。
同时，他们之间展开热烈争辩，在百家争鸣之中，通过对立或不同思想间尖锐地交锋和碰撞，相近思想、认识、见解间的交流和切蹉，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思想、学说，终于形成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以及《周易》等“百家”学派、学说，从而使先秦时期成为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
究其原因，必然会发人深思。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良好的文化氛围，尤其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是形成百花齐放的文化繁荣局面的极为重要的社会条件。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根据人的思维特征，我们不难发现：思想，只有在交流、争鸣、交锋、碰撞中才能产生火花，闪出光彩。
百家争鸣、生动活泼的文化氛围，是活跃思想、产生新思维、形成新思想的温床，是知识创新、思想创新、文化创新的必要条件。
这种社会土壤的产生和形成，是多方面因素使然，其中作为社会人的个人主体因素的作用是不应当被忽视的。
作为文化活动主体的人，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意识，才能产生创新思维。
要有“争鸣”的意识、愿望和要求，学会交流，敢于交锋，在交流和交锋中学习思辨，提高思辨能力。
要敢于怀疑，敢于批判。
通过怀疑、批判、交流、交锋，提出问题，提出见解、观点、主张，创立自己的“学说”；不唯上、不唯贤、不唯书、不崇洋、不媚俗，敢于坚持自己的“学说”。
同时，又听得进不同意见，不僵化、不固执，从善如流，善于吸收不同意见，以完善自己的“学说”。
2、继承、吸收是创新的基础。
恩格斯曾经说过，任何一种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但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⑦。
《诸子百家》的作者同济大学教授朱义禄先生也说：“人类的思想文化史是一个发展中的系统。
前人提出的见解，在后人那里，作为一种思想材料，成为构建学说的出发点。
”⑧从一定意义上说，继承、借鉴、吸收是创新活动的前提，创新是在继承、借鉴、吸收基础之上的创新。
创新要以“传统”为基础，要以客观现实存在为出发点，了解传统，把握现实，才能超越传统，才能提高和发展。
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形成社会意识的潜流，渗入社会心理的深层，其烙印是无法抹平的，其影响是随处可现的。
我们只有学习、钻研传统文化，弄通弄懂传统文化，才能正确地判断和鉴别它，分清其精华和糟粕，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读懂中国，真正了解我们的国民性，熟悉我们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
由此，才能清楚创新的需求，确定创新的目标，把握创新的方向。
这样看来，传统文化知识，可以为“创新”铺垫“基础”。
同济大学建筑学科是长项学科，就以建筑学为例，了解根植并相融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传统建筑的理念、思路、风格，对于发展现代建筑保持民族风格来说，将不无裨益。
比如，我们在《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的讲授过程中，分析、江泽民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分析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继承、发展的方面，分析、江泽民关于弘扬民族精神的论述及其精神实质，还通过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进程及各种比较先进的思想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影响、作用的了解、分析，深刻理解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这一命题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由此帮助学生树立继承、吸收、借鉴是为了创新——创新离不开继承、吸收、借鉴的观念，从而提高学生学习、吸收、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自觉性。
3、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创新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比较清晰的演化轨迹。
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文学、宗教、建筑、艺术、史学、医学等等，无论是其思想、理念，还是其具体内涵，都是动态的，其自身都有一个产生、演变的过程。
就对中国文化影响比较大的“三教”（儒、道、释）“九流”（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杂、农）尤其“三教”来说，在中国这块社会土壤上产生或者扎根之后，便随着历史的进程而发展演化。
比如儒学，孔子创立之后，其嫡传弟子孟子加以丰富，经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发展，使之发扬光大；到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陆（陆九渊）王（王守仁——阳明）“心学”，其内涵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
再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曾经一度受到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文化的抵制，但它吸收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即“中国化”之后，便扎下根来，获得较大发展，并先后形成天台宗、慈恩宗、禅宗、净土宗等诸多流派，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尤其文学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既有长期的历史积淀，也有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历经数千年历史沧桑的洗炼，有所提高，有所发展。
我们讲授传统文化知识时，介绍各门学科发展演化状况，分析其产生及发展变化的原因，重点剖析创立学科和影响学科发展变化的重要人物，探讨其之所以有所作为的主观因素，由此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创新意识是一个人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
人生路漫漫，只有具备创新精神者，才可能有所作为。
据此，鼓励学生要勇于进取，努力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4、利用传统文化训练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是一个复杂的思维活动过程，其方法也会因人而异。
但是，一般说来，大都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在学习、吸收、借鉴过程中，对已知命题、理论、定义、定理、公式、观点、知识、经验等等，产生了怀疑或者不满足，搜寻理由、证据对所怀疑的东西进行否定，经过发散思维活动，调动自己的一切主观能动性，异想天开，标新立意，创立自己的立论、命题，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观点。
创造性思维，总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提高。
或者对已知的命题、知识等有所感悟，引发深思，浮想联翩，穷思冥想，经过归纳演绎，综合提炼，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将自己感悟的东西升华、提高，使之光大发展。
学习传统文化必须切合新的时代精神，从现代文明的视角，运用新知识、新观点、新理念、新思维、新方法，剖析传统文化，阐释传统典籍，才能使传统文化为我所用。
正如1956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所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实的活人”。
我们在讲授传统文化知识时，不仅对一些重要问题尤其是有争议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组织各种形式的讨论；而且，对一些典籍原文的理解，也尽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要求学生不要拘泥于传统的解释，要根据新的时代精神和新知识、新理念，并按照自己真实的领会、感受、理解而提出自己的见解，提倡争辩，鼓励创新。
这样既活跃了学习气氛，又有利于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可以收到比较理想的效果。
比如，在解释《论语》中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 这段话时，有位学生提出了新鲜“见解”。
他认为这段话应当都是讲做“学问”的，那么意思应该是：学问、学识、学说经常被应用于实践，这怎么能不令人愉快呢
本来是自己学术上的对手、论敌，受自己“学问”的感召，完全接受自己的学问、观点，愿意与自己结成（学术）朋党，这怎么能不令人高兴呢
自己下了很大功夫做学问，有了很多真知灼见，世人仍不了解、不理解、不接纳，但自己并不生气，仍不气馁，继续坐得住冷板凳，潜心钻研自己的学问，这不是也称得上“君子”吗
他必将成大器啊
这位学生特别强调，“习”，不应当理解为学习，学习用“学” 而不会用“习”，它应该被理解为实习、实践；“朋”，不应当理解为朋友，朋友用“友” 而不会用“朋”，它应该被理解为朋党、同党，传统中国党同伐异，“对手”若能成为同党，怎能不令人高兴；“远方”并非指空间距离，而是指心灵距离、学术距离。
心灵上、学术上隔着非常大的距离，即为自己学术上的“反对派”，现在反过头来向自己“靠拢”，成了自己的“朋党”，确实令人高兴。
我们不能说这位学生对这段话的解释无懈可击，但它确实新鲜，比较活泼，说明他思想活跃，动用了“创新思维”。
尝试利用传统文化知识，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的训练，确实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大家不妨一试。
传统文化进课堂，运用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创新精神、创新意识的培育和创新思维的训练，我们也刚刚起步，还需要进一步地实践和探讨，扎扎实实地做下去，必能取得更佳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