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概括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精神
“光辉的希腊，伟大马”，这是人们对古希腊马文化特点的高度概括。
一、古希腊文其文化特征 古希腊文化作为古典文化代表，在西方乃至世界都占有极其重要地位。
爱琴海文明虽较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和古印度文明迟，但其影响却更为巨大。
换言之，上述文明以淘汰于历史长河之中，而古希腊文化精神却未被湮没，足可见其文化内涵的深刻性。
希腊是城联邦，各城即是独立的奴隶制国家，没有统一的政体。
所谓的希腊文明是个包罗万象的文明，主要是包括雅典文明、特洛伊文明、斯巴达文明等等。
比较注重文学、哲学、数学、天文学等科学，总得来说都是比较先进。
我们从古希腊的文学和哲学这两方面来谈一下。
古希腊文学是指古代希腊世界的文学。
广义的古希腊文学涵盖了从氏族制希腊社会到希腊化时代的文学，持续时间近1000年，它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源头，也是欧洲文学的第一个高峰。
古希腊文学反映了欧洲从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现实生活，特别体现了古代世界的人们对战争与和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思考。
古希腊时代显赫的英雄行为和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都在文学作品中得以深刻的体现。
这些文学作品不仅为整个西方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调，也为人们研究古希腊世界的历史与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较有代表性的是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是古希腊世界从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时期，史称“英雄时代”，又称“荷马时代”，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是神话和史诗，如《荷马史诗》。
古典希腊哲学，或称早期希腊哲学集中在辩论与质询的任务。
在很多方面，它同时为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铺设了道路。
早期希腊哲学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从未间断，从早期穆斯林哲学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和现代的普通科学。
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主要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
古希腊文化的特征主要有四方面：1、理想主义。
古希腊的一个重要的美学思想就是和谐是美。
古希腊人很早就提出黄金比例的观点，并运用于绘画雕刻。
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观一最根本的思想，就是宇宙和世界按照“数”的关系和原则构成的，因此是最和谐的`最具有数的规律性。
文学作品中，男性大多具有非凡的力量`英俊的相貌`发达的肌肉。
女性则有惊世的容貌，诱人的胴体。
神其实与人一样拥有情感`缺点，只是他们拥有人不具有的神力，换言之，神只是理想化了的人。
2、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决不偶然。
古希腊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希腊人重视个人价值，追求自由，享乐。
希腊神话中经常出现半神般的英雄，像赫拉克勒斯`忒修斯`珀修斯等，不需要再举例。
神同人一样，追求女色，争强好胜。
3、理性主义。
希腊人是奔放的，拥有所谓的“酒神情绪”。
但比起其他民族，理性色彩还是比较突出的。
古希伯人信奉上帝`埃及人崇敬太阳神，印度人膜拜的就更多了。
希腊人对神的态度与其说是崇拜不如说追求向往。
人甚至敢开神的玩笑。
这种理性主义使得苏格拉底可以为真理喝下毒酒。
希腊人将这运用到哲学，思考世界的本原，探讨悖论的逻辑；运用到科学，研究杠杆`滑轮`浮力，发现数的奥秘。
4、悲剧性。
自身的追求与命运的矛盾，就形成悲剧。
严格说，每个民族都有悲剧性，但希腊最浓，似乎只有日本与其向近。
荷马史诗就是悲剧的代表。
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是两种典型的悲剧人物。
前者是自身追求与命运矛盾，后者是自身思想与国家使命矛盾。
这里不祥加介绍。
5、雄伟性。
这点是上面一点的延续。
悲剧不是侧重写悲，而是写悲壮雄伟。
希腊的史诗戏剧大多体现英雄主义色彩，抒情性较强。
语言高亢，句式短促。
希腊建筑帕特农神庙高大壮观，雕塑《掷石饼者》形象健美，都体现这一点。
二、古罗马文化及其文化特征 罗马文明更为复杂，一般我们说的古罗马文明好象说的是罗马第一帝国以及此前的罗马共和国。
罗马从政体上看是统一的，实行联邦民主制度。
较早地开创和实践了民主的概念。
政体上很像现在的美国。
与希腊文明相比较，罗马是个强大的国家，但文明远落后与希腊。
因此罗马的文明是从希腊继承来的。
这点与我国古代元、清等朝代有相似之处。
古罗马受斯巴达很大，崇尚意志，有一种潜在的唯心哲学的雏形。
另外，罗马的疆土的广大，使得罗马文明具有更大的多样性，包括继承吸收了希腊文明、迦太基文明、绯尼基文明、日尔曼文明、埃及文明甚至早期基督教文明等等。
典型的强式文化，影响力大、多样、开放。
在哲学、文学、建筑等方面，为全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下面我主要来讲一下古罗马的哲学文化。
从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罗马打败马其顿，吞并古希腊各城邦，直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便是历史上的“古罗马时期”。
古罗马时期的大多数哲学家都是通过注释前辈们的著作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虽说不乏真知灼见，但从总体上说，不过是对以往哲学以不同形式加以综合而已，缺乏独创性。
这一时期的重要哲学流派是怀疑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斯多噶学派和新柏拉图学派，其中都包含有一定的心理学思想。
我们着重来了解怀疑学派。
这个学派的创立者是皮浪（约公元前365—前275）。
古希腊早期哲学所孕育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探求真理的途经，或者相信内部固有的理性，或者依靠外在感性的经验。
然而，皮浪则认为理性也好，感觉也好，都不能提供真实的知识。
因此，人对一切事物最好都采取怀疑的态度，保持沉默，不要轻易下断语。
这样，在思想上默于不可知，安于不知，就可以达到心神恬静了。
追求心神恬静是人生的目的。
皮浪代表早期的怀疑主义，后来古罗马的爱那西德谟（约公元前1世纪）代表晚期的新怀疑主义。
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两大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摇篮，是世界文化史上两座永恒的丰碑，是西方人所津津乐道的光辉时代。
勤劳的古希腊和罗马人民用他们的智慧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留给我们一个无论是文化史上还是艺术史上的维以超越的高度。
罗马文化的特点 古代罗马兴起于意大利半岛，与希腊毗邻。
公元前5世纪希典文化高度繁荣之时，罗马还是一个刚刚步入文明的城邦。
随着罗马的对外扩张，罗马文化也影响越来越大。
罗马文化是西方古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希腊文化有着千扮万缕的历史联系。
无论在建筑、宗教、科学、折学，还是在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和印记，是对希腊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但它在这些方面的成就却又比希腊更胜一筹。
罗马人早期是一个农业民族，在很长的时间内，他们一直保持着一种浑厚质朴、勤恳务实的民风。
共和早期的罗马人生活节价、不事奢华，人们衣着朴素、饮食简单。
在罗马民族精神的影响下，质朴务实成为罗马文化最重要的特征。
如：罗马艺术更倾向于实用，在形式上追求宏伟壮观，在人物表现上强调个性。
罗马艺术的突出成就表现在建筑和雕刻上。
罗马建筑在整体规划、建筑技术结构的复杂、用途的广泛类型的多样化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希腊，形成了罗马风格的建筑。
大圆柱型和拱券结构是罗马式建筑的显著特点，同时逐渐形成了罗马的建筑体系与民族风格。
无论是神庙、宫殿、剧院、广场、浴场等，罗马人都有了超前的开拓创新，况且这些建筑本身又蕴含着公共设施的意义，文化建设就更能够推广了。
罗马人根据自己民族的特点对吸收回来的建筑进行改造，继承了希腊建筑的柱式体系的精华，发展了集合式。
如万神庙在罗马建筑中堪称一绝。
同时罗马也吸收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的艺术精华。
罗马建筑特色在帝国城市里普遍的体现了这样的风格，这是在罗马文化的一大骄傲，也是建筑艺术达到了更大范围的统一综合的重要标志。
古罗马建筑艺术成就很高。
大型建筑物风格雄浑凝重，构图和谐统一，形式多样。
罗马人开拓了新的建筑艺术领域，丰富了建筑艺术手法。
由于罗马在政体上的发展和完善，对文化的影响也是十分突出的，罗马社会先后经历了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三个时代阶段。
故罗马人的政治实践，给西方政治传统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
对国家观念、统治术、法律、军事技术和工程等方面有更高的成就；在公民中提倡坚毅、服从、责任感等道德。
对罗马文化的宣传推广发展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以在社会生活上和习俗上而日益丰富。
罗马在文字和文学上也有很大的创造。
古代罗马人使用文字较早，而真正的文学作品则产生较晚。
公元前 3世纪之前，罗马已有原始的民间文学，但这些口头创作的诗歌很少保存下来。
罗马文学的发展是在统一意大利以及向海外扩张过程中大量接受希腊文化的影响，移植和改造希腊的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的基础上取得的。
罗马文化作品十分的丰厚，如喜剧作品《商人》、《吹牛的军官》散文就西塞罗作品就留下了57篇的演讲稿和800多篇书信。
公元前 7世纪，罗马人在伊特鲁里亚字母（改造希腊字母而成）的基础上创造了拉丁文字母。
后经不断完善，拉丁文字母成为其他许多民族创造自己文字的基础。
这是古罗马人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之一。
在哲学上也形成了多个不同的派别，不同的派别形成了不同的理论。
罗马的唯物主义哲学对宗教迷信愚弄人民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后期罗马帝国的唯心主义哲学，提出了“太一”是世界的本源，修行的手段是禁欲和苦行，使灵魂得到净化，达到灵魂与“太一”的合一，实现了向宗教神学的过渡，对基督教神学思想影响巨大，也给人类留下了睿智的智慧。
在自然科学上，罗马民族有较强的实用科学理性精神，其要表现为两方面：是将古希腊以来的利学知识加以综合，乃至集大成为知识体系；二是注重于将科学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从而创造了古代西方世界最高度发达的生产力。
罗马人对实用性的重视，使得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农艺、建筑、军事、医学、测绘等实用科学技术在罗马得到了发展，并取得了较大成就。
罗马实用科技的发展在农业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老加图的浓业志》、《瓦罗的论农业》和《科路美拉的论农业》是罗马三本著名的农书。
它们不仅论述了农业生产技术和经价管理农业的方法，而且也述及社会的经济关系。
在罗马科学技术黄金时代的百余年，科技诸门类都有显著的进展，特别是技术工程等服务于生产而又与重视实用的罗马精神结合无间的学问, 更是硕果甚丰。
罗马的文化特点很多，形式多样，涉及领域多。
罗马人以开拓的精神来发展罗马文化，丰富了罗马文化，为全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林徽因生平
林徽因，福建闽县(今福建福州)人，生于浙江杭州，出身于官宦世家。
祖父林孝恂 进士出身，历官浙江金华、孝丰等地。
父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诗文，工书法，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徽因生于浙江杭州，随祖父母居住。
5岁，由大姑母林泽民授课发蒙。
8岁，移居上海，入虹口爱国小学学习。
1916年，因父在北洋政府任职，举家迁往北京。
她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
1920年4月，随父游历欧洲，在伦敦受到房东女建筑师影响，立下了攻读建筑学的志向。
在此期间，她还结识了诗人徐志摩，对新诗产生浓厚兴趣。
翌年，随父回国，仍到培华女中续学。
1923年，徐志摩、胡适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徽因常常参加新月社举办的文艺活动，曾登台演出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饰演主角齐德拉公主，台词全用英语。
她流利的英语和俊秀的扮相，在文艺界留下深刻印象。
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启超长子梁思成同时赴美攻读建筑学。
由于当时美国 林徽因宾州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她改入该校美术学院，而主要仍选修建筑系的课程，实现了自己的志愿。
1927年夏，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半年。
1928年春，她同梁思成结婚。
8月，夫妻偕同回国，一起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
林徽因在到职前先回福州探亲，曾应福州师范学校和英华中学之请，作《建筑与文学》和《园林建筑艺术》的演讲。
又为其叔林天民设计福州东街文艺剧场。
翌年，到东北大学讲授《雕饰史》和专业英语。
从1930年到1945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
比如像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 林徽因结婚照等。
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1931年，她受聘于北平中国营造学社。
次年，为北平大学设计地质馆和灰楼学生宿舍。
在此后数年中，她多次深入晋、冀、鲁、豫、浙各省，实地调查勘测了数十处古代建筑，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有关建筑的论文和调查报告，还为署名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写了绪论。
这是一本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必读的重要工具书。
林徽因在从事建筑科学研究之馀，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931年4月，她的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以“徽音”为笔名，发表于《诗刊》第二期。
以后几年中，又在《诗刊》《新月》《北斗》、天津《大公报》《文学杂志》等，先后发表了几十篇作品。
大部分是诗歌，也有散文、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
她的诗多数是以个人情绪的起伏和波澜为主题，探索生活和爱的哲理。
诗句委婉柔丽，韵律自然，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赏，奠定了她作为诗人的地位。
当时，她曾应聘为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讲授《英国文学》课 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程，负责编辑《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还担任《文学杂志》的编委。
她经常参加北平文学界读诗会等活动。
1936年，平津各大学及文化界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抗日救亡的八项要求，徽因是文艺界的发起人之一。
在林徽因的著作中，建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作家的文学气质揉合得浑然一体。
她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不仅有严谨的科学内容，而且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和赞美祖国古建筑在技术和艺术方面的精湛成就，使文章充满诗情画意。
而在文学作品中也常用古建筑的形象作比喻。
如《深笑》一诗中，就以古塔檐边无数风铃转动的声音，比喻笑声的清脆悦耳，直上云天，既贴切，又新颖，别具一格。
由于她兼通文理，在建筑学和文学创作上都显露出惊人的才华，所以在30年代就享有“一代才女”的美誉，被列入当时出版的《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与冰心、庐隐同为著名的闽籍女作家。
林徽因和梁思成考察古建筑[1] 1937年夏，她在山西五台山地区发现我国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建于唐代的佛光寺大殿。
正当她要进行深入研究时，“七七”事变爆发，她被迫中断野外调查工作。
不久，北平沦陷，全家辗转逃难到昆明。
次年，她为云南大学设计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女生宿舍。
1940年，她随梁思成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住在低矮破旧的农舍里。
颠沛流离的生活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使她肺病复发。
在病榻上，她通读了廿四史中有关建筑的部分，为写《中国建筑史》搜集资料，经常工作到深夜。
几年中，她协助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建筑史图录》稿，初步实现了他们在学生时代就怀有的心愿。
这个时期，她的文学作品不多，在她若干诗稿中，迷惘、惆怅、苍凉、沉郁已代替了战前那恬静、飘逸、清丽、婉约的格调。
诗中时时流露出关怀祖国前途、命运的情愫。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全家于1946年8月回到北平。
不久，她为清华大学设计教师住宅，并接受校外的设计任务。
1948年5月，她在《文学杂志》发表了《病中杂诗》9首。
同年底，清华大学所在的北平郊区解放了。
解放军包围古都北平。
林徽因夫妇想到城内无数巍峨壮观、雕梁画栋的古建筑也许将毁于战火，忧心如焚，寝食不安。
1949年初，突然两位解放军同志来到她家，摊开北平军用地图，要求他们用红笔圈出一切重要文物古迹的位置，以便万一大军被迫攻城时尽可能予以保护，这使他们十分感动，消除了对共产 党的疑虑。
他们立即应解放军的请求，编写《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
此书后来演变成为《全国文物保护目录》。
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因提倡新建筑用作大屋顶等传统形式和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在明清古城墙拆毁时，梁思成和林徽因抚砖痛哭。
1953年文化部组织的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林徽因冲动的指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说“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
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下，林徽因的病情急遽恶化，最后拒绝吃药救治，于1955年离世。
在文学方面，她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作品，均属佳作，其中代表作为《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等。
北平解放后，林徽因受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担任《中国建筑史》课程并为研究生开《住宅概论》等专题课。
从1949年9月到1950年6月，她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几位教师一起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设计任务。
1950年，她被任命为北京计画委员会委员，对首都城建总体规划提出了有远见的意见。
她以极大的科学勇气和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的错误主张，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并提出修建“城墙公园”这个既能保存古文物又可供人民憩息的新设想。
1951年，她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承担为碑座设计纹饰和花圈浮雕图案的任务。
她关心传统手工业的复兴，为濒临停业的景泰蓝、烧瓷等传统工艺品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式图案，亲自参加试制，并为工艺美术学院培养研究生。
1952年，她参加中南海怀仁堂的内部装修设计，还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翌年，她当选为中国建筑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担任《建筑学报》编委、中国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
1954年6月，她当选为北京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徐志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徽因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旺盛精力，不但出色地完成了所担负的工作和教学任务，而且还与梁思成合作写了《城市规划大纲》、《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等学术论文。
为《新观察》等刊物撰写了10几篇介绍我国古建筑的通俗读物。
但到了1954年，她的身体已极度衰弱，所承担的《中国建筑史》课程，几乎一大半是躺在床上讲授的。
1955年4月1日，病魔终于夺走了她的生命，享年51岁。
她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下方有一块刻著秀丽花圈的汉白玉。
这原来是为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雕饰试刻的一个样品，人民把它作为一篇独特的无字墓志铭，奉献给它的创作者林徽因。
人类进入文明史后，女性一直被淹没在历史的黑洞里。
在妇女解放这条路上，20世纪中国妇女先觉者中，相当多的人以与新文学共体的方式，张扬著自我的独立品格，从而让我们见识到有别于传统“象牙美人”、激荡著青春气息与时代风云的美丽人生。
林徽因应该是这一群体中很特别的一个。
面对这样的女子，倘若还要纠缠她的情感，那么那个据说为她终身不娶的哲学家金岳霖的真诚最能够说明她情感的品质。
倘若还要记起她的才华，那么她的诗文以及她与梁思成共同完成的论著还不足以表现她才华的全部，因为那些充满知性与灵性的连珠的妙语已经绝响。
倘若还要记起她的坚忍与真诚，那么她一生的病痛以及伴随梁思成考察的那些不可计数的荒郊野地里的民宅古寺足以证明，她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真正的女人。
关于林徽因的传记有《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林徽因》，《林徽因寻真》等。
奥班马费城演讲（翻译）
三月十八日，美国联邦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在美国《独立宣言》诞生的城市——费城，就种族问题发表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演讲。
以下是演讲全文。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二百二十一年前，在至今仍在对面街头屹立的建筑物大厅内，一群人聚集一堂，以这寥寥数语，开始了美国疑难重重的民主实验。
在持续至一七八七年春天的费城制宪会议上，农夫和学者、远涉重洋前来躲避暴政和迫害的政治家和爱国者发出的独立宣言终于成为现实。
他们制定的文件虽最终签署完毕，但仍属未竟之业。
这个文件被美国奴隶制的原罪所玷污，但因各殖民地对此意见不一，制宪会议陷入僵局。
最后开国元勋们决定允许奴隶买卖至少再继续20多年，留待后人拿出最终解决方案。
当然，对奴隶制问题的回答已经被纳入这部宪法——宪法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为核心；宪法要求保障人民的自由、正义，以及一个可以而且应该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的联邦国家。
然而，纸上的文字不足以打碎奴隶的枷锁，也不足以使各种肤色和信仰的美国男女公民充份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为缩小我们的理想境界与各时代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继续抗议，继续奋斗，在街头和在法庭，通过内战和公民抗争行动，且往往需要冒极大的危险，自觉自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就是我们在这次竞选活动开始之初确定的任务之一——继续我们先辈走过的漫漫征途，走向更公正、更平等、更自由、更有关爱之心和更繁荣的美国。
我选择在历史上的这一时刻竞选总统，因为我坚信，除共思解厄之策之外，我们无法迎接我们的时代面临的挑战——除非我们使我们的国家日臻完善，懂得我们或许各有各种不同的经历，但我们怀有共同的希望；我们或许外貌不同，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都希望朝同一个方向前进——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这一信念来自于我对美国人民的浩然正气和慷慨大度的笃信不疑。
这一信念也来自于我本人作为一个美国人的经历。
我是肯尼亚一黑人男子和堪萨斯一白人女子的儿子。
我在白人外祖父和外祖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
外祖父度过了大萧条时期，二战期间在巴顿的部队服役；外祖父赴海外服役期间，外祖母在莱文沃斯堡一个轰炸机装配线上工作。
我曾在美国一些最好的学校就读，也曾在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生活过。
我与一美国黑人结婚，她身上流着奴隶和奴隶主的血，我们又将这一血统传给了我们的两个宝贝女儿。
我有各种族和各种肤色的兄弟姐妹、甥舅叔侄和堂兄表妹散居三大洲。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在全世界任何别的国家都不可能有我这样的经历。
这种经历并没有使我成为最符合标准的候选人，但在我的基因里烙上了这样一种观念：这个国家超越了其各组成部份的总和——纵有万千之众，我等实为一体。
与预期的情况相反，在这次竞选活动的第一年，我们发现美国人民多么希望聆听呼唤团结的声音。
尽管有人总会纯粹通过种族的过滤镜看待我的候选人地位，我们还是在一些白人比例最高的州赢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
在至今依然飘扬着邦联旗帜的南卡罗来纳州，我们建立了美国非洲裔和美国白人的强大联盟。
这并不是说种族问题没有成为竞选的一个议题。
在竞选的各个阶段，有些评论员或认为我“太黑”，或认为我“还不够黑”。
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初选前的一星期，我们看到种族紧张关系激起的涟漪。
新闻媒体从投票后民调结果中竭力搜寻种族分化的最新证据，不仅涉及白人和黑人，而且涉及黑人和棕色人种。
然而，近两个星期，竞选中有关种族问题的讨论出现了特别重大的分歧。
根据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我们听到有人以暗示的方式说，我参加竞选在某种意义上是平权计划的一种实践，纯粹以自由派人士希望廉价获得种族和解的天真愿望为依据。
根据另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我们听到我以前的牧师杰里迈亚·赖特用煽动性语言发表的言论，其观点不仅有可能扩大种族分歧，而且有损于我国之伟大和美德，自然引起白人和黑人两方面的不满。
赖特牧师引发了这样的争议，我已经用毫不含糊的语言批评了他的言论。
然而，对某些人来说，一些使其感到困惑的问题仍挥之不去。
我过去是否知道他有时激烈地批评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
当然知道。
我在教堂听他布道时，是否曾听到他发表会被认为有争议的言论
听到过。
对他的很多政治观点，我是否有强烈的不同看法
一点不错——我可以肯定，你们中间的很多人也曾听到你们的牧师、神父或拉比发表你们十分不同意的观点。
但是，引起最近这场风暴的言论不仅仅具有争议性，也不仅仅是一位宗教领袖对其认为的不公正大张挞伐的行动。
更重要的是，这些言论以严重扭曲的方式看待我国，认为白人种族主义盛行，美国的不足之处被无限夸大，美国一切众所周知的好的方面被无限贬低；认为中东冲突的主要根源是以色列这样的坚定盟友采取的行动，而不是伊斯兰激进主义倒行逆施的仇恨性意识形态。
为此，赖特牧师的言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会制造分裂，在我们需要团结的时候制造分裂；在我们需要同心同德解决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借种族问题发难——这些问题包括两场战争、恐怖主义威胁、经济下滑、长期的健保危机和有可能造成严重破坏的气候变化等。
这些问题既不是黑人的问题，不是白人的问题，不是拉美裔的问题，也不是亚裔的问题，而是我们大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鉴于我的背景、我的从政经历、我明确表明的价值观和理想，毫无疑问我批评上述观点的声明对某些人来说仍不足为训。
他们可能会问，我为什么原来就与赖特牧师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不参加别的教会
坦率地说，假设我对赖特牧师的了解完全来自电视和You Tube反复播放的那些布道录像，或者假设“三一联合基督教会”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某些评论员喋喋不休的讽刺性描述，毫无疑问我也会有差不多类似的反应。
但真实的情况是，我对这个人的了解不仅如此。
我在二十多年前首次见到的这个人引导我信仰基督教，教导我有责任相互爱护；有责任照顾病弱，扶助穷人。
这个人曾作为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为国效力；曾在美国一些最好的大学和研究班学习和讲课。
三十多年来，他主持的教会一直为社区服务，在人世间施上帝之仁——收容无家可归者，为人们解危济困，提供日托和奖学金服务，赴监狱传经布道，援助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等。
在我的第一本书《我父亲的梦想》中，我描述了我在三一教会第一次听牧师布道的感受：“人们开始呼喊，从座位上站起来，鼓掌欢呼，牧师的声音在一股强劲的风流中回荡，直冲教堂屋椽……只听见一个单词——希望
我从中听到了弦外之音，在这个十字架脚下，在全城成千上万的教会里，我可以想象，普通黑人的经历已经与大卫和歌利亚、摩西和法老、狮穴里的基督徒、《以西结书》中的遍地骸骨交汇融合。
这些情景关乎生存、自由和希望，已成了我们的经历，我的经历；洒下是我们的血，流下的是我们的泪；直到如今阳光明媚的日子，这个黑人教会再次宛如一艘航船，承载着一个民族走过的历程，驶往未来的世代，奔向更广阔的世界。
我们的磨难和胜利既独特又具有普遍性，既是黑人的经历，又不仅仅是黑人的经历；回首我们的历程，种种经历和歌声使我们获得重寻记忆的途径，我们无需为往事感到羞愧…… 可能值得全体人民探究和珍视的记忆，我们不妨以此为起点开始重建。
”这就是我在三一教会的感受。
如同全国其他黑人主流教会一样，三一教会代表了整个黑人群体——医生、靠福利为生的母亲、模范学生、昔日的街头帮派成员等等。
如同其他黑人教会一样，三一教会的诵经活动充满了喧腾的笑声，有时还参杂着不登大雅之堂的幽默。
这些活动时时伴随着舞蹈、掌声、尖叫和呼喊，在不习惯的人听来可能显得刺耳。
教会可谓千人千面，包罗万象，有慈祥和凶残，有极度聪明和令人吃惊的无知，有奋斗和成功，有爱和认同，有怨恨和偏见，凡此种种构成了美国黑人的整体。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我与赖特牧师的关系。
尽管他并不完美，但他对于我有如亲人。
他坚定了我的信念，担任我的证婚人，为我的孩子施洗礼。
在我与他交谈的过程中，我从未听他用砥毁的言辞谈论任何种族群体，也从未以不礼貌和不尊重的态度对待他所接触的白人。
他本身也带有他辛勤服务了许多年的群体存在的矛盾，包括好与坏两个方面。
我不能切断与他的联系，如同我不能切断与黑人社区的联系。
我不能切断与他的联系，如同我不能切断与白人祖母的联系——她是将我抚养成人的妇女，为我一再做出牺牲的妇女，一位爱我如同爱世间一切的妇女，但也是一位曾经承认对街头擦肩而过的黑人男子感到恐惧的妇女，一位不只一次因流露出种族或族裔成见而令我颓丧的妇女。
这些人与我息息相关。
他们也是我挚爱的美国的一分子。
有些人会认为，这些话是在替根本不可原谅的言论辩解或开脱。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事实并非如此。
我认为，政治上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这段插曲成为过去，但愿从此销声匿迹。
我们可以指责赖特牧师心态偏激，属蛊惑人心之徒，如同有些人在杰拉尔丁·费拉罗最近发表言论后指责她带有某种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一样。
但我认为种族问题是这个国家当前绝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否则我们就可能重蹈赖特牧师布道时的覆辙，对美国存在的问题发表触犯众怒的言论——以简单化、带有成见和夸大其词的方式看待消极的方面，以至达到歪曲事实的程度。
事实是，这几个星期出现的言论和问题说明这个国家种族问题的复杂性，而我们从来没有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真正尽已所能。
这是我们联邦国家尚待完善的一个方面。
现在我们如果回避问题，如果简单地退守各自的阵营，就永远不能齐心协力地应对医疗、教育以及使每个美国人都找到好工作等方面的挑战。
要认清这个现实，就必须谨记我们是怎样走到今天的。
威廉·福克纳曾经写道：“过去并未死亡，也未被埋葬。
事实上，过去甚至并没有成为过去。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列举这个国家种族不公正的一桩桩往事。
但我们的确有必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今天美国非洲裔群体存在的诸多差距可以直接追溯到早期前辈们因受奴隶制遗毒和吉姆·克罗之害遭受的代代相传的种种不平等。
以往受种族隔离之害的学校成为劣质学校，现在这类学校依然如此；在布朗诉教育局案发生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没有消除这种现象。
他们提供如此劣质的教育，不论以前还是现在，都造成了今日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之间普遍存在的学业鸿沟。
以往合法的歧视行为，往往以暴力手段阻止黑人拥有地产，不向美国非洲裔业主发放贷款，不让黑人房主享受联邦住房管理局抵押贷款，不让黑人加入工会、警察和消防所，意味着黑人家庭无力聚敛任何值得传给子孙后代的财富。
历史说明了黑人与白人之间出现财富和收入鸿沟的原因，也揭示了今日许许多多城市和乡村地区贫民窟高度集中的根源。
黑人男性缺少经济机会，因无力养家糊口而感到羞愧和沮丧，导致黑人家庭每况愈下——多年来，福利政策可能已使这个问题更形恶化。
许许多多的城市黑人社区缺乏基本服务——供儿童玩耍的公园、执行巡逻任务的警察、定期收垃圾的服务以及建筑规范的执行——都促成了暴力、衰败和疏漏的恶性循环，至今仍继续对我们造成困扰。
赖特牧师及其同时代的美国非洲裔就是在这样的现实中成长的。
他们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长大成人，当时这个国家仍在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人们的机会也受到高度制约。
但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有多少人因受到歧视遭遇失败，而在于有多少男性和女性战胜了困境；有多少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为我这样的后来者开辟了一条道路。
然而，在所有这些人付出大量血汗实现自己的美国梦的同时，还有很多人没有成功。
可以说，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们最终都被歧视击垮。
失败造成的影响也延续到后代子孙。
我们看到那些年轻男子，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子，在街头巷尾游荡，或在我们的监狱里熬日子，对未来没有任何希望和憧憬。
即使是那些功成名就的黑人，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也继续从根本上决定着他们的世界观。
对于赖特牧师同时代的男男女女，对羞辱、疑虑和恐惧的记忆并没有淡出；那些年代留下的愤怒和怨恨也没有消逝。
这种愤怒可能不会在公共场合显露，也不会向白人同事或白人朋友表示。
但在理发店和饭桌上却可以听到这种声音。
这种愤怒情绪有时也被政治人物利用，以种族为争取选票的砝码，或借此为自己的失利开脱。
星期天上午在教堂的讲坛上和坐席间，时而也会听到这种声音。
很多人听到赖特牧师在几次布道时表露的愤怒情绪，不免感到惊愕，其实这不过是验证了一句老话：美国生活中种族界限最鲜明的时刻是星期天上午。
这种愤怒情绪往往适得其反；事实上，这种情绪经常会分散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精力；使我们难以正视我们自身状况的复杂性，妨碍美国非洲裔群体结成实现真正转变所必需的联盟。
但这种愤怒切实存在；而且影响巨大；单凭主观愿望否认其存在，在不了解其根源的情况下横加指责，只能加深不同种族之间业已存在的误解。
事实上，一些白人群体也怀有类似的愤怒情绪。
大多数属于劳动阶层和中产阶层的美国白人并不觉得他们作为白种人享受到了什么特权。
他们走过的历程就是移民走过的历程。
因为对他们而言，没有人赠与过他们任何东西，他们完全是白手起家。
他们一辈子勤恳工作，到头来却有很多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工作被输出到海外，苦干了一生养老金却付诸东流。
他们深感前途未卜，渐渐与自己的梦想失之交臂；在这个薪酬不见增加的全球竞争时代，机会被视为一种零和游戏，你的梦想成真就意味着我的梦想破灭。
因此，当他们知道自己的子女只能乘校车到城镇另一头的学校上学时；当他们听说，为了纠正不平等现象，一名美国非洲裔得到照顾，获得一份好工作或被一所好大学录取，但那一段不平等的历史根本不是他们的过错时；当他们对城区犯罪活动的忧虑被说成是某种偏见时；不满情绪便一天天加深。
与存在于黑人群体的愤怒情绪一样，这些不满情绪往往不会在相互礼遇的场合显露。
但这种不满对至少一代人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影响。
对于福利政策和平权法案的种种不满促成了里根联盟的形成。
为了赢得选举的胜利，政界人物经常利用人们对犯罪的恐惧心理。
谈话节目主持人和保守派媒体评论员不惜付出一生的精力批驳对种族主义的不实指控，与此同时却认为对种族不公正和种族不平等的正当讨论只不过是所谓社会规范的问题或逆向种族主义的表现。
正如黑人的愤怒情绪往往适得其反，白人的这些不满情绪也导致注意力的转移，忽视了中产阶层的压力的真正根源——以内线交易、有漏洞的会计制度和贪图眼前利益为特征的公司文化；华盛顿被游说团体和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局面；只考虑少数人利益而不顾广大民众利益的经济政策。
然而，仅凭主观愿望要求美国白人抛弃不满情绪，断言他们受人误导甚至给他们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但同时并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深切忧虑是合情合理的，也加深了种族鸿沟，阻碍了通往相互理解的道路。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
多年来，我们始终处于种族僵持的局面，难以自拔。
与某些人对我提出的批评恰恰相反，不论他们是白人还是黑人，我从来没有天真到以为单凭一届选举，单凭一名候选人参选，就能超越种族差异，更不用说是象我这样并不完美的候选人了。
但我执着地表明一个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植根于我对上帝的信仰和对美国人民的信心——只要齐心协力，我们便能愈合一些历史遗留的种族伤痕。
事实上，若想在完善联邦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们无其他选择。
对美国非洲裔群体而言，这条道路意味着承受我们的历史重负，但不做历史的牺牲品。
这意味着继续坚持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享有公正待遇的要求。
但也意味着将我们的具体诉求——要求改善医疗、教育和就业状况等，同全体美国人民的共同追求相结合，为打破玻璃天花板而艰苦奋斗的白人女性、被解雇的白人男子、忙于养家糊口的外来移民等。
这意味着对自己的生活承担全部责任，要求做父亲的尽更多的义务，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子女，读书给他们听，让他们懂得虽然在今后的生活中可能遇到困难和歧视，但绝不能丧失希望，绝不能消极厌世；必须始终坚信能由自己书写今后命运的篇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典型美国式的，而且的确属于保守派的自助观念也经常在赖特牧师的布道词中出现。
但我从前的这位牧师往往无法理解的是，依靠自助同时也需要相信社会能够发生嬗变。
赖特牧师的布道词存在的重大谬误不在于他谈到我们社会的种族主义。
问题在于他的话似乎认为我们的社会是静止的；似乎从未取得任何进展；似乎这个国家，一个使他所属群体的一名成员有可能竞选国家最高公职并促使白人与黑人、拉美裔与亚裔、富人与穷人、年轻人与老年人相互融汇的国家，仍然无可救药地与悲惨的往事捆绑在一起。
但我们了解的情况，我们已看到的情况是，美国能够发生嬗变。
这是这个国家特有的天赋。
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为我们带来希望，敢于希望的勇气，争取我们明天能够和必须实现的目标。
在白人社区，改善联邦国家的道路意味着，需要承认美国非洲裔群体经历的痛苦不仅仅存在于黑人的心中；歧视的遗风，以及目前发生的各种歧视事件，虽然不象过去那样明显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必须得到解决。
不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且需要付诸行动——扶持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社区；加强执行民权法，保证我们刑事司法系统公正不倚；为这一代人架起以往历代人从未获得的机会的梯子。
这要求所有的美国人认识到，你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必以牺牲我的理想为代价；注重黑人、黄种人和白人孩子的健康、福利和教育最终有助于全美国的繁荣。
最终需要的恰恰是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所要求的，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我们也需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别人。
经书告诉我们，让我们成为我们弟兄的庇护人。
让我们成为我们姐妹的庇护人。
让我们寻求我们相互之间共同的利益，也让我们的政治生活体现这种精神。
我们的国家可以有所选择。
我们可以接受滋生分裂、冲突和消极态度的政治。
我们可以仅在发生引人瞩目的事件时谈论种族问题——正如我们在OJ审判时所做的，或在悲剧发生之后，正如我们在“卡特里娜”飓风灾后所做的——或作为晚间新闻的谈资。
我们可以每天在每一个频道播放赖特牧师的布道情景，从现在直到大选继续评头论足，并且在竞选中只提一个问题，即美国人民是否认为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或同情他那些最激烈的言辞。
我们可以猛烈抨击希拉里一位支持者的某些失言之处，以此证明她在打种族牌，或者我们可以揣测，白人男子是否会在大选期间全体投向约翰·麦凯恩，不再考虑他提出的政策。
我们可以这样做。
不过，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我可以告诉大家，下次选举时，我们会谈论其他一些枝节性话题。
于是就会有下一次，还会有再下一次。
结果是一成不变。
这是一种选择。
或者，此时此刻，在这次选举期间，我们可以共同表示：“这次决不再如此。
”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衰败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剥夺了黑人和白人的孩子、亚裔和拉美裔的孩子、印第安人的孩子的前途。
这一次，我们希望不再抱消极的态度，不再认为些孩子不会读书；不再认为这些外貌与我们不同的孩子是别人的问题。
美国的孩子不应该如此，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在二十一世纪的经济中掉队。
这次决不再如此。
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在急诊室排队的病人中为什么都是没有医疗保险的白人、黑人和拉美裔；他们自身没有能力战胜华盛顿的特别利益集团，但如果我们携手努力，他们就能与之抗衡。
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曾经给各种族的男男女女提供体面生活的工厂如今已被关闭，曾经属于各宗教、各地区和各行各业美国人的住房如今被迫出售。
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真正的问题不是与你外貌不同的人会夺走你的工作；而是因为你服务的公司仅为了获得一份利润将你的工作转移到海外。
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每一种肤色和信仰的男女军人在同一面令人引以为豪的旗子下共同效力、共同奋战、共同流血。
我们要谈的是，如何使他们撤出这场根本不该得到授权而且根本不该进行的战争并返回家园。
我们要谈的是，我们将如何关心他们及其家人，给予他们应得的福利，以此表达我们的爱国热忱。
如果我不真诚地相信，这就是广大美国人民对美国的期望，我就不会竞选总统。
这个联邦国家或许永远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但一代又一代人已经证明，情况总能得到改善。
今天，每当我对这种可能性感到怀疑或抱态度消极时，给我带来最大希望的是下一代——年青的一代，他们对变革的态度、信心和开放的胸怀已经使这次选举具有划时代意义。
我今天特别想为各位说一段故事——我曾非常荣幸地在金博士诞辰之日讲述过这一故事，地点是亚特兰大金博士主持的“以便以谢”浸礼会教堂。
一位名叫阿什利·巴亚的二十三岁白人年轻女子为我们组织南卡罗来纳州弗洛伦斯市的竞选活动。
自这次竞选开始以来，她始终在这个以美国非洲裔为主的社区组织活动。
有一天她参加了一场圆桌讨论会，大家轮流讲述自己的情况以及他们为什么来参加讨论会。
阿什利说，她九岁那年，母亲得了癌症，有几天没有上班，为此遭到解雇，也失去了医疗保险。
她们不得不申请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帮助母亲，阿什利决定必须做些什么。
她知道，食品是她们生活开支最大的项目之一。
阿什利设法让母亲相信，她实在最喜欢和最想吃的是芥末调味三明治。
因为，这是最省钱的吃法。
她这样维持了一年，直到她母亲情况好转；她向参加圆桌讨论会的人说，她参加我们竞选工作，原因是能够为美国其他数百万也愿意并且也需要帮助自己父母的儿童提供一些帮助。
现在的阿什利或许也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说不定有人曾对她说，她母亲遇到这些问题，其根源是依靠福利生活但懒惰不愿工作的黑人，或者是非法进入美国的拉美裔。
然而，她没有另做选择。
她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反对不公正现象。
总之，阿什利说完自己的往事后，逐个问在座的人，他们为什么支持这次竞选。
大家的经历和理由都不尽相同。
许多人都谈到具体问题。
最后，轮到一位老年黑人，老人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
阿什利问他为什么来参加讨论会。
他没有提出任何具体问题。
他没有谈医疗保健或经济问题。
他没有提教育，也没有提伊拉克战争。
他没有说他来到这里是因为巴拉克·奥巴马。
他只向在座的人说：“我因阿什利而来。
”“我因阿什利而来”。
就此话本身而言，这名白人女孩与这位老年黑人一瞬间的相互认同并不足以说明问题，不足以为病者提供医疗照顾，不足以为失业者提供工作，也不足以为我们的孩子提供教育机会。
但这是我们的起点。
我们的联邦国家可以从此日益强盛。
自一批爱国者在费城签署这份文件以来，无数世代的人们在这二百二十一年中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这是走向完美的起点。
有关林微因的生平事迹
她在什么情况下参与了我国国徽的设计
一、有关林微因的生平事迹 1、家庭背景 林徽因的祖父是林孝恂，进士出身，历官浙江金华、孝丰等地。
父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诗文，工书法，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叔叔林觉民。
2、早年经历 （1）幼年时期 1904年6月出生于浙江杭州，随祖父母居住；5岁，由大姑母林泽民授课发蒙；8岁，移居上海，入虹口爱国小学学习。
1916年，因父在北洋政府任职，举家迁往北京，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
1920年4月，随父游历欧洲，在伦敦受到房东女建筑师影响，立下了攻读建筑学的志向。
在此期间，她还结识了父亲的弟子诗人徐志摩，对新诗产生浓厚兴趣。
1921年，随父回国，仍到培华女中续学。
1923年，徐志摩、胡适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林徽因常常参加新月社举办的文艺活动，曾登台演出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饰演主角齐德拉公主，台词全用英语。
她流利的英语和俊秀的扮相，在文艺界留下深刻印象。
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启超长子梁思成同时赴美攻读建筑学。
（2）少女时期的林徽因 1924年9月，两人一起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学习，均从三年级课程读起。
梁思成在美术学院建筑系，因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即注册在美术系，林徽因注册的英文名字是Lin Phyllis Whei-Yin。
但是她仍选修了建筑系的主要课程，实现了自己的志愿。
1927年夏，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半年。
1928年春，她同梁思成结婚。
1928年8月，夫妻偕同回国，一起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
林徽因在到职前先回福州探亲，曾应福州师范学校和英华中学之请，作《建筑与文学》和《园林建筑艺术》的演讲。
又为其叔林天民设计福州东街文艺剧场。
翌年，到东北大学讲授《雕饰史》和专业英语。
（3）古建考察 从1930年到1945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
比如像河北赵州大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
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1931年，林徽因受聘于北平中国营造学社。
次年，为北平大学设计地质馆和灰楼学生宿舍。
在此后数年中，她多次深入晋、冀、鲁、豫、浙各省，实地调查勘测了数十处古代建筑，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有关建筑的论文和调查报告，还为署名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写了绪论。
这是一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必读的重要工具书。
3、文学创作 林徽因在从事建筑科学研究之余，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931年4月，她的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以“徽音”为笔名，发表于《诗刊》第二期。
以后几年中，又在《诗刊》《新月》《北斗》、天津《大公报》《文学杂志》等，先后发表了几十篇作品。
大部分是诗歌，也有散文、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
她的诗多数是以个人情绪的起伏和波澜为主题，探索生活和爱的哲理。
诗句委婉柔丽，韵律自然，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赏，奠定了她作为诗人的地位。
当时，她曾被聘为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讲授《英国文学》课程，负责编辑《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还担任《文学杂志》的编委。
她经常参加北平文学界读诗会等活动。
1936年，平津各大学及文化界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抗日救亡的八项要求，林徽因是文艺界的发起人之一。
4、流亡时期 1937年夏，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地区发现中国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建于唐代的佛光寺大殿。
正当她要进行深入研究时，“七七事变”爆发，她被迫中断野外调查工作，不久，北平沦陷，全家辗转逃难到昆明。
次年，她为云南大学设计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女生宿舍。
1940年，她随梁思成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住在低矮破旧的农舍里。
颠沛流离的生活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使她肺病复发。
在病榻上，她通读了廿四史中有关建筑的部分，为写《中国建筑史》搜集资料，经常工作到深夜。
这个时期，她的文学作品不多，在她若干诗稿中，迷惘、惆怅、苍凉、沉郁已代替了战前那恬静、飘逸、清丽、婉约的格调。
诗中时时流露出了关怀祖国前途、命运的情愫。
5、最后岁月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全家于1946年8月回到北平。
不久，她为清华大学设计教师住宅，并接受校外的设计任务。
1948年5月，她在《文学杂志》发表了《病中杂诗》9首。
同年底，清华大学所在的北平郊区解放，解放军包围古都北平。
林徽因夫妇想到城内无数巍峨壮观、雕梁画栋的古建筑也许将毁于战火，忧心如焚，寝食不安。
1949年初，两位解放军的突然到访，表现出的对重要文物古迹的保护态度，让他们消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并应解放军请求，编写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
此书后来演变成为《全国文物保护目录》。
是年，林徽因还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
1950年林徽因被特邀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并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提出修建“城墙公园”设想。
1951年，47岁的林徽因为挽救濒于停业的景泰蓝传统工艺，抱病与高庄、莫宗江、常莎娜、钱美华、孙君莲深入工厂做调查研究，并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颖图案，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苏联文化代表团”献上一批礼品，深受与会人员欢迎。
1952年，梁思成、刘开渠主持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林徽因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抱病参加设计工作，与助手关肇邺一起，经过认真推敲，反复研究，终于完成了须弥座的图案设计。
1952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林徽因、梁思成翻译了《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一书，并由上海龙门书局印行，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借鉴。
应《新观察》杂志之约，撰写了《中山堂》《北海公园》《天坛》《颐和园》《雍和宫》《故宫》等一组介绍中国古建筑的文章。
1953年10月，林徽因当选为建筑学会理事；并任《建筑学报》编委。
被邀参加第二届全国文代会。
1954年6月，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因提倡新建筑用作大屋顶等传统形式和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林徽因的丈夫，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
其后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随后，林徽因的病情急剧恶化，最后拒绝吃药救治。
1955年4月1日6时20分，林徽因病逝于同仁医院，享年51岁。
林徽因治丧委员会由张奚若、周培源、钱端升、钱伟长、金岳霖等13人组成。
4月3日，林徽因追悼会在北京市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
去世后，她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下方有一块刻著秀丽花圈的汉白玉。
这原来是为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雕饰试刻的一个样品，人民把它作为一篇独特的无字墓志铭，奉献给它的创作者林徽因。
二、林微因参与了我国国徽的设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林徽因、李宗津、莫宗江、朱倡中等人所组的设计小组与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张光宇等人的设计小组集体创作，经历了以下阶段。
专家组设计 专家组共提供了三种国徽设计样式，共计7个方案： 中央美院张仃和钟灵在征集阶段提供的国徽应征图案，与现今政协会徽类似，由五星、地球、齿轮和谷穗组成，有5种变体。
清华大学营建系林徽因、莫宗江于1949年10月23日提交了其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并由邓以蛰、王逊、高庄、梁思成提供参考意见。
由大孔玉璧和五星、齿轮、嘉禾、国名组成，颜色用金、玉、红三色，国名字体用金色汉八分书。
整体图案组织成汉镜的样式，象征光明。
红绶象征革命，红绶穿过小瑗的结象征“革命人民大团结”，其皱褶模仿南北朝造像。
中央美院张仃设计的天安门图案，张光宇、周令钊提供技术意见，曹肇基协助绘画。
图案为天安门城楼斜透视，外圈为与政协会徽类似的齿轮。
1950年6月10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这7个方案进行了讨论，决定采用天安门城楼图案。
6月11日，国徽小组会议讨论了前一天政协对国徽采用天安门图案的决定，梁思成在会上表达了反对意见，但有意见认为天安门代表五四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故会议原则上通过天安门图案。
6月15日，全委会第二次会议国徽组第一次会议决定梁思成设计组可将其方案外圈与天安门图案合并，张仃当日提供了其方案天安门的正立面彩色修改稿。
6月17日，梁思成、林徽因带领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提交了第二稿设计方案，将金色五星、天安门作为主体图案，选择红、黄两色为国徽的基本色彩。
选定 1950年6月20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国徽审查会议对两设计组提供的候选方案进行审议，多数代表赞同清华大学小组的设计，并决定以该方案为基础制成国徽 。
清华大学设计组后将此方案放大，提交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审议。
1950年6月23日，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国徽审查组报送的清华大学设计组国徽方案。
修正及公布 1950年，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第二次会议，宣布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国徽图案通过后，由梁思成推荐，清华大学建筑系高庄规范并简化了国徽的几何设计图稿，于当年8月最终完成。
1950年8月18日在政务院会议室召开的关于国徽使用、国旗悬挂、国歌奏唱办法及审查国徽图案座谈会上，高庄的修正方案被最终采用。
修正后的图案在绸带、稻粒和形状上有所变更。
会后高庄和徐沛真对国徽进行定型，绘制了墨线图和剖面图上报中央政府。
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将这一设计定为国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英语：National Embl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象征和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