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演讲稿
XX公司五周年庆典致辞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喜迎公司五周年庆典。
首先，我代表公司董事会，向出席大会的各位同仁表示热烈地欢迎
从2008年9月12日至今，公司已经走过了1800多个日日夜夜。
这五年，既是艰苦奋斗、充满艰辛的五年，也是非常充实、有所收获的五年。
回顾五年前的今天，公司正式试运行。
她虽然悄然诞生，但却有了自己明确的目标——百年老店。
凭着一往无前的勇气，借助社会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利条件，按照客观规律及各级政府的要求规范办事，今天的公司利润逐年上升，品牌正逐步为患者所认可，在通向百年老院的征程上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公司这五年的成绩是可喜的。
面对成绩，我们更是心存感激：感谢全体同仁的付出
五年来，公司全体同仁风雨同舟、不倦追求、砥砺前行。
在此，我代表董事会向各位同仁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是你们甘于奉献、不辞辛劳地奋战，我们才取得今天的成绩
是你们用汗水、青春和热情公司有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
是你们的聪明才智，让公司百年老店的目标和前景有了依托和动力
“五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对公司而言实属一段宝贵的历程。
今天，是公司五周年的好日子。
看到各位员工齐聚一堂、朝气蓬勃，我们对下一个五年，对百年老店的宏伟目标更加充满了信心
我真诚地期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能与各位一起继续努力，携手并肩，站在新的起点，孕育新的希望，也相信我们能够走得更稳、更远。
届时我们大家还会一起来庆祝十周年、二十周年、五十周年、直至壹百周年… …
最后，我再次代表董事会对大家以往的努力和奉献致以衷心的感谢
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
急需中国明朝500-700字的演讲稿
谁有
在明朝初年，郑和奉永乐皇帝之命出使外邦，7次航海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它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里所说的“西洋”即今文莱以西的海域，包括中国南海及印度洋。
与“西洋”相对的是“东洋”，即日本。
在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太监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的庞大船队远航，拜访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明王朝和南海（今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史称郑和下西洋。
每次都由苏州浏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一共远航了有七次之多。
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郑和在船上因病过世。
明代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和明代杂剧《奉天命三保下西洋》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
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也是唯一的东方人。
他更早狄亚士57年远赴非洲。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美洲和新西兰。
永乐三年（一四零五年）六月，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顺风南下，到达爪哇岛上的麻喏八歇国。
爪哇古名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为南洋要冲，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商业发达。
当时，这个国家的东王、西王正在打内战。
东王战败，其属地被西王的军队占领。
郑和船队的人员上岸到集市上做生意，被占领军误认为是来援助东王的，被西王麻喏八歇王误杀，计一百七十人。
郑和部下的军官纷纷请战，说将士的血不能白流，急于向麻喏八歇国进行宣战，给以报复。
“爪哇事件”发生后，西王十分惧怕，派使者谢罪，要赔偿六万两黄金以赎罪。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师不利，而且又无辜损失了一百七十名将士，按常情必然会引发一场大规模战斗。
然而，郑和身负永乐皇帝的秘密使命，怕一旦大开杀戒，沿路西洋各国恐惧明朝前来侵略，之后又得知这是一场误杀，鉴于西王诚惶诚恐，请罪受罚，于是禀明皇朝，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处理这一事件。
明王朝决定放弃对麻喏八歇国的赔偿要求，西王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感动，两国从此和睦相处。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在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候显率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艘，从太仓刘家港启航，敕使占城，宾童龙，真腊，暹罗，假里马丁，交阑山，爪哇，重迦罗，吉里闷地，古里，满剌加，彭亨，东西竺，龙牙迦邈，淡洋，苏门答剌，花面，龙涎屿，翠兰屿，阿鲁，锡兰，小葛兰，柯枝，榜葛剌，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苏禄等国。
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
满剌加当时是暹罗属国，正使郑和奉帝命招敕，赐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为满剌加国，暹罗不敢扰。
满剌加九洲山盛产沉香，黄熟香；太监郑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直径八九尺，长八九丈的标本6株。
到了锡兰（今斯里兰卡）郑和等赍捧诏敕金银供器等到锡兰山寺布施，并建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此碑现存于科伦坡博物馆。
郑和访问锡兰山国时，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被郑和觉察，离开锡兰山前往他国。
回程时再次访问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诱骗郑和到国中，发兵五万围攻郑和船队，又伐木阻断郑和归路。
郑和趁贼兵倾巢而出，国中空虚，带领随从二千官兵，取小道出其不意突袭亚烈苦奈儿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
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献亚烈苦奈儿与永乐帝，朝臣齐奏诛杀，永乐帝怜悯亚烈苦奈儿无知，释放亚烈苦奈儿和妻子，给予衣食，命礼部商议，选其国人中贤者为王。
选贤者邪把乃耶，遣使赍引，诰封为锡兰山国王，并遣返亚烈苦奈儿。
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王拜里米苏剌，率领妻子陪臣540多人来朝，朝廷赐海船回国守卫疆土。
从此“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
八月礼部、兵部议奏，对锡兰战役有功将士754人，按奇功，奇功次等，头功，头功次等，各有升职，并赏赐钞银，彩币锦布等。
郑和是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下西洋是当代航海事业的顶峰，后世几百年中，几无人能及。
写一篇演讲稿关于古代中国
你自己想喽，是政治演讲稿啊，这方面我已经退化了，好久没关注时事政治。
你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考虑吧：中国-世界=
世界-中国=
中国+世界=
世界+中国=
当然这只是一些思路，你可以列举关于思想文化、经贸商业、军事和平一些实例阐述它们的关系，也可以联系古往今来的一些名人故事、党的方针政策呗，反正就是说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喽。
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关于时事政治的演讲稿
世博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世博会既是每个时代最新文明成果和人类智慧的大汇聚，也是东道主动员全国力量，全方位展示本国社会、经济、文化成就和发展前景的最好机会，是国力强盛的象征和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标志，因此一直为世界各国争相举办。
但世博会长期囿于少数发达国家，中国赢得2010年世博会主办权是151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
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权的成功，是全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认可，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认可，也必将对中国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刚刚胜利闭幕的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未来20年中，我国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在这段征程中，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发挥“中途加油站”的重要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世博会在我国老百姓中的知名度不及奥运会。
但是，世博会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亚于奥运会。
在国际上，素有“经济、文化、科技领域奥林匹克”之称的世博会，同奥运会一起，被誉为全球两大顶级盛会。
有数据预测，在筹备和举办奥运会期间，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将达到每年0.3％左右。
根据规划，上海用于世博会园区建设的直接投资额将达到30亿美元，而由此带动的产业结构调整、交通、商业、旧区改造等延伸领域投资约是直接投资的5至10倍。
同时，世博会的需求将催生一大批中外合资的融资、商业、旅游、管理以及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公司，海内外客商参与的市场空间非常大。
有人曾测算，北京申奥成功后，预计在未来几年中，我国将因此新增200万个就业岗位，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将额外增加0.3％。
而上海世博会会期长达半年，人数更可能打破历史纪录。
据权威部门测算，如果2010年在上海举办世博会，参观者将超过7000万，有望创下世博会历史的最高纪录。
有关专家认为，如果上海世博会门票价格为170元人民币，购票游客为4300万人次，则门票收入将达73.1亿元人民币；如果参加世博会人数中有60％在会场内用餐一次，以平均每人消费30元计，则餐饮收入为7.8亿元人民币；估计参观者90％会在会场内饮用饮料，以平均每人消费10元计算，饮料费收入为3.9亿元人民币；估计30％的参观者会在会场内购买旅游纪念品，以平均每人消费30元计，纪念品销售额达3.9亿元。
综合各项，世博会门票、餐饮、旅游纪念品等的直接销售收入将接近90亿元。
世博会将为“旅游消费链”的形成推波助澜，对旅游及相关行业起到巨大拉动作用。
据世界旅游组织测算，旅游每增长直接收入1元，相关行业的收入就能增长4.3元。
而且，除了直接、间接收益外，世博会还将给上海带来持续的无法计算的后续效益。
这可以参照历史上的经验：埃菲尔铁塔是1889年世博会给巴黎留下的“摇钱树”，让法国相关行业受益无穷。
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世博会的举办必将产生显著的周边联动效应，辐射华东，甚至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这方面的价值将难以估算。
世界博览会为什么备受关注 中国国务院总理说，世界博览会是展示世界文明发展最新成果的盛会。
通过举办世界博览会，可展示人类在某一个或多个领域中，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举办世博会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庆祝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某个国家、地区的重要纪念活动，以展示人类在某一领域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因此，世博会一直是世界各大国争相承办的大型国际活动。
自英国首届世博会以来，国际大都市一直热衷于举办世博会。
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站在欧洲工业时代即将到来的最前沿；1893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宣告美国登上世界舞台；1900年的巴黎博览会将目光聚集在新世纪；1958年的布鲁塞尔博览会标志着战后重建进入佳境；1970年的大阪博览会显示战后日本的日益强大。
事实上，许许多多的对世界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科学技术产品均是在世博会展出后迅速推广的： 1851年，首届博览会中，展出了英国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经济成就和参展国家先进的工业品，如左轮手枪、自动链式精纺机、大功率蒸汽机、轨道蒸汽牵引机、高速汽轮船、起重机以及先进的炼钢法、隧道和桥梁等模型； 1855年，巴黎世博会展出了混凝土、钢制品、铝制品和橡胶等； 1862年的伦敦博览会展出了新的工业产品——缝纫机、印刷机和火车； 1873年的维也纳博览会首次展示了电动马达； 1876年，美国费城博览会上，大量的美国技术展现在欧洲人面前，有收割机、打字机、电话、冰库车，还有由同一条电线同步拍发两项消息的双重电报机； 1878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展出了贝尔的电话、爱迪生的留声机、冷冻船等划时代的发明； 1889年，巴黎世博会主题塔著名的埃菲尔铁塔，至今成为法国和巴黎乃至世界的象征； 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上，电的发明和应用，使其成为此届世博会中最耀眼的“明星”：首次使用交流发电系统，并用玻璃管吹制出字母和图形形状，霓虹照亮巴黎夜空； 1939年美国纽约世博会上，磁带录音机、电视机、尼龙、塑料制品等崭露头角； 1958年，二战后的第一次世博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
博览会的中心饰物是一个巨大的原子结构模型。
它象征着人类安全、和平地应用原子能； 1962年，美国西雅图世博会上，首次展出了航天器，表明人类已经能够借助高科技的威力进入宇宙； 1964年，美国纽约再次举办世博会，博览会展示了复合屏幕、座椅连动式影像式娱乐、伏兹镜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展示了可口可乐和“迪斯尼”主题公园； 1970年，日本大阪世界博览会上，美国馆展出了“月亮上的石头”，此次博览会也让日本第一次以世界发达国家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时，汉诺威市进行了ISDN（综合业务数字网）网络建设，使其成为信息流和快速交通流的交汇点…… 同样，2010年世界博览会在中国举办不但说明了我国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已为世人所注目，也预示着我们正在伟大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
当年父辈被瓜分 今日成了东道主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人对世博会既熟悉又陌生。
中国参与世博会始于晚清。
1866年，总理衙门首度受邀参加法国巴黎博览会，但置之未理。
清政府一向以“天朝”自居，对出洋参赛并不重视，目之为赛珍耀奇、无益之举。
把“世博会”译为“赛奇会”、“炫奇会”、“聚珍会”、“聚宝会”等，隐然含有“奇技淫巧”的鄙薄之意； 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代表中国人去观摩的却是一个叫包腊的英国人。
他是由当时清朝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委派的。
中国的参展方式本身成为“赛奇会”的一“奇”； 187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中国政府第一次派中国工商业代表李圭一人参加； 1915年，中国参加了巴拿马世博会，有张小泉剪刀、西凤酒、茅台酒、魏氏风筝、茅台酒等传统手工艺品获奖，被人讥笑称：中国除了这些东西外，没别的了；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82年美国诺克斯威廉世界博览会，中国才返回世界博览会。
1982年5月1日，“能源”专业世博会在美国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举行。
中国馆首次登上世博会的舞台，成为世博会新的亮点。
展览期间，中国馆内经常观众如潮。
—群来自台湾的学生在参观后即兴赋诗一首：“当年父辈似瓜分，信断依稀两不闻，今日吾辈重集会，正如龙虎会风云”。
此后，历届世博会的组织者都邀请我国参加。
世博会成为我国展示综合国力、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以及未来发展前景的重要窗口。
截至2001年底，我国共参加了10次世界博览会，并赢得较高声誉； 1992年，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世博会上，中国馆展出的现代高科技成就、园林建筑艺术和手工艺品，以其新颖、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设计被评为“五星级展馆”； 1993年，在韩国大田世博会上，中国馆展示了中国古代和现代航天科技、三峡水利工程等，并被评为5大最佳展馆之一； 1998年，在葡萄牙里斯本世博会上，中国馆展出海洋开发和利用、火箭模拟发射卫星表演和环幕电影馆等具有国际尖端技术的科技产品…… “当年父辈似瓜分”，今日成了东道主，世界博览会中的中国历史，见证出中国从封闭走向接受，从自固走向共同，从衰落走向复兴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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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中国梦，还是你的梦，只要是梦，都会有梦醒的时分，当大梦醒来的时候，天也许就亮了，光明的未来只有在梦醒以后才能看到。
200多年前，拿破仑就说中国是东方的一只沉睡的狮子，连苍蝇都敢在他的脸上叫几声，可惜这条巨狮真到今天仍然没有醒来，仍然在做着虚幻的中国梦，唤醒这条巨狮，祖国才会有希望。
近代以来，中国全面落后于世界，经过百余年的努力，仍然未能成功，其原因就是不能清醒的看清未来，爱做黄梁美梦，60年前做赶英超美的梦，50年前做解放全人类的梦，40年前做四个现代化的梦，20年前做小康的梦，10年前做和谐的梦，现在又在做大而无当的中国梦，该到醒来的时候了，该踏踏实实地走民主宪政的道路，国家才能真正走向富强。
看到媒体上一片歌功颂德之声，对爱国的片面理解和宣传，使整个国民的独立思考越来越少，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所取得的成就正在被落后的体制所造成的巨大腐败所侵蚀，国人必须从梦中醒来，必须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再来一次拨乱反正，否则，所谓的中国梦，将会成为空中楼阁，南柯一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