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愈陵园的传说
孟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第十一集——孟州市韩愈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思青先生主编的《韩氏春秋》一书412和413页记载：乾隆五十年，孟县西武章村的韩愈三十三代裔孙韩九令当上了五经博士。
乾隆五十四年八月上旬，韩九令在如今孟州韩园里的那个大冢之前立起一通乾隆皇帝撰文祭奠韩愈的谕祭碑。
八月中旬，韩九令言称，八月十七日，一场大雨，韩愈墓前冲出一块明嘉靖二十九年孟县知县邢贤的《 谒墓诗碑》。
同一天，又在韩庄关帝庙内发现了明弘治年间所造的大铁香炉一座，上有“怀庆府孟县韩家庄韩文公冢飨堂大香炉一座，重二百五十斤。
弘治十七年二月吉日造”的字样。
韩九令把这一“发现”告诉时任孟县知县的仇汝瑚，请仇汝瑚的姻亲、户部主事冯敏昌来进行“考证”，证明那个大冢就是韩愈墓。
同年“仲冬上浣”，冯敏昌完成了他的《韩文公墓考并谒墓古诗》。
又新立一通《韩文公神道碑》，正面刻皇甫湜的碑文，碑阴便是冯敏昌的《韩文公墓考并谒墓古诗》。
根据冯敏昌的断言，知县仇汝瑚将墓前两株古柏树命名为《唐柏双奇》，也立一碑。
乾隆五十五年仲春上浣，由冯敏昌书《唐韩文公墓》，韩九令与知县仇汝瑚联名将其刻成碑，立在了那座墓前。
乾隆五十五年冬，又以知县仇汝瑚捐俸重建的名义在墓前修建了飨堂、茔门、墙垣、甬道，并立碑以记其事。
此工程从十一月中旬开始，到十二月下旬竣工。
张思青先生说：“乾隆五十五年前，战乱等因，韩文公墓前已无飨堂，甚至墓址确否在此，尚无定论。
经冯敏昌先生与知县仇汝瑚考证得实后，仇知县即慷慨解囊，捐俸修建韩文公墓前飨堂和茔门、墙垣、甬道，并立碑以记其事。
此墓祠修建时间仓促，仅四十天耳，但矗立岭腰，巍峨壮观，士大夫及平民、游客过此瞻拜韩公者络绎不绝，延续二百年，至1991年为迎接在孟举办的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方拆去旧祠，扩而建成今韩愈陵园。
”以上就是韩愈陵园的传说，供参考。
韩愈陵园的人物经历
《我眼中的韩愈》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领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在散文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在诗歌创作方面，针对大历以来诗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的浮荡习气，“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的诗风，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李白、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业绩，力图恢复盛唐气象。
韩愈陵园。
因此，他在诗歌创作上勇于创造，大胆革新，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
但是，一些文学史和有关韩愈研究的论著，以反映人民疾苦为评价韩愈诗歌的准则，也就是政治标准第一，因而认为韩愈反映现实的诗歌数量不多，没有像白居易那样继承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意义不大。
如游国恩诸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这样的意见：“从创作实践来看，韩愈主要是继承李白的自由豪放，和杜甫的体格变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传统，独立开拓道路。
和白居易着重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精神有所不同。
”詹锳先生《唐诗》也是这样说的：“在韩愈诗里也有些反映现实的。
但这样的诗数量不多，而且往往和个人的不幸交织在一起，认识不够深刻。
”张燕瑾同志《唐诗选析》认为：“韩愈的诗歌追求奇险，形成了宏伟奇崛和‘以文为诗’的特色。
但反映社会重大生活内容少，比较肤浅。
”类似的意见还有，这里不一一列举。
我以为上述诸先生的论断值得进一步探讨。
韩愈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在数量上不及杜甫和白居易，但反映人民疾苦不是评价作家作品的唯一标准，就韩愈而论，他的诗歌既有深切同情人民苦难，揭露统治集团罪恶的篇章，也有不少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佳什，更有猛烈抨击佛、道二教危害之作，还有指斥当权者压抑人才，抒发怀才不遇的作品。
这些都从不同方面较为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的重大生活，有强烈的战斗性，应该说也是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
韩愈
韩愈死后葬于何处
韩愈祖籍郡望的“昌黎”究竟何在、以及其出生地、安葬地的争论都由来已久。
《旧唐书》按韩愈自称“昌黎韩愈”记载韩愈是“昌黎人”。
大诗人李白因韩愈父亲韩仲卿所居修武为周、秦南阳，在为韩仲卿从武昌令调任鄱阳令当地父老为之刻碑颂德所写的《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中称：“君名仲卿，南阳人也”。
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南阳在怀州修武”。
明陈继如《偃曝余谈》：“修武县东北三十里曰南阳，韩文公之故里，故人呼其庄为韩庄，又曰韩村，愈自上世居此”。
清韩连仲昌黎《韩氏家谱》注：“予祖文公系唐代宗大历三年戊申生于邓州南阳，即河南怀庆修武县，秦名南阳。
今有南阳城在县东北三十里。
韩氏世家于此孟县有别墅，俗呼韩庄（与修武韩庄异地而同名）。
其自称昌黎者，以系出昌黎。
此系宣统三年辛亥，予随方朴侄官游闽中，遇有韩阜晋者，伊亦有谱，予阅之，因志焉，以俟考”。
民国年间《修武县志》：“韩愈墓在韩坡。
其后裔在安（南）阳城东北十里的韩庄村”。
按以上这些记载，韩愈出生于河南修武县韩庄村，并葬于其村旁“韩坡”。
韩愈门生皇甫湜为韩愈所撰《韩文公神道碑》称韩愈“三月癸西葬河南河阳”。
“河阳”为唐方镇名，于韩愈13岁时的唐建中二年置河阳节度使，简称河阳，又名怀卫。
领有河阳三城和五县及怀、卫二州。
相当今河南黄河故道以北，太行山以南，浚县以西及黄河南岸孟津、荥阳市的汜水、广武两镇等地。
所以，唐代的“河阳”并非如目前孟县等一些人士所说的只是指的今河南孟县，而是指包括修武在内的广大地区。
清康熙五十七年翰林院侍读吴士玉在昌黎《韩氏家谱》序中也称：“今怀庆之修武，在唐为河阳”。
明代也在怀庆府建有韩文公祠。
因此，皇甫湜《文公墓志并铭》中所说的“葬河南河阳”指的也应是葬于河南的修武县。
而《新唐书》或者是以唐天宝、至德时邓州又为南阳郡的治所，韩愈的父亲韩仲卿任邓州刺史、或者是以韩愈出生地的修武县东北三十里为南阳而又记载韩愈为“邓州南阳人”。
此应是按韩愈父亲为官时所居住的地方或者是按韩愈的出生地而记载的韩愈当时是哪里人，而并不是记载的是韩愈的祖籍郡望。
韩愈六世祖韩茂墓地在孟县，故韩愈父、兄、子辈等也有葬于韩茂墓的记载。
民国《孟县志》：“孟县城西北二十里苏家庄有韩文公祖茔，自始祖后魏安定桓王韩茂以下，至父仲卿、叔云卿、伯兄会与嫂郑氏，俱衬葬此。
清乾隆年间知县仇汝瑚在此竖有高五尺许的石碑一通，上书：‘后魏安定桓王韩氏之墓’”。
在墓地明代还出土过韩愈之子韩昶的墓志，可见韩愈的儿子韩昶也葬于这里。
但现在所说的孟县韩愈墓却在此韩茂墓东南近10里的韩庄村北，所称记载一见于《孟州志》：“唐末战乱，泽孟曾十年少见人烟。
宋廷南渡，败于金，亡于元。
元代未，又经连年战乱，到明代洪武年间，孟民稀少，又从山西迁来大量移民。
所以明代大冢宰耿裕说：‘文公生此邑，豪杰古今推。
道续千年统，言垂百世师。
遗庄存故址，表墓有残碑’”。
至清代乾隆三年经这里的韩氏三十代孙韩法祖向清朝地方政府请示，最后被乾隆皇帝封为“韩文公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按孟县目前可见最早也最完整的家谱也即韩法祖于乾隆九年才“就所已知者著为一册，什袭而宝藏之”的《韩氏宗谱》中，也只往上记载到韩法祖的前六世祖韩氏第二十四代的韩玉珍，称：“乾隆三年设博士，以公为始绘宗图咨部”。
至于韩玉珍以上是谁
又是谁的后代
就全无说法了。
按照昌黎《韩氏家谱》和磁县《韩氏家谱》都记载着：韩愈子昶，昶子长曰绾，次曰衮。
绾回昌黎，衮的后代在袁州。
昌黎家谱还记载：“然自仲卿祖刺邓州，卒于官，还柩不果，而会祖等之支流因有家于邓州河阳者”。
按此记载，河南孟县等地的韩氏后代应是韩愈大哥韩会等的后代。
但按目前河南一些学者所说的《韩昶墓志》中又记载韩昶还有纬、绮、紞另外三子，但后代却无明确记载。
孟县五经博士后裔三十九代台湾韩思道《韩氏家乘考》称韩昶：“生五子名绾、绲、纬、绮、紞”。
而其子韩清涟近年又以韩纬为文公长孙，父、子前后所说矛盾不一。
究竟都有什么根据，我们只有看到其原始的文献记载才好加以分析了。
而孟县清代乾隆皇帝所封五经博士韩法祖的六世祖韩玉珍的祖先到底是谁
孟县目前所称的“韩愈墓”到底是不是“韩愈墓”
这在目前却只能见到乾隆五十四年户部主事翰林院编修冯敏昌《韩文公墓考碑》中的所谓：“明代成化年间，耿侍郎裕过孟，始访得公墓，发现表墓残碑。
他又访之故老传闻而得其实。
所谓残碑者，当即皇甫持正所撰之神道碑”。
耿裕诗只是泛咏韩愈生于这一带并且还有韩氏村名墓地等景之作，如果是咏修武，倒应是实作；如果真的咏的是孟县，所谓“表墓残碑”是韩茂墓碑还是韩愈墓碑
如果真的是韩愈墓碑或韩愈墓，为何不做明确决断，又为什么没有韩愈后人祭祀，而还要去经“访之故老传闻”才能“而得其实”。
并且按孟县西武章《韩氏家谱》记载：“嘉靖九年，从祀圣庙，更建怀庆府、孟县两祠”。
此时不闻孟县有韩愈墓，而还要以其后万历年间耿裕的诗才开始作为孟县有韩愈墓的起始说法。
而其中“所谓残碑者，当即皇甫持正所撰之神道碑”。
“当即”只是猜想，猜想应该是皇甫持正所撰的神道碑。
韩愈子孙
韩作海，秦皇岛市昌黎县荒佃庄镇韩营村人士，自己在海港区经营一家小型印刷厂。
十多年前，老家《昌黎县韩氏家谱》的重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望着家谱中那一个个已经凝固的名字，令他的历史责任感油然而生：我是韩愈后人，应该传承先祖的精神财富，为当下做点贡献。
于是他开始续修《昌黎县韩氏家谱》，联谊韩氏英才，参与编修了《世界韩氏总谱》，近日，他又在为冀东韩氏宗亲会的成立奔走忙碌着。
该书所编，从起源于商周的始祖万公、法家韩非子，再到名将韩信、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辅佐了三朝皇帝的宋朝名相韩琦、和岳飞同时代的抗金英雄韩世忠……有很多耳熟能详的韩氏杰出代表，此外，还有新加坡总理韩瑞生，马来西亚教育部长韩春锦等海外名人。
身为韩愈后人，韩作海从续修《昌黎县韩氏家谱》开始到参与编修《世界韩氏总谱》，历时多年的编修经历，让韩作海放眼海内外，结识了更多的天下韩氏杰出人物，更深入了解了韩氏渊源，受益匪浅。
他说：“修总谱有承前启后的功效，载孝义之文化，昌人伦之道德，让子孙敬祖向善，光大先祖智慧，协力为国家多做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