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的资料，急需
任弼料 中国共产党创建几个，就有一位不满十七青年成为党员。
此后他以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奋斗三十年，并在四十年代与毛、刘、周、朱并列，成为领导全党的“五大书记”之一，这就是任弼时。
他虽英年早逝，其精神却在党内影响至深。
任弼时，原名二南，1904年出生与湖南湘阴县一个贫苦教员之家。
5岁就随父亲读书，7岁入明德小学，12岁去长沙考入师范附属高小，后入长郡中学，在校内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参加游行宣传等爱国活动。
1920年，他因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学业，联系旅法勤工俭学未成，便加入、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去那里勤工俭学。
经研究会介绍，他到上海参加俄语学习班，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1年春，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一同赴苏俄。
他们通过赤白军交战的火线，历经种种艰辛到达莫斯科，进入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
1922年初，任弼时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回国。
此时，苏俄局势艰难，开始他一天只能领到200克黑面包，却忍饥刻苦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
回国后他到上海，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因张太雷长期离职，两年间由他代理中央书记。
当时他才二十来岁，却敢于向党中央领导陈独秀提意见，有一次气得陈独秀把他的意见书当面撕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同志深感他与陈独秀争论时的观点正确。
“八七会议”上他被选入政治局，成为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随后四年间，他一直从事地下工作。
1931年，任弼时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因缺乏经验犯过“左”的错误，后来通过实践又在工作中大力纠“左”。
1933年，任弼时奉派湘赣边区，在长征中是红六军团和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
1937年秋，任弼时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翌年春又作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争取国际支持。
194O年，他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
由于处理问题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时，任弼时任大会秘书长。
会后，他与毛、刘、周、朱并列为中央五大书记。
1947年春，他拖着病体与、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
行军每到一处，他都要亲自安排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还参与决策研究。
时称他是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
1948年春，中央进入河北西柏坡。
任弼时的血压很高，心律又严重不齐，却仍时时支撑着协助周恩来工作，协调各战略区的物资调配和后勤支援。
1949年3月，他随中央进入北京，主持召开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赴苏联治疗。
1950年4月回国后，他没按医嘱休息，立即投入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晚，他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病情突然恶化，次日去世。
叶剑英在追悼他时这样评价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党员中，任弼时是出身“青年团”的年轻的老革命家，后来又一直以刻苦坚韧著称。
这位有着“骆驼”性格的坚强战士，少年时期身处思想活跃却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湘境，决定“毕业之后，欲志于工业”，走工业救国之路。
这一愿望固然是好的，然而他成年后看到——若腐朽的社会制度不改变，兴办工业以强国并无可能。
从而走出国门，到苏俄寻求真理，最后走上了终生革命的道路。
中国革命之所以艰难，不仅由于外部敌人强大，同时也在于内部消极因素众多。
任弼时在党内之所以长期受到普遍敬重，在于他勇于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
这种斗争又不是过“左”地整人，而是抱着帮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态度。
任弼时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一直坚定地支持。
1938年赴莫斯科时，他向共产国际强调“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的领导地位起过重要作用。
但是，他又不因此询私情，对江青一直坚持原则，不给特殊照顾，康生一类人对他一直是敬畏交织。
任弼时能严格要求别人，恰恰在于自己一身正气，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正如古语所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更令不从。
” 两次被捕受严刑，第一次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第二次电刑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 大革命失败后，任弼时长期担负着到各地恢复党的地下组织的危险工作。
1928年末，他作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接头时被捕，国民党当局却未搞清他的身份。
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预定的假口供托人带给在上海的妻子陈琼英，以便配合组织营救。
审讯时，他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却咬定编出来的假身份。
敌特按他所说到上海查对，因组织上已有安排，未露破绽，三个月后获释。
1929年未，他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又被租界当局逮捕。
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张月票，而票面上写的使用人住处已是火灾中烧掉的房子，无从查对。
外国警探怀疑有假，便使用电刑，竟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
任弼肘苏醒后仍坚不吐实，这种顽强态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产党，继续关押拷打。
幸亏周恩来领导的特科通过关系营救，才使他获释。
此后多年，他经常感到头晕和身体虚弱，加上日夜劳累、血压高，看东西时常眼花。
长征时，他领导红二万面军，年仅三十出头，可是干部战士们从外貌看多以为他已有五十岁。
任弼时也经常向身边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长，所以抓紧时间工作。
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
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任弼时以身作则，并向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长要了一部纺车。
他在工作之余，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成绩提高很快。
1943年，他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
中央机关的同志说起任弼时，都认为他一向正派公道，在原则上从不让步。
一次，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中央特会科报销，并耍泼大吵大闹。
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在闹到掀翻了桌子，最后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
得知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赞同。
江青却长期怀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间还对任弼时的家属进行迫害。
1947年，贺龙曾感慨地说过：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誉、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时是内向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工夫，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
贺龙的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的干部们普遍厌恶康生这种人，而对任弼时则由衷敬仰。
中小学生守则（爱党爱国爱人民开头）
1、元帅——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县人 [align=center][img][\\\/img][\\\/align] 朱德，无论从哪个方面思考，第一把元帅交椅非他莫属。
由于在党史军史上的地位极为特殊，今天人们对他的误解也最多。
朱德字玉阶，1886年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农家。
少年下田劳作并读过私塾，20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
看到社会黑暗和时局动荡，他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留学日本成为“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
在讲武堂中，朱德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
朱德毕业后，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
当时他与别的将领不同，对黩武争权深感厌倦，喜好音乐，在家中广泛接纳青年军官及学生，并读过《新青年》等杂志。
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军界，外出学习。
翌年，朱德到上海见到孙中山，提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
他又见到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
一个旧军队的将军想入党，这使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大感惊讶，尽管鼓励朱德追求进步，却未同意。
1922年秋，朱德乘船赴欧，到德国学习战术，并研究社会主义理论。
在那里，他见到了。
翌年，经介绍加入了。
1925年，朱德又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在军训班学习。
在那里，他提出回国后如打不赢就上山，令苏军的教官惊讶。
1926年朱德回国后，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并秘密做的工作。
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领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任第九军副军长。
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他在危境中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进入粤北、湘南，于1928年4月走上井冈山与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此后几十年间，“总司令”在党内成为朱德的代称。
在红军长征时，他有时也担负具体作战指挥。
抗战初期，他率八路军总部前往太行山前线。
1940年回延安后，因年纪已大，主要协助指挥全局，不过1947年攻克石家庄时他曾亲临前线指挥。
建国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和党的副主席、人大委员长，1955年授十大元帅时为第一名。
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不同意给彭德怀那样定性，被有人说成年老糊涂。
“文革”初定林彪为接班人时，他不表赞成，1975年又率先揭发江青，可见心底如明镜。
1976年7月，朱德以90岁高龄去世。
曾称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
” 2、元帅——彭德怀（1898-1974）湖南省湘潭县人 [align=center][img][\\\/img][\\\/align] 彭德怀，在军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朱德，授衔时是军委工作的主持人，又是第一野战军的代表。
尽管他军事业绩上有胜有败，但从平江暴动到**停战，一直在第一线从事战斗指挥，这一点全军无人可比。
他的军事造诣并不出色，但二十多年身经百战的资历足以使他傲视群雄，位列元帅第二理所当然。
3、元帅——林彪（1906-1971）湖北黄岗县人 [align=center][img][\\\/img][\\\/align] 林彪，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第一。
但他在十人中的资历倒数第二，位列第三是由于当时他是十人中除朱德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
林彪原名林育蓉。
湖北省黄冈县人。
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五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
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
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营长、团长，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红军大学校长。
参加了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指挥了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
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
一九八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4、元帅——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人 [align=center][img][\\\/img][\\\/align] 刘伯承，第二野战军的代表，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
他在军事指挥和学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对中国军队正规化的影响最大。
白崇禧称他是“共军第一号悍将”，而对他则别有看法。
授衔时刘伯承在党内军内已无实权，位列第四的原因一是因他的资历，二是他在军中人望甚高，三是不会将他对刘的看法公开化。
5、元帅——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县人 [align=center][img][\\\/img][\\\/align] 贺龙，借助南昌暴动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
他未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军事造诣和战绩没有任何出色之处。
他创建红二军团时有很强的封建宗族色彩，在十年间洪湖苏区仅能自保，谈不上发展。
后人往往将此归罪于夏曦洪湖肃反，其实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比洪湖苏区更为严重。
抗战时一二零师是八路军的三个师中力量最弱、战绩最小的，长期担任预备队的角色。
贺龙解放战争时仅任晋绥军区司令这一兵团级的职务，建国后任体委主任。
但如仅就表象认为贺龙一无是处也不客观，授衔时他在军委中位置仅次于彭德怀和林彪，庐山会议后他更担任了军委第二副主席，成为牵制林彪的首要人物，六五年取消军衔制就出自他的手笔。
6、元帅——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县人 [align=center][img][\\\/img][\\\/align] 陈毅，一身代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新四军、第三野战军三个派系。
他是半路出家从军的文人，军事造诣有限。
抗战以来他指挥的较大战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要依赖粟裕。
但他在军中的资历和地位，以及他与、、朱德等人的历史渊源，而使得这三个派系的代表人物只能是他，不可能是粟裕。
7、元帅——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县人 [align=center][img][\\\/img][\\\/align] 罗荣桓，众所周知他是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意味着中国军队所特有的中国特色。
在十大元帅中他的资历最浅，二七年入党，从未担任过战略方面的最高职。
同时他又是十人中学历最高的，上过大学。
8、元帅——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县人 [align=center][img][\\\/img][\\\/align] 徐向前，同贺龙类似，借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身分成为元帅。
他的资历仅高于林彪和罗荣桓，在黄埔一期毕业生中原是不被看好的人物。
他的军事业绩最显著之处是曾指挥过一度是红军中最强的红四方面军。
但自从指挥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后，再不曾有过值得一提的战绩。
解放战争时他仅任兵团司令，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攻克了太原。
由于红四方面军这一派系人数众多，必须在元帅中有代表人物，曾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就是最佳人选了。
9、元帅——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县人 [align=center][img][\\\/img][\\\/align] 聂荣臻，华北野战军的代表。
尽管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但实际也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
他指挥华北野战军同傅作义对峙三年，没有出色的战绩。
他一生的军事业绩中，凡辉煌之处往往与林彪有关：红军时期他是红一军团政委；抗战开始时他担任一一五师副师长；平津战役又是东野与华野联合作战，以至于北京军事博物馆的一位创作员曾经说过：“要想写好《聂传》，先得搞好《林传》。
” 10、元帅——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 [align=center][img][\\\/img][\\\/align] 叶剑英，没有派系背景，没有实际战绩。
由于在十人中名列最后，容易诱发人们揣测。
实际上，因上述几个因素的制约，除他之外找不出别人能平衡这个位置了。
确定叶剑英为元帅在于他的特殊地位和资历，从北伐直到建国，他一直充当着“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这一角色，除他之外党内军内再无他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
而在资历方面，他的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和刘伯承。
自云南讲武堂毕业后，他在粤军中长期担任高级幕僚的职务，当他协助老蒋率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时，林彪还没进黄埔的大门呢；长征中他一度接替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解放战争三年，他又任总参谋长直至建国。
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两度扮演了微妙的角色。
二七年七月他向贺龙、叶挺通报朱培德的动态而直接引发了南昌暴动；三五年过草地时他的作为又导致了红军的公开分裂。
且不说他在以后的岁月中，对粉碎“四人帮”和华、邓之争所起的微妙作用了。
至于他本人军事造诣与指挥能力如何，历史没给他机会证明。
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史称“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
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张、杨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蒋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
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
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蒋坚持不改“剿共”政策。
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
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十余人；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
16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杨，并任何应钦为总司令。
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企图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和日本妥协。
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
周恩来等于16日到达西安以后，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释放他。
并于15、19日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主张，和平解决。
22日，宋美龄、宋子文与蒋介石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飞往西安谈判。
经周恩来等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
25日蒋介石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西安事变”到此和平解决。
蒋介石飞回南京后，立即把张学良拘禁起来。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中国共产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部分答案来自知乎）1989年6月1日，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过89岁生日，在晚宴中，张学良意外地说出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
”，刺激他的正是当年灞桥学生请愿事件。
他说：“今天我忍不住，我对你们说，事情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
就是一二九那天，我对学生说，我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们，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委员长，你们先请回去。
当天晚上，我与委员长谈，他先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学生
这我已不高兴了。
但他接着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
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
我气极了。
这话我没说出来，蒋先生也看我变了脸，我脸都气红了。
”一、发动“西安事变”乃是张学良个人自作主张。
很多人声称张学良上了TG的当，被TG洗脑之后才发动西安事变的。
然而，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却声称：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
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
祸首为谁
祸首则为我心。
…………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
西安之事，言来深为痛心，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
……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闻西安之变，深为惊讶。
补充说明一点，《西安事变反省录》是张学良于1955年按照按照蒋介石的要求所写，该文写作的背景是：蒋先生跟我讲，说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我就回了他一封信，……他老先生看见这篇东西，很得意、很高兴。
……就这个前头，他把这段去掉了。
谁去掉的呢
大概这是（蒋）经国干的事。
……他要干什么呢
把这个东西发表呀，给这个政治部看。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131页）此书老蒋满意，小蒋亲自斧正，虽说张学良对其篡改标题大为不满，但也公开承认为个人所书，其权威性也应无疑。
言归正传，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说法也深以为然。
在其代表作《苏俄在中国》中，蒋公讲到：“但是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全明了。
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
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
至于其在事变以前，对张、杨进行策反工作的，除了极少数的共产分子之外，其他如公开作反动宣传的，并不是共党，而是其共党的外卫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第三党”与“救国会”以及所谓“学生联合会”等中立分子。
可是这些中立份子，确实不是共产党员……从张学良自述其事变以前的经过，分析他被共匪诱惑生效的原因，并不是共党有什么真正伎俩，而其根本还是在我们内部有了矛盾，自己心理发生动摇，所以他共党才得乘机而入，针对我们的矛盾与弱点，来尽量扩大为其利用而已。
”（秦孝仪:《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专著》71——73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民国73年出版）二、率东北军赴西北“剿匪”乃张学良勉为其难之举。
张学良为什么会率兵“剿匪”呢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是这样说的：当蒋公指示剿讨刘桂堂土匪或三省边区共匪，任良选择时，实皆非所愿，但由于情感及服从上的关系，毅然表示，愿担任比较困难之剿共任务，良从未自动请求调用东北军，一则不愿东北军离开华北；二则不愿意同他们再发生旧日亲密的关系。
调用东北军，多由于蒋公的命令。
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公开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我原本就不想和共产党打。
但蒋先生举出几件工作，让我从中挑一个。
他说：‘国民对你感到不满，这回要好好干’。
于是我就问：‘哪件工作最难
’他回答说：‘和共产党打仗最难。
’于是我就选择了最难的——和共产党打仗”。
“我原本就不想和共产党打仗。
但蒋先生对我非常好，他让我选，没办法我就选了个最难的——和共产党打仗。
但实际上我不想和共产党打。
我讨厌中国人互相残杀的内战”。
〔《日本NHK记者采访实录：张学良开口说话》101页〕因此，蒋公才会在其《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作如是说：“他又自述其从二十余岁起，担当方面军任务以后，参加内战，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过去的经历，来判断其利用共党抗日的看法。
例如于学忠原系与他对敌作战的，但由他收编以后，乃成为他忠实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对战很久的敌人，后来和谈后，就成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对我中央国民革命军亦曾对抗作战的敌人，但一旦为了国家的统一，归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诚的服从中央，完成了统一。
因之，他认为与共匪停战以后，亦必如过去各种内战情形一样，他总觉得共党亦是中国人，今日在某一问题上，虽已成为敌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标下，亦尽可为良友。
”（《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专著》73页）三、西北“剿匪”连遭败绩，东北军厌战情绪弥漫。
在现如今很多网友看来，张学良最大罪状就是“剿匪不力”——西安事变之前，TG已经被打的奄奄一息，浪荡公子张学良为了一己私利发动“西安事变”，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害的蒋公“安内”大业功亏一篑
不错，红军长征之前，共军约有30万之众，到达陕北后，只剩了不到3万人，似乎真的是奄奄一息、不堪一击了。
为此，蒋介石于1935年9月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
正如当今某些网友所认为的那样，张学良起初也是信心满满。
然而，令张学良大跌眼镜的是，东北军到达陕北之后，不仅进展甚微，东北军却伤亡惨重——最精锐的两个师惨遭覆灭。
对于出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之后的张学良首先给予的最大冲击，是他的直系部队接连败北。
盖正当他就职前后，由江西流窜而来的共产匪军在陕西与土共汇合，先后打败了东北军第一一○师及一○七师、一○九师。
尤其是一九三五年九月第一一○师在甘泉之战被匪击溃，师长何立中战死，被俘数千人，而何立中更是在东北军中特受张学良赏识的优秀干部。
（《蒋总统秘录·第五卷》145页，中央日报社译印）当然，会有网友说，那是因为张学良申请入（共）党心切，故意搞出的“苦肉计”当投名状
那么，红军1936年“东征”消灭晋绥军7个团，扩红8000多人，筹款30余万元，迫使晋绥军撤回山西。
难道也是阎锡山的投名状
红军1936年山城堡伏击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中央军精锐第一军，歼敌1.5余人，主力第78师几乎全歼。
难道也是胡宗南的投名状
1991年5月29日，张学良会见东北同乡时，有人问：“就是因为蒋老总统的‘安内攘外’政策不能贯彻，导致中共统治神州四十年，不知张学良先生如何解释
”，张学良对此回答说：“我不想再涉及政治，但作为一个曾经与中共交过手、打过仗的人，我必须承认中共的军事力量不可忽视。
当年我手下两个精锐师与中共红军对阵，他们人数虽不多，但最后还是把我的两个师吃掉了，师长战死。
面对这样顽强善战的军队，既然消灭不了他，最好就与他合作。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1111-1112页）更令东北军寒心的是，在东北军两个师精锐师被歼灭后，国民政府非但不补充兵员，反而把两个师的建制取消了，而且对东北军处处掣肘。
据时任西北“剿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谢珂回忆：张学良向中央报告两个师的损失情形，请与补充，何应钦极力反对，未与补充，并由军委会严加申斥。
另外军政部在军费项下扣除了100万元，据说是扣张学良以前在北平军分会时的欠账，因此影响东北军的发饱，张亲到南京交涉，未有结果，张对此事极不满意。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20页）22年之后，张学良在其《杂忆随感漫录》中，依然对此刻骨铭心：“一百十师和一百零九师覆灭，师长何立中、牛元峰先后阵亡死事。
因此之故，我心中更加悲痛。
一者：何立中、牛元峰为我多年僚属，生死患难，二人品学皆可称道，实为东北军将领中的皎皎者。
二者：阵亡和伤患官兵，我当时无力以善其后。
中央之抚恤办法，由军政部发给抚恤证件，统由死伤者的原籍省县支领。
我所率领者多为东北籍官兵，在当时情况下，官兵睹此规定，多有不平。
某次在（南）京曾谈到此一问题，有人说东北为东北军所失陷，等到收复东北，再去领抚恤金可也。
我闻之心中深为酸楚。
三者：兵员及枪械无法补充。
因当时的规定，各省皆以省籍为补充区域，而东北军自然无有，枪支弹药亦无法补充。
更有甚者，官兵的情绪不安，皆以如此的牺牲消耗，远不如抗日牺牲为光荣，尤以东北籍的将领更具深一层的烦闷――历年流寓的苦痛，思乡的观念，加深了抗日而不愿‘剿匪’的心情。
自然，他们的情绪，皆影响我的情绪。
”《张学良遗稿》，第105―106页。
这怎不令东北军产生这样的联想：剿匪成了，红军被消灭；不成，东北军被削弱。
此后，不愿与共产党打内战的厌战情绪在东北军中漫延开来。
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
一如昔年，在其他国内战争中所经历者然。
（《西安事变反省录》）四、东北军官兵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意向强烈。
自“九一八”以来，东北军不仅离乡背井，而且饱受国民指责非议。
对于他们来说，不打日本，却与国人打内战，实在是难以接受。
《蒋总统秘录》中是这样介绍“西安事变”的背景的：东北军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後，不得不撤离沦陷在日军铁蹄下的故乡而退驻关内，几年以来，一般官兵怀乡与抗日的意向特别强烈。
（《蒋总统秘录·第五卷》第145页）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则有这样的记述：彼时外人多认良为蒋公之亲信，言听计从者；非虽不能进言，是不肯痛切陈词。
良之左右，则误会良对蒋公私感至上，忘却一切，只知逢迎；而不计及东北人之利害。
良内生烦闷之心，外听侮辱之言；当时之心情，真笔墨难以形容者也。
求去不得，欲罢不能；图进不成，而心秘藏所图者，被他人误解则不计，而左右亲密僚属同袍，希望他日共同患难者，对良误解如是，真使良伤心万分
（《西安事变反省录》）而中共则对此洞若观火，不失时机地对东北军开展了统战工作。
而东北军的一个被俘团长——六十七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成了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
高福源与张学良私交良好，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参加了解放军官训练班的学习以后，思想发生重要变化，彭德怀后来回忆说：“高福源系北京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和张学良关系好，有相当强烈的抗日要求。
我们待之如宾，同他多次谈抗日救国的道理，谈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以至消灭东北军。
请他参观我们红军，观看我军演出话剧、抗日歌曲。
他认为我们抗日是真的。
但他对共产党抗日有许多疑问，最主要的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怎样结合
我根据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讲话的精神，采取民主讨论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
他要求去被围在甘泉的一一○师，我同意他去。
”（《彭德怀自述》第208―20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36年1月上旬，高福源同意劝说张学良与红军停战。
“某晚，他（高福源）又来我处，谈到张学良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
如张（学良）能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
我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他高兴极了，问：‘你们真敢于放我回去吗
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
’我说：‘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他说：‘明早
’我说：‘好吧
欢送你。
’送给他二百元，派骑兵送他到王以哲军防线以外。
”（《彭德怀自述》，第209页。
）此后，通过高福源、王以哲、李克农等人，张学良与TG开始了沟通联络，密商如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详情不再赘述。
而陈布雷代蒋介石所著《西安半月记》也坦言：“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
……”五、张学良多次主动要求抗战，却被蒋介石严词拒绝。
“九一八”之后，一个人背负了丢失东北三省的所有罪名，“不抵抗将军”名号令其千夫所指，连其弟张学思都当面指责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
本来是蒋、张共识——为避免扩大事端而不抵抗，但为了维护总司令伟光正形象，由张学良来充当“背锅侠”，其所承受的痛苦、压力可想而知。
而外界的议论，则更让张学良饱受刺激。
在此情形之下，张学良自然愤懑不平。
多次要求率兵抗战。
然而，蒋不仅没有从其所愿安排其去抗日来洗去“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反而被派往西北去“剿共”。
但是，如前所述，东北军在连遭败绩后，已不愿意再和共军死磕，打回老家去的呼声愈来愈高。
其实，不但是部下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本人也心有戚戚焉。
甚至在写给老蒋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也作如是说：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
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
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策出于他人，实有动于我心。
然而，蒋介石对于张学良要求停止“剿匪”、参加抗日的要求却毫不理会，甚至予以严厉驳斥。
委员长不相信我说的，而更愿意妄信他周围那些人的不正确而且是片面的意见，实在使人毫无办法。
曾扩情的诗中有‘华山高如许，不见隐黄尘。
’用这句话来形容委员长和他周围的人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1936年8月，日军进犯绥远。
张学良遂向蒋介石正式提出书面净谏，请求接受中共“停战议和，一致对外”的倡议，立即结束内战，进行全民抗战。
但蒋介石却指摘张学良受了共产党的利用，拒绝接受。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寿辰，日本首相广田张毅亲自致电祝贺。
张学良与阎锡山趁祝寿之际一同劝说蒋介石开展抗战，蒋介石却声严色厉地说：“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
”。
随后，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的讲话中大骂张学良。
1936年11月，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部奋起抵抗日本关东军支持下的伪蒙古军取得胜利。
11月27日，张学良又一次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日。
而蒋介石在张学良的信上的批示则为六个字：“时机尚未成熟。
”。
12月3日，屡次请战绥远被拒的张学良，情绪冲动之下驾机飞往洛阳谒见蒋介石，再次当面请求将东北军开往绥远，结果再次被拒。
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写到：东北军之兵心，为察（哈尔）绥（远）战事而动摇。
而正是这次冲突埋下了“西安事变”的伏笔
张学良在其《西安事变反省录》中是这样记述的：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
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
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
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
”彼遂讥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
”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向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
”蒋公由洛阳来西安时，出心相随，实恐他人生变，殊不知他日作孽者，乃良自身也。
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亲自督促张、杨“剿匪”。
在行车途中，张学良再次向蒋介石请求参加对日作战，但又一次遭到了蒋的拒绝。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于浙江奉化。
即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当闻听“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仍然不忘请缨抗日。
7月18日，张学良致函蒋介石，要求蒋给以杀敌机会。
因此，张学良在回忆往事时才会多次重申：我跟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旁的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就是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
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没有旁的冲突，一点冲突没有，旁的没有冲突。
（《张学良口述历史》122页）六、张学良少年气盛，激愤之下做出“大逆不道”之事。
如前所述，“西安事变”之前，“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的呼声已经成为张学良本人及其东北军的一致声音，而蒋则对此严厉斥责。
蒋、张对此产生了激烈矛盾。
蒋开始着手准备将张、杨调离西北。
据时任张学良秘书张潜华回忆：12月4日，蒋因当时的军事布置已经完全就绪，遂偕张学良抵西安。
当天晚上，蒋即向张杨提出两种方案，可任择其一：（一）继续参加反共战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调赴前线作战，由中央军督后，支援接应。
（二）退出反共战争——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进行整训；由中央军接收陕甘，负责“剿共”作战。
（《文史资料存稿汇编·西安事变》39页）蒋先生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已经付诸行动——几路大军已经向西安方向开拔，陈诚、蒋鼎文等已经被待命接替
对此结果，张肯定难以接受——一心要北上抗日雪耻，却被调往南方与两广势力周旋。
何时才能雪耻
何时才能打回老家去
东北军官兵离故土越来越远，怎不离心离德
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只身前往华清池谒蒋，痛苦陈词，对蒋介石作最后的“哭谏”。
然而，蒋介石则又一次明确表示“剿共是既定国策，决不动摇，你就是拿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已经感到束手无策了，只好将最后希望寄托到杨虎城身上。
12月8日上午，杨虎城来到华清池，劝说蒋介石与红军停战，再此遭到蒋介石拒绝。
12月9日，最终导火索爆发。
据《蒋总统秘录》记载：（1936年）十二月九日，有受共党煽动的“救国会”、“学生联合会”等游行队伍涌到西北剿匪总部及陕西省政府，然後喧嚷“向蒋委员长请愿”，冲过警察的阻止，沿陇海路向临潼前进。
张学良接到报告，乃赶赴灞桥附近和游行请愿者谈话，虽得以制止，但张学良的方法，不是在说服那些人，而是迎合他们的心意，当场敷衍了事。
那么，蒋先生是希望张学良如何“说服那些人”，而张学良又是如何对应的呢
当天，张学良命令部下孙铭九带领一部分东北军出面保护学生。
并亲自出面说服学生：“游行队伍到张学良司令部、杨虎城司令部、国民党省政府请愿，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于是我们决定从西安出发赶赴临潼的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到达灞桥时，国民党宪兵队在桥上架设了机枪，还有骑兵。
骑自行车走在前头的二十几个学生被宪兵队抓起来了。
宪兵说有人再往前走就开枪。
正当游行队伍与宪兵队对峙的时候，张学良将军坐汽车来到了游行队伍的面前…………张学良将军说到：‘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如果你们大家能信得过我，我一定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回答大家。
”（采访李连璧）（《张学良开口说话）118-119页）“一周之内用事实回答”
在此情形之下，张学良已成骑虎之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对此，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是这样记述的：“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
”。
在被幽禁多年重获自由之后，张学良终于向唐德刚公布发动“西安事变”的直接动因：还有蒋先生几句话，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否则）我不愿意说出来。
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
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可是怕我发火，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火会开枪打人的。
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123页〕据张公告我，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的阴谋。
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
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
张将军告我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
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我告诉张汉公，西安事变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呀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
他认真地说，别人都在胡说。
说后他又哈哈大笑。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11页〕而《蒋总统秘录》中也记载了张学良当时的动机：▼关于劫持蒋总统的动机，张学良于十三日下午五时召集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作了如下的讲话﹕「我内心不愿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用枪来打自己人，我万分的难过
我曾同 蒋委员长讲过几次，可惜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辞。
「我同蒋委员长意见上的冲突，非告一段落不可，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我辞职。
第二、作口头谏诤。
第三、兵诤。
.........「最后，采取第三种办法的近因是——第一、上海七位『救国』领袖被捕，他们犯了什么罪
只好说像他自己所说的『爱国未遂罪』。
有一次，我对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说﹕『全国人只有你这样看.........』第二、『一二九』西安学生游行，.........我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委员长反怪我不弹压。
.........「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
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蒋总统秘录》）七、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争地盘、贪富贵、保实力吗
很多网友对于张学良“西安事变”之举归结于争地盘、贪富贵、保实力。
但是，张学良却这样解释：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
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
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
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
我没有
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宋美龄对张学良的评价则更是直接：“他（张学良）不要地盘，也不要钱，他要牺牲。
”（何虎生《张学良传》）为什么宋美龄会如此评价张学良呢
在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谈及张学良、宋子文双方争论时曾有这样的记述：所可喜者，双方辩论虽甚激昂，始终绝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历来叛变军人所斤斤不能去怀之主题此次竟未有一人置怀，由此足见彼等此举有异於历来之叛变。
民意与公论已促成自私心理之消灭，实为中国政治进步最大之徵象，足令人认此实为最後一次叛变之史实。
窃以为，对于张学良这样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公子而言，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大悲大痛之后，兵权、实力、地位……已经并不那么看重。
很多网友所不知道的是，张学良早在被派往西北“剿匪”之前，就已经主动请辞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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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好了准备。
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陈独秀。
二十多年后,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的报告中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总司令的称号，陈独秀当之无愧： 其一、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吹响了“五四”运动的号角。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起，就高举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反帝反封建、走社会主义救国之道四面旗帜，号召以民主与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青年》从创刊到休刊，前后七年。
其时，正是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
而陈独秀所高举的四面旗帜，正是联合团结、启迪教育整整一代青年的思想基础。
曾告诉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
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
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1917年，周恩来到日本后，在朋友严智开那里借到了《新青年》第三卷全份。
读后颇受启发。
他在日记中记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
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赞成。
”又记：“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以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今后要按着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日记中又记：“我觉得我这次领悟，将以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潮，求新学问，做新事情。
”看过《新青年》，周恩来还用这句诗来表达他这次的思想变化：“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恽代英当年写信给《新青年》杂志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有了《新青年》渐渐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曙光一样。
”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受到运动影响振奋起来的人，无例外地都受到了《新青年》的启迪和鼓舞，先进的知识分子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樊篱，开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观点来分析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
陈独秀的功绩，就是把这一新的思潮，直接引导到推动“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发展。
” 其二、陈独秀是“五四”运动中冲锋在前的勇士。
他认为“五四”运动和以往的爱国运动均不同，必须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并把斗争矛头指向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和统治中国的北洋政府。
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直接参加到运动的第一线，组织带领青年学生与军阀们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关心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他气愤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他和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从5月4日至6月上旬，用全部版面报道“五四”运动发展情况，连续出版三期“山东问题”专号，提出“不复青岛宁死
”“头可断，青岛不可失
”等口号，介绍青岛问题历史真相，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抨击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以及报道北京学生被捕经过及遭受迫害的情况。
一个月内陈独秀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
他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中，指出日本侵害了东三省，又侵害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应出来反对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袖手旁观，陈独秀是言行一致的人，“不能袖手旁观”不是说给别人听的。
他除了参加策划学生的一些集会外，6月9日，又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交胡适译成英文，10日连夜印好有中英两种文字的传单，11日下午亲自到北京闹区“新世界”楼上散发。
因此，被捕入狱，关押了98天。
陈独秀被捕，舆论大震，国内外大的报纸和通讯社纷纷报道。
全国各地、各阶层人士动员起来营救陈独秀。
孙中山对陈独秀被捕非常关心，在上海约见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时，质问许，你们逮捕了陈独秀，“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
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李大钊不分日夜到处奔波，为营救陈独秀竭尽全力。
陈独秀出狱时，李大钊写了《欢迎陈独秀出狱》三首诗，其中写道：“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
”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说：“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坐牢的日子里，全国学界、教育界、政界、军界、工商界营救的洪流汇集成宣传陈独秀、宣传“五四”精神的波涛。
真理战胜了暴政，爱国主义战胜了卖国主义。
逮捕与营救，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使陈独秀的革命形象更加高大光辉了。
其三、陈独秀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悟，特别表现在一批有志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他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寻找探索中国之出路。
各种流派和学说兴起。
中国社会的前进，是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学苏俄“十月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社会发展的争论焦点。
改良主义和冒牌的“社会主义”力争把中国引向邪路。
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坚决站在捍卫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向社会宣战。
第一个回合就是对胡适篡改《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办刊宗旨的论战。
胡适在陈独秀被捕期间接办《每周评论》，他在第二十六、二十七号中把《杜威讲演录》编辑成专号，散布实验主义，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中发表“实验主义”的文章，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带头反对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反对中国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
陈独秀出狱后甚为不满。
10月5日，《新青年》改组，陈独秀收回了编辑权，改轮流编辑为仲甫一人编辑。
接着第二个回合，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的冒牌“社会主义”的论调。
陈独秀把这次论战的双方文章集中起来刊于《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上，并冠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总标题。
陈独秀在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后，在上海立即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深入社会，深入工厂做社会调查。
他深感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必须要有强大的思想武器。
因此，他委托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阶级斗争》，李季译《社会主义史》，李汉俊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先后于1920年由《新青年》出版，寄送全国各地。
从此，马列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的道路才展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其四、陈独秀把“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骨干带进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五四”运动，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酝酿成立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南陈北李”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功绩，永垂青史。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完成的。
“五四”运动期间，列宁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革命形势。
为了了解中国的情况，1920年4月，列宁派俄共（布）远东局负责人之一维经斯基到中国来。
李大钊向维经斯基介绍，在中国建党，从社会影响、个人名望首推陈独秀。
维经斯基到上海后，经与陈独秀交谈，又召开了座谈会，认为在上海创建中国的革命政党时机已经成熟。
1920年5月，陈独秀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成立一个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为了名称问题，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
李回信说，按共产国际的意思，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
”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推陈独秀任书记，接着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陈独秀又将上海建党情况告诉李大钊，要他负责北方京、津、唐山、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工作。
上海则负责苏、皖、浙等省。
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工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终于在上海召开。
中国的历史开辟了新的篇章。
、董必武、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吴玉章、李立三、李达、陈望道等在谈到自己参加共产党时，均称无不受到陈独秀的影响和教诲。
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北伐战争，又称“第一次大革命”。
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随后，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恢复和发展了工农运动。
所有这些，都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
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约10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
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
参加北伐军各级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包惠僧、叶挺、周士第等。
7月12日至18日，共产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
北伐战争打击的对象是占据中国广大地区、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和孙传芳。
在西路主攻方向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同第八军会合后，在7月11日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随后又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直指武汉；9月6日、7日第八军主力占领了汉阳、汉口；10月10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
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湖南和湖北战场一些关键性的战役，如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战役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因此，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
北伐军中路部队进展缓慢，蒋介石的嫡系一军一师在南昌附近屡遭挫折，溃不成军，不得不向武汉求援。
第四军、第七军先后转入江西，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
在东路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12月中旬进占福州。
在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的同时，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等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
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工农运动亦迅猛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还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以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北伐军，还派遣了大批军事干部担任顾问，参加作战指挥。
革命势力的猛烈发展，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
1927年3月，帝国主义命令它们在下关的军舰对南京市内的北伐军和市民开炮轰击，制造了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的南京惨案。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同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勾结起来，加紧反革命阴谋活动。
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即“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叛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也加紧反革命活动。
6月10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
19日，冯玉祥又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达成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协议。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他们放弃革命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活动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拒绝党内的一切正确意见，对国民党不但不加戒备，反而还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器交给汪精卫的武汉政府。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随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还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
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杀害（“七一五”政变）。
至此，蒋汪反革命合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亦称“十年内战”或“土地革命战争”, 系指1927至193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国内革命战争。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了南昌起义。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9月9日，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
1930年底到1931年9月，红军在等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同年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失败，于1934年10月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此后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克服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胜利完成了长征。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12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12月9日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