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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代表的五四演讲稿

时间:2019-09-27 03:07

关于推广普通话的作文(500字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五星红旗:国旗的整个图案,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红色表示热烈,象征革命,祖国大地似红霞一片;配以黄色五星,显得光明灿烂;五星呈黄色,还有象征中华民族属黄色人种之意,以表民族的特征。

旗面左上方缀着的五颗黄色五角星,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民所包括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四颗小星环拱于大星之右,并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和人民对党的衷心拥护。

这也体现了中国政权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象征着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四颗小五角星环绕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齿轮和麦稻穗象征着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天安门则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民族精神,同时也是首都北京的象征。

因为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又是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

国徽在颜色上用正红色和金黄色互为衬托对比,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吉寿喜庆的民族色彩和传统,既庄严又富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聂耳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象征中华民族的精神!!

长征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有何启示

长征精神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精神财富,必须要世世代代弘扬和继承。

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借鉴红军长征途中的方式方法,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艰苦奋斗教育、集体主义精神教育和服从组织纪律等方面的教育。

  长征的胜利,锻造出了不朽的长征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    一、 坚定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其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是确立人生价值取向的最高准则。

理想信念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支配人们行动持久的精神动力。

当年红军战士之所以能够长途跋涉,征服千难万险,翻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的重重高山,穿过人迹罕至、沼泽遍布的茫茫草地,跨过激流汹涌、难以渡越的条条江河,吃草根,咽树皮,忍饥受冻,历经艰辛,最终胜利会师,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业绩。

其首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革命理想的执著追求,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正是有了这样的信念,红军将士才有了精神支撑和动力,激励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勇往直前。

在复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只有具有远大理想信念和坚定的事业追求,才能产生经久不衰的动力,不被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所击中,不被社会的丑恶现象所迷惑,不被眼前的困难和挫折打倒,坚定自己的价值追求,奋发成才,奉献社会。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把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

  它正确揭示了人与集体、社会以至人类的互动关系,论证了人生的价值、意义及合理实现途径,从而使人们的信仰实现了由盲目到科学的质的飞跃。

在社会主义中国,当代大学生就是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所在,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树立崇高的人生目标,庄严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具体来说,就是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坚定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同时,通过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唯物论、无神论的学习,学会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索社会和人生,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迎接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和挑战,树立牢固的共产主义理想;加强思想、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正确认识和汲取我国及国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坚信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在当前,尤为重要的是正确认识党的建设的现状,了解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信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决心,坚定对党的信任,坚信党完全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的伟大复兴。

  二、 树立集体主义价值观 长征精神就是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精神。

长征谱写出了一首红军战士精诚团结,顾全大局,共同奋斗的集体主义英雄凯歌。

长征途中,红军在党的利益、民族利益和小团体利益、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士兵,都无不表现出顾全大局,牺牲个人利益,维护集体利益的精神品质。

在攻占敌人阵地时,战士们抢着当先锋,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在缺衣少粮的情况下,一碗稀粥战士们推来推去,谁也舍不得吃下去。

在困难和生死面前,红军战士表现出了博大的阶级友爱之情,集体主义利益至上的崇高品质。

集体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个人至上”、“个人中心”和“个人神圣”的个人主义理论。

它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真正体现,当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要先公后私,顾全大局。

也就是说,集体主义价值观使大学生们懂得自我价值只有在与他人、集体、社会发展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否则,自我价值的实现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当代大学生在培养自身集体主义价值观时,要注意以下两点: 1、正确认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划清正当的个人利益与个人主义的界限。

在一些大学生看来,提倡集体主义就是泯灭个性、否定自我,强调集体利益就是否认个人利益。

正确认识集体主义、转变思想,首先就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过去几十年对集体主义的宣传和解释上的偏颇之处,正确认识集体与个人的辩证关系。

集体主义在强调集体利益时,并不抹杀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它强调集体利益的发展离不开个人积极性的发挥,强调个人对集体、对社会、对国家的义务感和责任心,在贯彻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时,重视个人的正当利益,维护个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并努力促进个人的进步和发展。

2、摆正金钱在人生追求中的位置。

这是当今对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培养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对此,应该正确看待金钱问题。

金钱并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金钱获得再多,也不能等同于一个人价值的完全实现。

大学生不应当将获得金钱作为自己人生的唯一目标。

否则,就会失去理智,从而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

  三、 培养艰苦奋斗精神 不然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支撑着伟大的事业。

历史经验证明:一切伟业的成功,任何奇迹的创造,没有崇高的精神支撑是不可能的。

“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

”长征途中,战士们没有衣服穿,就将兽皮披在身上,没有鞋子穿,自己动手编制草鞋,没有吃的,就用野菜、树皮充饥。

没有房子宿营,他们就抱成一团,靠彼此的体温御寒……,艰苦奋斗精神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光辉典范。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征程中,在大学生群体中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培养大学生的艰苦奋斗精神,首先是继承革命传统的需要。

当代大学生作为跨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肩负着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

树立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对当代大学生来说,具有终生受用的战略意义。

大学生只有把艰苦创业的接力棒接过来,才能不辜负老一辈的期望。

其次,培养大学生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提高跨世纪人才素质的需要。

知识经济的悄然兴起可以说是一场无声的革命,无论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坚力量的大学生,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贯穿其中的红线是艰苦奋斗精神的培养。

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是高素质的人才,也可能仅仅是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第三,培养大学生的艰苦奋斗精神,是实现理想、立志成才的重要条件。

实践证明,一个人年轻时受一些挫折、磨难并不一定是坏事,“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是人生宝贵的精神财富。

  上世纪80 - 90 年代出生的大学生,经常被称之为“抱大的一代”,由于是在风平浪静的社会环境中,在父母老师的层层呵护中长大的,我们得到的是太多的宠爱与温暖,使这一代人自立能力较差,心理上比较脆弱,缺乏的正是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

正是因为如此,对大学生进行艰苦奋斗精神的培养就显得尤为迫切。

四、加强组织纪律性 严明战斗纪律、群众纪律和组织纪律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又一重要法宝。

长征途中的红军,在战斗中,争当先锋、前赴后继、勇于牺牲。

组织上,实行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在和群众的关系上,更是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亲民之歌”。

长征之初,由于敌军散布的谣言以及群众的不了解,一些群众对红军存在畏惧、疑惑的心理,不知道红军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组织,代表的是谁的利益。

因此,当他们看到红军路过时,有的纷纷逃入深山,有的闭门不出,有的甚至存在敌对情绪。

面对这种情况,红军一方面对群众进行积极的宣传工作,用通俗的语言,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纠正他们对我军的误解。

另一方面,红军也以自身的行动向群众展示了自己是一支“正义之师”,是同群众心连心,代表他们利益的军队。

他们对待群众亲密友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助群众组织生产、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信仰,更有刘伯承与彝族的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的感人事迹。

正是红军严明的组织纪律性,打动了沿途的群众,他们最终把红军当作自己的亲人,用各种形式表达对红军的支持和爱戴。

红军也正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才最终克服困难,胜利会师。

严明的组织纪律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正是当代大学生所必须加强的。

在当前大学生群体中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以下现象。

如部分大学生的日常行为习惯与大学生形象不符,不讲社会公德,行为粗野,谈吐庸俗,个别人还走上抢劫杀人等犯罪的道路;恋爱方式上,责任意识低,少有真实的感情投入,只是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虚荣;消费行为上,不考虑自身的消费实力,片面追求名牌,盲目跟随潮流;把纪律当做束缚人的咒语,把个人无原则的行为当做准绳,行为习惯充满一种反理性的因素。

纪律观念薄弱,组织形式涣散,行为习惯随意使当代大学生的理想志向失去了支撑和保证。

  大学生时期正是人生形成自觉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的重要阶段,因此,当代大学生要通过认真学习校纪校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行为规范,通过学习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从而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关于鲁迅的演讲稿

鲁迅[1](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樟寿,后改名为周树人,字豫才、豫亭,后改为豫才,浙江绍兴人。

鲁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他的著作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 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故乡》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等18部。

鲁迅先生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等。

(其中《少年闰土》就是小学六年级上册的第17课),小说《祝福》《阿Q正传》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等50多种文字。

鲁迅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被誉为“民族魂”。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1、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自嘲) 2、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自题小像) 3、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鲁迅·无题) 4、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鲁迅·无题) 5、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 6、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鲁迅) 7、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题三义塔) 8、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鲁迅·悼杨铨) 9、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评《史记》) 言论 1、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2、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

3、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血。

4、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

5、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故乡》) 6、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

7、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8、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9、愈艰难,就愈要做。

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10、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11、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12、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此,大抵

13、人类总不会寂寞,以为生命是进步的,是天生的。

14、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 15、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

16、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17、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

18、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要历些危险。

只有这两条路。

19、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20、时间就是性命。

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

21、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

22、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23、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的难。

24、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25、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26、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

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

27、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

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28、但我坦然,欣然。

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29、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30、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31、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记念刘和珍君》) 32、怀疑并不是缺点。

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

33、纠缠如毒蛇,执著如冤鬼。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的快,甚至于也颓废的快。

34、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我们何尝做做这一木一石呢

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35、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

36、名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

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37、只有孔乙己来了,才可以笑几声。

(《孔乙己》) 38、唯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

39、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

40、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

41、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

42、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我自己。

43、走上人生的路途吧。

前途很远,也很暗。

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44、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45、谦以待人,虚以接物。

46、自由固不是钱所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47、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48、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49、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50、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

51、在运动会上,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到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自己选几句啊~~~~~~)他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

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

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

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

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

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

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

《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

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

《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

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有没有人觉得,我国2000多年来的文化其实就是一部《人性》研究史

文化学派大师陈序经  曹焕旭  在南开大学的声誉和成就中,凝聚着各学科的创建人及不同历史时期学术带头人的辛勤劳动和奉献,陈序经教授就是这些人中,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一位。

  一  陈序经(1903-1967),广东(今海南)文昌县人,现代著名的社会文化学大师,社会历史学家、教育家。

他出生于华侨商人家庭,早年先后就学于海南文昌致远小学、新加坡育英小学、广东岭南中学、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和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1925年发表《读志随笔》,同年赴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社会学,1926年获硕士学位,1927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Recent Theories of Sovereignty”(《现代主权论》)。

1928年学成回国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

1929年与岭南大学教育学系毕业班学生黄素芬女士在新加坡结婚,后同赴德国继续深造,先在柏林大学研究政治学、主权论及社会学,后转到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院研究国际公法。

为了便于广泛的搜集资料,深入开展研究工作,除已精通的英文外,这期间又学习掌握了德文、法文和拉丁文。

原计划在德国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以后,继续到英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学习考察,因1913年父亲病重,放弃在欧洲的研究考察工作,回国继续任教于岭南大学,兼领中山大学的教席。

  陈序经1934年接受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聘请,任研究教授主持该所研究部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参与筹建北大、清华、南开联合建立的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又随校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法商学院院长,同时还兼领已内迁到达重庆北碚的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知道1946年8月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校为止。

其间1944年8月到1945年8月应邀赴美讲学一年,前半年到美国各地讲中美关系和国共合作,后半年在耶鲁大学主将主权论。

1946年8月,返回天津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学院院长及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主持复校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1948年8月出任岭南大学校长。

但每年仍回南开从事三四个月的研究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时,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陈序经任中山大学筹委会主任。

1954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主持筹建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室,1956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暨南大学在广州复校后兼任该校校长。

1964年8月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

1967年2月19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南开大学逝世,享年64岁。

  二  陈序经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东南亚史专家和民族史专家。

他从社会学家的视角出发,利用现代社会学的科学方法,研究民族历史和现状,取得了多项引人注目的成果。

早在1939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他的《暹罗与中国》一书;1948年《南洋与中国》中文本由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蛋民的研究》;1949年岭南大学又出版了他写的《越南问题》;解放以后写成《匈奴史稿》、《东南亚古史研究八种》及《西双版纳历史释补》。

  《匈奴史稿》是一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研究巨著,1954年-1956年拟出近百万字的初稿,1964年又作过部分修订,1989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序经教授对匈奴史的关注和研究起步很早,在中学时期,他听劳师提到对匈奴史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个空白,匈奴西迁的去向是一个历史的谜点,于是就立志解开这个谜,填补这个空白。

他所到之处都注意搜集有关匈奴史的资料,特别是在德国留学期间,搜集到西方学者对匈奴史研究的成果和西方保存的有关匈奴的史料。

在《匈奴史稿》中他全面介绍了有关匈奴历史的中外史料和研究成果,通过深入的研究,描绘出古匈奴人生活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宗教意识、语言和政俗、文化观念等各个方面,论述了匈奴族的兴起、强盛、迁移与衰亡的全过程,是到目前为止有关匈奴史研究成果中分量最大、资料最多、涉及面最广、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专著。

该书出版发行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92年获国家授予的古籍研究与出版奖。

  《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上下两册,1992年由台湾、香港商务印书馆与深圳海天出版社三家联合出版,同时在台湾、香港与中国大陆发行。

这是陈先生1956-1964年以主要精力从事东南亚古史研究的成果。

合集包括《东南亚古史初论》、《越南史料初辑》、《林邑史初编》、《扶南史初探》、《猛族诸国初考》、《禅泰古史初稿》、《藏缅古国初释》、《马来亚南海古史初述》等共八种。

其中七种60年代曾经在香港内部出版发送。

各书内容大体包括各古国的历史沿革、地理方位、种族源流、社会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对外关系等方面。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早有往来,中国古籍中对东南亚的记载,史不绝书。

陈序经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史书中挖掘宝贵的资料,以此为主干,辅以当地的有关资料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身对东南亚各地的多次实地考察,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以每年完成一部的速度写出这八部富有特色、颇有创见的学术专著,成为中国学术界全面研究东南亚古史的开拓者,受到历史学界的普遍赞誉和尊敬。

  三  陈序经对文化学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

他在十几年中,广泛搜集中外史料,运用现代社会学的科学分析方法,构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一套系统的文化学理论,以此为基础对中西文化、南北文化、西南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力排众议,全力提倡学习西方,是我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学术界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日益深入。

如何理解人类文化现象,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如何才能使国家昌盛以与西方先进国家并驾齐驱……这样一些问题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中心议题。

陈序经教授生逢其时,在我国现代全面接受东西方教育的第一代学者中,又有自己独特的经历,这就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全面而深入的接受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他在美国读书时便对文化问题尤为注意,在德求学期间,就写了一篇洋洋大观德《东西文化观》,接过了胡适1929年首先举起来但随后又表示放弃了的“全盘西化”的旗帜,冲入中西文化辩论的中心战场。

  1931年底,陈序经先生在《东西文化观》的基础上增订补序,写出8万字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

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学礼堂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在南方思想界引发出一场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

刚满30岁的陈序经,初入学术界就引起人们的关注。

为了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1934年8月陈序经来到当时已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南开经济研究所。

1935年出版《乡村建设评议》一书。

同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纳松、武堉平、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墉、萨孟武、樊仲云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重要文章,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

”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

陈序经以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身份写了《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指出“十教授对于文化的意义,简直尚未弄明白”,对“文化”的概念混乱不清;“宣言”表面上是“老生常谈的折衷论调”,骨子里则是“复古与守旧”。

全国文化思想界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具有空前规模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出路和文化建设方向的大论战。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地处比较安定的后方,少有交往应酬,陈序经正是利用这个时机,对自己多年所搜集的有关文化学的材料及论战中所积累的心得,进行了集中整理,深入开展对文化学的材料及论战中所积累的心得,进行了集中整理,深入开展对文化学的研究工作。

在联大社会学系,陈序经还正式开设了“文化学”课,这是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把文化学列入大学课程。

1944年陈序经又利用赴美的机会,继续搜集文化学方面的材料。

回国后对在联大开文化课的讲稿进行整理,写出《文化学概观》由商务印书馆于1947年出版。

  陈序经对社会文化学的深入研究,确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正如《南开今日》上所指出的:“陈先生的研究工作……现在最成功的还是文化问题的研究”,“陈先生讲授社会学特别着重文化,如果我们说清华的社会学是正统学派(吴泽霖先生讲),北大的社会学是唯物学派(许德珩先生讲),那么南开该是文化学派。

以社会学而论三大,恰是‘鼎足而三’的”。

  四  陈序经教授是我国现代知名的教育家。

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可以1952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他坚持教育救国,提倡全面学习西方;后一阶段执行的是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早在30年代,陈序经就提出“教育是各种建设的根本问题”,积极撰写文章宣传自己要全面学习西方的教育思想。

1932年他还是一位岭南大学29岁的副教授,就在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上发表了题为《对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的文章,对广州教育专家在中山大学开会提出的关于“停办文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的有关议案提出质疑,认为“大学教育是为学问而学问的,职业教育是为致用而学问的”,两者都应当提倡,不应顾此失彼;办教育应当文、理、工、农、医合理安排,同时并举。

  1935年或1936年陈序经在给南开大学学生出版的刊物上写的一篇《读书六到》的文章中,提出学生读书做学问要做到“口到”:要读的多;“心到”:要想的多;“耳到”:要听的多;“眼到”:要看的多;“手到”:要抄的多;“脚到”:利用脚力去做实际调查工作。

抗日战争中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写的一篇《释现代生活》的文章中提出,学校要培养的是适应现代生活的专门人才,这就“要有强壮的身体”去“振兴民族与捍卫国家”,就是“日常生活以至讲究学问”,获得“丰富的经验与高超的知识”,“也要有强壮的身体”。

  1947年下半年,针对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提出的,发展中国大学十年计划与对记者发表的关于学术独立的谈话,陈序经先后发表了《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公论耶

私论耶

》、《论发展学术的计划》等文章,指出政府不能按胡适先生建议的那样少派留学生,用省下来的钱重点支持五所大学,而应当从别处筹款重点支持所有大学中办得好、水平高得学院或系科;留学生还应该坚持派赴,而且应多向西方派留学生。

还提出大学或系科得设置不能过于集中到平、津、沪等少数地区,应从实际出发,根据条件和需要在全国进行合理布局;公立和私立学校都是为社会培养人才,应当鼓励和支持私立学校办学。

  解放以后,特别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陈序经认真学习共产党得教育方针,努力工作,坚持进步,把自己熟悉西方教育得专长,用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建设上,参与制定教育规划和学校工作条例,为国家做出了新的贡献,受到人民的尊敬。

在50年代他就指出,理工分开“弊多利少”,工科缺少理科的支持,水平难于提高;政治、财经缺少文科的支持也不利于提高水平。

认为办包括文、理、农、工、医的综合性大学的方向没有错误,应当坚持。

1962年他在政协会议上所作的《对于高等教育的一些意见》,系统地阐明了他地教育思想。

其中包括:要重视基础理论教育;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要充分认识掌握文字工具的重要性;要拓宽专业基础,提倡文科学生选一两门理科课程,了可学生也要学习文科知识,以拓宽视野,能从不同角度观察与思考问题,提高整体素质和水平;要保证教师与科研人员必要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时间;允许教师在有余力的时候从事学校规定之外的学术研究工作。

  五  陈序经教授为人正派,治学严禁,有许多优良作风和高贵品质,是后人应当学习的。

  陈序经坚守自己的信念,不趋炎附势。

解放前他奉派出国前,上级指示他加入国民党,被断然拒绝。

上学时因坚持不入宗教,宁愿转出教会所办的学校;就是在做了教会学校校长时,他仍坚持拒不入教。

解放以后他在政协会议上,积极参政议政,及时参政议政,及时提出自己的意见,供领导决策参考。

  陈序经重视从实际出发,注意作社会调查。

1934年到南开以后,头一项工作就是规划主持“工业发展对社会影响的调查”,亲自带人去河北高阳、广东顺德等地调查。

抗日战争爆发时,他还在顺德调查现场,直到顺德陷落,他才与同仁仓促离去。

他到欧美、东南亚各地及祖国的大江南北,常常利用一切机会考察所到之处的社会方方面面。

他积累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使他在社会文化学、历史学及教育学上的研究,得益匪浅。

爱护珍惜图书,刻苦勤奋,这是有成就的学者的共同特点,而在陈序经身上显得尤为突出。

早年在德国留学时,就在和自己的藏书一起照的一张照片旁写上“宁当穷鬼,不售此书

”在中山大学工作时,有人动员他让出一部分线装书,他说:“我的书是不卖的

”他兼职多,社会活动多,但是不管多忙,每日早晨4点到7点的读书写作一直雷打不动,从不间断。

抗日战争时在昆明,工作教书的空隙之中他又写出了二百多万字的文化学专著,同仁友好对他勤奋刻苦的精神无不深表钦佩。

  陈序经关心别人助人为乐的事迹很多。

他对教授们说:“我这个校长是为你们教授服务的。

”他说到做到,耐心接待来访;资助有困难的教师、师生直至马路边讨饭患病的女孩;认真为同事调解家务、关照病人,有的干部孩子患了牙疾,他也去帮助找大夫诊治。

此类的事情举不胜举。

他对自己和家人,一向严格要求,克己奉公。

在他的身教与言教下成长起来的一子四女都已经成为国家的专业技术人才。

  陈序经先生谦虚克己,始终如一。

1964年他早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学者,但当有人称赞他所写的东南亚古史的时候,他仍谦逊地说:“我主要是作为一个东南亚古史研究的资料员,先把有关方面的资料整理一下,作为他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参考。

作为一个资料员,我也没有做好。

”《匈奴史稿》草拟出来以后,他多方征求史学专家的意见,准备修订,可惜他过早地去世。

  陈序经教授终生献身于祖国地教育文化事业,使他成为我国现代社会文化学界欧美学派地代表人物和大师级地名流学者。

  这里还有更多\ \ 我没发现过我们有什么超前的地方

《孟子》两篇演讲稿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这样一个有趣而另人深思的实验,把一只青蛙冷不防扔进滚烫的油锅里,青蛙能出人意料地一跃而出,逃离陷境。

然后又把同一只青蛙放在逐渐加热的水锅里,这次它感到舒服惬意,以致意识到危险来临时却欲跃乏力,最终葬身锅底。

由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出,青蛙对眼前的危险反映敏感,对还没有到来的危险反映迟钝。

由此我想到了人,其实人在这方面也是如此,正如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人生旅途中,逆境催人警醒,激人奋进,而安逸优越的环境却消磨人的意志,使人耽于安乐,尽享舒适,常常一事无成。

有的人甚至在安逸之时沉溺酒色,自我毁灭。

这于青蛙临难时的奋起一跃和温水中的卧以待毙是何其相似。

“生于忧患”是千古不变的名言,春秋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是它最好的注册。

那时,勾践屈服求和,卑身事吴,卧薪尝胆,又经“十年生聚,十年数训”,终于转弱为强,起兵灭掉吴国,成为一代霸主,勾践何能得以复国

这是亡国之辱的忧患使他发愤、催他奋起的结果。

这说明,当困难重重、欲退无路时,人们常常能显出非凡的毅力,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潜能,拼死杀出重围,开拓出一条生路。

但是,有了生路,有了安逸,人们却往往不能很好地把握,而“死于安乐”。

这方面的例子莫过于闯王了。

1644年春,闯王攻入北京,以为天下以定,大功告成。

那些农民出身的新官僚把起义时打天下的叱咤风云的气魄丧失殆尽,只图在北京城中享受安乐,“日日过年”,李自成想早日称帝、牛金星想当太平宰相,诸将想营造府第。

当清兵入关,明朝武装卷土重来时,起义军却一败不可收拾。

这令我想起欧阳修说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句话老。

险情环生时人们能睁大眼睛去拼搏,因此化险为夷;安逸享乐中却意志消退,锐气全无,结果一败涂地。

从五四运动开始打倒了“孔家店”,人们不再讲孔、孟,讲也是批判对象,把中国落后的原因不归罪于一言九鼎的皇帝和封建制度,而归罪于孔、孟,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把孔子和林彪绑在一起批。

谁还敢再谈孔子

“谈孔色变”。

孔子是一个两千年前的历史人物,不谈就不谈吧,可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还有没有信仰

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

今天有的人信仰佛教,有的人信仰基督教,这些都是外来的,不是我们民族本有的。

而且在全国人口中信仰佛教、基督教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带有浓郁的功利色彩,它们不能代表我们民族精神。

现在中央台“百家讲坛”正在播放诸子。

哪一子能代表我们民族精神

墨子的兼爱,不论是谁都一样爱

不。

老庄的清静无为,不。

法家的只认法,不认情

不。

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仁义。

圣人孔孟,以其超人的智慧“得我心之所同然”。

人心都是一样的,人的本心是什么呢

是仁义。

圣人掌握了他,也就是掌握了我们民族的精神,为我们创立了儒家学说。

我们民族的精神是“仁义”,是孔子首先提出来,创立了儒家思想。

现在中国在世界各国创建了140多个学院,这个学院叫什么名

叫孔子学院。

为什么不叫别的名

老子

庄子、墨子、荀子都不行。

只能叫孔子学院,世界各国也点头。

讲孔孟思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是关乎树立我们民族精神的问题。

圣人孔子“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说明在这一阶段,已经悟到宇宙,人生最根本之理,已经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孔子还对曾子、子贡说过:“吾道一以贯之。

”孔子悟到的理和贯串整个思想的“一”就是“仁”。

不过“子罕实利与命与仁。

”《论语》里共有109个“仁”。

大部分是孔子说的。

为什么还“罕言”呢

孔子说“仁”主要有两种意义,一是指人的品德一仁厚、仁慈,例如孔子说:“雍也仁而不佞。

”(冉雍的为人,仁厚但不善于口才),另一意义是指人的本心、本质。

《论语》里的“仁”,大都是仁厚、仁慈的意思,作人的本心,本质讲的很少。

所以十大弟子之一的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子贡说的“性与天道”就是“仁与命”。

宋朝理学家对“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解释的很好,他说:“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天命的义理微妙),仁之道大(总体宏大),皆夫子罕言也。

”孔子罕言仁,但弟子们,特别是接近孔子的弟子们都知道“仁”在孔子思想中的地位,都向老师问什么是“仁”。

记在《论语》里的,就有六个人,愚笨的樊迟一个人就问了三次。

我们把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答案综合在一起看:《论语》樊迟第一次问仁,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

”(仁者先从难的做起,不计较所获的多少。

)樊迟第二次问仁,孔子说:“爱人。

”樊迟第三次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在家里恭敬、规矩、办事情严肃认真,和人交往要忠实诚恳)子贡问仁,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让别人站得住,自己的一切顺利,同时也让别人一切顺利)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克服自己的私欲,使言行都合于礼)冉雍问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出门办事如接待贵宾那么恭敬,传唤老百姓,如去承当重大的祭祀那么严肃。

自己所不喜欢的,不要加给别人)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韧。

”(仁者,他是不轻易说话的)子张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哪五者

“恭宽信敏惠。

”从回答看,孔子是因材施教但都没有谈到仁的本质,明末大儒冯少墟在《疑思录》中说:“《论语》一书,论工夫,不论本体(形而上);论见在,不论源头。

盖欲学者由工夫以悟本体,由见在以觅源头耳。

”孔子是否知道仁的本质

当然知道。

前面已经说了,孔子已把“仁”和“心”连在一起“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

”孔子一再说:“吾道一以贯之。

”孔子的每句话,都像宝玉那样珍贵,贯串其中的是“仁”。

5月19日易中天教授在“百家讲坛”讲“诸子”,头一位就是孔子。

(孔子、孟子是否属于“子”里面,有争论。

我家有两套子书,一套有孔子的《论语》和《孟子》,一套就没有我认为“四书五经是经书,不属于子书。

)易中天教授讲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解释仁是“爱人“;己欲立而立人,自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对。

但他没有说孔子把仁和人心连在一起,仁就是人的本心。

孔子没有直接给“仁”下定义,实际上已暗示了“仁”是人的本心。

孟子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他的“人性善”的思想。

孔子之后,曾子、子思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学说,也有发展,但有局限性。

庄子说,孔子之后,儒家分为八派,各发展了孔子思想的一个方面。

只有一百五十年后的孟子,在心性论、修养论、政治文化论三个方面全面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学说。

5月20日河南大学的王立群教授讲了孟子。

他开始就说“今天孔孟并称,我认为孟子的影响比孔子的《论语》大。

”这是基于他个人的人生经历。

我认为孔子的影响是孟子不能相比的。

孟子影响是强势人格自强不息,孔子教育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哪一个更重要

一、心性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心性论的思想,又有开创意义。

中国传统的人性论是“生之谓性”(生命的自然资质叫作性)说“生之谓性”,那么人性是什么样子就很难说了。

告子说人性如湍水,荀子说人性恶。

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另开了一个新领域一人性善。

没有把“仁”说成是性,因为孔子那个时候,人性问题还没有那么众人瞩目,但孔子把“仁”提出来了,而且境界那么高。

过去有人讲“仁”,但从来没有人达到孔子那么高的境界。

这就表明圣人孔子有创辟性的心灵。

到孟子出来,就从仁义礼智说“性”,把孔子说的“仁”,收到性里面来。

这完全是合乎逻辑的。

孟子在《公孙丑章句上》第六章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比如,现在忽然看到一个小孩要跌到井里去了,无论谁都会有惊惧同情之心)孟子举的例子很有说服力。

首先他说“乍见”(忽然看到,事实的发生是突如其来的,事先人们毫无心里准备,来不及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反应最直接、最真挚。

当中很难渗入其他与此事无关的因素,可以说是本心当下的直接显露。

其次,说的是一个孺子(小孩),一个小孩抓到井边要掉到井里。

谁见了都要动心。

一个大人在井边,那感受就不一样了。

第三,孟子说这时你动心,不是因为你和小孩有什么关系,你和小孩的父母有什么关系。

你的心是自然而纯洁的,没有利害得失的考虑。

孟子说:孟子是怎样论恻隐之心的呢

他说:“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也。

”恻隐之心仁的开端,只是仁的一个开始,一个起点。

人生来可以成为一个好人,但不就是一个好人。

孟子在“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之后,接着说:“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这就是说,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都是人的本性。

如果我们扪心自问,的确我们在恻隐之心之外,还有善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孟子是以他那创辟性的心灵,对孔子的理论做了很好的解说和发展,形成了儒学自己的理论系统,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础。

孔孟的“性善论”,与世界伟大思想家对人性的论述,不谋而合。

佛教惠能法师的《坛经》里大讲人的价值,大讲人的能动作用。

他向人们宣称:“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身有之。

”“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尽)在自性。

”“一念修行,自身等佛。

”还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佛教认为人心里有佛,和儒家的人性善的精神是一致的。

德国大思想家康德对人性的看法与儒家的人性理论是很接近的。

康德认为:你只要是一个理性的存有,你就要有意志,要有意志的地方,你才有自由。

意思就是:人是一个理性动物,所以人有意志自由。

康德的意志自由是说人生来都是向善的。

譬如你要破坏公物,自然就涌起一个思想:破坏公物是不道德的。

譬如你对朋友撒了谎,自然就涌起一个思想:我骗朋友是不对的。

这些自然涌起的思想,不是由于有外力,而是发自人的本性。

正是因为有这“意志自由”,除少数人外,多数人能自觉改正错误,而不是愈隐愈深。

但是,孟子提出“性善论”之后,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

《孟子》中的《告子篇上》就记下了孟子和告子关于人性的辩论。

譬如告子说人性好比急流的水,从东边开了缺口,水就向东流;从西边开了缺口,水就向西流。

告子的意思是说:人性的善恶在于后天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

孟子说:水的确可向东流也可向西流,但水的本性是向下流的。

人性表面上有善有恶,但人的本性和水流向下一样,是向善的。

孟子的根本主张是“生之谓性”。

(生命的自然资质叫做性)这是一条古训,是一个老传统。

这一条古训模糊了人与禽兽的区别。

你无论怎样讲究吃、穿、住,你还是个动物。

人除了与禽兽相同的气质之性外。

还有义理之性,具体说,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动物没有这四心。

因为人有四心,社会才能存在和发展。

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人性善”应该是它的理论基础。

二、修养论“人性善”,但是否人人都会成为好人呢

理论上可能,事实上不可能。

因为人除了有道德心之外,还有受感性欲求所驱使的私欲。

私欲极易接受周围不良因素的影响,从而把道德心(本心)蒙蔽。

所以,为了克服私欲,恢复本心的纯洁,必须加强修养。

“修养论”是《孟子》中论述的第二个重点。

孔子给学者捐出进德修业的总纲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第六章)人之所以为人,在仁的觉醒。

仁心虽与生俱来,但需要不断修养。

孟子认为,修养的关键是使受私欲蒙蔽的本心,重新呈现出本来的光辉。

这就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告子章句上》第十一章)如何去找回这丢失的本心

关键不是在别人,而在自己。

要主动自发地去寻找。

“(人的善性)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告子章句上》第十五章)怎样思

要“反求诸己”。

“反求诸己”就是要“自省”。

自省什么

要反省:往日的过错产生的根源在哪里

什么才是我心中真正想要的

你自己会做出许多答案。

要知道,最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

在反省过程中,如果良心出来做主(而不是私欲做主),你就会醒悟到,自己良心的本愿是“仁”、“义”的概念。

原来,仁义不是别的,不是外来的,就是自己良心的本性本愿。

人若认请了自己,就能掌握住仁义;自己的言行,按良心的要求去做,就会合乎仁义,就是道德行为了。

这叫做“自得”。

“自得”就是根本的自觉,就是使仁义真正成为自己的性格。

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离娄章句下》第十四章)“自得”之后,也不是一劳永逸,还要面对环境,锻炼自己。

对内,随时警惕自己的良心是否放失;对外,要积极面对现实,使自己的言行合乎仁义。

一个人如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就会渐渐地在人格上显出其光辉来,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腾文公章句下》第二章)的大丈夫气概。

我们通常把心性论与修养论合称为内圣之学。

在这里,孟子没有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是孔孟思想与宋以后的程朱学派不同的地方。

三、政治文化心性论的性善说,通过修养论得到证明。

一个人既有仁心的自觉,就不能独善其身,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第三十章),进而通向国家、天下,通向文化传统,扩充到“万物皆备于我”(《尽心章句上》第四章),扩充到“上下与天地同流”(《尽心章句上》第十三章)。

这主是所谓的外王事业的开展与最后完成。

对外王事业的开展,孟子反对功利而主张仁义。

《孟子》开宗明义第一章,当梁惠王问孟子:“叟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 这就是为孟子的政治理论定下了基础。

主张仁义的是王政,主张功利的是霸政,王霸之分的价值标准在义利之别。

孟子始终认为,政治是人文化成,而不是权利统治。

梁惠王、齐宣王、兵家、纵横家都曾显赫当时,他们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只是杀人盈野、率兽食人罢了。

孟子立身于战国时代,首先要重建人性的尊严,肯定道德的价值,开发文化的理想。

他在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仁政”思想。

这一政治文化的外王开展,既是针对时代,同时也继承发扬了历史传统。

孟子外王理论的针对时代,一是以仁政王道责成梁惠王、齐宣王,以求一统天下,结束乱局;二是力辟扬、墨,驳斥许行,以求孔子之道大行于世。

前者是政治,后者是文化,合在一起为政治文化的外王学。

这是《孟子》论述的第三个重点。

孟子政治文化的理想,固然有来自人性的内在根据,但也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王传统。

如尧舜禹禅让、大禹治水、汤武革命、文王行王道、周公兼夷狄等,这些都是行仁政的最高典范。

但是,圣王传统至周公而断,于是孔子作《春秋》,借用《诗经》蕴涵的褒善贬恶的大义,为外王事业建立了历史评价的标准(《离娄章句下》第二十一章)。

孟子给自己定的使命是“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腾文公章句下》第九章)。

阅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并选择其中一条制度谈得失 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自圆其说400字

本书作为“中国最后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代表作品,问世几十年来一直常胜不衰,对于此书的看法也存在两极分化,莫衷一是。

此书作为经典之作,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阅读,无论站在何种角度,这本书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先生应何敬之邀请,为台湾“战略顾问安全委员会”所作专题演讲的合集。

后在台中养病,又应约写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因截稿期限甚迫,遂以讲稿稍加补充修改,正式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付梓成书。

该书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选举与考试、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制等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式的概观与对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

要言不烦,论述精辟,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书中钱穆先生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

这恰恰是对当时先生写书的环境反映。

那时候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

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

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

“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这话着实在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钱穆先生着力陈述制度须合于本国传统,须合于人事。

这点是极为重要的,尤其值得我们加以学习、领会。

近年来,为数不少的专家、学者舞文弄墨,谈到解决一些中国问题时,张口必称与国际接轨方可解决。

疏不知,他国的制度并不一定就适合我国国情,还不如运用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

当然,传统文化中肯定是既有精华的,也有糟粕的。

可是,不管是好是坏,事实上都在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糟粕固然应该摒弃,可这岂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这也就是说,中国问题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解决法。

当我们跳出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的历史,与中国百年近代史加以比较后发现,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本身。

读完此书,一方面受益匪浅,校正了自己的历史观;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不少疑惑,总觉得钱穆先生对元清两朝颇有微词,很是蔑视,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

尤其是在对清朝的评述上面,虽然我也比较赞成钱穆先生的说法,即清代是部族政权取代了以往历代的士人政权。

我们应当认识到,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者,一方面固然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于本族实行统治,所以部族政权对士人政权的证券就成了必然性;然而另一方面,被包围于汉人及汉文化的汪洋大海当中的他们,更是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加以继承,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可能的统治。

清朝皇帝接受汉化的诚意与速度也是在他们之前的所有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其中汉化速度最快的部分,莫过于政治制度。

既然汉唐宋明各朝的政治之失都是情有可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被人理解的,那么论及到清朝怎么就完全不适用了?所以说先生在对满清的评述可能带有过多的私人感情色彩。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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