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等演讲稿
胡适：不自由，勿宁死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胡适我一直不太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做选择题，连人都是要非此即彼，鲁迅还是胡适，一看这样的文字，我就异常郁闷，就如非让我选择是吃萝卜还是白菜一样。
在鲁迅所有文字中我最推崇的是《死后》，鲁迅生前即想到了死后所要面对的各种尴尬与耻辱，那些任意歪曲和篡改着他文字的人，是他死后所不能控制的，生前尚且有申辩的可能，死后是断无申辩的机会了。
作为一定要钉在历史上示众的人，我常常以为他们是很悲剧的，如胡适，如鲁迅，尽管内心是多么的不情愿，他们丝毫不能阻挠死后被人利用，而且被利用得如此彻底，如此纯粹。
有时他们的一句话，就可以被无限上纲上线，就可以作为养活别人的工具，杀死对手的利器。
因鲁迅和胡适而成就了文化政治上敌我相向的两大阵营，选择一个，就意味着放弃另一个，这样的一种文化选择，是人的悲哀还是他们二人的悲哀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很纳闷，为什么我们一直嘴里喊着的头上举着的至理名言，却在实践的时候抛到了九霄云外。
胡适在《梦与诗》中有一句：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别人做一样的诗歌，甚至做一样的梦呢
做不成鲁迅，也做不成胡适，是不是我们就不再是我们自己
当我们以为离他们很近的时候，实则是我们远离他们的时候，因为我们失去了他们两个人最基本的精神――独立与自由的精神。
失去独立自由的灵魂，不过是依附于他人的奴隶，无论所依附的人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崇高，都改变不了奴才的本性。
所以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家终其一生写不出第二部红楼，不过是在一些残迹中搜索到可以赖以生存的残羹冷饭。
于是文抄公遍地走，考证癖成通病。
假如胡适先生跌碎了一副眼镜，我一点都不惊讶会有人去考证他眼镜的来历，跌碎的原因，当时他在想什么，做什么，为什么那眼镜就从鼻梁上掉到了地下，那地方是在他家里，还是在外面，在哪个角落都必须有特定的意义。
放在显微镜下的人，是无隐私可言的，所以胡适的婚姻成了饭后茶余的点心，想怎么掰就怎么掰，想怎么揉就怎么揉，也不管胡适自己是不是幸福的，胡适夫人是不是满意的，就在那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下结论，殊不知，幸福的结论是胡适与他夫人一起写的，是与旁人毫无关系的。
胡适一生坚持自由，这自由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也是对别人。
1925年，在《晨报》被烧事件之后，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到：“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
’”因此在晚年的时候，他能说实则他与鲁迅是一个阵营里的，而这个阵营就是自由之营。
鲁迅与胡适无论曾经多针锋相对，有过多少公案，多少过节，都在自由的旗帜下站在了中国文化的顶峰，而通往自由的路上，跌倒的是大批的行尸走肉，多的是人云亦云的奴才与走狗。
在个人自由与国家命运发生矛盾的时候，胡适勇敢的放弃了个人自由而选择了与国家共进退，这绝对不是有些人单纯意义上所说的向政治靠拢，向政权妥协，胡适从一个政府的批判者而转成政府的建言者，这种角色的错位实则是对自由更大意义上的一种诠释。
国之存亡，匹夫有责，胡适报效之国，绝非所谓的某个政府掌控之国，而是中华民众之国，当这个国家遭受到外来侵略的时候，个人的政治观点与哲学理念是要和国家当时的环境相靠近或者暂时妥协的，因此，不难理解一个一向坚持自由之灵魂的胡适何以能在1938年接受蒋介石政府的驻美大使之职，当时他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这样的悲壮，该是怎样的一颗爱国之心，无论是否对他的政治主张或者哲学思想赞同，我都为这样的一颗心而感动。
在美任职期间，给他的夫人江秀冬女士的信中这样说：“我是为国家的事出来的，吃点苦不要紧。
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我想这话已经充分诠释了胡适关于国家与自由的关系。
在对这段经历的回顾中，有一段话我以为今时今日之官员们该是羞愧汗颜的：“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美各地演讲400多次，从未带过随员，自己提皮包。
如此而作，实系为战时国家节省外汇。
”，在两个月没有领到薪俸的时候说：“我过的日子总算顶舒服的了。
比起打仗的兵士，比起逃难的人民，比起天天受飞机炸弹的惊恐的人民，我这里总可算是天堂了。
”为学与为官，不管身份的差异存在多大的不同，在人格上胡适却让他们统一了起来。
梁实秋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写道：“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
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交还国库。
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
”这样坦荡的人格，做官与做学问，又有什么可以指摘的
如若为学只是误人子弟，为官只是为祸一方，那么官也好，学也罢，终究是要被唾弃的。
在自由面前，胡适是真正做到了平等，他不因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同，就失去做人的基本原则，他摈弃这些存在的不同，而对于所谓的异己大加提拔和帮助。
这样的自由才是自由之精髓，才是自由之灵魂。
只虚有其表的自由，实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专制，是对自由的践踏。
在党派之中打转的人，是不会从桎梏中挣脱出来，获取真正的自由的。
只有超越了党派的隔阂，在坚持自己信仰和主张的同时，尊重别人的信仰和主张，并努力捍卫别人的自由，这样的人才是把自由实践的人，才是在自由的隧道中自由穿梭的人。
胡适对于这些有一段相当精辟的文字：“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
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
”党派也好，宗教也罢，都是为了使得人的思想高度统一，保持一致，不容许有不同声音出现，于是自由成为了相当奢侈的华丽外衣，可以披着这样自由的外衣为自己的党派或者宗教争取到党徒和追随者，党外之人，便成为了异己，于是自由失去。
无论是沈从文，还是罗尔刚，这些没有学历的人是得到了胡适充分肯定的人，他从来不因为形式上的限制而忽略人本身具备的真才实学，因此他能在任何时候都提拔这样有才华的人，让他们不因自己的学历而失去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给予他人以真的自由，是胡适对于自由的实践。
困守在一种陈规陋习中，自由失去，发展无从谈起，因此，胡适总是能打破旧有的规范，从《文学改良刍议》开始，他就一直在破除坚冰的道路上艰难行走，从未曾动摇。
最能体现一个人对待自由精神的就是如何对待那些所谓的异己态度。
在对待如鲁迅，陈独秀或者其他一些人，胡适向来是能帮则帮，而且从来是仗义执言，不因与自己对敌就落井下石，反而是仁厚待人，努力为对方的困境伸出援助之手。
如历次对陈独秀的拯救，劝苏雪林放弃对鲁迅的攻击，并为鲁迅抄袭罪名进行洗清等，这不仅仅是一个人品格的高贵，而是对于自由之信仰，之追求，之坚决捍卫。
在对待反对者的态度上，有一个事例很让人感动，林琴南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为了阻止新文化运动曾妄图借助北洋军阀的力量来铲除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因此有人作小说以影射林琴南，攻击他，编辑把小说转给胡适时，胡适的话就算是今天说来给人听，也是让很多人惭愧的，所谓君子坦荡荡，恐怕也就如此吧：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红鞋的事。
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污蔑他的人格。
这也就是为什么陈独秀与他在思想上分歧，但始终是挚交的原由吧，也曾假想，当鲁迅在天国听见胡适对于他的维护并做的评价，该是怎样的心潮
当然，在鲁迅生前，除了观点的交锋，胡适几乎未对鲁迅人格有过微词，也并无恶言相向，始终保持着君子的风范。
有人说胡适之49年的哀号，是为了蒋介石政府的倒台而伤，实则是把一种政治观念上的肮脏俗套强行的加在了他的脖子上。
他所哀伤的是他一贯提倡的自由不能实现，循序改良的主张中断。
这最多是他对于新政府没有抱希望，但绝对不能算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这是有质的区别的。
有这样悲观的情绪并不难理解，曾经有一段时间，无论胡适还是鲁迅都把苏俄看作是中国未来之走向，而后又深深失望，因为一个专权的政府是和他们的独立自由民主之主张是尖锐抵触的，毫不相容的，因此胡适也好，鲁迅也罢都很快放弃了这一梦想，而重新回到各自的理想上去。
因此坚持苏俄路线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得不到胡适的青睐也是自然的，而且从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来看，我以为胡适之去美国，鲁迅之早逝，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最少在某种程度来说，我们没有看见他们如一些人一样出现人格的被侮辱和人格的分裂，保持了他们的人格独立完整和尊严，这该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最值得欣慰的事。
抛开政治不谈，胡适的清醒不仅仅体现了其人格的高贵，更主要的是，他始终不曾放弃自由的追求和信念。
在上个世纪国内对胡适的清算中，胡适的态度再次让人钦佩：“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
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
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说的自由被剥夺已经很可悲了，连不说的自由也被剥夺，该是怎样扭曲的一个社会。
在自己的思想被肆意歪曲和篡改的时候，在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公正对待的时候，让我们再次领略了一种大家风范，这些光有宽容与理解是不够的，更多的是人性的悲悯，一种深入骨髓的自由信念的支撑和散发。
从纯粹自由精神的角度说，鲁迅的一个都不放过和胡适的谁都放过，都是社会需要的，我们无须选择，批判与宽容在自由中得以释放和融合。
中国向来不缺乏热血，亢奋与激进的人，但是惟独缺乏冷静思考的人，中国人的血是热的，总在沸腾着，中国人的火是一点即着而且燎原之势不可收，但是在理性思维上始终欠缺着，泼冷水的人一向是被列入另册的，妄想翻身何其难哉。
胡适曾经抛出的自由主义之旗，被国民党和共产党无情践踏于脚底，但正如所说的，二十一世纪给胡适平反。
那么这面沉在水底的自由之旗终将浮出水面，飘扬起来
谁有有关<不自由,勿宁死>的演讲稿啊，演讲大约5分钟的，急需啊
我还正为年终检导新年展望发愁呢
加油吧
多看参考书，一切还是只能靠自己
三分钟自由演讲讲什么好?该怎么讲
一、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现代化为世界、尤其是为西方带来了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的教育制度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以及高度先进的军事装备等各个方面的令人注目的成就。
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它将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统一的经济模式中，使市场、资本、技术及消费逐渐一体化；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技术冲破传统的国界阻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受任何限制地向全世界提供信息。
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要被卷入，事实上中国正在融入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以便能够从中获取尽可能大的利益。
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主流文化——儒家文化，能否发挥积极作用
历史上，儒家文化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对维护封建社会、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是制度化的儒家纲常伦理——三纲和五常思想，强化等级尊卑，强调绝对的义务关系，严重束缚了人的个性解放，它所维护的封建专制思想遏制着民主政治的实施。
无须讳言，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的确有许多思想具有时代性和局限性，有许多方面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它们将随着旧的社会体制的解体而日益失去控制力和约束力，化为历史的陈迹。
但是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依然有很多方面有其超越而恒久的意义，它注重人的精神生命，追求完满的道德人格和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其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信仰者和实践者；它注重现实人生，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济世事业为价值取向，以仁为本，以义为上，修身济世，成己成物，齐家治国平天下，赞天地之化育，刚毅有为、积极进取的思想；在现实中实现永恒的生命价值和不朽的精神世界的观念等。
这些思想在现实中依然有其价值。
东方儒家文化圈内，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以儒家文化的人性本善、见利思义、勤勉协同、修身齐家为精神支柱，迅速发展经济，它们在发展中表现出欧美资本主义所不具有的较为协调的劳资关系、注重群体利益、家庭意识、高储蓄等特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⑴。
诚然，东方儒家文化圈经济的迅速发展，是由于引进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竟争、市场机制、良好的法律秩序等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但不能否认儒家文化在东亚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事实表明，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兼容、再生、转化和同化能力，在现代社会中，它能够很快找到与时代的契合点，成功地吸收同化西方体制并为之注入新的活力，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⑵。
二、儒家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在中国，现代化打破了传统的小农经济，积极发展现代工业、农业和国防，在科技、经济、文化、教育、政治、法律、卫生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儒家文化如何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儒家文化中兼容并蓄的优良传统，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以经济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经济强国是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必须建立在各种力量的相对平衡上。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在失衡的经济强国和经济弱国之间找到和谐。
文化的较量不能代替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是基础，所以发展经济是当前我国的首要任务。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表明，儒家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
儒家思想一方面承认文明之间差异性的存在，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为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和提供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又强调各种文化、力量的平衡与统一。
历史上，儒家文化在保持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佛道文化，吸收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以及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及西方等外来文化，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
今天，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儒家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有利于我们在保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的前提下，积极吸收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法律制度，以弥补我国历史上由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形成的等级、盲从、人治、独裁、专制等弊端，从而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合理、更加完善。
表现在政治方面，我们能够成功实施“一国两制”思想，从国情出发，在坚持社会主义方针政策的前提下，在香港、澳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利于国家的整体发展；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和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开展国营、私营、合营、合资、外资等多种经营模式；文化方面，对少数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积极吸收融会异质文化，形成文化上的多元一体格局。
第二，发挥儒家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和社会秩序。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得目前处于经济中心的美国和欧洲文化影响到亚非拉广阔的地区，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使西方文化渗透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全球范围内某种程度的西方化。
但是经济的一体化绝不会带来文化的一体化，世界上主权国家、主体民族依然存在，文化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随着经济的一体化而消失，相反，目前许多国家和民族纷纷发起保护传统文化、抵制西方文化渗透的运动，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拉美地区的本色化运动、以色列的犹太文化运动、东南亚地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无不表明世界文化朝着多元化发展。
如今，不同文化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都在积极开展对话，对话的前提是彼此尊重，只有在承认多元性、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基础上，才能使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无视国际公约，干涉别国内政，践踏他国主权，以强凌弱，使对和平盲目乐观的人们猛然醒悟，陷入沉思；世界许多地区处于战乱中，他们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宗教信仰而相互敌对，相互冲突；他们基于各自的利益、各自的目的而制造流血、恐怖事件，使黎民百姓受苦遭殃，命归黄泉；使无辜群众丧失家园，颠沛流离。
儒家主张以和为贵，一方面承认差别，“和而不同”，对个人而言，承认每一个人的独立人格；对民族国家而言，承认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和尊严；就文化而言，承认每一种文化的客观存在性。
另一方面，以仁爱为基础，以“和为贵”作为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与人”⑶；己之所欲，施之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⑷。
以此为出发点，来处理个人、民族、国家关系，进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礼之用，和为贵”⑸。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有个人与他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承认差别，承认个体的独立性，在现代社会中，就是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与自由，他们的权利与自由应得到尊重和保护；承认每个民族的独立性和尊严，为我们实施民族平等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尊重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历史的长短，也无论其人数的多少——的尊严、传统、文化和权利，维护每一个民族的利益，让每一个民族得到充分发展，应是我们民族平等政策的核心。
目前我国政府较好地实施民族平等政策，缔造了一种相对和谐的民族关系，从而避免了邻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发生的种族、民族仇杀事件；承认国家的独立性和尊严，对我们实施“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等外交政策大有裨益。
发挥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处理好民族间、国家间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每一个个体的发展（单个民族或单个国家），而且有利于全社会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第三，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利于现代民主政治建设。
历史上儒家文化确有维护宗法等级社会、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一面，但儒家文化同时包含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坚持人本主义，以人而非以神为本位，把爱人视为人的本性；坚持民本思想，以民为本位，“民为邦本，本固邦宁”，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⑺坚持仁政思想，要求统治者（管理者）以人与生具有的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为出发点，进行统治或管理，广施仁政，“以不忍人之心，施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⑻把保民、养民作为统治者德政的标志。
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还处在起步阶段，要建立现代民主政治，要避免历史上的专制、人治、盲从等错误行径，就应积极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以民为本，而不是以官为本；让更多的人参与政治，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与荣耀；尊重每个人的尊严，维护每个人的权益，而不是当政者的权益；努力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充分体现民意而不是少数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允许有不同的政见和意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一个声音、、、、、当然，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绝非简单实施仁政。
但根基于原始社会的平等、公正，基于人类共同的情感需求基础上的仁爱，却是施政的基础之一。
现代民主政治，不仅需要仁政，而且需要健全的法治，完备的、真正有尊严的法律来引导人、约束人，才能保证真正和谐的社会秩序。
三、现代化的挑战及儒家文化的回应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加快了全球的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又在全球范围内极大地扩大了贫富差距，2000年世界上最富国和最穷国人均真实收入的比例高达60：1，是十年前的6倍。
据联合国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称，占全球1\\\/5人口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市场的82%，而占全球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分别仅占14%和18%。
高收入国家的10亿人口人均年收入达2,6万美元，而全球依然有12亿人未能解决温饱问题。
随着现代化的全球进程，人们日益发现西方文化指导下的现代化的负面影响——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非洲等一些不发达国家被日益边缘化，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西方文化的全球化传播趋势等；商品经济引起的道德体系的崩溃、社会结构的解体、家庭、亲情、博爱的价值被商品利益所取代，唯我主义、享乐主义、贪婪、急功近利的泛滥，人性的异化，贪欲的膨胀，霸权主义的横行；现代高科技带来了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随之滋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困扰着人们，毒品、暴力、色情毒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伴随电子高科技滋生的“黑客”的肆虐，给政治、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破坏、、、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困扰着人类，使人类的发展蒙上阴影。
发掘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将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西方社会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兴起东方文化热，印度哲学宗教在西方的风靡，东亚的禅宗气功的盛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教在西方的倍受欢迎，这都表明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能够为解决现代化、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弊病提供疗救之方。
当今世界，儒家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依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有利于营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自身的和谐（身心和谐）关系，有利于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人性异化问题。
第一，有助于防止或解决现代化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环境和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关系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西方文化始终把世界二元化，把人与自然对立，把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作为衡量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尺度，因而注重经济发展，忽视生态平衡，尤其是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现代化进程中全球范围内对自然界进行的掠夺式开发，使得人类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
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环境污染、水资源的匮乏，土地的大面积沙漠化，大量动植物物种的灭绝、臭氧层的遭破坏、全球气温的转暖，这些无不使人类的生存遭到威胁；而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天人关系的主旨，把天地的和谐——天人合一视为最高境界，《易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先天地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在自然未变之前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之后加以顺应，以达到天地的相互调适。
中国先民看到了人和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所以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又反对自然中心主义，以天地人为三才，主张尊重自然规律，发挥人的积极作用，追求万物昌盛、天人共安的境界。
第二，有助于解决现代化发展中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儒家注重家庭注重亲情，注重家庭的价值，以家庭为社会的核心，把家庭、家族的稳定与和睦作为社会稳定的前提，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家庭成员互相关心爱护，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婆媳和睦，这有助于缓解现代工业社会带给人们的紧张与压力。
坚持由亲情出发的仁爱原则和互惠互利原则，将家庭之爱、家族之爱，扩展为人类之爱，“泛爱众”，“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邻里之间、朋友之间讲求礼仪、互相敬让，以仁义礼智信为规范，有利于保持社会秩序的和谐有序。
注重团体意识、注重集体利益，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重，强调个人对社会的奉献，使现代工业中企业与员公、企业家与工人之间不惟是纯粹的雇佣与被雇佣的金钱关系，不惟是纯粹的利益关系，企业与员公、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情感因素，有助于缓解劳资关系的紧张。
第三，有助于防治和解决人性异化问题。
儒家思想注重人的精神生活，注重人的精神追求与身心和谐，注重人的道德情操。
这对医治现代化大潮冲击下出现的种种弊端与趋向，如意义的迷失，精神的危机，人性的扭曲，功利主义的恶性膨胀，均有积极意义。
结语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漫长而又艰巨的。
要实现全方位的发展，要根治几千年的封建余毒，要解决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儒家文化难免会显得苍白而无力。
至于儒家文化中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因素，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不再赘述。
求大神帮我写一篇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自由的演讲稿，有联系实际，观点，500字左右就够了
好大的标题，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