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篇关于军队的战前动员演讲稿
：稍息、立正
同志们息立正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名军人们为什么当兵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当的兵，但
我们现在是一名军人
军人的责任是保卫祖国
军人的天职是服从
军人的义务是奉献
所谓养病千日用兵一时
现在是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了
现在你们摸摸自己的军徽
它代表着荣耀
让我们为祖国而战
为人民而战
为荣耀之战
介绍欧美那边的名人的英文演讲稿。
200字，不要古代的。
Dwight D. Eisenhower Jun. 6, 1944. Soldiers, sailors, and airmen of the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 you are about to embark upon the great crusade towards which we have striven these many months. The eyes of the world are upon you, the hopes and prayers of liberty-loving people everywhere march with you. In company with our brave allies and brothers in arms on other fronts, you will bring abou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German war machine. The elimination of Nazi t3'ranny over the oppressed people of Europe, and security for ourselves in a free world. Your task will not be an easy one. Your enemy is wel1-trained, wel1-equipped, and battle-hardened. He will fight savagely But this is the year 1944, 1nuch has happened since the Nazi triumphs of 1940, 41. The united nations have inflicted upon the Germans great defeats in open battle, men to men. Our air offenses have seriously reduced their strength in the air and their capacity to wage war on the ground. Our home fronts have given us an overwhelming superiority in weapons and ammunitions of wan and placed at our disposal, great reserves of trained fighting men. The tide has turned, the free men of the world are marching together to victory I have full confidence in your courage, devotion to duty and skill in battle. We will accept nothing less than full victory Good luck and let us all beseech the blessing of almighty God upon this great and noble undertaking. 反攻动员令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1944.6.6 各位联合远征军的海陆空战士们： 你们马上就要踏上征程去进行一场伟大的圣战，为此我们已精心准备了数月。
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你们，各地热爱和平的人们的期望与祈祷伴随着你们。
你们将与其他战线上的英勇盟军及兄弟一起并肩战斗，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
推翻压在欧洲人民身上的纳粹暴政，保卫我们在一个自由世界的安全。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你们的敌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久经沙场。
他们肯定会负隅顽抗。
但是现在是1944年。
与纳粹1940、41年连连取胜时大不相同。
联合国在正面战场予以德军迎头痛击空军削弱了德军的空中力量和陆上战斗能力；后方弹药充足、武器精良、部署得当、后备力量丰富。
潮流已经逆转，全世界自由的人们正在一起向胜利迈进。
我对你们的勇敢、责任心和作战技巧充满了信心，我们迎接的只会是彻底的胜利。
祝你们好运，并让我们祈求万能的上帝祝福这伟大而崇高的事业获得成功。
以上资料来源杭州图书馆，希望有助于你问题的解答。
演讲稿怎么读才会有感情 很急
第一、语速要适度，根据里面涉及小故事的类型渲染感情很重要，能为整片文章添彩。
第二、要熟稿，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即便是忘词了，也能迎刃有余。
第三、结尾要有扇动力，煽情或者是动员，以你的受众共同认同的一个价值结尾。
请给我一份战前动员讲话，急
同志们，祖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XX对我们的祖国，同胞欠下的血海深仇是偿还的时候了。
我们等了60多年了，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他们到今天都承认他们对我们犯下的滔天罪行，百般抵赖。
现在我们的前出部队已经到了XXX，我们现在的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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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交代下就行，主要交代这次行动的意义，对全局的影响，这个在志愿军中用的很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志愿军战斗力很强，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全局观。
）是党员的出列，第一攻击波就是你们了。
求名人故事的演讲稿。
急
急
八岁的高斯了数学定理 德国著名大科学家(1777～1855)出一个贫穷的家庭。
高斯在还不会讲话就自计算，在三岁时有一天晚上他看着父亲在算工钱时，还纠正父亲计算的错误。
长大后他成为当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
他在物理的电磁学方面有一些贡献，现在电磁学的一个单位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
数学家们则称呼他为“数学王子”。
他八岁时进入乡村小学读书。
教数学的老师是一个从城里来的人，觉得在一个穷乡僻壤教几个小猢狲读书，真是大材小用。
而他又有些偏见：穷人的孩子天生都是笨蛋，教这些蠢笨的孩子念书不必认真，如果有机会还应该处罚他们，使自己在这枯燥的生活里添一些乐趣。
这一天正是数学教师情绪低落的一天。
同学们看到老师那抑郁的脸孔，心里畏缩起来，知道老师又会在今天捉这些学生处罚了。
“你们今天替我算从1加2加3一直到100的和。
谁算不出来就罚他不能回家吃午饭。
”老师讲了这句话后就一言不发的拿起一本小说坐在椅子上看去了。
教室里的小朋友们拿起石板开始计算：“1加2等于3，3加3等于6，6加4等于10……”一些小朋友加到一个数后就擦掉石板上的结果，再加下去，数越来越大，很不好算。
有些孩子的小脸孔涨红了，有些手心、额上渗出了汗来。
还不到半个小时，小高斯拿起了他的石板走上前去。
“老师，答案是不是这样
” 老师头也不抬，挥着那肥厚的手，说：“去，回去再算
错了。
”他想不可能这么快就会有答案了。
可是高斯却站着不动，把石板伸向老师面前：“老师
我想这个答案是对的。
” 数学老师本来想怒吼起来，可是一看石板上整整齐齐写了这样的数：5050，他惊奇起来，因为他自己曾经算过，得到的数也是5050，这个8岁的小鬼怎么这样快就得到了这个数值呢
高斯解释他发现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古时希腊人和中国人用来计算级数1+2+3+…+n的方法。
高斯的发现使老师觉得羞愧，觉得自己以前目空一切和轻视穷人家的孩子的观点是不对的。
他以后也认真教起书来，并且还常从城里买些数学书自己进修并借给高斯看。
在他的鼓励下，高斯以后便在数学上作了一些重要的研究了。
小欧拉智改羊圈 欧拉是数学史上著名的数学家，他在数论、几何学、天文数学、微积分等好几个数学的分支领域中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不过，这个大数学家在孩提时代却一点也不讨老师的喜欢，他是一个被学校除了名的小学生。
事情是因为星星而引起的。
当时，小欧拉在一个教会学校里读书。
有一次，他向老师提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老师是个神学的信徒，他不知道天上究竟有多少颗星，圣经上也没有回答过。
其实，天上的星星数不清，是无限的。
我们的肉眼可见的星星也有几千颗。
这个老师不懂装懂，回答欧拉说：天有有多少颗星星，这无关紧要，只要知道天上的星星是上帝镶嵌上去的就够了。
欧拉感到很奇怪：天那么大，那么高，地上没有扶梯，上帝是怎么把星星一颗一颗镶嵌到一在幕上的呢
上帝亲自把它们一颗一颗地放在天幕，他为什么忘记了星星的数目呢
上帝会不会太粗心了呢
他向老师提出了心中的疑问，老师又一次被问住了，涨红了脸，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老师的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怒气，这不仅是因为一个才上学的孩子向老师问出了这样的问题，使老师下不了台，更主要的是，老师把上帝看得高于一切。
小欧拉居然责怪上帝为什么没有记住星星的数目，言外之意是对万能的上帝提出了怀疑。
在老师的心目中，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
在欧拉的年代，对上帝是绝对不能怀疑的，人们只能做思想的奴隶，绝对不允许自由思考。
小欧拉没有与教会、与上帝保持一致，老师就让他离开学校回家。
但是，在小欧拉心中，上帝神圣的光环消失了。
他想，上帝是个窝囊废，他怎么连天上的星星也记不住
他又想，上帝是个独裁者，连提出问题都成了罪。
他又想，上帝也许是个别人编造出来的家伙，根本就不存在。
回家后无事，他就帮助爸爸放羊，成了一个牧童。
他一面放羊，一面读书。
他读的书中，有不少数学书。
爸爸的羊群渐渐增多了，达到了100只。
原来的羊圈有点小了，爸爸决定建造一个新的羊圈。
他用尺量出了一块长方形的土地，长40米，宽15米，他一算，面积正好是600平方米，平均每一头羊占地6平方米。
正打算动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材料只够围100米的篱笆，不够用。
若要围成长40米，宽15米的羊圈，其周长将是110米（15+15+40+40=110）父亲感到很为难，若要按原计划建造，就要再添10米长的材料；要是缩小面积，每头羊的面积就会小于6平方米。
小欧拉却向父亲说，不用缩小羊圈，也不用担心每头羊的领地会小于原来的计划。
他有办法。
父亲不相信小欧拉会有办法，听了没有理他。
小欧拉急了，大声说，只有稍稍移动一下羊圈的桩子就行了。
父亲听了直摇头，心想：世界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
但是，小欧拉却坚持说，他一定能两全齐美。
父亲终于同意让儿子试试看。
小欧拉见父亲同意了，站起身来，跑到准备动工的羊圈旁。
他以一个木桩为中心，将原来的40米边长截短，缩短到25米。
父亲着急了，说：那怎么成呢
那怎么成呢
这个羊圈太小了，太小了。
小欧拉也不回答，跑到另一条边上，将原来15米的边长延长，又增加了10米，变成了25米。
经这样一改，原来计划中的羊圈变成了一个25米边长的正方形。
然后，小欧拉很自信地对爸爸说：现在，篱笆也够了，面积也够了。
父亲照着小欧拉设计的羊圈扎上了篱笆，100米长的篱笆真的够了，不多不少，全部用光。
面积也足够了，而且还稍稍大了一些。
父亲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孩子比自己聪明，真会动脑筋，将来一定大有出息。
父亲感到，让这么聪明的孩子放羊实在是及可惜了。
后来，他想办法让小欧拉认识了一个大数学家伯努利。
通过这位数学家的推荐，1720年，小欧拉成了巴塞尔大学的大学生。
这一年，小欧拉13岁，是这所大学最年轻的大学生。
报效祖国宏愿------ 华罗庚的故事 同学们都知道，华罗庚是一位靠自学成才的世界一流的数学家。
他仅有初中文凭，因一篇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得到数学家熊庆来的赏识，从此华罗庚北上清华园，开始了他的数学生涯。
1936年，经熊庆来教授推荐，华罗庚前往英国，留学剑桥。
20世纪声名显赫的数学家哈代，早就听说华罗庚很有才气，他说：“你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
”可是华罗庚却说：“我不想获得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个访问者。
”“我来剑桥是求学问的，不是为了学位。
”两年中，他集中精力研究堆垒素数论，并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哥德巴赫问题发表18篇论文，得出了著名的“华氏定理”，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数学家出众的智慧与能力。
1946年，华罗庚应邀去美国讲学，并被伊利诺大学高薪聘为终身教授，他的家属也随同到美国定居，有洋房和汽车，生活十分优裕。
当时，不少人认为华罗庚是不会回来了。
新中国的诞生，牵动着热爱祖国的华罗庚的心。
1950年，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回到了祖国，而且还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动员大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他在信中坦露出了一颗爱中华的赤子之心：“朋友们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
归去来兮……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虽然数学没有国界，但数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华罗庚从海外归来，受到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回到清华园，被委任为数学系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
从此，开始了他数学研究真正的黄金时期。
他不但连续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突出成绩，同时满腔热情地关心、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
为摘取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为应用数学研究、试验和推广，他倾注了大量心血。
据不完全统计，数十年间，华罗庚共发表了152篇重要的数学论文，出版了9部数学著作、11本数学科普著作。
他还被选为科学院的国外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家的院士。
从初中毕业到人民数学家，华罗庚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辉煌的人生道路，为祖国争得了极大的荣誉。
阿基米德（约公元前287~212年） ——希腊物理学家、数学家。
阿基米德的父亲是一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喜爱数学。
有一次，国王请他去测定金匠刚刚为其做好的王冠是纯金的还是掺有银子的混合物，并且告诫他不得毁坏王冠。
起初，阿基米德茫然不知所措。
直到有一天，当自己泡大一满盆洗 澡水里时，溢出水量的体积等于他身体浸入水中的那部分体积。
那么，如果把王冠浸入水中 ，根据水面上升的情况算出王冠的体积与等重量金子的体积相等，就说明王冠是纯金的；假如掺有银子的话，王冠的体积就会大一些。
他兴奋地从浴盆中跃出，全身赤条条地奔向皇宫，大喊着：我找到了
找到了
他为此而发明了 浮力原理。
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了著名的杠杆原理。
伴随着这一发明，还产生了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在阿基米德的老年岁月里，他的祖国与罗马发生战争，当他住的城市遭劫掠时，阿基米德还专心地研究他在沙地上画的几何图形，凶残的罗马士兵刺倒了这位75岁的老人，伟大的科学家扑倒在鲜血染红了的几何图形上…… 阿基米德死后，人们整理出版了《阿基米德遗著全集》，以永远缅怀这位科学巨匠的伟大业绩。
牛顿（1642～1727） 牛顿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
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
牛顿是举世公认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他的幼年充满了辛酸，在他出生前3个月父亲便去世了，之后母亲改嫁，他是由外祖母抚养成人的。
23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后留校工作。
后因逃避伦敦流行的鼠疫来到母亲的农场里。
在这里，他被一个常人熟视无睹的现象吸引住了。
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熟透了的苹果落在地上，便开始思索为什么苹果会垂直落在地上，而不是飞到天上去呢
一定是有一种力在拉它，那么这种将苹果往下拉的力会不会控制月球
他就是通过这个看起来十分简单的现象，发现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
这个定律的巨大作用，很快就显示了出来。
它解释了当时所知道的天体的一切运动。
同时，牛顿又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光学实验，从而证明了白光是由以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顺序排列的合成光。
1687年，牛顿出版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在这里，他钻研了伽利略的理论，并归纳出著名的运动三大定律。
除此之外，他发现的二项式定理，在数学界也有一席之地。
1704年，出版《光学》一书，总结了他对光学研究的成果。
牛顿61岁那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此后年年连任直至逝世。
作为举世公认的、最卓越的科学巨匠，他仍谦逊地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
”1727年3月20日，84岁的牛顿逝世了。
作为有功于国家的伟人，他被葬在了英国国家公墓，受到世人的瞻仰。
欧拉（1707～1783） 欧拉瑞士数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欧拉从小着迷数学，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数学天才。
他13岁便成为著名的巴塞尔大学的学生，16岁获硕士学位，23岁就晋升为教授。
1727年，他应邀去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工作。
过度的劳累，致使他双目失明。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 。
欧拉具有惊人的记忆力。
氢说，1771年圣彼德堡的一场大火，把他的大量藏书和手稿化为灰烬。
他就凭着惊人的记忆，口授发表了论文400多篇、论著多部。
欧拉这们18世纪数学巨星，在微积分、微分方程、几何、数论、变分学等 领域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确定了他作为变分法的奠基人、复变函数先驱者的地位。
同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科普作家，他发表的科普读物，在长达90年内不断重印。
欧拉是古往今来最多产的数学家，据说他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够当时的圣彼得堡所有的印刷机同时忙上几年。
欧拉作为历史上对数学贡献最大的四位数学家之一（另外三位是阿基米德、牛顿、高斯），被誉为数学界的莎士比亚。
高斯（1777～1855） 高斯是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高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幼年时，他在数学方面就显示出了非凡的才华。
3岁能纠正父亲计算中的错误；10岁便独立发现了算术级数的求和公式；11岁发现了二项式定理。
少年高斯的聪颖早慧，得到了很有名望的布瑞克公爵的垂青与资助，使他得以不断深造。
19岁的高斯在进大学不久，就发明了只用圆规和直尺作出正17边形的方法，解决了两千年来悬而未决的几何难题。
1801年，他发表的＜＜算术研究＞＞，阐述了数论和高等代数的某些问题。
他对超几何级数、复变函数、统计数学、椭圆函数论都有重大贡献。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与威廉.韦伯合作研究电磁学，并发明了电极。
为了进行实验，高斯还发明了双线磁力计，这是他对电磁学问题研究的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成果。
高斯30岁时担任了德国著名高等学府天文台台长，并一直在天文台工作到逝世。
他平生还喜欢文学和语言学，懂得十几门外语。
他一生共发表323篇（种）著作，提出了404项科学创见，完成了4项重要发明。
高斯去世后，人们在他出生的城市竖起了他的雕像。
为了纪念他发现做出17边形的方法，雕像的底座修成17边形。
世人公认他是一位和牛顿、阿基米德、欧拉齐名的数学家。
祖冲之(429～500) 中国南北朝时代南朝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
范阳遒（今河北涞水）人 祖冲之(429-500)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长官。
祖冲之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
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
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派他到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
他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了。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
到了宋朝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
他根据他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
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
那时候，有一个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
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他，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
”祖冲之一点也不害怕。
他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
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
”宋孝武帝想帮助戴法兴，找了一些懂得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个被祖冲之驳倒了。
但是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
直到祖冲之死了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
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
他曾经对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一本《缀术》。
他的最杰出贡献是求得相当精确的圆周率。
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
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
祖冲之晚年的时候，掌握宋朝禁卫军的萧道成灭了宋朝。
华罗庚（1910～1985） 中国数学家、数学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苏金坛人。
华罗庚的父亲是经营杂货店的小业主，由于经营惨淡，家境每况愈下，致使上中学不久的华罗庚辍学，当了杂货店的记账员。
在繁琐、单调的劳作中，他并没有放弃最大的嗜好－－－数学研究。
正在他发奋自学时，灾难从天而降－－－他染上了可怕的伤寒症，被医生判了“死刑”。
然而，他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但左腿却落下了终生残疾。
他常挂在嘴边的是这样一句话：“所谓天才，就是靠坚持不断的努力。
”这位没有大学文凭的数学家，凭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刻苦自学，于1930年，以《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的论文，而使中国数学界刮目相看。
后被熊庆来教授推荐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助教 。
在这里，他得益于熊庆来、杨武之的指导，学术上得以长足进步，并逐渐树立起他在世界数学界的地位。
1948年应美国一所大学骋请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携妻儿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后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
他十分重视和倡导把数学理论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并亲自组织和推广“优选法”、“统筹法”，使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
他一生勤奋耕耘，共发表200余篇学术论文、10部专著。
作为数学教育家，他培养出陈景润、王元、陆启铿等一批优秀的数学家，并形成了中国数学学派，有的人已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家。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时，因突发心肌梗塞而去世，终年75岁。
一生以“最大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自勉的华罗庚，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陈景润（1933～1966） 中国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福建闽候人。
陈景润出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上有哥姐、下有弟妹，排行第三。
因为家里孩子多，父亲收入微薄，家庭生活非常拮据。
因此，陈景润一出生便似乎成为父母的累赘，一个自认为是不爱欢迎的人。
上学后，由于瘦小体弱，常受人欺负。
这种特殊的生活境况，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极为内向、不善言谈的人，加上对数学的痴恋，更使他养成了独来独往、独自闭门思考的习惯，因此竟被别人认为是一个 “怪人”。
陈景润毕生后选择研究数学这条异常艰辛的人生道路，与沈元教授有关。
在他那里，陈景润第一次知道了哥德巴赫猜想，也就是从那里，陈景润第一刻起，他就立志去摘取那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1953年，他毕业于厦门大学，留校在图书馆工作，但始终没有忘记哥德巴赫猜想，他把数学论文寄给华罗庚教授，华罗庚阅后非常赏识他的才华，把他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当实习研究员，从此便有幸在华罗庚的指导下，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
1966年5月，一颗耀眼的新星闪烁于全球数学界的上空------陈景润宣布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1972年2月，他完成了对1+2证明的修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外国数学家在证明1+3时用了大型高速计算机，而陈景润却完全靠纸、笔和头颅。
如果这令人费解的话，那么他单为简化1+2这一证明就用去的6麻袋稿纸，则足以说明问题了。
1973年，他发表的著名的陈氏定理，被誉为筛法的光辉顶点。
对于陈景润的成就，一位著名的外国数学家曾敬佩和感慨地誉：他移动了群山
诺伊曼 诺伊曼（1903~1957），美籍匈牙利数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
诺伊曼出生在一个犹太银行家的家庭，是位罕见的神童。
他8岁掌握微积分，12岁读懂《函数论》。
在他成长的道路上，曾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1913年夏天，银行家马克斯先生登出一则启示，愿以10倍于一般教师的聘金，为11岁的长子诺伊曼聘请一位家庭教师。
尽管这诱人的启示，曾使许多人怦然心动，但终没有人敢去教导这样倾城皆知的神童……他在21岁获得物理-数学博士之后，开始了多学科的研究，先是数学、力学、物理学，又转到经济学、气象学，而后转向原子弹工程，最后，又致力于电子计算机的研究。
这一切，使他成为不折不扣的科学全才。
他的主要成就是数学研究。
他在高等数学的许多分支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最卓越的工作 是开辟了数学的一个新分支------对策论。
1944年出版了他的杰出著作 《对策论与经济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作出重要贡献。
战后 ，运用他的数学才能指导制造大型电子计算机，被人们誉为电子计算机之父。
部队鼓舞士气的口号
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功必克，守必坚，踏敌之骨唱凯旋
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祖国在我心中550字演讲稿
泱泱大中华，悠悠五千年。
当我牙牙学语，爸爸就告诉我，我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当我开始记事时，妈妈就告诉我，我的祖国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国；当我上幼儿园时，老师就开始教我们画鲜艳的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个大字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我，就是一名中国人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因为我对这伟大的祖国爱得深沉…… 回首历史，多少坎坷我们曾经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