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变迁与展望》演讲稿大概600～700字
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经济史学科中，中国现代经济史学是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与变迁。
具体而言，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此外还包括港、奥、台经济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国前的根据地经济史。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时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延伸。
学术界一般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上限，到今天为止，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仅有60年，即使以1927年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作为研究对象的开端，也不过80余年。
而经济史的研究对象需要历史“沉淀”，这也决定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姗姗来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才正式形成。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一经出现，就因其密切联系现实经济问题的特性而迅速发展壮大。
一、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形成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奠基工作启动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之时。
1952年底，我国一些学者开始总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验，发表、出版了不少有关国民恢复时期经济问题的论著。
如郭瑞楚写了《恢复时期的中国经济》，狄超白撰写《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问题》，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编辑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合作资料汇编（1949~1952）》。
1956年我国实现了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主义改造后，社会主义主义改造问题成为研究焦点之一。
如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作，推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薛暮桥、苏星和林力子也出版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倩华等人编著了《七年来我国私营工商业的变化（1949~1956）》，赵艺文著《我国手工业的发展和改造》。
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后，总结经济建设的论著更多了。
如，国家统计局编写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伟大的十年》，李成瑞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史敬棠等人编辑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
除上述专著外，一些论文也涉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问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部分学者对还很短暂的经济发展作了作了某些研究之外，一些高校在经济史课程中，也开始尝试讲授涉及新中国经济问题的专题。
如当时的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馨老师在讲授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时，一直讲到1956年。
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经济发展史的研究工作，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中断了。
1975年，周恩来总理认为有必要研究新中国经济史，指示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组织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工作。
齐燕铭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设立了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决定以根据地的经济史作为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序幕，系统研究新中国经济史。
这是国家设立的第一家专门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学术机构。
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开始组织人员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史。
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是促成中国现代经济学科形成的春风。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反思思潮，学者们尝试着对30多年来经济建设进行系统总结，突破了不少以往的研究禁区，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拓展出广阔的空间。
另一方面，国外的各种经济学理论陆续引入我国，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工具。
不少高等院校纷纷开设新中国经济史课程，编写新中国经济史教材。
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应运而生，正式形成了。
此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研究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专家学者，以及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的专家学者，走入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促进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繁荣。
二、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进展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多年中，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可谓突飞猛进。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推动力明显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从本学科出发对现实经济热点问题的探讨；二是站在本学科的角度，围绕着国庆35周年、40周年、50周年、60周年以及改革开放30周年等重大国庆活动或纪念活动，展开多主题的研究与讨论。
从已取得的成果看，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陆续出版了涉及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各类经济史资料，对推动本学科研究走向深入打下了资料基础；二是发表了大批学术论文，研究的主题基本涵概了现代经济史的各个方面；三是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呈现多样化，且各具特色。
学术资料是研究的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涉及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档案资料、统计资料及其他史料陆续整理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组成立后，着手收集、整理了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及解放区的大量经济资料，相继出版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等资料。
其他学术机构也相继出版了《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等资料。
1988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作，整理、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经济档案资料。
从1989年到2000年，出版了《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2 卷、《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9卷。
《1958~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也将面世。
这套学术资料丛书，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
国家有关经济管理部门也整理出版了各类经济统计资料及经济大事记。
如，农业部计划司编辑了《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国家统计局编辑了《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财政部综合司编辑了《中国财政统计（1949~1980）》，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编辑了《中国金融统计（1952~1987）》等统计资料。
此外，财政部综合司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从1982年到1989年年分期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利率文件汇编》等等资料，都相继出版，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基础。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已从研究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土地改革等方面，延伸到了研究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的方方面面；研究的时段已囊括了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研究选题扩展到了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区域发展等宏观问题，扩展到了农业生产、工业化、投资、商业贸易、财政、金融、交通运输等部门经济。
80年代初期，系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成果，主要有柳随年、吴群敢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
研究建国初期的论著主要有范守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恢复史（1949~1952）》，李占才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
研究土地改革的专著主要有董志凯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赵效民主编的《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
研究商业经济的著述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的《新中国商业史稿》。
在财政史研究方面，主要有左春台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简史》等著作。
在劳动经济史研究方面，有袁伦渠主编的《新中国劳动经济史》。
其他方面，也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专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5周年之际，涉及各个行业、各部门，系统反映各部门、各行业经济建设的大型学术丛书《当代中国》丛书开始出版，到1999年丛书基本出齐，共150卷208册，近1亿文字。
这套丛书的基本国策类、社会主义改造类、经济类、财政和金融类、农业类、工商管理类、商业类、能源类、化工类、通讯类、冶金和机械类、轻纺类、建筑业类、国防和军事类等著作，集中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
比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研究方面，出版了董志凯主编的《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吴承明与董志凯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
在新中国经济史综合研究方面，出版了刘国光、张卓元、董志凯、武力主编的《中国十年五年计划研究报告》、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苏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赵凌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中国农民负担史》等专著。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一大批反映部门经济史的专著相继面世，如《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中国金融50年》、《中国财政50年》等，分部门、分行业总结了中国50年经济建设。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界又出版了一批研究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如刘树成、吴太昌主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汪同三主编的《中国投资体制改革30年研究》、吕政主编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研究》、张晓山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30年研究》、财政部财科所撰写的《中国财政体制改革30年》等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近些年来，实证性的微观研究、个案研究、非经济因素分析越来越多，采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用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决策和政府经济职能演变、用国际政治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变化，等等，都有了明显的进展。
从20世纪80年代起，高等院校为满足教学需要，组织学者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
1980年孙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稿（1949~1957）》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7年李德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1949~1985）》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8年、1989年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蒋家俊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89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曾壁均、林木西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史（1949~1989）》，1990年在经济日报出版社面世。
90年代，高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不断推陈出新，力求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所论述的下限也越来越接近当今现实，比如，赵德馨、苏少之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五卷）已将20世纪90年代纳入其教学内容。
三、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对热点问题的研究 中国现代经济史与现实经济极为密切，学术界围绕着现实热点问题作了不少探讨。
1993年中国经济史年会上，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的学者着重探讨了如何认识和评价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中国现代化、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计划和治学方法等问题。
1996年年会上，学者们围绕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与市场问题”展开了研讨。
1998年的年会学者们研讨了新中国城市的发展问题。
1999年围绕着纪念建国50周年，讨论了“新中国50年经济发展的特点与经验”。
2000年年会、2002年年会，学者们讨论的主题为“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市场发育与区域经济发展”。
2003年年会主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53年来的经济管理”。
2004年年会讨论热点是“经济增长与发展”。
2005年年会的中心议题是“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
2006年会议主题为“三农”问题与经济发展。
2007年年会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学者们围绕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历史经验”展开讨论。
2008年年会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2009年年会在庆祝建国60周年的背景下，主题是探讨建国60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
总体而言，近两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问题；二，建国以来“三农”和城乡关系问题；三，收入分配问题，特别是从长时段来探讨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及其原因；四，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五，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六，政府的经济作用和宏观调控；七，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八，中外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九，能源、能耗和环境保护问题。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目前呈现出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其一，今后相当长的时段内，从多个方面研究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及其职能演变将是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其二，我国经济改革开放已经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60年，系统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经验将是现代经济史的热点，将与经济理论界研究中国式发展道路理论研究热点相互应；其三，加强对外经济关系史和国际比较研究将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四，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方法研究中国60年经济发展，将带来现代经济史研究手段与研究方法的创新。
生活新变化演讲稿
在农村时： 大米粥、咸菜条就是好饭，逢年过节有饺子和肉，蔬菜是家里园子里种的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胡萝卜，当然还都得应季吃，冬天是一缸咸菜、酸菜、酱，大白菜是好吃的； 衣服是大人们的改小的，过年爸妈会给买新衣服； 我家住的据说是太爷爷辈住过的老房子； 搬到城里后： 物资丰富了，但一切供应都要票； 现在： 大米白面随便吃，蔬菜也不限于应季菜，鸡鸭鱼肉只要有钱就能买得到； 年年有新衣服穿，穿得漂漂亮亮的； 十几平米的公房，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每顿饭都在发愁吃什么换换口味，舶来的吃喝越来越多； 衣服有很多挂在柜子里没机会穿；以前来与今天比较：昨天人们穿着布衣裳，颜色单调，款式单一；吃的粮食、豆制品、猪肉等等都要凭票来限量购买。
除了过年，平时没有新衣穿，没有水果，饮料，零食吃，爸爸以前与爷爷奶奶住的是平房，既拥挤，狭窄，又没有光线，妈妈以前洗衣用搓衣板，既费力，又费衣……现在，变化可在啦
可不是吗
人们穿得衣服合身，潮流，颜色缤纷，一年四季都有，在本地就可以吃到新鲜可口的水果，现在住的房子是楼房，既宽敞又明亮，妈妈洗衣不再费力啦，用得是全自动洗衣机……精神文明建设虚功实做，以开展“五改六进村”活动为切入点，切实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改变农民落后的生活方式，提高了农民综合素质和城乡文明水平。
长期以来，不少农民仍沿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宗族迷信、乱埋乱葬、超生抢生等现象普遍存在，农村生活环境脏乱差突出。
对此，以“五改”（改厕、改水、改路、改灶、改造村场）为突破口，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六进村”活动———即无神论进村、道德进村、卫生进村、法制进村、科技进村、文化进村，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千家万户，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卓有成效地贯彻到农村基层，走出了一条适应新时期服务农村经济、稳定农村基层、提高农民素质的思想政治工作新路子。
利用广播、电视、板报和召开现场会议等形式，大力宣传改厕的意义和好处，同时通过办试点，让群众亲身体验到改厕的好处。
近几年还投入近3亿元搞好村镇街道硬底化和排污等，建设了一批公共设施，90％的村庄严格按国家和省标准完成了规划。
组织文化、道德、法制、科技进村，向农民灌输“无神论”和遵纪守法的思想观念。
围绕道德进村，各村制定了《文明村民公约》，《村民道德歌》张贴上墙，建设高标准阅报栏；全县农村普遍建立了红白理事会，“妇女学校”、“妇女心连心协会” 等。
围绕文化进村，在“一校四网”（党校）的基础上，村委会干部和村干部都当群众教员，农民接受农科知识教育面达80％以上，并帮助村委会建立图书阅览室，开展富有特色的文化活动。
遂溪县开展“五改六进村”活动以来，人们的法制观念、道德水准、科技文化素质发生许多喜人变化，社会风气日益好转，群众安居乐业，文明新风扑面。
目前全县共有省级文明村镇、文明单位5个，市级50个，县级350个，镇评文明户、文明家庭30500户，开创了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以“了解建国历程，感受祖国变化，我为祖国服务”为话题，作一份演讲稿
祖国六十年的 弹指挥间、沧桑巨变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启了历史的新纪元。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艰苦创业，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实现着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
当今之中国，到处充满勃勃生机，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六十年来，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华夏儿女们安居乐业。
青藏铁路，一条几乎不可能的铁路，中国人民做到了；火车多次提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奥运场馆建设，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举国上下一片欢呼雀跃……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完成着一个又一个壮举
六十年里，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文明古国成为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1998年，南方特大洪水，淹没了许多楼房，淹没了许多人民，却淹不灭中华儿女的爱心；2007年年底，当春节来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雪灾，阻碍了人们回家的道路，却阻碍不了中华儿女救灾的决心；2008年5月，里氏高达8.0级的汶川大地震一度牵动了世界各地的心，地震震倒了一座座楼房，震碎了一颗颗逝世者家人的心，却震不倒中华儿女突破重重困难的热情。
我相信，再大的困难除以13亿，会变成小小的烦恼，再小的帮助乘以13亿，会变成大大的扶持。
炎黄子孙会手挽手，心连心，克服一切困难
六十年来，中国的航天事业迅速发展，中国在历史上刻下了辉煌的一页。
2003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杨利伟叔叔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2008年，中国的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飞上太空，到月球上去拜访嫦娥和玉兔；同样是2008年，神舟七号升空，翟志刚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员。
中国的科技技术蒸蒸日上，为发展中的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六十年来，中国建设新农村的脚步越走越快。
以前，农村人知识很少，只知道劳作。
现在，“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越来越普遍，连许多老年人都发奋学习。
农业不仅用上了力气，同时也充分运用上了智慧。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上了中学、大学，成为了建设祖国新一代的智囊团；以前，农村生活是吃不好，穿不暖，过的都是苦日子。
现在，农村人的经济能力越来越好，纷纷过上了小康生活。
手机、彩电、冰箱……这些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一样样成为了现实。
以前，农村给人的印象是又脏又乱。
一下雨，小路便成为了“水泥路”，山上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现在，一提到农村，人们想到的是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青山绿水……改革开放，让农村展现出了勃勃的生机，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加幸福。
我坚信，中国将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28 16:35 2009年，我们的共已经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
回顾过去，我们豪情满怀；放眼未来，我们信心百倍。
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从北京天安门升起，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新中国成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第一，表明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了国家的主人。
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纪元。
第二，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
第三，宣告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一，建国六十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已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出累累硕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收了大官僚垄断资本，通过土地改革，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这就从根本上铲除了阶级剥削的根源，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
消灭了剥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优点，从此全体人民有了共同的根本利益。
人民利害相同、休戚与共，每个人的利益都依赖于国家、集体事业的发展。
人们在生产中建立起了同志式的协作关系。
尽管在人民内部还有矛盾，但这种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局部的、暂时的，只要正确处理，就不难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根本利益一致，因此人们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我国人民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符合我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它经过全体人民的奋斗，一定能实现。
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有着坚强的共同信念，并由此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能够高速度地向前发展。
建国60年来，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工业的发展上，我们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程。
我们的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实现“四化”创立了可以依靠的前进阵地。
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人。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新生的制度，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还不完善，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挫折，出现反复，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同时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日益显示出来，它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必将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左”倾路线，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结束，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从那时以来的30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国，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30年，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在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上走过了辉煌的历程，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30年。
我国人民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30年的改革开放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给中国带来了持续快速的发展。
文革中一度濒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到今天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
老百姓从温饱不足到吃饱穿好，不少人还买房买车，到国外旅游。
从抗震救灾中，从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中，从神七飞天太空行走中，我们进一步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30年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一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就是要让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实现伟大复兴。
三，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
胡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
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胡书记指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１００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１００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党中央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制定和作出了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又为我们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代接一代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急需一个五分钟左右关于廉政的演讲稿，要求以身边的他，用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的廉政事迹
在场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有幸在这里作科技创造未来的演讲，我感到十分荣幸。
前不久，一年一度的科技节在上海科技馆拉开了序幕，这让我了解到近几年来，我们伟大祖国的科技事业正迅猛发展。
记得很久以前，手机的用途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打电话，可是前几年，手机有了很大的改变，不仅外观漂亮多了，而且用途也多了，手机可以用来拍照、开会、上网等等，这让我们的生活更为方便，也让我更加领会到了科技的力量。
不过，我只是个刚出茅庐的学生，我对“科技”二字的内容还知之有限，我无法用一些很深奥的理论来阐述科技的玄奇，但我愿意用一个刚出茅庐的学生的角度来畅想科技与未来。
从基因工程让人活到一千岁的梦想，到纳米技术包你穿衣不用洗的诺言;从人工智能送你一只可爱机器狗的温馨，到转基因技术让老鼠长出人耳朵的奇观，不断有新的科技在诞生，每一个新科技的发现都会让人们欣喜若狂。
当非典成为全球公认的危害性最大的疾病，而我们中国则首先完成了非典病毒全基因组测序，使得我们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也让我们祖国更加坚信——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未来。
对于时常忙碌于学习的我们，科普知识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爱因斯坦、霍金、比尔盖茨是我们心中的明星，计算机科学、现代物理和化学动态更是无时不牵动着我们。
我们越来越明白科技的重要性与普遍性，因此也时常会有科技小发明在我们的校园里出现。
科技创造新生活的前景引人暇思，令人神往。
回望文明的历程，是科技之光扫淡了人类历史上蒙昧的黑暗，是科学之火点燃了人类心灵中的希望;是科技支撑了文明，是科技创造着未来，而未来在我们手中。
让我们成为知识的探索者，让我们在未知的道路上摸索，让我们用创造力将我们居住的世界变得更美好。
家乡的变化演讲稿
我的在十堰党的大以来,党的春风吹进了我的家乡，唤醒了家乡的人从此，我的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说路，以前是泥泞小路，一踩裤子上喷的尽是泥。
现在，是用水泥铺成的柏油马路，现在的柏油马路可以六辆大卡车并排行驶；听说在紧急时刻还能起降飞机呢
而且以前只有一条主杆线—人民路,现在又增加了火箭路、朝阳路等几条主 杆线。
关天人民路还有一条政策：7：00—晚19：00不允许卡车在人民路上行驶，以免路面受损。
我们坐在车上十分舒服，车子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活蹦乱跳”了。
再说说这里的河—百二河。
以前这里很不卫生，人们把垃圾倒在百二河附近，使百二河发出一阵阵嗅味，让人难以忍受，有些身体不好的，从这路过，病情更加严重了。
现在就不同了，到处都是环保标语，还有许多清洁工在扫地，水不但没有嗅味了，而且人们还在百二河附近种上了许多垂柳，像一位春天的使者，热情地伸出修长的手臂，焕发出勃勃生机；它的枝条细长下垂，直觉泻而下，像少女柔软的披发，又像一条绿色的瀑布，优美而不失气势。
从这儿路过的人再也不用捂着鼻子了，夏天，人们还可以在垂柳下面乘凉，真是天更蓝了水更清了。
以前十堰是一个全市不到30万人的山区小镇，现在是一座城区就有50万人的中型城市，十堰市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人民生活进一步迈向小康。
当前，十堰正在临着东风日产合资合作、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开发等一系列新的发展机遇。
东风日产合资合作，将使十堰的汽车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发生质的飞越，实现汽车产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十堰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卡车制造中心”。
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为推进水资源开发、库区建设、环境保护、结构调整、移民建镇，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我爱我的家乡，我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的家乡
将来，等我学好本领后，用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创造我的家乡，使我的家乡变得更加兴旺发达、美丽可爱
指导教师：李俊 家乡的变化 四川省达州市 通川区第七小学 五年级一班 唐岑雨 我的家乡是达州，虽然那里没有什么名胜古迹，也不能与其它大城市相提并论，可是近年来，达州真的在不断地变化，越变越美丽，越变越繁荣、昌盛。
以前我们达州大街上的地板总是坑坑洼洼的，一到了晚上，就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老人们走在街上，经常会因为不小心踩到有坑的地方摔倒了，而且因为路面坑坑洼洼的，下了雨过后，坑里面就会有许多的积水，你如果走在路边，一辆车子开过来，坑里的积水会溅得你满身都是，让你变成名副其实的落汤鸡。
现在经过多次的整修，路面已经变成平坦的了。
以前我们达州简直是出了名的垃圾城市，人们随手就乱丢垃圾，一点儿也不爱护环境。
垃圾桶就摆在人们的面前，可是人们仍然乱扔果皮纸屑，饭盒随地乱丢，真是有眼无珠
可是现在不同了，人们十分爱护环境，不像以前那样随手把垃圾扔在地上了。
如果偶尔有人随手把垃圾扔在地上，会有人主动走出来对乱扔垃圾的人说：“请你不要随手把垃圾扔在地上，这样会破坏环境的。
”而随便乱扔垃圾的人也会羞愧地把垃圾捡起来放进垃圾箱里。
几年不见，达州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我祝愿家乡人民与时俱进，开拓进取，讲文明、有礼貌，把达州建设得更加灿烂辉煌
指导教师：杜聪 家乡的变化 广东省惠阳 广东省惠阳区淡水镇土湖小学 六（3）班 雅倩 改革意味着飞跃，开放预示着富强，沐浴着改革的春风，只不过短短的几年时光，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的家乡也奇迹般地改变着。
昔日，我的家乡只不过是一个小村庄。
道路全部是泥路，坑坑洼洼的，残留在我脑海里的家乡，到处都是平房，所见的平房屈指可数，而且大多数都是瓦屋，刮风下雨时，严重的倒屋，轻则水会进屋。
屋前的道路冷冷清清，没工厂，没商店，更不要说路灯了。
一条街道简直是封闭的。
在当年，拥有一辆自行车代步，已经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目的。
人们那时穿的衣服都有补丁，以前有一句话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连鞋子也是靠自己那双灵巧的手做出来的，有草鞋、有布鞋……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的家乡居然变成了一个小城市。
繁荣而昌盛，美丽而可爱。
从前低矮、破旧的老屋早已被新颖别致的高楼大厦取代了。
当年泥泞的古道已不见踪影了。
宽阔的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
在平整、宽阔的柏油马路上，车辆穿梭来往、川流息。
道路两旁绿树成荫，人来人往。
以前的瓦房现在变成了豪华的住宅，放眼望去，看到的是一栋栋一排排拔地而起的崭新的高楼大厦。
儿童乐园充满着欢乐声，彩灯喷泉装点得像仙境一样。
只要你任意走进一个家庭，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如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电话等也得到了普及，不少人家还有手机、私家轿车呢，许多家庭还购置了电脑，用以浏览、查询资料和从事文化娱乐活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无穷的乐趣。
商场、农贸市场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真是一年一个新面貌，一年一个新气象啊
有关建国60周年主持演讲稿 主要是祖国的变化
建国60周年的变化 60年，可谓弹指一挥间
60年的个人经历让我触摸到了社会前进的脉搏，60年的改革开放惠及了每一个国人的生活。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国家经济在三十年间飞速发展，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在这三十年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衣食住行和生活环境、工作条件哪一样都是翻天覆地。
听妈妈说，计划经济时期凭证供应的年代，一年至多能添置上两件新衣服，还是一般的平布。
“过年穿新衣”的期盼是她们那个时期的同龄人都有过的愿望吧，如果能在没有过年就穿上新衣裳，让邻居羡慕时的那种满足和得意让现在的年轻人不能理解，更不要说现在的小天使们每个至少都有多套样式和质地都很好且四季分明的衣物了。
食品的供应更是让妈妈难忘，买肉凭票是自然的，但绝对没有挑肥选瘦的份儿，更不要说得排上拥挤不堪的露天长队，并要担心轮到自己时还有没有货物可以买到。
因为争购食品引起大人们吵闹甚至是相互抓扯让孩子们惊恐不已，妈妈十几岁时最怕的就是让家长吆喝着去排队，常常在接受这个任务时嘴硬地说“宁可不吃肉也不去排队”。
六七十年代物资极度匮乏，一块红糖或豆腐乳，甚至是加了点食盐的辣椒面都曾经是分享的零食，而在当时津津有味的吃相一点不逊于现在孩子们吃到最新上市食品时的兴奋程度，被辣椒麻木过后的畅快也不亚于现在吃火锅后的酣畅淋漓。
三十年前，许多家庭的住房都只有一间，几乎相同的布局就是用一张床或一个大立柜放在房屋的中间，拉上帘子把屋子隔成两间，前面是客厅兼饭厅，妈妈说，她们玩时只能以床入座，条件好些的能备上一两只小马扎或小木凳；孩子多的家庭还得设计成上下铺，而床后面就是另一间卧室与储藏室的统一。
现在，条件好了,人们大多住上了单位分的三室一厅,有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兴奋不言而喻。
且不说现在的自动化办公条件如何先进，单说喝开水一项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热水器，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水只能是在早上锅炉房供应时间打好以保证全天的需要。
现如今，坐在办工作旁，伸手就是饮水机加纯净水，冷热自斟，好不自在。
还有通讯工具的变化，八十年代用的是手摇式电话,每次需要联系时头疼不已，且不说先要接通邮电局的接线员，再转接至某个地方或某个单位，若对方是信号不太好，得打上好几个电话，有时甚至得呼叫上一天才能接通。
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腰间跨着BB机，传呼信号随时呼叫，每每发出叫声，还要故意装作听不见，让它多响几声......，持有者的那份自豪，不言而喻。
到了千禧之年，大哥大又成了身份的象征，持有者不仅要用上与自己身高不成比例的嗓音大喊，还得夹杂着地方语同时进行，才觉得在人前显圣。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不止一个手机，无论走到哪里都与对方近在咫尺，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六十年间的种种变化让我感慨多多，而自己经历的只是千千万万国人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来之不易。
我们生活在如此美好的黄金时代，这种幸福和安定和谐的局面也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和维护，通过我们的努力和奋斗，祖国还会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
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