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的演讲稿
黄海战役也是甲午战争 1895年3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一个71岁的老人，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
（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
（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
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
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从此走向更深重的灾难。
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
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
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
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50多年。
日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
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
”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
总之，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
正因为如此，重新学习、研究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这里最重要的是分析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原因，总结、汲取其中的教训。
长期以来，一些论者从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是日本及其支持者实力强大，中国不具备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条件，由此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奋发图强，提升国力，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
这个观点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甚至容易陷入“武器决定论”的误区，应该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分析。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
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
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
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
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
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
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那么，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
这对我们今天维护国家安全和加强国防建设有哪些借鉴呢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
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
”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
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
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
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
”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
”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
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
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
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
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
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
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
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
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
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
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
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
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
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
日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
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
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
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
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
”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
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
”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
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
”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
”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
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
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
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
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
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
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
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
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
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
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
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
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
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
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
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
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
”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
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
”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
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
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
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
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
”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
伪善的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
”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公然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
”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
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
”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
”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
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
美国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的小伙计，而日本敢于悍然发动战争，也是有恃于美国作为后台老板。
正如列宁在甲午战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夺东方的亚细亚国家，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财政及军事力量。
” 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
这是列强的基本立场，对此务必保持清醒头脑。
但清政府和李鸿章显然见不及此，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过大的期望和幻想。
实际上列强的公理只是一种伪善，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
列强早已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
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
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
”列强十分清楚，日本战胜中国他们都可以分一杯羹，战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列强利用“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强盗条约都得到了很多好处。
一味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
陆奥宗光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
”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
”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
”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
”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
李鸿章上边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军机处，还有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是主和派，而主战派光绪皇帝、翁同和等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干着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
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
历史证明，一些小国依附大国尚可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但大国此路不通。
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被宰割的对象。
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须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个道理，连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以制某国为主。
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
”是的，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
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
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
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
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
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
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
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
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
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
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
”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
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
”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呢
光绪皇帝十分恼怒，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
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
命令海军“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对比，这是一般规律。
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需要特定的条件，不是普遍现象。
但在军力相当的情况下，胜负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就不是唯武器论所能解释的了。
作为战争的主要指挥者来说，头脑中打不赢的阴影必然会对战局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部队士气低落，一味溃败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
以黄海海战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靠近中朝边境的大东沟一带海域相遇，一场震惊中外，对甲午战争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大海战爆发了。
投入这次海战的中日舰队实力如下表： 军舰总数 鱼雷艇数 铁甲舰 半铁甲舰 重炮 轻炮 排水量 中国舰队 14 4 6 0 21 141 3.5万吨 日本舰队 1201 2 11 209 4.1万吨 可以看出，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
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
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
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
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
黄海海战的胜利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
”而北洋舰队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战，完全失去应有的战略作用。
北洋舰队黄海战败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指挥失当。
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
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挂错信号旗，二说部分军舰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
开战不久，旗舰定远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军提督（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而他事先又没有指定代理指挥者，这个致命的疏漏使中国舰队一开始就失去统一指挥。
紧接着信号旗也被击毁，旗舰与舰队的联系中断，各舰只能各自为战，陷于混乱。
二是有的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在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还可耻地挂起白旗。
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
4艘鱼雷快艇有3艘慑于敌威，一直躲在远处不敢参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三是炮弹不足，质量不好。
这次战斗只打了5个小时，但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生了炮弹不够的情况，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
炮弹质量也有问题，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船而不裂”。
黄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
”四是军事技术水平低下。
北洋舰队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敌舰西京丸号40米处发射鱼雷，竟然未能命中（鱼雷从舰底一米处划过），使敌舰逃逸，而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正在此船上督战，失去了绝好的歼敌机会。
黄海之战虽然失利，但相比还算是甲午战争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余大部分战役、战斗，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逃，根本不是武器优劣、装备好坏、兵员多少的问题。
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
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
”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
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同志说过：“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
”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
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
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
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
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
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
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
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
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
他们长期致力于海军建设就是基于这种考虑。
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
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
日本的战略思想非常明确，把整个战争基点放在制海权的争夺上，在设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们取得了上策。
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
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
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
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
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主动出海决战的上谕，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
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
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
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
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
”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
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
但日军此着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
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陆了15天。
清政府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如能派一支劲旅凭险扼守海岸，海军攻袭敌舰，则可对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
但奇怪的是，岸边小股清军放了几枪便了无踪影，海军根本没有出动。
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从容登陆，打开了进攻旅顺的大门。
很快，清政府经营20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于敌手，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
日军兽性发作，残忍地进行屠城，旅顺数万军民被杀害，全城仅有36人幸免于难。
不久荣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辙。
山东荣城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仅有30海里，是日军袭击威海的最佳路线。
1895年1月29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
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
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 登陆和反登陆作战，本是最为惨烈的作战类型，一般来说，反登陆方都会依靠防御体系———包括岸边阵地和海上袭击，使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登陆方腹背受敌，遭到沉重打击，甚至登陆失败、全军覆没，中外战例中不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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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五.四青年节的文章
唱响一曲青春的歌-五四演讲稿有人说，青春是一首歌，回荡着欢快、美妙的旋律；有人说青春是一幅画，镌刻着瑰丽、浪漫的色彩。
80年前，为了驱逐黑暗、争取光明，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最壮丽的青春之歌，绘就了一幅最宏伟的青春图画。
如今，“五四”运动已作为光辉的一页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史册。
然而，“五四”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它是一种精神，表现出青年人对我们民族炽热的爱，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注，表现着青年人的责任和使命。
今天，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有幸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有幸站立在世纪和千年交汇点上。
我们是幸运者。
面对新世纪，我们责任重大。
我们回顾发扬“五四”精神，认真思索着，自己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青春，怎样的人生。
记得，最初开始认识“五四”是从小学的历史课开始的。
那时，老师讲到“五四”运动，向我们讲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种种欺凌，讲述青年们为祖国不惜献身的种种壮举。
当时，我们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深刻道理，但有如一丝曙光照亮蒙昧的荒原，我们幼小的心田中已播下了……===========================向五四青年节敬礼 青年,朝气蓬勃的人;青年,我的中国.我要用呐喊,抖掉那附着在大好河山上的污泥腐瓦;我要用热血,融化那将要凝冻的江河湖川.年青的中国,奔流的中国,我的中国.爱国有罪吗?可你们面对着卖国贼的屠刀;爱国有功吗?可你们很多没有享受到新中国的甜美,啊!中国的龙,中国的长城,中国的黄河,中国的青年,我年青的中国啊------一九一九的青年已过,青春不会再回,年轮不会再回,历史不会再回,但她永远记在中华民族的丰功碑上,闪着不休的光辉.============================五四赞歌朗诵稿五四，永不熄 五四 永不熄 五四 永不熄 一位英雄在20世纪的发端歌吟 歌词是民主和科学 和者是中华民族的儿女 那声音没有丝毫的羸弱和疲惫 有的是长河大江的风气 它从远古而来 秉承先祖盘古为世界之生而为的毁灭 它从当今而来 贯接西方强权进步的气息 五四 永不熄 五四 永不熄 燃烧于五千年沉淀的膏脂之上 燃烧了百年的没落与朽溃 燃烧过一个不可忘的激情 世纪 我要胜利 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的胜利 燃烧的胜利 这是革命 这是李大钊发出的消息 我要燃烧 渴望地火毁灭一切包括自我而后重生 这是野草 这是燃烧的鲁迅 所以燃烧了 一些骨瘦如柴却坚实的可燃的青年在燃点的土地上燃烧了 燃烧 燃烧这才是真理 伟大的真理 五四 永不熄 五四 永不熄 象人一代代生存和衍续 永远的人 永远的火 相依偎 英雄总不怕任何可怕的东西 生兮 死兮 所以他走来了 在我举望的视线里渐渐清晰 所以他大声的喘息 震动在我年轻的听觉里 我知道风在嘶呖 我知道土地在嘶呖 我知道一切活着的在嘶呖 这就是这块土地 有火的土地 气乘青年 冲撞西夷 五四 永不熄 五四 永不熄 我辈年青 拾薪助火 前仆后继 学子为民主而呐喊举臂 神舟把科学飞扬前进 不负我们曾经四顾深望 不负我们曾经痛苦沉思 不负我们毅然的忘却和前行 生就在这死去的脚步里 我不敢熄 如我不愿熄 即使你停滞 你相信你也会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的去撞击岩石 摔碎在悬崖之下 而后与其他再汇成闪光的水一滴 而前行 这就是青年 这就是青年的血流 这就是青年的思绪 五四 永不熄 五四 永不熄 有人称谓我们之老大 且早听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美哉 我少年中国 壮哉 我中国少年 五四继中国少年之血气而青年 而歌吟 五四继少年中国之灵光而青年 而歌吟 故我扬言世界 扬言落后与强权 五四 永不熄======================五四青年节之来历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最后发展成为全国人民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坚强意志，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1949年政务院正式宣布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五四运动介绍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次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的精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的前夕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
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却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又在1915年，为实现他的皇帝梦而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
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
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在这时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起来了，产业工人的数目由1913年的约65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200万人左右。
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参加斗争，是五四运动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
五四运动发生前，军阀势力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统治。
严酷的现实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
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由于忽视了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致使革命成果遭到破坏。
因此，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使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
于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着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起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
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五四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指出了道路。
正如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社会情况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不久，五四运动就由“巴黎和会”作为导火线而爆发了。
五四运动的经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
中国曾经在战争期间对德宣战，也算是战胜国之一，因而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廷和顾维钧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
在中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条件。
代表到达巴黎后，由于留欧中国学生的要求，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陈述书。
当时，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的本质还认识不清，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认为美英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看作“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
他们以为巴黎和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
这种想法当然是十分天真的。
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结，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又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根本不理睬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反而无理地在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又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
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也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先进的知识分子认清了这个真理：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命运。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人民要求的消息。
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报上发表，全国群情激昂，人们的悲愤再也不能抑止下去，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爱国运动终于爆发。
晚上，北大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学生。
听到演讲者讲述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情形，都捶胸顿足，愤慨万分。
有一个北大学生，当场咬破中指，撕破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的台前，表示爱国的决心。
会上，大家纷纷提出严惩曹汝霖(经手签定二十一条的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和陆宗舆(币制局总裁，1915年的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并举行游行示威等建议。
会议一致通过：一、通电全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誓死力争；二、电致巴黎的中国代表，决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纪念二十一条的国耻日)举行全国游行示威等决议，并决定次日(4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
5月4日下午一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京师大的前身)、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朝阳大学、汇文大学等十四个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纷纷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他们手拿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字样，有的还绘着山东的地图和各种讽刺画。
当学生们正在天安门集会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带着一批军警闻讯赶来，企图以“大总统”的命令解散学生队伍。
学生们愤怒极了，高呼“打倒卖国贼”。
随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表示中国人民的意志，试图使帝国主义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但是帝国主义的巡捕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军警不准大队通过。
队伍退出东交民巷后，便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
警察总监加派二百名警察守卫曹宅。
学生围攻警察，向他们讲道理。
少数勇敢学生则从窗口跳入院内，打开大门，使大队冲进曹宅。
曹汝霖从后门溜走。
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并在曹宅放起火来。
北洋政府派出大队军警，逮捕学生市民32人。
同学们的正义斗争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广泛同情，社会各界对政府当局纷纷提出抗议。
军阀政府不得不在5月6日释放被捕学生。
5月7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学生都在这一天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
5月9日，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下令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5月4日行动的主使人。
当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辞职出走。
北京学生们对反动政府这种反人民的措施愤怒之极，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
要求严惩曹、章、陆三贼；取消诬蔑学生的反动命令。
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北京学生在罢课以后，一方面派代表到全国各地联络，商讨采取一致行动，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另一方面组织演说团，在群众中广泛宣传。
自此以后，北京全城的街道、胡同、游艺场所都有学生活动。
军阀政府则采取极其野蛮无理的手段，制止学生们的各项爱国活动，不许学生举行会议，检查新闻，查封报馆。
步兵和马队在街上往来巡逻，逮捕学生。
5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提交“紧急照会”，威胁军阀政府，要它加紧镇压学生运动。
5月25日，教育部开会：限各校学生三日内复课，否则将予以严厉镇压。
6月1日，军阀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
反动政府的镇压，激起了青年学生更大的义愤，斗争也更加尖锐。
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反动军警逮捕170多人。
北大法科竟被当作临时监狱。
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
6月4日继续逮捕，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又辟北大理科为临时监狱。
皮鞭和警棍，刺刀和监牢没有使爱国学生屈服，反而更增强了他们反帝爱国的斗志。
6月5日，全市出动了五千多学生，其中还有许多中学生，他们组成了三个纵队，到处进行讲演，连警察厅门前的马路也成了活动的地点。
同学们都带着行李、用具，准备坐牢，迫使警察也束手无策。
6月3日军阀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
从广东到黑龙江，爱国运动的浪潮在二十多个省份的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小城市掀起。
从此，五四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运动的中心从北京移到上海。
运动的主力，也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阶级。
首先发动罢工的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上海。
6月5日，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
6月6日、7日和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
罢工工人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之多。
上海工人阶级的罢工风潮，迅速波及各地。
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推动下，工商业资本家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举行罢市。
但他们不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主张“文明抵制”，张贴“幸勿暴动”的标语，甚至还对帝国主义提出“秩序井然”的保证。
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大为震骇。
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使经济生活几乎陷于停顿，对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更是意味着致命的严重威胁。
上海的工商学各界联合会也于6月6日打电报给北洋军阀政府，要求严惩卖国贼，反对在和约上签字。
爱国运动汹涌澎湃地发展着，一个浪头比一个浪头猛烈，一天比一天高涨。
军阀政府眼看“自身难保”，不得不于6月9日和10日批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贼辞职。
这是五四运动的初步胜利。
但拒绝和约问题还没有解决。
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陈独秀因此被捕。
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出通电，抗议军阀政府的这一暴行。
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企图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北京学联立即号召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
18日，山东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进京请愿。
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工人纷纷响应。
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
6月28日是和约签字的一天，中国的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的寓所，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大为震动。
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6月3日之后，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形成全国范围内工学商联合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中国工人阶级以崭新的战斗姿态、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显示出自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锋队伍和领导力量。
毫无疑问，中国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对五四运动获得重大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刊物，编辑书籍，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仅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400多种刊物。
在各种学说竟起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十月革命的道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李大钊同志在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段时间内，写下了不少战斗性的文章。
其中著名的像《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我国第一篇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文。
他还通过在北京大学讲课和学术讲演，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这期间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
许多先进青年纷纷组织进步社团。
李大钊同志和邓中夏同志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恽代英同志在湖北组织了“利群书社”，都在宣传新思想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志这时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
他主持的《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
由于它鲜明的革命色彩，只出了五期便被反动军阀封刊，但却对湖南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全国也有影响。
在社会主义思想潮流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开始出版，《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中文译本也问世了。
经过五四运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投身到工人运动中，马列主义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等地举行了由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我国第一次群众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
《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北京还出现了要把土地、工厂收归劳动者所有的传单。
这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和工人运动相结合。
1920年5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上海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1月上海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9月间，等同志在湖南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与此同时，李大钊同志在北京以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为基础建立了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同志在湖北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广州、天津、杭州、济南等地以及留学莫斯科和日本的中国学生也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留法学生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也于1921年2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
同志在长沙同铁路、印刷、纺织、泥木、搬运等各行业各工厂的工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为工人办事，办学校，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同一时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刘少奇同志等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了机械工人联合会和印刷工人联合会。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邓中夏同志等在长辛店举办了劳动补习学校，组织铁路工人开展了许多工作。
当时还出版了各种以工人为对象的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等等，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指导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
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工人参加罢工的有五六万人，而1921年则达到十三万多人。
1921年7月1日，在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工人阶级战斗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从此以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冲破各种障碍，从胜利走向胜利。
毋忘国耻，振兴中华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你们好
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艰难的抗战征程；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变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肥羊。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让这座世界上最辉煌壮丽的建筑顷刻间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有多少志士任人，多少革命先辈抛头颅，撒热血，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气概，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和众志成城的力量战胜了帝国主义。
沧海桑田，风雨坎坷，伟大的祖国历尽磨难。
我们肩负着跨世纪的历史使命，我们不甘心落后于前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先行者留给我们不怕困难，开括前进的大无畏精神。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
我们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与未来，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祖国的领土不能丢，不能被分裂侵占。
历史的书面仍在不倦地翻动，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呼吁在古老版图上回荡不息，那雄浑的声音使每颗灼热的心为之震撼。
用我们的智慧和勇气扬起理想的风帆
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谱写出前不负于古人，后无愧于千秋万代的历史新篇章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一切探索救国救民的先辈们是中国的脊梁，伟大的抗战英雄是中国的脊梁，而我们，必将成为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脊梁，中国才会有振兴的一日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回看历史 振我中华》。
历史的风，吹翻起六十八年前的那一页。
在我的眼前，历历浮现出，那冰雪覆盖的1935年，那悲痛岁月里的冷嗖嗖的日子。
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张开它的魔爪，伸向了我中华的心脏：华北大地；而此时，卑怯可笑的国民党政府，却居然畏于帝国主义的淫威，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来满足一时的苟且偷安。
我感到了卖国者的卑鄙与可耻。
中华民族，你，陷于内忧外困之中，你的尊严倍受挑畔，你的躯体将被蹂躏。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总是默默企盼：企盼奇迹诞生；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总是默默祈祷：祈祷我们的民族，能够转危为安，能够走出泥泞与困境，驱散开这漫漫的黑云。
而让我，让我们所有中国人最感骄傲的事情是：我们从来没有失望过一次。
在倍受屈辱的民族的背后，总有我们中华的优秀儿女挺身而起。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6000愤怒的北平人们走上街头，高举着正义的旗帜，奔走呼告，勇敢地向卑鄙的暴虐宣战，向怯弱的卖国宣战。
我为你们感到骄傲，我们优秀的中华儿女，你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民族的脊梁；如果，如果我们的民族，没有你，它的生命将是如何的暗淡，它将会走向何等可怕的深渊啊
你以你坚毅不挠的行动，告诉所有的居心可怕的人们：中国人是不可辱的，中华民族是不可辱的。
中国人将为国而声、为国而战、甚至为国而死。
我也知道了，中国因你而精彩。
你使我想起了，志在维新、视死如归的谭嗣同；你使我想起了，抛妻别子、不惮前驱的林觉民；你使我想起了，东渡扶桑、救国救民的秋瑾；你使我想起了，弃医从文、疗救民心的鲁迅；你使我想起了所有为我们中华的独立崛起，探索着、痛苦着并奉献着的人们。
使我想起了，陈毅元帅如是说，“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到中俄战争，从《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重若苦海的苦难，漫漫修远的长路，并没有使东方巨人从此消亡的缘故，正是因为在你们啊，我们民族最可爱的人，正是你们这些以天下事为已任的仁人志士，所组成浴血奋战洪流，揽起狂澜，吹响起我们民族的历史的新的纪元。
. 虽然，我们古老的中国像一艘搁浅的大船，尽管沉重，尽管缓慢，但依然还坚挺着前进的风帆。
同学们，为国而声、为国而战、甚至为国而死，才是一个人最大的骄傲；谁如果在心里没有自己的祖国，谁就不属于人类。
同学们，当你伫足于雄伟蜿蜒的万里长城之上，当你止步于滚滚东去的黄河之边，当你静立在烟波浩渺的渤海之滨，当你注视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之时，你的心中是否感慨难平，是否热情奔涌
同学们，切莫以为只有生在乱世才好为国分忧。
欲报国何须生于乱世，又何止在沙场上拼杀
同学们，我们是初开的鲜花，我们是初升的太阳，我们的战场便是这足下的土地，用我们百倍的努力，学得知识、学得能力，然后用自己强健的双手开创一片辉煌的事业。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如此，都能把自己事业与理想，和我们的民族相融，那么我们的中华民族将不再是可辱的，将会成为能以昂然身姿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
让我们为振兴我们的中华拼搏吧。
要知道振兴中华是我们每位同学义不容辞的职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告诉自己吧，我们的心属于祖国。
老师们、同学们： 我演讲的题目叫《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同学们，想必你们都知道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闯入北京圆明园的事件吧
他们把圆明园内凡是能拿走的，统统掠走；拿不动，的就用牲口搬运；是在运不走的，的就任意破坏。
最可恶的是在10月18日和19日他们为了销毁证据，竟放火烧了圆明园。
这一艺术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就化成一片灰烬。
现在给我们留下的只是几根孤零零的柱子和无尽的遗憾与愤怒。
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也就是九·一八事变。
让全国人民陷入了深深的苦难。
1931年9月18日至25日一周内，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完全控制了12条铁路线。
日军控制的铁路除南满、安奉两路外，对北(平)宁(沈阳)、中东(由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长春)、沈(阳)海(龙)、四(平)洮(安)、吉(林)长(春)、吉(林)敦(化)、大(虎山)通(辽)、洮(安)昂(昂溪)、吉(林)海(龙)、营(口)沟(帮子)各线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控制。
沈阳是我国的军事基地，就在半天不到的时间就占领了。
不是他们攻打占领的，而是我们自己拱手相让给他们的。
在这里我们就看出了当时我们中华是多么的懦弱呀，手无扶鸡之力。
在1840年6月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41年1月英军就侵占了香港岛。
看过《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和电影的同学，一定难以忘记日本人的凶残。
他们杀害了将近30多万人，老人、妇女、儿童一个都不放过。
日本人还举行杀人比赛，看谁杀的多。
在电影里面说他们是禽兽，这些事是只有禽兽才能干出来的。
外国侵略者给我们留下的痛苦，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
日本人到现在都没有死心，一直都还想着侵略中国。
原来的日本首相小泉，去参见敬过神社后，多个国家表示不满。
我感觉他根本看不起我们中国人，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让他刮目相看。
现在中国的科技是愈来愈发达，“神州五号”、“神州六号”等都相继飞上了太空，我相信以后的中国肯定会更发达。
同学们，我们是21世纪新的栋梁，祖国新的花朵，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让祖国更加美好。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让这句话记在我们的心里，永不忘记，激励我们奋发图强。
我的演讲完毕。
谁能介绍一下顾维钧的生平和主要作为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惨败宣告结束，中国是战胜国之一。
举国上下顷刻之间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
盛大的庆祝活动频频举行，人们齐呼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
在国人的眼里，中国从鸦片战争时代开始的漫长寒冬就要过去，在这公理战胜强权的时代，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必将还中国一个公道，取消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然而，巴黎和会迅速把国人的梦想击得粉碎。
几个大国无视中国的反对，也无视他们曾鼓吹的公理，将中国山东的权益出卖给了日本。
消息传回国内，1919年5月4日，愤怒的青年学生率先走上街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发展到6月3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
国内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而在巴黎，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签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中国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在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中，一位非常年轻的代表--顾维钧在和会的外交和最后的拒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往事中国》第三集讲述的就是顾维钧的故事，同时，也讲述了巴黎和会的外交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曲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历史。
一、 立志报国，求学海外顾维钧1888年生于上海。
中国正好是在鸦片战争后，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
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
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
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 you a gentleman
（你还算是个绅士吗
）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留学美国。
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
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
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嘹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
在校的学习，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接到邀请，回国效力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
唐绍仪马上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
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时，他立刻想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
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感到为难，他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
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不同意他的选择。
约翰穆尔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
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
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
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
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8年前，顾维钧赴美留学时，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而8年后他回到中国时，已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三、 投身外交，崭露头角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
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也使日本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
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
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
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
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
于是，其它国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对日本构成了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看到对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国，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
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
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
那一年，顾维钧才27岁，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
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四、 家庭不幸，爱妻去世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
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顾维钧却正在为爱妻的去世深深悲痛。
顾维钧的妻子唐梅是唐绍仪之女，二人感情甚笃。
然而，在1918年有一场疫病席卷全球，今天被称作西班牙流感。
唐梅不幸染病去世，留下了一儿一女。
此时，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
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
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为国出使。
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
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
这一年，他31岁。
五、 内忧外患，矛盾重重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
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它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
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
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
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
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
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
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
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六、 雄辩巴黎，声名远扬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货物王正廷出席。
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
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
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
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
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
因分赃不均。
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
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
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
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七、 断然拒签，名留史册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
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
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
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
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
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
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
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
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
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
同时，我案子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
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
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
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八、 尾声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
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
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纽约的寓所去世。
他一生最后一天的日记只有一句话：这是平静的一天。
当98岁高龄的他离别这个世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不再是弱国外交。
